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了武汉

粤汉路的火车，费了三天三夜把我们驮到了徐家棚车站。那是九号的傍晚。在昏茫中胡乱地接受了汉口的一家小客栈的招帖，受着接客先生的领导，渡过了江。

客栈小，已经人满为患，但在楼上却替我们通融了一间大房出来。鸦片烟的臭味，麻将牌的闹声，神女们的惨笑，这些倒很协调地在奏着美国式的爵士音乐，整夜向我们围剿。然而武汉已经是抗战的心脏了！

第二天和警备司令部通了电话，并打听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出乎意外地更打听到叶希夷（挺）也在这里，已经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1]。我同时和两个办事处也通了电话，周公（恩来）在开会，接电话的人要我到下午三点钟再打电话去。希夷接到电话，却答应先来看我们，叫我们在客栈里等。

不一会放了警报。当时的汉口，对于一般市民还没有防空设备。预行警报中，街上虽然也有不少的人在乱跑，但大抵是跑到江边或郊外空旷处去躲避的。不高兴躲的人，也就根本不用跑了。我们也没有跑，一直把客栈房当成了防空壕。在紧急警报放了之后，只有这时，全市是悄静无声。我为了好奇，曾走出骑楼去望了望，受到街上防护团员的干涉。这干涉可非常严重。不一会防护团员集中了好几个人，涌进楼房里来了。

来势凶猛得很，大有非把我逮捕起来不可的冲劲。他们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只差没有说出口来，而我却替他们说出了。

“你们以为我是汉奸，在骑楼上跟敌机送信号，是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说！”一位承头的中年人，抓着我的左手膊，摇了我好几下。

跟我同来的苏君，他着急了：“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礼，这是郭副主任！”

“副主任？什么副主任？”承头的仍然不服气的问，不过气已经有点软了。其他的人更失掉了初来的勇气，有的已经在朝门外退。

“什么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你们忘记了？”

这是北伐当年的旧官衔，就和“死诸葛”骇走了“生仲达”[2]一样，这旧官衔却骇走了防护团。北伐当年的总政治部，在武汉是有过威风的，我在当年也常常参加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这几位准备来抓我的人，说不定都听过我的讲演。于是他们起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角度转变，开始向我道歉起来了。

这样一来，倒弄得我有点难乎为情。本来是我做错了事，反惹得别人来道歉。

二　“委屈”

警报解除后，希夷来了。

我们在三个月以前是在南京见过面的。那时候在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由他担任军长。经过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是就绪了。他的办事处才成立不久，但说不定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不久便要上前线。

我问到他：陈诚这次找我来是什么意思？

“不外叫你做官吧，”希夷回答说，“把你羁縻着啦。我们去找找周公，他一定会知道得更详细。”

“我刚才打了电话去，接电话的人说周公在开会，要我三点钟再打电话去。”

“那怕是接电话的人不知道你。……不过，他们确实是很忙的。那吗，我们这样吧，先去看看黄琪翔[3]。”

我便被希夷拖着到法租界的璇宫饭店去见到了黄琪翔。由于他的陈述，我才戳穿了一个闷葫芦。

原来国民党的军队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大家的意思要“委屈”我来担任第三厅的厅长。

“这实在委屈了你，”黄琪翔好象已经做了副部长的那样，很客气地说，“陈诚的意思原想设三位副部长，但‘老头子’说别的部都只有两位，政治部不好设三位。不过另外还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便是一方面聘你做指导委员，这样表明你的地位是在厅长之上。我自己呢，”琪翔接着说，“可能要兼第二厅的厅长。”

“要说委屈，倒委屈了你们啦。”我回答着，“地位我倒是满不在乎的，你们能保证有工作做吗？”

“你做厅长当然有工作了，倒是副部长是空架子呢。”

“做卖膏药的工作？老实说，我实在是做够了。问题是能不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

“慢慢来吧，今天还不敢怎么说。假设我做了第二厅厅长，我相信和你的宣传，准定配合得起来。”

“不过我可相信，第三厅厅长可以让我做，第二厅厅长决不会让你做。”

“现在恐怕还说不定……”

“老郭的话是对的，”希夷接过去说，“我也是敢于相信的。假如‘老头子’会让你做第二厅厅长，他为什么不让你或者恩来做政治部部长呢？你在保定（军官学校）不是做过陈诚的老师，恩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原祖[4]吗？就让老郭做其实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叫陈诚来做呢？”

“你们都未免太理想了一点，”黄琪翔也有点无可奈何地这样说，“其实已经是进步了，比起陈立夫做第六处处长来啦！”

这话在当时是谁也不好否认的。第六处便是新政治部的前身，那也是抗战开始后才在军事委员会下边成立的机构，现在又要改为政治部，由陈诚来代替陈立夫了。这在当时，倒的确有点象，不仅换了汤，而且换了药。作为药的成份不是连***和黄琪翔都要加入了吗？

从璇宫饭店出来之后，希夷要我们索性搬到他的办事处去住，我们自然是很高兴的。于是便从小客栈移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三　“一道去挤”

晚上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公的房间里，看见了周公、颖超、王明[5]、博古[6]、林老[7]和董老。

王明是第一次见面，博古在三个月前在南京见过一次，其他都是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十年后又能在武汉重见，的确算是一个奇迹了。

这儿和新四军办事处只隔一两条横街，同在日本租界里面，原是日本人的一座什么洋行。但只有这儿的情形完全不同，空气是十分紧张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忙着工作，没有看见一个闲人。

大家热烈地叙了旧情之后，便谈到了恢复政治部的事情。

周公所说的情形和黄琪翔所说的差不多，但他说到第二厅厅长来却和我们的见解相同。他说，那是不会让黄琪翔或其他第三党的朋友兼任的，可能落在范汉杰或者康泽[8]的头上。——这推测是准确的，隔不了好久，康泽果然被任为第二厅厅长。

我在那时，表示了我不愿意干的意思。我首先说：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于做这样的工作。其次我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

我这些话却受了批评。主要是王明表示了意见。他说，目前的局面是靠着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撄。能够在两方面都通得过的人，目前正感需要，还少了一点。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工作。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共产党首先便能谅解，青年们的谅解是不成问题的。

这样的话，虽然说得我无法反驳，但我并没有到心悦诚服的地步。我只漠然地感觉着工作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反动派的顽固，我是领略够了的。北伐期间我领略了两年，抗战以来也领略了四个月，冰炭要想相容是可能的吗？而且还有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大敌当前，日寇的顽固，我更是前后领略了二十年来的。我们的工作假使没有效果，要受历史上的批评。

周公说话了。他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接着是另外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

四　傀儡的试探

南京的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虽然都搬到重庆去了，但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集中到武汉来了。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

《新华日报》[9]创刊了。邹韬奋和柳湜[10]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11]，空气的确是在变。沉睡了十年的武汉，似乎又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

当然，我是尽量地领教了各方面的朋友们的意见。使我感觉着有点惶恐的，大家的意思差不多都一致地认为时局在逐渐好转，而我的退撄是大不应该。我们平常在批评国民党的关门主义，今天在打开门了，而我们却不肯进去，这不是授国民党以口舌，让他们再关上大门吗？就再低一点的位置都要就，千万不应该考虑到地位的高低！

我受着这种进步意见的促迫，实在不应该再有二句话好说。何况第三厅厅长的位置何尝低！据说厅长的官阶是中将，这在别人已是求之不得的了。我自己是标榜着“救亡工作者”的人，难道还要高抬自己的身价吗？

然而，不幸得很，进步的虽然尽管进步，而在不进步的一方面，情势却丝毫也不显得进步。单从政治部的人选上来说吧，其后逐渐明了了的，是第一厅厅长贺衷寒[12]，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13]，都是复兴社[14]的几员健将。和这样的一群人物，我能够去共同工作吗？特别是第三厅副厅长的刘健群，这到底是一位监军，还是事实上的厅长，而让我做一名傀儡呢？

陈诚本人那时是红得发紫的，他曾经到太和街来访问我三次。他不会是专门来访问我。太和街二十六号本是希夷的办事处，里面还住着陈铭枢，周公也是住在近处的。每逢他来，同时也要把周公请了来。他每来一次，总要谈到我的就职问题。头两次我只答应他，愿意帮忙设计。到了第三次，刘健群的副厅长已经揭晓，我便更有所借口了。

“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的吗？”

陈诚的大名倒不愧是“诚”，在不经意之间，竟把他们的用心透露了。这不分明是要我做个傀儡！

地位是不必计较的，工作是应该争取的，但是，傀儡呢？

五　二月六日

二月六日——

这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陈诚请吃中饭，我在头一天晚上得到了通知，但奇妙的是同时请了黄琪翔，却没有请***。我揣想：这里可有什么文章。于是在六号上午过江赴约的时候，我把阳翰笙[15]也拉着一道去了。翰笙的职务是商量好了的，万一我做厅长，他便担任秘书。在这一天呢？更是要委屈他，担任我的耳朵了。

到了陈诚的公馆，果不出所料，并不是寻常的请吃饭，而是召开第一次的部务会议。除掉恩来之外，所有拟议中的高级人员都到了。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16]，总务厅长赵志尧[17]，第一厅长贺衷寒，第二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加上身份未明的翰笙和我。

在吃饭之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有一则是集中攻击女职员，他们认为政治部应该以不用女职员为原则。贺、康、刘三位主张得最坚决，以为用女职员有百害而无一利。陈诚也表示赞成，他说他最不满意的是女子穿军装，头发用电烫，脚上有的还要穿高跟鞋，真是对于军人的侮辱。他说，他以警备司令的资格，以后要严加取缔。

在吃饭之后，正式谈话要开始了，弄得我有点进退维谷。我同翰笙商量了一下想先退席，翰笙主张听听他们的高论也是好的。结果我们留下来了。

先颁发了几张油印文件，其中有一张是《政工人员信条》，这是我初次在武昌和陈诚见面时，替他拟的，据说得到了“最高”的批准，决定作为一般政工人员的手则。在这里的第一条，明白写着这样的规定：“在彻底从事抗敌救亡的原则之下精诚团结，全体人员不得以个人或所属党派利益为本位，从事个别活动。”这在当时是国民党的正式文件承认各“党派”的第一次表现。但在另一张文件（名称仿佛是《政治部组织大纲》）的前文里面，却特别强调着“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我看见了这三个“一”，弄得来更加如坐针毡，浑身都在发烧，差不多快要光火了。

会议开始了。部长、副部长、秘书长、总、一、二厅长都说了话，但只是报告了些筹备上的经过，倒也并没有什么“高论”。顺次轮到了我，陈诚便请我说话，我也就只好发言了。

“首先要告罪，”我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

我这样一说，弄得陈诚满脸通红。

“因此，”我继续着说，“我并不是以第三厅厅长的资格来说话，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资格来说话。”

我在这样的冒头下边，承认我自己在精神上并没有作到接受这个任务的充分准备。

“宣传工作，”我继续着说，“在一般人看来，好象很轻松，但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对象来说，有军队宣传，有国际宣传，有对敌宣传。从方法上来说，有笔舌宣传，有艺术宣传，而笔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部门。这里须得有不少的专家来参加，决不是做厅长副厅长的一二个人便能够了事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设我们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找不到。”

康泽、贺衷寒等人在面面相觑。

“因此，我以朋友的资格，”我又重说一遍，“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连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任何人来做厅长都可以，但首先总要把这些原则弄好，不然，谁也不能希望工作会有成效！”

我把话说完了。陈诚说都可以照着这些话做，以后可以尽量商量。

接着，会也就散了。

六　逃走

自己实在是不愉快，今天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还在那儿耍手段呢？

当我们回汉口，坐在轮渡的舵房窗口的时候，我对着翰笙，把自己的意思说明了。我在当天晚上便要往长沙去，请他把开会的情形去告诉周公，希望也把我的意见向他说说。

他们今天既是召开部务会议，为什么不先向我们说明？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一点。既开部务会议，为什么又不请周公？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二点。刘健群的委任，事前并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合作？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第三点。

要我担任第三厅，我的要求是，至少应该争取到这样三个起码的条件：（一）工作计划事先拟定，不能受牵制；（二）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三）经费确定。今天，这三项一项都没有提到，没头没尾地便把我拉上台，这倒类似乎强奸了。

我担心去见了恩来，又会被朋友们挽留下来，便决意不去，只请翰笙一个人去。

翰笙也赞成了我的这些意见。他说：工作是要争取的，但绝对不能苟且。他相信，周公会同意我的意见。假使我去长沙，翰笙说，他自己也想回四川去省亲去了。

我们在日租界分了手，我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

我立刻收拾着行李，十万火速地准备出发，就深怕有人要来捉拿我的一样，弄得立群和苏君都有点诧异了。

我只对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那我们虽然远隔了，但是，是后会有期的。颖超很关心你，你的一切行动就请依照颖超的指示吧。

那时候，希夷已经上前线去了。同住在二十六号的虽然还有不少的人，但我向谁也没有告别，便各自走了。就只让立群和苏君两人送我。

立群沉默着，一直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过了江，又到了徐家棚车站，时候也依然是黄昏。回忆自然是免不了的。从广州到达这儿，不知不觉地便过了一个月，时间真是过得好快！

我已经上了车，从窗口上望过去，看见月台的那一边，翰笙和李一氓[18]跑来了。我还有点担心：他们是来挽留我的吧？怕要把我拉下车去。但我的靠着一鼓作气的逃跑，实际上已经有点回旋的余地了。我同立群的感情早已到了难于分离的程度，我这次一个人跑掉，看见她那沉默的态度，知道她心里是有些忧郁的。我不走，不也是可以的吗？心里同时也在这样问。

翰笙们跑拢来了。

“呵，好得很，我们还怕赶不上呢！我们是到过太和街的。”

他高兴着这样说，隔着车窗递了一个字条给我。那是周公写给我的：

“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你愉快。”

当我把字条看完了的时候，翰笙又在窗外接着说：

“告诉你，我也很快就回四川去了。假使明天有船，就在明天。”

开车的哨子响了，大家都愉快地和我握手。立群也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但她却始终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

[1]即“新四军军部筹备处”。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叶挺就任军长，一月下旬军部迁至南昌。

[2]事见《三国演义》第一○四回。

[3]黄琪翔，抗战时期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和青年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

[4]***曾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出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次年十月任广东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开创者。

[5]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抗战爆发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国，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其间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六届六次会议后去延安工作。

[6]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抗战时期先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7]即林伯渠，抗战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8]范汉杰（1895—1976），广东大埔人。抗战时期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长官部副长官等职。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抗战时期任复兴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等职。

[9]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创刊于汉口，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往重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政府封禁。

[10]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新闻工作者。全国各界救国会创办人之一。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参加主编《全民抗战》等刊物，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等职。

[11]一九三七年八月邹韬奋等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次年七月七日两刊在武汉合并，改名《全民抗战》，初为三日刊，后改为五日刊、周刊，一九四一年二月被封闭。

[12]贺衷寒（1900—1972），字君山，湖南岳阳人。抗战时期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

[13]刘健群（1902—1972），原名怀珍，原籍江西吉安，生于贵州遵义。复兴社特务头目。

[14]全称“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国民党内带有特务性质的派别组织。一九三二年成立，一九三八年四月取消，原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

[15]阳翰笙，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6]张厉生（1901—1971），原名兴周，字少武，河北乐亭人。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等职。

[17]即赵志壵（1895—1962），字塙士，后改字淳如，浙江青田人。

[18]李一氓，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