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部内的人事波动

我们在把工作向战区和前线推进，而早就在消极抗外、积极防内的反动派也正尽力策动着他们的反推进。

这首先表现在政治部内上层人事的波动上。

自从敌人加紧进攻武汉以后，陈诚忙着第九战区的军事指挥，差不多经常住在前方，部内的工作难得兼顾了。两位副部长周公和黄琪翔，在工作上论理是可以更多发挥些自由的。我们的工作多少得到推进，主要就是靠着周副部长的领导。黄琪翔至少在消极方面还不妨害我们。

有一次是咸宁出了一件案子。咸宁县政府把一位在境内从事民众工作的中共同志，抓起来关了，有公文到政治部来请示处理办法。——这应该是省政府职权内的事，由于陈诚又是省政府主席，公文的呈递绞了线，便落到了政治部。张厉生已经批了“拟饬令严办”，秘书处作为例行公事呈上了黄琪翔。黄把它给周副部长看了。这是违反国共合作的原则的，周副部长便给予了一番严厉的批驳。问题不用说弄到“老头子”那里去了，后果自然也就落在黄琪翔的头上。

在这件事之后不久，黄琪翔被调任为第五战区的副司令，免去政治部副部长职。这是一种左迁了。张厉生和贺衷寒都升了官，张厉生升为副部长，贺衷寒升为秘书长。这一升调是具见匠心的。一方面给予黄琪翔那样的人知道：孩子，你不要太认真，以为我们认真在联共！另一方面是加强了防共阵线——在前是两位副部长对一位秘书长，不仅是二比一，而且还是上克下；现在是一位副部长对一位副部长加秘书长，不仅上克下的形势消去，更反而成为一比二了。

这事的发生是在“七七”纪念后不久，我自己是感觉着很大的不愉快的。我曾经发生过辞职的念头，有三个整天躲在珞珈山的寓所里，没有上厅去办公。朋友们知道了我这个意思，也有表同感的，象张志让和董维键便曾经写信给我，愿意共同进退。我自己始终感觉着在反动派的控制下，工作是无法展开的，即使展开了一些，但一切都无从兑现，宣传就等于欺骗，岂不是我们在帮助反动派陷害老百姓吗？我希望能在更自由的天地里去做工作。当然也还有些个人感情夹在这里面。照部内的公文程式，厅长打报告或请示，是要“谨呈秘书长某转呈部长、副部长某某”，而自称“职某某某”的，我已经向陈诚、张厉生之流称了将近半年的“职”，现在连对贺衷寒也不能不称“职”了。这等于做皇帝的人称“儿皇帝”，的确是要有点大本领才能够做到。我自己不想隐讳，我是自尊心相当强的人，委屈到要向贺衷寒称“职”，实在还须得经受一番锻炼。

那次是周公向我动了声色。

我三天不上办公厅，弄得厅里有点人心惶惶起来，事情也就自然为周副部长所知道了。他在第三天晚上请我到他寓里去吃饭，三厅的负责朋友们多在座。

我们检讨了一下三厅的工作，周公认为，这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我们要提醒群众的意识，认识自己的力量，而同时也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我们也检讨到部内的人事波动，我便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说，三厅的工作我自己的贡献很少，取下我这顶帽子，三厅的同志们依然可以干下去。再要在贺衷寒下边受气，实在有点吃不消。

向来炯炯有神的周公的眼光仿佛要着火了，他向着我诘问了一句：那吗怎么办呢？

他看我沉默着，又补充了一句：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

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打消了我的怠工。

二　申斥与召见

八月十五日是当时的国际青年节，胡愈之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在《新华日报》的社论栏内发表了。我是题了几句话。[1]大意是：我们对于青年应该让他们自由发展，就如象培植树木一样，只要充分给予以阳光和养分，免受风害虫灾，它自会成为栋梁之材；不好任意加以拴束剪削，那样即使成功，也不过是些盆栽小景而已。[2]这当然是有点讽谕当世。

本来青年教育是应该没有什么国界的，更何况国内在讲团结，国共已经在合作了，而苏联更是唯一的与国，给了我们很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空军义勇队更不惜以他们的鲜血洒向我们的国土。（那时候美帝国主义正拚命把汽油、废铁、军火、棉花输向日寇，大赚其钱，让日寇一转手用来屠杀中国人。）我们就做做文章，题题字，来纪念纪念这个青年的节日，就作为外交上的礼仪似乎也不算失格。

然而这一件事却闹出了一个大岔子。

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我接到陈布雷的一封信，他说，愈之的文章和我的题辞，“委座”表示不满意，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在有色彩的报纸上发表文字。同时在信里面附了一份剪报，便是愈之的那篇文章，由那位“委座”用红蓝笔连批带骂地弄成了一个三色版，怒不可遏地写上了好些恶毒的短句。（这篇资料，前几天宋云彬[3]告诉我，说他还保存着的，可惜一时检查不出。）

龙颜既经大怒，小臣们也就只好写了一封信回答侍从室，以表示“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了。

自以为这样便可以了事的吧，因为申斥只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究竟还给了一点面子，事情倒好象并不那么严重。然而更出乎意外的，接着却又来了一次召见。

这次的召见是在汉口，因为武昌省政府已经中了弹，炸得一塌糊涂了。侍从室和军事委员会都已经迁到汉口办公。

那是一座大洋房的底层，一条有窗壁的走廊上，隔窗不远便是砖墙，但光景倒也并不怎样阴森。

召见者在一个角落里，一张条桌前坐着，站起来迎接了我，要我在他的对面夹桌而坐。

照例是寒暄几句之后也问问工作，再之后，便提起愈之的文章来：“唵，那文章实在做得不好，唵，那是不好的！”

是带着笑容在说，脸色很红润，有点嫌薄的上嘴唇在作龋齿式的微微痉挛。

“公务人员啦，不好在，唵，有色彩的报上，发表文章。这是不好的，唵，这不好。要发表文章，唵，最好，唵，是在《大公报》，唵唵，那样中间性的报纸。唵，唵？”

我自然在一旁洗耳恭听，在心里只希望他说快一点，少说几个“唵”，然而他却老是那样好整以暇地“唵”个不停。

“唵，你们，唵，替国际青年捧场，唵唵，为什么不替我们的三青团捧捧场呢？三青团啦，唵，宣传的事，唵，要仰仗你啦，唵唵？”

这倒弄得我真是有点“诚惶诚恐”了。三青团成立后，陈诚做书记长，康泽被调去做组织处长，而宣传处长一直是虚悬着的。

“帮忙宣传宣传啦，唵，要仰仗仰仗你。唵……”

他有点含胡地在说，我也含胡地回答了一些：力量做得到的，当然要帮心，不过三厅的工作已经够忙了，还有对敌宣传工作，事实上连这一部分也都没有做好。

召见者和我客气了一下，我趁他好象没有话再说，便起身告辞。但等我要走出那走廊的时候，他又“唵”了起来。

“唵，三青团的事啦，要仰仗仰仗你啦！唵唵……”

这事情倒也并不怎样突然。在六月尾上，有一天星期的上半天，我和立群两人在东湖里游水，偶然碰见康泽在那儿真正地学狗爬。他当时请我替他们三青团做一首团歌。我含胡地敷衍着，没有肯定答复。

在这次召见的前几天，又偶然在同一地方碰着康泽，他的狗爬爬得有些进步了。我倒佩服他的记性好：他又问起了我做的团歌来。我只好说：事情忙，简直忘记了。

看来，这一师一弟分明是有意思考验考验我的了。

陈诚到后来也曾向我透露过一点消息：三青团的宣传工作，我是想委屈你的，是他们反对啦。

这“他们”不知道是些谁，我倒真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使得我免受了一场灾难。

三　解散民众集团

自“八一三”抗战以后，国民党的党禁曾经稍微松弛了一会，民众团体的组织也就逐渐蓬勃起来。在武汉初期，尤其“七七”周年前后，救亡的爱国情绪在各阶层洋溢着。“中国不会亡”的歌声，响彻云霄。中国人是谁也不愿做亡国奴的，而尤其是热诚爱国的青年。那些青年由京沪，由平津，更远远地由东北，离乡背井，流亡到武汉，他们踊跃参军，或者投考军事学校和干部训练班，毫不吝惜地想把自己的生命来贡献给祖国。

青年的救亡团体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武汉簇生起来。其中有几个有名的，如象青年救国团、民族先锋队、蚁社等，工作很积极，发展也很迅速。比如“青救”，据说仅仅成立七个月便已经拥有团员两万多人了。他们有组织地经常不断地为伤兵服务，为难民服务，无论到任何伤兵医院或难民收容所里，都可以听得见他们的歌咏，看得见他们在代写书信，报告时事，或者做临时护士。他们又在各处设立简易图书馆，书报供应处，甚至创办民众学校，扩充原有的民众教育馆，不时举行各种研究会、座谈会、讲演会等，以推进动员民众和教育民众的工作。

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够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轰轰烈烈”过来的，事实上一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们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

然而这样磅礴的发展，在我认为是最大的希望者，而在反动派却成为最大的威胁。他们始而也曾经借这些声势来虚张过一下，想骇退敌人的进攻，或者至少缓和一下。待看到敌人骇不退，也缓不和，他们便又旧态复萌，对群众运动箝制起来了。

起先是限制你集会，限制你活动。记得是在八月中旬左右，卫戍总部颁布了命令，规定一切民众团体，须于三日前呈请核准之后，始能召集会员大会。并禁止民众团体开办训练班、讲习会、团体间的联合会议。这样便把抗战时期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认真剥夺了。

到了八月底，那时故人的主力由北岸转移到南岸，弄得第九战区的陈诚有点手足失措了。他回到了武汉来，突然之间毫无理由地，把那三个最有名的青年团体：青救、民先、蚁社，同时勒令解散了。另外还有十几个团体也勒令停止活动。于是一时的“抗战将军”显出了青年刽子手的本来面目，震怒了全体的进步人士。为这事，《新华日报》曾用整个的篇幅来表示过抗议[4]。有很多团体更打算联合起来，举行一次大示威游行，在一个夜间集中起来，只等天明发动，但结果是临时中止了。为了团结，为了大敌当前，顾全抗战，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

反动派是戴帽子战术的专家。他们会给别人帽子戴，也会给自己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戴上一顶“抗战”的高帽子，于是尽管是一个活无常，大家也只好在他的面前贴服了！

我们一向有着一种错觉，直到今天，有一部分朋友追谈往事时都还在这样说：反动派的作风是外紧内松，外松内紧——当敌人压迫得厉害的时候，便松弛一下，反之便又箍紧一下。其实，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样。解散三团体的时候，不是敌人压迫得最紧的时候吗？内部何尝松弛了来？这个情形只能作这样的解释，是反动派为着自己的利益时常玩弄花头。开头神气一下，企图敌人缓兵；无效，便只好本色一下，也企图敌人缓兵。如是而已。

四　也在“动员”

敌人的进攻武汉是五路进兵。水路以南京为基点，溯江西上。陆路在长江北路者分三路：一路从合肥到信阳，再由信阳南下；二路由六安、霍山横断大别山脉；三路由安庆趋黄梅、广济。长江南岸则取马当、九江，由瑞（昌）武（昌）公路直趋武汉。

自六月中旬发动攻势以后，十二日取安庆，并进占舒城、桐城、潜山、太湖，打通了安（庆）合（肥）公路，使北路的进军畅通无阻。三十日攻占马当，又为南路的进军开辟了门户。真真是五个指头的一把铁爪向着大武汉抓来。南北两战场节节败退，长江要塞节节失守，武汉真是岌岌可危了。为了保卫大武汉，武汉三镇的几百万市民热烈地献过金；为了保卫大武汉，无数热血的流亡青年舌敝唇焦地呼吁过武装民众；为了保卫大武汉，《新华日报》曾出过一整张的专刊，向当局开具详细的条陈，[5]有必要时并请调八路军南下，然而当局却充耳不闻，视若无睹。

他们当时只把希望寄放在两个奇迹上，一方面希望敌人适可而止，另一方面则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前一种希望，虽然费了许多心机，耍了不少花头，却终是海底捞月。后一种希望在这期间倒忽尔闪动过一下慰安的光亮，那便是七八月之间在日苏之间所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了。

七月三十日日寇侵入苏境四公里，占领哈桑湖以西的张鼓峰，战事突然爆发。这给予了当时的武汉当局一个多大的希望呀！这么一下，天垮下来，有长汉子撑着了！哪晓得这事件几天工夫便得到解决，一经苏军反攻，八月一日夺回张鼓峰，十一日日寇便完全屈服了。

在一切希望幻灭了之余，反动派也在开始“动员”了。但它“动”的是什么“员”呢？有的是抽大烟的保甲长，向来为害地方的地痞流氓，受了诱骗而腐化了的三青团团员。这些便成为康泽所管辖的所谓战时工作大队。

陈诚也组织了第九战区动员委员会，把大武汉划归九战区，办公地址就设在昙花林我们三厅的旁边，一切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都参加了，一时倒也弄得那条狭街被大员们的汽车往往挤得水泄不通。然而神秘得很，我们三厅没有参加的份，政治部副部长的***也没有参加的份，连成立当时作为来宾的光荣也不曾获得过。据说我们是中央机关，无须参加地方组织。

请问这“动员”的意义不就很明白了吗？一面在解散民众团体，一面也在组织所谓民众团体。他们也在高呼“保卫大武汉”，但在替谁“保卫”呢？替反动派自己吗？不，事实上是在替敌人！反动派生怕武汉落在了民众手里，使敌人得不到一个完整的礼物。武汉市内也在大筑其堡垒，大江两岸隔个三五天便有一个“托几加”（馒头形小圆堡）出现，沿着堤岸凿下战壕，堤上隔个五尺光景凿通一些枪眼。一切都象煞有介事。然而从那些眼眼里面并不曾放过一枪一炮！

自八月以后，武汉三镇的所谓动员工作差不多是康泽一手包办的。他的成绩也很不错，特别是在双十节那一天，曾经有过号称十万人的“工作队”（保甲长、流氓地痞、鸦片烟鬼的混成酒），在汉口江边，从一码头的江汉关一直摆到当时的法租界，供“最高”检阅。军容之盛，不亦壮哉！

但这些稻草人毕竟连毛子都骗不到。有好些外国的新闻记者在赏识了这一部队之后这样说：武汉三镇是无心保卫的，假使真的要保卫，除非去把八路军调来！

五　利用托派[6]

背叛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是有国际性的，就象霍乱、鼠疫、斑疹伤寒那样，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症候，一样的危险。

这种症候一传到中国，中国的革命为它也受了不少的挫折。最恶毒的是从革命阵营内部来作恶，有时是采取机会主义，投机取巧；有时又呈出英雄姿态，盲目冒进。待被剔出阵营之后，大抵更显示出一种极左的面貌，来扰乱阵容，淆惑视听。只要使革命能够受到挫折，即使是一分一厘也好，不惜卑劣万端，不择任何手段。反动派当然会宝贵他们，而尽量加以利用了。这利用有时也是够惨的，作为狗而利用，到利用价值消失之后便把这“功狗”杀掉。而那些不择手段的狗们却也有充分的狗性，一被利用，尽管有遭屠杀的命运，也忠实到底。

抗战期间，托派的一贯策略，便是破坏团结，破坏联合战线，他们认为中共主张团结抗战，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共赴国难，是“牺牲了阶级立场，出卖了工农利益”，或者说，是“向民族主义投降了”。然而他们自己呢？却或明或暗地受着反动派豢养而恬不知耻。这样的实例很多，姑且举三五例以概其余。

叶青[7]是谁都知道的叛徒，反革命的急先锋，在抗战初期的武昌，担任着训练团的教职，必敬必恭，而时在刊物上乱打臭屁。

朱其繁化名的柳宁，在西安主编《抗战文化》。这刊物的目的是很中听的，而内容则期期反共，句句破坏“抗战”，毁灭“文化”。

刘仁静[8]在河南，彭家兄弟桂秋、桂森[9]在江西，都极其活跃。

有一位不大知名的人叫葛乔，躲在重庆的《新民报》里面大放其毒焰。恩赐郭沫若、田汉、阳翰笙为“英雄”，要他们与武汉共存亡，要当局把三厅的同人们全部送往最前线。他是很慷慨的，唯恐我们不赶快成为“烈士”。

但最惹人注意的便是陈**[10]了。这位托派头子在南京沦陷后也流亡到武汉，住在国民党的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的公馆里。[11]他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活动，但反动派拥戴着他，曾经为他作过公开的辩论。

似乎也是八九月间的事。正当保卫大武汉的工作最应该加紧的时候，而武汉的各报上却有国民党的要员和一些所谓中间分子大登其启事替陈**伸冤，[12]署名的有傅沫波、梁寒操[13]、狄膺[14]、周佛海、林庚白[15]、张西曼[16]等人。他们反对斥责托派为“汉奸”，据说托派是因主张不同而反对斯大林的，何以反对斯大林便成为“汉奸”？更何况是以中国人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照他们的口气，显示着骂托派为汉奸的人，倒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更说穿些，要这样的人，倒反而是“汉奸”了！这就是反动派称中共为“奸党”的理论基础。

这问题在当时倒并没有闹出了什么，林庚白登报否认，张西曼声明反汗，[17]倒弄得伸冤者阵脚零乱了。然而反动派利用托派以破坏团结，这却是一个再显明也没有的公开证据。

时间毕竟是一位铁面无情的调侃者，在武汉替托派汉奸辩冤的周佛海不是已经货真价实地在托派之上又成了汉奸吗？就是那位后几年客死在四川江津的陈**，在要死之前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过半篇文章，那恶毒的程度决不是寻常的人所能想象。他根本否认抗战，甚至坚强的说，德、日、意轴心必胜，英、美必败，苏联更不用说是应该亡国灭种了。这种文章，亏了陈**写得出，更亏了《大公报》登得出。不过只登了半篇，连国民党的反动分子们都叫喊了起来，《大公报》也不好意思，就只得把下半篇中饱了[18]——但这下半篇被传抄了出来；我自己手里都还保留着一份。

请问，陈**这样的理论，和汪精卫、***到底有什么区别？

托派，毫无疑问是最恶毒的细菌，而利用托派的反动派，倒可以说老早就在从事细菌战了。

六　诱叛与活埋

也就在这八九月间，反动派有更显著的阴谋，表曝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当年的立秋是八月八日，国共双方都派了代表去祭黄陵。[19]中共的代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谁知在黄帝面前便做了一项政治买卖，反动派把张国焘收买了。[20]

接着张国焘便自由行动地经由西安而到达武汉。到了武汉之后，中共代表团还把他接到办事处去住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到办事处去还看见过他。他住在一间房间里，穿着黄色的军服。我那时不知道底细，以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的资格向他表示亲热，但他却好象被什么包裹着的一样，冷冷淡淡地带着阴沉的味道，把北伐当年的豪气完全消失了。我还隐隐感觉着诧异。隔不两天才在报上看见，他已经叛变了。张国焘出卖了自己，给康泽做了部下。人不做要做狗。更要做狗的狗。这倒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归宿，所谓“不能留芳百世，亦必遗臭万年”了。听说，朋友们对他很宽大，曾经很委婉地劝过他，要他不要出卖无产阶级，不要牺牲自己。甚至于劝他就暂且处在自由的立场也可以，千万不要为反动派所利用。然而着了魔的张国焘毕竟把自己也完全葬送了。

张国焘是不足惜的，他在革命上所犯的错误，我们四川省的人民知道得最清楚。在抗战前三两年一部分红军解放了川北的通南巴，张国焘竟仿佛成了张献忠第二，结果使革命的发展受了挫败。不然象四川那样一个好的根据地，早就成为民族解放的大本营了。张国焘是不足惜的，革命的政党丢掉了这样一个叛徒或许正如丢掉了一条蛔虫。然而反动派又收获了什么呢？听说张国焘所做的买卖，本来还要大些，但结果只出卖了自己，而使反动派多得到了一条蛔虫而已。

反动派的背信弃义，还有一件更令人怒发上指的事，出在西安。那便是八月中，中共西安办事处的宣侠父，被人活埋了！[21]

宣侠父是黄埔出身。和胡宗南[22]同属一期，他那时在西安帮助林祖涵主席在推进着团结抗战的工作。西安是反共的前哨，“双十二”事变[23]的发祥地，一向有名的“黑暗城”。在这儿特种人物很早便在开始书店的搜查，甚至于还传出过这样的笑话：他们假传圣旨，说是奉了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命令搜查书店。无中都可以生有，在武汉既经有了各种反动的迹象，这“黑暗城”难道还肯落后？宣侠父的工作能力听说很强，他在西安，不仅文化界被他动员了，连胡宗南、蒋鼎文[24]们的部下，都对他发生着信仰，这还不危险吗？因此，他也就活活地被反动派活埋了。——

前几天我专为这件事去访问侯外庐[25]，承他比较详细地告诉了我。据他说，他那时也住在西安，在宣侠父遇害之前的十天左右，他才离开西安的。假使他不离开，恐怕连他自己也会遭难。他说，他很感谢当时做着省政府秘书长而今已被反动派陷害了的杜斌丞[26]，是杜斌丞得到消息劝他走开的，而且还照顾到了他的路费。有人也劝过宣侠父走，宣侠父没有走，实在太可惜了。

外庐在谈到这些往事之外，又含着笑这样说：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天真得太可爱了。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抗战建国论》来（一九三八年九月生活书店出版）。他展开来给我看：“这些都是我在西安写的文章，都是捧《抗战建国纲领》的。”

“还有这一篇啦，”他又指着最后的一篇《青年对于抗战建国的任务》，“这还是捧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呢！然而，连写这样的文章都要犯生命的危险呢，你想想看吧！”

我翻开文章来一看，看到了这样的字句：“统一青年运动，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已经由中央提出有价值的原则，……”我也禁不住笑了。

[1]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是在纽约举行的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的开幕日。国际青年节应为九月四日，胡愈之的文章《中国青年运动的统一与中国青年的解放》和作者的题词分别刊登于是日武汉《新华日报》第二、三版。

[2]这段大意与作者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为汉口《少年先锋》半月刊的题词内容相近。作者为国际青年节的题词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呈抛物线形而进展，文化的进展也是同样。各个时代的文化都有它的最高峰，待达到最高峰后便次第下降。如无新的推动力使它另起更高的峰峦，下降的趋势是可以回到无文化的状态的。文化的不断进展实赖有各个时代的新的推进力。这新的推进力的发动机是什么？便是各个时代的青年和年龄虽老而精神不老的永远青年。“目前资本主义的文化是老早逾过了它的最高峰的，可谓法西斯蒂的潮流便是极显著的下降趋势，要托着人类返回无文化的状态。时代的青年又当到他创造更高的文化峰峦的时候了。“青年们应该认清楚这种使命，要使文化永远青年化，使青年永远文化化！”

[3]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作家。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工作，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著有《玄武门之变》、《东汉之宗教》等。

[4]见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汉口《新华日报》。

[5]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汉口《新华日报》载《关于保卫武汉问题——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卫戍区政治部书》。

[6]即托洛茨基派。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出现少数托派分子，与陈**等建立派别组织。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无产阶级只应参加合法运动，取消革命，因而又称“托陈取消派”。抗战期间，托派分子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因内部意见分歧，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

[7]叶青（1895—？）原名任卓宣，四川南充人。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党“战时青年训练团”教官，主办《抗战响导》、《时代思潮》、《政治响导》等刊物。

[8]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山人。中共一大代表，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一九二六年留苏。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后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员。

[9]彭家兄弟，河北保定人。兄，桂森，又名健华；弟，桂秋，又名仲文，曾任广西桂林师专教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处翻译、中央设计局专员等职。

[10]陈**（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接受托派观点，进行非组织活动，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抗战爆发后出狱；曾与中共代表接触，但拒绝公开声明与托派组织脱离关系。

[11]陈**一九三七年九月至次年六月在武汉期间曾几易住所。住周佛海公馆一说，尚不详。　周佛海，抗战初期任***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叛国投敌，任南京傀儡政权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12]一九三八年初王明、康生曾以不实之词谴责陈**是汉奸、领取日本津贴，引起社会舆论不解，为反共势力提供可乘之机。三月十六日汉口《大公报》发表傅汝霖、周佛海、王星拱、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九人署名的公开信，为陈辩护。

[13]梁寒操（1899—1975），号均默，广东高要人。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兼立法院秘书长、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等职。

[14]狄膺（1896—1964），原名福鼎，字君武，江苏太仓人。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宣传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处处长。据查，狄膺未在上述公开信上署名。

[15]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学衡，字浚南，福建闽侯人。南社诗人。曾任众议院、非常国会秘书长等职。一九四一年底在九龙被日军流弹击中身亡。

[16]张西曼（1895—1949），又名百禄，湖南长沙人。曾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抗战时期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7]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十八日汉口《新华日报》分别刊登林庚白、张西曼来函，声明曾事先要求对公开信的用词、内容酌加修改，但未被采纳。

[18]陈**病逝前两个月，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该文发表后，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认为“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乃同意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大公报》原拟继续刊登续篇《再论世界大势》，被国民党宣传部以“顾虑对苏外交”为由，禁止刊登。

[19]国共两党代表祭黄陵时间为当年（一九三八年）四月清明节。

[20]张国焘（1897—1979），原名特立，字恺荫，江西萍乡人。曾反对红军北上，自立中央，一九三七年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陵之机逃离边区，十七日发表声明投靠***，依附国民党特务组织。

[21]宣侠父（1899—1938），浙江诸暨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绑架并暗杀。著有《西北远征记》、《入伍前后》等。

[22]胡宗南（1896—1962），原名琴斋，字寿山，浙江孝丰（今安吉）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抗战时期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23]即“西安事变”。

[24]蒋鼎文（1896—1974），字铭三，浙江诸暨人。抗战时期任西安行营主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

[25]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历史学家。抗战期间任《中苏文化》主编。著有《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

[26]杜斌丞（1888—1947），原名丕功，陕西米脂人。教育家。西安事变前后任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谋、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