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宋埠

自八月以后，敌人的攻势节节进展，更不断地轰炸武昌，因此武昌便差不多成了一座死城。政府机关和市民，有的疏散到后方，有的转移到对岸的汉口。汉口市区，因为有租界和敌产的掩护，始终不曾被炸，倒反而呈现出一时畸形的繁荣。

政治部在分发了一部分到衡山去之后，不久也就迁移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附近的敌产三井洋行里面。那是四层楼的一座宏大建筑，第四层是屋顶室，堆积了一些不甚重要的商品和家俱。三厅的人最多，占有了整个的三楼。二楼是部长、副部长办公处，秘书室和一、二两厅。底层的一半是总务厅，另一半是慰劳总会。

我们的工作按照着计划在推进。厅本部的昙花林在加紧训练团队，战文处在布置宣传站，制片厂在招收放映队，慰劳总会在征募寒衣，黄鹤楼大壁画的制作，《抗战一年》的编纂，“七七”慰劳献金的收集和整理，使厅内的同志们认真减少了无事可做的苦闷。但在那些之中，慰劳工作可要算是中心工作。

九月初旬武汉三镇的慰劳团往北战场的第五战区，我自己也是参加了的。那时候司令长官部在宋埠。去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连人带慰劳品，坐满了两卡车。这是由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组织成的，组织的经过我已经模糊了。

午后出发，天黑的时分到了宋埠。在一个祠堂里面看见了李宗仁。他很兴奋，对于每一个人都送了一张一尺大的在台儿庄照的像片。像片中的神气是很俨然的，左手撑着腰，右手扶着火车站的大站标，上面横写着“台儿庄”三个字。他在每一张上都亲笔写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李宗仁敬赠”等字样。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他：假如要设立一个自我宣传部，这位乡村教师有充分的资格荣膺部长。

大家被留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苏打饼干、沙丁鱼、新鲜果品之类，平常的人就在后方也未见得能够吃到的。住在后方时，有“前方吃紧，后方尽吃”的口碑流传，到了前方来，又算把前方的情形弄通了一点，前方也并不“吃紧”，而同样是“尽吃”。不过，我的话应该要保留一部分。我们所到的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前方，而且还只是长官司令部啦。

但在这儿倒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感谢的。

中日正式开战已经整整一年，我还是负责指导对敌工作的人，却到这儿才第一次看见一个日本俘虏。实在感谢得很，当大家吃过饭之后，承蒙司令部把这个标本拿了出来，使大家得饱眼福，似乎大家也都特别表示着高兴。

俘虏是一位青年人，三十岁左右。一眼看去，倒也并不怎么猛恶，反而有点觳觫的神气。我们用日本话叫他坐，他听了很感安慰的样子，坐了。拿了一支香烟给他，他说了一声“亚力加朵”（谢谢），吸得很有滋味。

“你不要害怕吧，我们是要优待你们的。战争不是你们的错，是军阀的错。等战争完结了，我们又要把你们送回去的。”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俘虏说他是大阪的一个小商人，今年三月才入伍，由朝鲜到沈阳，再转入关内战场，不久便被俘虏了。说着，他从身上搜了一张纸头出来递给我，据说是在战壕里拾得的。

我接过手里一看，看出是第三厅所印发的六种“通行证”之一。上面有图画，有优待俘虏规定的译文。这可使我高兴得几乎要得意忘形了。哎，可异，没有镁光照像机，不然的话，我不也可以把左手撑着腰，右手和这位俘虏先生拉拉手，照出一张像片来吗？谁能说这不就是我们三厅的“台儿庄”呢？

和俘虏也还说过一些不十分重要的话，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和俘虏分手之后，我们又上了卡车，连夜赶回武汉。到达武汉时是第二天天亮的时分了。

二　到浠水

在九月中旬，由慰劳总会又组织了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同时分头出发，这次的规模更加宏大，除各机关、各团体的代表之外，还有演剧队、放映队参加。我自己因为曾经去过北战场，便加入了往南战场的一组。

但我在这儿先叙述往北战场一组的情形吧。乃超是参加了这一组的。我要把他的手记抄录在这儿，因为这是第一手的资料：

“九月十七日同沙千里、钱俊瑞[1]等出发往五战区。十八日在宋埠，遇金山、王莹[2]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多人。参加了战区政治部应景组织的‘九一八’纪念会，到会者仅保甲长十余人。我们的参加使他们出乎意外。

“十九日慰劳独立营，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

“二十日赴浠水前线。

“二十一日深夜李宗仁在前线指挥所邀谈。

“二十二日献旗，见李品仙[3]将军，赴前线炮兵阵地。

“二十三日回朱埠，此地离前线指挥所后退一百多公里。与战区政治部李秘书、杨组长谈话。他们是贺衷寒系统的人，在前方打狗吃，臭名昭著。

“二十四日敌机袭宋埠，弹落隐身处约二十公尺。与在此地工作的演剧队第四、六队队员帮忙救伤。演剧六队中牺牲了一位同志。

“二十五日赴长官司令部交涉车辆回武汉，又遇敌机轰炸。

“二十六日天未明离宋埠回汉口，到达时尚在晨光曦微中。”

这手记虽然很简略，但确实是最难得的资料。（我要告诉读者，我这回忆录差不多是完全凭着回忆在写，连当时的报纸都无法弄到一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往北战场的朋友们确实到过最前线的，看情形似乎司令长官的指挥所也移在浠水最前线了。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这项工作即使不是出于五战区前线负责者的要求，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允许。这是不可以等闲视的。

对敌宣传在战争中应该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我们主要负着这项工作的责任，虽然没有什么人来同我们竞争，但总得不到充分的配合。

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是规定了这样的步骤的：一，研究敌情；二，指导各级工作并制作宣传品；三，教育俘虏；四，组织日本士兵反战。但这些工作在武汉时期所做到的非常有限。我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各级政工人员。此外还印制了无数的标语、传单、六种彩色通行证（叶浅予、梁白波[4]作画），每种有四五百万份。然而必须和我们配合的机关是可以把你气死的。首先是航空委员会不负责任，很少用飞机散发。其次是后勤部不负责任，囤积起来不肯运往前方。再其次是前方不负责任，有的用来糊房壁，有的任意扔掉。曾经有人从前方拾得几大捆回来，交还我们。

俘虏更是无法接近的。俘虏归军政部管辖，我们曾经建议过多少次，想组织小规模的战地收容所，以便开展工作，但都遭了批驳。“台儿庄胜利”的时候，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5]曾来电话，说将有大批俘虏过境，要我们准备宣传。为此曾动员了漫画宣传队赶了一个夜工，第二天到大智门车站去张贴。结果连一个俘虏也没有看到。

俘虏自然也是有的，被囚在常德和西安两地，和我们相隔得太远。武汉撤退前，我们只分别派人去视察过一次。鹿地亘和廖体仁[6]到过常德，鹿地还写了一本《和平村记》，后来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连载了。至于从常德俘虏中抽选了一部分出来组织“反战同盟”[7]，那更是到了重庆以后的工作了。

乃超是对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了一次前方，在慰劳之外还照顾到了他的本位工作。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五战区对于对敌工作还相当认真，浠水前线确曾看见有我们日文传单散发在阵地上，只可惜散得过早了一点。

乃超的这次所见，和我前一次赴宋埠时所见到的那位俘虏，从身上搜出了通行证来的，倒可以说是得到实质的印证了。

三　到阳新

我是参加了南战场慰劳团的，但我的出发却要早两天。这儿很幸运的是我写了几天的日记，不仅没有丢掉，而且随带在身边。这自然可以减省我的回忆的吃力。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中午偕立群及妇女工作队负责者二人在又一村用饭。饭后往云秀处休息片时，朱洁夫[8]赶来，言谢仁钊[9]来电话，前方开来迎接的汽车即须开回，相约于三时前在怡和街聚齐。看表已二时，因即决定出发。偕立群回杨森花园，匆匆收拾行李，同乘汽车往怡和街。顺道往国际宣传处约曾虚白[10]同行，曾虚白欣然允诺。行前数分钟曾回厅与三位处长告别。胡愈之本拟托病辞职者，却已到厅视事。

“在江边与立群分手。过江已近四时，分乘汽车二部出发。但车刚开动即来空袭警报。司机之一自告奋勇，倡言‘索性冲出城外去吧！’于是集中乘者于一车，开足马力，疾驰过武昌市。出市后，前有卡车数辆鱼贯而驰，尘烟腾上，司机颇为着急：‘这目标太大！’说犹未了，复又惊呼：‘哦！前面那三只不就是敌机吗？今天闯到祸头上来了。’立即停车。大家下了车，果有三机在云端飞翔。人众即散开，机头向东飞去了。待到走回公路时，机头又转而向西，人众又急四散。

“□天都是白云，间有乌云散布。敌机回旋侦伺，俄顷复不见，同行者决意不顾危险，仍上车急驰而前。

“抵咸宁，天已黑。折入城中用晚餐。食后复就道，行不远，车轮一胎泄气，抛锚约一小时，换胎后继续前进。俄而车又抛锚，乃左侧前轮脱去了螺蛳钉四个，只剩下一个，轮胎便打斜了。司机下车从其余三个轮盘上各取下一个螺蛳，以事补救，勉强渡过了难关。正是，有诗为证：

五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宵意外多。

漫道沙场征战苦，老爷车子费张罗。

“十二时半到达目的地点，睡于北土塘的一座极简陋的小学校里。”

这目的地便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阳新了，事实上离最前线还有很远很远。北土塘是地名，在富水之北，水南地面即为南土塘。记忆是模糊了，那“极简陋的小学校”的情形是怎样丝毫也不记得。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我到战区时独于要去邀约曾虚白？曾虚白又是什么人？这点倒不妨在这儿略略加以说明。

当时曾虚白和董显光[11]在担任着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在系统上隶属于国民党的宣传部，而事实上却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自三厅成立以后，关于国际宣传，国宣处是和我们合作的。每逢星期一召集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报告军事和政治上的情形，是两个机关联合主办。每周的宣传会报，董、曾二人也循例参加。我们还曾经共同编制过一种画报，由三厅的叶浅予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发行，是附有英文和俄文说明的。（这画报的编制后来因为蒋不满意，被勒令停止了。）

因为这样，我和曾虚白是时常见面的，虽然并没有什么交情，但也并没有什么恶感。他曾向我表示，有机会想到前线去看看，故我邀约了他。他的父亲是《孽海花》的著者曾朴[12]，这，或许也可以算得是一种文字因缘吧？

谢仁钊是何许人，或许也值得介绍一下。这人在北伐时，在我所主持的南昌总政治部做过科员，那时他倒是左倾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听说他在美国住了几年，抗战开始时才回到国内来。他在依附着陈诚。但也摇摆不定，时而搞搞国民外交协会，捧吴铁城；时而又搞搞文化工作，捧梁寒操。和方治[13]是同乡，也一同搞过党务。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他究竟属于那一“统”了。

四　在阳新

请原谅，我要依然抄录我自己的日记。

“十六日　礼拜五

“晨起偕曾虚白外出散步，步往纱帽盒，在一大祠堂内，得见参谋长施北衡[14]。（此人曾在东战场见面，那时他在担任薛岳的参谋长。）留用早粥。折归后不久，陈诚偕朱代杰、谢仁钊同来，谈颇久。（朱代杰是北伐时政治部的旧同事，触犯了蒋的怒鳞被迫去职，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但不知怎样，学成了托派嫌疑者回来。）

“时有空袭，以哨子作警报。

“午饭后苦无事，又与曾虚白出游。向南走不远，过一小川，即地图中有名之富水也。水浅川狭，本可徒涉，然有船渡。船身颇大，与水不相称。乘船渡江即为南土塘。人家墙壁上多红字标语，晨在北土塘亦有所见，颇疑有流动宣传队曾到此工作，但在南土塘所见，其一则明署‘中国共产党阳新县第十区第十三支部’字样，至此始恍然大悟，此地曾为苏区。

“途中见一衣履整饬的老人，叩问之，颇能详道往事。言彭**[15]曾到此。此地人多打游击。后红军撤退，村上遭劫，被屠杀者一半以上。

“沿富水直上，颇觉山气宜人。但山浅，多被剔光，种以番薯。有直剔至顶，而番薯亦种至顶者。浅识者或当誉为废物利用，而其实乃洪水之祸源，可叹。

“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本邀余于午后四时前往谈话，归已逾时，住处被移至崇德祠。前任负责人翁从六[16]亲来邀迎，正拟偕行，陈诚派人来接，遂往纱帽盒共餐。食后再往大队驻扎处徐家沱，朱代杰同行。与队员诸兄姐相别，瞬已经年，久别重逢，情逾骨肉，竟有因感激而流泪者。开会，听队员作报告，并提出问题讨论，甚为诚恳。

“归宿处已逾十二时，正拟就寝，武汉各界慰劳代表团到。陈诚来，与余同往迎接，因复照拂至三时顷始就睡。

“立群为余送来毛线衣一件，手电筒、毛毯、蚊帐各一具，得此如获至宝。前方早寒，晨夕仅御裌衣已不济事，然闻前线战士仍多着单衣。”

在这儿我要把政工大队说明一下。

这是淞沪战役时陈诚要我替他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团长在初是袁文彬，男女团员五十人左右，是一群在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和钱亦石、杜守素所领导的那个服务团，在张发奎部下所成立的，是兄弟组织。那个成立在浦东，这个成立在昆山。在战地上辗转服务了一年，团员们吃苦耐劳，过着士兵同样的生活，做了不少的工作。就是陈诚自己也常常对着我称赞他们。然而他们是始终受着歧视的。

谁都知道，国民党在考核人员上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律：凡是愈能吃苦耐劳的人便愈有共产党的嫌疑。因此这一队的人也就大都有一顶红帽子戴在头上。

政治部恢复之后，团长袁文彬（后来在苏北被反动派处死了，连尸首都不知所在）加入了三厅工作，服务团便改由翁从六负责。团员有的牺牲，有的退伍，减少到了只余二十三四个人。

第九战区成立后，国民党自己成立了政治工作大队，企图把他们合并，但没有成功，故改成了政治工作大队第二队，第一队不用说就是那些党少爷们的队了。翁从六退为战区司令部的服务员，第二队是由一位姓卢的女队员[17]做着队长。

但这一队人在武汉转移阵地之后，不久也终于遭了解散。队员们的下落，我失掉了记忆。我只记得离队较早的翁从六后来做了桂林救亡日报社的经理，再以后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了。

五　到武宁

“十七日　礼拜六

“晨，代表团商议，拟先见陈诚。用电话向陈探询，言将自来。来时聚谈颇久。会有敌机来袭，在附近投弹，一副官来报告；敌机共六架，三架往阳新镇投弹，三架在纱帽盒上盘旋。人众因各散开。

“马彦祥、鹿地亘、林犁田[18]诸位曾往阳新镇看炸后情况。归云阳新镇仅系一条直村。敌机沿镇投弹，但仅炸中镇头镇尾，余均落村外川边，并无死伤。

“一时顷与鹿地、朱洁夫等入富水游泳，水最深处仅及胸。

“本拟午后四时行献旗典礼，恐敌机复至，改至五时。三时左右，朱代杰来访，约外出作舟游。仅于川边坐息一小时顷，遄返。

“行献旗典礼时，众推我做主席，由李德全[19]献旗并致辞，颇有条理。礼毕用食。食后与众人告别，随同陈诚赴武宁。开车时已九时。夜中通过武宁城，二时半顷到达目的地。

“留宿前方指挥所，候朱洁夫所解行李，不至，颇焦灼。仅用毛毯一张裹体取暖。室中终夜电话不断。

“十八日　礼拜日

“昨夜睡仅二小时。七时顷起床，盥漱毕，见公役将行李携来，喜出望外。言卡车走错路，来时已就寝，故未惊扰。早餐后，陈诚言王芳舟（即现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此人与余同县，并系所谓“世交”）即在附近驻扎，嘱朱代杰作向导，伴余往访，曾虚白亦同行。蒙前方以小车来迎。一时顷至翁家□，得晤张志和[20]，而王却不在，盖已赴指挥所。途中曾遇其车，可谓失诸交臂。

“留用中饭以后复以原车回，在途遇王芳舟，照例是药片眼镜，用一口嘉定话，大诉其苦。据说装备尚未齐，而敌人集中火力攻彼防线。友军自私，各不相顾。杂系和嫡系待遇不同。杂系挡头阵，嫡系督后队。送死而已，送死而已。……复被邀返翁家□，同用晚饭。归时已七时半。

“十九日　礼拜一

“晨七时顷同陈诚往翁家□，对王芳舟干部讲话。

“都是四川老乡，但军容甚不整饬。

“天雨，留用中饭后始归。归后往政工大队处，’朱代杰复同行。病者甚多，二十三人中得疟疾者二十一人，缺乏奎宁，多已呈现浮肿。途中见尚有新鲜玉米，卢队长允以犒享，乃派人往五里路外求之。天将晚，陈诚派人来接，等我同用晚饭，只得遄返。玉米未能领情，实一憾事。

“饭后，陈约同赴武宁城对第八军第三师及十五师讲话。本军乃陈嫡系，军长为李玉堂[21]，一山东大汉，抵军部时，在门外相迎，毕恭毕敬。

“夜中接到汉口董显光来电话，言英、法不愿战，欲用和平手段，解决德、捷问题，势将牺牲捷克。

“二十日　礼拜二

“微雨竟日。上午与朱代杰、曾虚白同出散步，十一时过始归。中午用白兰地。

“午后政工大队送来煮玉米，大喜过望，分享之。我自己吃了四个。

“与谢然之谈及瞿秋白及其他诸友。

“夜饭时复用白兰地。饭后大谈其鬼。

“昨今两日据云前方汽车告罄，无法动身，大约明日可以回武汉。”

六　回武汉

日记自十五日至二十日只写了六天，便中断了。

动身回武汉似乎就是二十一日的清早。一架大卡车，除我同曾虚白之外，乘车者尚不足半打。动身的时候，政工大队的人都来送行，连发着寒热的也来了，真真是有说不尽的依依不舍的情趣。

我们的归途并没有走原路，而是绕道经由修水、平江、长沙，更沿粤汉路而回到武汉。

到长沙时去见过张治中，蒙他在城外的别邸里请吃了一顿晚饭，并蒙招待在青年会的楼上住了一夜。

归途要走这样的迂路是陈诚为我们布置的，但为什么要这样走，那意思我至今都还不明白。是卡车别有任务，还是为了免掉在途中遇炸的危险呢？

回顾一下这几天中的战区生活，未免过于空洞。我曾屡次要求上真正的前线去看看，但都没有邀准。据说很危险，而且没有必要。每天都受着殷勤的招待，尤其朱代杰、谢仁钊诸人，差不多朝夕相从，厚情可感。只是在武宁时政工大队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并不是在服侍你，而是在监视你。或许是吧？但那样也未免太辛苦了。

是二十三日回到武汉的。第二天便是“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扩大宣传周的第七天。我在那一天晚上广播过一次，题目是《后方民众的责任》（已收入《羽书集》），把战区的见闻报告了一下。那倒多少可以补充一下我的日记的空洞。

那儿提到了南战区的敌人情形。据说敌人的第九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和波田支队，几乎全被歼灭。有第十一师团、第十六师团和近卫师团新近开到。但敌军士气不振，有“造病”运动发生。前线多疟疾与痢疾，敌兵便存心饲蚊或着凉，以图转入后方疗养。

我军却非常英勇，南区多山，每与敌人争夺一山头，屡得屡失者每达四五次。有轻伤不下火线的风气。例如有李树兰营长在岷山、大屋一带作战，负了相当重的伤，上级命往后方治疗，而李营长拒绝了。

前方疾病苦多，药品苦少。敌人常施放毒气，有时甚至用飞机散播。天气逐渐寒冷，战士尚着单衣，晚间顶多只有军毯一条。问题颇为严重。

这些大都是听来的，而且多出自陈诚之口。就中关于寒与病的两个问题，却多少是我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过的。我也承认这问题相当严重。后勤工作没有做好是无可讳言的。前方的将士们身当其境，自然要发牢骚，而后方的负责者却讳莫如深，生怕别人提到。

记得在我去战区之前不久，沈衡老和邹韬奋诸位也曾到过九战区。回到武汉时衡老对记者作了一番谈话，说及寒病交迫的情形在前方非常严重。竟惹起了“老头子”的盛怒，说是扰乱军心，增长敌人志气，曾在报纸上着人痛加驳斥过。

因此我在广播时也曾考虑到这讳病忌医的深入膏肓的毛病，但我把话说得委婉了一些，结果倒也没有触犯到那一片的逆鳞。

在这儿，我还须得记录一段小插话。

运我们回武汉的那位卡车司机，是从马尼刺回国服务的一位华侨青年。据他说，他在马尼刺还是有自家用的小汽车的。回国以后被派在九战区服务。不久便得到了疟疾，隔两天发一次。就在回武昌的那一天，在路上他的病发了，我劝他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因为前方急于要车子。于是在发寒冷的时候，他把军毯来裹在身上仍然开驶着。待到发出了大烧，终竟不能支持了，不得已才停了车，倒在路旁的草堆里睡了一个多钟头。

这位司机的姓名，可惜我现在忘记了。他这种爱国的热诚，难道又不是可歌可泣的吗？但我敢于相信：这位朋友一定是被人当着共产党在看待的。他后来是否回到了马尼刺，我不敢保险。

[1]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远，江苏苏州人。法学家。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著有《七人之狱》。　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家。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抗战时期创办《战地知识》、《鄂北日报》等刊物，任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华中局文委书记、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等职。著有《中国国际经济建设》等。

[2]金山（1911—1982），湖南沅陵人。戏剧、电影艺术家。抗战期间任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队长，后组织剧团赴东南亚作抗日宣传。主演有《赛金花》、《夜半歌声》、《屈原》等。　王莹（1913—1974），原名喻志华，又名王克勤，安徽芜湖人。女演员、作家。抗战期间任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副队长、新中国剧团副团长。主演有《自由女神》、《赛金花》等。

[3]李品仙（1892—1987），又名鹤龄，广西苍梧人。抗战时期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等职。

[4]叶浅予，一九〇七年生，浙江桐庐人。画家。抗战时期任漫画宣传队队长、全国漫画界救亡协会负责人。画有《王先生别传》、《小陈留京外史》等。梁白波，一九一二年生，广东人。时为漫画宣传队成员。

[5]徐培根（1897—1991），浙江象山人。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参谋长等职。

[6]廖体仁（1896—1988），湖北黄梅人。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科主任科员、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书记等职。

[7]全称“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8]朱洁夫，一九一三年生，江西莲花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科员。

[9]谢仁钊（1905—1978），又名仁昭，安徽祁门人。曾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常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秘书。抗战期间任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民外交协会秘书长等职。

[10]曾虚白（1894—？），原名焘，字煦伯，江苏常熟人。作家、翻译家。曾任上海《大晚报》总经理兼总主笔。抗战期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副院长。著有《德妹》，译有《欧美名家小说集》等。

[11]董显光（1887—1971），浙江宁波人。曾任英文版《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新闻局长等职。著有《中国和世界报刊》、《***传》等。

[12]曾朴（1872—1935），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光绪年间举人。小说家、翻译家。清末时主办《小说林》杂志。著有《孽海花》，译有《九十三年》、《夫人学堂》等。

[13]方治（1898—1989），字希孔，安徽桐城人。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教育部党部主任委员、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职。

[14]施北衡（1893—1961），原名机，字伯衡，浙江缙云人。抗战时期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

[15]彭**（1898—1974），湖南湘潭人。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职。

[16]翁从六（1907—1948），又名张卓如，浙江慈谿人。抗战时期任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第九战区政工大队副队长、桂林《救亡日报》经理等职。一九四八年在河北覆车牺牲。

[17]指卢爱林，又名瑛，一九〇七年生，原籍浙江慈溪，生于上海。抗战初期任第九战区服务团政工大队二队队长兼中共特支组织委员，一九三九年赴延安。

[18]林犁田，别名许翰如，一九二一年生，广东新会人。抗战时期任孩子剧团驻武汉工作队队长、孩子剧团代理团长。

[19]李德全（1896—1972），直隶通州（今北京通县）人。冯玉祥夫人，社会活动家。抗战期间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副理事长、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20]张志和（1894—1975），四川邛崃人。抗战时期任王陵基部第三十集团军参谋长，后从事抗战文化工作，创办重庆《新社会日报》、成都《新民报》等。著有《欧洲纪游》、《现代战争论》等。

[21]李玉堂，山东人。曾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九年率部撤至海南岛，被台湾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逮捕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