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才女作家，崛起并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冰心、庐隐、冯沅君、陈蘅哲、苏雪林齐名。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早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断言，“不过在创造才能上，这些人都比不上凌叔华。”这自然是夏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不难看出他对凌叔华才华的赏识。他甚至说，“和冰心一样，凌叔华写的也是妇女和儿童的故事。和冰心不一样的是，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潜力也比冰心大，可惜的是她在三十年代的作品很少，无法证实这一份潜力。”

这倒确实是事实，凌叔华一生总共出版过五本书：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和《小哥俩》，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以及用英文写成的带些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古韵》。

凌叔华的小说大都情节简单，人物不多，结构纤巧，比较远离时代。她的文字清秀俊逸而又朴实无华，哀感隽永而又浪漫生情，清朗明快而又雅淡细腻，独具“闺秀派”之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中，曾这样评价她：“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灵。”

徐志摩、沈从文和苏雪林更是把凌叔华比作中国的曼殊斐尔。在第一个将曼殊斐尔小说翻译成中文的徐志摩眼里，“一般小说只是小说，她的小说，她的小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她却只想留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数知音者的赞赏。”

徐志摩认为，“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在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刻薄的心理，她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人的心灵真实的变化。……她的艺术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功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成形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 苏雪林便借此说，“凌叔华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叔华既具有东方典型美人的美，她的作品也幽深、娴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假如文学真有什么‘女性’（female）、‘男性’(male)的分别，叔华的作品，可说是百分之百女性的，正所谓‘文如其人’”。

说到凌叔华的小说，当时已后来的评论虽不是很多，褒贬却也鲜明。1927年凌叔华发表小说《花之寺》时，沈从文评论说，“叔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他有与蔓殊斐尔相似的地方，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的那种习气。”“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纠纷，凝静地观察，平淡地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远离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贺玉波在《〈酒后〉作者叔华女士》一文里指出，“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而这种恶习便充分地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上时，发出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

阿英在写于1929年的《花之寺――关于凌叔华的考察》中认为凌叔华小说的特色，“是在描写资产阶级的太太们的生活和各种有趣味的心理。她的取材是出入于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而弋灵在发表于1928年《文学周刊》第七卷的《评〈花之寺〉》却说，“我猜想作者是处于较安适的环境，人生的悲哀，人间的冷酷，都不曾亲尝。因此，作风是平和的：没有讽刺的气味也没有偏激的狂热，只是把感觉到的现象，忠实的写在纸上，所表现的人生不是丑恶的，冷的，死的，而是热情的，享乐的，积极的，虽则后面几篇也写出了悲惨，感伤和虚伪，可是作者对于人生并不曾失望。作者的描写有时流于平庸，显出了气力的薄弱。但有几篇中的抒情和写景的词句，都很可爱而有意趣。如《春风》中的一节。……我以为这是含有画意的，有些则写得不甚自然生动。”

朱自清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讲到凌叔华的创作时，概括为七点：“（一）上流社会女子的各种有趣味的心理――性烦闷与家庭生活。（二）小姐们（女学生们）与太太们。（三）玩弄男性的态度。（四）理想的作风。（五）客观的态度。（六）人物个性不鲜明。（七）朴素的风格与隽逸的笔调。”

夏志清认为，“这本书（《花之寺》）很巧妙的探究了在社会习俗变换的时期中，比较保守的女孩子们的忧虑和恐惧。这些女孩子们在传统的礼教之中长大，在爱情上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技巧来跟那些比较洋化的敌手竞争。因此，只好暗暗的受苦。……《绣枕》强有力的刻画出旧式女子的困境。”“虽然字数不多，《绣枕》却是中国第一篇依靠着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在它比较狭小的范围里，这个象征与《奥塞罗》里苔思狄蒙娜的手帕是可以相媲美的。”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凌叔华的《古韵》在1991年――仅仅是她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才由台湾的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并在几年之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绝少由人论及。似乎只有她的好友苏雪林在英文版出版多年之后发表过简短的评语，“这本书文字极其隽永有味，叔华本来会画，书中插图，也出自亲笔，图文并茂，外国读者见之爱不释手。”

在苏雪林眼里，“凌叔华是立于谢冰心、丁玲作风以外的一个女作家。……我们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别人的力量要说是像银河倾泻雷轰电激的瀑布，她的便只是一股潜行地底的温泉，不使人听见潺�之声，看见清冷之色，而所到之处，地面上草渐青，树渐绿，鸟语花香，春光流转，万象都皆为之昭苏。”

当《古韵》的英文版1953年在英国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并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多家重要报刊登出了书评。《时与潮》（time and tide）周刊评论说，“书中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好奇、热爱和孩子般的纯真幻想，有幽默、智慧、不同寻常的容忍以及对生灵的深切同情。无论新旧，只要是好的，叔华都接受，从不感情用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的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旁观者》的评论是，“书中有几幅作者自画的插图：描绘那个机灵的小女孩同义母一起放风筝；和老花匠去买花；跟贲先生学诗，等等，都非常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