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封求爱信，但是经过20多年的敌对仇视，在苏联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给苏联领导人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政府在信中表达了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的希望，并且建议“通过协商、具体的行动、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虽然这封信里没有做出什么许诺，它还是确定了早先的迹象，说明中国正在认真考虑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分析家说：“中苏关系的缓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3个月前，经过将近3年的冻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意两国之间恢复协商谈判，中苏缓和从而迈出了第一步。一直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苏联政府马上做出响应。1982年11月，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特意前去热诚欢迎中国外长黄华的到来。经过90分钟的会谈，双方宣布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据塔斯社报道：“苏联领导人正努力把苏中关系推上友好邻邦的轨道。”虽然黄华从莫斯科回国后，外交部长一职由前副部长吴学谦担任，但是人事的变更并没有影响中国的政策。

中国一向坚持中苏关系只有满足了以下3个条件才有改善的余地：苏联撤走部分驻扎在蒙古和中苏边境的49个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且不再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最近，中国政府暗示他们的要求可以降低。一个可能性是，苏联人也许同意在边境象征性地撤走部分军队。中国外交部表示满足了这一个条件，两国就可以展开正式的贸易洽谈，由此回避了阿富汗和柬埔寨这两个棘手的问题。

中苏关系的缓慢解冻是中国走出孤立主义的结果。北京与莫斯科互相暗递秋波，希望能够借此对彼此的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这一举措也可以看作是其希望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发展落后经济的自然延伸。一位美国分析家说：“真正使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一切不早点发生。”

与苏联亲善可以使中国得到重要的切实利益。中国逐步老化的工业几乎全是在中苏为盟友的20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提供的技术和设备建设的。现在，中国可以依靠苏联提供所需的备件和机器，使现有的工厂现代化，或者建设迫切需要的新工厂。中国在中苏边境上驻扎了100多万军队，边境局势的缓和有助于减少军费开支。华盛顿的一位外交官说：“中国主要希望对苏联保持一点外交优势，此外，还需要经济援助，他们并没有期待发生奇迹。”

用一个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对中苏亲善持“冷静的态度”。华盛顿的专家相信中苏两国持久的利益冲突，尤其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的分歧，将限制两国友谊有任何新发展。美国一个分析家说：“我们实在看不出中苏在任何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我们也的确不想看到这一点成为现实。”即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亲密一些，它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摩擦。“美国不必惊慌失措，或者小心翼翼地讨好。”一个美国外交官说。“局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那些为此担心的人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而且不一定危害到美国的利益。”

今年1月的一件事表明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时依然十分谨慎。北京给莫斯科发去热情洋溢的贺信仅仅几天之后，中国政府就严词要求苏联的“入侵部队”从阿富汗撤军。中国领导人还把同苏联之间的实质性谈判推迟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2月初访问北京之后举行，这一举动显然是再次让美国放心。

江青被减刑

当法庭宣布她犯了“极其严重恶劣”的罪行，强行把她拖出法庭时，她肆无忌惮地高喊：“打倒修正主义！”今年69岁的江青，被法庭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些年来，人们传说江青在狱中以做玩具娃娃打发时间，做完后在上面绣上她的名字，把娃娃毁坏。去年8月，总书记胡耀邦对记者说“她顽固不化，继续在政治和思想上与人民为敌”。但是1983年2月江青的缓刑到期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却判处她无期徒刑。65岁的张春桥也被判处死缓。法院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犯罪分子没有明显地抗拒改造。

对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心慈手软呢？一位中国官员说：“政治上的考虑当然是最重要的，要维持国家现有的团结和稳定。此外，她也不再具有兴风作浪的能力了。”

对法院的判决，北京政府还发布了一项没有公开，但语气坚决的补充：那些该受到惩罚的一定要给予惩罚。

观看服装展览

红色的贝雷帽很别致地斜戴在一名妇女的头上，与之相搭配的红色上衣非常合体，简直都让人有点烦恼。至少按照通常的评论和销售尺度来衡量，这一组合是这个季节最热门的服装。这不是在巴黎、米兰或纽约。在北京，30多年来流行的服装一直是口袋很多的中山装，这种服装设计时是不分男女的，有时候要区分穿着这种衣服的人是男是女都很困难。斜戴着帽子？梳辫子？女性魅力？来华参观的外国人被告知，这些对于一个正在进行革命的10亿人的民族来说显得太轻佻了。

现在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在3月1日在北京展览中心开幕的“夏秋服装销售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次展览的名字却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不仅是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一次时装展，同时还表明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弯，这一转变显然很得民心。在展览会上几乎看不到一件中山装，取而代之的是大约200种供男女老少穿着的新款式。对于穿惯了中山装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款式的颜色是前所未有的。对那些厌倦了中国旧式服装的旁观者来说，他们在乎的不是这些制成品，而是它们丰富的种类。

北京市居民显然同意这一观点，大批居民奔向展览中心。展览中心的大厅只能容纳1300人，每天都有5万名迟到者被拒之门外。黄牛党将5分钱的门票卖到了2.4元，从中小赚了一笔。

在巨大的展览中心里面，参观者看不到西方式的模特在T形台上走步。事实上，只有大厅的一个环形台上有几个僵硬的、摆在商店橱窗里的服装模特。主要吸引人的还是北京地区的服装生产厂家展览他们生产的服装的63个摊位。每天的销售额平均为73000元。许多前来参加展览会的人花掉了半个月的工资。23岁的武芸（ 音 ）是北大的一名学生，她说她和25岁的男友郸铁江（ 音 ）在去参加展览那天每人花了22元。武芸说，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找到所有他们想要的衣服。“所有最好的款式立刻就卖完了。”

参加展览的厂商也这样认为。事实上，这次展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供求规律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就像其他地方的优秀零售商一样，中国的服装经销商正在想办法缓解局势。张祝显（ 音 ）是北京市一家服装企业的干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的红色贝雷帽和红色上衣就是由这家企业生产的。他说：“第一天，人们蜂拥而至，前来购买衣服。工厂不得不加班加点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富有深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次展览会上的主要评论者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允许举办这次展览是有很严肃的原因的。原因之一是想通过让日渐富裕的中国城市居民购买这样的服装来鼓舞民心。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刺激购买来发展纺织业和农业。显然，北京的这次展览在这些方面做得还是不够的。外贸部部长陈慕华从女性角度提出了严肃批评。“颜色一定要再亮一些，再华丽一些。”她说。她还补充了一点每个女人都应当知道的东西：这次展览会没有将衣服和鞋子、手提包搭配起来，内衣也展出得太少。

为“臭老九”恢复名誉

1983年4月，大约1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府官员和工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却向他们传达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信息。除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敬意之外，胡耀邦90分钟长的讲话更多关注的是北京政府迫切需要注意的主题：恢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称“脑力工作者”，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地位。

胡耀邦说，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恢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的重要作用所需的时间“像金子一样宝贵”。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领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领导就好比摇椅政策，没有方向，也不会有结果”。

胡的讲话并不仅仅是官方言论的突然逆转。事实上，他更反映了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支持者在1978年执政以来中国现代化计划中最矛盾的方面之一。对领导层来说，问题是如何发展并激励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天才，而又不会使长久以来就被灌输不信任那些用脑而不是用手工作的人的人民大众产生抵触情绪。可以预料，最初的行动一定会遭到反对，甘肃工人王士奇（ 音 ）就为此恼怒不已，在给《 工人日报 》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道：“政府和很多企业最近都发出命令和一个接一个的通知规定，报纸上也出现长长的文章支持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10年中饱经苦难。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教师、医生和学者被10多岁的红卫兵逼死。其他数以百万计的脑力工作者被迫去干打扫厕所、在农村运肥这类工作。最终，这个国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一度被发配到农村。从那时起就出现的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一就是经济收入上的极大不平等。中国10亿人口中据估计有2.5%的人完成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从而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中包括帮助设计制造中国氢弹和地球卫星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他们的贡献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和国家给予的荣誉。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只有每月35美元，这至少要比城市工人的工资低10%。

经济和物质上的条件知识分子尚可忍受，但是来自中国各阶层对他们广泛的歧视却更让他们难过。北京大学一个毕业生说：“有些领导并不真正喜欢知识分子。一些普通人也讨厌我们。” 一个中学教师说：“在一家工厂里要是你戴着眼镜，又有文凭，那么人们就会讨厌、嫉妒你。”

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文化大革命”狂热的压力下被迫关门，这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基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恢复它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治局成员聂荣臻在去年晚些时候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半导体、计算机和激光技术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20年后，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了，日本也跑到了我们的前面。”聂称，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不会有现代化，中国经济也不会到2000年的时候翻四番。

恢复知识分子地位这个过程所取得的进展仍是令人痛苦地缓慢。《 人民日报 》的一篇社论中说，北京第7化工厂48岁的副厂长朱玉凤（ 音 ）因为入党请求不断被拒绝而自杀。这份报纸把她的死归罪于来自“左倾思想”的压力。另一个事例是山西农业协会的科学家郑新文（ 音 ）。因为他曾经是右派，他的入党申请就遭到拒绝。

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小心翼翼地表现出谦卑。邓小平的改革派也决心提高他们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仍旧对现状没有耐心，渴望有更快的改变。甚至《 人民日报 》也承认在党的干部中还经常出现“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歧视”。

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中国政府对越南当局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否则中国将保留反击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3年4月底做出的这个警告发言并不是一场全面大战的威胁，但也绝不是无聊的宣传。在中越边境的炮战不断升级时，中国表明它已做好准备反击越南在这两个国家间800英里边境线上的挑衅。更为重要的是，在河内加紧进攻反抗其占领的柬埔寨抵抗力量时，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可能是中国试图震慑越南努力的一部分。柬埔寨前统治者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着反越抵抗运动，他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宣称的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怎么看，这次发生的冲突使得边境局势达到1981年以来最为严重最为紧张的阶段。按照北京的报道，中国武装人员在云南省与越方发生至少4起冲突。同时，新华社称越军炮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区，破坏了当地的小学、银行、农业局和一所医院。按照中方的话来说，他们直到那时候才开始回击边境地区的越军阵地。

在北京的外交官普遍认为北京并没有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自从1979年2月到3月间历时4个星期的中越战争以来，北京一直像这样威胁着。但是，一场严重的宣传战至少已经开始进行了。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的报纸媒体一直在谴责越南对位于泰国和柬埔寨边界的柬埔寨难民营发动的攻击。中国人在4月份早些时候尤其感到警觉，因为那时越南人炮击了位于柬埔寨的高棉难民营，并把战火烧到了泰国。中国宣称仅仅在3月份越南就要对总数达70起的针对中国的事件负责，这其中包括越军3次越境，向中国村庄开火，并企图攻击当地中国军事人员的阵地。《 人民日报 》称：“这样肆无忌惮的挑衅已经到达不可容忍的地步。中国边防战士完全正义、而且是必须对此做出反击。”

在苏联的援助下，河内不仅占领了印度支那，现在还试图在柬埔寨消灭中国在该地区最后的影响力。这让中国十分恼火。为了反制苏联的势力，中国支持西哈努克领导的反抗联盟，以反对越南在1979年扶持的韩桑林傀儡政权。中国副总理万里在4月的一个会议中直接向西哈努克表示支持。

西哈努克否认中国和民柬联合阵线现在进行的斗争之间有任何战术联系。“我们是朋友，而不是盟友。”他说，“我们没有联合的指挥系统。”那么他是否想让中国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这完全由中国决定，”他说，“中国正等着越南做出反应。要是越南不仅炮击，还动用步兵来侵犯中国，我想中国就会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美国的“东方快车”

曾经是“二战”中美国兵和周末度假狂最爱的美国吉普，现在正向中国驶去。美国汽车公司总裁保罗·提伯特和北京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吴中亮（ 音 ）签署协定，在中国共同生产吉普车。

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最近为了提升销售额（ 1982年的销售额增长为29亿美元 ）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之一，期望以使该公司能够从财政赤字中摆脱出来。但这可不是件轻易做得到的事情。5月初，美国汽车公司宣布在第一季度亏损6600万美元。在过去的3年中，它已经总共损失了4.91亿美元。

这家公司将向中国提供800万美元的现金和另外价值8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在这个价值5100万美元的合资企业中占有31.4%的股份。美国汽车公司表示它将会把营运获得的利润重新投入，最终使它占有49%的股份。

在这个计划的最初阶段，美国汽车公司将为中国标准的吉普车BJ—212重新换装。BJ—212这款吉普车有部分是苏联设计的，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美国汽车公司将会为它装上一台低油耗的四汽缸发动机，并进行其他的改进。第一辆改进过的吉普车将会在1984年从北京的装配线上开出来。从1987年开始，这种吉普将会被美国汽车公司广受欢迎的CJ—7型吉普车所代替。

对美国汽车公司来说，5月签署的协定为它的亚太市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这家美国公司获得了中国产吉普车的所有出口权。提伯特说：“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长期的机会。”在该地区，四轮驱动车辆的销售现在达到了每年10万辆，而且还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美国汽车公司自从1979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改进，那时候法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开始购买这家公司。这家法国公司现在拥有美国汽车公司46.4%的股份，而公司总裁约瑟·德得尔瓦尔地也是从雷诺公司来的。美国汽车公司就像大人国中的小人一样，与法国公司联合也许是它得以生存下去唯一的希望了。通用公司的销售额达到600亿美元，规模几乎是美国汽车公司的21倍，它的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在去年8月达到了1.2%的最低点。

在过去的4年中，美国汽车公司的发展一直都受到法国的影响。除了四轮驱动的老鹰型车辆，这家公司已经把它过去生产的所有客车都退出生产线。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从法国进口的新的汽车生产线，生产的汽车包括紧凑型Le型汽车和运动型富果牌汽车。而它的拳头产品是有着一个恰当名字的“联合牌”，在威斯康星州的可诺莎生产。

联合型汽车在去年9月开始生产，它的基本价格为5595美元，紧跟在福特的护航型、尼桑的警卫型和雪佛兰的谢韦特之后，是第4大紧凑型汽车。这对它来说可是件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其他的4家公司都有大得多的销售网。消费者说他们喜欢联合型的低价格和低油耗（ 在市区中每公升37公里，高速公路上每公升52公里 ）。

联合型占了美国汽车公司第一季度销售额的91%，而这家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也翻了个倍，达到2.6%。美国汽车公司原本只希望在今年售出10万辆联合型，但是现在它预计能够卖出15万辆，而且还要在秋天推出名为“昂可”的后开门型。

美国汽车公司重新建立生产线需要大量的现金。公司计划从1984年至1987年投资12亿美元。为了筹措这笔钱，美国汽车公司4月在公开股票市场又发售了5880万美元的股票。它还积极为它的通用生产厂寻求买家，这家厂为美国邮政服务系统提供吉普车，为陆军生产卡车和其他车辆。在过去的3年中，这加工厂是该公司唯一一直赢利的下属企业，预计它的卖价将达到2亿美元。

对美国汽车公司的员工来说，这些新生意都将是好消息。过去的18个月里，美国汽车公司裁员15%，达到现在22000名员工的水平。这些留下来的员工在工资和利润上的让步也有9000亿美元。但是现在，公司又重新雇用了800名离职员工来帮助生产联合型。“我们离追求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可诺莎工厂的负责人邓尼斯·蒙通那说，“但是我们已经上路了。”

这种情绪也一直感染到了总裁提伯特。他说：“美国汽车公司的火车最终开出了车站。”和中国签署了那份协定之后，美国汽车公司的火车可能就会叫作“东方快车”了。

美国“大鸟”游历中国

他并没有穿着百慕大短裤，戴着太阳眼镜，可是他却是美国旅游者的典型形象。他向当地人抛媚眼，仿佛他们才是外国人。他不懂当地语言，却抱怨没人听得懂“美国话”。他的旁白总是像这样的话：“我真想知道是谁埋在了明陵里面？”

不需要任何护照来证明这个游客的身份。他是一只8英尺高的金丝雀，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天真无邪而又长着羽毛的外国佬。他不是别人，正是大鸟，《 芝麻街 》里的明星。NBC制作了一个名为《 大鸟在中国 》的90分钟长的节目，并在5月29日播放。节目中大鸟游历了中国的各处风景名胜。这个节目耗130万美元，是由儿童电视工厂（ 《 芝麻街 》的制造者 ）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CCTV ）共同制作，这实际上就是一部美丽的风光旅游片。

虽然这个明星扬扬自得的样子和它没完没了的唠叨让人讨厌，但是《 大鸟在中国 》比起大多数电视台播放的儿童节目要好得多。在这个节目中，不仅有当代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自行车洪流的景象，还介绍了中国神话般的帝国王朝。它一幕又一幕地向观众展示了仿佛是宋代山水画中烟雾缭绕的群山和宏伟的瀑布那般的精美风景。

这个节目是资深作家和制片人琼·斯通的点子。他现年52岁，是《 芝麻街 》的先驱，并凭这个节目和《 圣诞节的芝麻街 》这样的特别节目获得过8次艾美奖。斯通的点子是创造出一个探求的主题。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大鸟（ 和在《 芝麻街 》里一样，都是由卡洛尔·斯宾尼扮演 ）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中溜冰时，对一幅描写中国传奇性的凤凰的画卷赞叹不已。于是他心痒难耐，决心像亨利·基辛格一样去中国，去告诉凤凰说“美国的鸟觉得中国的鸟真的很漂亮”。寻找凤凰就成问题了。大鸟和它的跟班搭档巴克利狗必须要找到所有画卷中的中国风景，每一个风景都为寻找隐居凤凰的下落提供一条线索。在找到所有的线索之后，大鸟发现他闪闪发光的中国精神伙伴栖息在一棵巨大的树上。

每一个充满激情的朝圣者都需要一个向导，而大鸟的向导就是一个6岁的漂亮小姑娘，吴莲子。她就像是中国的秀兰·邓波尔，不过不像那个明星那般甜得令人发腻。她在这个节目中也同样光彩夺目。斯通是从100盘中国送过来的录像带里挑中了这个女孩子。但问题是莲子根本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会说。在录制之前，斯通寄给她一盘录音带，上面录下了她要说的64句台词。在她父亲的帮助下，她背下了所有的语音，可却一句话的意思也不懂。

在节目中，就在大鸟几乎放弃寻找懂美国话的人的时候，莲子出现了。莲子羞涩地告诉他：“我说英语。”“再靠近一些。”大鸟答道。于是就这样，她带着大鸟和巴克利狗到了长城（ “嗨，墙在哪儿？”大鸟喊道。“现在你就站在它上面。”莲子笑着说。 ）然后这3个人又到达北京的天坛、石林和素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的映月潭，还到了桂林附近的漓江。

在中国乡村几乎3个星期的拍摄过程中，大鸟的出现并没有带给当地儿童以笑声，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 芝麻街 》。有一些孩子还被这个庞然大物吓着了，大鸟突出的眼睛让其他孩子四处奔逃。一个小女孩甚至放声大哭。中央电视台的制作人员希望这个节目在六一儿童节播放时不会也产生同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国家对宠物的喜爱有着悠久的历史，孩子们也可能会把“大鸟”接受为他们的宠物。也许用不了多久，大鸟就会吹嘘说自己比他的东方对手北京烤鸭更受欢迎。

艰难的飞行

《 纽约时报 》的报道记录了中国民航局的故事。

按照北京的标准，5月下旬的记者招待会颇不寻常。它是由中国的国家航空公司——中国民航局的局长召集的，为的是祝贺本月早些时候被劫持到南朝鲜一家中国民航客机和乘客的安全归来。庆祝会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诉苦会。“在过去的20年里，”一个西方新闻人员指责道，“中国民航一直被效率低下、服务恶劣、无能、事故和尚需解释的各种事故所困扰。难道局长先生就不觉得自己应该辞职吗？”

局长没有因此而辞职。但是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常常被问及的问题：这家航空公司的记录——无论是地勤还是空中服务，飞行安全还是保安——有时候没能达到国际的标准。西方的旅游者可能并不习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做航空旅行，常常抱怨中国民航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航空公司之一。但也有其他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的服务是有一些太生硬了，”在日内瓦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一个官员这么说道，“但我不会说它比许多第三世界的航空公司更糟。”

就像苏联的航空公司一样，中国民航也是国家垄断，它提供各种各样广泛的服务，像空中播种、工业和军事运输以及航空研究。虽然它具体拥有的飞机数量没有公之于众，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至少经营165架飞机，从最先进的远程波音747SP到古老的（ 最早在1947年造的 ）安—2双发螺旋桨飞机。中国民航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19个国家之间有定期航班：自从1981年开始，它还定期飞美国。它的国内航线也有12万英里。

这些航班中的大多数都安全完成。但是，就像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中国民航也有它的灾难和险些发生灾难的情况。最近的一些事故包括：

1982年4月，中国民航的一架英国造三叉戟飞机载着11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坠毁在桂林附近的山脉中，所有人全部遇难。地面控制人员被指责在飞机没有翻过山的情况下就允许飞机下降。但是北京的航空当局承认机组驾驶人员是从空军中“借调”过来的，对桂林附近的地形不熟悉。

1982年7月，一架苏联造安—18涡轮发动机飞机在从西安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但是劫持后来变成了一场空中混战。一个挥舞着斧子的乘务人员和用雨伞和酒瓶武装起来的乘客很快就打倒了劫持者。虽然劫持者放置的爆炸物在机身上炸出了一个3英尺长5英尺宽的大洞，但是飞机还是颠簸着安全降落在上海。这是中国民航第一起为人所知的劫持事件。

中国的媒体对中国民航事故的报道都没有什么压力，除非其中牵扯到外国人，因此就可能还有其他的飞行事故没有曝光。在北京流传的消息，在过去的24年中，至少有两次劫机企图被挫败。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紧。两星期前北京悄悄地发出命令，把国内航空旅行的人员限制在至少县级官员或是军方上校级以上的人。而劫机的刑罚就是死刑。

中国民航因为其低安全标准而倍受指责。批评者指出飞机的驾驶舱总是挤满了机组人员，飞机轮胎的磨损也常常超过安全标准。去年在香港，对中国民航的一架飞机做例行检查时，在燃油过滤器中发现有金属磨损的碎屑痕迹。但是直到控制塔拒绝批准其起飞前，该架飞机一直拒绝更换发动机。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就不是中国民航所能够控制的了，至少现在如此：机组人员常常拒绝在天气糟糕的时候飞行，考虑到中国只有3个机场装备有仪器帮助着陆系统，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地面和空中的乘客服务也很难达到国际标准。中国民航没有中央购票或预订票系统，旅客有时候不得不准备为座位展开争夺，以防地面工作人员让太多的乘客登机。有些飞机没有安全带。而尤其让一些外国乘客感到恐惧的就是有时候在座位已经全满的时候，让乘客用折叠木椅坐在飞机走廊上。机舱乘务员很少对乘客讲安全注意事项，而乘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常常被堆放在安全门前面或是放在座椅上方没有关上的行李箱中。

中国当局已经注意到这些批评：今年早些时候民航局长承认在很多方面中国民航“让乘客感到不便和不愉快”，他许诺会改善这些东西。

5月下旬，航空运输问题也进入了政治领域。美国驻北京大使阿瑟·赫摩尔收到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正式要求，要泛美航空公司取消定于6月15日开始的东京到台湾的航班。《 时代 》获悉，北京特别援引了1980年签署的中美商业航空客运协定，要求泛美航空公司把它在台湾的经营保持在1980年的水平。可是在那时候，这家航空公司就没有到台湾的航班。

这个让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目瞪口呆的要求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寒意。美国官方认为这个要求与1982年8月做出的宣言相抵触。那份宣言说美国要继续与台湾“保持文化、商业和其他的非官方关系”。中国这个行动显示出北京对美国在台湾的商业活动采取了一种新的强硬的态度。这会在将来的中美关系中引发深远的分歧。

猜想1997

1983年7月，即使是北京最资深的外国记者也很难想出有什么事件可以与之相比。在外交部3号会客厅和英国外交官们讨论了2天之后，中国谈判代表姚广一走出来，就被飞来报道会议的香港新闻记者们围住了。人群一拥而上，姚广几乎给撞倒在地上。

姚大为吃惊，退到了楼梯的安全地带。由于这次关于香港前途会谈的双方已经相约确保机密，在此，姚最终的评论必然很简短。“我只能这样说，”姚说道，“会谈是有益的、建设性的，我们将在7月25日继续谈判。”说着这些话，姚奋力挤过毫无秩序的新闻人群，来到了自己的汽车前。这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习惯的那种记者们有条不紊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次与香港新闻记者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如蜂拥的记者们挤到了姚，他们繁荣的英国皇家殖民地及其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让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感到不安。反过来，那种要求已经把香港变成了一座担忧的城市，为谈判中没有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担心。但是现在，至少有了一些希望的理由。正如姚的话所传达的，在沉寂了9个月之后，英国和中国又在会谈了。

在这些会谈中，利害攸关的是一个有着550万人口、其中主要以华人为主的城市的未来。在过去的40年中，香港已经成了世界上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最重要的金融大都会，同时，香港也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其出口超过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和。倚仗上个世纪与软弱的清政府签订的3项条约，英国已经统治这块殖民地142年了。其中两项条约承认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顶端享有永久主权。另一项则给了英国对新界外围的统治权，期限持续到1997年。在英国政府的敦促下，中国于去年同意就香港的未来开始正式谈话，同时，要求重新获得这块由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所失去的土地。结果，1997年成了香港的试金石。想到一向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签的香港将要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奋力生存的前景，那些通常都富冒险精神的香港人就焦虑。

这种忧虑不仅影响到了香港经济的健康，使得感到担心的投资者们开始两面下注以避免损失，而且也逼迫伦敦和北京重新开始谈话。去年10月，谈判陷入僵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在谈判开始前就要求英国承认他们对香港的主权。谈判破裂之后，香港经济指数直线下落至历史低谷。但自从有消息说谈判将于上月英国选举之后重新开始，经济的恢复也是很显著的。比如，7月4号，香港恒生股票指数强跃52.25点，创9个月来的新高。几天后，停在1007点（ 对比：6月9号为863.10点 ）。一路暴跌的港元对美元的比价也从6月中旬的7.75升至现在的7.18。即使这样，控制香港经济的华人巨商中有许多人仍在为要不要投资于新事业而争论不休。

对于英国来说，香港的前途这一基本问题并无实际意义，尽管唐宁街的外交官们准备为这件事再进行至少两年多的谈判。英国不可能保持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谈判所涉及的区域——界街以外，当街的界碑现在还标着“城市边界，1993”——占整个殖民地面积的90%，并且其繁忙的国际机场和供水系统都包括在内。如果这些土地纳入了中国的控制，那么剩下的10%几乎不可能独自存在。因此，需要谈判的与其说是中国主权问题，不如说是在北京控制下的香港政府的形式问题。

在去年2月致中国总理的一封信中，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表示了相同的意思。据香港的华人消息，有第三方在负责安排信件的交换方面起了作用。信件并未让出主权——伦敦想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它确实以一种极能展现西方外交见地的辞令给了中国人“一个非常明朗的信号”。 外交官解释说，该信件写道：“我们知道你们会得到主权。但在我们把这一切落实到白纸黑字以前，先让我们看看你们对于如何管理香港有何想法。”

至少一直到7月中旬的谈判为止，北京的计划还不明确。

红色资本家哈默在中国开采石油

签署这项协议的希望是4年前在休斯敦的一个烧烤野餐会上初露端倪的。当时，有人把正在美国做短暂访问的邓小平介绍给西方石油公司主席85岁的阿曼德·哈默。邓推开口译员，说道：“不用介绍了。我们认识哈默博士，您就是那个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您为什么不来中国也帮助帮助我们呢？”哈默与苏联的生意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说，很高兴能和中国人打交道。但是，他指出，他的年纪大了，出行只能乘坐他公司的喷气机“西方一号”（ Oxy—1 ），一架白色的波音727。而私人飞机在中国实际上是受到禁止的。邓回答说：“这可以安排。你要来的时候，给我发个电报。”

两个月之后，哈默做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接着又去了几次之后，哈默的跋涉有了收益。在一轮激烈的竞标中，西部公司（ 1982年销售额为182亿美元 ）成了第一个从中国人手中取得石油认股权的美国公司。到明年初，基地位于洛杉矶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一群合伙的外国小公司，预计将在中国南海中两块面积均为415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钻探作业。在北京饭店宴会厅欢庆成功时，在中国乐队演奏的 《 稻草中的火鸡 》的音乐声中，哈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采的盆地之一。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这次对黄海和南海58000平方英里海面的竞标，历时18个月，共吸引了33家公司，其中包括16家美国公司。5月，一个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集团赢得了第一份合约。由西方公司牵头的集团预计要花费1.2亿美元用于勘探。如果能成功地发现达到商业数量标准的原油，那么生产合约将持续15年；中国将获得收益的将近51%。

就像中国自身一样，中国近海的石油蕴藏情况也是巨大而又有些神秘的。据估计，储量在300亿到1000亿桶之间，可能与英国北海油田相当。但是由于技术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中国无法维持其在现有油井上的开采，更无力独自开发这些巨大的原油资源。去年，中国与大西洋里奇菲尔得（ Richfield ）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合作开发协议，现在已经在越南海岸边3500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开始了打井测试。

去年，哈默结束了两年半的谈判。该谈判涉及一项研究，而该研究则可能导致中西联合开发世界上最大的、位于北京西面山西省境内的一座露天煤矿。

到现在，对哈默来说，与共产党国家敲定买卖几乎成了本能。1921年，他首次前往苏联，为一次伤寒病流行提供救助。到了1925年，哈默取得了生产书写用具的苏联特许。一份资料显示，他的工厂每年生产7200万支铅笔和9500万支钢笔。

对于和一个苏联人的朋友做生意，中国人并未公开表示疑虑。他们也没有对哈默的资本主义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在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中，哈默与同行的23名成员住在钓鱼台（ 据报道：租金为每天5000美元 ）。至于哈默，他说，与中国人做生意，回报大于困难，但“像所有好的推销员一样，你必须熟悉地形”。

无奈的计划生育

在所有的威胁中，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过于庞大的人口。

在35年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从4亿5000万至逾10亿。过多的人把城市挤压得与农村一样。在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住房问题。因为没有私人住房供给，也就没有租用住房。单位根据家里的人数，决定分配多少英尺的生活空间。

北京的住房面积最大——每人平均45平方英尺，武汉平均40，上海少一些，每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30平方英尺（ 除了厨房和公用卫生间 ）。但高级官员像得到优惠的外国人一样，可分得数百平方英尺的住房。

政府和党一样承认，中国拥有太多的人口；数字是残酷的、无情的、逃避不掉的。没有人知道该对它做些什么。太晚了吗？

党和政府有一项计划生育的政策：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在大城市，这几乎是强制性的。假如一个家庭超过两个孩子，有些政府机关将父亲的工资扣掉10%到20%。有了第3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不能上好学校。有第一个小孩子之后，爱国的父亲自愿去做输精管结扎术。

在农村，政府大力进行劝说、宣传，偶尔是强制性的。新的“责任”制，让每个农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耕种，这使男孩子们显得重要；他们长大后可指望他们去播种、耕作和收获；除了这些，还要照顾他们年迈的双亲。农民现在尤其不愿意只有一个孩子；假如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事实的确非常严重——女孩会离家出嫁。因此，中国出现了令中国人自己都深感惊骇的政府公开谴责的情况——杀害女婴。

政府希望教育能使人口增长缓慢下来，政府的机关单位遇见一个希望生第二胎的家庭，就“劝说”家庭中止怀孕。但有些人没有被劝服。在一些农村，政府要求每个育龄妇女每两个月做一次怀孕检查。有些妇女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直到不能做流产才回来。

除了人口控制，中国没有内部解决办法。而除了可能让世界市场的工业化努力付之东流之外，也没有外部解决办法。一个办法是：以低工资安置中国过剩的人口，出口中国制成品，从世界其他地方，首先是美国换回食品、木材、棉花、食用油、肉类来使人民生活维持在温饱线以上。

中国的人口问题因此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因此，人们不可回避地要去研究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研究它与美国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的新疆

丝绸之路是中国同欧洲进行贸易和人员流通的唯一通道。许多世纪以来，这一位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中心地带的地区，现在被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省份仍然像以前一样那么丰富多彩。仅仅在上个月（ 1983年9月 ），政府向新疆人民保证说，新疆作为“一个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很重要的宝库”，政府对它是很重视的。《 时代 》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戴维·埃克森刚刚游历了新疆，他一直到达了新疆最西面的城市喀什，此前的30多年，西方记者一直是不能到这个城市去的。以下是他的报道：

城市的主广场上，长着胡子、穿着民族长衫的商人使劲地招呼戴着精心装饰的无边便帽的农民。戴着面纱的妇女从当地的一座清真寺前走过去，寺庙里面，年轻和年老的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名年老的阿訇大声宣讲《 可兰经 》。每个星期天，驴车发出“得得”声从满是灰尘的路上驶过来，车上下来的农民就在城市的广场上为了马匹、毯子、匕首和珠宝讨价还价。这里好像是19世纪的撒马尔罕或是20世纪的阿富汗，不过这里却能隐隐看到矗立在人民公园上方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喀什（ 人口16万）距离北京2200英里，长期以来就是传说中的贸易地，现在它是一个自治县的行政中心。城里面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从民族上讲，92％的人是维吾尔族。

在喀什，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民族多样化达到了极致。但是在新疆全境，汉族是少数民族：新疆的1300万居民中有60％都是维吾尔族。除了它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之外，因为新疆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苏联接壤，它的战略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市长指责说：“苏联在边境驻扎了军队。他们还向新疆进行广播宣传，并向这儿派遣间谍。”

新疆的商业中心是汉族人占多数居统治地位的乌鲁木齐（ 人口110万人 ），这是一个不太繁荣的城市，到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工厂，泥巴砖砌起来的围墙，以及一排排只有一层的灰色房子。但是，这里也有经济发展的迹象。在天山纺织品厂，1200名工人，绝大多数是汉族女工，照看着机器织出优质的开士米羊毛衫，这些羊毛衫将被运到外地。1982年，也就是开工的第二年，该厂从出口中获利400万元。由于利润丰厚，厂里的员工每个月可以拿回家50元钱，比该省的工人平均工资多出大约20％。

然而，只有离开乌鲁木齐的工业区，真正的新疆才出现在眼前。新疆的人口只占中国的2％，但是面积却是中国的17％，因为这个省多数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境内有面积多达125000平方英里的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高低不平的天山山脉高达2万英尺的顶峰。然而，这个看似不太发达的地区却蕴藏着非常丰富的资源。点缀其间的有很多绿洲，富饶的土地出产棉花和谷物。新疆茂盛的葡萄园去年为它挣到了28亿元，这比新疆所有的工业加起来的利润还要多。在沙丘下面，有巨大的尚未开采的油矿，而今年仅仅新疆的煤矿就将生产1180多万吨煤。

然而，这一地区的大部分看起来仍然没有变化。例如，沿着高原一带，新疆的牧区的牧民中大部分都在那里放牧，他们住在圆形的顶上搭着毯子的帐篷里面——愉快地过日子，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并不关心。在东风公社，副主席哈萨克人卡赞很高兴地承认说，自从1977年以来，这里就没有固定的每周政治学习时间。“我们现在很幸福，”他解释说，“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工作时间。”

一定程度的进展

当温伯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时，这位中国领导人解释说，他用左耳听得最清楚。美国的国防部长坐在他的左边好吗？邓小平问。温伯格同意了，并巧妙地补充说他用右耳听得最清楚。“啊哈，”邓小平笑着说，“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事实上，这是1979年以来中美双方第一次似乎真正决定听完对方的意见。尽管像往常一样，台湾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其他不那么敏感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双方发展更好关系的基础。10年前，尼克松总统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之行预告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也就是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他给北京捎去话说，美国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尽管不包括武器在内。中国很想购买，后来它向美国提交了一份秘密购买清单。

然而，自从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中国人和他开始彼此怀疑。1981年，当时的国务卿黑格访问中国，试图使中美关系升温。但是，在他回国以后，由于华盛顿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他被迫收回自己许下的诺言。

一些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纠葛使得中美关系比以前更加冷淡，比如湖广铁路债券事件，这桩陈年旧事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的满清政府发行了铁路债券。去年，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地区法庭对中国进行了缺席宣判，要求中国支付欠下的价值4100万的债券。4月，美国政府批准年轻的中国网球明星胡娜政治避难，中国人因此取消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协议。

尽管有这些紧张状况，双方似乎正在举行秘密会谈试探对方。今年2月份，国务卿舒尔茨在北京发现，中国尽管在公开场合对台湾问题寸步不让，私下他们却正在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美国的一项保证上。这项保证最早是黑格提出来的，美国许诺要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分类。5月份，商务部长巴尔德里奇告诉中国人，里根实际上已经将中国重新分类，将它列入了“美国没有与之结盟的友好国家”一类。

1983年春天，政府开始起草出口“双重用途”科技的指导原则——所谓的“双重用途”科技，也就是那些既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又可以民用的产品。最后，在温伯格9月底5天的行程期间，他向中国人通告了这些原则。中国仍然受着美国关于这些科技的“最终用途”的法律的制约（ 为了确保这些科技不会转让给像北朝鲜那样的其他国家 ）。但是，将中国重新分类以及起草新的指导原则的最终影响将是允许北京进口范围要广得多的产品，包括计算机在内。

温伯格的中国之行明显透露出一种热情气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出现大的跃进。就像赵紫阳总理告诉温伯格的那样，中国等着看美国的话“会不会被行动证明”。美国一定担心中国在与苏联的近战中，主要是将它当成一个小卒。但是，对于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刚刚宣布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8亿美元军火的美国政府来说，中美关系可能比预期的要好。

与“精神污染”做斗争

几年前，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颁布“对外开放”政策以引进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时，他曾严肃地告诫人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千真万确。在北京，长腿美女正缓缓地走在平展的T形台上展示最新的皮尔·卡丹时装。不远的地方，衣着考究的游客来到法国著名餐厅马克西姆在北京开的新分店用餐。即使是在郊外的空地上，一身牛仔服打扮的年轻人在现在已随处可见的盒式录音机的伴奏下疯狂劲舞。私营企业也在享有某种形式的自由。在过去的数月里，政府当局一直在发动一场旨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战役，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字眼，包括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来的各种东西，从色情刊物到存在主义思想。中宣部长邓力群认为，精神污染包括“淫秽、粗俗或反动材料，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低级趣味，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放纵”，还包括“与国家社会制度背道而驰的”言论。

许多文化上的治理行为的最先的迹象通常是非常敏感的。同时，西方精神污染造成的损害也同样是隐晦的：北京的一位售货员从香港商人那里获得了2本色情手册，于是他精选并重新印制了7000多幅有利可图的图片；在福建省，一个生产公社用公共资金购买了12盘录影带和16盘黄色录像带，然后向每一位观看者收取5美元（ 相当于一个城市工人4天的工资 ）。

但是，西方的影响很明显不仅仅限于下流影片和时装。11月，事态变得严重了。《 人民日报 》的主编胡绩伟辞职，该报的三位副主编之一王若水被撤职。他们明显的责任是：在8个月以前允许发表一篇宣扬“异化”概念的文章，这个词曾被卡尔·马克思用来指腐朽的资本主义。

有意味的是，今年年初，实验派的非正统戏剧还是被允许频繁演出。戏剧家高行健的《 公共汽车站 》表现的是8人等待一辆永远没有抵达的公共汽车的故事。这个戏剧中明显地缺少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所有要素：情节、寓意和说教。与此同时，人们还争相前往观看由阿瑟米·勒在北京享有盛名的首都剧院自编自导的《 推销员之死 》。观众们对戏剧中主角资本主义商人威廉·洛曼表现出满怀的同情，许多人在离开剧院时都热泪盈眶。

11月初，《 人民日报 》谴责了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异化”的“消极思想”，并指出“有些人走得太远，想把社会主义制度带向异化”。

尽管发动了这次运动，拥有4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已经非常注意避免让人们回想起刚刚结疤的那些历史伤痕。官方的一篇社论称：“我们禁止使用以前那种运动或是斗争方式。我们必须采用文明的方法去纠正不文明的行为。”与此同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颓废发起的这场新运动鬼使神差般地正好与官方为期一个月的清除左倾分子和其他文革残余的运动同时发生，甚至是重叠。

这场反击精神污染的运动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或是要持续多长时间，没有人能预测。

竹子短缺的危机

它的名字叫作佳佳，是对小动物的昵称。当它在自己的领地里大嚼大咽一根竹枝时，饲养员看着它心里既喜欢又担心。这只重123磅，年满3岁的雌性熊猫最近才刚从野外带回来，但是它似乎对笼养的生活很适应。饲养员甚至希望它能很快产下小熊猫。但他同时坚持认为，大熊猫佳佳仅仅是“客人”而已，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改善了，它将和伙伴们被放归自然。

佳佳暂时的家不是在动物园，而是在中国四川省丛林覆盖的卧龙保护区的繁殖站。这个保护区是中国和西方科学家，主要是美国人，联合建立的非同寻常的中心。他们的目的是：确保佳佳和其他类似的上千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

对大熊猫最直接的威胁并不是人类，而是大自然。熊猫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在那里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竹子。“竹子是熊猫99%的食物来源。”乔治·沙勒介绍说，他是纽约生物科学协会动物研究和保护中心的主任。自1980年12月以来，沙勒一直在熊猫的原始居住地进行研究工作。不幸的是，由于一种奇怪的植物突变现象，箭竹——大熊猫的主要食物——正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开花期。这一现象发生后，每45年至50年一次，整个山坡的竹子都会突然开花，散开种子直至枯萎。竹子需要数年才能重新生长（ 大约3英寸高 ）直到为熊猫提供食物。在此期间，熊猫必须寻找其他食物代替。

卧龙保护区是中国12处最大的熊猫保护区之一和“中国——世界联合野生动物基金熊猫研究项目”的所在地。植物学家秦子生（ 音 ）在对该地区进行考察后发现，95%的竹子已经开花。现在，原本每天消耗25到30盎司竹子的大熊猫们只能吃普通的草，尽管它们肯定对此不满。秦还说，对熊猫粪便的分析表明，它们营养不良。

当冬天到来，大雪覆盖整个山坡时，熊猫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肚子疼了。现在已经发现两只熊猫死亡。在1975－1976年间，处于不同生长周期的伞竹发生了类似的“开花——死亡”灾难，那次导致了四川和甘肃交界处一个熊猫种群里138只熊猫的死亡。

为了避免在箭竹地区发生类似的灾难——因为这里居住着相当规模的野生大熊猫，受到世界野生动物基金支持的中国科学家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在山坡上放置烤熟的猪排和羊肉以希望熊猫改变正常的素食习性。沙勒解释说：“如果能轻易地获取肉食的话，它们也会吃的。”科学家们同时也用肉引诱熊猫到低洼地带，因为那里生长着其他种类的竹子。

但是长久来说，熊猫最好的希望是居住在卧龙研究保护中心，预计将在11月末建成。该中心是由布朗克斯动物园主任威廉·康韦和中国同事共同设计的，它坐落在地形平展的山边，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熊猫研究中心，其中包括了实验室、图书馆和维持熊猫的种群数量的喂养栏。沙勒说：“中国人将有望拯救大熊猫，因为他们决心做到！但是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而且你绝对不能放松。”

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北京对外国人来说很快要成为世界上花费最大的首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这份报告说，这里的外国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很少高过第三世界的水平，但是付款却同纽约和巴黎一样。官员们对这种价格政策并不表示遗憾。他们的论点是：“你们是外国人，你们出得起钱。”

……

即使主要负责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开始号召要加以限制。他在1985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我们所采取的开放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是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了支持恢复纪律和提高急需的收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然是要纠正改革过头造成的影响。

……

稍微减缓改革的步伐

1985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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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还要推进

每年刚开始总是有新的决议，但是，1985年1月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经受了一场尤其鼓舞人心的变革。按照惯例，包括午休时间在内，中午吃午饭要2个小时。但是，那天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尽管事先已经通知了缩短午休的消息，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那些已经习惯于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工作单位附近吃午饭。因为很少单位有餐厅，他们只好挤进十分拥挤、服务奇慢的餐馆就餐。广州的一些教师甚至要求他们的校长恢复2个小时的午休，以便让学生有时间回家吃饭。

对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1985年的第一个星期就这样开始了。6年前，邓小平出台了一些十分大胆、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措施，这些在共产主义国家尚属首创，目的是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6年后，改革之风依旧强劲。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提出的改革政策颇受这个渴望繁荣的民族的欢迎。他的政策旨在将计划集中经济转变成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邓小平在一次讲话时说。元旦这天中国的媒体刊发了他的讲话。“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

邓小平实际上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1984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但是此前讲话全文并没有刊发。中国的媒体将这篇讲话放在头版，显然是为了给改革注入更大的动力。“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邓小平在为他提出的与西方建立联系的政策进行热烈地辩护时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说，只有通过吸收外资和进行外贸，中国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现在，邓小平的改革又在其他几个战线上向前推进了。邓小平在过去两年内的主要讲话在全国发行。这本72页的小册子名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它强调了提高生产率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邓小平说，每名工人都应当“千方百计使国家繁荣昌盛起来”，因为“国家强盛了，一切都好办了”。第二天，赵紫阳总理在一次讲话时宣布，将会放松政府工作人员严格的工资体制以体现个人贡献。政府还计划于近期取消国家补贴，放开价格。所有这些政策都代表了邓小平追求的渐进改革中最彻底——也是最具冒险性的措施。

最激动人心的改革信号可能是来自1985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35年历史上的第4次，也是1979年来的第一次。代表们畅所欲言，讨论如何避免曾在中国引起的历次运动灾难的发生与出现。然而，引起人们最多关注的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名高级官员胡启立发表的讲话。他告诉与会的800名代表，党相信“文学创作要自由”。《 人民日报 》报道说，一些代表高兴得哭了起来。尽管胡启立没有说明“创作自由”是什么意思，许多人还是从他的话中得到了安慰。

邓小平现在正集中精力将改革从进展良好的农村扩大到城市。1979年他为农民制定了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机制规定，农民只要将一部分粮食上缴给国家，其他部分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稻谷产量从1980年3.2亿吨增加到去年创纪录的4亿吨。198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112美元。

然而，这种兴旺并没有扩展到拥有绝大多数效益低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城市。去年10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与会代表批准了邓小平提出的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详细阐明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使城市经济重新充满活力，并给工人提供一些动力。这个计划要求国营企业事实上的自治，对它们征收公司税，并大量减少中央计划。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计划为对国家补贴的商品实行价格改革做了准备。邓小平已经打算取消占了国家每年966.3亿美元预算几乎一半的财政补贴，让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

许多中国人担心，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像大米和布料这样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会飞涨。受打击最重的是这个国家的8000万城市工人，他们比农民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还要少。“全体中国人现在都在谈论这个”，一位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任教的英国教师说。赵紫阳驳斥了价格即将上涨的谣言，称它们为“街谈巷议”。但是，政府并没有透露怎样和何时放开价格，这一点只会使消费者更加紧张。

如果价格真的上涨，中国不得不对付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民众的抱怨就会使当局实行的改革政策受到批评与阻力。尽管还没有党内官员公开批评过这项宏伟的计划。邓小平的计划要运转，就需要懂管理技术和才智超群的人员来管理。然而，中国共产党的4000万党员的很大部分连小学都没有上完。

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正在出现。去年12月的一次党的会议上，邓小平夸奖了一些年轻成员。邓小平还宣布，明年9月份将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50名新成员进入346人的中央委员会。这次预料中的整顿目的是为了给更年轻、思想更开放、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官员让出位置，这些人可能会拥护而不是抵制改革。现在政府还计划裁军和招募有文化的年轻人而不是提拔政治上可靠但没有文化的军官，从而将人民解放军改造成一支更为精干、更为职业化的作战力量。

邓小平显然在试图确保改革能够继续下去。最近几个月，他对外国访问者强调说，他提出的对西方开放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而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但是，如同新年突然刊发的讲话所显示的那样，邓小平也感到，想在城市实行改革，还需要一点新的个人推动。

做成买卖的眼力

“有你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勤劳，我们就可以击败日本人。”中国官员自信地这样说道。他们正在奔赴西欧和美国寻求现代科技以拉动他们已经陈旧的经济。在许多中国城市和省份，当地政府官员已经开列出众多需要现代化、扩大规模或者需要寻求外国资本合作伙伴的行业的名单。他们的需要包括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上海需要浴缸和真空吸尘器，而浙江的一个沿海城市需要一支深海捕鱼船队。

在华投资倾向于谨慎。“我们经常不得不强调我们的投资回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名执行总裁解释说。“在华投资一定要符合我们国家的经济计划。”中国努力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现代化。中国政府的贸易代表说：“我们国家对现代科技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正在寻求合作项目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计划的工业化进程。”

在他们到处奔走的过程中，中国人很快就找到了破产的公司，这些公司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收购下来。克特·斯坦豪森是一名杜塞尔多夫的顾问，他一直就西德的潜在投资向来自天津这个工业城市的代表提供建议。他说：“这样的公司对中国人来说是天上掉的馅饼，很受他们欢迎，因为它们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了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目前，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在西欧拆卸两家破产的公司，并将拆下的零部件打包准备运回天津。一家公司是设在慕尼黑的藏达普摩托车公司，1977年它处于巅峰时曾生产了115000台摩托车和4万台发动机。这家公司的市场被日本竞争对手吞掉了，去年夏天申请了破产。在伊朗买主没能达到最终期限后，中国插手进来，两天之内就用530万美元敲定了这宗交易。他们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年产摩托车20万辆。

北京已经给了天津和其他13个沿海城市在寻找和购买新的工业方面很大的优惠。例如，天津可以无须得到北京的批准，就可以在一个项目上花费3000万美元。去年秋天，天津的政府官员还花费300万美元购买了位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瓦尔蒙城稍显陈旧的宝克内克冰箱厂。如同在藏达普一样，中国的技术人员正将这家工厂拆卸，然后在中国重新组装。他们希望到明年可以开始在天津生产40万台新冰箱。

中国人最近还在奶牛、自然资源和高科技公司方面投资。去年8月，7名中国农业专家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调查了西德的奶牛养殖场。在他们此行结束之时，他们购买了400头以产奶量高而著称的霍斯坦奶牛，将它们用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到北京附近的一家奶牛养殖场。中国政府还花费大约4000万美元在华盛顿州购买了两块尚未采伐过的林地，现在它正在调查阿拉斯加的渔场和林地，加拿大的碳酸钾矿和铜矿，还在提议同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联合开发西澳大利亚的一个铁矿。

去年年底，中国购买了两家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股份。一家是自动数字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位于纽约的霍珀格，专门制造电子设备。另一家是桑太科公司，位于新罕布什尔的阿默斯特，专门生产供个人电脑使用的点矩阵打印机。自动数字有限公司已于1983年申请破产，在经过重组之后，正在找寻买主。“我们一致决定不跟共产党人做生意，”自动数字公司的前任主席和执行总裁华伦·伯里蒙说，“但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

伯里蒙说，这次交易“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笔只赚不赔的投资。他们买下了最新的科技，他们买下了技术，他们买下了一家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而且他们花钱很少。”这家价值150万美元的公司现在由北京第一机械设备厂和它的合作伙伴香港苏桑托集团共同管理。去年，南京电信投资大约200万美元，买下了桑太科公司19％的股份。桑太科负责销售和宣传的副总裁约翰·蒂根说，这样安排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边听边学的做法”。

而中国的技术人员开始学习生产流程，以便最终能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工厂。新来的中国伙伴非常努力地培养厂里的美国工人对他们的好感。中国官员向自动数字有限公司的员工送圣诞贺卡。在桑太科公司，中国工程师在过去的4个月里一直和桑太科的员工生活在一起。自动数字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玛丽·普拉说：“我们刚开始听说中国人要接管我们时，我们以为这是个玩笑，大家都很焦急。现在大家则是充满了希望，坐观形势的发展。这要么就是公司的新开端，要么就是它的末日。”

西方商人对于中国人有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员和技术让复杂的高科技工业设备在中国产生效益持怀疑态度。在和中国的贸易官员共事6年之后，西德的斯坦豪斯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他说，“对他们来说，未来已经开始了。”

在华犹太人的希望

在中国中部偏东的开封市（ 人口45万 ）一条没有铺柏油的住宅区小街南传经路上，和平经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准备营业。北京决定允许开办私营企业之后，在最近几个月，涌现了大批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家仅有9名员工的公司并不想赢利，甚至不寻求顾客。经过官方的同意，这家公司正在起草建立一座博物馆的计划。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中国历史上几乎被遗忘的一段历史——也是这个国家今天最独特的少数民族：犹太人。“我觉得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公司的创办人，62岁的赵平禹（ 音 ）说，“当我见到外国来的犹太人时，我会自然而然地感到与他们有一种亲缘关系。”

今天，开封的犹太人只有数百名，但是过去曾经有上千人。他们大部分是商人，唐朝（ 618－907 ）时从波斯和印度来到这里。元朝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听说北京、杭州和泉州有犹太人。那时的其他记录还提到广州和昆明有犹太人。尽管14、15世纪时，少数其他城市建立了犹太人社区，但是，曾作为宋朝都城的开封的犹太人社区是最大的。开封的犹太人由7个家族组成，他们的名字都是皇帝钦赐的。他们念诵规定的日常和安息日祷辞，严格地庆祝宗教节日，遵循饮食禁忌，创办希伯来语学校，实行割礼。这一切都是在与犹太人世界的其他部分长达几个世纪的几乎完全隔离中进行的。

1642年，黄河泛滥，冲毁了他们面向西冲着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堂，自那以后，开封犹太人的命运急转直下。教堂后来又重建了，但是，19世纪50年代时，又被洪水冲毁。到那时，开封的犹太人社区同化程度已经很深——中国尽管历史上一贯排外，但是对反犹太主义却知之甚少——社区的成员已经在减少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通婚，成员进入学者——官员阶层以及缺少拉比。一些犹太人转而信仰同属于一神教而且禁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因此，犹太人有时又被称为“蓝帽回回”（ 以区别于传统的戴着白帽的穆斯林 ）。重建教堂缺乏资金，最终教堂的木头和石头被卖掉换成了食物。在当年的地点上，现在有一栋3层楼的红砖建筑，里面安着一座医院的锅炉。19世纪末，新教教徒和罗马天主教教徒拯救了教堂的经卷和祷告书。这些圣物现在被保管在以色列、加拿大和美国的图书馆里面。

到20世纪初，开封的犹太人社区只保留了两项传统的犹太教习俗：不食猪肉和在吃羊肉时，剔除筋腱。后一习俗起源于约伯和天使摔跤的故事（ 《 创世纪 》32：24－32 ）。因为这一习俗，中国剩余的犹太人又被称为“挑筋教”的信徒。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犹太人又带来新的威胁。赵平禹此前已经开始为研究中国的犹太人收集材料，在他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期间，红卫兵毁坏了或是偷走了他的材料。尽管赵平禹下定决心建造一座犹太人博物馆，他对《 圣经 》几乎完全不了解，而且从来没有见过大烛台。但是，他记得父亲和祖父讨论过犹太人的节日，以及不加盐和发酵粉烤制面包的习俗。“他们想庆祝逾越节，”他回忆道，“因此，当中国人庆祝阴历新年时，他们就把羊血涂在门上。”曾经矗立在那座犹太人教堂里的显著位置，为了纪念中国犹太人社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两根石柱，现在就存放在开封一座现有的博物馆破旧的仓库里，处于一种半受保护的状态之中。它们周围是落满灰尘的菩萨和古董。“每年的旅游季节，总有两三群美国犹太人大会的会员来这儿参观这些石柱。”一名管理人员说。赵平禹计划为自己的博物馆制造这些石柱的复制品，他希望这项工程能最终导致一座新教堂的建立。开封市市长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些计划，尽管资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赵平禹预计所有资金将只能来自海外，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募集资金。他和开封另外一名杰出的犹太人，62岁的石中玉（ 音 ）都很急切地宣传他们先祖的风俗和信仰。但是，眼下他们的活动还只是局限于纯粹的历史事件。

李荣新是元朝时开封7大家族之一很少的一个直系后代。20世纪20年代时，他上过一所犹太学校。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前，他去了上海的一座犹太教堂。“我还是犹太人，”现年75岁的李荣新说，“我想去犹太教堂，我想更多地了解犹太教。”李荣新唯一的宗教禁忌是不吃猪肉，他感到同开封的其他犹太人隔离开了。他们意识到彼此的身份，但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血统。“对于那些分散在中国的犹太人来说，”李荣新说，“称自己为汉族人要比其他少数民族引起的麻烦要少。”

尽管开封的犹太人社区没有公开的宗教信仰，剩余的风俗也非常少，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正式的少数民族，在他们的居民身份证上注明了“犹太人”。按照规定，这一称号所带来的优待之一是不受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管制。另外，他们可能很快就能重建他们的教堂，所有这些都给了开封的犹太人新的希望：他们多年的衰落最终结束了。

掏外国人的腰包

国际上的一大谬见是认为中国是个生活费用不高的国家。实际上，官员们显然认为，用所能设想出来的赚钱法去赚外国人的钱是光明正大的。

例如，一张火车票，外国人付的钱就比中国人要高170%。飞机票和旅馆食宿也收同样高的价格。

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北京对外国人来说很快要成为世界上花费最大的首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这份报告说，这里的外国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很少高过第三世界的水平，但是付款却同纽约和巴黎一样。官员们对这种价格政策并不表示遗憾。他们的论点是：“你们是外国人，你们出得起钱。”

大多数学中文的学生学会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吗？”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个外国人更可能听人问他，是否愿意搞一点黑市外汇交易。

在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交易一般是用人民币换美元和港币。

然而在首都，往往是用外汇券做交易。这是中国政府用来兑换“外国朋友”手中外汇的有价证券。中国需要用外汇来实现现代化。普通中国人手中有了外汇，能够买到人民币所买不到的重要商品。

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然而搞这交易的相当普遍，尽管差不多每个街角都有一个警察，两个街角之间还有几位警察，每个使馆门口和旅馆入口处都有门卫，然而这些都不起作用。

一个外国人，如果在北京一个主要的外交人员居住处附近散步的话，那么不管白天黑夜，他都得迎战一些老老少少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唯一能讲的英语就只一句话：“换钱吗？”

有些人骑自行车追上来，有些人从胡同中蹦出来，有些人在人行道旁以做小买卖作掩护。经常，香蕉小贩是最常见的做这种生意的人。在目前这段时间，香蕉小贩卖起了柿子，但是他们真正的生意是买卖外汇券。

对这些马路小贩说来，不幸的是，政府明文规定外国人差不多要每件东西都得付外汇券。所以外国人无多大兴趣用外汇券来换人民币，即使兑换率为2∶1也如此，外国人能用人民币买的东西是汽油、邮票、土产、毛式制服、宽松便服和帆布鞋。

如果说在北京旅行是件难以忍受的事，那么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就实在是件令人担心的事了。

中国民航因其工作人员粗鲁、班机经常取消，以及可能是世界上机场行李传递最慢的国家而闻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友好的，并且总愿意使人满意。但在中国民航的订票处，你根本找不到彬彬有礼的踪影。

民航似乎决心保持它那世界上最少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的名声。今年1月中旬一架客机在济南坠毁，这是中国民航局3年中宣布的第4次重大坠机事件。

中国正在期待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以便赚取外汇来帮助它实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

去年，将近90万外国旅游者前来中国，为它增加了15亿美元的硬通货储备。大多数人对游览公认的名胜之地是很满意的，这里就有长城、紫禁城、上海过去外国人的住地、西藏，以及长江三峡。

但现在，中国正在试图搞收费极贵的高尔夫休假、滑雪休假，还有最近的打猎旅行等项目，以此来吸引游客。不过看来，这还为时过早了一些。

几项小的调整

当去年中国出现发售彩票现象的时候，人们是带着无法比拟的热情参加这种活动的，因为，35年前共产党政府成立以后就禁止进行赌博。一些地方政府起初是为了征集资金，结果这种活动很快被用来资助各式各样的项目。

发售彩票的做法完全适应于去年10月中国决定在几年的乡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后又把经济改革扩大到城镇地区去的形势。

彩票是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明显放慢步伐的牺牲品之一。近几周来，中国一些高级领导强调要反对几种“不健康的倾向”，他们认为，这些“不健康的倾向”是由于过分看重市场调节作用造成的。这些弊端包括：黑市上的货币交易、投机倒把、向工人滥发奖金和虚报产量等。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归纳的“新形式下出现的8种歪风”中的典型表现。据说，这8种歪风是由于最近突然实行权力下放造成的，它们使中国领导人感到烦恼。

政府企业所得的利润既不存入银行也不搞再投资，而经常是作为奖金发下去，有些个人则把钱放在褥子底下，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来官方在赞扬农村改革时曾部分地鼓励过这些做法。像“豆腐大王”和“养鸡皇后”这样的超级生产商被树立为新制度的榜样。“豆腐大王”靠大豆发了大财，“养鸡皇后”从养鸡中获利18000美元，马上购买了一部日本产的小轿车。中国领导人认为，公开赞扬给预期的工作以奖励使人们对前景所抱的希望迅速膨胀起来，以致使共产主义思想受到忽视。

即使主要负责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开始号召要加以限制。他在1985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我们所采取的开放政府，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是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了支持恢复纪律和提高急需的收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然是要纠正改革过头造成的影响。

有一批人过分热烈欢迎这种资本主义的方式。中国银行行长在向他和他的高级经理人员每月定期发放奖金并擅自向职工发工作服之后被撤职。已经查出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发放奖金“过头的”，要求职工退回过头部分。在东北本溪市附近的138个国营公司总共发服装5万套，价值516万元，政府在发现后，已设法追回一半多。在甘肃省，凡奖金超过正式工资两个半月者，一律缴纳特别税。

然而，即使在一个难以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突然变化的国度里，这些公开的警告和采取的限制措施仍不足以表明是方向上的变化。其中一位观察家说：“目前纠正的只是一些过分热情的小事。改革者们认识到，他们过去步伐快了些，现在他们自己正在把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

江南命案谜团及宣判

审判开始前一小时，成群的武装警察便做好了准备，以应付聚集在台北市中心那栋灰暗的法庭建筑外面的人群。只有那些佩戴专为这次审判发放的特殊徽章的人经过搜身之后才允许进入法庭。台北市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让外国记者熟悉台北的司法体制，以避免他们对市政府的立场有任何误解。台湾的竹子帮头目，41岁的陈驰力在8名警察的护卫下走进法庭，他和另一名被告35岁的吴屯一起站到了法官席前面。陈驰力和吴屯以及被认为逃亡到菲律宾的童奎森一起被指控谋杀了美籍华人作家亨利·刘。去年10月，亨利·刘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的家中被枪杀。

随着法庭审判开始，陈驰力声称是台湾情报局局长王时林中将下令他杀掉亨利·刘的，因为这名作家是一个双重间谍，既为台湾工作，又为中国大陆工作。陈驰力很谨慎地说，王时林先告诉他，“教训一下亨利·刘，因为他在自己写的东西里面说我们国家和蒋经国总统的坏话。”陈驰力接着说，王时林在吸收他从事情报工作之后，在一次训练课上会见了他，王“告诉我一定要干掉亨利·刘，因为他受过训练，成为一名地下间谍，但是他现在成了叛徒，背叛了我们”。但是，陈驰力坚持说，他并没有打算干掉亨利·刘。原因是他已经调查过亨利·刘的背景，发现“他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杀了，母亲是饿死的”。陈驰力说，他对亨利·刘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晁昆衡（ 音 ）法官早些时候已经私下问过王时林，他说这位情报局长否认了曾下令暗杀亨利·刘。但是，王时林承认曾经见过陈驰力，因为他相信这位黑帮头目可能会对情报收集有用处。这名中将和其他两名情报局官员目前已被军方扣押。外交部长楚复三（ 音 ）已经保证“很快”就会起诉他们。

亨利·刘1949年离开大陆来到台湾。1967年他到了美国，此前他可能接受过训练，以刺探中国大陆的海外活动。据说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同时为台北、华盛顿工作。尽管情况如此复杂，依照台湾法律，他被谋杀这桩案子的焦点可能只是两名黑帮成员的罪行。

然而，有关黑帮和高级官员勾结的证词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原告认为，陈驰力“一心想巩固不断扩大的帮派的力量”，因此他显然设计好了与王时林见面。王时林曾是前任总统蒋介石的助手，与蒋氏家族关系密切。情报局愿意招募黑帮成员的做法招致了批评。国防部长宋昌弛评论说：“一个严重的错误。”

晁法官会怎样处理陈驰力和被扣押的军官相互矛盾的证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次审判的可信度。1985年3月下旬，法庭休庭，人们的推测集中于几个尚未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情报局开始要招募陈驰力？亨利·刘到底得罪了谁，谁下令枪杀他的？最后一个问题，台湾的军事情报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平民司法的制约。

人们的期待在不断增加，1985年4月中旬，台北地方法院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宣判台湾竹子帮前头目陈驰力和成员吴屯犯下了谋杀罪。去年10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达利市亨利·刘的家中枪杀了他。庭长程春佳（ 音 ）解释说，法庭没有宣判他们死刑，是因为被告已经坦白交代了所有情况。这两名被告被宣判终身监禁。几天后，台湾的一个军事法庭结束了就控告国防部情报局前任局长王时林中将和他的两名助手下令暗杀亨利·刘一案举行的听证会。

台湾政府似乎正在让满心疑虑的公众——以及密切关注事态的美国当局——感到满意，让他们相信自己将会使出铁腕来处理这桩引发巨大争论的案子。然而，上面的两件事并没有解决围绕亨利·刘被杀而出现的许多问题。

这桩谋杀案被广泛理解为对其他美籍华人的警告，让他们不要批评台湾政府。无论是民事法院还是军事法院都没有从这桩案子的被告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对陈驰力和吴屯的审判只持续了9个小时，对王时林和其他情报局官员这样的关键证人的取证都是私下进行的。法庭基本上没有调查其他政府官员是否也被牵涉在内。即使是这样，终身监禁（ 尚待上诉 ）的判决在台湾还是相对比较严厉的。陈驰力在台湾差不多成了一个民间英雄。一名美国官员尖锐地批评了审判程序，称它反映了台北和华盛顿之间的“观念差距”。“我们想要的是能够得出一些清楚的答案的全面调查，”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调查。”

亨利·刘的遗孀海伦也对这次匆忙的审判进行了批评。“我并不想对杀人凶手进行额外的惩罚，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她说，“但我的确想知道真相。”在旧金山，她的一名律师哲罗姆·加奇克称这次审判是一场闹剧。他说：“这是一桩公然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可是美国政府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加奇克还批评了美国没有要求台湾引渡两名被告。

王时林和陈驰力都承认讨论过“亨利·刘的问题”，但是王时林否认了陈驰力说的他曾下令黑帮暗杀这位作为情报局线人的作家。在重新构建亨利·刘的死因的过程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似乎回避了王时林的责任。根据它的说法，当一位双方的熟人想把这位黑帮头子介绍给情报局长认识时，陈驰力抓住这个机会“为他的政府做点事情以赎回过去的罪孽，并得到情报局的保护，以免因为是竹子帮成员而受到惩罚。”在后来从事情报活动的过程中，王时林说，他向陈驰力提过，“他正在想办法阻止亨利·刘”出版关于王时林的“不利情况”。法庭最后说，陈驰力“相信，通过采取行动对付亨利·刘，他能够赢得王时林的支持，因此他提议干掉亨利·刘”。同时，王时林在为自己辩护，“也许我应该为这桩谋杀案负一些道义上的责任，”他说，“但是，从法律上讲，这是黑帮头子陈驰力的个人行为。”

减缓改革步伐

4月的北京迎来了春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排列成行的红旗在充满芳香的空气中猎猎飘扬，一溜飞驰而来的崭新的出租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入口，车上下来了参加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三中全会的代表。然而，在会堂里面，赵紫阳总理向2712名代表作了长达15000字的开幕报告，他宣布北京政府即将恢复5个月前刚刚放开的一些经济控制政策。

全国的电视和广播都播出了讲话片段。这次讲话可能是一次坦率的检讨。赵说，自从1978年政府开始放开被官僚体制窒息的国民经济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巨大成就”。但是，去年10月开始的改革导致了工资失控，物价暴涨，贷款增多。邓小平3月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作为对他的响应，赵特别提出了“不良行为”急剧增多，包括贿赂，囤积居奇和向工人滥发奖金。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向以经济不景气而著称的中国城市注入活力。北京希望，通过改革，能够给国家的2亿工人带来一些自由企业的激励。在过去的5年内，8亿农民已经尝到了这种激励带来的好处。这个计划提高了许多工种的工资上限，允许许多工业品，以及食品和住房的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恐怕最引人瞩目的改革措施是北京决定国营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不用将它全部上缴给国家，以增加再投资和工人福利计划。

但是，中国的许多商人和官员似乎并没有明白自由市场体制的细微之处。赵紫阳说，货币供应失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这个问题加快了通货膨胀这个螺旋的旋转。1984年中国工人的总工资上涨了21％。实行改革措施之后，工资涨幅最大的一次——46％——是在第四季度。

赵紫阳似乎负有间接责任，因为他允许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和管理国内银行业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一年里向国家经济注入了大约95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发行的这些纸币大部分都用于了银行贷款，1984年，银行贷款增加了28.9％。赵紫阳指责说，增长的背后是盲目的乐观：国家新政策规定，银行过去的贷款业务是确立未来贷款分配额的基础，银行正好利用了这一政策。“因此，”赵紫阳说，“有些银行官员忽视总体利益，竞相提供贷款，以增加以后的信贷基数。”企业也有类似的政策，工资标准和以前的工资额挂钩，它们也“盲目提高工资，发放奖金……以提高工资基数”。

北京已经采取措施控制那些犯错误的银行家和商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已被解职，这显然与他们滥用改革措施有关系。2月份以来，政府已经从流通领域回收了相当数量的纸币，这一举措减缓了贷款发放，帮助控制了通货膨胀。

赵紫阳暗示，最近还将有更多的规定出台。在新规定之下，任何一年工资总额超过国家规定上限的企业将要缴纳附加税。同样，工人工资超过一定数额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赵紫阳说：“为了减少人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 ‘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将被废止。从7月份开始，工资将同 ‘具体工作、责任和贡献’挂钩。”

赵紫阳还表示，政府将对价格上涨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为了控制贷款和流通中的现金，政府将指示中国银行和它的分行实行统一的信贷和金融政策，每一分行的现金都要封顶。政府机关必须缩减10％到20％的行政开支，停止用公款购买冰箱、电视机和其他高质量消费品作为福利发放给员工。赵紫阳说，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政府将恢复旧有的市民预订消费品的“预售制”。倒买倒卖从中获利的做法将被严格禁止。

赵紫阳在他措辞强硬的讲话过程中，数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起来，那些由省市地方党员干部选举产生的代表们懂得，政治局为了实行改革而严厉批评滥用改革措施的行为是很认真的。本周（ 1985年4月 ），人大将批准一项新的预算，讨论遗产法草案——这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的第一个此类法案——并将通过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1997年香港摆脱英国殖民地身份重新获得主权后，至少将保持资本主义50年。到5月初为期15天的会议结束之时，改革的官方步伐可能会减缓下来。但是，改革的领导人可能仍然保持乐观。赵紫阳说：“中国变得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变富裕的前景是极为光明的。”

进来的摇滚

令人眼花缭乱的聚光灯闪耀着，一群衣着华丽的歌手和乐手在几名穿着十分暴露的黑皮裙、跳着探戈舞的伴舞者的引导下，有节奏地转个不停。两名来自英国的带着孩子气的摇滚歌手边走边唱。这一幕是人们很熟悉的：英国的流行组合威猛乐队的音乐会。但是，他们却不熟悉音乐会的举办地——北京工人体育馆。1985年4月，这个乐队的中国之行（ 这是有影响的西方摇滚组合第一次访问中国 ）遭遇的大体上只是6000多名中国观众的礼貌和迷惑。

观众有10多岁的少年，也有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面无表情地观看演出，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坐在硬座椅上一动不动。稍微投入一些的听众用手指拍打着大腿，或者轻轻地摇头。在听完包括威猛乐队的《 走之前叫醒我 》在内的流行歌曲之后，一名年轻的中国音乐系学生发表了她的看法：“这场演出只会让人发疯。”

但是，观看了演出的几乎4000名外国人中（ 绝大多数是学生 ）的许多人却没有这样的拘束感，他们吹口哨，欢呼，甚至在过道上跳舞。少数大胆的中国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中，穿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大为惊恐，不住地将他们赶回到座位。这些模仿西方人的丑角几乎得不到那些表现良好的观众的同情。“一群流氓，”一名27岁的中国大学生嘲笑说，“像这样吵吵闹闹根本没有必要。”

在威猛乐队飞往广州举行第二场演出的过程中，一名乐队成员进行了更为怪异的表演。飞机起飞后15分钟，一名后备号手突然发疯，将一把小刀捅进腹部。然后他闯进机舱，飞机被迫暂时俯冲，后来警卫人员制住了他。

威猛乐队中国之行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影响可能是激化了围绕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对西方文化“开放门户”的政策的争论。批评家越来越多地告诫人们，文化进口会导致“精神污染”。但是，对西方文化的需求却是难以满足的：迪斯科舞狂潮正横扫全国；北京电台每周都要播出长达一个小时的当代西方音乐；5部美国影片，其中包括《 星球大战 》和《 挖煤工的女儿 》，正在许多城市上映。

威猛乐队的音乐会是政府从去年开始实行新的宽松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仅仅5年前，摇滚乐还被斥责为“腐化堕落”，被称为强奸、卖x和吸毒的根源。但是，邀请该乐队来华的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一名官员对威猛乐队的音乐的评价是，“对年轻人很有益”。

美国军舰访沪

去年8月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莱曼访问北京的高潮是签署了一个允许3艘美国驱逐舰于今年某个时候访问上海的非正式协议。自从1949年之后，这还是美国军舰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访问。现在，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披露，这3艘军舰将不会携带核武器，这进一步损害了本来就已经伤痕累累的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合在一起的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因为美国拒绝在组织内的停靠港实行不准携带核武器的限制。

胡耀邦的话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这次计划好的访问，他的讲话正好发表在动身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前。当记者问他美国军舰将携带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时，他说美国已经同意军舰上不携带核武器。

仅仅两个月前，新西兰首相戴维·兰格拒绝美国驱逐舰“布查南”号访问新西兰的港口，因为美国不肯做出这样的保证。由于兰格的拒绝，美国取消了6次在南太平洋和新西兰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难道美国要在核武器问题上不肯对同盟让步，却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步吗？美国国务院说，不是这样的。4月，国务院发言人爱德华·杰雷吉安说：“我们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对中国人做出保证，说计划访问中国的军舰不会携带核武器。我们在军舰访问这个根本问题的政策仍然是不变的：也就是，我们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我们的军舰上有核武器。”

然而，五角大楼和北京的官员暗示说，双方可能确实已经达成默契，军舰不会携带核武器。但是，鉴于美国的现行政策，海军部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一点。在华盛顿，一名海军部军官抱怨说：“中国人公开讨论这个协议，等于是泄露了协议。”

美国的高级军官对于将美国与中国的协议和美国对新西兰的立场进行比较的做法大为光火。“中国不是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的成员，”一名官员说。在新西兰，政府在胡耀邦访问前夕的反应比较低调。政府“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了胡耀邦的话，副首相杰弗里·帕尔默说。他还补充道，如果反对核武器这个问题出现的话，他会很高兴同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讨论他的政府对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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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 》封面人物邓小平

1986-1987年

现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更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体制。根据1984年年底通过的一项规划，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制。中央虽然制定了宏观的生产目标，但是只能直接分配一定数量的生产原料，只能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工厂产品。国家允许，甚至要求企业管理者自己联系原料供应商，自己决定除了必须卖给国家的产品外还生产什么，可以浮动的价格自由寻找买主。国有企业要上缴55％的企业所得税，其余的利润归其企业所有，用于再投资、给职工发放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娱乐等社会福利。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仍旧由国有银行提供，不过厂长们必须通过竞争贷款，还要支付5％的利息（ 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息率只有1％ ）。

……

这是西方极具典型性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中，他们的工作面临危险。但是，这次的一幕不是出现在底特律，曼彻斯特或里尔，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去年市领导将3个亏损企业的工人集合起来，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赢利，要么就让企业破产。如果工厂不能产生足够的效益以还清它们的贷款，政府就要卖掉它们，并解雇员工。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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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邓小平

自1927年以来，《 时代 》周刊每年都选出在前一年中对世界事态发展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个人、民族和事件——不管好坏。在今年选择第五十七位“当年风云人物”时，编辑部考虑过诸如强有力的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斗争的代表人物、狱中的黑人领袖曼德拉，为救济非洲饥荒灾民募捐而举行义演的歌星鲍勃·格尔多夫以及恐怖分子等重要风云人物。编辑部最后决定超脱日常新闻而考查对历史具有巨大潜在影响的现象：中国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并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活力。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由于实行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而成为《 时代 》周刊“1985年风云人物”。

邓小平早在他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一场大胆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之前，他就丧失了一只耳朵的部分听力。今年81岁的邓小平曾经偶然拿这部分听力开一些适当的玩笑……他其实很明白中国目前实行的体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是苏联领导人 ）所信仰的许多原则不同。邓小平的改革试图把两个看起来水火不容的体制融合起来：国有制与私有财产，国家计划与市场竞争，政治专政和有限的经济文化自由。毋庸置疑，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持怀疑观点的人都感觉他似乎想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

这还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赌注，其中涉及的各种因素水火不容，邓小平大胆的尝试可能会导致一场经济混乱，也可能将中国带到一个也许即将到来的辉煌世纪。但是，1985年邓小平再一次表示出他要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邓小平在拥有中国80％人口的农村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随后他开始集中精力改变中国的城市，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效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利润、重视革新的资本家，这项任务似乎更为艰巨。

到20世纪末，第二次革命的第二阶段能否改变中国20世纪以来一直极端落后的现状，完成邓小平的理想，这是大家都在猜测的话题。第二阶段改革的起步有些困难，又遭遇了比第一阶段农村改革更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成功的话，这场改变将带来世界范围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到那时，历史上一直担心东南边界受中国威胁的苏联将面对一个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国力大增的邻国。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将看到一种不同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地区和邻国将发现以前的政治对手变成了贸易伙伴，昔日的经济弱者变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将发现它们的敌国，世界上第三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神圣信仰已经演变成一种可以与西方共处的制度，尽管不会在所有方面，但是在某些方面，西方还要为之喝彩。

邓小平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领导更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相隔短短几年，再次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们来的是同一个国家：粮食市场储备丰富，经营自由，农村处处是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繁荣的乡镇企业层出不穷，从外国引进的东西各种各样，从计算机技术到摇滚乐，都是中国人以前闻所未闻的。邓小平持续推行的改革计划，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进程。

在所有这些动荡不安的重大事件和现象中，只有戈尔巴乔夫上升为苏联领导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可以和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就任国家最高领导时出尽了风头，其后，他与里根的高峰会谈又占据了电视和报纸新闻的头条，但是到年底为止，他对历史的影响还没有发挥出实际作用。与其生气勃勃的个人魅力相比，他对苏联外交和内政政策带来的变化真是相形见绌。尽管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一样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但他的行动过于谨慎，与之相对照的是邓小平已经在中国实施的更为激进和深入的改革。1979年华盛顿同中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时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邓小平所做的是世界上其他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业。”

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和几乎每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都面临一个相同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接受意大利共产党《 团结 》日报采访时说：“十月革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共产主义的老大哥 ）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走上领导层之后不久，就勇敢地提出国家控制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他马上着手把它改造成人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形式，这种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统一的名称。外国分析家常常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一些中国人说它是“商品经济”。邓小平的说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很著名的一句话借用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改革的精神实质是解放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在中国社会，个体主义的概念是有贬义的。他首先在农业部门展开改革。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而论，毛泽东对中国农业的集体化改造也是很极端的。公社按照国家的指令种植作物，收获全部上缴国家分配。报酬按“工分”核算，同生产没有关系。比如，农民种植水稻，积累了一定数目的工分，但是无论最后的产量是高是低，他的报酬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邓小平改革了公社制，代之以承包制。虽然土地仍归国家所有，农民（ 主要是个体家庭 ）可以向国家租借一块土地。租金的支付方式是按照固定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大米、小麦或其他粮食。一旦农民完成了这个义务，他要种什么作物就可以自己决定，还能在自由市场上不受价格限制地出售作物（ 尽管国家对某些价格的波动范围做了限定 ）。

最初的租期大多是两年或三年，现在通常延长到15年，牧场的租期甚至是30年。1985年出台的法律规定租期可以继承。农民有了牲畜，富裕的还买了农用机器，过去两年中，拥有拖拉机的人数从9万增加到29万。尽管国家保留了取消一个农民家庭的租期，把它租给他人的权力，却很少行使。农民们逐渐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好像自己完全是主人那样来使用土地。

国家允许，更确切地说，鼓励农民在国有的土地上盖造私有房。中国农村的道路两侧堆积了很多盖房子的砖块，有的农民甚至花钱雇人盖房。而在毛泽东时代，许多农民要住在集体宿舍，在公社食堂吃饭。现在仅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几乎就称得上革命性了。

改革的结果是意义重大的。中国农民勤劳致富，1978年以来，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8％，是前26年增长率的2.5倍。产量增加的同时，品种也增加了。除了大米和小麦，中国人饲养的家禽和猪增加了（ 中国是世界上养猪最多的国家 ）。据加拿大地理学家瓦克拉夫·斯米尔估计，农村改革最大的效果是平均来看，目前的食物为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健康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对于一个在4000年有记载的历史中经常遭遇饥荒的国家而言，平民百姓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私有企业是农村改革的副产品。邓小平和他的助手担心取消人民公社后，大批无业农民会流落到城市，那里也没有工作让他们干。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允许个体农民和农村集体开发副业，收入归自己所有。

经济体制在变化

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虽然发展迅速，却仍旧是相对比较小的力量。据最近的统计，1060万家登记的私营企业销售额80亿美元，雇用了1500万工人，也就是中国非农业劳动力的4.5％。大约170万集体企业雇用了1亿工人，在某些省份，集体企业成了主要形式。然而，全国85000家国有企业雇用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工业产量占中国的4/5。以前，国有企业一直按照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体制运作：所有的原材料由北京的各个部门分配，投资由上面制定，企业的产品种类、产量、销售地和销售价格都由国家决定，国家还决定工人的工资、工种，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损失也由国家补贴。1984年，上海的一个厂长说他不必请示上级而可以自主批准的金额只有33美元。

早在1979年，邓小平政府就开始调整这种体制了。强调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的“五年计划”被终止了，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这些消费品的生产。一些控制逐渐开始松动。1982年，北京不再指定所有的衣服式样，由市里的工厂自己设计。尽管中国80％的人仍旧穿着毛泽东时代的宽大衣服，却有不少人穿上了牛仔裤、西装、裙子和高统皮靴。

现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更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体制。根据1984年底通过的一项规划，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制。中央虽然制定宏观的生产目标，但是只能直接分配一定数量的生产原料，只能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工厂产品。国家允许，甚至要求企业管理者自己联系原料供应商，自己决定除了必须卖给国家的产品外还生产什么，可以浮动的价格自由寻找买主。国有企业要上缴55％的企业所得税，其余的利润归其企业所有，用于再投资、给职工发放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娱乐等社会福利。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仍旧由国有银行提供，不过厂长们必须通过竞争贷款，还要支付5％的利息（ 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息率只有1％ ）。

政府公开宣称改革的目标是把直接下达生产指令的“行政计划”改为松动的“指导计划”。北京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宦乡说国家计划“……打消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一个本来富有生机的经济搞得萎靡不振。中央集权程度越高，制度越刻板；制度越刻板，工人就越懒惰；工人越懒惰，生活就越贫穷”。企业管理者现在和西方资本家一样需要面对利息率、市场需求、价格和利润。国家不再收取企业所有的利润，也就不再补贴企业的损失。而国家的规划制定者明确指出他们准备让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破产。

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刚开始时有点混乱。1984年年底，国有银行滥用国家新近赋予它们的权力，任意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命令它们停止贷款。工厂老板则普遍抱怨他们必须征得地方党政机关的首肯才能行使1985年国家授予他们的权力。邓小平第一次决定大大削弱成千上万的国家、省级和地方党领导的权力和特权，这些人已经习惯对企业施加生死予夺的大权。可以想象的是，许多人即使没有完全阻碍改革，也在拖拖拉拉，不执行中央指示。

此外，广大群众也有反对意见。为了给新生的市场体制创造生存空间，国家取消了对粮食、服装和公共产业的补贴，逐渐放松了一些工业品的价格。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毒瘤通货膨胀。1985年年初，有些城市的粮食价格上涨了35％。国家不断给工人增加工资，减缓了通货膨胀的恶果。可是，持续上涨的物价仍旧在普通人中间激起了怨言，尤其是那些老年人，他们对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依然记忆犹新。

但至少这种体制比共产主义世界的其他体制能更好地和真正的、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合作。中国历史上有人热切主张向外面的先进国家学习，有人封锁国门，这场论争持续了几个世纪。邓小平则打开国门，进口诸如机器、如今随处可见的录音机和便携式音响等各种商品。他毫不忌讳历史给中国留下的记忆，宣布对外资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然而，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更恰当地说，邓小平的政策是一个气门，通过它中国吸收了一些精心挑选的外资。尽管如此，至1984年年底，已经有2000多家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投资者大部分是在亚洲发财的海外华人，还包括70家美国公司，67家日本公司，42家英国、西德和法国公司。当前的发展趋势是由中国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合资组建企业。仅1985年上半年，就有687家合资公司注册，几乎和1984年全年注册的合资公司一样多。北京甚至还允许94家外资建立自己的独资公司。这些外资有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在上海附近独资建设的3M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绝缘磁带和其他产品。

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为了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中国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在那里外国投资商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时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条件，雇用工人也能享受一定的优惠。还有许多投资商把外国真正的或所谓的生活享受带到中国：快餐、可口可乐、皮尔·卡丹的时装展览、高尔夫球场、游乐园，甚至还在北京开设了闻名遐迩的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的分店。

最近，邓小平承认经济特区这样的展示性项目还没有显示出价值。不过，他总体上依然对外资和外国的商品持欢迎态度。“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打开窗户，因为开了窗，苍蝇和虫子会飞进来，”他10月份时说，“他们要把窗户关起来，这样我们都会由于缺少空气而窒息。但是我们要说，开窗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打苍蝇和虫子。”

人民生活水准上升

邓小平奉行的外交策略似乎是：努力和所有国家搞好关系，使国家能够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谨慎地和苏联恢复了贸易、文化交流。北京不遗余力地向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证明中国愿意成为它们和平的邻邦。

这种不同任何国家发生冲突的政策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是1年前与英国签订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时保证香港高度开放、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至少50年不变。现在北京正在推出比“一国两制”更宽大的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模式，在此之前，北京曾威胁用武力收复台湾。北京提出不仅可以允许台湾保留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允许其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到目前为止，台湾方面还不买账。邓小平急于扩大贸易，增加海外投资，他正努力使中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经济体制的伙伴。1986年，北京希望申请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的正式成员。关贸总协定有90个成员，监控着世界贸易的规则。

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而非外交政策使之彪炳史册，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已经转变成一个致力于稳定的国家。邓小平不惜一切来保障经济改革的成功，极力主张不管理论依据是什么，也不管有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经济改革都会成功。到目前为止，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仍旧是个贫穷的国家。邓小平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人均收入提高到800美元。与1980年人均300美元的水准相比，这个标准足以使中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不过，在1982年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还很贫穷。去过四川省的人注意到不少农民还在使用木头轮子的手推车，用木犁耕地。就是在这个国家，博物馆的展品显示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人们就开始使用铁犁了。

但是，对许多中国人而言，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产量都增加了。1985年年初，工业品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3％，政府担心速度过快，便下令放慢速度，以防造成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恶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消费者梦想购买的“三大件”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现在的“三大件”是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想想看吧，”一位西方外交官说道，“住在贵州省中部的人现在能看到晚间新闻，看到贝鲁特和纽约的电影。而3年前，居住在对面山上的人他们还一个都不认识。”

邓小平说：“一些人要先富起来，然后其他人再跟着富。”邓小平们精心为之提出了依据：通过自己劳动得到的财富本身没有错，马克思谴责的是靠剥削其他人劳动得到的财富。用从前的一句口号来说就是“致富光荣”，作家奥维尔·谢尔曾把这句口号作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

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激烈的论争，讨论什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企业出售股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吗？一位理论家回答说符合，只要股票是被职工买去，如果是集体企业的话，被乡邻购买（ 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出售股票了 ）。企业职工和乡邻们可以相互买卖股票吗？“这还有待研究。”一位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甚至说，既然马列主义是科学，那么非党内人士也应该有重新审视它的权力。他说：“科学属于大家。”

奇怪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莫斯科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对邓小平的改革表示反对。他们私下里害怕如果改革成功，中国将会成为更强大的军事威胁。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的报纸杂志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只发表了温和的原则性疑虑。苏联如果希望和北京继续搞好政治关系，必然不能指责北京的改革。莫斯科的一位亚洲外交官说，苏联人“还想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万一5年后，他们也想亲自尝试一下改革。苏联人可能不会把资本主义引入经济特区，但他们可能对受一定控制的市场体制感兴趣。”

高度工业化的苏联会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学到什么东西吗，苏联官员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但是他们至少对中国的改革很好奇，从某些方面看，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 阿切尔·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 美国一家经营农产品的大公司 ）董事长德韦恩·安德烈亚斯经常到中国来。他1984年去莫斯科，同当时主管苏联农业的戈尔巴乔夫私下谈了两个小时。“他对我告诉他的关于改革的事非常好奇，”安德烈亚斯回忆道，“他尤其想知道中国与外国公司建立的合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

世界对“改革”的态度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赞扬中国提出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经济上失败这个正确的问题，东德的官方报纸《 新德国 》上刊登了一篇非常赞成中国改革的文章。南斯拉夫社会科学家、目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斯维多扎·斯托贾诺维奇甚至还说“在许多人眼里，中国已经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新先锋。” 更令人吃惊的是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西尔维·布鲁坎的观点，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集体中与莫斯科正式结盟的国家。布鲁坎在美国的《 世界政策 》上撰文说如果中国建成了现代化经济，“克里姆林宫即将面临一个戏剧性的选择：要么墨守成规，越来越多地依赖军事力量施加影响，要么勇往直前，剧烈地调整经济政策和全球战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将由苏联所做的选择来决定。”

布鲁坎和西方分析家一样，相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必将“引来一大批追随者，尤其在第三世界”。许多非洲和亚洲领导人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重要的反殖民思想，但是又怀疑苏联的模式能否行得通。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非洲社会主义”，认为只要符合一党专政，什么都能接受。中国的榜样很可能使他们相信，不必照搬苏联的模式也能发展经济，而且在理论上仍旧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在亚洲还有两个复杂的因素。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担心一个强大现代的中国会使它们沦为政治附庸。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考虑：中国已经成为环太平洋地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台湾、泰国、新加坡和韩国的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不断增长的农产品产量使中国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玩具、石油等其他各种产品的出口量也在增加。低工资使中国可以与任何发展中国家展开价格竞争。此外，中国还为发达的贸易伙伴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美国要竭尽所能开放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排除各种干扰，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但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者给政府施加了压力，要做到上述两点也不容易。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以佐治亚州众议员埃德加·詹金斯命名的詹金斯议案。詹金斯议案要求限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纺织品进口数量，并且在国会两院得到通过，但是里根把它否决了。

然而，对中国在世界上将要发挥的作用的种种推测都建立在两个关键的先提条件上：邓小平的改革继续并且推广下去，还要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产生预计的效果。可是，目前看来两者都无法肯定。

邓小平自己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他对《 时代 》记者说，“其他路只会走向贫穷落后。”在共产党9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许多改革的支持者被提拔到党和政府的中高级职位上。……

更深入的问题是邓小平和他的下属能否进一步解放市场，使之正常运作。66岁的沃纳·格里希是西德的一名经理，受聘管理武汉一家国有柴油发动机厂。他发现这个工厂和许多中国工厂一样，人员严重过剩。“如果我辞退700人（ 总共2140人 ），我们的产量还是一样多，质量则更好，因为我们的资金多了。”他说。但是他失望地辞职了，因为管理者不允许他辞退职工，不允许他实施他认为必要的改革。“铁饭碗”，即终身雇佣制这一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上海的一位高级经济干部这样解释为什么至少要保留一些生产配额：“我们当然不能给每个工厂都放权，让它们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如果所有的服装厂都生产牛仔裤，没有一家生产上衣，那该怎么办？”资本主义的回答是自由的价格体制会防止出现这种现象。牛仔裤的价格下跌，上衣的价格飞涨，许多牛仔裤生产商会丧失全部财产，他们会乐意转向生产上衣的。但是中国的改革者们看起来不愿让价格自由浮动，用这种方式指导投资决策。

最棘手的难题是中国能否取得邓小平努力创建的相对自由的经济，同时不削弱马列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

1986年的深圳

《 时代 》周刊的长篇文章记录了正在发展中的深圳。

想象一下白手起家建设一座城市。想象一下把海边的一片狭长地带，原先是种植水稻的水洼地和渔村，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了大都市。深圳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城市。深圳市面积126平方公里，隔着一片蜿蜒曲折的水域和香港相对。高层公寓楼旁边是没来得及铺上柏油的马路，走路不小心的人要当心路上还未填上的沟壕。在中国最高的大厦，54层的国际贸易中心后面，堆积着挖掘出来的土堆。起重机的影子在空中掠过，空气中满是尘土，噪声比西方摇滚乐演唱会的音量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1980年被北京指定为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一直是中国的新兴都市。虽然在中国南部与它相邻的珠海、汕头和厦门也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但它们的发展没有深圳这么显著。从1980年到现在，深圳的人口从3万增加到大约38万。深圳与外国公司签订了180多份合资协议，价值7亿多美元。大约400名商人把深圳当做他们的家，还有300人正在来这里安家。深圳的平均工资是每月79美元，几乎是中国其他城市的2倍。

难怪中国的年轻人把深圳看作一块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以陈丽（ 音 ）和她的丈夫吴显兴（ 音 ）为例。几个月前，25岁的陈丽在一所外语学院教书，27岁的吴显兴是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名工业设计员。他们对前途不满意，开始认真考虑有关深圳的传闻，听说那里工作机会多，工资高，住房充裕。吴乘火车来到450英里外的深圳，很快在一家电子工厂找到了工作。妻子陈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被这家工厂聘为翻译。今年夏天，他们移居到深圳，没有懊悔没有遗憾地开始了新生活。“物价虽然高了一点，但我们的工资也高，”陈丽说，“我们住得很舒适，也喜欢自己的工作。总之，我们喜欢这里。”

然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这个短期内建成的城市不是昙花一现的成功。深圳仍然在发展，但不是沿着北京制定的方向。去年夏天，邓小平表达了对深圳未来的担忧。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赞扬深圳的进步，而是把它描述成一项“可能失败”的“实验”，并说：“我们希望深圳成功，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需要吸取的教训已经很显而易见了。深圳的低税收是为了吸引美国、日本公司，以及香港和海外华人来投资。但是大约90％的投资来自香港和澳门。更令人失望的是外国投资商没有把资金用于建设新产业，而是大部分用于建设公寓、办公楼、酒店和娱乐场所。

中国领导人渐渐明白了，1997年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同胞把深圳当作了附属的休息地和游乐场。许多香港人给大陆的亲戚购买住房，亲戚们从中国当局得到许可，搬到深圳居住。每个星期，27万左右的香港人来到深圳探亲访友，观光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海洋世界和游乐场，游乐场有单轨缆车和双路过山车。1984年，深圳6.66亿美元的税收中，旅游业和零售业占了1/3。工业虽然也在发展，在整个经济中占的分量却不够多。深圳没有像北京所希望的那样吸引高科技公司，而是生产服装、塑料制品和流水线的电子产品。一位香港官员说：“香港投资商在这里建起的更像一个迪士尼乐园，而不是中国技术发展的温床。”

经济自由使深圳变成了一个现代大都市，在这里金钱是至关重要的。去年，警察驱逐了500多个乞丐。他们中的一些成年人把儿童组织起来，派他们去火车站乞讨。现在深圳最流行的消遣似乎是玩钱，把港元抛出去使官方汇率上涨。

一些香港官员认为中国政府发展深圳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深圳与香港的新界相邻，可以作为窗口向人们展示1997年香港回归后还能保持自由贸易的制度，给那些易变的投资商一颗定心丸。就这个目的而言，深圳确实慢慢给香港人注入了信心，但也给邓小平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他们指责深圳给国家的其他地方造成人才流失，改革也带来了“文化污染”的后果。为了防止其他地方的人涌入深圳，政府在深圳和广东省接壤的边界上修了一圈铁丝网，还有一条巡逻路，路边安装了弧光灯。

北京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控制深圳的发展。高科技公司可以暂时免税，为了减慢楼房建筑速度，那些买了住房却不住的人要缴税。政府将发现很难给已经释放出来的经济热潮降温。在一个人人都慢条斯理，对时间十分慷慨的国家里，深圳人却行色匆匆，别具一格。“门铃一响，我就颤抖，”一位读者给深圳的青年报写道。他接着诉说了朋友的来访如何打乱了一天的安排。中国人对深圳的发展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即使深圳由此陷入了颓势，它依然能够得益于“说干就干”的激情而继续发展。深圳充满了活力，它需要把自己的活力引导到恰当的位置。

上海市长江泽民

今年夏天，当北京宣布江泽民将接替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时，人们并不出乎意料。毋庸置疑，59岁的江泽民是个政绩卓著的领导。他在苏联学习过电气工程，精通4国语言。江在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任职3年，多有建树，后来任电子工业部部长。但是，正如他本人第一个承认的那样，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市政，更不要说管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了（ 上海有1200万人口 ）。“我没有经验，”他的谦逊很令人欣赏，“我是个博而不精的人。”

上海的经济改革反应缓慢，中央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正是选择江泽民做上海市市长的原因。大概3年前，在邓小平的鼓励下，上海有了与外商做生意和吸引外资的极大自由，不用再首先征得北京的同意就能出口商品。中央授予上海可以与外国建立合资公司，筹集国际资金，为建设工程招标等特权。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创汇额已经占全国1/4，工业产量占全国1/8的上海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兼具华尔街和鲁尔工业区的双重作用。

但是以前被普遍认为中国最进步的大都市上海在贯彻改革方面，已经落在北京、广州，甚至重庆和深圳的后面。深圳建成的合资企业比上海多（ 深圳150家，上海90家 ），面积只有上海1/3的广州拥有的私营企业比它多（ 广州10万家，上海9万家 ）。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上海将面临失去中国商业和工业中心的传统地位的危险。“这里明显缺乏创造性和动力，”一位市里的中级干部说，“我们或许比较安稳，但是改革的步子太慢了。”

如果城市的建筑会说话，上海的建筑会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当北京和广州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宾馆和办公楼自豪时，上海还是一张黑白照片，凝滞在20世纪30年代。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前，矗立在邦德路两边的英国商行和银行依然如故，只不过现在看起来污浊陈旧，好像另一个时代的背景。

上海没有跟上邓小平的号召，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花费在日常生活上。这是中国最拥挤的城市，面临严重的住房紧张问题。100多万家庭住在狭窄的一居室里，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有一户姓陈的人家，5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屋里刚好能摆下几张床。他们和邻居共用一个厨房和走廊里的公共厕所。“我们总是互相碍事，”陈爸爸抱怨说。陈家的经济能力较宽裕，可以买得起大一点的房子（ 3个孩子年龄在19岁至26岁之间，都有工作 ），但是没有房子可买。

街道上交通堵塞，黄浦江是个散发出恶臭的下水道。甚至上海的郊县在尝到发展的甜头后，也要讨价还价了。郊区的农民使用了化学肥料后，不再乐意收集城里人的粪便做肥料了。

上海能发展成大都市，是历史的偶然。这是个大海港，由此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商人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在上海建立各自的租界，经营了100多年，直到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殖民地时代，上海几乎没有中央计划，英法美3个租界的下水道系统各行其是，上海不得不费力地把它们连接起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强调农业发展，忽视城市发展，上海的发展自然缓慢了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看，上海过去建立的工业反而限制了它今天的发展。中国的其他城市可以造新工厂，上海则不一样，它已经有几百家老工厂，对它们很难实行改造革新。工人们几十年来习惯了旧的生产体制，因而不愿学习更有效率的新生产方法。“上海是个难啃的骨头，”市里一位领导说，“它庞大，傲慢，又陈旧。”

用这几个形容词形容上海6000人的官僚机构是很恰当的。政府机构有时好像在阻挠改革，而不是在促进改革。其他城市已经成功地分散了市政机构的权力，上海依然保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一位西方人这样形容臃肿的市政府：“上海有聪明的脑袋，稳健的双脚，但是肚子太臃肿了。”厂长们抱怨市里要他们上缴的税收增加了，却不给他们权力推行改革，而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市里下达的任务。“权利和义务应该结合在一起，”一家灯具厂厂长牟德庆（ 音 ）说。然而行政机关似乎不喜欢邓小平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就业率是极其重要的，不应该掌握在厂长个人的手里，”上海一个经济部门的高级领导说。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邓的改革会削弱政府行政干部的权力。“如果让厂长决定工资、奖金，我们就会失去权力，”这位经济专家说出了心里话。

江泽民市长意识到不首先处理城市的问题，上海就难以实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江说首要的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他的前任，担任5年市长的汪道涵向中央反映过上海的困难，使江泽民更容易实现他提出的目标。1984年年底，赵紫阳视察上海时，批评上海的经济发展太慢。汪市长回答这是由于上海几乎把所有的税收都交给北京，只留下14％。赵紫阳允许上海1985年留下23.5％的税收，1986年则增加到25％。

江泽民很清楚仅仅依靠制造业，上海将难以发掘它的经济潜能。中国各地都建设了工厂，上海不能再指望从遥远的省份获得生产原料。1984年年底，高级经济学家和规划制定专家为上海起草了发展的蓝图，重视高科技产业、银行业和远洋航运。2月，北京批准了一项地区性规划，把上海置于中国东部城市商品销售服务网的中心位置。一些上海人认为这个决定反映了中央相信上海能完成邓小平的殷切期望。

江泽民看起来对成功充满了信心。“遇到困难时，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人应该勇往直前，毫不退却，”他挥动着手说。历史证明江泽民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在过去的100年里，上海对经济刺激反应灵敏。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繁华使它赢得“东方巴黎”的美誉，现在它的风华虽然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在上海重要的购物街，繁华的南京路上，仍然能看见驱动它前进的精神。这里的商店以汇集全国各地的商品而驰名中国，购物者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服装、鞋子和其他地方产品货源充足，还有索尼盒式录音机、卡西欧计算器。任何一个像上海这样繁荣昌盛的城市都有十足的把握预言邓小平的改革必定能取得成功。

渴望前进

下一代领导人将决定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

1986年秋季，北京宽敞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为期6天的会议，中国领导人的交接班仪式开始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前途和经济改革的命运是最受人关注的议题。共产党代表大会结束后，131位高级干部同意从高位上退居二线，他们大部分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次大规模的退位是将近10年来党内最大的人事重组，为将要带领中国进入21世纪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升起铺平了道路。

这场变动是目前悄然发生在中国的改革的一部分。工厂、农村和政府机关中，有抱负和改革意识的年轻人正稳步成长起来。与老一辈相比，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热切地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勇往直前。在接下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将决定着邓小平把中国建设成经济发达国家的蓝图能否实现。

刚刚进入最高层的技术专家型干部有57岁的李鹏，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下任总理的候选人。李鹏是已故周总理的养子，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工程师，能讲俄语，当过中国能源部部长。

未来中国的政策将由这样的高级干部制定，年轻的专业人员将负责执行这些政策。37岁的唐艺盖（ 音 ）就是其中一位。唐高大强壮，说话速度很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时他是红卫兵。“那时人们的所作所为，今天想来都很懊悔，”他回忆说，“那是个动乱的年代。”

20世纪60年代的动乱过后，唐一头埋进书本，从知识中寻求解脱。他被经济学家的著作深深吸引，从卡尔·马克思到弥尔顿·弗里德曼都读过。1976年从新疆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唐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第一位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人。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选择到政府部门工作。他说：“我来自中国的边远地区，我想为祖国的发展尽一臂之力。”

36岁的潘伟明（ 音 ）历尽曲折，终于成为上海市宣传部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中国中部的井冈山区种植稻米，经营一家小规模的杀虫剂厂。28岁时，他去北京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在校期间，他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潘毕业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宣传部工作，职位晋升得很快。“我和农民生活了8年，”他说，“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是多么贫穷落后，这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使我下决心改变中国的面貌。”

“文革”留下的创伤使一些年轻人不敢发表见解，担心他们可能成为将来某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王力平（ 化名 ）亲眼看见他的父亲，一个大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迫做了8年车工。王不想让人们注意自己，不过他希望去美国拿到管理学博士学位，然后边教书边做咨询工作。但是，王意识到他所学的很多知识依然不能付诸实践：“在中国的大部分工厂里，我们学的关于任务设计、工作结构的知识都用不上。”

王的同学马彪（ 化名 ）1966年至1968年在农场工作，1970年大学毕业。去工厂干了10年后，目前他在一所小规模的西式管理学校学习。和王一样，马彪也怀疑所学的知识能否在实际工作中用到。他说：“书本上的办法不管用，它没有告诉你在权力的压制下如何管理，也没有告诉你如何对待工厂的党委书记，因为书记仍然持有很大权力。”

随着事业的发展，马和他的同代人将不得不处理这类困难和担忧。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改革。

中信董事长荣毅仁

在昔日资本家的领导下，一个经验丰富的国有公司在吸引外资。

去年夏天，在公共汽车和自行车的嘈杂声中，围观者惊讶地看着由20辆深蓝色凯迪拉克组成的车队驶入北京的繁华市区。这些豪华轿车内设酒吧间和电视机，是中国一家大公司最新的展示品。这家公司就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CITIC ），它在中国如同那些豪华轿车一样引人瞩目。这家国有公司用各种机智精明的方法来吸引外国投资者。这是共产党执政后中国机构第一次购买凯迪拉克。中信董事长荣毅仁在接收这批轿车时说：“我们的外国客人希望能乘坐舒适的汽车。”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于1979年成立的一家精英公司。邓提议绕开北京呆板的官僚机制，成立一种西方的投资银行公司。一头银发70岁的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公司目前已经协助外国公司投资各种生产，从啤酒生产到煤矿采掘都有，还从外国筹集了上亿美元的资金。“中信给中国带来了新鲜空气，”卡姆斯基公司总经理弗吉尼亚·卡姆斯基说，这家贸易咨询公司在纽约和北京设有办事处。“你提出一项计划，中信的人会问适当的问题，你谈到投资回报时，他们也明白你的意思。”

中信很多的经营风格和资产都来自荣毅仁。他的经历和中国近年来的历史一样跌宕起伏。解放前。荣毅仁是上海的大工业家和副市长。他亲眼看着共产党执政后，他的工厂被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和夫人受到红卫兵的打骂，上海的家被没收，他被迫去打扫厕所。忍辱负重了10年，70年代末，荣毅仁终于公开恢复了名誉。现在他住在北京一所舒适的房子里。他说：“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对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同样适用。”

为了使两种制度融合起来，荣毅仁召集了以前的资本家和才华横溢的年轻技术专家，组成中信的管理阶层。“我们接受一个项目前，要研究市场情况，”67岁的金旭平（ 音 ）说，他是中信的两个总经理之一。解放前，金在家族的保险、石油和烟草公司中学到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文革”期间，他被送到农村，种植蔬菜，忍受了无数的政治训导。

自从1979年公司创立以来，中信很快着手发现在中国做生意的新方式。他们没有把投资仅仅局限在北京的“五年计划”项目上，这个富有革新精神的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注意到全国对啤酒的需求不断增加，中信同日本的三得利公司共同投资3000万美元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初步的成果令人鼓舞，产量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增长一倍。

中信同外国公司合作了各种各样的项目。目前，它和美国的集团企业比阿特丽斯合作生产包装食品，通过下属公司为联合技术公司销售直升机。此外，中信在纺织业、化工厂、机器制造业都有投资。它还是个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去年夏天开始使用的29层的公司总部在北京市鹤立鸡群。中信投资的一栋50层的公寓楼竣工时，它的总部将不是首都北京最高的建筑了。

中信常常到外国资金市场为许多公司筹集资金。中信的股票已经在香港、日本和西德上市。然而，中国依然被封锁在美国的资金市场之外，因为它停止为30年代的铁路贷款支付利息。

去年5月，中信在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设立一个4人办事处，直接和美国的银行、公司打交道。办事处由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56岁的丁辰领导，事业欣欣向荣。丁辰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各地奔波，联系愿意到中国投资的公司，那些金融家都敬佩地称他“奔波博士”。在华盛顿的一次聚会上，中信筹集了6000万美元的资金。丁在谈话中小心地驱散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任何担忧。他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在本世纪不会变，在下个世纪的前50年也不会变。投资环境只会越来越好。”

北京的荣毅仁竭尽所能来保障这一点。他还有一个梦想，希望中国建立自己的股票市场。尽管现在看来这只是个遥远的设想，荣毅仁总能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回首中信的开创性事业，荣毅仁自豪地说：“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来的。”

私人保安出现

经过两年来的打击犯罪活动,几千名重犯已被处决。北京声称它正在赢得这场打击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根据官方的说法,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中国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安全一些。

然而，对许多试图在自由市场上赚点钱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说法倒会是个新闻。对他们来讲，犯罪分子的骚扰变得愈来愈厉害了，而不是减轻了。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私人保安机构。《 中国日报 》报道说，单是在广东省去年就成立了13家这样的保安机构，雇用了将近500名穿制服的警卫人员。某城市的一个区雇用了私人保安人员在14个自由市场上巡逻，因为在这些雇来的保卫人员没有来到之前，有些私人商贩常受窃盗之害。作为一种附带的好处，这些保卫人员还把1000名无照商人赶出了这个区。这些保卫人员绝大部分是练过武功的复员军人。

依靠私人积极性来保护人民大众这种做法要是在以前一定会被认为思想上是有问题的。但是，由于现在强调自由以经营和控制公共开支，官员们希望私人机构能更多地挑起打击犯罪活动的担子。公民帮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新想法，多年来，臂戴红袖章的民政辅助人员一直在帮助地方警察维持交通和控制拥护的人群。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都不理会他们的指挥，事实上，中国人甚至经常无视正规警察的指挥。

对私人保安机构的仅有的限制，就是他们必须向政府登记注册，他们的保安人员必须受过法律程序知识的训练，必须着制服、佩证章。虽然雇用保安不能逮捕人，但他们可以扣住嫌疑犯，把他们扭到警方。单是他们存在本身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能起作用，也可以证明政府几乎愿意试用任何办法来解决犯罪问题。由于北京去年决定到1986年年底复员100万军人，私人保安机构在招收新人方面估计不会有什么困难。

武器市场的谨慎买主

大宗买卖不容易成交。但是，1986年2月，来自16个西方国家和波兰的160家军工企业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大型武器展览，“1986年中国国际军事工业现代化博览会”。按照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军队的现代化并非是优先考虑的。因此，一名驻北京的西方军事武官说：“中国还不能够购买任何大型的武器系统，但是他们却到处逛得很多。”《 纽约时报 》的记者关注到了中国对于高科技武器的渴求。

但是，中国必须购买一些外国科技，以逐渐实现武装部队的现代化。2月初，美国国防部披露说，它将在中国批准之前，通知国会它将向北京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电子设备。类似这样的军火交易的传言大大鼓励了在北京的军火交易商。参加武器博览会的美国航天工业公司营销部经理冈纳·库奇勒说：“这儿的每个人都认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极其重要的市场。”

军火商们希望在这次博览会的直接影响下，能够和中国进行一些有限的交易：事实上，北京今年可能要为它300万人的部队进口仅仅10亿美元的军火。但是，中国对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军事科技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原因之一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渐摆脱毛泽东时代“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转而运用就地作战的战略，而这需要现代化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中国的军火出口业现在位居世界第7，排在美国、苏联、法国、英国、西德和意大利的后面。为了给现代化提供资金，这个行业每年从军火出口中赢利大约15亿美元。它的出口对象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巴基斯坦、伊朗、阿尔巴尼亚、埃及和北朝鲜。它出口的军火包括F－6喷气式飞机（ 苏联米格－19的中国改装型 ）、T－59主战坦克、大炮和小型武器。这些武器操作简便，而且价格便宜。4月，中国将在深圳经济特区举办第一届军火出口博览会。

中国已经成功地削减了效益低下的军工企业，而且已经差不多完成了100万士兵的退伍。这些举措将使国家节省大量军费。国家敦促军工行业部管理下的军工厂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用于生产消费品：去年，这些军工厂产值的36％，大约8亿美元，都是来自像电冰箱、摩托车和为石油工业生产的设备这样的产品。到1990年，这个部下辖的军工厂产值的2/3都将来自民用品。

如果国会不阻止最近的中美军火交易，美国的承包商将在6年的时间内，提供50架F—8飞机使用的电子设备，包括机载雷达、导航设备、机舱里的显示屏以及使飞机获得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计算机。面对 4500英里的中苏边境那边装备要精良得多的苏联空军，中国空军的当务之急是获得全天候作战能力。

在华盛顿宣布出售电子设备的一揽子计划之前，去年秋天，中国还向美国购买了价值9800万美元的设备用来更新炮弹生产技术。这次的电子设备交易还包括了几项提议。根据这些提议，经过许可，中国可以生产精确度极高的美国“陶”式反坦克导弹和MK46鱼雷。西方军事分析家一致认为，尽管要实现军队完全现代化还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中国显然已经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谨慎的措施。

性在中国逐渐正名

珍珍疯狂地跳了一夜舞之后，在洗澡时，她的男朋友突然闯进屋内，使她遭到了不幸。李艳一直向往成为一名演员。一名诡计多端的男演员狡诈地告诉她，英格里·褒曼和索菲亚·罗兰把她们的一生乃至肉体都献给了艺术，这使她失去了贞操。

瞠目结舌的读者看到了中国政府正式出版的新书《 姑娘，要警惕啊！ 》中这些告诫性的故事。通常板着面孔的新闻界正在越来越多地发表关于性的文章，这是表明性压制的一贯政策正在受到进攻的一个迹象。牵涉到性行为的犯罪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强奸案，有时把仅仅是诱奸的行为也定为强奸。离婚率也在上升。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由于缺乏性常识引起的性生活的不和谐”使许多家庭的关系相当紧张。

各种杂志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的态度正在迅速改变。就在1982年，在一次调查中，80%的被调查者认为，婚前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1985年年底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有60%到65%。性压制在年轻人中比在老年人中更不受欢迎，这并不出人意外。在1985年秋对北京地区已婚者进行的一次调查中，30岁以下的人中只有一半反对婚前性行为，而50岁以上的人中有3/4的人反对婚前性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政府下述决定所带来的产物，即通过允许新出版各种性生活指南和设立关于性知识和婚后生活教育的课程，使性这个概念跳出小框框。去年9月，上海办了第一所新婚夫妇学校，讲授两个星期有关性生活、性卫生以及避孕常识的课程。一些结婚多年的夫妇仍感到在这方面无知，他们也报名补习这些课程。上海400多所中学中有40所正在试验为十二三岁的学生开设含有性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讲授有关生理卫生和几个“性的道德观念”。把重点放在生理学上简直是不规范的。中国社会一向相当保守，连生理学课程通常都把性解剖的部分删去。许多新婚夫妇进洞房时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该做什么。

尽管法律和习惯产生了一些降温的作用，但是无法约束的思想和行为也出现了，而且人们通常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咎于西方。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似乎受动物的本能所制约，不顾家庭的团结。尽管如此，更为开放的态度看来在继续出现。去年夏季，一向严肃的上海《 解放日报 》曾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谈到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称之为“不是好事，但也不见得是不可救药的坏事”，这种态度使人们感到意外。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认识到，那些旨在掩盖性行为的课程和书籍会助长这些行为。年轻的姑娘们正在读《 姑娘，要警惕啊！ 》这本书，以得到性生活的告诫。

在中国成长

1957年，一名中国诗人，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乐黛云在和丈夫从北京一座公园回家的途中，被一场春天的暴雨淋得浑身湿透。就在雷声电光之中，乐黛云灵感突发，写下一首歌颂暴风雨的诗，“无论多么强劲，无论多么雄猛，”她后来回忆道，暴风雨“都会将人们从日常事务中唤醒，将他们提高到一个新的意识层次；它会清洗和更新一切事物，甚至我自己的心灵，我的灵魂，我的意志”。

乐黛云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暴风雨。第二年，因为有人说她有“右倾主义”倾向，她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并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多年以后，为了避免在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进一步迫害，她烧毁了自己的《 致暴风雨 》。尽管她记不清诗里的原话，但是她用这首诗的名字作为她的自传的题目。《 致暴风雨 》是乐黛云狂热的革命信仰和那些宣传革命的人对她的残酷迫害的一曲挽歌，尽管这曲挽歌有时显得很天真。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中国南方广东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7岁时，她考进著名的北京大学，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左翼活动的温床；在那里，她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团。1949年人民解放军赶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进入北京不久，乐黛云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模范党员，很快就因为她的杰出贡献而受到奖励：1950年，为了纪念1919年反对外国干预中国事务的“五四运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庆祝活动，乐黛云作为大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了庆典。后来，她又作为世界学生大会的代表去了布拉格。她最终成了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一名教师。她相信，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官员，她是有影响力的；作为一名教师，她是受人欢迎的。

因此，1958年，当她被打成“右派”时，乐黛云大吃一惊。乐黛云犯的错误不过是计划创办一本文学杂志，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实现。她被派到北京以西30里的斋堂公社，通过体力劳动去除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想法。

在她的自传里面，乐黛云试图通过回忆总结教训，流放期间的严酷场景仍然在书中保留下来：文质彬彬的哲学教授被迫就如何杀猪发表讲话；将他们本来作为宠物来养的一只蟋蟀吃掉；饥饿的猪朝着一切可能的食物，包括人的粪便冲过去。从始至终，乐黛云总是拼命朝好的方面想，以支撑自己的信仰。可是，结果显示，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1960年，她的“右派”称号被取消了。乐黛云被允许返回北京大学，但是她只能从事研究工作和一些副科的教学，还一直受到别人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生活被打断了，乐黛云和其他名声不好的知识分子被人交给一把扫帚，让他们打扫校园。在她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嘲笑她，要求她高唱专门为“黑帮分子”创作的《 狼歌 》：“我对人民犯了罪/我是人民的敌人/我知道我的罪/我要被党改造。”

她的家人的命运继续恶化。乐黛云16岁的女儿被迫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了北方黑龙江省的一个军垦农场。她12岁的儿子是一个数学天才，可是，1971年，红卫兵决定在江西省仿照北京大学开办一所供农民上学的大学时，他不得不陪着父母前去。乐黛云的丈夫对自己作为一名哲学教授的前途感到担忧，于是开始为“四人帮”写宣传小册子——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给家庭没有带来好处。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的卡罗琳·魏克曼将上面的回忆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使得乐黛云能够喋喋不休地讲述意识形态术语和她写过的诗，并将这些变成微妙而又亲切的段落——由于忧虑使奶水发酸而不能喂儿子吃奶，对于流产的负疚感，对女儿的初恋又甜又涩的回忆。

乐黛云的生活是被放在20世纪中国吵闹的年轻人中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致暴风雨 》不仅仅是一名妇女成年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故事。

耕地被占非常严重

农村耕地面积正在像沙漏里的沙那样慢慢消失。商用土地和建房用地的价格高得惊人。这可能是在城乡规划方面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这是休斯敦的情况吗？休斯敦执行的就是对土地采取不干预政策，其结果已使得那里出现了要么好好利用，要么不好好利用，甚至很糟糕的局面。不过，这是中国农村的情况。据《 中国日报 》报道，中国每年要失去120万亩耕地，这是由于市区在向四周扩展延伸造成的。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广东省，人均可耕土地面积只剩下1/8亩了，同美国郊区居民庭院所占面积大小差不多。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农业专家说：“在中国，人民基本可保住温饱，但距丰衣足食仍有距离，因此不能那样浪费耕地。”《 华盛顿邮报 》的调查，同样表明了这一事件的严重。

由于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占全球耕地面积的7%，而它的人口却占全球总人口的23%，所以，中国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问题是如此紧迫，以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估计在本月将通过一法律，将第一次对土地的使用做出规定。几项最根本的规定中的一项，就是将允许对工业和建房用地征税。农、牧、渔业部副部长相重扬（ 音 ）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在我们国家，对于非农业用地一直处于基本上免费使用的状态。这种做法不是合理使用土地。”

根据法律，中国的所有土地（ 它的所有农产品产量也一样 ）都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虽然一些农民愿意从事农业劳动，但其他人对搞事业，如建筑承包感兴趣。农民开始从事非正式土地交易，用土地去换钱。1984年，北京官方鼓励采取这样的做法，即允许农民长期出租土地（ 包括长期使用权 ），同时，明确准许个人之间可转让土地的出租权。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耕地集中在那些有更大兴趣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手里。

这项规定已经引起了某些出乎意料的后果。许多农民放弃农业，转而去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那些本来用于播种水稻的土地上建筑房屋。去年年底，福建省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严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在耕地上为自己建造舒适的住宅。”

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已经引起一场活跃的土地所有权的地下交易，北京的一些官员、农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也卷入了这场交易。去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贵州省的一个县有236户从事土地投机生意；参加这些交易的差不多都是党和各级政府的官员。例如，该县农业局的一名退休的副主任从一个农民手中买了1/8耕地来建房，随后他又从出售这些房屋中获利1875美元。

同样使当局感到不安的是在转让房地产方面煞费苦心地搞出的那些办法。北京出版的《 农民日报 》斥责说：“在有些地方，（ 买卖土地 ）完全是按旧社会的那套方式进行的，买卖双方要在契约上签字画押……在买主讨价还价成交之后,他还要大摆宴席。”

打破“铁饭碗”

这是西方极具典型性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中，他们的工作面临危险。但是，这次的一幕不是出现在底特律、曼彻斯特或里尔，而是中国东北的沈阳。去年市领导将3个亏损企业的工人集合起来，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赢利，要么就让企业破产。如果工厂不能产生足够的效益以还清它们的贷款，政府就要卖掉它们，并解雇员工。1986年3月，北京《 经济日报 》宣布，其中两家企业已经免于倒闭，但是另外一家工厂，一个防爆设备制造厂很快就要倒闭，数百名工人将失去工作。于是，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企业第一次被迫宣布破产。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负债累累的企业正在大量消耗政府资金。去年，超过20％的国营企业出现亏损，总亏损额比去年增加了7％。北京告诉地方官员，要想办法避免用政府资金支持亏损企业，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不顾一项核心原则：保持充分就业，或者通常说的“铁饭碗”。事实上，失业工人的队伍正在壮大：北京承认，360万工人正在“等待就业”。

沈阳是实行企业破产的试点城市，它所引起的反响是很广泛的，省政府和市政府控制着中国大多数集体企业。它们分配原材料、人力，批准技术革新，以及做出其他重要决定。即使是这样，北京还是正在起草一项法律，将破产确定为官方政策。制定它的依据是，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害怕破产，他们会受破产法的激励，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政府还需要确保在价格和管理职责方面的其他根本性改革能够得到实行。

沈阳市已经计划关闭一家企业，这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中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使企业走出困境的讨论。“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工厂的困境我们自己也有责任。”《 经济日报 》引用一名工人的话说。沈阳一家即将倒闭的农机厂厂长郭良才向员工发出呼吁，要求提高效益，此后，该厂的生产和销售情况都得到好转。一家五金铸造厂的情况也已好转。

根据沈阳的临时破产规定，只有那些亏损额在一年内达到净资产80％的工厂才会被强行关闭。市政府要求企业为工人设立救济金，以免企业出现停产。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将优先得到原材料和人力，亏损企业的员工如果将企业扭亏为盈，政府将提高他们的工资。

沈阳市前副市长李长春最早提出政府可以允许企业破产时，他的建议在市政府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名反对者说：“资本主义的玩意。”另一名反对者说：“工人们能接受吗？工厂倒闭他们就会全部失业。”李长春为他的提议进行辩护说，那些常年亏损的企业的财政赤字“全部被记在政府的账上。表面上看，它们没有破产，但是它们已经让政府财政陷入严重的困难了”。最终政府里的反对派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但是，中国的其他城市——以及工人们——是否会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蒋经国的继任者是谁？

中山会议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12英里的阳明山山顶上。那里气候凉爽，薄雾笼罩。1986年4月，大约1000名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此举行了1984年以来的第一次全会。

在大会两年的休会期间，国民党领导层遇到了自己的挑战。一场金融丑闻使得卡西组织——一个从事银行业和制造业的私营企业集团——破产，两名内阁成员和国民党秘书长被迫辞职。台湾军事情报机构的成员卷入了1984年在旧金山附近谋杀美籍华人作家亨利·刘一案。一个富有攻击性的反对派不住地猛烈攻击蒋经国总统领导的集权政府。蒋总统现年76岁，兼任国民党主席。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代表们对为期3天的会议似乎还是满意的，这一点让人感到不安。国民党领导人并没有为党派注入新的活力，而是重申了他们的基本原则：从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大陆，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中国。

这种自满情绪在蒋经国的开幕词里是很明显的。这次长达40分钟的讲话被国民党官员称赞为描绘未来的蓝图，其实大体上不过是重复了过去的立场而已。对于代表们来说，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蒋经国的露面。他年事已高，而且有严重的糖尿病，这使得人们对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议论纷纷。尽管蒋经国讲话时语气坚定，走路也不用人扶着，他看上去还是比许多同龄人要缺乏活力。

由31名成员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每个星期都召开会议，确定政府政策的指导原则。这一机构的组成通常可以大致上反映哪些人属于国民党的核心圈子的成员。现在，蒋经国做出了另一保持现状的举动，他只更换了4名委员会成员，加进了两名大陆人和两名台湾人，使得保守派牢牢地控制住这一机构。

常务委员会的成员顺序的排列往往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因此，人们密切地关注着顺序的排列，以期能够发现谁将会进入“集体”领导层，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个人将会成为蒋经国的继任者。排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是年事已高的政客，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继任蒋经国。排在第三的是63岁的副总统李登辉，如果总统位置出现空缺，他将自动成为总统。尽管人们从未怀疑李登辉将会成为总统，但是他可能只是一个有名无实而不是掌握实权的领导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台湾人。

排名较高的还有行政院院长，72岁的俞国华（ 排第六 ），尽管他由于卡西事件的影响而名誉受损，但是仍然深得总统的信任。然而，中央委员会里两名地位最高的军界人士排名却引人注目地低，这表明蒋经国仍然强调建立一支职业化军队。蒋经国的次子41岁的蒋孝武没有参加会议，去年2月，他被派往新加坡担任从事外侨服务工作的中级官员，大概是为了证明蒋经国说的他不会竞选总统的话。

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许多市民对集体领导的前景表示担忧，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集体领导将会使政府优柔寡断。另外一些人很乐观地谈到台湾最近发生的变化。“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政府研究开发评估委员会主席魏云说，“没有任何一个元素可以支配整个系统，就是政府也不能。”集体领导层能在多大程度上团结起来是另外一个问题，这要取决于领导层成员对大陆的威胁的认识有多么清楚。只要政府官员和党内官员认为台湾海峡对面的巨人对他们构成威胁，他们就会有避免重大分歧的巨大动力。

银行年会上的对抗

1986年5月上旬，亚洲开发银行的各成员国代表抵达马尼拉参加该组织的年会，他们肯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以前俯视马尼拉海湾的12层楼高的银行建筑前面悬挂着45个国家的国旗，但是，现在只有45根光秃秃的旗杆。这些国旗是3月中旬中国成为这个组织的最新成员国后取下来的——亚洲开发银行成了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同时都派有代表的国际机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两个政府都宣称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尽管它们不反对对方成为这一组织的成员，它们却拒绝悬挂对手的旗帜。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很策略的解决办法。现在只有一面中间画着亚洲开发银行黄色标志的紫色旗帜飘扬在银行建筑的上方。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几个星期前发布的亚洲开发银行年度报告。这一报告发现，与1984年6.6％的经济增长率相比，1985年的增长率猛降到3.6％。但是，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的主要引人瞩目之处还是政治活动，特别是两个中国预期中的对抗。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北京派来的陈慕华率领的11人代表团。陈慕华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她成了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一位女性总裁。然而，她不必面对台湾来的对手。他们留在了岛内，这是亚洲开发银行19年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成员国不参加会议。

亚洲开发银行的两个中国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83年，北京在这一年表示有兴趣加入该组织。它想加入的动机既有政治上的，又有经济上的。亚洲开发银行去年向24个国家发放了总计19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这些国家的开发项目。这一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这一地区最强有力的多国机构。北京想在亚洲开发银行应该向哪些国家贷款的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但是，北京要加入有一个问题：就像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除非将台湾驱逐出去，否则北京不会加入。尽管亚洲开发银行势力最大的两个成员国日本和美国都支持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抛弃台湾。

解决的办法并不复杂，只需要更换一下名字就可以了。以后“中国”只对北京适用，而台湾将被称为“中国台北”。台湾极力争辩说，为了公平起见，北京也应该被称作“中国北京”。但是，亚洲开发银行使用的办法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区别两个中国的方法类似，最后，台湾决定不退出亚洲开发银行。同样重要的是，北京同意不再坚持让台湾退出。两个敌对政府事实上决定成为同一重要国际组织的共同成员。

这一突破显示了北京方面外交策略的转变以及台北方面新的灵活性。北京似乎软化了它对台湾的强硬立场，以期实现重新统一，至少在实际做法上是这样的。与此同时，北京还像一些西方外交家说的那样在政治上达到了更高的老练度，因为它没有强行解决一个可能会使中美关系恶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台湾也表现了新的政治上的成熟，更愿意做出让步。“只要我们留在这一组织里面，就会有仗打，”台湾外交部的切恩·邱说，“如果我们退出，我们就丢掉了阵地。”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暗示说，台湾没有参加会议是很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国内可能出现的对于继续留在这一组织的反对。但是，如果明年台湾不派官员参加会议抗议只挂一面旗帜的决议，它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减小。

台湾，灵活性的迹象

中国大陆和台湾在37年的时间里没有对话，更不用说谈判了，因此它们签署的协议来得出奇地快。1986年5月，在香港的几家俱乐部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主要航空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讨论将一架波音747运输机以及3名机组人员中的两人交还台北。这架飞机是4个星期以前被显然是叛逃的飞行员转向飞到广州的。

起初，人们怀疑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台北引用国际航空协议，并强调长期以来它一直拒绝与北京政府打交道。它要求中国不经谈判就归还飞机。北京将这次得到飞机视为一个与台湾人进行对话的机会，坚持双方必须聚到一起讨论移交的细节。

让北京感到吃惊的是，台湾同意了。与此同时，香港记者称之为“飞机外交”的政策已经启动。在第一次正式允许的双方民间或者官方代表进行的会面上，中国民航的官员要求（ 台湾 ）中华航空派飞行员到广州取回飞机。（ 台湾 ）中华航空担心这样做会被认为默认了共产党政权，因此它坚持中国民航将飞机移交给香港，也就是这架飞机当初从曼谷起飞时的目的地。谈判进行到第3天，北京让步了。一名大陆飞行员将把飞机和机上的轮胎和电子设备以及两名想返回台湾的机组人员送到香港。在草签协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华航空的首席代表向北京代表致谢，感谢他们使“会谈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及他们“精心照顾飞机和尊重机组人员的意愿”。

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常将北京称为“土匪”政权，因此，台湾代表向北京代表这样友善地讲话，使得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暂时解冻更加令人迷惑。台北是在缓和它拒绝与北京进行一切联络的态度吗？台北的官员断然回答了不，他们声称这次波音747事件是一个孤立事件。政府情报处的处长在立法院里回答问题时说：“我们政府一贯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让步，这一立场绝对没有任何变化。”一些分析家甚至说，台北对北京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强硬，以突出一切都没有变化。

事实上，台北并没有认为这次波音747事件已经了结。在香港的中华航空谈判人员坚持认为，台北“保留着让中国释放机长王锡爵的权利”。 王锡爵是一名退休的台湾空军上校，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台湾岛上。在台北，政府官员说，他们可能会想办法引渡王并对他进行刑事诉讼。在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机组人员中的副飞行员和飞行工程师说，王锡爵显然是独自行事。“我为此已经计划好久了。”他告诉两人中的一人。

尽管台北官员保证，飞机事件不会影响与大陆的政策——或者说缺乏关系更合适——这一事件还是导致公众中出现了以前很少问到的问题。台北《 联合早报 》——这家报社通常支持国民党——的一篇社论说：“共产主义中国已经迫使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面对面谈判。”有鉴于这次飞机事件，“现在应当是全面反省”现行政策的时候了。

没有人会说，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夙愿——将要实现。国民党也不会放弃它反对宣布台湾独立的立场，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是背弃了国民党原来说的他们才是全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话。但是，有迹象显示，在表面上的宣传口号下面，一种更为务实的处理与大陆关系的态度可能正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拜伦·翁说：“台湾的蒋经国总统已经表现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拜伦·翁还预测台北和北京“将会增加非官方和民间接触”。

还有迹象表明，国民党正在放松对岛内政治舞台的严格控制，尽管只是稍稍放松了一点。蒋介石总司令38年前颁布的戒严令仍然有效，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尚未出现。但是，在菲律宾的阿基诺依靠“人民权力”的力量当上总统之后，76岁的蒋经国总统已经开始采取谨慎的措施与“党外”集团，一个由国民党外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进行对话。

这到底是态度上的变化，还是策略上的变化，目前还不清楚。例如，政府提醒“党外”集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控制依然很严格。为了纪念5月19日戒严令颁布38年，500名党外集团的支持者在台北琅山庙前的院子里举行了集会，并打算步行半英里走到总统办公楼。阿基诺在“人民权力”运动中用黄色象征对马科斯的抗议，受到这一做法的启发，党外的示威者戴上绿色的头巾和丝带，象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发表不同政见。

这次游行本来可以成为197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那一年，南部城市高雄举行的示威导致了许多人被逮捕。但是，这次参与游行的抗议者正要准备开始游行，寺庙外面聚集了1200名警察。交涉了几分钟之后，示威者只好在寺庙里面进行了12个小时的静坐。示威的组织者、立法院成员戴维·蒋说：“我们可能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发表了反对继续实行戒严令的意见。”

在琅山庙事件之前，党外的代表同政府处理关系时在一直取得间断性的进展。5月10日，国民党官员和反对党成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国民党同意党外公共政策研究协会设立分支机构。这个协会是两年前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将分裂的各派团联结在一起。作为交换，党外集团表示要在宪法范围内行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因为这个基本法与争取台湾独立是不相容的。党外集团的戴维·蒋说：“台湾海峡隔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因此他们可以不管对方。我们不得不和国民党共同生活在这个岛上。”

两天后，国民党任命了一个12人的党派委员会研究所谓的“四个敏感问题”：戒严令，政党的合法化，国家立法机构的未来构成以及省级自治政府的恢复。前两个问题很快就被搁置，留待国民党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这次大会最早也要1987年春天才能够召开。但是，其他两个问题是可以和反对派讨论的。

国民党在台湾依然受到民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为国家带来了繁荣（ 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是亚洲最高的地区之一 ），以及财富相对来讲比较平均的分配。然而，国民党秘书长马素雷相信，与党外的对话对于“国家统一和和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

之所以决定同党外进行对话，也可能是因为国民党担心，有一天美国对台湾独裁政策的检视可能会使华盛顿减少对台湾政权的支持。里根政府最近给美国的飞机公司开了绿灯，允许它们帮助台湾研制一种新型战斗机，以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取代逐渐老化的诺思罗普公司生产的F－5E战斗机。北京认为，即使是这样间接的帮助台湾也是违背了1982年的《 中美对台出售武器联合公报 》。美国在公报中保证，将减少提供给台湾的武器的数量以及降低武器的高科技含量。美国官员反驳说，协议只包括硬件，而不包括技术转让。

近些年来，邓小平对待台湾的国民党员的方式更多的是安抚，而不是谴责。1979年，他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一原则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将在理论上给予台湾一定程度的自治。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表示，台湾可以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自己的武装力量。北京还明确表示，国民党官员可以收回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在大陆上被没收的财产。

更让人吃惊的是，北京批准修订了中国的现代史：以前被共产党人骂为“叛徒、刽子手、吸血鬼”的蒋介石，从去年开始，被媒体说成是在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帮助了毛泽东的同盟者。与此同时，北京正鼓励台湾人访问大陆，依据台湾法律这是非法的，但是只要借道香港是很容易做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去年大陆由于外汇储备不足而减少了进口，大陆与台湾的间接贸易额（ 主要是通过香港 ）还是大大增加了（ 1985年大约为13亿美元 ）。

最终可能会导致台湾改变对北京态度的关键因素将是国民党更换领导人。立法院那些老态龙钟的成员——许多人还是40年前进来的——正在迅速死去。他们的后继人是在台湾长大的，这些人不像建立国家的那一代人，对于输给了共产党始终耿耿于怀。大陆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小，可以和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进行更多的贸易，对于美台关系的焦虑，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台北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不仅对台湾海峡那边的巨人，同时也对国内的反对派。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现代中国的专家哈里·哈丁说：“某些非同一般的情况正迫使台湾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至少也是更加务实的政策。

开放中的考验

去年10月，乔治·布什副总统访问北京期间，十分隆重地从一辆当地制造的汽车的轮子后面爬上车。中国官员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可不是那种笨重的黑色轿车，而是一辆刚从北京吉普厂的生产线上下来的造型美观、四轮驱动的切诺基轿车。这家工厂是美国汽车公司和中国一家国营汽车制造厂建立的合资企业，最近刚刚更新过设备。它预示了计划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公司前途大好。然而，这家工厂仅仅生产了800辆吉普，运作时间不到一年，就要在6月中旬因资金问题而被迫停产2个月或者更长时间。

现在，这家工厂暂时成了另一种象征：对于任何以为中国是一个容易赚钱的地方的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警示。尽管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保证在华投资利润会是很丰厚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商人还是发现，对于不够精明或者没有耐心的外来投资商来说，中国可能是一个金融泥沼。新来的公司面对着一大批令人迷惑的问题，从劳动力价格上涨到通信设施落后到变化无常的税收政策。所有这些都让许多一度很乐观的外国企业感到泄气。自从1979年中国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后，外国企业就一直在涌入中国。

西方公司现在正密切关注这家吉普车制造厂的命运，看看北京政府是不是认真地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好的经济气候。这家工厂的困境代表了外国企业常常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混乱情况。在这个例子里，中国政府停止供应工厂需要的用来向加拿大的AMC公司购买吉普车配件的资金。原因是，去年出现了购买消费品狂潮，使得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北京不得不对进口产品进行全面的限制。1986年5 月下旬，AMC宣布，北京已经原则上同意提供所需的资金。理由是很充足的：这家吉普车制造厂如果破产，将会使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陷入很尴尬的境地。

类似制约了吉普车制造厂的官僚政治纠葛可能会损害中国作为一个热门的商业活动新前沿的声誉。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的数目增加了130％，从1000家增加到2300家。这些新增加的企业包括：为香烟过滤嘴生产醋酸纤维素的赛拉尼斯公司；日本的松下电子公司（ 生产电视机彩色显像管 ）；西德的宝丽金（ 生产音乐光盘 ）。但是，驻北京的大多数西方大使馆现在正暗自建议国内的商业领导人，不要在中国创办合资企业。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的6到9个月内，外国在华投资形势已经不再那么吸引人。”

最近人们认识到在中国做生意并不容易，然而，这一点仅仅反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肆投机之后有益的清醒。面对着严峻的现实，外国资本家现在必须找到适应的办法。6月初财政部部长詹姆士·贝克在访问中国参加美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年会时说：“我建议处于困境中的美国企业坚持下去。中国人将会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西方的总裁们最通常的抱怨是，中国官员在与他们打交道过程中，经常编造税种、规则、规定，而不是遵循书面的政策。因此，在华的外国公司发现，由于众多没有预见到的花费，他们的利润大大减少。例如，一家西方公司开设的旅馆的食品和饮料部经理说，从香港运来一船食品，有时候一个月征收20％的税，另一个月征收60％的税。“我提出抱怨，”那名官员就说，“看，规定说我们可以征收20％到60％的税。如果你非要让这件事有个结果的话，那么我们要回头对上次那一船食品再征收40％的税，以便我们的政策能够保持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无常，原因之一是中国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建立详尽的司法和税收体制。

在华的许多外国企业在劳动力方面遇到了问题。一名英国管理专家说：“你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花费可能只有别的地方的一半，但是通常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只有一半。”政府试图说服外国公司以它能够谈成的最高工资雇用尽量多的工人。圣保罗的一家公司卡迪欧佩斯计划于7月份开始在靠近中国中部的西安的宝鸡开办一家合资企业制造减轻心脏病痛苦的药。它发现，当地的官员要求工厂配备大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副经理。但是，这家明尼苏达州的公司坚持只雇用35个人，而不是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中国人最终做出让步。

因为众多的工人要接受高科技生产方式的教育，因此许多生产厂家生产效率非常低，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麦道公司上月开始在上海的一家合资公司组装MD－80双引擎飞机。这家公司不得不花费3个月来生产一架飞机的机身，而在一家美国工厂只需要一个星期。但是，在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谈成这宗建造25架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的交易之后，这家位于圣路易斯的公司坚持说，它很高兴工厂正在运转，而不是还在讨价还价。

其他一些合资企业也出现了亏损，因为中国官员一直极其热心地从外国资本家身上榨取钱财。在北京的一名美国商人说：“在中国做生意就像陷在蚁冢里，它们一直在吞噬你。一天，他们要征收追补的修路税；又一天，租金上涨70％；又一天，付给中国职员的工资要增加一倍。”中国一记者去年12月在上海《 世界经济信息导报 》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官员“以一种缺乏智慧的过于精明”赶走了外国公司。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让别人赚钱，自己才能赚钱”。

眼下，少数赢利的外国人包括旅馆经营者，以及为新来的外国公司提供服务的顾问。到目前为止，中国人还倾向于阻止任何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有10亿消费者，这个市场让外国公司垂涎三尺。

尽管中国的生活费用对于市民来说是很低的，但是外国人的办公场所的价格可能会达到天文数字。在北京，租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舒适的办公室，一年大约要花费7万美元，这几乎是在纽约的价格的两倍。霍利维尔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非常拥挤，职员们不得不把文件柜摆在洗澡间里。即使是这样，去年超过520家外国公司设立了中国办事处，这使得26个城市的外国公司办事处的数目达到了1448个。

许多专家将中国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动，比如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视为通往消费社会的长征过程中的暂时性路线调整。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有时显得比较慢。但是，从国内来看，中国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性的。邓小平已经实行了7年的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一些令人痛苦的负面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率增加两倍，去年已经达到了8.8％。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当选主席罗杰·萨利文说：“中国人进展神速。但是，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足够快地进行所有的调整是很困难的。”

尽管在中国经商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很多公司仍然热情不减。5月早些时候，已经在日本开了561家餐馆的肯德基宣布了在北京开餐馆的计划。亚特兰大的开发商约翰·波特曼计划在上海建设一座三栋高楼连体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50层楼的旅馆。显然，外国资本家虽然从中得到警告，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现在意识到，在中国取得成功过程是缓慢的，而不是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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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后的两岸

1988年

这一变迁之所以能平静地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蒋经国的去世不感意外。因为糖尿病和逐渐失明，过去几个月来他只能在轮椅上活动，他的衰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都猜测说他的生命差不多走到终点了。另一重要原因是政权的移交顺利而平淡。余院长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65岁的李登辉，一位士大夫，已经举行了简单仪式宣誓继任总统。他曾担任蒋经国的副总统达4年之久。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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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去世

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一个谣言在台北喧闹的大街和光亮的摩天大楼里流传着，等待官方的证实。1988年1月13日晚上8点稍过，行政院长余国华（ 音 ）终于眼有泪光地出现在国立电视台，向民众宣布： 77岁的蒋经国，前统帅蒋介石的儿子，台湾国民党长久以来的领袖，因心脏病于当天下午去世。“我们失去了一位能干的领导。”余国华说，“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痛。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19位内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宣布哀悼30天。政府下令，全岛的电影院、戏院、夜总会和其他娱乐场所都要关闭。电台暂停了正常的节目，代之以古典中乐和西乐。几天里，电视台只播放郁闷的黑白片。为了预防发生动乱，国防部宣布取消全部42.4万军队的休假，最靠近中国大陆的台湾岛屿金门、马祖，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1950万台湾人中，绝大部分都正常地做生意。一些哀悼者，有的臂缠黑纱，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总统府附近，向装饰着花朵的蒋经国肖像致敬。但没有多少人像13年前得知蒋介石去世时那样地痛哭。蒋去世后不到一天，台北的车流又像往常一样拥挤起来。许多商店在窗户上张贴哀悼告示，但仍像平时一样人满为患。

《 华盛顿邮报 》的分析文章称，这一变迁之所以能平静地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蒋经国的去世不感意外。因为糖尿病和逐渐失明，过去几个月来他只能在轮椅上活动，他的衰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都猜测说他的生命差不多走到终点了。另一重要原因是政权的移交顺利而平淡。余院长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65岁的李登辉，一位士大夫，已经举行了简单仪式宣誓继任总统。他曾担任蒋经国的副总统达4年之久。余院长宣布蒋经国死讯后几分钟，李登辉向全岛发表电视演说，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完成蒋总统未竟的目标”。

对已故总统的颂词立即涌来。美国的问候是其中一份最先到达的。自1979年以来，由于与中国大陆交好，美国终止了与台湾的官方外交关系，但仍然向台湾供应武器，并将台湾列入第五大贸易伙伴。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向前总统遗孀、苏联出生的蒋方良致以私人问候，说：“我们将牢记蒋总统在推动贵我两地人民的良好合作上所做的努力。”

一份令人惊讶的友善问候，从大陆发来了。北京宣布，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送了唁电。

虽然移交平静，但权力的交接是历史性的。它标志着蒋氏近60年统治的终结。蒋介石于1928年成为大陆中华民国主席，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1949年，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军队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带着200万军队和亲信跨过海峡，把政权移到台湾，在那里，他一直统治到1975年逝世。

1978年，蒋经国对总统职位做了设想，采取步骤，防止蒋氏家族成员或军队政体在他之后继任总统。“他想表示，政治体制本身有内置程序，可以处理继任事宜。”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雷蒙·麦耶斯说。

随着蒋经国的逝世，控制台湾政治达39年之久的大陆精英的重要性看来要减退了。台湾人口中，80%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却仍然占据政治统帅高位。国民大会1000名成员中，以及立法院320名成员中，他们占了大多数席位。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关键的军队领导职位，并在政府机关和大型国营企业中担任最高职务。意识到政权中这种大陆人和台湾人的不平衡，蒋经国于1984年挑选李登辉，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儿子，担任副总统，反映出他坚信，旧秩序必然要让路给未来更准确地反映台湾人口组成现实的新秩序。

继任者李登辉

然而，作为一个台湾人，李登辉缺乏打进国民党内部圈子的基本条件：出生于大陆，在海峡战争中及战后与蒋介石紧密合作。李登辉还缺乏与岛内两大重要权力基础——军队和知识分子团体——的显著联系。因此，他被认为是蒋经国6年计划的维持者，该计划于1990年期满，至于他在政府管理上可以打下多深的个人烙印，仍是未知之数。“李登辉肯定会拓展自己的权力，”加州桑塔·莫尼卡的兰德公司亚洲事务专家约拿芬·朴拉克说，“但他是否能真正掌握政权，却是值得怀疑。”

如果李登辉面临政治挑战，更大的考验将是他必须保持台湾经济奇迹的推动力。在过去20年，台湾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为轻工业生产基地，出口量居世界第11位，产品包括纺织品、家用电器、运动用品和电子元件。在这过程中，台湾积聚了约75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之一。但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地区环境？在对手南韩、香港和新加坡面前，无数台湾小企业在力量上略逊一筹。还有，如何处理经济繁荣所产生的中产阶级对政治和社会提出的越来越高的期望？

为了有效地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分析家认为，李登辉也许不得不采纳集体领导形式，而行政院长余国华和国民党总书记李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我不相信总统地位会像以前那样稳固，”37岁的立法院成员、自由国民党员赵少康说，“权力将由三方面来瓜分：总统、行政院长和党主席。”

在蒋经国的坚持下，台湾近期公布了促进台湾民主的措施。受这些措施限制，谁能真正主宰权力，对于台湾政府来说十分关键。去年7月，台湾取消了戒严法。该法于20世纪40年代实行，目的是防止共产党渗入台湾岛。国家安全法取而代之，虽然仍禁止鼓吹共产主义或者台独，但其主旨已经转移到其他事情，例如新闻检查和进出程序，涵盖了军事到民间机构各个方面。

去年10月，蒋经国废除了一项长期禁令，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望亲友。蒋经国还提议让反对党合法化，现正在立法机关的考虑之中。不过，自从1986年自由主义的民进党非正式成立以来，人们已经期待制定这一法律。

人们希望李登辉能遵循前任的改革道路，虽然他的步伐可能会慢一些。蒋经国为了使改革能在顽固多疑的国民党中逐层顺利推行，费了不少工夫。例如，行政院长余国华就是一大阻力。这位前中央银行家十分保守，对蒋经国的创新持审慎态度。由于李登辉缺乏蒋经国的政治手腕，老一派对他也不完全信任，他必须在国民党中坚分子和反对分子要求更大自由的压力之间，推行谨慎的路线。“蒋经国具备了推行不受欢迎但必须的政策的个人影响力，”华盛顿智囊团之一、太平洋委员会的总裁马丁·拉萨特说，“现在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了，因此，往后的政策只好听从大部分人的意见。”

李登辉可以期望国民党总书记李焕的支持，因为70岁的李焕热衷于转变。其他被经常提到的新内部小圈子成员包括：蒋纬国将军——蒋经国同父异母的弟弟，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沈长涣（ 音 ），前总统的总秘书；以及68岁的郝柏村将军，总参谋长。郝柏村曾给李登辉发电报，拍胸脯说军队军官都效忠新总统，保证支持他的政府。

短期内，李登辉将继续实施蒋经国的政治弹性。华盛顿一位美国国务院分析家说，“任何推翻目前政治方针的企图，只会增加他们所努力避免的不稳定状况。”其中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就是在民族主义条件下与大陆统一，而不是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统一。1月中旬，李登辉在向全岛民众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达了逃亡宝岛的大陆人所抱有的这个希望，他说，他将“为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而贡献最大的努力”。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只有民族主义者才能统治中国”是国民党的信条之一。台北一位西方分析家说，“我不认为三不政策会有任何改变。”——指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接触，不沟通，不妥协。

李登辉的挑战

在北京致送的吊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统一的意愿。在大陆看来，统一是海峡两岸的共同目标，虽然对立双方在“两个中国合并后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吊唁中抚慰的语调也显现出北京对台湾局势存在一丝担忧：在新总统的领导下，台湾可能最终宣布独立，而共产党对台独行动一直以来采取武力威胁。

大陆有理由关注这一动向。最近几年，台湾有少数人煽动台独，声音越来越大，包括反对党民进党，原因部分是为了制止国民党中坚分子支持蒋经国允许台湾人参观大陆。到目前为止，约有1.15万台湾人获准回大陆探亲。讽刺的是，尝试了大陆的生活滋味后，这些人都更彻底地觉得台湾才是家。一位在台北的西方观察家说，台湾人发现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是，在大陆，他们觉得自己是外人。大陆的贫穷令人吃惊，那里的亲戚总是问他们要电视机和钱。

在政府和国民党之外，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统一的概念缺乏共鸣。事实上，由于两岸非直接贸易——大部分是通过香港——每年已达10亿美元，李登辉也许会对经济联系的兴趣大于对意识形态差异的关注。“像李登辉这样没有打过仗的人，对共产党并不是深恶痛绝。”大陆一位社会学家说，“他们对贸易和接触的态度，将会比国民党保守派更开放。”

无论李登辉采取什么政策，他的努力都可能需要对台湾僵化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修订。三大议会组织——立法院、国民大会和具有弹劾、指责和枢机权力的监督机构控制院，约有1400人，其中超过80%是国民党老人，大部分于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之后从来未举行过换届投票，一直代表着遥远的民意。

按照蒋经国的指示，政府于1986年曾就重组议会机构进行过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一项动议，呼吁年老立法人员自愿退休，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该动议将被列入今年夏天的国民党第十三届党员代表大会的议程。如果动议通过了，立法院肯定会产生更多有活力的争论，因为现在的立法院中，虽然年轻的国民党制定法律者不多，但他们比前辈们更自由。如果国民大会大多数席位由选举产生，那么，可能性就更高了。由于总统和副总统是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还有权修改宪法，因此，这个机制可以让台湾人史无前例地、民主地改变政府架构。

与政治事件相比，李登辉面对的经济挑战就如田园诗般轻松了。虽然台湾实际上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也没得到多少外国援助，但却成为成功地区中最耀眼的经济成功故事。

在过去20年，台湾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廉价、勤劳、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及强大的创业热潮，推动台湾经济前进。1967年人均年收入只有265美元，1987年达到5000美元——归功于中产阶级要求台湾政治架构要反映经济成熟度。

台湾对美出口额高于英国、法国、南韩、墨西哥和香港，它们全都是美国的10大贸易伙伴。但深谋远虑的台湾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一奇迹会终结。日本和南韩都在加强研究开发，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吵着要台湾取消长期的贸易壁垒，台湾用以制胜的经济模式正迅速地过时。“美好的旧日子过去了，”计划经济发展部部长陶Y. T.说，“我们正处于变革的时代。”

现在，制造业的平均月工资为535美元，台湾不可能再依赖廉价劳动力了，这一优势已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台湾目前的实力，来自于数以千计的小企业，但小型企业难以承担科研的巨额投资，因此其向高技术转型的过程比较缓慢。满足于成为Sears、K—Mart、J.C.Penny和通用电气等著名外国企业的供应商，台湾企业很少在海外推广自己的品牌。这些小型、无名的企业，越来越难以与实力雄厚的大型集团竞争。例如南韩，已经建成了一家汽车企业，1987年有望出口超过32万辆汽车。

保守的、由国民党控制的台湾银行体系，也进行高科技创新。全岛的大型金融机构中，大部分倾向于向国民党控制的国营企业贷款，导致活力充沛的小型企业无法获得款项，只好向黑市借贷，利息高达20%，而银行担保贷款的利率才8%。结果，台湾经济中私人投资环节缺乏生气。全岛的投资中，私人投资刚刚超过一半，约占56%。

1985年年底，新台币对美元的汇价上升40%，使投资结构上的弊端更加恶化。汇率上升的原因是美国的压力，去年美国对台湾贸易的逆差达150亿美元。新台币升值，导致台湾产品在海外的价格昂贵。另外，对台湾数以千计人员规模在50人以下的小型运动用品、玩具和运动鞋生产厂家来说，税费也十分重。

很少人知道李登辉对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的看法，但人们希望他不要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政策，至少一开始不要这样做。蒋经国在经济上的主要成就是促进了跨国界自由贸易，曾经高达168%的汽车部件进口关税被逐渐调低。由于放松了外汇管制，市民现在可以不必经政府批准，每年支出价值约500万美元的外汇硬货币，从而更易于积极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外资一直是台湾的亮点，从1986年的7.7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约13亿美元。

作为经济学家，李登辉可能会认为，台湾经济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进行改革，那就是至今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股票市场。另外，李登辉也会最终对台湾落伍的银行动手：台湾银行拒绝为大多数人开办信用卡和支票账户，贷款主管还要对坏账负个人责任。

目前至少有一个事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维持政治稳定。与南韩大选时震动全国的军队行动相比，台湾应付改革反对躁动的军备状态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反对派将愿意对李登辉这个首位土生总统不抱成见。”《 共同财富 》杂志的总裁、出版人查尔斯·考预测，“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将不会制造麻烦，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反感这种做法。”蒋经国去世后几个小时，民进党自动取消30天内的反政府集会和示威。民进党领导人对新总统的赞词也充斥着台北的报纸。

也许要到过几个月，李登辉才面对第一个艰巨的政治挑战，届时反对党将重新要求直选和“自主”——民进党对台独的代名词。在那之前，李登辉有时间改善他与国民党保守派的关系，并与党内年轻一代建立新的联系纽带。正如一名台北的西方分析家所说：“时间站在李登辉那一边。”

但愿李登辉能跟上时间的步伐。蒋经国的去世，标志着亚洲一代领导人的终结——从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的下台开始，到1987年中国大陆和南韩有序的继任。正如其他地区一样，台湾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进行和平的政权转换。而李登辉所面对的，就是要创造同样和平的未来。要完成这个万众期待的任务，只有靠他自己来努力了。

这样一位士大夫

李登辉具有步步领先的天赋，尽管始终有点奇怪。在成为总统的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农夫的儿子，父亲以前还当过矿工，李登辉居然可以在一个崇尚创业及官僚技巧而不是学历的社会中爬上顶峰；他在台湾出生，却可以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逃亡过来并从此主宰台湾——中平步青云；虽然他的大半生并没有表现出对政治伎俩的兴趣，现在他竟位极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重视对执政党国民党的忠诚多于能力。然而，在16年的政治生涯之后，学者出身的的李登辉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被认为具有谨慎的诚实本性和说服技巧。一位台北的西方观察家说：“李登辉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动物，但他隐藏了部分魅力或技巧。”

1923年1月15日，台湾的新总统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农民家庭，在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位于台湾北端的山地。小时候，他一边上学，一边在家里的稻田和茶园中帮忙。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高中学历在台湾人当中已经很不错了，但不知为什么日本决定优待资质优异的李登辉：4个台湾小孩获准和日本男孩一起，入读著名的台北高级中学，李登辉是其中之一。6英尺高的李登辉，操着流利的日语，于1942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中止学业，回到台湾，到国立台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于1948年毕业。

在国立台湾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李登辉到了美国，1953年获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57年，他加入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家十分成功的美台合资企业，台湾古老的农业系统之所以能转变为亚洲最有效率的系统，该委员会扮演了重要角色。1968年，李登辉又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登辉在农村委员会的业绩引起了国民党官员的重视。一直以来，李登辉都避免与政治沾边——仅于1970年加入国民党，但令他惊奇的是，1972年获邀担任蒋经国总理首届内阁的政务部长。李登辉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台湾政府强制命令农民，必须以固定的价格以大米换取农药。李登辉废除了这一计划，把农民解放出来。他的种种政策赢得了农民的赞誉。他的出色表现给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1978年就任命他为台北市市长。

在任内，李登辉又避开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把自己塑造成为“全面清廉”人物（ 一位熟悉他的人说 ）。例如，他命令手下不得给任何声称自己是他亲戚的人行方便。在处理敏感事件方面，李登辉也证明他手段灵活，例如处理颇具争议的台北防洪项目，该项目需要迁移5000户人家。正如一位老朋友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市长，李登辉的政绩是“温和地接近和安排人民”。1981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长，3年后直升为副总统。

工作时，李登辉说话温柔，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十分低调。大部分闲暇时间都用于陪伴结发39年的妻子、两个女儿和3个孙子。他有一个儿子，1980年患癌症去世，年仅31岁。李登辉热爱阅读——英文的、中文的、日文的。朋友们形容他的知识面宽广得“惊人”。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夸口可以让10杆。听说他也喜欢收集珍奇的仙人掌。

李登辉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友，尤其是在儿子去世后更加坚定了他的宗教信仰。听闻他曾经说过，从退出公众生活之后，他想成为一名传教士，不知道是否开玩笑。但至少在未来两年，他要成为牧羊者。

而这一切，就在于这位士大夫还没有成为台独教父之初的表演给人留下的历史印象。

解放军的现代化

当杨白冰坐在全国人大的讲话席时，他草绿色呢布军装上简单的徽章让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军队中官阶最高的政委。杨正发表讲话建议恢复人民解放军的军衔体制，这一机制曾被批评为封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产物。这一新的制度，杨告诉人大的155位委员，“将推动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

杨白冰建议的11级军衔制已于1988年7月初在人大获得通过，这只是一系列军队改革的最新举措，这次改革旨在将原本装备落后、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改造为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伴随军衔制度出台的，还有引入包括星标、帽檐、肩章和饰带的军服，以取代以往所有军人一袭绿色军服的样式。

新的军衔和军装的使用目的是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因为中国领导人为了有利于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而决定降低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他们削弱了军队的权力和威望。

自1985年，有100万名军人，包括45万5000名军官退出现役。尽管中国还保留了多达350万人的军队，但与520万人的苏联军队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丧失其世界上最庞大军事机构的地位。现在，北京宣布还有7万名军官将脱下军装，到政府部门任职。现在的军费预算5.8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已由1979年的17.5％下降到8.5％。而美国相比起来，却支出多达2920亿美元，或占其预算的27％的军费。

军队数量的精简还得益于邓小平成功的经济复兴。“幸运的是，军队对农村孩子的吸引力已不如以前，”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说，“现在他们从事农业耕种就能有可观的收入。”

诸如向外国出售武器所得的资金都被投入到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其中不仅仅包括新式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还包括发展与以往不同的战略战术。他们还在恪守着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过去的3年里，中国已经创建了自己集团军，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抗击可能的入侵者，同时还有“拳头部队”、快速反应部队，用以对付在与苏联接壤的4600英里的边界线上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去年3月，面目一新的人民解放军经受了一次考验：它在离越南200英里的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的越南海军的挑衅。

何智丽与让球风波

在汉城奥运会前夕，实力强劲的中国乒乓王牌选手何智丽的排名已跃居女单选手排名第一。对于乒乓球这一比赛项目，运动技巧和竞技体格是同等重要的。这位现任的世界冠军今年才23岁，她身材高挑、端庄而富有活力，在比赛时总是握紧拳头四处挥舞显示信心。在过去的一年中，她的边线大力抽球——更不用提她那种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劲——使她在6次国际锦标赛中获得3枚金牌和1枚银牌。要否认她第一的位置是很难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她将被拒之于奥运会门外。

去年6月，国家女子乒乓球队的主教练张燮林从3名奥运会女子参赛选手的名单中删去了这名上海籍明星。他选中了一位并不出名的21岁选手陈静，认为陈更有夺牌胜算，因为她“体力好、充满活力”，并且“其他队对她知之甚少”。虽然他也承认何智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但张依然坚持认为何现在状态不佳。“此外，”这位教练说，“她不擅长双打。”

但是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中国体育界里几乎没有人相信张的解释。但那位乒乓明星却被“这一决定震惊了”，她告诉《 上海日报 》，“我已经做好了（ 为中国 ）赢得第一枚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心理准备。但为什么不让我去？”何的许多球迷也为她叫屈。孙美英是一位前世界级乒乓球选手，现任国家队顾问，她呼吁收回这项决定。“无论在知名度还是事实上，”孙在《 中国体育报 》上写道，“何智丽是最优秀的单打选手之一，应该参加奥运会。”英文《 中国日报 》的副主编表示，何的缺席表明“公平竞赛的准则已经被抛弃”。

真正的问题似乎出在何智丽不久前的过失违反了其他准则。上个月出版的《 中国作家 》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一位杂志作家注意到，去年当何智丽在39届世乒赛上赢得世界冠军凯旋时，媒体对此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为什么会遭受冷遇呢？在新德里举行的决赛上，文章写道，何智丽的教练曾指示她在半决赛中输给一位防御型打法的队友，因为他们认为在决赛中那位队员比何更有优势击败韩国选手。毕竟，何智丽曾两度负于该选手。但是，何不顾命令依然击败了队友，并在后面的比赛中击败了那位韩国选手。

该作家在报道中写道，尽管兴高采烈的球迷们当时想“何的斗志令人敬佩”，但批评人士却要求对何进行惩罚，因为“她违反了组织纪律”，即个人的所得和名誉必须服从于组织和国家的利益。在考虑两方面的意见后，上级形成了一项决定，“因此，大众媒体变得沉默。”

但事实上媒体并没有保持沉默。“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公开讨论是否应该让一位著名的运动员参加国际锦标赛，”中国新闻机构声称，人们反反复复地对事件的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事件的最后结果。”他们也热切地盼望着能席卷那4枚至关重要的奥运乒乓球金牌。但是即使没有何智丽，中国也能凭借其选手的天才资质和丰富的经验对其主要竞争对手形成优势。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主导着这一体育项目并保持绝对优势，但这种局面在汉城将经受考验，因为欧洲的男选手和韩国的女选手是严重的威胁。让何智丽坐冷板凳或许是对秩序的屈服，但如果奥运会比赛的结果导致新的排名秩序，中国就会感到懊恼而气愤的。

性革命袭击中国

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改革所带来的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社会麻烦。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方面的问题像伴随改革而来在两性关系上的随便态度这个新问题那么令人感到不安。多年来，北京的官员们一直告诫毫无警惕的公民提防性罪恶，想以此来挡住这方面的威胁，人们对他们的努力不予理睬。近日来，政府允许就手x、未婚先孕和性犯罪这些以前遭到禁止的问题为政府工作人员举行公开讲课和讨论会，这个方面的讲课吸引着全国各地大量的人群。上海的社会学教授刘达临说：“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已听到许多了。还应当再加上一个第五个现代化，即观念现代化。”

在中国繁忙热闹的大街和拥挤的小巷里，有人再次开始靠卖x赚钱。在上海这样一些城市，性病发病率增长了3倍，而官方曾宣布已消灭了这种病。另一方面，新接触到西方思想的千百万中国人，成了浪漫的爱情和性满足的牺牲品。据说大约有60%的中国人对配偶不满意。强制性的调解劝告并没有阻止一年50多万人离婚。警察的搜查也未能阻止地下销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刘说：“中国人像在黑暗中待得太久的人一样，当窗户突然打开时，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刘是中国最著名的性学家。

那么，医治矫正的方法是什么呢？刘开的处方是，信息，信息，更多的信息。他经常举办有关性的讲座，写了30本有关爱情、性和婚姻的畅销书，帮助开始出版新杂志《 性教育 》。主要是由于刘及其同事的游说，国家已同意拨款在全国各地6000所中学开设实验性的性教育课。教育家们认为，中国在性方面的觉醒与其说是对公共道德的威胁不如说是一个表示进步的迹象。香港的精神病学家、性教育的倡导者吴明伦博士说：“除资本主义外，如果人不在一定程度上享乐，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现代化。”

吴和刘两人有时在同一个讲座上讲课。他们持有的共同观点主要是源于常理和“性乐”，而不是源于马克思。例如，刘并不宽恕婚前性生活，但他认为这是生活中的事实，因为中国高达30%的青年在婚前有过性生活。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的晚婚和晚孕“不符合人的生理发展”。人在十八九岁达到性成熟，很可能在得到官方批准之前很久就做自然而然会做的事。

一场越来越激烈的辩论的主题是，面对目前的局面人们该怎么办。把不能要的胎儿打掉。政府资助的流产早就成为中国已婚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方法，但政府仍然拒绝向单身的男女提供避孕用品。因此，未婚妇女宁肯秘密地去做危险的流产，也不愿因选择合法的途径而暴露他们不正当的关系弄得丑事外扬。刘感到烦恼地说：“如果我们教他们如何避孕，可能婚前性生活会变得更加普遍。”

当局拒绝正式承认中国有同性恋，而且他们往往把同性恋看作是犯罪。警察在深圳至少封闭了一家已成同性恋者聚集地的酒吧。刘说：“人们通常把同性恋行为当作是流氓行径。”他对处理这种属禁忌之列的性行为的忠告是：对它们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迷信的态度和刑事处罚来对待他们。他说：“我们想让人们接触病菌以增强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

然而，一些官员依然决心阻止中国性革命的进一步蔓延。《 性教育 》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正式刊印有这样的话：此杂志仅供内部阅读，而不向公众出售。这么一来这家羽毛未丰的杂志就更难赢利了。这家杂志的投资者似乎愿意采取拖的办法来对待政府，而且第一期杂志已经售出这个情况使得乐观主义者断定，在这场有关中国对性解放能容忍到什么程度的辩论中，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将是中国的务实精神。《 性教育 》杂志社论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但是，他问道：“你认为能把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思想窒息而死吗？”

放开物价的恐慌

据报道称，在沿海的江苏省，有一个家庭因为害怕出现全国性的经济崩溃，竟然买了800盒火柴，以防短缺。而在北京，有一位老太太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在家里囤积了1000磅的食盐。而在一次抢购狂潮之中，北京百货商场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将所分配的整整一个月的40台洗衣机销售一空。在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人们排起了长队，从银行里取出存款。这一趋势实在太严重了。在广东省，有些银行分行因此而陷于停顿。由于这股购买狂潮使得货架空空如也，还造成了食物和其他商品的短缺，因此流言飞起，称省级官员正加紧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骚乱。

这股狂潮绝对不会恶化为整体的混乱无序。但是在官员们提出稳定的措施之前，一股真正的、非理性的恐慌之情还是席卷了全中国，因为人们害怕经过近十年的时间而辛勤建造起来的经济改革大厦毁于一旦。

1988年10月初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一个五年计划。据最终的会议公报称，该计划将力图“结束经济活动中的混乱状况”。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称，“明年将以更小的步骤实行物价改革”。声明同时建议指出，“应紧急采取”措施来检查通货膨胀情况。

北京希望它的这些举措能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并且能赢得时间，使通向繁荣昌盛之路的坎途变得平坦无阻。保罗·史雷斯伯格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职员，长期以来是中国问题专家。他说：“由于物价体系的重建，他们将速度由50英里／小时降至35英里／小时。”

正如这次会议着重指出的，经济虽然经历了一个狂热扩张的阶段，但目前已陷入困境达一年之多。为了抵消物价的增长，支撑境况不佳的工业，国家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投入了大量的新印制的钞票，发放了过多的补贴。这些行为对本来就在飞速增长的通货膨胀率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回顾过去，其实在8月中旬，改革运动就似乎受到了限制，因为那时，领导人们汇集在避暑胜地北戴河的一个集体疗养院里，宣布了一个五年计划，要放开所有物价。在一周之内，大多数的主要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发生了恐慌的抢购行为，因为人们以为主要商品的物价会上涨，所以都想进行囤积。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个月的消费支出上涨了40%，是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增长。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有着1250万人口的工业中心上海。那里的零售额超过1987年的水平达60%之多，基本商品的短缺已非常严重。

北京迅速采取了措施来安定民心。它提高了存储利率，想从银行这头掐断这股热潮；政府命令增加诸如彩电、自行车等商品的产量；在一些地方，还对每个家庭能够购买的主要家用电器数量做出了限制。然而，北京还是用了数周的时间才将这股抢购狂潮置于其控制之下。

无论如何，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去年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同时也是混乱无序的。1988年的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攀升到11%，达到约1500亿美元。1987年总体的工业产量暴涨17%，同时农业产品产量增长了5%。到处都在建造新的住房和工厂。1988年前7个月，就有14000个新工程破土动工。同期之中，政府投入了22亿美元的信贷资金，进行首都建设。

这种繁荣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其中最大的麻烦就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在共产党的前30年统治之中尚无人知晓，因为当时的物价和工资都是国家规定的。中国的官员们把通货膨胀率确定为20%，但国外的外交官估计实际上可能是30%或者更高。一位34岁的医生说：“什么都涨价了。蔬菜是涨得最厉害的了，而肉价也居高不下。”她补充说，她和当记者的丈夫一个月加起来只有30美元的收入，他们几乎无法靠此生活。那些在经济改革之下出现的饭店，由于价位过高，因此将工人拒之门外。北京的一些公园，比如以前皇家的颐和园，将门票提得这么高，使得普通市民再也不可能经常去游览了。

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 “他们就会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这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都期望这个国家转向“企业改革”。这一术语意指要营造出一种环境，它使国营企业拥有自治权，能自主决定投资和生产；它也鼓励开办新的企业；它也会使一些公司至少是部分地实行私有化。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同放开物价中的问题相比，更令人不敢向前。因为在企业改革之中，要说服工人扔掉保障其一生的“铁饭碗”，此外还要处理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

一个中国百万富翁

刘希贵身上唯一能看出他并非是外表所显示出的身份地位的迹象，就是他身上揣着的一盒美国香烟。否则从他的衣着、简单的发型以及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判断，他只不过是中国广大农民、工人的普通一员而已。33岁的刘是一位沉默寡言，热情诚恳的人。他经常站在停着卡车的小院子里，与工人混在一起谈天说地。和其他司机一样，刘经常驾驶一辆捷克造TATRA牌卡车。但完全不同的是，他是老板——一位百万富翁。

刘希贵是一家业务不断扩展，资产已达160万美元汽车运输公司的所有人。当地官员在谈到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时，他无疑是鹤立鸡群的。但是他的成功也引发了一个特别的进退两难的境遇：身为百万富翁的刘被党组织拒之门外。当地官员为此事一直争论了3年时间，尽管刘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但现在似乎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迹象。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党章中的一项条款，即禁止党员从事私营事务，特别是那种可能使人成为个体百万富翁的行为。刘辩解说，他是实践了党的政策才能富裕起来的。“这并没有任何冲突，”他说，“没有党的政策，我不可能会有这家公司。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他的生活肯定无法同与之类似成功的香港实业家相比。他住在3间俭朴的房子里。他的2个孩子还睡在炕上，那是一种传统的土床，通过在床下烧火取暖。家中的客厅里摆放的也是廉价的木制家具和塑料花，点的是一盏荧光灯。刘每月工资为135美元，略高于他付给妻子的108美元，但少于其他工人的工资。他唯一的奢侈品就是2辆轿车。

尽管刘不是一位完美的消费者，但他依然雄心勃勃。在这样一个以“万元户”为富裕衡量标准的国家里，刘的目标是将自己多达270万美元的财产翻一番。一星期内，他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在挂着地图、装有电话的小办公室里工作一整天后，他会自己驾驶着卡车，装载着建筑材料行驶在漆黑的偏僻公路上。他要求工人像他一样投入工作，那些人每月拿回家的工资是这个国家平均工资（ 23美元 ）的5倍。“我要求他们努力工作，他们也觉得自己会得到优厚的报酬。”刘说。

虽然刘天性沉默，但他却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物。沈阳城郊几乎所有农民都认识并尊敬他，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他的雇工。但是他们都非常自由地对刘的党员权利进行争辩。态度强硬的人们指责刘希贵这类人都是靠剥削工人而肥起来的，他们不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支持刘的人认为，仅仅因为某人的富裕而歧视他是不公平的。其他一些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却更直接地想要去重新分配他的财产。刘说他已经接到了“一千封”索要现金的恐吓信。他接着说：“我碰到过拿着匕首逼我借钱的人。”

但是刘依然记忆犹新的艰辛历程使他无暇去顾及精神上的不公平待遇。为了冲破贫穷的枷锁，刘曾在一家小医院里卖了30次血，用卖血的收入买猪。到了1979年，人们突然被允许签订合同为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时，他成功地获得了承包村里经营不善的汽车运输公司的合同。他卖掉了猪，雇了2名司机并在4个月里赚了2700美元。之后，刘转向建筑公司和公路局。他5个兄弟中的4个都拒绝加入他的公司。他们指出，如果刘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办现在的公司，他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分子”加以迫害。

此话千真万确，但现在走发财之路有了转机，而刘正好坐在方向盘前。现在，地方官员为这位百万富翁居民自豪，甚至仰仗于他。自1979年，刘上缴了27万美元的税收。像许多西方慈善家一样，他为学校和公益事业募捐了大量资金；他赞助了本地的足球队，捐款给养老院，并为自己的老家修了一条路。金钱或许买不到他所期望的党员身份，但他自己说，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他所做的好事、好榜样是“为整个国家效劳”。

中英两国相互妥协

虽然内地的革命热潮似乎已经消退，但对于具有殖民地 “皇冠”之称的香港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是令人畏惧的近邻。尽管中国大陆现在正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10年之后会是什么结果仍然不确定。因此，香港的许多年轻技术专家不敢冒险：他们纷纷离开这块殖民地，表达他们对前途未卜的心情。尽管北京承诺在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法律。但在经历了155年的英国统治后，这块殖民地正遭受一场潜在的人才流失。

英国和中国政府为了缓解人们的焦虑并树立信心，对1997年的权力交接安排达成了一致，中国从原有立场上有所软化。1988年11月底在广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官员同意，1995年选出的香港立法会将保持，直到4年后，即1999年任职期满为止。这就认同了英国方面所谓“直通车”的概念——最初被中国方面拒绝——主要是为了保证选举产生的香港地方政府能在敏感的过渡时期管理香港。

作为交换，中国要求未来的立法会委员接受中国正在为香港起草的《 基本法 》，并宣誓效忠1997年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项妥协达成的意义远远胜过了政权交接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这也是近50年来英国撤出其殖民地时做的最小心谨慎的准备。数百名来自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官员正忙于起草、反复修改、讨论并谈判这块世界上地价最昂贵地区的未来。

这一过程正好发生在香港地区政治觉醒时期。人们是否能够对谈判产生信任，主要或至少间接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息息相关。1985年，中国组成了这一59人的委员会，对1997年后香港的发展进行勾画。为了赢得香港人的信心，中国任命了香港本地的23位人士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不久之后，这一委员会又负责组建了一个180人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在重大问题决策方面代表香港人观点的集团。

去年4月，当中国完成了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后，这一咨询集团开始真正兴盛起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用了5个月的时间与香港公众举行公开会议对草案进行咨询。咨询的最大发现是香港公民对加强民主价值观念的考虑越来越多。这次达成的妥协表明，中国原本全神贯注的是香港的主权问题，而现在中国对香港公众观点走向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前者。“我现在还待在这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马丁·李说，他是受过英国式训练的律师，现在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目前立法会的议员，“我只想告诫双方政府为香港做最好的设计。”

印度总理访华

仅仅18个月以前（ 1987年6月 ），印度和中国的军队还正在沿着他们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集结，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似乎又要进行一次军事对抗。然而，1988年12月，两个大国正在准备进入一个新的，人们希望也是更好的双边关系的时期：新德里和北京正在为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5天的访问做准备，这是42年来印度领导人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访问。

甘地的中国之行将结束长期以来的相互不信任。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印两国在很棘手的喜马拉雅边境问题上出现分歧，这种不信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没有人指望中印领导人在北京的会谈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访问可能会使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对于印度来说，甘地极具风险的北京之行也是他为了突出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而进行的一系列过分自信的外交活动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一名印度高级官员说，印中会谈也适合一种“每个国家都在彼此谈判”的东—西方环境。甘地访问完中国后，下一站将是伊斯兰堡，预计他将在12月底与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布托进行会谈。

上一位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印度总理是甘地的祖父尼赫鲁。他是1954年访问北京的。中国第一次提出邀请是在1984年拉吉夫母亲印地拉的葬礼上。一年多以前，甘地终于告诉正在新德里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学谦：“我们很愿意来。”

44岁的甘地将成为他的中国同行66岁的李鹏总理的客人，还将会见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国的高级领导人，84岁的邓小平。这些会谈估计只会达成一些文化和航空方面的协议，但是，正如甘地的一名高级助手解释的那样：“这次访问的意义就在于，总理进行了访问。”印度著名的国防战略家苏布拉曼亚姆补充说：“这次访问会不会有什么具体成果，并没有关系。但是，两国之间一定要有最高级别的交流，因为我们根本受不了另一次战争。”

两国在2100英里的边境上的领土争议导致了1962年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战争。边界纠纷在两国国内都是一个很容易激起民族情感的问题，1981年以来，两国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已经表示，它现在要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讨论这个问题。

两国关系的改善，苏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一直积极鼓励两国改善关系。长期以来，印度与苏联在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紧密联系都是建立在两国遏制中国的共同利益之上。新德里担心，逐渐改善中苏关系可能会影响苏联和印度的关系。为了减少印度的担心，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过去两年间对印度次大陆举行了两次访问，最近的一次是在11月。

为了符合印度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北京会谈的一个内容就是柬埔寨问题。新德里想在这个问题上从外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甘地政府是越南和河内支持的金边政权为数很少的非共产主义朋友之一。印度很有兴趣成为柬埔寨交战各方的调解人，如果围绕驻柬埔寨的5万名越南士兵撤军问题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印度恐怕也会对成为这一协议的保证人感兴趣。

一种挑剔挖苦的观点认为，甘地曾想解决邻国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僧伽罗人之间的对抗，但没有取得成功，因此他会很愿意得到一次可以进行补偿的机会。1987年7月，甘地试图通过与贾亚瓦德纳总统达成协议来消除对抗，但是，这却引发了僧伽罗武装分子的血腥反应，因为他们认为印度侵犯了斯里兰卡的主权，而他们对此很憎恨。印度在斯里兰卡的7万名士兵的维和部队发现自己现在卷入了一场游击战。已经有将近700名印度士兵和4300名斯里兰卡士兵在战争中丧生。

北京的会谈重点将不会是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是一种长远的关系——甘地热情待人的个人风格估计将会对此非常有用。即使中印两国关系的冰山只有顶端融化，双方可能也会感到很满意。

中、韩间的突破

去年9月，汉城奥运会期间，中国的电视报道插播了大量的广告，其中有一个做得很漂亮的高士达电子的广告。中国的数百万电视观众可能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高士达是一家韩国公司。但是，尽管播出这一广告还显得很谨慎，它却反映了中国和它东面新兴的资本主义邻居之间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再是秘密的了。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派部队支援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自那以后，中国和韩国就成了敌人。随着中国实行经济开放以及韩国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两国悄悄而又轻松地建立了互利互惠的商业伙伴关系。

12月早些时候，韩国的KIA汽车公司将把首批1000辆中客车和小型载货卡车交付中国大陆——这是两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定期贸易以来最大的一桩生意（ 估计价值1亿美元 ）。两国还在计划其他大宗交易，但是，对双方来说，和以前的敌手做生意需要一些技巧。北京迫切需要韩国的资金、技术和加工制品，但它一定要注意不能和北朝鲜这个同盟作对。任何国家只要同“三八线”那边美国支持的汉城政府打交道，平壤的金日成政权都会对它表示公开的敌意。同样，中韩商业联系的加强在台湾也正引起不安，因为韩国是台湾在这一地区很少的关系密切的朋友之一。

中国和朝鲜被最窄处只有150英里的鸭绿江隔开，两国是天然的贸易伙伴。70年代时，两国开始秘密进行小规模贸易，绝大多数是通过的香港的转口贸易。1983年，中韩官员就返还一架遭挟持飞往韩国的中国客机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两年后，中国决定参加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两国贸易额增加更多。去年，尽管北朝鲜呼吁中国抵制在汉城举行的奥运会，中国还是决定参加，两国贸易额进一步增加。

今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预计将达到30亿美元，而去年是18亿美元——10年前仅仅只有1900万美元。相比之下，1988年中国和北朝鲜的双边贸易总额只有5亿美元。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的中韩贸易都要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香港。而现在，约有一半的贸易是直接贸易，估计两国到年底可能会正式开通直达海运航线。除此之外，政府管理的韩国贸易促进公司说，它很快就会得到北京的批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在进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对韩国的加工制品尤其感兴趣——纺织品，彩色电视机和其他工业品——它现在正鼓励韩国的投资商在华开办工厂，对华转让科技，特别是在电子和钢铁行业。“中国有意在一定程度上模仿韩国的经济模式，”布鲁金斯学会（ 华盛顿的智囊团 ）的亚洲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韩国不像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韩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大企业集团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对此比较适应。而且，中国认为，韩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既不是特别先进，也不是特别基础——非常适合中国的发展。

韩国资源贫乏，它需要一些中国极其丰富的商品：玉米、棉花、煤以及其他东西。同时，韩国的出口商还很想进入中国这个他们看来极其巨大的市场；他们担心，由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以及1992年欧盟贸易组织的出现，他们传统的出口市场美国和西欧将会缩小。

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还有政治上的动机。自从去年2月卢泰愚总统就任以来，汉城一直在努力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扩大交往——苏联和它的东欧同盟国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它希望能缓和同北朝鲜的关系。“汉城认为，像这样扩大交往可以帮助北朝鲜采取务实和坦诚的态度，”韩国航空的顾问彼德·玄说。10月份，韩国在布达佩斯特设立了一个常设大使馆，这是它在东欧设立的第一个。韩国商人还和保加利亚、波兰和南斯拉夫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

韩国试图利用经济关系获得政治上的好处，然而，这一点可能与北京的目的不一致。北京更愿意保持两国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免激怒平壤。中国和莫斯科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以赢得平壤的忠诚，中国不想输给对手。“如果按照北京的想法，”北京一个智囊团的研究员说，“我们和韩国的经济关系就会蓬勃发展，但是两国之间却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关系。我们不能过分疏远平壤。”

尽管一切都进行得很谨慎，平壤显然还是感到不安。为了表示不满，他们给予苏联人飞越北朝鲜领空权，并同意苏联的海军船只使用北朝鲜的港口。然而，考虑到最近中苏关系的解冻，他们可能会发现，要使这两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彼此对抗是越来越难了。12月中旬，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成为1959年以来访问莫斯科的第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他的访问可能会为明年的中苏首脑会面打下基础。莫斯科最近正在想办法增加它与汉城的贸易，这一点让平壤更加感到不安。苏联和韩国目前正在商讨交换正式贸易代表。

北京和汉城的密切关系在台湾引起了更为严重的焦虑。只有23个国家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韩国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国家。台湾担心，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关系可能会为韩国承认北京政府铺平道路。今年早些时候，台湾官员开始讨论一个有争议的“双重承认”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即使一些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仍然可以同它们保持经济和政治关系，台湾目前的政策要求与这样的国家断绝关系。

台北的担心可能太过草率。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总理李鹏强调指出，北京没有打算与汉城正式建交。除了中国与平壤关系密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使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很谨慎。“如果中国能承认两个韩国，”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为什么世界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呢？”

对北京来说，政治上的纠葛使得同韩国的贸易成为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他们在处理与韩国人有关的事务时显得尤其地慢：1985年以来，已经有30多家韩国公司申请在中国建立80家合资企业，但最终只敲定了5家。它们包括：总部设在汉城的大宇财团出资在福建开办的一家冰箱厂以及电子业巨人三星计划开办的一家彩色电视机厂。一旦有机会，更多的公司将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韩国工业协会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韩国大公司想在中国投资。大约有100家韩国企业已经通过香港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香港移民热

1997年是这块英国直辖殖民地回归中国的日子。对于香港的市民来说，它就像地平线上的积云，充满着不确定性。“每次集会，人们都会谈论这件事，”一位年轻的银行家说，“你有什么打算？你怎么安排的？这类问题听得越多，你就越是要问，干嘛留下来呢？你会觉得，有一天，你将成为留在后面的唯一一个人。”

尽管这位银行家宁愿留在香港，他还是屈服于这股移民热潮，准备移居到美国。1万名香港市民已经离开，还有至少5万名香港人正安排在国外安家。香港的英国当局坚持说，目前还没有出现危机，但是，他们最近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限制移民的人数。香港总督韦说：“很显然，这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银行、会计公司和计算机公司以及整个服务业的员工正在稳步减少，特别是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去年，香港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的670名职员和主管中的10％移民到外国，今年移民的人数估计还要多。过去两年间，香港的经济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失业率仅有1.5％，“人才流失”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更趋严重。最近对计算机行业的专业人员进行的调查表明，2/3的人计划在未来5年内移民。香港的一位美国银行家说：“每个能移民的人都在做准备。”

中英两国的官员都试图安慰香港的560万名居民，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和正在起草的基本法会给香港提供足够的保护，香港不会出现政治和经济巨变。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在50年内，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可以保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对这样的承诺抱有信心，特别是那些从中国逃难到香港的人。

绝大多数移民者选择的国家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一直都在努力寻求香港的专业知识和财富。去年，香港的加拿大领事馆发放了22100张移民签证，而前年只有8800张。除了鼓励拥有像销售和管理经验这样的特定技能的人之外，渥太华在1986年设立了特别投资者这样一个范畴，凡是个人拥有净资产50万加元，并愿意在3年内投资25万加元的人，可以移民加拿大。

澳大利亚在过去的11个月里向香港移民者发放了7666张签证，此前的12个月里，它共发放了5199张签证，而就移民问题进行咨询的更是猛增到4万人。澳大利亚计算机行业的一名招聘人员定期在《 南华早报 》上做广告，吹捧“澳大利亚有极好的机遇”。澳大利亚移民顾问协会的副会长斯特林·亨利说：“移民者大多处于35—45岁这个年龄层，在制造业和贸易业工作过，而且有钱投资。”

去年，美国在香港的总领事馆也发放了更多的签证——8517张，1986年是7325张——但是，这些签证大多是发放给那些与美国公民结婚的人，或是已经有家庭成员在美国居住的人。然而，美国官员说，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说参与了这次移民热潮，因为现在批准移民的人早在1979年就提出申请了。但是，美国的移民法最近进行了修改，提高了给香港的配额，决定今年发放的签证总数至少要增加4400张。

许多地区已经感觉到了香港移民带来的金融方面的影响。香港商人正在买断多伦多的成衣制造区里的工厂并对它们进行现代化改造，他们的投资使得这一地区重新充满活力。“他们在多伦多创造了商业繁荣，并开拓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房地产市场。”多伦多处理移民事务的律师门德尔·格林说，“人们开玩笑说，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会买一座价值40万美元的豪宅和一个价值3000万美元的购物中心。”由于价格上涨（ 平均每座房子价值22.5万美元 ），许多首次买房的人几乎无法进入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投资者的大量涌入使一些加拿大人感到愤怒。“人们看到他们携带巨款，开着豪华轿车来到这里，显然他们无所事事，”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的主席埃德·霍说，“人们对此很恼怒。”

香港商人常用的一招是把他们的家人安定在国外，然后作为“加拿大人”或者“澳大利亚人”返回香港经营他们的企业，因为香港仍然被认为是做生意的最好地方。像这样的移民有一个说法叫“飞行员”——这在广东话里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没有老婆”。最近有部片子名为《 爱上飞行员 》，讲述了一名香港男子和一名香港女子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家人都在国外定居。

即使有钱又有技术，要想在另一个国家开始生活还是不容易的。38岁的龙福伦（ 音 ）是一名律师，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念过书。他认为自己的最佳职业道路是在美国而不是在香港，于是两年前他搬到洛杉矶。他通过了美国的资格考试，在洛杉矶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谋得职位。但是，司法体制的不同以及失去他以前在香港时喜爱的那些关系对他构成严重的障碍。他仍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是，他下定决心在自己选择的土地上取得成功。“这就是美国梦，”他轻声笑着说，“如果我再老5到10岁，做起来就更难了。”

香港官员认为（ 这也许只是一种愿望而已 ），因为有些国家现在敞开大门，所以人们忙着办移民签证，这股移民热很快就会降温的。这也许是对的。然而，其他人相信T.L.曾的话更为准确：“1991年左右是人们真正开始移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