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是天津的一个地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经是甲午海战中的一个水兵，战败之后，痛定思痛，才决心兴办教育事业，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教育救国”。他靠了演讲和募捐，于一九○四年十月十七日创办了天津南开学校。十五年之后，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至于重庆南开中学，则是老校长颇有远见的一着棋，于“七七”事变前夕，派人到歌乐山下的沙坪坝买了一大片荒地，按照天津南开中学的规模兴建的。果不出老校长所料，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陪都，“大后方”的首埠。沦陷区的很多学校迁来了，地少人多，经费拮据，便出现了一种“人材济济，师资过剩”的反常现象。张先生乘机网罗人材。于是，许多优秀教师和大学教授也应聘到南开中学执教，很快就树立了良好的校风，不断取得优异的教学成绩，办成了国统区第一流的中学。“娃儿乖，读南开！”这已经是当时流传在四川省中学生里的民谣了。就连成都、绵阳、乐山、宜宾、内江、泸州、万县、涪陵等地的豪门巨富，大地主大军阀，也千方百计送儿女们到重庆南开中学就读。孩子们考上了南开，就象美国学生进了哈佛，日本学生进了帝大，英国学生进了牛津或剑桥一样，全家引以为荣，邻里为之注目。重庆各界名人和要员的子女，更讲究“全家兄妹读南开”。自从南开中学挂牌（公开）开除了品学不佳的白崇禧的儿子，而白崇禧又奈何不了张伯苓的时候，那简直是校威大振，舆论大哗，在山城重庆长时间的传为美谈。
南开中学有四大特点：学业好；校规严；重体育；能力强——学生课外社团活动很多，以造就“高分高能”的学生。单讲学业，南开的毕业生从不为考大学发愁——高二便分文科、理科，高中三年级已经在教授大学的课程了。
当然，南开也有缺点。许多缺点是与它的优点同时并存的。譬如，张伯苓的“校园主义”，为了学生不受社会恶习的薰染，南开建有高高的围墙，学生一律住校，每周只有星期六下课之后到星期日晚饭之前这段时间才准许学生走出校门。我在排演《雷雨》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私出校门”给何倩和李茶花买个烧饼吃，而被挂牌记大过一次（三次大过就开除）。又如张伯苓的“搧煤渣主义”，初中一年级招新生七个班，升初二时“自然淘汰”一个班，升初三时再淘汰一个班——并非学生功课不及格呀，换句话说，大家都考90分以上，那80多分的就被“默退”（不挂牌的开除）了！这使得我们每学期都处于一种无形的“竞争”之中，又从小培养着一种要强、好胜和清高的心理。我曾多次由于考了80分而大哭。在我的心目中，只有90分才是及格线。
更明显的缺点是南开中学坚持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同在一个校园里，却有意分成男中部和女中部，两部之间隔着个宽大的足球场。大概校长、教师和家长们都认为这个足球场是一段安全地带；只可惜张伯苓先生没有那么多钱，否则买一个太平洋隔在中间岂不更好！对我这个“一二一剧团”的团长来说，校方不准男女学生同台演戏，则是最恼火的事情。据说这也是南开的光荣传统，从天津南开传到重庆来的。还据说，这条校规业已坚持四十多年了，男中部演话剧，那女角只能由眉清目秀的男学生“反串”，也就是男扮女妆来演出，所以，在南开的校园话剧史上，就先后逼出了三届“最佳女演员”：周先生，曹禺，黄宗江。最近我曾当面问过宗江学兄，是否属实？他很得意地说，“没错儿！我可以出庭作证。”
打破这条校规，促成男女学生第一次同台演出《雷雨》的勇敢分子便是我。因为这时候，重庆已临近解放了，一股自由解放的思潮，比解放大军还要迅速地冲进了南开校园，冲进了我与何倩、李茶花等等青年人的心田。她俩也是勇敢分子。将来如若有人撰写南开的校园话剧史，我建议把她俩写上。
何倩是四川望族何府的三小姐，也是一个幺妹，与另一个幺妹李茶花最要好，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同班同桌，在同一张课桌后面一直坐到了高中二年级。级任教师拆不散，连女中部极厉害的主任，面皮上有十几颗白麻子的老处女，也未能拆散这对儿同桌姊妹。一旦强行拆散，便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幺妹把眼睛哭成桃儿，那个幺妹干脆绝食；何府的银耳、莲子、腊蹄□，李宅的“玻璃”（尼龙）皮带、骆驼香烟和法国白兰地，也就同时送到了部主任和级任教师家里。你当然可以不受礼，但是，那同桌姊妹也就拆不散了。
何倩与李茶花，不仅一块出入女中部“受彤楼”；一块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阴丹士林布的蓝色紧身旗袍——校服，踩着一字直线的麻花步，走到男中部的实验室来上化学课、物理课；还一块扭着麻花步到“午晴堂”（大礼堂）来参加合唱团，和排练话剧《雷雨》。校方虽然竭力限制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事实上这种交往却日渐增多。张伯苓校长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科学知识、课外活动能力，这也使得男女同学在运动会、球赛、歌咏、演剧等等场合获得了交往的机会。更多的见面机会则是女同学们到男中部来上理化课。学校里有好几个宽大的物理教室、化学教室、试验室、美术劳作教室、音乐教室，还有一栋两层楼的图书馆，都是男女学生共用的。这些课程，各个年级、班组，天天都有呵，所以男学生和女学生，尖尖的眼睛，象锥子，钩子，照相机，早把那些漂亮的和爱出风头的认准了。何倩就是个极漂亮的，升入高中之后被公认为“校花”；李茶花则是个极会出风头的，晚饭后敢在大操场教男女同学一块跳陕北大秧歌——这是一九四九年重庆校园里最时髦的舞蹈了，好比一九七九年北京校园里跳时髦的迪斯科。何倩与李茶花二人“鳔”在一起，双出双进，互相标榜，相得益彰，成了一对儿“小打眼”，她俩共同创造的麻花步也就流行起来，变成高中女生走到男中部时候的最典雅的步伐了。
所谓麻花步，就是这些穿着高腰白细纱袜子、圆口带绊浅腰黑布平底鞋的脚巴丫儿，不走外八字，也不走内八字步，而是两脚轮番踩在一条直线上往前走，就好比走在一条铁轨上或是平衡木上那样。同时，头部和肩膀都要摆出端庄稳重的样子；左手握着课本和硬纸夹子式的笔记本，紧贴胸侧；右手自然下垂，微微摆动着。姑娘们一群群的踩着麻花步走过男中部来，实在是一种挑战。我曾经审问过何倩，她笑弯了腰、笑岔了气儿，也不肯承认；后来，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还是默认了。什么呢？原来她们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美丽。在课堂上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妙句“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时候，已经有所领悟；走到男中部来，高中部“范孙楼”每个窗口都拥挤着许多“和尚头”，几百只眼睛都追踪着她们的麻花步，这就更加泄露了天机。岂止用眼睛追踪，自从解放军向江南挺进，那股自由解放的思潮和幻想袭来之后，“和尚头”们还敢于蔑视训导主任的尊严，吼起一阵阵“麻花！”“何麻花！”“李麻花！”这样的欢呼声。呼唤声越高，何倩和李茶花的麻花步也就扭得越好看，绷出了许多半圆球形的曲线，身段儿也就更象拧麻花了。
起床更衣的时候，洗澡擦身的时候，李茶花总爱笑，笑出声来。何倩越骂她没羞，她越憋不住笑，笑得象一串清脆的银铃铛。“哎哟，别碰我！痒死啦！”李茶花笑着躲藏。
“谁碰你啦？你自己……没羞！”说着，何倩也想笑，她的湿毛巾也碰在自己那对儿小白馒头式的乳房上了，凉丝丝的。
她们开始发育了，有意无意地对自己身上这些鼓起来的部位感到害羞和好奇，自己碰一下都红脸，好象那七窍玲珑心又多开了一窍，专门准备了一腔血，随时输送到脸蛋儿上来烧盘用。说也怪了，在排演《雷雨》的日子里，有事没事，何倩的脸蛋儿就会顿时变得通红，李茶花还会连耳朵也红得象鸡冠子，哈，女孩儿真是神秘莫测。一次，何倩被我逼住了，再也无法闪烁其词，才低着头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子红脸。
其实，何倩和李茶花都是十分乖觉的姑娘，她们已经意识到了那些“和尚眼珠”必定是喜欢看些什么；进而觉得那些异性的眼光是在自己身上扫描和“抚摸”，甚至感到了这些光柱传递到身上来的热能和热点。于是，她们骄傲地扭起了麻花步——不信你就试着走走看，这种姿式必须扭腰，必须把你丰满的胸脯骄傲地挺起来。勾引谁吗？哈，活该！
廖渝生比我小一岁，矮半头，却也是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了。正如李茶花所形容的，他这个文弱多情的小白脸儿还没脱掉孩子气，唱歌说话唧唧唧，毫无男子汉的特征。但他也是个活该上钩的“情种”，自愿上钩的三少爷。四川省的豪门望族当中，廖府比何府殷实，所以廖渝生这位三少爷比何倩这位三小姐更娇气。廖府有四根坚实的顶梁柱，大房是泸州的大地主，二房是成都的军阀，三房是上海洋行的董事，四房是南京的将军。廖渝生是这位黄浦将领的老幺。他的大哥廖京生（出生于南京），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南开中学和昆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返回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教书，是个思想进步的正派青年，我们“一二一剧团”的名字就是他起的，那些《新民主主义论》和《大众哲学》就是他偷着借给我们看的，他还告诉过我，“咱们青年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后来，他担任了我们演《雷雨》的导演。二哥廖沪生（出生于上海）也是大学生，毕业于复旦，去年就到香港做买卖去了。我们没见过这位小开（小老板）。廖渝生自然是出生在重庆的了，没有去过南京、上海，却跟着南开中学的北方籍教师学了一口国语，这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够扮演周萍。
说廖渝生是个自愿上钩的“小和尚”，因为南开的校规规定，在校男生一律不准留发，留小分头都不行，每学期开学报到之前，我们必须先领一个“光头证”，否则不予注册，以后还要半月理一次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没有排演《雷雨》的时候，廖渝生就看上了李茶花，多次趴在“范孙楼”的窗口跟茶花起哄，唧着尖嗓儿叫“李麻花！”一次，训导主任把他叫到训导处去训话。
“这样吼，对女同学是一种非礼行为！”
在我们眼里，训导主任简直是个大坏蛋。可是单独进了训导处，廖渝生那三少爷的脾气也就荡然无存了，挨了一通训，没敢顶嘴（与教师顶嘴要记大过一次），鞠个躬就溜了。
又一次，训导主任走进教室，抓住了七八个趴在窗口跟女同学起哄的男生，其中又有廖渝生，便当众训斥了几句。由于当众挨训，廖渝生深感丢脸；更由于解放大军向南推进，自由解放的思想占了上风，廖渝生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他不顶嘴（那要记大过呀），而是拿出一本《水浒传》来向训导主任讨教，请他当众讲讲“鲁智深醉打山门”里的一小段情节。
这位训导主任大概是个国民党员，平时对毕业班的男生就有点怵头，现在“党国难保”，又被学生们围在教室里，更须多加小心啰。
“你……什么意思？”
“请老师看看这一小段儿。”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看过，还看个啥！”
“不，上初中的时候一定看不懂。”
“廖渝生！你到底要干什么？”
“好吧，老师不看，我念给老师听！”
这段小情节，讲的是庙里的老和尚不准小和尚上街。有一天要去村镇做道场，得带几个小和尚去。小和尚在镇子上看见不少女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很打眼。小和尚没见过女人，就问师傅：“这花花绿绿的是什么东西？”老和尚说：“是老虎！别看，她吃人！”回到庙里之后，小和尚病了，老和尚过来问：“你怎么啦？”小和尚回答：“我想老虎。”
气得训导主任拂袖而去。他告诉了级任老师，级任老师也哭笑不得。训导处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法给廖渝生记大过。这事儿在同学当中传开了，大家都夸廖渝生聪明，鬼机灵。从此以后，高三班的男生，又管麻花们叫做老虎。还从窗口大叫：“快来看老虎呀！”
开始排演《雷雨》之后，男女同学熟识了。一次在鱼池边散步的时候，何倩和李茶花扭住廖渝生，审问他：“什么是老虎？”渝生涨红了脸也不敢说。我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地说了，笑得两个姑娘前仰后合，差点没跌进鱼池里去，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从此，李茶花大胆地爱上了廖渝生。她公开告诉何倩和我：“人家廖渝生，早就喜欢上老虎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