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小到大的我，与众不同却不快乐
2009年的秋天，注定是一个对我们全家都不平凡的季节。
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秋天时要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于是高考完的一整个夏天，我爸都红光满面地跟人吹牛说：“我女儿要去中国政法大学了，既学英语又学法律，贼厉害！”
其实当时让我爸真正骄傲狂喜的原因是——2009年，出生于1994年4月的我，只有15岁。
于是，在我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我家饭桌上，我爸酒过三巡后开始指点江山，第一句话就是——“我老赵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培养了个这么优秀的女儿，15岁就上大学了！”我妈则比较低调，通常在我爸醉醺醺开始自吹自擂的时候，不动声色地埋怨一句：“女儿这么优秀，跟你有什么关系？明明就是我辅导她学习的功劳。”我爸则不服气，嘟囔着说，没有他的智慧基因，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
然而，那个时候的我，并不觉得15岁上大学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事实上，在15岁那年，我觉得“终于考上理想的大学”是从小到大发生在我身上唯一的一件好事了。我甚至有点痛恨自己只有15岁这个事实，“年龄小”这个标签只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这就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了。
∗ ∗ ∗
我爸妈是大学同学，1991年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被分配到了黑龙江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单位，自然而然恋爱结婚，在1994年生下了我。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我其实一直记得自己4岁以前的很多片段，甚至很多回忆细节丰富、栩栩如生。只是这究竟是我自己真正“记得”，还是我爸妈总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我小时候的事情，就无法分辨了。
我妈总爱沾沾自喜地跟我说，我从小就是个聪明孩子，不到10个月就能走路，不到1岁就能说话，3岁就能背古诗、认识几百个汉字，甚至能做简单的加减乘除。如果说我妈喜欢做总结，我爸则喜欢讲故事，在他的版本里，我3岁的时候上幼儿园，坐着他的自行车回来，十几分钟的路程，他一路走一路教我背岳飞的《满江红》，从“怒发冲冠”到“朝天阙”，我虽然半个字的意思都不懂，却只重复几次就把这些字的发音和组合倒背如流，成了在亲戚朋友面前表演的绝佳材料。
1997年，香港回归，我却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生离死别”，每天早上被我爸送到幼儿园的时候，那种痛彻心扉的恐惧和绝望一直活灵活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个片段——我爸早上照常把我送到幼儿园，正转身准备走的时候，身后忽然爆发出一声大哭：
“爸爸，你一定要第一个乃（来）接我！”
我小时候一直有点“大舌头”，“l”发不出来，只会发“n”，满声哭腔着急的时候，更是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爸一开始还好言好语地安慰我几句，可是我紧紧抱着他的大腿，就知道哭，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一句话，老师怎么劝都不行，慢慢引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围观。
我爸要面子，实在被我哭得受不了了，虎着脸开始骂我，使劲把腿抬起来，试图甩掉橡皮糖一样的我。我顺势躺在地上开始打滚，不依不饶地哭喊，我爸没辙，只能蹬上自行车落荒而逃，我赶紧爬起来试图去追，可自然追不上，被幼儿园老师拖了回来。这样的戏码，几乎每天都会上演。
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后，由于我死都不愿意去幼儿园，动不动就装病、逃学，在学校也时常调皮捣蛋拒绝睡午觉，我爸妈冥思苦想后，把我托付给了我妈的闺蜜——我小学班主任张老师手中。
我妈说：“这孩子从小就皮，你也甭搭理她，给她个桌子让她自己在那儿玩就行了，我估计她看周围都是大孩子，也就不好意思闹了，能消停会儿，只要别折腾我们就行了。”
于是，阴错阳差，1998年9月，4岁零5个月的我，背着小书包去上学了。
转眼到了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期末考试，连桌子都有点够不着的我，居然也被发了一张试卷。几场考试下来，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我考了全班第三名。我妈到现在都保留着那张奖状，以为是捡到了宝，发现我竟然是个擅长读书的小天才。她立刻开始严阵以待，觉得不能再放任我自由自在，决定对我严加看管，监督我学习之余，还开始培养我的各种兴趣爱好，誓要把我所有的天赋都挖掘出来，培养成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少女。
我儿童阶段的大部分记忆，就是我妈严格地教育我，每天考我功课，从三年级开始就给我找奥数题来做，教我背新概念英语，让我看全国高考作文，同时让我学钢琴、学书法、学声乐。我爸则专注于拓宽我的世界，从来不在乎我成绩如何，每次出差都给我带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买各种各样的书——从金庸小说到外国文学，从科幻到武侠，从青少年读物到儿童插画，反正他爱买，我也爱看。
我小学时候的成绩一直很好，七八岁的时候，当同龄的孩子刚开始上小学时，我已经快小学毕业了，而且跟同班十几岁的大孩子一起学习，考个班级前五名一般不成问题。
那几年是我记忆里非常快乐的时光，虽然年龄比同学小，但是有班主任“罩”着我，很受老师宠爱，还经常在学校的大型活动上当主持人、表演节目。
在这光鲜亮丽的另一面，我有些横行霸道，喜欢欺负同学，但班里的同学也都拿我当小妹妹看，逐渐养成了我飞扬跋扈、自私任性的性格，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应当受到万众的瞩目和喜爱。
小学时，有一次一个新转学来的男生抢了我的铅笔盒，我就哭哭啼啼去找班主任告状，不依不饶地让老师惩罚他，最后那个男生不得已转回了原来的学校。我内心有些小窃喜，第一次有了享有特权的得意。但我未曾想到的是，命运的礼物从来都别有深意，人世间总有绕不开的因果联系。我当时带给别人的伤害，终将在不久的将来悉数回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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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爸妈作出了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改变了我的一生的决定——去北京。
出生、长大在东北，大学毕业直接去国企捧“铁饭碗”的他们，在那个年代，为了他们和我更好的将来，决定拼一把，双双买断离职，去北京找工作。一开始他们自己都无依无靠，自然不会带上我，于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姥姥、姥爷从家乡过来照顾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爸妈在北京找了工作，贷款买了第一套房才把我接过去。
2003年小学毕业，9岁的我被爸妈接到了北京。东北老家那边是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九年义务教育，而北京则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我爸妈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下，便迅速排除了再让我上一年小学的选项，他们毫不犹豫地认定，我的智力绝对可以上初中，没必要再耽误一年。
然而，去哪里上初中，是个大问题。
我爸妈才刚到北京一年，户口和工作居住证自然是没有，离家近的公立学校几乎都进不去。后来爸妈思前想后，给我找了一所位于北京昌平的私立寄宿学校。只要交够一年3万的择校费，一切都好商量，不管你有没有户口。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真希望可以在那个时候拿出我小时候偶尔当“熊孩子”撒泼打滚的本事，求着爸妈不要送我去寄宿学校，我宁可在他们出差的时候辛苦一点，也不要被送到那噩梦一般的地方。
可惜，我当时只是一个心智比同龄人稍微成熟一点的小孩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要面临怎样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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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是我跟父母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在寄宿学校这种几乎脱离了原生家庭的地方，我那骄纵不讨好的性格很快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初中宿舍是封闭的军事化管理，要求我们每天早上叠被子、整理床铺，连牙具的摆放都要朝着一个方向。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学会整理家务的我，迅速成了拖累整个宿舍扣分的“替罪羊”。我依旧大大咧咧地没当回事，每天带零食回到宿舍床上吃，早上也是草草收拾一下就出门上课。
那时我已经9岁，在十几岁的初中同学眼里，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撒娇耍赖的小姑娘了。我的种种表现更像是一个自私自利、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熊孩子”。当宿舍的女生开始结伴一起活动，却总是不叫上我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行为方式出了问题，反而愤愤不平地觉得是她们在欺负我。
即使我学会了打扫卫生，这种情况也没有好转。我甚至还去找班主任反映过这个问题，可是到了初中，班主任的权威在学生们的眼中早就不如小学了，我反而因为是受老师喜爱的“好学生”而更遭同学们的白眼。
初中的小孩子心理成长极快，寄宿学校的家庭往往非富即贵，同学们很快就开始热爱攀比球鞋、随身听、新奇的零食等事物。那时我爸妈刚到北京，为了还房贷正咬紧牙关过日子，还要支付寄宿学校高昂的学费，自然没有闲钱来满足我的物质需求。于是我在同学眼里，又多了一条“土气”的标签。
10岁那年，我上初二，由于跟同学们的关系持续恶化，很快遭到了我短暂人生中最大的打击。
我在学校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吃力，总是一个人去吃饭，课间休息时也是自己坐在桌子前看书，晚上回到宿舍时，其他女生都在欢声笑语中听歌、吃零食，我就默默缩在被子里，因为想家而哭泣。
初二上学期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女生忽然被孤立了。因为她外表成熟，很多男生都喜欢她，班里的有些女生开始聚在一起说她“脏”“有病”，逐渐开始煽动大家集体孤立她。我一半因为同情，一半是自私地想要拥有一个朋友，开始和这个女生越走越近。
这种孤立和敌视很快也转移到了我身上，而且越来越暴力。我宿舍里的被褥和行李会被人扔到走廊上，课堂里的桌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在班级里同学见到我会像见到脏东西一样，迅速闪开，躲得远远的。
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组织了一次全班女生的谈话，问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两个。女生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说着我们的不是，半真半假地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比如说我们不洗澡、有狐臭、喜欢偷吃零食、发型难看、说话有口音等，那天我哭得很惨，觉得整个人的自尊都被人踩在了脚底下。
没过多久，那个女生因承受不了而转学了。得知她要走的那个周末，我绝望地站在我们家的楼顶上，忽然非常想就这样跳下去。我的内心极度痛苦，丝毫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开始厌恶跟自己有关的一切，甚至开始痛恨我爸妈——是他们把我送到了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他们太穷，没办法让我受到同学的喜爱。
而我在他们眼里，也从一个小时候乖巧可爱的孩子，变成了进入寄宿学校沾染了攀比风气的叛逆少女。他们理解不了我为什么周末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听音乐，总是闷闷不乐，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在周末想要钱跟同学出去玩，更不理解我为什么需要mp3随身听、手机这些新鲜东西。
从上帝视角看，寄宿学校的生活让我跟爸妈都如同二维空间上的蚂蚁，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苦苦挣扎，痛苦和焦虑都只有自己的回音，无法交流，无法倾诉，好似被一堵天然的墙所阻挡。
最后的最后，我好像走出来了，又好像没走出来。
初二的时候，有一次，我被一个女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一瓶雪碧淋了脑袋，透明腥甜的液体冒着气泡，流过我的头发、眼睛和嘴。我哭着去厕所用冷水冲干净头发，哆哆嗦嗦地回到教室，在门口踌躇良久，却还是没躲过刚进门的哄堂大笑。
那一个周末回家后，我跟爸妈说，我要转学。
爸妈看着我，叹了口气，二话不说给我办了转学手续，转到了家附近一所非常普通的初中。同学们都来自普通的工薪家庭，更好相处，然而我却没有想象之中的那种解脱感——我觉得自己做了逃兵，夜夜辗转反侧，本能地觉得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段经历会永远成为心里的一根刺，成为我一生的阴影。
在新学校上了两天课以后，我又跟爸妈说——我要回去，我要面对。
回到原来的学校后，我开始放低姿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融入进去。因为成绩一直保持得很好，我会主动拿作业给别人抄。课间我会去给班里的“大姐大”揉肩捶腿，帮她们跑腿买零食。当别人讽刺我的家庭、外貌时，我只会装作不介意地笑笑，甚至会接话来自嘲两句。那时的我，放弃了一切骄傲与自尊，只想绞尽脑汁地获得别人的喜爱。
初三的时候，有许多人转学，学校重新分配了宿舍。因为我的谨小慎微、察言观色，终于让新宿舍的几个女生接纳了我，愿意带着我四处活动。我们四个关系很好，还给这个组合起了个名字叫“四叶草”。虽然我是地位最低的搞笑角色，常常被嘲讽打击，但我内心却特别快乐——我终于有朋友了！
2006年，只有12岁的我，却感觉仿佛走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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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经历给我的性格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要到十几年后才能想明白其中的意义。
三年的初中生活结束后，我的身上其实分化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
一个是作为强者的我——热爱竞争、喜欢胜利，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十足的骄傲，甚至有些目中无人，喜爱炫耀自己。
另一个是作为弱者的我——总是在怀疑自己，不断将自己与别人比较，生怕被排除在主流价值之外。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和眼光，有时甚至敏感自卑，很怕别人说出我的缺点，一点点的负面评价就会让我的心情跌到谷底。
这两种性格是如此不同，但又矛盾地并存在于我身上，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之后的整个青春时代，我时而骄傲、自信、阳光，又时而自卑、怯懦，受到一点打击就一蹶不振。这种埋藏在性格深处的对立一直深深困扰着我，让我很难去理解自己——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心情起伏如此之大，仿佛时而在天堂、时而在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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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中毕业，我考上了朝阳区的一所重点高中——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在陈经纶中学的一年半是我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时光。高中的人际关系十分正常，我也没再告诉同学们我比他们的年龄都小。我有了自己的朋友，是那种真正平等、一起诉说心事的友谊，每天嘻嘻哈哈，日子过得十分轻松快乐。
初中因为在寄宿学校，加上我成绩一直不错，父母其实很少管我学习。上高中后，我的物理和化学总是学得十分吃力，幸好有语文和英语的显著优势，期末时成绩才能勉强混个中游。我妈开始着急了，她不断地跟我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告诉我高考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道关卡，一定要认真对待。
可不管我妈怎么说，我都无法静下心来学习，提高自己物理和化学的成绩。我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仅限于我感兴趣的领域。我喜欢学英语，觉得在不同的符号和声音系统中转换，能带给大脑奇妙的刺激。语文也很有趣，加上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风趣幽默，彻底激发了我对文学和写作的兴趣。
于是，我整个高一的学习风格都是自由散漫式的。对自己有兴趣的科目才看上两眼；不感兴趣的就百般拖延，连作业都不想做。高二分班，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文科，分班之后成绩排名一跃成为全班第一，我还因此当上了乐于借别人作业抄的学习委员。
到了2007年的冬天，我美滋滋地觉得，人生真美好。
然而我真是高兴得太早。就在高二上学期刚结束，我回家准备跟爸妈收拾东西回东北老家过年的时候，爸妈严肃地告诉我：他们搞不定北京户口，我必须回黑龙江参加高考，因为黑龙江与北京高考难度不同，为了我的前途，他们决定让我高二下学期就自己回到爷爷奶奶所在的城市，转学去当地的高中读书。爸妈会留在北京挣钱，有空会去看我，但是没有能力给我第二条出路——他们没钱让我大学就直接出国，更不放心我15岁高中毕业就一个人去国外，但也没有本事让我留在北京高考。能不能回北京上大学、跟他们在一起，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听闻这消息，我简直欲哭无泪。叫天天不应，我只有认命，收拾细软，趁着老爸开车带我们回去过年的工夫，带上我的全部家当，灰溜溜地去了一个我9岁时就已经离开、没什么太多记忆的城市读书。
2008年过完年，我在东北一切重新开始，读高二下学期。
那一年我14岁，人生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课的进度不一样，新学校早就教完了高二一整年的课程，开始进入复习阶段；教室里是一张张陌生的脸，同学们的穿着打扮、口音习惯都与北京的朋友完全不一样；2008年的时候我很喜欢上网，看各种名人的博客、逛贴吧和论坛，回东北之后奶奶家没有电脑也没有网，我仿佛与世隔绝了一般，一下子丧失了获得外界信息的所有来源。
刚刚回东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闷闷不乐，感觉自己遭受了巨大的人生打击。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上课也提不起兴致，甚至很厌恶回家和父母说话。开学几天后，爸妈就又开车回了北京。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心里酸楚，脸上却十分冷漠，没有任何和他们沟通的意愿。
也许是有了初中的经验，我对于逆境的适应力强了很多。过了一个多月后，我逐渐接受了现实，开始琢磨着怎么在新环境生存下去。我自己读完了高中所有科目的课本，开始认真听课记笔记，还会主动给身边的同学讲题。高二下学期期末考时，我的成绩从刚转学时的中下游一跃成了全班前三。
我被老师换到了第一排，跟同桌成了好朋友。在完成学业之余，我虽然没办法上网，但渐渐开发了许多其他的生活乐趣。我爱上了看杂志，学校书店常进货的几种历史和文学杂志成了我的心头好，我每天都要去逛一逛。
我开始画漫画，记录每天课堂上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学过画画，但有一天在课堂上老师一个口误让全班哄堂大笑后，我就忽然想用漫画来记录这种快乐。我的漫画最开始只是给同桌看，后来渐渐传遍了全班，大家像追连载一样追。为了让自己画得更好，我还从书店买了一个速写教程，每天都会花20分钟临摹一幅人物速写。
除了看杂志、画画，我还喜欢用手机摄影，当时用的诺基亚n73有简单的后期调色功能，足够我进行简单的创作。我会拍学校的花鸟鱼虫、下课后空荡荡的楼梯、转角处学生跑过的剪影。我把照片洗出来放在相册里，时常会有同学借我的相册看，还会央求我带他们出去拍照。我享受着每一次构图、寻找光线和阴影、用画面定格时光的机会，也都欣然应下同学们的请求。
那一年半的时间过得很快，我有规律的主线任务，要完成高考考回北京的重要目标。但带给我最多快乐的是这些不问结果、只看过程的支线任务。我开始渐渐意识到，人生的外在境遇是永恒变化的，但内心是可以保持相对不变的。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为自己“种植”快乐，那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只会抱怨世界待自己不公，透过阴暗压抑的滤镜去看世界，那也只能体会到世界给自己带来的无限痛苦。
2009年高考的时候，我在那所普通高中考了第一名，602分，第一志愿报了中国政法大学的英语专业，自然毫无悬念地被录取了。那是2009年，我15岁。
二、偶遇jd这条路，初识梦想的滋味
高考结束后，全家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我爸除了满面红光地在饭桌上吹吹牛之外，也从我妈手里接过了教育子女的接力棒——基础技能培养已经完成，我妈觉得我可以自主进行大学期间的学习了，而我爸开始觉得，他需要帮我决策人生下一步的大方向。
我刚上大学，我爸就频频提起：我大学毕业一定要出国，钱他给我出，专业我自己决定，但一定要是好学校。我刚从高考的“炼狱”中走出来，只拿他的话当耳边风，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我大一、大二每次回家，我爸都要带我去一个环境优雅、适合喝酒聊天的地方吃饭，顺便开始对我展开“精神攻击”——孜孜不倦地给我传授他的人生大道理。
我爸从青年时代起就口才绝佳，他是销售出身，最擅长讲述、说服和谈判。他具有极其高明的谈话术，通常会以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故事开头，一边观察我的反应，一边抽丝剥茧、层层递进，说得我心服口服，简直如施展一个杀人于无形的武林绝技一般，不声不响地就让他的思维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那两年，我爸通过各种方式，循循善诱地让我接受了他的理念：
• 人活着一定要有目标，有清晰的规划，要确定一个最主要的长期任务后，步步为营地去实现，绝对不能为眼前的短期利益或成绩而放弃。
• 社会上，人和人是站在不同平台上的，但这个平台具有一定流动性，像他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黑龙江到北京，实现了一次平台的飞跃。
• 实现平台飞跃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但最重要的内因是自己有想法、有规划。很多事情一定要敢想，要想了才会去做。
• 人的思维是有局限性的，受包括家庭、阶层、教育水平在内的外因影响，但是要学会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思考问题，不要局限于眼前的琐碎争斗、蝇营狗苟。
我爸这套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其实就是想告诉我，进入大学后我要开始努力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了，高考这关过了之后，人生还有无数的关卡要走。他教会我社会永远充满竞争，所以做人要向上看，要突破环境的限制，给自己定一个更高的目标，然后永不停歇地努力跃迁到下一个平台。
大学前一年半，我还是抱着高中时那种探索世界的热情去体验大学里的一切。我第一个学期了加了12个社团，有为学校活动画海报的、有坐办公室整理文件的、有去当志愿者支教的……我甚至还参演了一个舞台剧，作为主角之一辛苦排练了三个月。其中最耗费时间的还是辩论队，我们每个学期都有一场全校比赛，我作为外国语学院的辩论队成员，每个赛季都要和队友一起通宵达旦地准备比赛，非常认真地将打赢比赛视作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对于专业课和未来规划，我一直没放在心上。我时常翘课，8点开始的第一节专业课永远起不来床，导致我们班长不得不发短信说，你这样影响真的不太好。我只有期末才会拼命复习一下，平时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新鲜事，不问将来，只在乎眼前的新奇体验。
也许是我爸千方百计敲响的警钟起了作用，到大二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心态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我只是听室友聊天提到，对面宿舍那个女生去年就考了全年级第一，拿了国家奖学金，今年期末更是整天泡在自习室里，听说是想打定主意保研了。平时一起在辩论队打比赛的好朋友，忽然就说假期要去报个托福班，可能考虑毕业后出国读书。
我忽然就有点慌——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大学毕业要去哪里？我第一年的英语专业课成绩中等偏上，这学期刚刚开始辅修法学，还只上了一门《法理学导论》，似乎在英语和法律上都没什么显著优势。我爸一直在念叨我年龄这么小，19岁大学毕业是肯定要继续念书的，最好能出国，可我出国又要去念什么呢？
有时我忍不住觉得，这世界可能冥冥之中有一个推送系统，会让迷茫的人在不经意间遇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那是大二上学期的末尾，2011年的1月，距离期末考试还有几个星期，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京冬日里的夜晚。窗外偶尔有寒风拍打着玻璃，楼下有晚课归来的女生大笑不止，宿舍里的暖气正热得蒸腾，有三个室友在房间里，我们正如同平常一样，各自坐在电脑前看剧或复习。
我正在宿舍百无聊赖地浏览网页，忽然在学校bbs上看到了一个别人转发的“清华理工男”的经验帖。我漫不经心地点开，就这样接触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信息。
这位“清华理工男”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先是去耶鲁大学读了一个环境学相关的硕士，然后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申请到了耶鲁法学院，去读了一个叫作“juris doctor”的学位，简称jd。这个学位只能本科毕业才能去读，是美国人进入法律行业的敲门砖，因此需要三年非常严苛的全日制学习。只要拿下jd学位，即使是像“清华理工男”这样的外国人，也可以在美国考取律师执照，申请工作签证，进入大律所工作，每年拿十几万美元的年薪，轻松过上精英阶层的生活。
我的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爸一直跟我念叨的“平台飞跃”吗？从中国到美国；从黑龙江来的家境普通的小女孩，到华尔街上叱咤风云的大律师，这不就是我要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吗？
那位“清华理工男”的帖子寥寥几千字，但结构清晰，资料翔实，从jd项目介绍、法学院毕业的就业前景、准备lsat（申请法学院需要通过的考试），再到他的申请过程，把整条路线清晰地勾画出来。那篇帖子在我脑海里起了奇异的共鸣，我开始呼吸急促，面色潮红，脑子里甚至出现了自己抱着厚厚的案例书，穿梭于古色古香的常春藤建筑里的图景。
我开始在网上到处搜集跟“jd”有关的信息，可是最初的兴奋过去，越看越觉得心沉到了谷底。
第一，中国大陆的学生想要申请到美国顶级法学院的jd就极其困难。耶鲁有着全美排名第一的法学院，出过许多美国有名的政要和学者，包括好几个美国总统。耶鲁很少招收中国学生，从来就没有招收过中国大陆直接申请的学生，那位“清华理工男”也是因为先在耶鲁读过书，有教授写推荐信，lsat的分数又很高，才能进入这所全球顶级学府。
第二，美国最顶级的前14所法学院（即所谓的t14），除了耶鲁法学院以外均有过直接招收中国大陆学生的先例，但还要先突破最难的一道关卡：lsat。lsat考试据说难度极高，是全英文的逻辑测试，有些人苦学数年也达不到足够申请法学院的成绩。即使lsat成绩不错，法学院申请还需要优秀的本科成绩，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更需要积攒一些海外经历、国外教授的推荐信，才能从众多美国本土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毕竟这学位本来就是给美国人进入法律行业准备的。
第三，即使顺利被法学院录取，还要考虑经济问题。美国法学院的学费一年最少5万美元，基本上很少有奖学金，我知道家里这时刚还完房贷，能否有余钱都不清楚。就算解决了经济问题，美国法学院的学习难度极高，据说第一年的成绩尤其关键，学生们每天都要读书到凌晨，在课堂上压力大到会冲出去呕吐。法律本来就很难学，更何况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用英语去和美国人一起学法律。
第四，就算我在美国法学院成绩尚可，还要通过重重面试才能找到工作。外国人因为需要工作签证，在就业时本来就不占优势，需要先力求进入最好的法学院，取得上游成绩，在面试里还需要用近乎母语流利程度的英文和人沟通，证明自己会是比那些本土美国人更优秀的律师。
最后，即使拿到了大律所的工作offer，美国的工作签证居然还需要抽签，还有将近一半的概率会因为无法拿到签证，而无法留在美国工作。
不知不觉，我看得入迷，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晚上11点宿舍熄灯断网，我才忽然反应过来。我摸黑草草洗漱后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却毫无睡意。我脑子里一团乱麻，既有初识梦想的喜悦，又有面临巨大挑战的自我怀疑和压力。那晚我彻夜难眠，大脑闪过一个又一个的意识碎片。我既相信自己，有着强烈想要成功的欲望，又怀疑自己是否在痴人说梦，幻想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三、lsat备考之路
2011年冬天，我打算从lsat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我的jd梦想。
我先是从学校论坛上买了原版真题集，打算先见识一下这传说中高难度的逻辑测试到底是不是真长了“三头六臂”。我满怀信心地打开第一套真题，从“逻辑分析”（logic reasoning）部分开始做起。这部分的题目会给出一小段陈述和一个跟逻辑有关的问题，然后要在五个选项中选择一个相应的答案。
那短短几十个字的题目，一个生词没有，但我愣是看得云里雾里，更是分不清五个选项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我硬着头皮做了七八道题，翻到后面看了一眼正确答案，发现只蒙对了一个。
不死心的我又开始尝试阅读。阅读理解部分要读四篇400—500字的文章，每个文章后有5—8个选择题。我开始跟自己较劲，阅读题而已，大不了我慢慢做，把所有的生词都查出来，这总能读懂了吧？结果第一篇文章我就读了20分钟，要知道这一整块阅读理解部分只有35分钟的时间！读完文章，查了所有生词，我还是愁眉苦脸，这文章前后衔接极为困难，根本就无法理解。题目都并非文章的字面含义，而需要提纲挈领地寻找逻辑。
我叹了口气，对自己不抱丝毫希望了。翻开最后一个逻辑游戏（logic s）的部分，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初中学排列组合的时候。这部分共有四个“游戏”，每个会给出一个假设的情境和固定条件，让答题者针对每个问题做出相应的推理，找到最合理的结论。这“游戏”看似简单，但我画满了两大张纸，才勉强把第一套解出来，而且只对了一半。
不到一个小时，我对lsat考试的初尝试就以全线溃败而告终。
第一次溃败彻底打击了我的信心，我有整整两周没有再想读jd这回事，也不再想研究这个考试了。寒假回来后，我开始转而研究托福。
其实申请法学院并不需要托福成绩，有很多美国法学院认为，学生的lsat成绩已经足够代表英语水平了。但那时的我，一方面，被lsat折了锐气，觉得托福这种不考逻辑的纯语言考试总归是容易一些。另一方面，我推测自己做lsat真题遇到困难，应该是英语水平不够，因此考托福也算是“曲线救国”。最后，我一遇到挫折就有些心灰意冷，甚至觉得jd这条路根本不适合自己，想着出国读书也未必需要读法律，而托福是申请任何专业都需要的，先考下来也好。
很多电影和小说里总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在明确了自己的梦想后，会毫不犹豫地直奔目标，一步步披荆斩棘走到终点。但在现实里，通往梦想的路总是七拐八绕，就好像老天在跟你做游戏一样。人生就像迷宫，我们四处摸索，但永远不确定哪条路才通往出口。
“坚持梦想”这件事情听起来美好而容易，可现实总会不断敲打你，让你不断拷问自己：我怎么知道这条路是最好的？我有能力去完成这些事情吗？这件事这么好，最后会轮到我吗？当你对以上问题全部给了否定的答案后，其实已经做了选择，但还会得寸进尺地进入找借口的模式。你不肯承认放弃梦想是因为你不相信自己，是因为你不愿面对困难，反而会想着也许另外一条路才是更合适的！
我暂停准备lsat，先准备托福，真的更合适吗？最后事实证明，我整整浪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做仅仅能感动自己的无用功。
大二下学期开学后，我给自己报了4月底的托福考试，除此之外，在4月中旬还要参加英语专业四级的考试。我开始发狠要开启地狱学习状态，拿出大一准备期末考试的劲头，准备除了上课以外都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没日没夜地学习。
那时我过了将近两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早已忘了“专注”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最多只能在座位上坐上十几分钟，然后一定要停下来刷刷人人网、看个美剧。我还很容易彻底放弃自己，有一次我在“休息”的时候打开了一个美剧，注意力被牢牢吸引，一口气看了五六个小时，结果那一天我在图书馆戴着耳机坐到闭馆，托福题一套也没有做。每当这时，我倒很会安慰自己：反正离考试还有几个月！浪费一天没关系的。
那个学期我们还有辩论队比赛，我也有三四个星期几乎完全没有学习，全身心准备辩论赛。我内心有时会闪过一丝焦虑，但更多还是大大咧咧地安慰自己，还有时间。
离考试还有一个月，我终于有些着急了。我开始每天认真花上三四个小时做托福和专四的题，但学英语需要实打实地小步伐训练，才能迎来能力的扎实进化。我“临时抱佛脚”并没有成功，最后托福只拿了一个远低于自己期待的98分，根本达不到大部分t14法学院的录取要求。
我心态依然很好，还是告诉自己不要太难过，大学还有两年呢，我还可以慢慢考。当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缺乏自律性与专注性会让我从根本上无法拥有实现目标的能力。我性格中骄傲自大的一面主导了一切，因为缺乏有效的参照物，我反而自我陶醉地想，这么早就开始考托福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个分数也不算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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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命运看我即将走入歧途，适时拉了我一把。那个夏天，我偶然看到新东方有lsat培训班，就兴冲冲地拉上了一个对此也有兴趣的辩论队好友一起去上课。这一去，我终于摸到了通往梦想那条路的起点。
2011年7月，北京的夏天还是一如既往的酷热，我每天从东四环坐到西四环，穿越四分之一个北京城去海淀学习lsat。在辅导班上，我们还惊喜地见到了另外三个大学同班同学，包括那个刚上大学时语气严肃地发短信让我不要翘课的男班长。原来他们跟我不谋而合地了解到了美国法学院的jd项目，也将上lsat辅导班当作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对当时缺乏自律性的我而言，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互相对比激励的同伴。辅导班循序渐进的思路，也让我扎扎实实学到了lsat考试的入门技巧。lsat虽然本质上是逻辑测试，只能通过自身不断地训练来提高，但是如何提高自己的逻辑水平，却有一套可以传递出去的方法论。
那个夏天，我们不断跟着老师拆解题目逻辑、学习逻辑思维的训练策略，我切实感觉到了自己越来越了解“逻辑”是什么，对于这项考试有了极大的热情。我们在中午吃饭时都会聚在一起讨论题目，我下课后更是会拉着辩论队好友，去附近的大学找个自习室继续做题。
其实，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在一项目标上卡住了，比起随便找个方向埋头往前冲，只为了获得一点“在努力”的心理安慰，更重要的是回过头来分析自己挫败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本质的策略，再给自己量身定做下一步计划。
我初次尝试lsat便遭遇失败，其实与英语能力并没有太大关系。lsat只考阅读，而托福还有听力、口语和写作，如果只为了给lsat做准备而花大量时间来训练托福，对那时的我完全是低效率的做法。如果我不死心于98分的托福成绩，在暑假继续与托福“死磕”，那就会错过了学lsat的最佳时机，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辅导班这条路未必适合每个人，可在那时却非常适合缺乏自律、遇到困难便容易放弃的我。我现在还记得在辅导班的课堂上学到了逻辑游戏的解题套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下课回家我自己做题，准确率居然一下子到了90%。我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被lsat这个“大魔王”欺负了这么久，终于扳回了一局。
我还特别喜欢跟班上的同学讨论题目。每次遇到有同学不明白老师上课讲的题目，我就喜欢兴致勃勃地分析一番，同时沾沾自喜地觉得，虽然大家都一起上课，但我终究还是聪明一点的，最终一定可以去读一个顶尖法学院的jd。
我后来才渐渐明白，我身体里面那个“强者”的人格，总是不断在寻找自己比别人更优秀的地方，一旦确认了可以用来做参照物的目标，就会获得强大的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学里一向有些自由散漫的我，会在辩论队投入最大的热情。辩论赛是一个展现强者实力的过程，我享受着别人的关注、惊叹和赞美，为了获得这种外在的能量投射，我会心甘情愿地付出大量的努力。
这种人格是把双刃剑。在那个夏天，在我最需要激励自己去努力准备lsat的时刻，辅导班的学习环境激发了我赢得竞争、成为强者的欲望，也给我提供了强大的初始动力。但当时的我没意识到，这种成为“强者”的欲望也终会慢慢将我送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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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8月，我原本报了法大的暑期牛津交换生项目。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只有17岁的我申请英国的签证两次被拒，理由是未成年人没有家长随行。原本8月的计划被迫取消，我不知所措地一个人从家回到了学校，打算就用这个月好好备考lsat。
8月的校园空无一人，平时熙熙攘攘的食堂只开了一个窗口，供应几百个留校复习司法考试的学生的一日三餐。夜晚的校园安静得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回声，我一个人住在宿舍觉得害怕，就跑去和正在准备司法考试的学姐一起住，每天搭她的自行车去自习室，她复习司考，我做lsat题。
按照我原本的雄心壮志，这一个月我每天做一套题，最少要做30套，要运用辅导班上学到的技巧，不断磨炼自己快速解题、拆解逻辑的能力。结果，脱离了辅导班每天上课的环境，在一屋子准备司法考试的同学里，我没有了竞争的欲望，“强者”人格隐匿，而我惫懒拖延不自律的本性又浮出水面。
我迷上了看科幻小说——那个8月，我在自习室读完了刘慈欣的《三体》《球状闪电》和他所有的中篇小说。我沉迷于故事里描绘的那个宏大深远的宇宙、波澜壮阔的人类未来，完全把现实世界的lsat抛在了脑后。最后我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半，完整做完了15套左右的真题。不过好歹还是比7月有了些进步，我能勉强掐时间做完题了，平均成绩徘徊在150—160分之间的水平。
2011年9月，去牛津游学的朋友们回来了，学校也开学了，校园终于又人声鼎沸，热闹了起来。我报了2011年12月的lsat考试，给自己下了三个月考到170分以上的死命令。
我开始组织那些暑假一起上课的同学在周末一起去模考lsat。模考是准备lsat最重要的环节，因为lsat本质上是一个在高压环境下测试逻辑输出能力的考试，所以在平时练习时模拟这种时间压力极为关键。必须严格按照每个部分35分钟的限制来做题，才能逼自己在紧张的胃部抽痛时，依然具有稳定清晰的逻辑思维。
lsat一共有五个部分，全部按照规定时间做完的话，也要一动不动地坐上将近4个小时，自己一人模考时很容易放弃。我的“强者”人格重新上线，蠢蠢欲动想要和别人一起模考，在紧张的竞争氛围下展现自己的实力。从9月到12月，我大概有一半的周末时间是在和同学一起模考。我把60多套真题都做了一遍，水平也有稳定进步，总体模考成绩徘徊在160—170分左右，但距离我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lsat是一个需要大量重复性训练的能力测试，就如同弹琴、跳舞这些身体肌肉技能一样，功夫没下到是不可能看到结果的。按照我的情况，其实应该把60套真题都完整做完两遍后，才能达到一个稳定在170分的水平。但我模考只有零星几次能考到170分，就说明我在真正考试的时候，有极大的概率会无法达到这个水平，从根本上说实力未到。
为什么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水平呢？也很简单，无非还是缺乏自律。与同学模考的时机可遇不可求，毕竟大家一起有空的时间不好找。找不到人一起，我只能独自做题，效果又是大打折扣。我无法严厉地监督自己，有时超时了还会继续做题，更是没有那种紧张感，做完一个部分甚至会给自己找借口，直接休息一个小时或睡个午觉。这就导致我虽然表面上刷完了60套题，但真正对能力提升有效的部分，其实只有和同学一起模考的那20多次。其他自己复习的时候，我依然深陷在耗费时间、假装努力，逻辑能力却没有太大实质性变化的陷阱里。
当然，这些都是我很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发现自己是如何欲盖弥彰地掩饰那些能力缺陷，才完整总结出来的。在2011年12月，我虽然实力不够，但信心很足，总是莫名觉得自己可能是上天的宠儿，考试一定会超常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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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12月，北京的冬天一如既往的冷。我和当初一起上辅导班的同班同学一起订了一间北大校园旁边的酒店，提前一天从昌平长途跋涉到了海淀，在酒店住下准备第二天的考试。
也许是酒店太冷了，也许是我太紧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手脚冰凉，胃隐隐作痛，头也晕晕的，整个人处于一种冬天早晨还没睡醒又不得不去上课的状态。我心里暗叫不好，使劲儿告诉自己不要紧张，结果适得其反——我遇到的第一个部分是逻辑分析，我忐忑地开始解题，然而却忽然遇到一个五个选项都不太对的题。
我咬咬牙，回头仔细把题目读了一遍，居然还是不明白，我瞬间就慌了，使劲咬牙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在这道题上多耽误了几分钟，还有两道题没答的时候，已经只剩最后一分钟了，我稀里糊涂地用最快速度勉强看完选了答案。
第二个部分是逻辑游戏，这是我一般模考时几乎不错或者只错一个的部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然后，当做到第三个游戏最后两道题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在前面读题时画的逻辑关系图，由于粗心漏掉了一个条件，整个假设和推理就都错了！我手心疯狂出汗，只能回去重新读题，画图，把整个逻辑游戏的前面五道题重新再做一遍。这就导致到最后一个逻辑游戏时只剩下不到四分钟了，远少于平均5—6分钟的解题时间。我大脑疯狂地转，但最后还是有两道题来不及看，时间就结束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完蛋了。在最后提交答题卡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cancel（取消）成绩。
坐公交从北大回昌平的路上，我一路都在神游太空，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早冬萧索的景色，心里十分苦涩。
2011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从年初就发誓让自己进入学习状态，经历了两个考试，结果都很不理想。我的确有认真学习、提高成绩的意愿，这一年我看完了整整五季的《波士顿法律》，对在美国做律师更是无比向往。以此为动力，我几乎每天一睁开眼睛，都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高效模考，让自己离梦想更进一步。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残忍的。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沉重的打击使我清醒，我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问题在于两点：第一是缺乏自律，第二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我不愿意面对自己缺乏自律这一系统性缺陷，就在每一次偷懒拖延时告诉自己，这次只是个例，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还可以明天再努力。
可到底要如何提高自律的能力？我冥思苦想，却很难找到答案。是要加强改变自己的“意愿”吗？可自律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我每次一觉醒来，再强大的“意愿”也好像被重启了，无法战胜新的一天那种拖延、懒惰的本能。不过我凭直觉意识到，有一种可以人为创造的外部环境会使我专注、激发斗志——那就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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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寒假期间，我又去考了一次托福。因为过去一年准备lsat和专业课的缘故，我的英语水平自然有了提高，这次集中复习了两周就考了108分。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成绩虽然不算特别优秀，但是申请美国法学院也足够了。
寒假结束，我回到学校开始大三下学期的生活。我已经报了2012年6月的lsat，并且为了赶上2013年9月去美国读书的时间线，在这次考试中拿到理想的成绩至关重要。意识到自己缺乏自律的问题后，我决定找一个可以长期和我一起模考的战友。经过12月考试的磨炼后，去年一起模考的同学大多都已经放弃，唯一还准备6月继续考的只有那位男班长了，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结成了模考同盟，每隔一天都要找一个教室，相约一起做题。
班长是个自律性极强的人，似乎天生有着比我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每次到了该模考的时候，他都会雷打不动地提前发短信提醒我，然后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在做题的时候，他也是严格按照考试标准计时，时间到了就坚决停笔，绝不欺骗自己。他为了模拟正式考试时遇到加试的情况，模考时也坚持一口气做六个部分，即使最后只有五个部分会计入成绩。
有班长这个全情投入的人在身边模考，我也不甘落后，每次都全神贯注地做题。我们每次模考完都会一起对答案、算成绩，我此时“强者”的心态被发挥到极致。如果我模考分数比他高，我就会掩饰不住自己的兴高采烈、得意自满，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希望。但如果他分数比我高，我则愤愤不平，发誓第二天一定要超过他。
我们俩的水平基本差不多，但班长偶尔有发挥超常的时候。有一次模考，他只错了三道题，考了178分——这可是接近满分的成绩！我痛苦极了，连续两三天都闷闷不乐，暗中咬牙切齿地想着我一定要好好努力，不能让他超过我。
时间就在我“冰火两重天”的心情中飞速过去，我在潜意识里已经把班长当成了我的战友和竞争对手。因为他的存在，我可以风雨无阻地激励自己去模考，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把所有真题又做了三遍。有一次我感冒很严重，周末本来想休息一下，但一想到休息就意味着班长有可能超过我，我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吞了几粒感冒药就跑去教室模考。
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我的模考成绩已经很少低于165分，平均在168—172分之间，班长除了偶尔几次发挥超常，成绩基本也在这个区间。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都开始做以前从未碰过的真题，测试自己真正的实力。我的分数大部分都在170分以上，只有一次发挥失常掉到了166分。在6月正式考试之前的一天，我还特地坐车到北大附近，找了一个跟考场很相似的教室模考了一次。
最后一次lsat模考，我考了174分。对答案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又紧张，差点趴在桌子上大哭一场。一年多的准备，60多套真题我一共做了四遍，每次模考一套题要五个小时。1200多个小时的努力，从16岁到18岁，终于把自己从2011年那个连题目都看不懂的“废柴”，提高到了能模考到174分的水平。
我一直喜欢北京的夏天胜过冬天，夏日的傍晚总是充满了美好与活力。考试前的晚上我在北大校园里散步，看着路边石椅上坐着看书和闲聊的男生女生们，自行车的铃声好像总在身后响起，湖边绿意盎然，一派热闹的凡世人间。
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我次日醒来，只觉得精神饱满、头脑敏锐、脚步轻盈。直到正式考试结束，我都还沉浸在这种轻松愉悦的眩晕感里。这次考试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没有遇到上次那样让我卡壳的题，一切自然顺畅地进行，我在规定时间内轻松做完了所有的题，节奏完美。考完试我嘴角上扬，心里很明确地知道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考lsat了。
考完试我看到班长，赶紧跑过去问他感觉怎么样。经过了半年一起模考的经历，我们早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一脸愁苦，说上午做阅读的时候有点犯困，感觉一般。我咬了下嘴唇，不敢说我自己感觉很好，但也许满脸喜色藏不住，班长强笑着说，看来你考得不错啊，恭喜你。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也考得一般，不过你别怕，万一你这次考得不好，我可以继续陪你模考准备下一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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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已经沾沾自喜，彻底以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了。我已经开始幻想、计划着自己申请到了最好的法学院，说不定是哈佛、耶鲁，或许去哥伦比亚大学也不错。我热衷于拉着班长讨论未来的计划——接下来的申请要怎么准备、有哪些程序要走、去读书前要做哪些功课，胜利的欲望和喜悦给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大概过了将近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6月lsat考试出成绩的邮件通知，查到成绩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班长。他电话里也像是情绪不高的样子，说自己不敢查成绩，我还做好了安慰他的准备。第二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我考了168分，不好不坏吧，勉强够一个申请t14的水平，虽然没有平时模考成绩好，但还算是满意的，你呢？
他顿了一下，欲言又止：我考了175分。
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哭了一个下午，一个星期没跟他说过话。
四、人生的岔路口
lsat出分后我一蹶不振。那时大三下学期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本来打算拿一整个暑假来准备申请材料，9月一开学就把申请全部投出去。168分的成绩却冷冰冰地将我推下了深渊，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强者。在与班长的这场竞赛中，我输了。
2012年的暑假，我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我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全力准备司法考试！
国内的司法考试与美国法学院jd相比，不管是思维方式还是职业发展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选项。从思维方式来讲，司法考试注重大量知识点的记忆，美国法学院jd和lsat考试注重逻辑分析和批判性思维，而非对知识的准确复述。从职业发展来说，司法考试针对的路线是在国内执业做律师，而美国法学院jd是在美国执业的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两种考试的准备过程无法互补，它们的职业道路也没有交叉。因为两国法系不同，通过国内的司法考试，对申请美国法学院的影响微乎其微，对将来在美国执业更是几乎没有任何助力。而lsat分数再高，即使是被哈佛、耶鲁录取，司法考试也不会对你网开一面，而无法通过司法考试的话，即使是哈佛法学院毕业，也不可能在国内执业。我既然早就已经坚定了要去美国发展，想去美国做律师，又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托福和lsat上，又为何要转头考司法考试呢？
因为我退缩了。168分的lsat成绩让我的强者人格破灭，而我的弱者心态和懒惰本性便卷土重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根本不适合去美国读法学院，同时又很抗拒努力，班长建议我可以9月再考一次lsat，我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一想到要再模考就头大，连带着申请也不愿意准备了。
人生也是公平的，当我把自己幻想成强者，从而依靠这种虚幻的竞争和荣耀感（而非内生的兴趣与自律）来准备lsat时，就要承受当强者梦碎后一切动力消失，人生归于原点的代价。
如果我当时没有深陷在这些性格问题中，应该可以客观地认识到，168分并不代表我是弱者，但我同样也不是一个强者。我的真实水平大概就在168分到173分之间浮动，但考试前过于骄傲轻松的心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解题的状态，导致我因为马虎而犯了几个错误。这并非不可原谅、无法挽回的巨大失误，我完全可以理清自己的情绪，9月以最好的状态再考一次lsat，同时在暑假先准备法学院的申请材料，并不会耽误申请的时间线。
可当时的我脑子一片混沌，感觉自己在一片迷雾中乱撞，根本摸不清楚人生的方向。我因为怀疑自己而想放弃jd这条路，先探索一下别的可能性。
那一年，我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准备司考。中国政法大学所有的非法学专业都可以选修法学作为双学位，通过相同的培养方案，毕业时还可以选择将法学作为主学位毕业。因此，即使是我们这种英语专业的学生也有一种全民学法律的氛围。我当时已经读了一年双学位，几门法学专业课的成绩都不错，受这种氛围感染，忽然就对司考跃跃欲试，想在复习的过程中把这些年学到的知识点系统串起来，最后说不定发现自己在司考上其实也很有天赋呢。
我还美滋滋地想着，如果司考通过，我还可以多留在法大一年，把双学位读完，然后我可以开始在国内律所实习，有几年工作经验后再考lsat，说不定更容易申请学校。或者，我还可以拿下法律学位后去美国读一个llm学位——一个一年制的硕士项目，不需要lsat，只要托福就可以了，我正好还有托福成绩。虽然llm很难在美国找工作，那我回国发展也不错……哦！我还可以去读研究生呢，听说司考和考研很多东西是相似的，那我9月司考结束，正好可以接着考研，反正读研究生期间还可以继续工作实习，还是想读jd的话，可以过几年再尝试一次lsat。
人生这个迷宫，即使正确的路线只有一条，在你前进的路途中，也会有无数的岔路吸引你去一探究竟。在迷宫里摸索的时候，生活会给我们展示所有的变量和选择，我们无法知道每一种选择会带来怎样的结局。我们能做的只有选择，然后努力等待命运的来临。
在那个人生岔路口，我真的很想放弃读jd这条路，思前想后，在脑海里给自己编织了几十种人生。最后，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还是去读jd吧，只有这种感觉“好像”是对的，会是我最终想要的生活，虽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实现它。
多年之后回过头看，也许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才真的是“命运在召唤”吧。站在上帝视角的我知道，美国法学院所传授的一切，从批判性思维、逻辑能力到观察力与抽象总结的能力，全都恰好在我的天赋和技能点上。一旦我进入这个环境，就好像是鱼儿入了水、鸟儿飞上天，我所有的兴趣和能力会被全面释放，让我迅速成长为一个在自己擅长领域的强大存在。
可惜，这命运的召唤力度还不够大，我虽然心里觉得不应该放弃jd这条路，但却打定主意不要再考lsat了。用一整个暑假准备法学院的申请绰绰有余，不如先准备司考，万一司考通过了，也算是多了一个在国内执业的人生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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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期末考试一结束，我便买好了全套的司考复习材料，准备在暑假每天白天用七个小时来复习司考，晚上用两个小时来准备法学院的申请文书。
我并没有找什么司考小组，就准备自己独自在校外租的房子里复习。想要学习的念头虽然强烈，但我自律性不够的老毛病又犯了。没有人每天一起复习，我自然无法让强者人格主导，给我提供努力的动力。结果可想而知，整个暑假我还是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乱七八糟的事情上，每天花在复习司考上的有效时间最多只有三四个小时，而申请文书更是拖延着迟迟不肯动笔。
因为要同时做好两件事，我的专注力和自律性进一步下降，有时会拿为申请文书“检索资料”当借口，好几天都将司考资料扔到一边，兴致勃勃地在网上刷与法学院申请有关的论坛，文书却是一笔没动。
到那个暑假结束、北京终于不再那么闷热的时候，我才勉强将司考的录音配合着讲义全都听完，真题一点没做，讲义也没有背过第二遍。申请文书的话，勉强写了一篇2000字的“个人陈述”，但我心知肚明，这不过是我为了糊弄自己随便拼凑的，其质量和内容距离真的拿来申请还有很大的距离。
2012年司法考试前两周，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妙，每天开始跑自习室，真正开始花六七个小时在准备司考上。然而为时已晚，任何考试，不管是司考这种记忆类还是lsat这种逻辑能力类，都需要真正投入聚集了大量专注力的有效时间才能“通关”。前期没有足够的专注准备，后面不管怎么补救都没有用了。
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去考了两天，一大堆题不会，只能抓耳挠腮连蒙带猜。因为选择题知识缺口太多，有的时候甚至提前一个小时就蒙完了试卷，只能坐在那里。
考试结束后，我有一种深深的挫败和沮丧感，不用等成绩出来我都自知司考肯定无法通过。两年里，这已经是第三次我想做好一件事情、一腔热血地许下梦想，最后却以一地鸡毛而结束了。2012年的整个9月，我都沉浸在这种消极的情绪里，过得浑浑噩噩，连申请文书都不愿准备。
人往往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缺点。在做一件事情失败时，很多人会首先陷入一种颓丧消极的情绪里，混杂着愧疚和对现实的不满。但这时候真正需要的是抛开情绪，理性地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出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和策略上的失误，并尽快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将理性总结的经验应用到下一个目标中。
那时我很明显没有这个段位——18岁的我，不仅不够自律、专注力差，情绪管理也是一塌糊涂。我要么是作为强者极为骄傲自满，根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缺点，总是为自己的小失败找借口，对根本性问题视而不见。要么是作为弱者不断怀疑自己，因为小挫折而自暴自弃，不敢去面对真正的问题。
但幸好我没有彻底放弃，因为人生的下一个转机，很快就来到我面前。
五、转机与希望
2012年10月，趁着国庆节放假，我回到家，几乎每天都宅在家里，躲在被子里吃零食、看剧，申请文书一笔未动。爸妈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赌气地说不想去读jd了，lsat成绩这么差，肯定申不到什么像样的学校。
我爸妈面面相觑，虽然他们对美国法学院了解不多，也知道168分的成绩申请t14并不是毫无希望，我无论如何应该在今年申请试一试。我从小就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的不顺利，而陷入一个彻底否定自己的情绪黑洞，排斥外界的一切，人生也进入一个停滞的状态。我爸妈了解我这一点，也开始使用他们从小对付我情绪问题的一贯策略——使劲儿将我拖出来，强迫我去面对现实。
我妈先是打开了我的电脑，让我找出我现有的申请材料给她看。逼不得已，我只好把暑假东拼西凑的2000字“个人陈述”给她看。我妈因为在30多岁时考了研究生，英语很好，看得特别认真，还给我添加了许多批注，写了很多修改意见。我忽然有些无地自容——我对待我的人生和所谓的梦想如同儿戏一般，说放弃就放弃了，但我妈并没有放弃，她也一直相信我的能力。
我虽然整个人状态还是很差，但打定主意要一点点来，先把长期目标细化为短期计划，这两个星期先把个人陈述打磨成一个可以用来申请的版本。我让自己先不去想未来，也不纠缠在过去的失败，甚至不去担心我要不要申请jd，接下来一年要怎么办。我只要先做好眼前这一件事就可以了。
当把自己的视野放窄，目光集中到当下时，任务似乎开始变得简单而有趣了。我先是花了一整天读完几十篇美国各种专业申请个人陈述的范文精选，然后渐渐总结出一些规律。
我的第一版个人陈述，字数虽多，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主线，只是单调材料的堆积。比如，我写了大学辩论赛的成绩、我的专业课分数、我去香港游学的经历。因为担心我这种中国国内本科的申请者经历太单薄，我拼命地想在个人陈述里把自己包装得“国际化”一点，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竞争力。
但是那些优秀的个人陈述，从来就不是用几千字来堆积、夸耀自己的个人成就，而是用800字来讲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关于自己的故事。从这故事中，招生官仿佛可以看到申请者栩栩如生地站在自己面前。这故事并不需要体现一些所谓的“国际化”，而是要能让人共情，看到一些跨越了种族、地域、语言，共同属于全人类的美好品质——比如，突破自我、帮助他人、坚持不懈，等等。所以写个人陈述的第一步，就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故事，由小及大，先有框架才有内容。比如，要先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确定一个非常抽象的主题，再选一个能表述清楚的故事来服务于这个主题。
第二步，这个故事要如何写出来，先写对话还是先写结论，何时讲述、何时煽情，就是要通过不断地“写”去推敲和调整出最佳方案了。但最重要的是，主题一定要明确，不能先写一个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的故事，再一转身去讲自己服务社会的精神，那样学校招生官读下来便很容易一头雾水了。
我最后给自己个人陈述确定的主题是“挑战”。我仔细回忆了大学期间的经历，最终挑选了两个故事，描述了我通过挑战自我、突破瓶颈所带来的成就感。一次是我大二那年打赢了一场很艰难的辩论赛，另一次是我上了一门很难的课，但通过对学习方法的创新，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写完这些故事后，我自然而然地回到一个招生官最想了解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经历会引导我去美国读法学院？我很顺利成章地解释道，我热爱接受挑战、热爱突破自己带来的快感。从来没有去过英语国家的我，去美国读法学院本身就是自己的下一个挑战，是我全心期待并做好十足努力的下一个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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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两周的时间，终于把个人陈述捋清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专注做好一件事本身所带来的快乐。我不必用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来激励自己，也不需要树立一个竞争对手来逼迫自己努力。那些外在的吸引，终究没有发自内心的驱动来得深刻。
我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结果，而只是为了过程本身。在雕琢这篇800字的个人陈述时，我竟然找到了表达自我的快乐。也许正是因为我并没有指望用这篇陈述来扭转乾坤，深知申请结果还是取决于lsat成绩，我对它能带来的效果也没报太大期望。相反，我只是希望借助于这个专注做好一件事的过程，将自己从沮丧的情绪深渊中拉出来。我无比享受这个过程，它也治好了我的阶段性自暴自弃。
2012年10月中旬，我完成了个人陈述后，势如破竹地准备好了其他的申请材料，联系老师拿到了推荐信，填完了所有学校的申请表，然后在lsac（法学院录取委员会）网站上陆续将申请递交了上去。t14里面我唯一没有申请的就是耶鲁，因为耶鲁还要求写一篇250字的文书。我心知以我的lsat成绩完全没戏，便由着自己进入懒散状态放弃了。
刚把申请全都提交上去不久，9月的司考成绩就下来了。我意料之中地距离通过线差了十几分。
在等待申请结果的那几个月，我的心态其实并不是很好，时而打电话跟爸妈哭诉。班长同学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提前录取（early admis-sion），一旦录取便必须接受offer，但是会更早出结果，学校也会优先考虑这些录取了便一定会来的学生。果然不出意料，班长很早就拿到了offer，更让我压力倍增。
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让我没办法去规划人生的其他可能。比如，我完全不想在12月再考一次lsat，也不想去准备考研，只想快点知道这条路的结果。在疲惫和焦虑下，我甚至还开始给未来的自己写信，在信里鼓励自己不要因为不确定的未来而放弃眼前的生活。
好像从大二开始，我整个人的心情都是随着外界环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我有目标、有竞争时，我会发奋努力，但当我遇到挫折或对未来不确定时，便会沉浸在消极的情绪里，没有认真生活的动力。过去的三个月更是如此，司考失利后我沮丧了一个月，但通过准备个人陈述和申请材料，我找回了劲头。但把申请都交出去以后，我又开始消极懒散了。
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一切可能跟我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小学和初中期间天堂与地狱的对比，在我的心里埋下了魔鬼和天使两种人格。在小学时，我所有的快乐来自别人对我的夸耀和关注，来自那种成为优秀者、胜利者的自豪感。到了初中，我的痛苦则来自他人对我的轻视，对自己一事无成、众叛亲离的恐惧。我将自己内心的感觉建立在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人对我的看法上，也因此不停地拿将自己与别人比较，情绪如同坐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
这是第一次，我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情绪的变化，也下决心主动把自己拉出来。我开始创造那些有利于提高自己心情的外界环境，比如，主动报名参加模拟法庭比赛、和低一级的学弟学妹一起模考、指导新生辩论赛等。我让自己去为了一系列的短期目标而奋斗，然后从成就感中获得走出阴霾的动力。
到了12月，我终于又找回了一种轻松积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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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手机上忽然弹出一封邮件：welcome to georgetown law！我一下子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从床上一跃而起打开灯，颤抖着捧着手机。这是乔治城法学院的院长写给2013年入学新生的一封信，他先是恭喜我们收到offer，然后介绍了乔治城法学院，表达了来自全院教授的热烈欢迎。
我看得有些懵——这信是不是发错了，我没有收到offer啊。但收件人确确实实是我的名字没错。我赶紧打电话给我爸妈，让他们去楼下查一下信箱，说不定乔治城大学非常传统地给我寄了纸质offer。果然，一封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录取信躺在我家邮箱里，已经有两周了，我们都以为学校会发邮件offer，谁都没有想着去看信箱。
一段鸡飞狗跳之后，一切尘埃落定。我就这样收到了这个申请季的第一个offer。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我都处于狂喜的眩晕状态。从第一次了解美国jd的那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痛苦过，纠结过，也努力过。几次差点放弃，也从来没相信过自己。可是命运的音符跳动，种种因素随着时间的五线谱汇集在一起，阴差阳错地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了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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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寒假回到家，一向紧跟我生活变化的老爸早就查好了所有关于乔治城大学的资料，一本正经地跟我讨论起来。乔治城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顶尖的私立大学，有很多知名校友成了美国的政要和法官，比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因为身处美国政治中心，其本科的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专业尤其出色，还有很多外交官的子女在此就读。据说乔治城法学院与主校区不在一起，而是正好位于国会山脚下，只相隔几个街区，说不定国会议员上班时都会路过那里。
在现代美国法律起草和产生的中心学习美国法律，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
时间就这样进入了2013年，我退掉了双学位的课程，只需要考完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再完成毕业论文，就可以结束大学四年的旅程了。两年的长跑目标结束，我的心情好得很，每一天都过得积极而充实。我花了一个寒假来复习专业八级考试，最后拿了最高等级的“优秀”成绩，毕业论文也按时完成。我开始收集材料准备赴美签证，一切都在井井有条进行着。
我还查了很多资料，来为自己去美国读书做准备，并开始练习打字，找了一些专门测试和训练打字速度的网站，训练自己手指快速移动的能力——这对将来在法学院记笔记至关重要；另外就是开始读美国法律课程的辅导书（hornbook），对于这些科目有一些提纲挈领的认识，比如，很经典的《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和《emanuel outline》系列。我还读了好几本指导美国法学院学习、考试和生活的书，比如，《getting to maybe》《one l》《law school confidential》《planet law school》。这些书我基本都只看了开头，唯一一本坚持读完的是《getting to maybe》，原因也很简单——英文环境里针对美国人如何适应法学院的书，实在是很难对我们中国学生起到有意义的指导作用。比如，有些指南书会把法学院的课堂跟美国大学教授的风格进行对比分析，对我没有丝毫帮助。我更需要的是对美国法学院甚至整个美国课堂环境从零开始系统全面的介绍，如果能有来自与我有相似起点的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手经历更是无比珍贵。可惜，那个时候在这条路前面的人还太少，我好似在黑暗的隧道中打着一盏火光微弱的灯笼摸索着前行。
很多年之后回头看，我那几个月做的事情，对于未来真正在法学院的学习并没有太大帮助。但它让我保持了一种积极向上、乐于学习探索、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精神状态。事后证明，这种状态比任何装进脑子里的知识都更加有用，也是促成了我去美国后飞速成长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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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我又陆续收到几所其他学校的offer，其中最好的便是排第15名的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了，而且还给了我每年数额不菲的奖学金，可以涵盖三分之二的学费。因为这个offer，我还跟爸爸大吵了一架。我对这个学校的印象其实不错。虽然排名比乔治城差一名，不算通常概念的t14，但那笔奖学金能让我爸妈的财政压力小很多。
当我纠结是否要去得州奥斯汀时，我爸反而态度坚决地说绝对不行。他摆出一副家里我做主的大男人样子，挥挥手说钱的问题不用我来操心。我气他都没有认真了解过这个学校就乱下结论，我爸只觉得我目光短浅，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而放弃更长远的规划。在他眼里，位于首都的乔治城大学和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州立大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他固执己见地认为只有乔治城才算是“更高的平台”，为了能让女儿去那里，他付出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
拗不过我爸，我便回绝了得州奥斯汀的offer，决定去乔治城了。
2013年7月，我正式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了。毕业那一周几乎每天都在各种聚会和活动中度过，如同过去每一年的7月一样，整个校园里充满了离别的气氛。夜晚有许多人在图书馆楼梯上唱歌，啤酒瓶子堆了一地，校门口的餐馆和大排档总是十分火爆，笑声和哭声与各种复杂的情绪混杂在一起，构成了我对那个夏天最后的回忆。
真正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我的心情却非常平静。早知道自己终将离开这个地方，我的心早在过去半年就飞去了大洋彼岸，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场来自未知世界的全新挑战。
2013年8月，我收拾好行李，最后跟爸妈朝夕相处了一个月，在一个夏日的清晨离开了北京，坐上了去往华盛顿特区的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