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约在十岁左右，我们那儿的县中排演话剧《年轻的一代》。因为母亲在县中教书，我便可以常常在晚上溜到礼堂去看排演。从那时开始，我迷上了找矿。我日夜梦想着将来当一名地质队员，餐风露宿，走遍大西北的戈壁滩，用手中神奇的小锤去敲醒沉睡的大山。后来便是文化大革命，上中学，插队。到我获得报考大学的机会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理想。在报考地质系和中文系之间，我曾经犹豫过很久，终于因为年龄太大的关系，我放弃理科，报考了文科，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文学专业。

地质和文学，这两者之间不是没有相通之处的。文学也是一座矿山，而且更神奇更复杂，矿层下面的迷宫更加引人入胜。我也在努力探矿，只不过用的是笔而不是地质锤。

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寻找，摸索；希望，失望；成功，失败；痛苦，也欢乐。其结果就是我越来越迷上了这座文学之矿。我无法弃它而走。离开它，我就会饥渴难忍，神魂不安。

我究竟找到了多少矿藏呢？十年的艰辛跋涉，付出的和得到的，到底哪样居多呢？我常常这么问自己。文学工作的成果难以用尺度来衡量，其中的酸甜苦辣，也无法用语言文字对人诉说。我只知道，一经上路以后，就好象双脚穿上了魔鞋，你不由自主地要往下走，走，一刻不停，直至精疲力竭，倒地而死。

文学就象一个幻影和梦魇，我时时刻刻感觉到它的纠缠和逼迫。是那种令人窒息的、浸入骨髓的压迫感。我常常想摆脱它，轻轻松松过日子。但是不能够。它所引起的欢乐和痛苦是那么巨大和深沉持久，一旦你撞上了它，尝到了它的滋味，你就会心甘情愿地被它奴役和支使，把你的灵魂、精血、青春、生命统统交付给它，在它的光影中生活一辈子。

收进这本集子中的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主人公几乎都是年轻活跃的大学生们，包括大学刚刚毕业满怀憧憬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男女们。在最近几年中，我的思想跟他们更加贴近，生活节奏也更加合拍，因此集中写了这一类题材的作品。

《雨巷》，要算是这本集子中最早写出来的一篇，也是我所有作品中较早触及大学生活的。那时，我在北大读书，一个同学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柏林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有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特别崇拜乐团指挥卡拉扬，简直是迷得神魂颠倒。为了表示一点敬意，他特地坐火车回家拿了两枚古钱，想在某一天音乐会散场时把古钱献给卡拉扬。谁知那天散场以后，音乐迷们团团围住了卡拉扬，争先恐后地要请他签名留念。这个学生被挤在人堆里，手里高高地举了两枚古钱，却无法递到卡拉扬手上。偏偏这位卡拉扬先生又相当傲慢，对于所有围近他的人全都不屑一顾，旁若无人地向汽车走去，一面轻轻拨开那些伸到他面前的签名簿。其中也包括这个虔诚的大学生的古钱。

听了这件事，我很有感触，脑子里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对于人和人之间距离感的遗憾，《雨巷》就是从这件事引发开去写成的。这篇小说引起了一些争论，大致因为小说主题有些“蒙眬”。确实是这样，当时我对小说中写到的一些事情只有感觉而缺乏认识。我写的是情绪，是一种随着美好愿望不能实现而来的惆怅、失望、遗憾、哀伤的情绪。在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写了不少“情绪小说”，这似乎很适合我的文笔和气质，我甚至觉得我的创作只能走这一条路了。

直到去年，准确地说是在九月份以后，不知怎么的我忽然对我以前的作品感到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我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好的表现形式，用以述说我对生活的观察、感受、理解和认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连续写了四个中篇：《请和我同行》、《秋色宜人》、《这一瞬间如此辉煌》，《我们去摘秋天的果实》。

《请和我同行》在我心里酝酿的时间之久，几乎是从来没有过的。还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很想写这样一篇小说：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的生命象一条河，拐了许多弯，跳过了许多坡坡坎坎，也涌起了许多水花，可是这河总是在不停地流，执着地朝着一个目标。这个女孩子的命运在我心里盘缠了整整两年。我好几次坐到桌前想写，又好几次扔下笔去。我感觉到终究是缺少点什么。我在等待那点东西冒出来。

有一天，我正翻弄以前的一些旧卡片，忽然看见了不知什么时候记下来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几句诗：

“来呀，无论是谁都请来和我同行吧，

和我同行，你们将永远不会疲倦。”

还有：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我把我的爱情给你，它比金钱还宝贵。

我把我自己交给你，让教理或法律作证。

你肯把你交给我吗？你愿意和我同行吗？”

从那个时刻开始，这几句诗每时每刻都在我耳边回荡，鸣响，发出轰轰的回声。我坐立不安。所有的人物和情节都开始在脑子里向一个点上集中，又从这个点上向四外扩散。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在心里跳出了一句话：请和我同行。立刻我觉得神清气爽，脑子里特别清楚，特别澄澈，象大雨洗过的一样干净。我一下子领悟到，这么多日子我日夜所想的，正是这个主题。那时刚好《上海文学》在无锡太湖的一个小山岛上举办笔会，我去参加了，用去整整一年的探亲假。笔会期问我写出了这个七万多字的中篇。写得很顺利，也很舒服。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中篇。

太湖笔会回来后，单位里正在组织人力接待一个来自北京的各国使节参观团，把我也划拉了进去，算是简报组的一个成员。于是，那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陪伴着各国使节和夫人们，开始了漫长、愉快、疲倦的“汽车旅行”。我们这支五颜六色的队伍几乎跑遍了半个江苏，参观工厂、农村、集市、城镇。所见所闻使我新奇而又惊讶。然而使我不能忘怀的还是同行的“旅伴”们：风趣或者是不苟言笑的大使、一天要换三套衣服的夫人、年迈却又兴致极高的外交部首长、被长途旅行拖得苦不堪言的女翻译、小心谨慎生怕出事的地方陪同干部。半个月中，我几乎熟悉了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对他们有了一种亲友相聚时的感情。最后那天把他们大部分人送上飞机的时候，在飞机发动起飞的一刹那，我无法抑制地哭了。似乎有什么美好的、亲切的东西在这一刻从我心里流走了一样，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正是这种感情促使我想把发生在这半个月中的事情艺术地再现出来。于是就有了《秋色宜人》。我喜欢我这篇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人物，虽然他们各自有着时代留给他们的烙印，甚至是缺点。

这篇小说写完大半的时候，有了《这一瞬间如此辉煌》的构思。我是个性子颇急的人，有了构思就迫不及待地想写。《秋色宜人》刚脱稿，我就把它先放在旁边，着手写《瞬间》。这个中篇的篇幅不长，手法也比较普通、老实。在这个中篇里，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塑造一个人物形象——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苏老师。在此之前，我的小说几乎是没法列出人物画廊来的。

不能说《瞬间》跟《雨巷》没有关系。人物、情节、主题都那么相似。《雨巷》中很多曾经提及而轻轻滑过的事情，在这里成了中心情节、主题内容。过去有人说，《雨巷》是我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又有人说，《瞬间》是转折点。到底哪一个是呢？也许都可以这么说，也许还都不是。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小说都拿音乐学院作了背景，主人公都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有才气有憧憬然而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至于苏老师这个人物，写的时候我并没有花费很多心思。对这样的人物我很熟悉，文学界、音乐界、美术界，甚至科技界，哪儿都能碰到。我在知识分子群中生活了很久，写这类题材的小说大约多点有利条件。

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呼唤和被呼唤的关系。作者通过一支笔，用自己的心灵发出呼唤，呼唤朋友、伴侣、同志、师长和兄弟姐妹。世界这么大，人群这么疏远，如果失去了这种呼唤，人们会感到寂寞和沉闷的吧？

无数的人在写小说，世上也就有了无数种呼唤声，高低强弱，轻重缓急，嘹亮的和喑哑的，欢快的和痛苦的，各各不同。我也在呼唤，而且我在焦急地期待着回声。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被人理解、接受、喜爱。有朝一日，当我再也喊不出声音来的时候，我希望山谷和田野上仍然在轻轻荡漾着从四面传来的回声。

黄蓓佳

一九八四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