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陈西滢针对鲁迅的文章统共有《闲话?走马灯》、《闲话?多数与少数》、《闲话?参战》《闲话?利害》、《闲话?创作的动机与态度》、《闲话?版权论》、《闲话?表功》、《闲话?自由是最宝贵的东西》《闲话?我们实在不知道》、《闲话?做学问的工具》、《闲话?管闲事》、《闲话?吴稚晖先生》、《闲话?再论线装书》、《闲话?1922年的春天》、《闲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闲话?节育问题》等近20篇。

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以后，要换个刊头，便请凌叔华描制一幅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敞胸半裸女像。但因徐志摩在编者说明里只含糊地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这一个疏忽，引来了对凌叔华剽窃的指摘文章。与凌叔华热恋并与鲁迅论战正酣的陈西滢，疑心那文章出自鲁迅之手，便写下《闲话?剽窃与抄袭》，指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写了《不是信》，声明“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这使两人之间积怨更深。

鲁迅“回击”或明显带有回击性质的杂文有些已是现代文学史的名篇了，前后总共计有《“碰壁”之余》、《并非闲话（二）》、《评心雕龙》、《并非闲话（三）》、《“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碎话》、《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学界的三魂》、《古书与白话》、《无花的蔷薇》、《无花的蔷薇之二》、《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坟的题记》、《辞“大义”》、《革“首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也近20篇。

陈西滢对鲁迅的微词大概就来源于他觉得，“他常常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有意或无意卷入“现代评论派”阵营的自然少不了徐志摩，还有丁燮林、高一涵，以及后来的大科学家李四光。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论战双方硝烟正酣时，李四光和徐志摩曾互致书信，并发表于1926年2月3日《晨报》副刊，希望“结束闲话，结束废话！”徐志摩在信的末尾一段说，“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喝猛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正义――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的放大你私人的意气。”口吻里自然有对鲁迅的“大不敬”。

感到受了鲁迅误解的李四光说，“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骂，我都能忍受，不答一个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使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功夫。”但他在致徐志摩的信里，也谈到了好友陈西滢的“尖刻”，“通伯与我相识有年，他的天才和热心我向来很佩服，可是他的那一支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

鲁迅当然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鲁迅的答复是《我还不能“带住”》，“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量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这自然是鲁迅一贯的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然后“痛打落水狗”的原则。

其实，陈西滢的“俏皮”实在是纯粹书生气的，因为，他“既喜说俏皮话得罪了好多朋友，有时尚不免流于冒失，替朋友得罪人。”不过，也非得如苏雪林这样了解他的人，才不致误解和怨恨他。“他实在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因口才蹇涩，说话困难，不善表达情感；又爱说俏皮话，惯于泼人冷水，许多人就误解他，甚至怀怨他。……陈氏到晚年，火气全消，说俏皮话、泼冷水、恶作剧种种习惯都改去了。事实上他实在是个忠厚诚实人，他在家庭骨肉间感情异常深厚，尤其作为一个最忠实的丈夫，一个最慈爱的父亲，可谓朋友间少有。他对朋友不负责任则已，既负责任负到底，任何困难在所不愿。他坚守巴黎中国大使馆，誓死不肯离开，更是可歌可泣的一幕。这也是他对国家负责的表现。”

以往很长一段时间，评判一个作家“好”“坏”与否，常以是否被鲁迅“骂”过为标准。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像陈西滢、梁实秋、林语堂等，在无产阶级文学史里成了“乏走狗”、“落水狗”，也就地位平平了。鲁迅自有他“骂”的理由，但并不是凡被他“骂”过的就必是“坏”人。反之，也未见得没被鲁迅“骂”过的就是“好”人。

翻译家叶君健晚年在《陈西滢与凌叔华》一文中说，“与他（陈西滢）接触多了，我发现他还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还显出一点脸红，虽然他在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式的冷静、‘幽默’和讥诮风，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貌似充满哲理和聪明的俏皮警语。他是一个与中国现实脱节而沉湎于英国旧文化（英国大学的英国现代文学课程只教到乔治?艾略特为止，当代文学是不能进入大学课堂的）的人，更谈不上是战士。”

然而，薄薄一本《西滢闲话》已使陈西滢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自然是得益于他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他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并同时用幽默的语调提醒人们举一反三，省察自己。许多闲散的生活琐事，他有本事娓娓道出来平日整不出的趣味；即便重大的事件，他亦能悠然雍容地拨开云雾，恢复其本来面目，让人顿开茅塞。但这种独具锋芒的书生意气，终不过是文人的“闲话”而已，它真能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化解开来吗？不过，这也正是文人的可贵,即他从不掩饰这个世界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