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未词科”的参与人数，据清人福格的《听雨丛谈》，为一百八十三人，录取五十人。这班被保荐的考生，康熙十七年的秋末，就陆续到达北京，这样的好事，只有争前，哪敢趋后。谁知因为天气寒冷，考期延迟到来年三月。我估计，天气只是一个借口，玄烨虽胜了吴三桂，但吴的残兵败将，未必认输，困兽犹斗，让陛下腾不出手来。这样，吏部按人头逐月发放大家二两银子，三斗大米，以示皇恩浩荡。于是，那一年冬天，借寓于宣武门南各省会馆的待考生员，其中很多为好热闹，喜表演，耐不得寂寞，更爱起哄架秧子的文人，一个陶然亭，一个虎坊桥，成了他们表现自己的秀场。喝小酒，搂小妞，听大鼓，唱大戏，高谈阔论，吟诗联句，评骘文章，雌黄人品，给京城增添几分风流。

这其中，以汪琬、高士奇、毛奇龄、朱彝尊等才名卓著者，最出风头。

汪琬（1624—1691），字苕文，江苏长洲人，“当是时，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与侯方域、魏禧齐名，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名声很响。起初，他热衷仕途，顺治年间中进士后，谋得户部主事、刑部郎中，也算是不错的差使，然而混迹于京师衙门，案牍劳形，深觉无趣。多血质性格的他，颇不耐烦这刻板生活，而且觉得为官前景渺茫，遂于康熙八年辞官回家。投资乡校，以其文坛学界之名声，招徕学生，赚更多的银子，写更多的佳作，日子过得也是相当优哉游哉的。然而，一听说京城要开“己未词科”，仕禄之心又活跃起来。在文坛上，我也见识过多位渴求不止，抓捞不止，奔走经营，贪婪不已的同行，如果三十五十，吃着碗里，望着锅里，尚可理解为欲望所驱使；七老八十，张口谈钱，闭口言利，就有点越活越颠倒，越活越混蛋的感觉了。汪先生将近花甲之年，何必再作冯妇？说实在的，上帝留给你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何不安安静静地享受晚年呢！

此公文章虽佳，人品却次，追求利益最大化，因而瞎扑腾、乱折腾，是他一生痼疾。可是要取得这一次考生资格，不同以往，按康熙谕旨，必须一位官居三品的要员推荐，这对他来讲，当然不难，但照规矩，或当时的行情，二十四两纹银的贽礼，是要递过去的。堂堂大牌文人，做此苟且之事，难怪有人以诗讽之：“纵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廿四金。”而李调元的《淡墨录》说得就更不堪了：“汪琬，十七年召试鸿博，时荐举诸人会于众春园，有以嫚诗缄呈汪苕文者，众止见其结句云：‘杯盘狼藉醉巢由。’嘉善柯维桢以语陆稼书，先生曰：‘文人轻薄之习，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由此可见，在这个秀场上看不到身影的一群，才是中国文人中最精华的，最有骨气的，最信仰坚定的，最正直最光明磊落的精英。他们拒不从命，谢绝招安，守拙安穷，不求闻达的高风亮节，令人高山仰止。而那些名嚣一时的走秀者，洋相百出，丑态毕露，轻薄浮佻，贻人笑柄，只能得到观众的倒彩罢了。1679年的“己未特科”，对他们来讲，也就无所谓抉择，既然已经出卖过一次、两次，还会在乎三次、四次吗？所以，有人写匿名诗恶心汪琬，因为他以巢、由自诩，可他做出来的事情，却卑劣得让人不齿。

当康熙谕旨传到江南，汪琬先得消息，随后，他的文友叶燮也获知此举。叶燮（1627—1793），字星期，江苏吴江人，诗评家。自然要来向他求证，自然也要谈及应对之策。按叶燮看法，如果他俩应选入试，绝对是胜券在握的。而汪琬则大不以为然，一脸正气，这不过是当今圣上，被吴三桂打得灰头土脸以后，一次收揽人心之举，我辈读书明理之人，有必要为当局粉饰太平乎？于是相约，不应征，不参考，不受职，清流到底。结果，出乎叶燮意料之外，这位信誓旦旦的汪琬，先已将北上的舟船备好，请托的银两裹好，东南风起，便要北上。他把叶燮瞒得死死的，只是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让这个其实很聪明，但毫无防人之心的朋友提前出局而已。

等到发榜，叶燮看到汪琬两字时，我估计他肯定是发昏了。

据王应奎《柳南随笔》，这次“己未特科”，一些不甘寂寞的“隐逸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这其中，就有诗人孙枝蔚。王士禛司理扬州时，与他相识相交，誉他为奇人，他也就以奇人自居。

孙枝蔚（1620—1687），字豹人，陕西三原人。一看征辟谕旨中，有“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的词句，与其相合，心动不已，有情不自禁之意，怀跃跃欲试之心，遂有“喜动颜色，脂车秣马，惟恐后时”的表演。时在金陵的明末遗民，诗人杜溶，给住在扬州的孙枝蔚写了一封信，劝其少安毋躁。这封《与孙豹人书》中，剀切地说道：“今所效于豹人者，质实浅近，一言而已。一言为何？曰，勿作两截人。不作两截人有道，曰忍痒，忍痒有道，曰思痛。”但“杜溶此信，虽苦苦相劝，终难阻止”。孙枝蔚“得书惭恙弥月”，病了一场以后，一边在打消自己的邪念，一边又抵挡不住诱惑。更何况为康熙高看的王士禛，在向他招手。文人，有硬骨头，有软骨头，更有贱骨头。既想吃，又怕烫，可又馋涎欲滴，终于还是端起这碗美味。“既逼于朝命，不得辞”，还是到了北京。

等他进得体仁阁，拿到卷子，试题不过“璿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诗”两道，他这才悟到杜溶所说“忍痒”“思痛”之深意了。康熙要奇才是假，要奴才是真，敢情不过被人当猴耍了一遭而已。于是，“应试不终幅而出”。他在离开都城时，写了一首《出京》诗自嘲：“自笑身如老牛，黄金岂可笼头……往日名衔不恶，今成添足之蛇。”

不管后人怎么样评价，有这点觉悟，有这点良知，也就难能可贵。

一言以蔽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类似1679年的这场对有些人来说艰难，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怎么艰难的抉择，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然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文人而言，自从事这项职业起，拿笔写下第一个字时，你说的话，你做的事，你写的文章，就在一点一滴地构筑着你的形象。因此，你也不能摆脱任人评说的命运，说好说坏，或褒或贬，你既然无法捂住别人的嘴，也只好没脾气了。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