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是一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朋友圈子里有人会拿我曾经做过兽医这事儿开玩笑，说我是个兽医。说良心话，当年我做兽医、乃至猪倌的时候，其实比今天更像读书人，对书的痴迷，比今天不知要高几个数量级。

也有学界同仁赞扬我，说我是同行里最用功的人，别的人到这把年纪，基本上就吃老本不读书了，但我似乎还在读。其实，我的用功，大半是出于习惯，就像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不读点什么，就浑身不自在。但是，只要读书，有时难免就会读出点问题来，有了问题，就得想想。想通了，就得写点什么，于是，一天一天过去，隔段时间，就会积攒下一些文字。这些文字，个个都是我读书思考的结果，有人乐意将之结集出版，以飨读者，在我则可以换点散碎银两，我当然是高兴的。

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一些我过去认为有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比如，段祺瑞如此信任自己的心腹爱将小徐（徐树铮），平时替他撑腰，有事就替他背黑锅，甚至是一些小徐瞒着他闯的祸，也照背不误。为什么？除了跟个人性格有关，跟当时中国的社会大环境有没有关系？跟帝国传统官僚体系绵延了两千年的积习，有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说皇帝的最多，然后是太后、皇后、嫔妃，甚至说太监的。满世界都是圣上如何如何，小主如何如何。作为学者来说很气闷。在所谓的历史应试教育中，有着千人一面，可怕的“共识”。比如，作为封建军阀的张勋，他复辟清朝全是开历史的倒车，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过度简单的结论和描述，对搞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他是不是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复辟隐情？这些纵横交错的、不被人重视的细枝末节，编织出的历史破卷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真正的启示？

总之，我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100年前的张勋、袁世凯跟现在的很多人，都心心念念地把王朝，特别是梳大辫子的清朝挂嘴上，挂心上。这种已经被全世界国家证明，不适合当前国情的政体，为什么有一个前后延绵100年的粉丝群？其实，君主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中国都试过。只不过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对君主专制试了很多回，而其他几个政体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我们中的很多人，是因为完全了解中国这些代价高昂的尝试，才做出了“拥戴皇帝、拥戴小主”的决定？还是因为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全貌和细节，才贸贸然地、娱乐地、潜移默化地成了“皇族粉丝”？

在中国历史上，由晚清史和民国史组成的中国近代史，刚好混杂了君主专制、英国的君主立宪、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的影子。所以，我一头杀进去，等弄明白了再走出来，写出来，挺爽的。

研究中国传统王朝这个阶段时，我作为一个写“小历史”的人，还是习惯从“内务府的油水”“清末中国兵船远航记”这些历史的细微处入手。在整理这些文章的过程中，“帝国的溃败”这个主题浮出水面。我把它又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对内的养人官僚制度，对外怀柔的天下体系。而这套理论结构中，帝王、皇帝才是核心内容。有了大体框架，我笔下的“小历史”顺其自然地排队，集结成了这本书的第一篇，就叫“帝国的溃败”，在点和面的交错中，讲述传统帝国积重难返的点滴。

德国式的二元君主制就出现在清朝的末期，因为值得让大众了解的实情、细节很多，我把这些“小历史”单独组成了一个篇章：第二篇“清末新政：最后的挣扎”。太平天国以降，清朝政府是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权力已经散得很厉害。偏偏在清廷孤注一掷，打算通过立宪扭转帝国颓势的关键时刻，没了慈禧指挥，恋权又愚蠢的满清新贵们，竟然搞起了皇族内阁。这个盲目集权的举动不得人心，让原本支持立宪的地方乡绅集体，几乎集体跳槽到了革命党一方。直到武昌首义一枪打响，两百多年的清朝，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土崩瓦解。立宪的过程其实还牵扯着洋务运动、清末新军、甲午战争等被教科书化的“大历史”，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小历史”里，找到历史的原貌。到时，你如果还说你是“皇族粉丝”，我也尊重你的决定。

在我的认知里，历史是不可逆转，毫无疑问地要滑入民国的。这个现在被我们“妖魔化”的时代，既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有辛亥革命后***提出的《临时约法》，也就是美国总统制，以及南北共和后革命党人为了为难袁世凯又搞出的法国内阁制。我实际感觉到，中国当时是半共和制，而且制度本身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从一开始就隐藏着。本来，中国正在沿着清朝新政时的变革，也就是沿着二元君主制的德国道路，然后英国道路前行。通过君主立宪，国会制应该是最平顺的过渡方式，但王朝末期因积习又必然出现“败家子”，将最后的机会毁于一旦，且让万里江山跌进了军阀混战、外族入侵的深渊。那么，为什么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中国也走不下去？我认为，养人的官僚制度和积弱积贫的外交现状，延续着它们毁灭封建帝国时的破坏力，使得中国众多的改革，在关键之处总是受到内外破坏力的夹击——段祺瑞麾下小徐贿选国会议员，让梁启超领导的立宪派“研究系”彻底退出权力舞台；日本借助“二十一条”打击政治强人袁世凯的合法性，再凭“西原借款”蚕食中国的主权。立宪与革命、军阀与五四爱国运动、国民党的民心尽失，就是曲折、离奇的民国写照。这段历史虽然只有30多年，可讲的倒是不少，本书第三篇“民国硝烟”，只是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的“小历史”。如果不过瘾，还可参考我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

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节节溃败，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从曾经自鸣得意、八方来朝的中心帝国，到主权被蚕食鲸吞的破落户。我们在100年的历史里，被英国人马戛尔尼携先进技术和武器拜访，又被他的国人送来的鸦片、坚船利炮打得溃不成军；明治维新之后，我们被同样落后的日本反超，然后再被侵略。不管是西边还是东边，我们都比不过。自信没了，自尊险些也丢了。这些都是我们这些“高瞻远瞩”的现代人的心思，而当时在外国租界里看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住在北京几进四合院里的洋人，又是个什么心思？我把这些“小历史”写进入了第四篇“中西回响”。

近代中国就是一个摇晃的状态，其实一直到今天还在摇晃。因为历史的惯性，已经在民国初年，展现了它对破坏力惊人的包容。“权力通吃”“窝里斗”“办事找关系”等过去的游戏规则，早已深入国民性格，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我的本职是大学老师，在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位子上，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随历史的惯性遗传下来的劣根性，对教育体系的侵蚀。我认为，一个比较合理、正常的大学教育制度，首先应该包括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三个方面。在我们的体制里，教育行政化的现象至今都比较猖獗，甚至没有办法医治。如果把这个弊端拉大到整个社会，也是说得通的。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篇“帝国的惯性”中，从“能不能批评领导”到“百年教育大计”，把自己心中的垒块一吐为快。

曾经有一个读者在见面会的时候，问过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摇晃的中国该怎么加固？”“加固”，就是我们要将现在的社会转型完成。如果不能完成，中国依然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现在，我们一直在说的转型和改革，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在做，但最重要的制度层面转得跟不上总体步调，这样就不像话。其实，现在纸上谈兵地说学谁、照搬谁的那一套，辩论个面红耳赤，不如从制度改革的最细微处着手，比如完善选举制度。每一步不在于你前期怎么设计，而是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一点，100年前的清末新政，早就给了我们最写实的前车之鉴。所以说，“以史为镜”，古人诚不我欺！

这些年，有人说我已经从一个学者，变成了畅销书作家。错，我从来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变，也不想这样转变。我只是一直在读，一直在写而已。书的畅销不畅销，非我之刻意所为。从前，我未必是一个合格的学者，现在也做不来畅销书作家。对我来说，唯一合适的帽子，就是读书人。摸摸脑袋，这顶帽子，我想一直到死，还是能戴下去的。

只要一息尚存，我想我一直都会这样下去，读书，思考，写作。把不三不四的文字，不断地制造出来。唯一遗憾的是，年纪毕竟一天天老了，老眼昏花。有时，文章上会有错别字。如果编辑朋友也将之放过，那就有点对不起读者了。在此，预先道歉。文字的好坏优劣，我没法保证。可以保证的，是每一篇的文字，都是我的真实想法。不能说的，顶多不说，但决不瞎说，也决不说违心的话。

张鸣

2015年4月8日，于京北清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