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东启航，穿过了长长的西陵峡，一到南津关，水面豁然放宽，也许放宽了十倍，江面如镜，平平稳稳地流进了荆襄平原。在山城重庆长大的学生兵，十之八九没见过平原景色，顿觉心胸开阔，眼界大张，又跑到甲板上唱歌来了。老同志们却在忙碌着什么，一会儿搬东西，一会儿开小会，低声细语，不让我们听；我们自得其乐，只要不干涉我们就好。

长江此时并不向东，而是向南流。黄昏时分，登陆艇顺流驶到一个靠近湘西最南边的小镇洋溪，不走了。它使出了自身的特技，直接冲上沙滩，放下前闸板，象宽大的跳板和吊桥，搭在不沾水的沙丘上，真的登陆了。

杨政委一声令下，“打好背包，带上所有的东西，上岸！”

下船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区区小镇驻着许多解放军部队。还有不少运兵船也先后靠岸，好象约定了时间似的。那些船上，也载着不少学生兵，纷纷下船。大家在沙滩上集合，一船学生聚成一片，坐在自己的小行李卷上，听首长作动员报告。

这首长当然不是杨政委啦，据说起码也是个军长。他中等身材，披着军大衣，快步走上一个沙丘，操着亲切的四川口音大声说：“同学们，同志们！你们参加了革命部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要干一辈子革命。我们是革命军队，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必须服从革命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要做到绝对服从，不讲价钱。否则就不能打胜仗！现在，我命令你们，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去学习，去战斗！我讲完啦。”

沙滩上立刻站起来几个老兵，振臂高呼口号：

“坚决响应首长号召！”

“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斗！”

“将革命进行到底！”

“活捉蒋先生！解放全中国！”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带头呼口号的老兵当中，就有那个大个子值班区队长，他那裹着红绸子的小手枪仍然挎在腰里。我忽然想起来，他还没有“当众检讨”哩。

紧接着，一些从来没见过面的老同志，当然是干部啦，拿着花名册就到我们中间来点名领人了……事后回想起来，这真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快速分配，“突然袭击”。我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这些领人的干部已经指挥着许多老兵，非常热情地上前拽胳臂、夺行李，“热情”到了强迫的程度，不由分说，一片笑脸，无从反抗，也无法形容……不到二十分钟，我们《雷雨》家族的成员便完全彻底地被瓜分解体了。

洋溪小镇就这么大，我打算在住下来之后就去找何倩她们，心想，这无非是一次编队吧，把女兵们分开，单独编队，也是合情合理的。何倩和李茶花她们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位讲话的大首长是一位兵团的干部，前来接学生兵的老同志，也不是同一个师、同一个军的人。总之我们被彻底拆散了！当我吃过晚饭，在镇子里到处寻找何倩她们的时候，何倩与李茶花已经坐进不同的汽车里，拉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这也许是杨政委他们带新兵的一个绝招儿。后来我又有机会与杨政委共事的时候，他才洋洋得意地向我介绍了这个经验，那就是“坚决拆散小集团”！何倩与李茶花，在南开校园里形影不离，当了五年“同桌姊妹”，谁也未能将她俩拆散；登陆艇上的指导员和区队长们，却在开船的第一天就把这对儿亲如姐妹的新兵列入了必须拆散的名单。同样，我这个“学生头儿”，更是必须孤立的对象啰！

何倩在汽车上哭了一夜。李茶花在另一辆汽车上哭了半宿。哭也白搭。军令如山，谁敢不服从？而且，指导员是看惯了新兵哭鼻子的，甚至喜欢新兵哭鼻子。此话怎讲？杨政委乐呵呵地告诉我，“这是思想改造咯！思想改造是痛苦的咯！”在我们参军报到的头一天起，他就反复向区队长和指导员，以及老同志当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布置任务：注意观察这些学生当中有没有可疑的小集团？有没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有没有反动学生？“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别忘了，重庆是国民党的老窝窝！”他在登陆艇上十分辛苦，随时随刻都要听取老同志（其实他们也只有二十多岁，参军早半年就算老兵嘛）的汇报，夜间还要拟定拆散小集团的分配名单。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周仲明，算你好运气。那天区队长掏枪，是我早赶到一步，要不然，哈哈，打断了你的腿，也是白打！”

我大吃一惊：“白打？……那为什么只打腿，不打脑袋？”

“有规定。未经批准，不准随便把人打死。”

“谁批准？”

“我批准！……别问啦！不该你知道的，问也不能告诉你。”

多少年之后，想起这种故意拆散亲密好友的事儿来，何倩仍然十分生气。“从部队卫生学校毕业的时候，谁跟谁好，就偏把你俩分到不同的野战医院去；回到国内上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也是成心把一对对的有情人往天南地北拆散，故意制造夫妻两地分居，当牛郎织女……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坏心眼儿哩？害得国家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事儿，成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落实了多少年也落实不完。这种上坑国家、下害群众的坏心眼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呢？简直是不通人情！”

“怎么想的？姓杨的亲口对我说过：干革命必须破除乡土观念，家庭观念，亲友观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切个人主义杂念！这就是思想改造。立场、感情的转变是很痛苦的咯……！”

我还没说完，何倩脸都气白了，“仲明！咱俩有约在先：今生今世永远不提那个姓杨的！你又忘了……”

是呵，我又忘了，不该提起姓杨的。可是，我又怎能忘掉这个杨政委……杨部长啊！

他的名字叫杨清正。保卫干事出身，入川以前当过团政委。其实，他更适合做保卫工作，正准备提拔的时候，临时派他到登陆艇上管管学生兵。不久，他便升任我们军的保卫部副部长了。此人念过几年私塾，略微有点儿文化，记忆力极强，又很自信，所以就记住了我这个“学生头儿”，而且自认为能够把我锻炼成一个“好样儿的”。

“周仲明！还记得我吗？”他见面就大声嚷，“你这个会唱歌、会演剧、会打人的野小子！是我把你介绍给文工团的。哈哈，我跟你们团长讲过，要是你再打架，就送你来我这里蹲保卫部！”

一年以后，我们这支部队已经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了朝鲜战场。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连续发动了五次战役，快速挺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了汉江南岸，把南朝鲜的首埠汉城都解放了……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朝鲜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所谓的“联合国部队”——美、英、法等等十六国侵朝军队，被打得屁滚尿流，成千上万的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

祖国人民通过报刊和广播，只知道志愿军战士抓俘虏的故事，譬如，高元钧说的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就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我军用高粱米“换”回来一车美国兵的趣闻，能叫人笑破肚皮；但是，国内同胞却不了解，我们活捉了成千上万的俘虏，也是个十分麻烦的大难题、大累赘哩！

从一九五○年冬天开始，我军在北朝鲜的大山沟里，不断设立起许多个战俘营。胜仗打得越多，战俘和战俘营的数目也越多。这与国内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解放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八百万，大量的俘虏兵哪里去了？多数发放还乡费，放回家去了；少数经过教育，参加了解放军，成了“解放军战士”。总之大家都是中国人，好办。抗美援朝战争中抓的俘虏可就不同了，都是外国人，而且是十多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生活习惯的杂色战俘，如何看管？难啦。

一次空战当中，有架美国f—80型战斗机中弹起火，驾驶员跳伞，落在了山坡上，立即被几名朝鲜妇女围住，打得鼻青脸肿。如果我们文工团的两位演员晚到几分钟，这个驾驶员肯定要被更多的朝鲜妇女撕碎了……他有幸当了我们文工团的俘虏。我们正在行军途中，只好带着他一块走，到了宿营地再送交保卫部。谁知，这个二十多岁的美军驾驶员简直吓破了胆，始终高举着双手，表示投降和绝对不敢反抗的意思。我们觉得好笑，有人把他的手拉下来，他反而举得更高、更直了。

美国飞行员是朝鲜老百姓最痛恨的敌人。这些飞贼，不但炸平了朝鲜的城镇、乡村，而且每天都在头顶盘旋，看见一个孩子或者一头黄牛都不放过，甚至有四架“野马”式轮番俯冲扫射一辆牛车的事。所以，朝鲜老百姓一旦抓住了美国飞行员，不捆不送，而是一拥而上，当场打死，咬死，撕成碎片。今天这个飞贼心里大概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并不怕中国志愿军正规部队，而是非常害怕朝鲜百姓，相形之下我们志愿军倒成了他的保护人。他决不敢逃跑，相反，躲在我们的行军行列里，不敢靠前，不敢拉后，也不敢靠边走，生怕树林里草丛中冲出几个朝鲜妇女来咬断他的喉咙。

他举着双手走了个把小时之后，已经满脸淌汗，大概胳臂酸疼到了极点，象触电般的在哆嗦了。

“周仲明，你不是会英语吗？去叫他把手放下来！”文工团刘团长对我说。

“您也可怜俘虏哇？”我经常跟领导干部开玩笑，以保持官兵平等的信念。

“老举着手，变成一种刑罚啦。没必要折磨他！”刘团长并不愿意跟我开玩笑。

“我的英语二把刀。”

“没让你跟他聊天儿！叫他放下手来就行。”

“拿条绳子把他的手捆起来吧！”

“你听不听我的呀！”

“我又不是翻译官儿，没这个责任。”

“哼，没准就调你去当翻译！……去吧，我倒要听一听你是不是真会讲英语？”

参军一年来，我已经变得很调皮了。这种调皮，包含着骄傲，盲目崇拜老同志的那种天真幻想的破灭，以及对部队的组织纪律性的本能的抵制。把我们几个好朋友强行拆散，特别是何倩，她完全有条件当一名文工团的演员，却因为把我留在文工团，就强制她到卫校去学军医……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在调皮当中又掺进了不满的因素。我的调皮，经常表现为跟领导干部开玩笑，半真半假，接受任务不痛快。现在，我又让刘团长费了些口舌之后，才走过去用相当流利的英语告诉那个飞贼：“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你已经交枪投降了，我们就不会再伤害你。”

那个美国飞行员大吃一惊，又喜出望外，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这个会讲英语的人，好象终于遇见了上帝。他把手放了下来，喃喃地问：“我得救了吗？我被赦免了吗？”

“他说什么？”刘团长追上来问。我作了翻译。刘团长又说：“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不杀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受了伤还给治病。你可以擦擦脸上的汗。”

我在行走中再作翻译。飞行员不停地点头，象鸡啄米。但他不能擦汗——他的胳臂象面条一样软兮兮的吊着，象是没了骨头，八成是麻木了。

身后一位女同志发了善心，说：“他脸上有血，是不是叫卫生员……？”

一位男同志生气地说，“谁伺候他！”

美国飞贼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照相？”“我有上尉飞行员的符号，你为什么还不登记我的姓名？”又一再说明他父亲是工人，他的妻子也是工人，带着一个两岁的男孩，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许多中国人，他们相处得很好。他将来回到加州，也要当一名工人，他会旋工，会开车床……。

一路上，我把这些话翻给刘团长和身边的同志们听，大家觉得蛮有趣儿。刘团长也笑着说，“这个家伙一定知道党是工人的党！”又叫我不要把这句话翻译出来。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飞贼的胳臂恢复了知觉。他顾不得擦脸上的汗和血迹，先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皮夹子来，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和美丽的妻子共同抱着个胖娃娃。另外一张天蓝色的卡片上，印着个鲜红的女人嘴唇的吻印。

他把照片和卡片拿给我们看，眼泪汪汪地说：“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今后要做你们的朋友！”

完全没有想到，经过这次临时翻译，刘团长果然派我到战俘营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那里，我又与何倩碰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