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大学越来越多，大学生更是越来越多，可是大学是什么，反倒越来越不清楚了。近来不仅各个学校大肆扩张，地皮不够，不是在别处另建校园，就是四处设立分校，甚至另建大学城，把大学像集贸市场一样堆在一起。连我们最牛的北大，也曾经把本科迁出本部，设在几十里以外的昌平。当然，学校扩张并不是坏事，但这些新校园或者分校，往往只设教室、宿舍和食堂，意思是只要学生有吃有住，再派上些老师定时上课，就可以叫作大学了。这种办学，用北大李零先生的话来说，是办养鸡场，或者用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先生的话，叫作“养猪”。没有图书馆，没有和老师的私下共处，没有大学校园的文化和学脉传统，仅仅被圈在一个地方吃饭、上课、睡觉，叫大学吗？当然不叫。这样的办学者叫什么呢？只能叫作饲养员，顶多是养殖场老板。

另一方面，我们的家长们，似乎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学。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把大学视为成为“国家干部”的台阶，也就是说把大学看成了科举。而现在，则把大学当成了获得某种专业技能的培训所。聪明一点的家长，能够做一点调查和咨询，往往选择那些看起来很实用的专业，强迫自己孩子去读，害得我们法学院、商学院和信息学院的大门都要被挤破。糊涂一点的家长，经常被大学专业名字的花哨所迷惑。近几年，一些名牌大学竞相办起了外交学专业，结果一开张，就门庭若市，入学分数高得吓人。那些拿大学当职业技术学校的家长们显然忘了，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外交部，而且这个部，已经拥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外交学院。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学专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加上一个行政学的后缀，变成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否则招不到生，社会学刚刚恢复的时候还有点起色，但现在即使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招生也已经感到困难，至于那些传统的冷门，文史哲，一律门可罗雀，连盛名之下的北大也是如此，尽管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这些传统专业。

当然，家长们的糊涂是得到大学并教育主管部门的配合的，前面说的设置外交学专业，就是这种配合动作的一种，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更有力度的配合是在经济、法律和计算机类的专业上。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有气魄的大学，没有一台计算机的学校，可以有计算机系，没有一个学法律的教师，可以有法学院，当然，如果问起来，人家可以拿出一个有法学学位的人来给你看，可是，仔细一查不对了，原来这人是学中共党史的。全国有多少商学院、多少会计系、多少计算机系、多少法学院？大概只有天知道，反正不管是理工大学、农业大学、林业大学或者师范大学，上述学院和系都有可能存在。用“文革”时期的一句术语叫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真要是上了，条件的有无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的办学者，说他们是在办养鸡场，当然有点刻薄，但说他们在办学店，一点都不冤枉。所有大办的专业，背后都有阿堵物的动力。为了能把学生骗进来，挂羊头卖狗肉已经算是有道德的了，因为毕竟还有肉可卖，如果连狗肉都没有，学生也只好自认晦气，因为打官司，法院也不受理。

西方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与其叫作大学，不如说是神学院。那是欧洲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都没有文化，上个时代的文化遗留只剩下了基督教，所以，教会必须承担传播文化的责任。不过既然是神学院，当然一切以弘扬神的旨意为目的，所学的数学、天文、逻辑学的知识，只是、也只能是神学的婢女。学习方式主要是讨论，老师的集中讲授很少，但个别辅导传授倒不罕见，师生之间的答问，是大学基本风景。其实，这样的大学，在东方早就有。春秋时孔子的杏坛，就是一个典型。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有讲授，有问答，也有师生间的驳难。升堂入室者，为贤人，是高足大弟子，他们可以得到老师的亲授，而其他的人，则由大弟子分别教授。弟子禀赋各异，对老师的思想感受不同，所以传授过程中各种发挥，于是，孔子死后，儒学分为八派。其中的一派，经荀子和韩非演变成了我们后世所说的法家。西汉的太学，虽然已经是国家学校，但教学模式，大抵上模仿杏坛。再后来，这种传统被书院所继承，形成了古代中国式高等教育传统。佛教也有类似的传统，那烂陀的佛学学园，就是一种神学院，而这种学院传统，今天在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色拉、哲蚌寺中，还能完整地保留着。在这些佛学院中，学员分属各个学习单位，采用集中讲经和讨论驳辩结合的方式学习。在学习佛经的同时，也学习必要的医学、文学、天文、矿物等知识。

可是，只有西方的大学，经过工业化的洗礼，演变成了今日的大学，而东方的类似的学校，反而在西方的入侵和自身国度的现代化过程中，变成了西方现代教育和学科体系的牺牲品，传统中断甚至被湮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