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与凌叔华属“郎才女貌”一类，且性情、兴趣、学养诸多方面，亦多投契。婚后事业上互相影响，是少不了的。但凌叔华写作时，却总是对陈西滢“保密”，生怕这位挑剔批评家的一瓢冷水，使她再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勇气。陈西滢写好文章，事先也不给她看。两人在写作上是各自为战，各不相扰。
陈西滢对太太的才华是欣赏的，但他绝不像今天有些人，吹捧起太太的“文才”不惜肉麻，竟以“惟一”云云。他是冷静而客观的。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凌叔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时，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练，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而我们今天有些文人，因某部作品“走红”以后，是要将很久以前的旧作也要收到集子里边来的。
相比较而言，陈、凌似乎更像相敬如宾的文学夫妻，倒是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交往，显得多了“朋友”式的随意和欢快。以至坊间有将徐、凌交往说成情事的流传。其实，关于他们的交往，当时就已有谣言相加。后来又有了徐志摩“八宝箱”的公案，个中底里也许是个永远的谜了。
徐志摩几乎与陈西滢同时认识凌叔华，当时他心里仍陷在与林徽音失恋的苦痛中，处在情感的真空期。与林徽音一样同是才女的凌叔华，不可能不欣赏徐志摩的率真性情和诗才文思，而且，他是能给所有朋友带来快乐的。以徐志摩的浪漫天性，他自然会对凌叔华情有所感。而凌叔华在与徐志摩的交往中，也不可能不感到徐在对纯粹友情之外另有期待和寄托。这从他在认识凌叔华半年里就有七八十封的通信可以感觉到。也正是这些信，让喜欢揣测窥探别人隐私者制造了些谣言。同时，在徐志摩的心目中，凌叔华是“中国的曼殊斐尔”。
凌叔华曾在写给胡适的信里，为自己，也为徐志摩辩解说，“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的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之筑壁自围。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至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写此信纯粹本于爱护同道至诚而已。”她在1983年5月7日写给陈从周的信里回忆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也许是徐志摩发现好友陈西滢已捷足先登，只好再把一份恋情遮掩，把凌叔华视为“红颜知己”。凌叔华致陈从周信中提到，“志摩对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徐志摩当时也自得地说过，“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
也许是聪明的凌叔华像林徽音一样，只能把徐志摩视为知己，而不敢将终生托付。她们的理由可能都一样。首先，徐志摩是一个已经离过婚的男人。当时在她们看来，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心底或许会有当姨太太的感觉。而她们的母亲，恰恰都是处在姨太太的位置。
也许是凌叔华像林徽音担心徐志摩爱她只是爱一个理想美的幻影，以后当他在别的女人身上再发现这美的幻影时，便不会再爱她，而她就成了又一个张幼仪一样。凌叔华同样担心，如果嫁给了徐志摩，她不过是代替了林徽音在他心里的影子。因为从徐志摩向她全部道出与林徽音情恋隐私时的那份感情流露，深知他心里只有林徽音。从陆小曼后来与徐志摩的婚姻状况看，这份担忧不是多余的。
也许是两位才女都更想与徐志摩保持终生柏拉图式的情爱恋情。因为徐志摩实在是一个诚笃的生命信徒，一个浪漫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凌叔华记得徐志摩曾在写给她的信里说，“我们力量虽则有限，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为这贱化的标准堕落的世界添一些子价值。”“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即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得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
不过，从徐志摩与陈西滢和凌叔华的交往可以看出，他们实在是“君子坦荡荡”、文人相重的交往。倒真显出了“小人常戚戚”的狭隘。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后，即请凌叔华选一幅刊头画。1926年底，新婚后的凌叔华为徐志摩绘制了那张有名的贺年片《海滩上种花》。后徐志摩以同名为题在北师大附中做演讲，演讲词录为文章《海滩上种花》收入《落叶》集。1928年1月，《花之寺》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将未用在序里的评语作为小说集的广告词登在《新月》杂志上。1928年5月，北伐军逼近北京。徐志摩特致信陆小曼，说要去处在惊慌中家中没有男人的凌家陪住几日。6月，徐志摩赴美欧，途经东京，时在东京的陈、凌夫妇去车站接送。1930年，徐志摩出版小说集《轮盘》时，在书前的自序末尾写到，“这册小书我敬献给我的好友通伯和叔华。”徐志摩仙逝下葬以后，徐父申如请求凌叔华撰写徐志摩墓碑。凌叔华自然答应了。但不知何故，后来墓碑上的“徐志摩之墓”却出自浙籍书法家张宗祥的手笔。
关于“八宝箱”公案的缘起，始于1925年2月底，徐志摩因与陆小曼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想暂时避开，去欧洲做一次情感的旅行。临上火车前，他将一只装着他信函、日记的小提箱交凌叔华保管。并调侃说，“如果此行我有什么意外，你可得给我写一传记，这些破烂全交给你了。”此为“八宝箱”。
因箱中“有陆小曼不宜看”的东西，徐志摩从欧洲回来与陆小曼结婚，直到去上海住，其间凌叔华几次问他要不要奉还，他一直未将“八宝箱”取回。1931年12月，沈从文在致凌叔华的信中说，“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但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吻火而亡以后。此事已经浮出水面。1932年1月，时在上海的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
从凌叔华1982年10月15日、1983年5月7日连致陈从周的两封长信看，似乎是徐志摩去世几天之后，对此事最着急的林徽音就找到胡适，“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因为“八宝箱”内有徐志摩与林徽音恋爱时的日记；陆小曼的初恋日记两本，“牵扯是非不少（骂徽音最多）”。凌叔华只说应交与陆小曼。但“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 她在将“八宝箱”交与胡适以后，还附信说，“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
但留下的疑点是，当年，凌叔华在致胡适信中说，“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八宝箱”到底交给的谁？另外，凌叔华说是将“八宝箱”的全部交给了胡适。而胡适日记中却记载着，“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凌叔华到底是否还私存了两本徐志摩日记？如果凌叔华说自己是冤枉的属实，那就是胡适说了慌。唯一说的过去的理由，是胡适当年日记的日期有误。
但无论如何，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凌叔华与徐志摩交往的情与真不失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1931年12月6日，凌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了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你真的不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