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试招生期，跟往年一样，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这愁喜后面，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招生不公，这种不公，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喜者未必真喜，愁者则是真的愤怒。

这些年考生和公众对于研究生考试招生不公正现象的谴责，由于网络的存在，无疑形成了某种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对策是将研究生考试招生，逐步高考化，现在硕士研究生已经实行封闭出题，统一判卷，试卷糊名，判卷老师被关在屋子里，由机关工作人员看管，每道手续都严格把关，某些学科已经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统一划分数线，统一录取，基本上跟高考没有什么区别了。眼下，这种趋势正在蔓延到博士考试招生上面，今年的面试，就有研究生院的人员在旁监督。从某种意义上说，上面控制研究生招生舞弊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加强行政监督和控制，二是让考试和招生更加程式化。

问题是，目前的高考已经弊端丛生，批评者认为，目前实行的这种高考制度，严重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研究生不同于本科，有更多的个性化要求，不仅要求考生有程式化的知识，更要求他们有研究的素质，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能力，将高考模式延伸到研究生考试招生中，只能是扼杀或者大体扼杀了研究生教育。这些年，真正对这种高考化招生不满，而且喊出声音来的，恰恰是那些学问做得好的人，比如陈丹青、朱学勤、贺卫方，甚至还有用实际行动发言的朱苏力，他们不满，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他们招不来自己满意的学生，而他们的满意与否，相信仅仅和学术有关。

不错，现在高考式的研究生考试招生，的确会给某些学校，招收某些无论如何都考不及格外语的中层官员（高层不在此列），制造某些阶段性的麻烦，也会使某些贪财渔色的导师，为了自家的好处，招收阿猫阿狗，形成某些障碍。更进一步说，如果教育当局肯下本钱，把研究生招考制度变成完全的高考，按分数线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也是可能的，但是，在这种公平背后，则很可能是最后一点学术自主性的丧失，所有的教授，都变成高考的判卷老师，充其量，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差役。

这是中国特有的高校研招的两难之局！一管则死，一放则弊。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学界，不存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尤其不存在官方承认的学术共同体，对于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术规范，都没有起码的共识，更谈不上跟国际学术界接轨。整天嚷嚷国际接轨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大量国际公认宣传性的文字产品，在我们这里，被视为学术成果，大量平庸的重复之作，在我们这里，也被视为学术成果，大量抄袭、变相抄袭的作品，在我们这里，根本得不到起码的处理，甚至有可能李鬼告倒了李逵。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不仅没有热情去清除庸作，处理抄袭，反而因为为求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占个好位置，鼓励或者变相鼓励这种行为。少数几个真正做学问，而且在国际上有地位的学者，在国内，往往无声无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官方地位，而那些在国内声名显赫，头衔无限长的学官们，恰恰不做什么学问，手里一大堆的课题，都是由弟子服其劳，劳动成果，也基本上是垃圾。严。在一些教授眼里认为好的论文，在另外一些教授眼里，就是垃圾，标准已经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官方没有标准，教授也没有标准，所有的导师，不过是研究生生产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产品流到你的手上，负责的还拧一下螺丝，不负责的连螺丝都懒得拧，甚至可能都不会拧，放过去，就算出厂了。

西方的学者，声誉高于生命，中国的学者，收益才是第一位的。工科教授，由于要依靠学生为他们打工，所以，还会多少考虑一下学生的素质，理科与文科的教授，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加上混日子的人，混得越来越好，地位越来越高，学生答辩，大家心知肚明，明明是垃圾，却都会说成点心，学生顺利过关，导师脸面好看，答辩委员收取答辩费，大家皆大欢喜。唯一可靠的质量把关，居然只剩下入学考试的程式。

当然，补救办法不是没有。开放将近30年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学界，已经跟外部有了相当多的接触，每年频繁多样的国际交流，请进来，派出去，每年都数以万计。受过西方学术训练各种层次的海归，越来越多，其中虽然不乏克莱登大学的南郭先生，但正经人还是占多数，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凡是叫个学者，或多或少，对于什么叫学术，心里还是有数的，至少多数人是有数的。高校里南郭先生混迹其间，而且能大发市利，关键在于学界过于官僚化，官方的正式体系，只认官，不认学。各种评审委员会，只找这个领域官大的人，不找这个领域学问做得好的。虽然说，目前的各种评审过于频繁，根本没有必要，无非是展示和加强组织者的权力，但是必要的评审还是要有的，只是这种权力要回归学界，而不是由官场垄断。

一个国家，学术评审由谁来掌握，决定了这个国家学术的导向，所以，补救的首要措施，是根本改革现在的学术评审制度，让学界自己选择他们所认为的优秀分子，进入评审委员会，切实掌握学术评审权，变官本位为学本位。目前民间与官方学术评价两层皮的现状，必须改变，不能允许某些学术官僚，借口政治问题，随意打压学者，只要这个学者不违法。否则，中国学术的官方认可的学术体系，就会逐渐沦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诸侯学术”。

在评审制度改变之前，某些局部的补救措施也有一些作用。这些措施的根本着眼点，就是将研究生招生、培养和答辩过程公开化，置于阳光下，甚至可以全部上网。笔者所在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曾经设计了导师组培养模式，成立由系里所有教师参加的导师组，一部分是硕导或者博导，一部分人不是，但进了导师组，都负有责任。把研究生培养的所有环节，都放在导师组的公开讨论中进行。实行之后，虽然开初某些导师和学生很难受，但效果很好，不是学术的东西，没有人敢拿出来了，过去那种看导师面子，走过场的事情也少了。可是，这种改革，因为导师组的成员，在会上批得凶，让部分很有权势的导师不舒服，结果导师组被学院实际上取消，无疾而终。

今年，我们学院又有好事的副院长出于好心，组织了临毕业博士生的讨论会，让这些正在准备论文就要答辩的博士生们，先把自己的论文拿出来，亮亮相，大家讨论一下，提提意见。这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博士生们都希望自己的论文能被大家批一批，甚至骂一骂，以便改得更好，但是在中国，事情却不是这样。结果，由于讨论的时候，大家互相批得比较凶（也只是相对而言，跟西方的同类讨论会还是不能比），出于跟导师组同样的原因，我们学院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和导师非常不满，认为此举不仅羞辱了学生，也挑战了导师的权威。一时间，竟然闹得沸沸扬扬。

在某些有权有势的导师那里，研究生的培养答辩过程，恨不得变成一个秘密通道，博士资格考试，封闭进行，博士答辩，依然封闭进行，二三导师的友好，嘻嘻哈哈，就把事办了。大家可以互相见，但就是怕见阳光。当然，如果总是这样的培养方式，这样的答辩，入口严一点，程式化一点，多少还有点好处，可是，反过来说，这点好处，在这样的流程和出口面前，又能剩下什么？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大病在身，其病不在考试招生，而在过程，在出口，还是那句老话，其病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