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好说话，被抓这趟官差，为一位老先生去当替死鬼。

单位的办事人员说：“你打的去吧，老外那儿点个卯，咱们不失礼，就行。”

我已经好久没听到阿p的消息了，正好借碴用他的车，翻到他的bp机的号码，呼了他。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小蛐蛐还未被淘汰的时节。

不一会儿，他电话打了过来：“有事吗，李先生？”

“也没有什么大事，本来一位老先生答应跟一位老外座谈，谈鲁、郭、茅，巴、老、曹。他一听下回回访，安排别人出国，而没有他在内，火了，不去了。”

“于是，抓你大头？”

“可以这样说，但接待外宾的人员是我朋友，只好答应了。你的车要是在我附近，没有客人，你能拉我一趟吗？公家报销，算包租半天，你干不干？”

“你等着，我就来！”

阿p其实不是专业出租车司机，打草搂兔子，捎带脚的“猫腻”营生，按他的话说，叫做打枪的不要，是悄悄捞点外快的私活。

白天，他在工厂仓库上班，看管工字型钢，u字型钢。这种大型钢材，一天发不了几笔，而且都是大宗，安排妥了，吊车作业，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小屋里，看小说，写小说。五点钟，浴池冲个凉，在食堂买上四两包子，往饭盒一装，登上自行车，就离厂干他的第二职业。

我是在一次文学讲座认识他的，他有车，自然办班的人不能放了他。先是他开着那辆皇冠车接我，后又是讲完课由他送我回家。一来二去，就熟了起来。

他把他的bp机号码留给我，并且说：“以后你晚上要用车，就call我！”

call，读“拷”，正如taxi，叫“的”一样，是香港的口头语，先在深圳流行，后来也挂在北京人的嘴边了。上个世纪，洋货、洋话、洋人，凡沾上一点洋味的事物，很吸引国人的眼球。

我很奇怪：“干吗晚上？阿p！”

他诡秘一笑，开车走了。后来，我晚上有活动，call了几次，才明白了他不容易，也很佩服阿p的努力精神。

原来，每天晚上，他是驾着他哥哥那辆出租车挣钱，严格说起来，这是不合法的。他哥是国营公司的出租车司机，可怜他穷，工厂能有多大油水，钢材也没法偷点出来换钱，老婆收入低，孩子读中学，手头总是拮据。做哥的同情他，把车借他。开了这多年出租，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加之自己五十出头，血压偏高，慢性胃炎，便懒得再拼命挣钱，把财路匀给兄弟一些。所以每天五点，准时收车，往回家开，他弟弟肯定在路口等候接车。

阿p挣这两个钱，也不容易，主要是提心吊胆，出不得一点差错；还得给他哥哥单位，那些帮着瞒上不瞒下的人员孝敬一点，堵上嘴。还得给有关方面该磕头的地方，四时八节送礼。那礼，可不是一个点心匣子能了事的。反正这社会，这年头，就得靠钱打发。

他想得开：“挣多多花，挣少少花，有两个活钱，够吃够活，也就行了。再说——”这是他最得意的了，“我每天黄昏以后，往车里一坐，接触多少人哇，也算是体验生活吧！”

于是，只要路灯一亮，阿p就满城飞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开的这辆皇冠，每公里两元钱，生意不太好做。

等了好一会儿，以为他不来了，他的车喇叭才在我家门外响起。

我连忙拿起要给老外介绍的当代小说作品，以及一份提纲，替我们那位没被邀请出国访问，便恼火不见客人的老先生，出这趟公差。一钻进了阿p的车，这时，一股浓艳的法国香水味，从后座直扑过来；不用说，肯定那位“夜莺”坐在后面。

回头一看，果然是她。

“你好！”

“您好！”她很客气，但也透出一股傲气。

这位小姐，也是阿p的固定客人，我坐他的车，至少碰上过两回了。

阿p曾经对我说过：“我和这位小姐，算得上是同命人，都是属夜猫子的，天黑以后，才开始行动。”看来她用他的车，恐非一般的多，从事她这种职业的女性，除非很熟悉，很知己的人，一般不愿暴露身份的。但是经常在黄昏以后出动的年轻女郎，不让别人这样想是不可能的。

她是个聪明姑娘，看出我和这位阿p老兄，不怎么见外，她也不回避我。至于她是不是真正的“夜莺”，或者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夜莺”，为了尊重，自然不好问个明白。阿p比较坚信她是“夜莺”，是往老外那儿飞的“夜莺”。我呢，发现她和那些串饭店的打老外主意的女孩子，气质有点不同。“no，no！”阿p不同意我的分析。

“她call你，你总是要去电话的，是公用电话，还是家庭电话？”

“好像是家里，因为接电话的是一位大概得哮喘病的老人，说话很吃力，好半天才吐出一个字。”

“也不多问一句？”

“no，no！”阿p说，“她马上就接过去了。”

“做这种事，够难的，你听那老人口气，察觉了吗？”

“这世界上能有什么完全保守后的秘密？”阿p挺富有同情心，感慨系之，“女人一干这个，谁都可以不瞒，生她养她的爹妈，大概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晓得的。而她爹妈又不是傻子，怎么会不晓得呢？不过装作不知道罢了。”

是这样吗？也许吧！我也有些倾向阿p的看法了。

她究竟长得是个什么模样？这回是第三次碰上了，仍是看不清楚她的庐山真面目。因为车内顶灯很暗，她要下车的时候，又不让阿p把车停在明亮的路灯底下；而且，那不同于“鸡婆”打扮得那么匪气，而是绝对正经的西方妇女穿戴的她，总爱在帽檐下，披一小块极薄的纱网，所以，只能不太真切地看出她那秀丽的脸庞。

坐定以后，阿p对我说：“很抱歉，李先生，我来晚了！”

“没关系的！”

“莺莺也call了我，你不会介意吧？”

“我们不是头一回见面，也算是熟人，无所谓的。”我回头问她，“你挺好吗？”

她点点头，尽量避免跟我交谈。

阿p说：“我先送你，李先生——”

“我不着急的，女士优先，送小姐吧！我晚到一会儿，还省得跟老外废话呢！”

阿p听我口气，知道我不乐意这趟公差。“既然如此，何必去跟他磨牙！”这时，皇冠已经在华灯初上的长安街上，朝东疾驶了。

“嘿，老先生没吃着葡萄，便说葡萄酸，你车没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让我也把那老外干起来。有什么办法？我认识这个老外，具体接待的人很为难，我只好帮这个忙。”

“又是那种汉学家吧？”

“外国人只要认识两个方块字，都叫汉学家。反正他有外国钱，大家就围上去了。有的老外还好，有的老外就挺讨厌的了，是不大把麻烦别人，往心里去的。好像有了两个臭钱，全世界都得围着他转，所有人应该朝他鞠躬似的。”

“主要是有的中国人太没起子了！”阿p说。

我觉得阿p是故意讲给后座的“夜莺”听的了。

冲她面说这些，多少有点残忍，她是靠老外挣钱的。因为阿p说过，莺莺通常是在那饭店、宾馆、商场以及外交使团聚居地一带，找个不太显眼的地方下车，然后，就消失了。据他分析，估计她有几个常客，不是商社，就是公司。很显然，冲她这身穿戴打扮，这判断不会有错。可是为什么怕被人发现？为什么鬼鬼祟祟？为什么还端着一个架子？这“夜莺”简直是一个谜。

“阿p，你拉她多久啦？”

“两三个月了吧？每个礼拜五，她要call我的。”

因为一个人，是快乐，或者是不快乐，或者是很不快乐，旁边的人，倘非木瓜，不可能完全不感觉到的。这是第三次见到她了，那郁郁寡欢的样子，多一句话也不说。如果她不是从事这项古老职业的女人，那她这样不快活，为什么？

她始终一言不发，于是她的异常沉默，使车内空气弄得很沉重。

也许能够讲出来的痛苦，算不上十分的痛苦，至少还能得到旁人的一些同情；怕的是那种不能讲出嘴的痛苦，才是谁也帮不了忙的真正痛苦。我真想找些话，来同她谈，可她总是把答案凝缩成一两个字，或是，或不，或唔唔来回复你，把自己包藏得紧紧的。

自然，一路无话，到了那高楼林立，洋人聚集的地段，选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她就从后座伸过手来，让阿p把车停下。

“再见！”她走出车去，从手包里掏出钱来，“你收下吧，够了吧？”

“小姐，你不用付车钱了！这半天整个是李先生的单位租车，算是公家请你客了。”

“不！”她还是把车费塞给阿p。“你也不容易！”这是我见她三次，第一回听到的一句带有感情色彩的话。

阿p探头车窗外：“谢谢啦！”

“唔——”她没有马上走。

“有事吗？”

“你能不能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到这儿来接我？”

阿p看看我，我想，只要他能多挣两个，我何乐而不为呢？便点点头。

“要是——”她说话口气有一点犹豫。

“你说怎么着吧？”

显然她认为无须防我什么。“要是过了十一点半，我不在，麻烦你给我家打个电话，号码你知道，就说我不回去了，别给我留门。”

她说了一声“回头见”，迈着急匆匆的步子离开了。

“这什么意思？”我问阿p。

“弄不明白！”

“究竟为什么？”

阿p又是那句话：“反正是没起子呗！中国人，唉，唉……”

我望着她那俏丽的背影，很快融入那一幢幢的建筑物的阴暗里。我们俩对这有点诡秘色彩的“夜莺”，怎么也是说不明白。也许这个世界，就像眼前的朦胧夜色，一下子是很难看清楚的。

可是看个一清二楚，又怎么样呢？

这时，八点多了，他让我允许他吃一点东西。

“你请便！”

他一边咀嚼着食堂的包子，一边望着那早走远了的人影，向我道歉：“让你跟这种女人坐在一起，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有什么，她没有什么不让我尊重的，是不是？你不是说过的嘛，体验生活，我多久也没看见这种夜景了。”

他从热水壶里倒了杯酽酽的茶给我：“请喝点水！”

“谢谢！”

“耽误了你办事，李先生，真对不起！”

我再一次告诉他不需记挂，其实到老外那儿，寒暄两句，就算交差。再说，这样欣赏暮色苍茫的夜景，多难得啊！我摇下车窗看出去，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河人流，沿街灯红酒绿的光彩，把都市的黄昏点缀得五光十色，如果不想那些不愉快的一切，不也赏心悦目吗？“这倒是一次难得的清闲，阿p！着什么急呢？”我喝了一口茶，想不到的热，差点吐出来。“哇！真烫嘴！”

“这是我哥每天下车前泡好留下的，他怕我夜里开车犯困，可没少放茶叶。”说到这里，他乐了。然后一抹嘴，搓搓手，“好了，这回送您老——”

等我到过那位汉学家临时下榻的公寓，没料到，那里的好戏正在开演。

推开他老兄的门，屋里正在开烛光晚会，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我认识的人，也有我不认识的人，把里外屋挤得满满的。

早知道，有这么多热情洋溢的朋友，包围着这位老外，我也就不必凑这个热闹了。“哈罗！”他跳过来，“我以为你不来了！”

我把材料交给他：“行了，老兄！看你的安排，现在恐怕不是谈论现代文学的时候！”

“没关系，没关系！”他又来他那一套要别人围着转的老手段，“你先玩，等他们离开了，再谈！”

我心想：算了吧！阿p的车，十一点半还要赶到亮马河呢！“有材料，你自个儿看吧！”

“不不，我喜欢面谈！”

你喜欢，不等于我喜欢，我只好支应着：“改日吧，好不好？”

“那，那！”他还在腻歪，可我坚决要离开了。

这时候，有人娘娘腔地谈到“万先生”如何如何，我愣住了。

这声调，我熟悉，这语气，我更熟悉。我相信我的耳朵不会听错的，因为老先生习惯这样开头讲《日出》、《雷雨》的。他老人家不是赌气不来了吗？怎么也光临这儿啦？可能烛光里，他老人家没看清楚我，情绪十分高涨，那我就别打扰他的雅兴吧！我从那座公寓走出来，仍想不通，为什么你既然还是来了，干吗非要为难负责接待的朋友？

这时，皇冠开了过来。汉学家与我告别，并诡谲地一笑。后来，我才知道，老人家已经搞定作为访问学者，要到那个国家讲学了。

我一看表，问阿p：“是不是该接那位小姐了？”

他说：“我把你送回家，再说吧。”

“现在都快十一点了，走吧。”

但我们在那约定的地点，等到快十二点了，仍旧不见那位“夜莺”的踪影。夜班巡逻的人员，在我们车子附近察看好几回了。

老实说，在都市的黄昏里，谁也不注意真正的天。那高楼大厦，把天挡住了，密密麻麻闪着灯光的窗口，似乎代替着天空的繁星。这一切看上去像布景一样可笑的东西，便成了都市人的夜空。这些庞然大物，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们这些忙忙碌碌，兢兢业业，跌跌撞撞，营营嗡嗡的都市人。谁不仰慕地望着这些现代金字塔，而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呢？于是，无论你高兴，还是不高兴，现代种拜物教也就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阿p说：“走吧，去给她家打电话得了！”

“再等一会儿，好吗？”我走出了车外，晚上的空气，要比白天好些，而且夜晚的最伟大之处，便是像“夜莺”脸前那块飘曳的薄纱，一切都变得那么影影绰绰，肮脏和美好的界限，模模糊糊起来，人们也就不必想得太多了。

“不等了，我去打电话了！”阿p不耐烦了。

这一带有的是公用电话，我们找了一个，阿p把硬币投进去。

“还是那个有哮喘病的老人？”

阿p点点头，把话告诉对方以后，没想到老人不停地重复着那两句话。他让我拿起听筒，果然是：“这会儿好了，能走成了！这会儿好了，能走成了！”

……

后来，好像这位“夜莺”，在都市的黄昏里消失了。

据阿p说，她再也没有call过他，也许，和那位张口闭口“万先生”如何如何的老先生一样，已经在大洋彼岸做访问学者了吧？

现在，当我提笔写这段真人真事时，回想起来，很奇怪，印象最深刻的，既不是那位“夜莺”脸前的面纱，也不是老先生那娘娘腔，倒是在马路旁边停车那会儿，喝到的那口滚烫滚烫的浓茶。

那是一个做哥哥的，为他打夜班的弟弟准备的茶。

虽然，只不过是一杯茶，但那份热，在那个夜晚，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