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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四卷 §§第十一章 生活面面

一 物外桃源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

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森的东湖。湖水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有人说,中国人在生活享受上不如外国人。但如到过武汉大学,你可以改正你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那些擘划者们,至少是把外国人学到了。

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剩下的校舍成为了军官训练团的团部。于是这儿便成为警戒区,或者也可以说是紫禁城了。“最高”兼任着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较大的几座教员宿舍便成了他们的官邸。戒备是很森严的,没有“特别通行证”或各种交通工具的方便的人,根本便无法进出。

我自己很幸运。因为范寿康原是武大教授的关系上,由于他的斡旋,让我把张有桐[1]教授的宿舍顶下来住了。(应该声明,并没有顶费。)我的“特别通行证”,凑巧还保留在手边,那是“洛字第二一八号”,是四月二十六日填发的。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长”的官章,填发员是熊鸿,这人倒不知道是何许人了。

这宿舍在大学区的深处,背山面湖,汽车可以直达。一共是三层,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用人室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浴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假如你要游水,再下一个坡,你便达到那细沙平铺的湖岸了。假如你要登山,再上一个坡,你便达到了珞珈山的山顶。大约在前一定有什么诗人在这儿流连过吧,山名“珞珈”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

我们——我和立群是四月底由汉口的太和街搬到这里来的。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舍,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蜜的回忆。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

二 随风吹散

在好些利用星期到东湖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当中,《大公报》,的张季鸾[2]是很稀罕的一位。

我记得是五月中旬的事,他是和王芸生[3]两人同来,立群还亲自做过饺子来款待他们的。

张季鸾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他和我是日本的先后同学,同属于大高俱乐部(日本帝大及高等学校的同学所组成),而且同是拿笔杆的人。

他和立群,可又算得别有渊源了。

大家该还记得,就在芦沟桥事变前两个月,有一位《大公报》的女记者在上海自缢的事吧?

那就是立群的大姐于立忱了。她是北平女师大出身,因为搞政治活动被入狱,获释后加入了天津《大公报》。但不久得了肺病,便到日本去就医,她是受着《大公报》津贴的。养了两年病,虽然渐就痊愈,但还没有断根。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地明目张胆起来了,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自然不能够坐视。立忱因此也就稍稍有点活动,不料竟受了报方的警告。张季鸾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报馆的津贴是要停止的。立忱被迫便于三月返沪,而于五月自缢了。死时留下了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象是在述怀,也好象是在求恕,一个浪花便永远消逝了。

据立群告诉我,立忱死后,张季鸾在营葬上曾经帮过一些忙,还有意建立墓碑,结果因抗战爆发,没有实现。

张季鸾和立忱是有情愫的,曾经写过很多信给立忱,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忱。魏晋体的毛笔字颇为典丽,署名却都是“幼林”。幼即是季,林即是鸾的音变,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信在复员后我都看过。从那内容看来,张季鸾很明显地是有过不合理的要求,而遭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们便保持了很深切的柏拉图式的爱。——然而这爱,却不料经不住思想的冲突、经济的压迫,终竟溃灭了。

立群对我说,张季鸾曾经向她要过几次,要她从大姐的遗物中清理出来,交还给他。在上海时,因为抗战爆发,没有来得及交出,复员后张季鸾却成了故人了。

就这样,张季鸾是以双重的友谊来访问我们的,我们委实也竭诚地招待了他,陪着他去游了半天的湖,在湖里那座小岛子上的湖心亭凭眺了周围的水光山色。张季鸾似乎也很得意,他还大声地哼出了他最得意的昆曲。

送他们走了之后,我同立群两人在山道上散步。立群告诉我:张季鸾又问起了他给姐姐的那些信,要她设法从上海寄来。他还警告她,“你不要和他们混在一道噢,旋进了漩涡是很危险的噢!”才到汉口的时候,他这样警告过她,今天又这样警告了她。

“你说,他所说的‘他们’里面有没有包含着我?”

“那还消说得。”

“然而不然,我看我的两面派似乎已经快到家了。”

“怎么的?”

“你在厨下做饺子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工作问题。我说:‘工作做不通,为什么要找我出来干宣传,我真不了解。’王芸生批评我‘勇气和决心不够,应该放手做’。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说我脚踏两边船,应该死心地踏上一边。张季鸾便把他的意思补充明白了。他很持重而平淡地这样告诉我:‘有机会多找岳军(张群)[4]谈谈吧,岳军在蒋面前是很可说话的。’你看,他这样对我关切,他所说的‘他们’里面,难道还会包含着我吗?”

“看来,他们今天来还是有意思的,并不是专门来游山玩水。”

“今天的张子房,有时候也要游游山玩玩水的。”

这是我们在那东湖边的山道上随风吹散了的一些话。

三 看起了西园寺

大学下边的游泳场是相当完备的,不仅有水上的设备,还有岸上的娱乐,有茶点,有中西餐,有书可看,是训练团的军官们集中的地方。星期日更有好些党国要人前来光临,情况是很热闹的。

有一天清早,是在七月间吧,我陪着一些人(这些人的姓名也不记得了)偶然走到了我所忌避的这儿,劈头便遇见了张群。他一个人靠在一张帆布睡椅上望湖。这是我们到武汉来的第一次见面,自然免不得要有一番寒暄了。

“很久不见了,好吗?”我和他握着手这样说。

“是啦,我们是很久不见。四月里我有过一封信给你,不是说我们‘彼此多忙,憾无良机把晤’吗?”

经他这一说,我愕然了。

北伐时,在宁汉快要分裂之前,张群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代理过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在南昌是同住过几个月的。我当时在漩涡中看得很清楚,大革命的变质,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毁弃,这位张先生实在要负很大的责任。

大革命失败后,我到日本去亡命。经过了十年,一直到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又才回国来了。回国是七月二十七日,事前是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的。八月初[5]取消了我的通缉令,九月尾上我应“召见”去过一次南京。

张群那时亲自对我说,政府允许我回国,是在庐山会议时他对蒋提出而得到谅解的。通过陈公洽(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再由郁达夫(当时在福建省政府任事)通知了我。那是五月里的事。当时没有公开请我回来,是顾到我的安全。但到事变发生后,我竟“毅然”地回来了。

照这样看来,我是应该向他感恩的了。然而我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为什么要去说情,而他的说情又为什么能够邀准,那秘密我是知道的。

还是让我自己来揭穿吧。在日本亡命,一方面受着家累,一方面受着日本宪兵与刑士的双重监视,无事可做,我便把很多时间费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我在东京先后印行了八、九种这类的研究,借以供家养口。日本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读到了我的书,他恭维了我。于是日本的学术界和新闻界便鹊噪了起来。传到我们贵国更锦上添花,竟说到西园寺和我成了至交,“二二六”[6]事变时,西园寺跑到我的寓所里避过难。造这些谣言的人,起初是想把我送葬的,意思是说,“郭沫若已经准备做汉奸了”。但谁知道却发生了意外的效果。

十年没有过问政治,在专心考古,是西园寺的“至交”,号为“知日派”的张群,难道还不想把这样的人来利用利用吗?所以张群的说情,并不是看起了我郭沫若,而是看起了西园寺;蒋之允许取消通缉令也并不是欢迎我郭沫若,而是欢迎西园寺呀!

虽然抗战了,南京政府一直在和日本勾勾搭搭,而张群和张季鸾也就是这勾搭的主要引线人。他们之所以要我回国,其主要目的也不外是要一位“西园寺的至交”来帮帮这样的忙而已。

话得说回来了。四月间三厅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张群向我推荐了一个人,拿着他的信来见我。这人的姓名我不记忆了,是张群的亲戚,一位日本留学生。编制已经满了,无法安插。如推荐为设计委员时,资望又不大够。我倒很坦白地回了一封信去,希望张群直接去信给陈诚,陈诚一定会买他的账,可以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出来的。

这件事以后没有下文。但没有想出隔了三四个月,我们在东湖第一次会面,而张群却把那推荐书的辞句记得那么清楚。

愕然之后握别了。以后这位张“大宰相”便和我很少有私人的交际。虽然有时在会议场上见了面也点点头,但谈话的机会却是很少的。

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我知道他一定在后悔,他是认错了人。然而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始终没有把人认错。

四 坐朝论道

军官训练团是高级将领的短期训练班,受训者是将官阶级,大抵是由远远的各战区调来的。以三个月为一期,在武汉时代只办了两期便结束了。

做到了将官还要调来受训,从表面看来当局对于军事科学似乎非常重视,而其实是别有用心的。那主要是一种封建的洗礼,用以收拾杂牌或分化杂牌而已。

中国社会是尊师重道的,每家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近年来“君”虽然变成了“国”,而“师”的地位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却是更加隆重了。当局在训政,“师”不就等于“君”吗?这都还太空泛。假使高级将领一受了训,那就本来是分属君臣的,更兼谊契师生而情同父子了。“最高”一人岂不便在受训者的祖先堂上占了五分之三的香位,直“与天地参”了吗?

知道这通算盘,你便可以知道为什么总有人爱当校长,爱训练军官。算一下吧,黄埔军校的校长,陆大的校长,警官学校的校长,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前任中央大学校的校长,……俨然是一位泛校长主义者。而军官训练呢?搞过庐山训练,眉山训练,现在又是珞珈山训练了。

就在这珞珈山训练的时候,我相信恐怕就是师道的尊严登峰造极的时候。尽管敌人在毫不容情地凌厉,然而全国民情振奋,都一心一意在拥戴着一人,作之君而作之师。自有历史以来,任何帝王的金冠,我不相信还有比这“民族领袖”的徽号更加辉耀的吧?

请看这辉耀的最集中的表现吧。每星期一例行的纪念周,这时是联合举行,所有武汉三镇党政军高级机关的高级人员,都奉命到训练团的团本部来参加,小汽车不用说要象龙虱过街一样布满武汉大学的校庭,霎时间真显得是猛将如云而谋臣如雨。

请看那座两面全是玻璃窗,可以容纳两三千人的高大礼堂吧。仪式将要开始之前,左文右武,整整齐齐,济济跄跄。在那武将班头,你会经常看到好些威风八面的将军,一个个佩剑戎装,精神飒爽,真是满颈子的星斗,满肚子的军粮呀!文臣要逊色一些,因为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已经搬到重庆去了。但也不要失望,你在这儿也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候补“大宰相”,候补“大汉奸”,而阴阳界的小区区也是僭列在里面的。

忽然军乐齐鸣,全场肃然鹤立。如此三五分钟,那位“与天地参”者,稳移玉步,跨进礼堂,眼睛在睥睨,嘴唇在紧张,白手套分外的白,三星牌分外的黄。两肘略弯,两臂略弓,这一略示的随便,分外的鹰扬。而后面则跟着“袖珍本”陈诚,“盖世太保”戴笠[7],登坛分站两侧,一如关平、周仓。威仪之盛,呜呼,应叹观止矣。

一切到这里为止,场面是很庄严的,但可惜是有声影片,主角演员一发出声来,情调可就要打破了。

乐止,行礼如仪,训话开始。一种咬字不准确的宁波官话从尖锐而亢燥的嗓子里很勉强地逼出,为了调整脑细胞的联系,每一句话中,差不多都要插进一些“这个是”。多的时候,甚至可以插到五个。

“今天啦,哎这个是,这个是,要给诸位,讲一讲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亲亲与尊贤’。(贤字的声音被读如县,并特别拉长而打一个漩涡。)

“哎,这个是,这个是,哎,这个是‘中庸’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呵,治国平天下之道呵。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要亲亲与尊贤。

“什么叫亲亲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凡是本党的同志就都是亲。凡是本党的同志,我们都要亲信他,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亲亲。

“什么又叫尊贤呢?哎,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不是本党的同志,只要他有本领,哎,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就叫他做官。……”

这样的一篇大道理,翻来复去,差不多要讲一个钟头,不过“这个是”起码要占四十分钟。

但有时候却不讲“中庸”之道,而是即景生情地怒骂起来,骂得来真是脸红筋胀。假如有戴军帽不整的,他必然要骂他侮辱军人人格。(那时候还不兴美国式的歪戴帽子的风气。)假如有谁从裤包里搜出了抄本来,他必然要骂他不懂西洋规矩,替中国人丢脸,西洋人的裤包是藏擤鼻涕手巾的,如何可藏抄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日本人才来侵略我们,欺负我们了。……

但是好,这样骂人的时候却是口角生风,不再有“这个是”的打搅了。

五 御前会议

日期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八九月间的事。日寇在南海的一个岛子上登陆。(我记得好象就是西沙群岛,登陆后不久又撤退了。)[8]

为了这事,蒋邀请了七八个人在汉口的官邸里吃夜饭,商量怎样来宣传。

被请的人中,我记得清楚的,有张季鸾、陈博生、王芃生[9]、陈立夫和我,此外还有一二位,却怎么也想不出来了。侍从室的陈布雷,他是以招待员的身份,斡旋于宾主之间的。

大概顾虑到我的听觉不敏的原故吧,陈布雷把我安置在蒋的旁边。其次便是张季鸾、陈博生等,在一个不甚大的楼上的客厅里坐满了三方,陈立夫坐在座尾上。

蒋开始提出了问题:日本人登陆某岛,你们怎么看法?

他侧问着我。照次序该我说话了,我也就只好说出了我的见解。

“这可能是日本海军向英法,特别是英国的试探。假如英法没有什么反应,他可能在华南发动战事。日本人的陆军派和海军派,意见是不甚一致的。陆军主北上,海军主南下。陆军派在张鼓峰试探了一次苏联,失败了,故海军派又到南方去试探。”

“英法会怎样呢?”

“我估计英、法会不动。英、法在东方的军事准备不够,在欧洲更采取着绥靖政策,他们会作壁上观的。”

“日本人的第二步呢?”

“日本人是攻弱不攻坚的,只要英、法不动,日本人便会大动。”

“该怎么宣传?”蒋考虑了一下,又这样问。

我没有懂到他所问的意思,只好说:“只好用实力回答了,发动华南民众……”

“不,”他插断了我的话头,“我是问该对英、法怎样宣传啦?唵?”

这一追问,使我更加茫然了。我是认为英、法是不会动的,又怎样去向他们宣传呢?我踌蹰着没有再回答。

蒋的视线向众人瞻视了一巡,接着连连说:“该怎样宣传啦?唵,该怎样宣传?”

奇妙得很,大家都望着没有回答。

“我看啦,唵,”停了一会,结果是蒋自己说出了,“这个很是严重的。这个是,哎,这个是,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我们应该,这个是,把英、法鼓动起来,要他们出来这个是干涉。要是他们不动的话,哎!这个是,这个是,他们的利益就要受侵害的。英国的香港、南洋,法国的安南[10]、广州湾,就要受侵害。还有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啦!英国是不能坐视的。唵?唔?这个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啦!这个是,哎,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是这样宣传啦。唔!唵?”

大家都表示好象得着了天启的一样,点头的在点头,称是的在称是,而张季鸾更持重安详地说话了。

“委座的看法是很透彻的。英国自从把日、英同盟废弃以来,一直就在防备日本。英国人是重实利的民族,自己的利益受了威胁,是决不会坐视的。今天的太平洋上是日本与英美的冲突,我们把事件的深刻意义和危险性向他们说明,假使能由英、美、法三国联合起来干涉,就跟以前三国干涉使日本退回了辽东半岛一样,日本的大东亚侵略战都可能适可而止啦。”

问题就这样得到一个结论,向国际宣传,强调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决定由陈布雷整理出一个声明来,明天见报。

吃饭了,在邻接的餐室里一条长餐桌上,四菜一汤,是中餐西式的吃法,量不多,大家都吃得非常客气,毫无疑问是谁也没有吃饱的。

这样的御前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的。以后在武汉快要撤退前,我也还参加过一次。但那一次讨论的是些什么,我却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在来宾里面,又添了朱家骅、张公权[11]、胡愈之三位。

六 妇女工作

一般地说来,武汉时期的妇女界是非常活跃的。尽管希特拉的徒子徒孙们在高喊着“回厨房去”,在反对“花瓶”,而进步的大姐们却不顾一切地在埋头苦干。象上海时期那样上前线的机会,在战地服务的机会是减少了,而慰劳、保育等切实的工作却更唤起了广泛的注意。内容决定形式,呢绒哔叽换成了阴丹士林,不也就是一项极显明的形象化吗?

在这时,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12]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使不少的孤儿,在战争中失掉了父母的,保留下了他们的小生命。另一个是难民妇女工作队,负责人是张启凡、胡绣枫[13],立群也在参加。这后者,是把难民收容所里面的年青的妇女们发动起来,为伤兵服务。人数虽然不多,只有一百人左右,而工作却很有条理。她们经常分组轮流到各伤兵医院去替伤兵写家书,洗衣服,任烹调,打扫病房等。这不仅使伤兵得到了切实的慰劳,而且把难民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倒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虽然在外表上毫不显得辉煌。

据立群告诉说:伤兵的生活是够悲惨的。他们大都不是重伤,假如是重伤,早就被丢在战地里死掉了,但一个个都被弄成了半死。医院的办事人是极不负责的(伤兵医院是贪污腐化被暴露的最先例),不上药,不换绷带,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充分的饮食,没有干净完整的被褥,有的甚至没有病床,垫着几根草就睡在水门汀的地面上。伤兵们当然是痛苦不堪,悲愤莫名的。单是一身的虱子也就可观,任凭你怎样洗都洗不干净,看见这些情形真是令人生气,但是谁能奈何呢?

工作队的经费:主要是靠着慰劳总会津贴的,但有时也向宋美龄[14]所领导的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去领洗衣用的肥皂之类的物品。据说这样去领取物品却是最伤脑筋的事。在妇总里面有几位死硬派的女豪杰,以陈逸云[15]、唐国桢为首,一切都是包而不办。谁要办,她们就尽力破坏。你去领肥皂吧,她就说你浪费,要出风头就得自己出钱。她们把别人的服务认为是出风头,但其实谁还有她们的风头出得够呢?

这儿有宋美龄“九一八”劳军的故事,当然也还是立群告诉我的(这时我到第九战区去了)。

“九一八”要到了。武汉各报上早就大事宣传,宋美龄要在当天亲自去慰劳伤兵。这可把伤兵医院的人们忙坏了。他们拚命地打扫,整顿,布置,就象要过新年那样。奇妙的是睡水门汀的有病床了,每人都盖上了崭新雪白的被条,药品和绷带都换上了。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第一夫人”出现了。身穿蓝布工人装,脚着帆布胶底鞋,被一群同样装束的女豪杰们簇拥者。好平民化呀,没有坐汽车,而是走路来的!雪白的大夫和护士们今天也特别的整齐严肃,在前面开道。中国制片厂、中央摄影场、中央社、新生活社,一切的开麦拉曼(摄影师)都动员了。于是伤兵医院变成了好莱坞,一些半死半活的伤兵也就成为了演配角的临时演员。演员们的报酬呢?就是“第一夫人”亲手散发的毛巾一张,罐头一听。

主演者的飒爽的丰姿是很不错的,有人说她比得上英格丽·包曼[16]呢!

镜头拍了,天使之群一窝蜂地散了。慰劳品的罐头由妇女工作队的人替伤兵们打开了来,一罐二罐都是黄豆。怒不可遏的伤兵们通统痛骂起来了。

“她妈的!谁稀罕她妈的这臭黄豆!把老子们来开玩笑!……”

骂得真是厉害,可惜那“第一夫人”已经走得天远了。

然而还有戏在后头呢。“九一八”一过,那崭新雪白的被条又不见了。睡水门汀的人又睡在水门汀上,床和被条又钻进那里去了呢?

[1]张有桐,字百高,一九〇七年生,江西萍乡人。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兼大学秘书,一九三八年五月离职。

[2]张季鸾(1888—1942),原名炽章,陕西榆林人。曾任天津《大公报》主笔。有《季鸾文存》。

[3]王芸生(1901—1980),河北静海人。曾任天津《商报》、上海《大公报》总编辑,《国闻周报》主编。著有《台湾问题》、《由统一到抗战》等。

[4]张群,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重庆行营主任、四川省主席等职。

[5]应为七月三十一日。

[6]作者原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军部法西斯暴动,杀害了好些政府要人,西园寺亦被威胁。

[7]盖世太保,德文gestapo的音译,德国法西斯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称。戴笠(1896—1946),字雨农,浙江江山人。一九三二年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一九三八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军统)局副局长,一九四三年兼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8]作者原注: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寇海军在海南岛登陆。这是在重庆时的事,记忆有误。

[9]陈博生(1891—1957),笔名渊泉,福建闽侯人。抗战期间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日报》社长等职。王芃生(1893—1946),原名大桢,湖南醴陵人。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抗战期间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研究所工作。

[10]即越南。

[11]张公权(1889—1979),名嘉璈,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12]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法学家。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 曹孟君(1903—1967),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抗战期间任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常委、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妇女生活》杂志主编等职。

[13]张启凡,一九〇六年生,广东南海人。教育工作者。胡绣枫,一九〇九年生,河北宣化人。作家。

[14]宋美龄,一八九七年生,广东文昌人。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全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抗战时期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著有《西安事变》等。

[15]陈逸云,广东人。时任战地妇女训练班大队长。

[16]英格丽·包曼(1915—1982),通译英格丽·褒曼,原籍瑞典。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好莱坞拍片成名,三次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一次最佳女配角奖主演有《煤气灯下》、《战地钟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