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洪武六年，也就是刘基遭胡惟庸的陷害，从家乡回到南京闲居一年多之后，朱元璋加紧了对大臣的控制。有一天早朝时，他让宋濂出列，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他问宋濂昨夜做什么？宋濂回答说在家请朋友吃饭。朱元璋又问请的何人？吃些什么菜？喝的什么酒？什么时间散席？宋濂一一回答。

一番盘问之后，朱元璋笑道：“宋濂说的都是真话，卿不欺朕。”

朱元璋如此说，乃是因为他派出的监视宋濂的密探已经将宋濂昨夜的行踪作了禀报。朱元璋利用早朝的机会发问，动机有二：一是检验宋濂是否忠诚；二是借此机会威慑其他的大臣。设想一下，如果宋濂说了假话，他的后果将会怎样？轻者贬谪，重者杀头。在他之前，已有不少大臣掉了脑袋，刘基监视居住，已是惶惶不可终日。

开国之后，最受朱元璋信任的两个人，武有徐达，文有宋濂。但就是这样两个人，依然经常受到朱元璋的监视和敲打。

宋濂自1360年投奔朱元璋之后，一直待在朱元璋身边“备顾问之职”，只是在1367年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年。洪武二年即1370年还朝，被朱元璋任命为编纂元史的总裁官。书成后，升为翰林院学士。

但是，当上翰林院学士后，宋濂也有两次贬官的经历。

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因为有一次早朝迟到，被朱元璋训斥，降为编修。第二年，又因为没有及时就考祀孔子的礼仪向朱元璋上奏，再次贬谪为安远知县。用今天的官职作比较，等于是从正部级干部一贬为厅级，二贬为处级。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人苛严，再信任的人，只要犯下一点点过错，也必严惩。

一来是宋濂的天性使然，二来他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成为朱元璋的禁臣之后，宋濂谨小慎微到了极致。他每日到禁城上班，散班时，绝不带走一张纸片。朱元璋分封有功之臣，何者为王，何者为侯，什么人可当什么官，唯独只找宋濂一个人商量。那段时间，朱元璋与宋濂同宿大本堂，讨论通宵达旦。直到结果宣布之前，外人无从猜测。因此，宋濂知道的朝廷机密最多，参与决策也最多。《明史·宋濂传》说到这一段，只有一句话：“濂力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但究竟采用了哪些汉唐故实，又如何“量其中”，则语焉不详。个中秘密，只有朱元璋与宋濂两人知道。两人一死，就谁也不知道了。

宋濂既居密勿之地，又是近侍重臣，很多人便想与他套近乎。但他和任何人都不表现出特别亲热。有人登门造访，千方百计想从他嘴中探得一点朱皇帝的口风，他都笑而不答。但他也从不会利用与朱元璋的关系而臧否人事。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大臣，给朱元璋上了一份“万言书”，指斥时政，将朱元璋激怒而被打入诏狱。廷议时，宋濂不顾朱元璋的反感，为茹太素讲了一番好话。朱元璋一反苛严常态，当着众位大臣的面，发了一通感慨：“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只君子，抑可谓贤矣。”

朱元璋称宋濂为贤人，此前，称刘伯温为“吾之子房”，对这两个人，他可谓赞赏有加。但是，朱元璋这种感情的热度，究竟能保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