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1994年
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内，亚太地区内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一直认为，到了21世纪，北大西洋时代将让位于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时代似乎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７年到来。今天，整个大洋的贸易超过大西洋彼岸的贸易。虽然某些地区的政治局势还很紧张，如斯普拉特利群岛（ 南沙群岛 ）和朝鲜半鸟，但是，到这个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这个地区的贸易量将占全球贸易量的差不多一半。
……
由于一年前对国内改革重开绿灯，它的经济建设发展突飞猛进：去年全面经济增长12.8%，私有企业部分增长高达50%。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增长的部分相当多地属于账面赢利。尽管如此，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预计到1994年底能实现翻一番，到2002年可望再翻一番。乐观主义者预示，经过大约一代人努力的时间，曾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
亚洲欢笑的一年
在整个猴年，东亚国家的经济在全世界一马当先。1993年，该地区的国家将继续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然而，地区不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像一对狡猾的狐狸那样潜伏着。
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内，亚太地区内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一直认为，到了21世纪，北大西洋时代将让位于太平洋时代。太平洋时代似乎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7年到来。今天，整个大洋的贸易超过大西洋彼岸的贸易。虽然某些地区的政治局势还很紧张，如斯普拉特利群岛（ 南沙群岛 ）和朝鲜半鸟，但是，到这个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这个地区的贸易量将占全球贸易量的差不多一半。
环太平洋国家自己就是最大的主顾：今天亚太地区大约65％的贸易是在该地区之间进行的，超过了欧共体国家之间62％的贸易量。这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有的刚刚摆脱经济停滞局面或者有的还仍然陷于这一境地的时刻取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预测199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时把它的预测数字从3.1％降为2.3％，而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它的25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7.3％，即使有些国家将不会完全达到它们在1992年的增长率。
中国1992年的增长率为12％，今年的目标是9％。马来西亚连续６年的产量至少增长８％。即使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也预测将增长7％。台湾地区、韩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在5％到7％之间。难怪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发表新年讲话时把亚洲称为“下个世纪世界上最光明的地方”。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思·埃文斯说：“全球的经济重心500年来将首次转向东亚。”
但是，即使该地区的前景光明，其领导人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令人担心的事情：据认为克林顿总统将比他的前任布什总统采取更为孤立主义的政策。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新加坡——担心在贸易问题上有可能被两个主要的贸易集团（ 欧共体和有待批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拒之门外，尽管这两个主要贸易集团曾许下诺言将按关贸总协定的条例行事。
中国担心通货膨胀将失去控制，因此可能会抑止经济的过热增长。如果刹车过猛，就会给香港吹进一股冷风，并将严重影响到台湾和韩国。中国还担心克林顿将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上海《 解放日报 》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在美日贸易、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以及同西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虽然东亚国家近几年来变得比以前更加自力更生，但是，“四小龙”加在一起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8％，中国一年的制造业产量为1750亿美元，与日本的1.2万亿美元相比也相形见绌。东盟６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多不了多少。“四小龙”的经济要继续腾飞，大国的经济也需要腾飞。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告诫说，地区间的贸易不可能靠自身来保持增长的势头。这同向亚洲以外的地区出口该地区的产品密切相关。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华盛顿和东京做出的决定。虽然日本和欧洲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不利，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上，但是，布什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华盛顿不应该采取过分强烈的报复行动，因为担心这会触发一场贸易战。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美国必须继续为亚洲和欧洲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布什的一位前高级顾问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再次向日本、德国及其它们的邻国保证，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继续在这两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捍卫和发展世界贸易体系。”
克林顿未必也持以上这些看法，尽管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和其他一些贸易问题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态度。他和他的班子并不同意布什核心人物的看法，布什的核心人物担心，如果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就有触发一场世界范围的贸易战的危险，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克林顿一再说：“我的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是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
尤其突出的是，克林顿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于他的前任。布什政府希望同北京政府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尽管它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因为布什认为中美关系在力量对比的竞赛中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克林顿的一位顾问说，克林顿决心使他自己和美国与北京下一代更富改革头脑的领导人共命运。在竞选期间，他发誓要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恢复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条件，尽管他获胜后态度有所缓和。
至于日本，它过去并不把亚洲看成是一个具有短期或长期经济潜力的地区。东京的经济重点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欧洲。而现在，亚洲渐渐成为东京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日本正在向美国和欧共体发出忠告，要它们必须遵守关贸总协定和避免采取排外主义的做法，与此同时，它还在努力刺激国内需求和开放自己的市场。
日本把代表亚洲主要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看成是对美国施加压力的场所，迫使它继续开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市场。日美经济关系委员会去年12月给日本首相呈交的一份报告说，日美必须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范围内确保同多边自由贸易制度保持一致，并以一种全球主义的方式促进亚太地区的地区性合作。
东京表示对建立一个亚洲贸易集团不感兴趣，它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它应该设法推动或组织亚洲国家内部就促进贸易和安全问题举行会谈。
但是，由于一些亚洲国家对日本在战时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这就会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它们不希望看到日本起主导作用，但是，它们说，日本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外汇储备上升到了450亿美元，它目前正对周围国家的经济起到一种推动作用。据一位分析家说，中国遇到好年头后，大家也就富起来了。即使是去年才同这个共产党邻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韩国的双向贸易额也已增加了40％。
亚洲国家目前正在继续辩论发展经济和扩大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两个问题是鸡和鸡蛋的问题。
职业化中国军队
中国的力量已超出亚洲地区。中国正重新制定军事原则，正加强军队的高技术装备，提高快速部署力量的能力，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和与之配合的空军。
既然苏联已解体，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处于衰败状态，因此中国就成为亚洲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力量已超出亚洲地区。中国在亚洲战略地区已使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是使它的势力范围内的每个国家都成为仆从国的帝国，但是北京显然正在重新制定军事原则。拥有300多万官兵的人民解放军尽管人数已减少，但是已具有相当大的新打击力。它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和支持这支海军的空军。这支军队已装备了更多的高技术武器，每年的军费为140亿美元，在中国更强有力地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时候，这支军队已开始在亚洲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结果是亚洲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就安全问题进行一次对话，至少建立这样一个对话讲坛可以澄清为什么中国一方面声称自己是一个温和友好的邻国，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其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中国的邻国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人民解放军的数量还不如说是这种加强军备的性质。中国加强军备所强调的是为附近地区的快速部署投送力量。
像19世纪工业化的欧洲一样，中国似乎感到需要加强力量以捍卫扩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匆忙在海上扩张，北京的一位西方军事分析家说：“到水边看看那里的建设。港口建设已达到疯狂程度。中国已越来越快地进入世界航运队伍。回顾历史，任何国家在这样做的同时都要建立一支海军来保卫其交通线。”
航运不是唯一的海外利益。一年前中国批准军队为了确保石油蕴藏量丰富的南中国海中的斯普拉特利群岛（ 南沙群岛 ）的安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两个月后，中国同美国一家能源公司签订了在该群岛勘探石油的合同。与此同时，中国在新疆沙漠地区进行了100万吨核爆炸试验。看来这次地下试验是要提醒全世界，尤其提醒美国国会，中国是不会受人摆布的。
北京的一位西方军事分析家说：“不管有什么理由，中国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大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成为一个大角色。它不想陷入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经济大国那样的困境。”
人民解放军仍在试图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概念转到“战略边疆”的新概念，即有能力迅速投送力量保卫中国边界以外的领土利益。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担心苏联的核打击，中国军队建立了11个实际上自治的军区（ 现在已减为７个 ）并把兵工厂分散在各地。这个计划能使毛泽东的理想化的农民军队靠人数取胜。但是北京已不再抱有这种浪漫的幻想。两年前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拉克的打击已向人民解放军表明现代火力的巨大作用。
总之，海湾战争使中国的将领们感到震惊。中国有庞大的陆军，但是空军薄弱、后勤跟不上、指挥与控制系统落后等抵消了陆军力量。北京的高级将领们看到美国巡航导弹、隐形飞机和灵巧炸弹对伊拉克军队的致命打击后都吃惊了。于是中国很快开始大量采购，集中力量加强空军，尤其是加强海军。
对中国来说，建立一支更职业化的军队对国内来说未知因素会少一些。但是对亚洲地区来说，充其量是福祸兼而有之。附近的小国对中国产生了猜疑。中国海军陆战队员除在南沙群岛加强巡逻外还在该群岛以北的帕拉塞尔群岛（ 西沙群岛 ）进行了两栖进攻演习。有迹象表明，中国将把新购进的Su—27喷气机部署在安徽省，显然是为将来海军到南中国海的巡弋提供空中掩护。
亚洲地区的防务分析家说：“为什么新加坡海军突然购买四艘扫雷舰，这同对付邻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无关，但是同中国和越南密切相关。为什么马来西亚建立一个快速反应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付东亚的不测事件。”南中国海附近的军事规划人员担心中国军队可能在这些群岛水域布雷，从而威胁到亚洲进行国际贸易的水道和日本取得中东石油的生命线。
因此，越南人已重新考虑是否要求俄罗斯人完全撤出金兰湾。越南人感到高兴的是，俄罗斯人仍在苏联设在金兰湾的旧基地保留了一个信号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建于1979年，能监听从马六甲到中国东海半径为1500海里的信号情报。
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具有更为深远的含义。中国军队也建立了企业，生产并销售化妆品、珠宝、食品、冰箱、摩托车、汽车等。解放军从经商获利所新购得的武器还没有开始把中国变成一个巨人。
中国：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包括诗歌、绘画、丝绸、炼铁高炉、水力纺织机、火药、火箭、磁石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术等，还有更多献给文明的礼物。然而《 国富论 》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中国“长久以来已经停滞不前”。黑格尔的说法是，中国缺乏欧洲人的勇敢探索精神，它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
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对中国人来说，他的祖国即是世界，正如英国人当年到达中国时在那里所发现的一样。整整两个世纪之前，装有66门舰炮的英国军舰停泊在天津港——北京主要的海上门户。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麦克特尼勋爵来到中国，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这次英军远征几乎就是60年之后美国军舰打开日本商贸大门的预演。虽然1853年麦修·佩里中校的礼物不容拒绝，但它在日本引发了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引进的西方先进科技，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麦克特尼的远征则是另一个故事。
当年这位英王的使者沿河驶向中国首都时，中国官员在他的军舰的帆缆上挂上号旗，他所带的贡品中有一座天文钟、一架望远镜和一个地球仪。地球仪惹怒了清朝官员，因为在那上面的中国只是一个普通国家。乾隆皇帝礼貌却又坚定地送走使者，并请他转告乔治三世：“我们从来不稀罕你们的精巧玩艺儿，我们也用不着你们的工业产品。”临走“天子”又加上一句话，请特使劝说他的英国国君“发誓永久俯首称臣，顺从驯服”。
这之后，西方国家为打开中国大门而做的努力曾写下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几代中国人的奋斗也同样悲惨：失败的“自强”运动、清政府的垮台、国内战争、民主革命战争。但在麦克特尼造访200年后，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大炮轰开广州炮台所带来的影响要轰轰烈烈得多。这个古老自傲的文明国家正打破封闭，加入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显然，中国的新一代民众已成功地融入外部世界，赋予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亚洲的经济重心、军事强国，与当年那些入侵中国、欺负中国皇帝的西方国家平起平坐。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与昔日有所不同。由于一年前对国内改革运动重开绿灯，它的经济建设发展突飞猛进：去年全面经济增长12.8%，私有企业部分增长高达50%。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增长的部分相当多地属于账面赢利。尽管如此，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希望以1978年的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预计到1994年底能实现翻一番，到2002年可望再翻一番。乐观主义者预示，经过大约一代人努力的时间，曾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究竟能否实现，还只是人们的猜测。不可否认，中国已是亚洲议论的中心，下世纪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现已满怀信心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已克服了它最大的担心，即中国的形象就像一朵莲花，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枯萎。19世纪谨慎的洋务现代派人物曾国藩说：“我们要向野蛮人学习的东西只有一件——坚船利炮。”
今天，这些长久的怀疑似乎已经消逝。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人相信，中国人能学习西方的科技并参与世界竞争，而不用担心会失去自己的灵魂。省市县乡各级都竞相争夺对外开放的第一或最多，中国最南部的海南岛夸口要成为第二个香港。东北部的山东半岛——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孔子的故乡，声称要尽快赶超韩国。上海希望成为长江流域地区的“龙头”，并恢复其当年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
同样意义深远的是，海外华人企业家正积极努力与大陆建立商贸联系，旨在把东亚建成独立的经济发展地区。早年移民海外的华人在东南亚建立起工商阶层，他们的后代，与台湾、香港一道，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某些有远见的人所说的“大中华”。自1949年以来，北京与台湾的代表首次正式会谈，于1993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是个华人人数众多的国家。尽管双方只谈了有关政府间接触的问题，但坚冰的融化预示着将来会有更大的动作。
对某些亚洲人来说，“大中华”在语义上是一把双刃剑。北京正在建设一支远洋海军，一个高科技武器库，用来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利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资深学者罗伯特·斯拉卡皮诺风趣地说：“仅仅几年前，中国的邻国主要担心中国软弱可欺，像一盘散沙；今天正相反，它们担心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威胁。”
世界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并不感到陌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成为自由市场商人的乐园：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巨人，停办集体农场、谨慎地开展对外贸易、谨慎地为实验特区引入外资。深圳特区就是其中之一，它当年曾是一个毗邻香港的边境检查站。这些改革的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去年1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他来到深圳，大加称赞深圳取得的成就，并预言深圳将随“亚洲四小龙”（ 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 ）之后成为第5条龙。
一位南京大学教授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气氛都整个为之一新。”人们相信社会正向着更大的繁荣迈进。近几个月来，速度更加快了。有关进出口贸易收益、引进外资、股市、建筑业、服装零售、夜总会等各业的消息加速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数百万的中国人“下海”经商。一年前人们还不曾知道的自由权，现今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强烈欲望——自由选择职业、去外资企业应聘等。兰德咨询公司乔纳森·波拉克说：“成功孕育着成功。在全中国都登上改革的列车后，再停车已难上加难了。”
然而，改革仍不够全面，现在仍主要局限于南方地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在甘肃这样的内陆省份，许多人的生活勉强维持温饱，一些人仍住在窑洞里。在西南部贵州省的一些偏僻地区，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农民“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逝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更不知道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
然而，沿海地区和城市总是社会革命的温床。这一切中，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发展如此之快。去年，四川省会成都市出现成千上万的蝶形卫星电视接收天线。西方人波拉克感叹：“成都一夜之间就地球村化了。这些变化对几亿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有，别处有，到处都有。”
新兴的深圳和其他经济开发区，产生越来越多的“大款”，这给中央政府提出一条实际的选择：尽量放宽特区的特许自由。到1992年底，全国已建起8700个“开发区”，一年前只有117个。驻北京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大大超过戈尔巴乔夫或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上海市外贸委员会副主任说：“再把门关上已行不通。”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与邻国和西方国家竞争太着急了。房地产公司占用耕地过多，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农业生产技术的用武之地，在家乡农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这些贫困的农民沦落为“盲流”到外地谋生，目前总人数已高达1亿，这个自由的人口群体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总数。密执安大学学者肯尼思·利伯瑟说：“这个人群总人数有潜力发展到2亿甚至更多。”
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的同时，犯罪、娼妓和吸毒人数在新兴城镇迅速上升。政府官员是否比过去更公开地腐败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暂且不论。不安定因素主要有两个：通货膨胀和贫富两极收入差距加大。如果信用扩张、股市投机、房地产公司的气泡破裂，那么北京政府应负责任。
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评价说：“中国的局势从整体来看似乎很乐观，但不论哪一方面，你仔细一看，则情况很不妙。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雷认为，这个缺少的环节联系两个阶层：一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转化的清朝官吏阶层，一是1949年毛泽东所转化的农民阶层。这两次转化带来相当大的震动。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内陆地区封建诸侯割据，边疆由游牧民族守卫。孔子强调国家统一的思想来源于统领军队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
中国文化不是像爱默生蔑视的那样“呆板单调”，而是指聚集的村落，由只对皇帝负责的文官实施行政管理。黄仁宇在《 中国大历史 》一书中提出，直至近年来这两个阶层才在利益目标上融合，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国家。伯克利分校学者斯卡拉皮诺提出，在中国国内举行的合作性交流与国际交往同样都具有革命性。去年他在成都出席由西南四省联合主办的会议。“会议的动力是：我们如何修建公路、铁路和通信设施来把与我们相邻的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这种奇特作用的重要性“再夸大都不会过分”。
不论政府会说些什么，雄心勃勃的城市都在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今年3月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一个通常是彬彬有礼的立法机构，代表们在会上并不掩饰自己对长篇大论的官方报告的厌倦情绪。在古都西安，37岁的房地产开发商王国庆说：“我们这一代人更渴望学习，喜欢变革，我们要在新环境中立足。”
兰德公司的波拉克说：“现今社会正经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变革，恍若隔世，已经很难把它再套进一个十分传统的结构中。”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指出，在经济社会中，中国人正经历一场“个人自由的无限扩张”。
像1988年的韩国那样，北京为强化其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而申办在北京主办2000年奥运会。在世界强国中占有一席的前景，为这个拥有11.7亿人口的大国添注了新的活力。中国能像官方最近预计的那样，在2050年达到6万亿美元产值的经济水平超过日本吗？中国在过去的14年中年平均增长率达9%，外贸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大幅度增长。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高速度增长区域内，大陆中国人认为，不论小龙能做什么，“妈妈”龙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爱默生1824年把中国称作“木乃伊”，“埃及、亚述、波斯、巴勒斯坦、完美的希腊、傲慢的罗马等为我们留下艺术、经院、伟人的记忆和著作……这些国家给我们留下古代城堡的废墟作为它们自身的骨骸和纪念碑。中国则是自身的纪念碑。”如果是这样，中国已展示出其震撼世界的富有活力的形象。中国使东亚地区不再是面向西方的出口地区，而是自立自强的完美文明。
海峡对岸的警报
随着双方走近，小小的台湾的繁荣能成为大陆改革中民主的榜样吗？《 纽约时报 》的记者观察试图看清这一问题。
“小辣椒往往是最辣的。”这是3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对一青年团体讲话时引用的中国谚语。把谚语用于今天的新形势下，这里提出一个难题：台湾从独裁统治演变为经济发达并享有一定民主的地区，它的进步是否能成为北京的一个榜样？
这个提议是可以争论的，虽然不是在北京。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经济发展新四强，虽然对大陆来说，台湾只不过是第23个省。外交上，台湾很孤立，只与29个国家保持有正式外交关系。经济上就不同了：台湾有820亿美元外汇储备，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以上，在世界上列第25位。1992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530亿美元，列世界第14位。台湾与美国和法国签署主要军火协议，并且与中国大陆同在为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而努力。这对于一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岛屿来说已经相当不错，而大陆有11.7亿人口。
即使李登辉政府已停止过去反对北京政府的宣传，普通民众则直接把“台湾经验”的信息带到大陆。认证会计师Jaung Kwun-ming一年数次赴大陆福建省免费为同行讲学，讲解资本主义股市交易、税金冲销。学生们似乎对他所讲的台湾实例更感兴趣。台北市经济学家兼出版商查尔斯.H.C.高已经在大陆高校做过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数十场报告。今年7月，高将主持在江苏省召开的一个两天的会议，会上两位台湾著名企业家将做主题演讲。
专家学者还不是唯一把这一信息带到大陆的人士。台北城市大学学者说：“台湾在近几年中有400万人到大陆观光旅游。他们带去了大量的礼物送给亲友，还有许多钱。他们的富有和休闲旅游无疑给大陆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所接触的人会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一切？’”
在蒋介石率领其200万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之后的这些年中，台湾与大陆就几乎都是对方的镜像。像大陆一样，台湾经济也是政府控制的：在20世纪50年代，国营公司，如垄断型的台湾糖业公司，一家公司即占全岛工业产量的95%（ 现在只占5% ）。
50年代，蒋介石政府制定了两项经济新政策，促使经济起飞。一是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占有生产资料，并大大增加了购买力。另一项是与工商业界达成的协议，大体上就是你们一心一意挣钱，我们负责政治事项。
这两项政策都意在抚慰台湾当地人，他们把国民党残兵败将视为外来少数派。最终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经济自由化逐步渗透到政治领域。1988年，蒋介石的儿子和继承人蒋经国发起了谨慎民主化运动，包括宣布反对党的合法化。他还指定在台湾出生的李登辉作为政治接班人。在1992年大选中，主张台湾独立的反对党民进党获得31%的选票。2月，李登辉任命台湾籍人省长连战接替退休的郝柏村将军任行政院长。
在经济方面，台湾已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台湾岛内只有一家企业——中华石油公司——通常被列入《 幸福 》杂志每年公布的世界级500家大企业。其余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其中许多依然是家族式经营的作坊式企业。政府放弃对公司的拥有权，用税收作杠杆来鼓励对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工业行业投资，如计算机工业。国家经济计划作为指导性而非严格的强制性规定。台湾经济计划以4年或6年为单位，不用大陆5年计划的标准。
前任经济金融部长李国鼎是60年代和7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承办者。他现在相信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投资办好教育，学校培养出一代代的技术工人、经理和科技人才。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进入重点学校要经过全国统一考试，这样一来，知识精英阶层中也包括许多出身贫苦家庭的子女。36位政府部长中，21人有博士学位，5人曾担任过大学校长。
面向未来，一些台湾专家相信，大陆也将经历与台湾相似的压力和紧张关系。专家还认为，北京将最终给新生的工商企业者更多的旅行自由，放松外汇管制。正如台湾那样，工商界在大陆将成为不同意见者，他们支持那些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的政界人士。
出版商查尔斯与许多人观点相同，即20～30年内经济力量将会导致台湾与大陆统一。他认为，台湾最好的策略就是在大陆投资，与大陆进行贸易往来，因此成为“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一设想，台湾和香港能向“大中华”提供资本、管理、市场经验、国际观等，他们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
大陆官员坚持，台湾的模式并不适用。他们强调台湾经济发展的阴暗面——无止境的高消费热和污染。
西方的外交和经济学界人士普遍认为，双方是否仍在酝酿继续对峙下去。他们注意到，在内地与台湾于今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官方会谈中，虽然会谈的议程只商讨犯罪及走私等次要问题，但会谈总要涉及更大范围的问题上。北京和台湾都没有提出关于统一问题的明确时间表，耐心是中国人典型的美德。实用主义也是的——大陆与台湾间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关系不用很长时间即可使双方事实上的相互依存形势不可逆转。
改革的成就和麻烦
邓小平曾经说过：致富光荣——中国正尽全力贯彻实施。数千家出口外向型企业正在生产畅销名牌电视机、音响设备、运动服装和丝绸等产品。在位于北京的一家美国汽车公司与北京汽车厂的合资企业里，今年将有2.7万辆切诺基牌吉普车开下生产线。德国大众公司的企业将生产6.5万辆桑塔那牌轿车和1万辆捷达牌轿车。美国占第一位的体育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与中国6家鞋厂签订合同，生产占其总产量年产9000万双运动鞋的20%的生产任务，已经计划进一步增加这一份额。
列举在中国生产的世界名牌则是编辑一部工业《 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 》：吉利、皮尔·卡丹、西门子、三菱、日立、麦道等许多公司。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近8.4万家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注册登记，比去年登记注册的多4.7万家。出口额去年达到850亿美元，到1993年末将达到930亿美元，到2000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中国在1992年位列世界出口贸易第13位。工业生产去年增长21%，预计今年也能达到这个增长率。
工业“大跃进”令外界人士大为吃惊。推销商们却由衷地欣喜，因为工业增产带来工人收入稳定增加，购买力逐步提高。以深圳特区为例，官方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20美元。这一数字大大低估了这一地区实际收入水平。按照麦金西公司的咨询专家统计，人均年收入甚至高达2500美元。
在繁荣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复杂的而且有潜在麻烦的现实。北京目前正大力发展的经济，某种程度上借助国外援助，实质上是个混合体。它的上层是相对高效的轻工业促进出口快速增长，轻工业发展利用了廉价的半技术劳动力，利用了台湾60年代模式放大应用到大陆的经济规模。下层则是沉重的国营能源和重工业行业，这部分与苏联的经济核心相同。中国约有1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从事钢铁、机器制造、纺织和其他工业品的生产。尽管随着自由市场的引入，国有企业生产仍占工业总产值的55%，占城镇职工总人数1.48亿的70%。国有企业为1.06亿职工提供社会福利——终身工作的“铁饭碗”，福利住房，职工子女免费教育，足够多的退休金，公费医疗制度等。在北京的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指出：“这些企业就是微型化社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补充：“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把这些国有企业转变成为能在自由市场中独立生存的企业，的确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强劲的挑战。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这还不是目前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如果中国要实现既定目标，还必须同时要改善落后并税赋过重的交通和通信系统、吃不饱的能源工业和刚诞生不久的资本市场。尽管早在1978年北京就已经宣布过此项任务，但直到现在才开始顾及这些与现代化相关的问题。
外国投资商仅去年一年即向大陆投入高达110亿美元。他们有意避开国有企业，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副产品之一是赤字：国有企业1992年共得到补贴78亿美元，而当年的财政年度赤字仅为41亿美元。像他们曾经汲取灵感（ 设计蓝图和资本设备 ）的苏联的工厂一样，大陆的国有工业千疮百孔，人员冗余10%以上，生产的劣质产品无人问津。一位经济学家说过：“还不如关闭后重新另建新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近来更加大力度，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争取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而关贸总协定禁止多种补贴。1986年北京通过一项开天辟地的《 国有企业破产法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现在经邓小平的督促，《 破产法 》再次实施。1992年前10个月，346家企业宣布破产，其中104家国有企业。140万城镇职工因此失业。11月，重庆针织总厂欠债1400万美元宣布破产，2900名职工失业。在过去，这些职工会自动转到另一家国有企业上班。现在失业的工人或者进国有企业的服务性公司工作，或者发给一笔下岗遣散费。这种破产的社会影响是爆炸性的，如去年，天津国营海鸥手表厂解雇2500名职工，占职工总人数一半，产生了很多不安定因素。
政府这样做的初衷通过首钢较好地体现出来。首都钢铁公司，位于北京西郊，曾经是中国的主要钢铁企业，年钢铁产量570万吨，共有职工25万人，属于赢利企业。
在政策调整中，首钢经批准享有不经过国家外贸公司的独立进出口经营权。首钢建立自己的企业银行，公司经理可不必上报政府批准，有权自行决定最高不超过35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更重要的是，公司可留用更高比例的利润分成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加上技术改造和各种先进奖励制度，公司去年收入增长35%，达到5.5亿美元。作为其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公司购买了美国洛杉矶的一家钢铁厂，将其拆卸之后运回中国。
然而，首钢只是少数成功者之一。另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已经影响到基础结构。如铁路建设已大大落后于整个经济发展步伐：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每年平均新建铁路900公里，而到80年代又降到350公里。因此，去年总共有4000万吨货物运输严重延时。铁路交通虽然境遇不佳，但大多数企业还是选择铁路运输，避开因长期遭忽视而拥挤不堪的公路系统。
外国投资商最恼火的应属大多数落后的通信设施。北京和少数城市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直拨业务，但整个国家的通信现代化仍是一个梦，直到进入下世纪后仍将如此。到1992年底，全国电话装机总量为1900万部，平均每百人1.63部。相比之下，巴西平均每百人9.3部电话。
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灵活、反应快而且资金雄厚的资本市场。目前，工业资金投入是通过银行系统。国有企业，不论赢利或亏损，总享有优先权。中央银行没有自主权，不能控制资金供应。去年，尽管北京标榜推行市场经济，却向国有企业提供610亿美元银行贷款，比上一年增加20%；而私营企业的贷款要求都遭拒绝。虽然银行可以向外国公司提供如信用证、旅行支票类的简单服务，但是银行在这些企业的资金筹措上起的作用不大。
两年前，北京开辟了国库券市场，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去年证券包销商的投机行为几乎毁了它。包括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内的证券包销商承担价值70亿美元的国库券销售任务。他们认为价格会上涨，便把国库券自行买下，结果价格大跌，他们遭受重大损失。今年，政府重新采用老办法，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买下价值60亿美元的国债。
中国的两个股市，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建立，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股市资金总值达340亿美元，香港股市资金总值为1760亿美元。在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只有67家，最近又同意3家外国经纪人公司入市。外国投资者只能买无表决权的股票。由于中国的证监会不同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深圳和上海股市都存在投机违规行为。分享内部消息，很少公布年报，会计原则不为人所知或故意不执行。例如，许多财产公告没有说明赢利，常用高估存货的办法掩盖亏损。两地股市交易量都相当大，但政府的争论推迟了证券法的制定，而外国投资者却十分需要它。
股市有助于吸纳大陆银行2,100亿美元存款的一部分。但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越过国内资金市场，到国外发行股票。总部位于百慕大的Brilliance汽车公司（ 中国 ）投资的辽宁微型面包车制造厂，现已在纽约股市挂牌上市。这只股票运行良好，它因进入新兴的市场被看好。北京希望得到香港的资金支持，已批准包括上海石油化工总公司在内的9家企业6月起在香港上市。经济率先发展的广东省，最近宣布将在欧洲证券市场发行1.5亿美元的5年期债券。
使国有资产转亏为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国有亏损企业卖给个人，条件是有人愿意买。去年6月，武汉第二印染厂被卖给香港的Hongtex发展公司。这是国内第一例国营公司出售给外国企业。虽然这个工厂一年亏损500万美元，但新主人很快就扭亏为盈，主要办法是解雇原有1920职工中的1146人。其中数百下岗工人进入工厂新建立的附属宾馆或商店工作，但其余工人只得到短期临时性工作。
应用同样政策，吉林省计划把200家小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四川省有16家国有企业在拍卖。这类出售事项可能继续数十年，而不是三五年即可完成。政府官员强调，私有化的举措只不过是“试点”。但是如果中国要达到工业发展目标，这项试点必须成功。
如何为中国提供能源
《 新闻周刊 》的调查宣称中国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能源短缺的问题。供电部门采用分区轮流停电或限制供电量的办法管理城市供电。在浙江省杭州市，每晚的电视新闻节目会向电视观众通告第二天停电的区域。第二天的停电时间一到，机器设备和生产流水线就会戛然停止运转。
然而，中国的能源储藏量相对其开采和使用量来说还是相当乐观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煤炭生产国，其煤炭储藏量高达6000亿吨；石油生产居世界第6位，日产原油280万桶，位于墨西哥之后；发电量居世界第4位。在目前实施的第8个五年计划中，中国政府计划新增发电设备装机总容量1亿千瓦，比目前发电能力翻一番。
但这仍然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价格补贴、工业浪费、能源利用率低等已使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少量出口变为今天的石油进口国。国有石油工业生产去年全行业亏损17亿美元。据一位在北京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可能需要每天进口原油50万桶。
煤炭生产为中国提供75%的能源供应量。但是，煤炭价格过低已成为导致供应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大部分煤炭都产于北部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行业共有职工总人数为700多万，今年计划生产煤炭14亿吨。但是，由于煤炭价格过于低廉，使煤炭生产企业对现代化采煤设备投入不足。这种情况不但导致了煤炭产量增速放缓，还使得开采出的一些煤炭质量低劣。同时运输瓶颈的缺陷也凸显出来：大部分煤炭要运送到1 650公里以外的南方省份去，因为那里是中国的工业集中地。去年煤炭全行业因此亏损20亿美元。
外国的能源公司十分期望能进入中国的能源生产领域，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不十分情愿让他们扮演其中的重要角色。自1982年以来，外国公司已投资30多亿美元用于开发南中国海的海上采油项目。这些公司一直在抱怨它们的高成本和低收益的问题。它们一直努力争取得到在西北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开采权。这片石油储藏区比法国国土面积还大，是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宝库，原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量分别约2000亿桶和82500亿立方米。今年年初，北京终于批准了外国公司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油田开发权。
中国只有5%的发电量来自水力发电，北京已决定今后增加水力发电所占的比例。目前正在考虑修建的是中国规模最大、争议最多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项耗资100亿美元的水电项目要截断长江上游的流水，在修建过程中还要淹没一些世界顶级的美丽旅游景点，涉及110万居民迁徙。这一计划已在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并将于下世纪初完工。工程结束时将增加1700万千瓦发电量，相当于目前全国的供电总量。另外，中国政府还计划在黄河的上游修建15座水利枢纽工程。
目前中国只有一座核电站投入运行，这座核电站即是位于上海西南部的秦山核电站，其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第二座核电站正在修建之中，它就是位于广东省的大亚湾核电站。中国已表明将在辽宁省修建另一座核电站，安装两个从俄罗斯进口的核反应堆。到2000年时，将共有9个核反应堆投入运行，发电量可达到占全国供电总量的3%。
不论北京采用什么政策，要想彻底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改革。
科学技术在飞跃
世界上的首次载人宇宙飞行是不幸的。在尤里·加加林上天的500年前，一位名叫万户的中国人，把自己捆在一只木椅上，椅子下面捆上47只高功率烟火火箭，手中各拿一只风筝，命人为火箭点火。他没能飞离地面，死于燃起的大火中。
直到不久前，万户的失败一直是中国科技的象征，一个有众多历史发明创造的文明古国（ 从水车到阳伞 ）却在航天技术上十分落后。中国与工业革命隔绝，与西方科技隔绝，当它要发展科技的时候，把苏联选作学习对象，中国似乎注定要落后于科技飞速发展的西方世界。
事情并非如此。经过数百年来的挫折和失败，中国已接近重享科技发达之名。高科技出口突飞猛进——去年增加40%，达到39亿美元。电子产品和计算机零部件在海外销售良好，中国在生物科学和超导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甚至航天事业也由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而迅速发展。中国把亚洲卫星通信公司的卫星送上太空，以30%-50%的价格与美国和欧洲的卫星发射服务抢生意。中国第一位的卫星火箭生产厂商，长城工业公司的副总裁说：“我们的火箭发射技术既简单又便宜。”
尽管经常缺资金和设备，科学家已开始在世界上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智囊机构——SRI International进行的科技论文统计表明，1988-1990年间，署名中国作者的文章数目增加40%，这些论文被其他论文引用的数量增加近60%。论文引用是衡量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熟悉情况的美国专家说，中国科学家在广泛的领域里正迅速赶上西方的同行，并在几个领域居领先地位。它们是：
激光和光学。中国人在用于生产特殊用途激光器的某些晶体生长技术上领先。国产激光器广泛用于医学领域，如，代替普通手术刀的激光手术刀，以及通信用的光导纤维。
生物科学。中国人使用现代基因分割技术，制造出高血压B疫苗、抗病毒马铃薯和西红柿、首株基因工程培植的烟草等。用高科技烟草生产的香烟今年晚些时候即可上市。
超导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中科院的物理学家赵忠贤制造出在-194.5°C较高温度下的超导体，SRI研究把中国人目前的研究成果称为“世界级”的。
碳同位素。西方科学家对中国人在碳富勒烯或巴基球这一新兴领域的突出研究成果感到吃惊。这种奇特的球形碳分子将来有一天可用于生产从微型轴承到超导导线的各类产品。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在于人口数量：700万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当中许多人毕业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第一流大学。但是如何发挥这些科学人才的聪明才智从来都不简单。既有资金技术的困难，又有文化政治上的障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有4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普遍认为其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50年。共产党着迷于科技进步的观念，向苏联人谋求帮助。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高科技产品从莫斯科大量输入到北京，到1964年，中国已能生产计算机，并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但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科技进步速度减缓，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停滞不前。在革命热情冲击下，搞科学被视为贵族行为。学校和实验室关闭，科技人员被下放到工厂或农村去劳动锻炼。“一些科技工作者被体罚摧残，一些甚至被迫害至死。”位于华盛顿市郊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亚洲科技处主任温迪·弗里门说。数年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被轻视遭歧视，现在有的教授工资收入还不如宾馆服务小姐。
在邓小平提出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号召下，中共发起一系列现代化发展计划，力争在2000年赶上西方科技水平。其中之一是“863计划”，起因是1986年3月中国4位著名科学家向邓小平建议的。它集中了全国科技力量重点发展7项战略科学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新材料、信息、自动化、激光、航天和（ 后增加的第8项 ）通信。另一项是“攀登计划”，着重于基础学科研究。第3项是“火炬计划”，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 有些同时修建廉价住宅区和附属设施 ），旨在把他们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投入市场。
变化中的代表人物
刘达临：性行为民意调查专家
刘达临的第一个职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1980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做企业管理工作。他觉得工作很乏味，便决定撰写婚姻和家庭关系类的文章给报纸投稿，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人民日报 》。很快读者回信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这使他确信读者既想更多了解却又难以启齿的问题是性。刘达临找到了知音。
刘达临征得了政府部门的同意，组织并资助计划生育工作者展开对23000人的社会调查，内容是关于性行为习惯和态度。这次调查的结果成为他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 中国的性行为 》中的主要资料，这是一篇开拓性的研究文章，分析了从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到离婚的全部性行为状况。抽样结果证实，中国妇女和男性都越来越重视性行为满足和个人实现的价值。从此以后，61岁的刘达临一步步地拉开中国私生活的帐幔，他自己也成为性行为研究的主要专家。学者和市场营销人员都把他的开拓性报告简装本到处宣传。
刘达临现任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但他的大部分性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校园之外进行的。他主持一个上海广播电台的热线节目，他写的关于古代中国性史的著作将于6月出版，书中插图使用他从情色作品中搜集的图片。他正在写此书录像版的文字稿，准备于今年晚些时候投入制作。他把从出版《 性行为 》一书和其他43本关于婚姻和性的畅销书中得到的版税用于其他更多的调查研究项目中。他正在寻找出版社出版他写的关于同性恋的书，他认为中国大约有2%的同性恋人口。
黄兵：回国的银行家
黄兵，32岁，向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的青年人建议他们回国的时机。如果大家以他为榜样，他们将加入专业人才队伍，为中国未来的建设做贡献。
黄兵个人回国的决定受家庭传统的影响。他的外祖父何恩敬20世纪初在日本帝国学院学法律，学成之后回国在广东省中山大学教法律。何恩敬1936年在毛泽东同国民党谈判时任毛泽东的法律顾问。黄兵的父亲黄华多年在国外，担任过中国驻加纳、埃及、加拿大以及驻联合国的大使，1976-1982年任外交部长。黄兵在加纳出生，成长在北京，后在美国待了8年。他在哈佛大学学经济学，毕业后在旧金山的Kakar电器公司供职。1987年回国，任一家外国商社驻上海办事处的代表。当他到美国花旗银行申请做一家房地产项目的赞助人时候，花旗银行拒绝了这个项目，却留他在银行工作。1990年他成为花旗银行驻中国的代表，现在他是银行界的一个领袖级人物。他经手在上海开办了第2家办事处，并希望很快获准在北京开办第3家办事处。他的主要任务之一：说服中国的中央银行，外国的金融机构对政治稳定构不成威胁。
李清媛：
许多人经不起诱惑从政府公务员岗位转入私营企业工作，而李清媛，43岁，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她现任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的一名处长，作为新生的资本市场顾问服务于私营企业。她还参与主持两星期一次的《 经济学家论坛 》电视专题节目。李清媛说：“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政府，它知道什么东西必须控制，什么东西需要放开。”
李清媛是四川人，1976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去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国内，她协助建起了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并任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资本市场需要更多的立法才能使其运转更顺利。李清媛说：“当纽约股市成立200周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只有1岁。我们在向前进。”
进步中的困扰
在四川省会成都市，今年春季的一个星期里，人们庆祝在成都会议中心召开的全国酒类食品类展销会。5年前，像这样举办商业活动是不可能的。
经济的飞快变革产生各种潜在的不稳定混乱和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进取心和动力所产生的力量。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拉大了城乡人民收入的差距，驱使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由此加剧了地方自治和地区本位主义的新离心力量，它不断削弱中央集权的力度。成都市内每天多达3万人聚集在此交易近50家设在四川省的企业的股票。这个新开的股票市场未得到北京承认，但当地政府因为有钱可赚不能不管。他们提供场地，参加交易的人员入场付门票0.5元。一位省政府官员说：“我们有我们自己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事实上，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可能已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当北京想要控制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在10%以内，担心会由此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而四川和其他省的领导都不理睬这个目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近日曾对香港听众说：“广西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
下放经济发展的决策权给地方官员一个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机会——实施过程中经常会抵消改革的目标。按照邓小平的方针，全国各省市县去年一年相继建立8700个“经济开发区”。其中不足真正用于开发工业生产的2%，绝大部分开发区实际上为房地产投机炒作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情形是：当地政府建立一个开发公司，抱着将来出售工业园区的希望，建起居民居住小区和其他配套设施出售给外地人。
开发区的这类高额消费的一个结果则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不足。自从1989年起，数百万的农民每年向国家出售农产品，得到的却是“白条”，当地银行缺少足够现金兑付。今年年初，四川省的农民曾发生短时期的骚乱，原因类似于售粮打白条的现金流通问题，当地邮局不能兑付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寄回家的汇款单。中央政府已下令彻底解决此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另外，对农民的卡压比过去加剧了。自1990年以来，谷物的售价实质上已多年不调整，而化肥、农具等的价格已翻了一番。由于农民对自己的现状越来越不满，现在的担心是：除非农民能得到合理的收入，农业生产有可能大幅度滑坡。在3月召开的人代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警告说：农民的不满“可能对农业的健康发展和正常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政府已决定下一年度拨66款亿元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化肥补贴——以扭转这一局面，但没有人相信仅靠投资就能改变农民的境遇或阻止农业经济的下滑趋势。
面对不明确的未来，数百万的农民走上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乡村的火车站门外挤满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去年冬季，为增开铁路客车，5000多列货车停运。专家估计，约有1亿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还多。
起初，北京的制定政策者确信小型农村企业和服务性公司可在20世纪90年代吸纳1.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但农业信贷短缺打破了这个设想。在四川省中部水稻产区一个约900人的农村，在村里建起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到1985年时已把半失业农民的年收入提高到262美元。但自那时以来，由于增加投资不到位，村里办的初级米酒厂和饲料厂无法改进扩建，致使人均收入一直停留在7年前的水平上。
城乡各地因资源短缺而导致不良反应。例如，广东省的两个农村的居民为争夺一片树林的拥有权而动用土枪、斧头和铁棍大打出手，他们都想把树林出售或出租给外来投资者。今年年初，广东省的农民炸毁一座天然岩洞，那是邻村经营旅游业管辖的一个景点。
这些暴力行为导致社会的混乱感，这种混乱有时以奇怪的令人痛心的方式出现。在山东省，从省会济南到孔子故乡曲阜的新建公路上，卡车、大轿车、小汽车占用全部四车道向同一方向行驶。交通警察部门由于人员编制和资金不足，对此很少过问。路边各式饭店林立，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站在饭店门口，向过往的司机打招呼，提供“特种服务”。北京的公安部的官员说，娼妓和吸毒现象“死灰复燃，并逐渐上升”。公安部长直言不讳地说：“抢劫案件上升。抢劫商场和银行在过去几乎从未发生过，现在开始重新出现。劫持火车和汽车犯罪威胁运输安全和乘客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城市中可能的不安定现象。报告列举出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失业现象。劳资关系在下降。辽宁省报道说在7个月内有276起事件。工厂经理和管理人员遭愤怒的工人毒打，要派警察去保护工厂高级领导人员。社科院的报告中还披露，在所调查的人群中，有50%以上的人对去年以来房租和医疗保健费支出的上涨等这样的改革感到忧心忡忡。
通货膨胀以及其相关的不平等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中央银行官员承认，他们不能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两者都在大幅度增加。同时，为平息工人动乱再度加剧，中央政府每年投入90亿美元（ 数额超出财政预算赤字的两倍多 ）用于支持亏损国有企业的信贷。
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与美国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鼎盛时期所遇到的问题相似：腐败、投机、藐视法律。有些中国人认为贪心和混乱是争取经济和社会解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北京的一位律师说：“经济发展了，犯罪也会同时上升。”
“第四世界”的生活
“桑树的桑，桑树的桑。”——29名成年人正在随老师大声朗读，老师教他们学习汉字“桑”。在灯光暗淡的教室一角，18岁的焦彦龙正吃力地在练习本上写着“桑”字，他的母亲杨淑琴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在贫困的甘肃省陇西县的这个文化学习班上，焦彦龙是最年轻的学生，他不仅为了学文化，还为获得个人自由。他解释说：“我小学四年级时辍学。现在我已经学会了100个字，我得学会1000个字才能去城里找工作。”
《 新闻周刊 》的文章宣称，对焦彦龙和成千上万的像他一样的人来说，现代化就是天堂，是人们所向往的遥远的一块宝地。直到现在，他们仍处于中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属于官方规定的年收入3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2700万农民，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民政部副部长说，他们已不再挨饿，但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另外5000万农民的生活水平略高，年收入达50美元，只相当于1990年全国平均收入的一半不到。甘肃省的贫困人数比例高于全国。
甘肃省（ 人口2300万 ）面积略小于法国的国土面积，境内多山川，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有时候被称为“第四世界”，意指其贫困和环境恶化。用人拉犁或拉车，而不用牲畜或机器，就像1000多年前的祖辈那样，在这里并非罕见。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9年，甘肃省1890万农民中有34%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政府官员承认，这一比例在降低，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每年给甘肃各级政府1050万美元的财政补贴。即使如此，甘肃86个县中的59个需要国家援助来维持农民的温饱。定西地区，人口26.3万，90%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地区不通电。婴儿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唯一增加的是人口，去年一年全省增加23万人，相当于一个县的总人数。同一年内，因土地土质恶化、沙漠化和无计划的工业建设所减少的可耕地相当于一个县的可耕地总量。
焦彦龙的5口之家，父母亲、姐姐、奶奶，加上他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他们4个劳动力耕种从政府承租的5亩土地。由于所收获的1000公斤小麦勉强够吃，他们靠种菜地卖些菜每年收入90美元，这些钱用于买粮食、衣服和其他必需品。一年下来，全家没有任何节余。他们一家只有一处砖砌的可烧火取暖的土炕，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腾飞带来的滴入论利益在陇西县已初见端倪。私营企业已开始出现，大多数是夫妻店或小饭店。57岁的弗利·唯拉里尔，一个食品农业组织的顾问，自1987年起多次来到陇西，他说：“家家的食品多了起来。砖瓦房多了起来，代替了泥土棚。”
这一变化或许更大程度上归功于唯拉里尔启动的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项目，它共援助8个省的28个贫困县。联合国贷款陇西政府20万美元开办一家地毯厂和一家面条厂，现在已为8000个家庭提供工作机会。这笔贷款归还后，将用于扶持贫困家庭妇女，每人最高可贷款500美元开办家庭副业。受益人之一是焦彦龙的母亲杨淑琴，她贷款350美元购买6只小猪崽和塑料薄膜覆盖菜地。由于这一笔小投资，焦彦龙一家年底会有第一笔存款。唯拉里尔说：“这是喷洒论而不是滴入论经济学。”焦彦龙一家定出更高的目标。他母亲杨淑琴说：“我的收入肯定会提高，我要学会写字算术。真幸运，我只有两个孩子，我有时间学习。”她还有时间挣钱。
“自我一代”的时代
对数亿的30岁以下的青年一代人来说，物质财富和自我实现是对未来的试金石。
星期五晚上在老上海中心区，J.J.舞厅里正进行着狂欢。大约1000名青年人付4.5美元门票来到全上海最出名的迪斯科舞厅，它以香港最出名的夜总会命名。在频闪灯光下，浸着激光灯光，男人西装领带，女士衣着时髦，伴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在层层舞池里旋转起舞。在舞池四周的小桌旁，企业家新贵们轻轻地吸着饮料，不时地对着最新式的蜂窝移动电话讲话。中途退学的大学生当上舞厅侍者，收入相当于神经外科医生工资的4倍。他们一边喝着啤酒和白兰地一边传递免费的求职信息。
J.J.舞厅的年轻人像这样狂欢在台北则再平常不过了。而在大陆，它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个人自由和职业自由。青年人有抱负懂技术，利用经济改革的机会，他们更自由地追求财富、寻找朋友和实现自我存在。30岁以下年轻人中的最激进者利用新的自由，批评家把他们称为“自我一代”。这样的描述尚不公平，更准确的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无理想的人，对什么都不相信，而只相信自己，只相信现代化的需要的青年人，他们把市场经济视为满足两个愿望的手段。
中国有3亿14～28岁的青年人。他们被称为“第4代”，以区别于前3代人，前3代人哺育出革命者和理论家。第4代人成长在相对富裕的家庭里，未受到早年战争和饥荒岁月的影响。许多人实际上对邓小平改革之前的情形了解甚少。“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西安40岁的陕西省青年联合会主席说。北京实验戏剧培训班的创始人、30岁的牟森认为，20多岁的青年人与上一辈人的心态完全不同。“他们的认识受到摇滚乐、电视和体育运动等的影响。”
“自我一代”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政府就在我们周围，但我们却丝毫不注意它。” 23岁的北京的艺术家兼摄影师聂政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抓住经济改革带来的机会。”
对聂政和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去铁饭碗，失去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中国工人阶级的就业保证和福利待遇。聂政为北京数家广告公司做个体绘画设计工作。工作所得的报酬足够他支付他所喜爱的日本照相机、CD和名牌太阳镜的费用，还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读书和绘画。性方面的自由也是原因之一。
青年一代都受到下海的冲击。下海即指抛弃国家分配的收入较低但稳定的工作，承担风险到私营企业竞争应聘，收入自然高得多，但风险也大，安全系数小。西安一名准备上大学的高中生，18岁的庞瑞说：“我父母亲想让我当教师或医生，可以有些安全感。但我要干我所喜爱的工作，大笔大笔地挣钱。”
学生孟光军，18岁，也深深地被承担风险的主意所打动。他说：“你能更多地了解自己。”另一位学生，周士文，19岁，曾看了许多香港电视，从而对外部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他看问题不那么书生气。他说：“外国人对待风险就像跳蹦极或在长城上骑摩托车。”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都想效仿王国庆那样的人。王国庆，今年37岁，3年前从西安中国银行辞职后下海经商。他当工人的父亲差点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王国庆说：“父亲认为银行是所有工作中最好的。”现在他的看法已经改变：王国庆已是拥有百万美元财产的零售商、饭店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他身穿皮尔·卡丹套装、意大利皮鞋，戴2000美元一块的日本手表，另外，还有一些与他同样装束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做他的助手。
“人人都想当老板。”25岁的赵莉说。她是武汉的外语专业大学毕业生，两年前辞去政府翻译的工作，到北京的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做经理助理。工资是过去的5倍，她从拥挤的宿舍搬进自己两室一厅的公寓。她的职责也成倍地增加：她开始接待越来越多的国际客户，管理更多的本地员工。“我父母亲来北京住在我的公寓里。他们看到我能独立生活，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们也为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时间享受这些。”当她被告知她的同学都已经有了孩子时，她说：“我没有时间结婚。”
这种认识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它强调了“自我一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所发生的根本变化。随着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轻率的婚前性行为变得更常见：据一位专家指出，20%的已婚夫妇承认有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 69%的人能宽恕婚外性行为 ）和离婚（ 1000对已婚夫妇中有1.47对 ）也在稳步增长。新的生活压力增加：夫妇双方加班工作，才能有足够收入以把孩子送进私立幼儿园，有钱为换好工作而上夜校充电。
城镇青年人越来越多地在选择配偶时求得父母亲的同意。他们把恋爱、求婚和美貌变成一桩大事业。“在过去，人们都不好意思公开自己恋爱的消息，现在可不一样了，他们要让人人都知道。这一来导致花店泛滥，情人咖啡馆、情人酒吧、电影院和卡拉OK情人座位等到处可见。”一位广州的研究人员说。
挑选终身伴侣的基础也在不断变化。“改革之前，对方是不是共产党员是要主要考虑的条件。现在人们的标准变了：看你的钱有多少，看你的专业技术职务高低和看你的相貌如何。”这位研究员关于广州青年人的一项调查表明，80.2%的人把性感作为婚姻对象最重要的标准，以下依次为性格（ 72.3% ）、相貌（ 72.2% ）、收入（ 64% ）。
物质成功和个人满意作为新标准还带来另外的问题：青少年犯罪。全国范围内，25岁以下的青年人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1992年却在犯罪人数中占70%。他们不都是来自生活困难的家庭。“大部分在押的青少年的家庭状况都比我的家庭好。他们不愁吃穿，但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去享乐，因此就去偷盗。”广东省立劳动教养学校校长说。姚玉斌，16岁，因盗窃一辆摩托车而被判劳教一年。他说：“我当时想的就是好玩。”
唯物主义之外的信仰
曾被视为“精神鸦片”的宗教死灰复燃，包含从传统的宗教到泛灵论、神秘派宗教。中国的精神信仰现在成了新的、旧的和神秘派宗教的大杂烩。
公元1世纪成立的佛教，在过去的30年中，可能是在基层受破坏最严重的。现在佛教正重新恢复，尽管整个发展并不平衡。在四川省会成都市，这里也是进西藏旅行的起点站，个体商户沿主要大街建起商店，店内摆满色彩鲜艳的唐卡和小佛像。政府当局谨慎地批准更多的新人入佛教寺院做和尚。在广东省，家族宗教的势力一直很强大，街头传教者用线香为新近发迹的和近来焦虑不安的人祭祀祖先。
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这里的伊斯兰教大发展。整村整村的人都是伊斯兰教信徒，而少数民族出身的地方干部不必与宗教脱离。
虽然专家们不承认佛教或伊斯兰教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外有重大的发展，但新闻界常常对新的旧的迷信提出警告。祭祀祖先从没有遭到禁止，但近来家庭宗教、对各类救世主的崇拜和迷信，如萨满教那样的神秘教派等再度重新发展。人们重新选择信奉道教，道教是多种家族宗教的混合体，主要教义源于《 易经 》。
另一个近年来得到恢复的传统是气功。
据政府和学术研究单位的统计数字，发展最快的宗教是基督教。部分原因是它的基数小，开始时比其他的宗教人数少。
艺术的流行榜
北京西北郊区旧的夏宫圆明园内，有一个村庄叫福圆门，这里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的家。大约40名勉强谋生的画家住在农民的房子里——一座有4个房间的平房，租金每月55美元。他们在这里搞艺术创作、争论、探讨、相互批评各自的作品。一天的工作下来，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侃大山”。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论。在最近一次的典型的议论中，两个身着皱巴巴的衣服和拖鞋的青年人，正在争论把人们熟悉的毛泽东的形象放入他们画里的意义：那究竟是艺术还是商业花招？
这个成立已达4年之久的艺术之家，体现出北京官方在捍卫政治和文化正确方面的宽容大度，这一点出乎人们预料。画家、作家、音乐家和其他艺术家享有从未有过的自由。或许是因为，过去为成功艺术家封官或给予财政支持的办法不再执行。在迅速扩展的文化市场上，有创造力的独立的人们能致力于响应市场的号召，许多人已得到利益的回报。圆明园画家王强，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钢铁公司做工业设计，他觉得那个工作“极其枯燥”便辞职了。一年后，他一张画卖了1200美元，相当于他在工厂工作3年的工资。
新的环境气氛带来文艺界百花齐放——特别是流行文化，它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唱反调，重点在强调个人性主题。有争议的电影，带挑战性的剧目，让人皱眉头的书等直接可与公众见面而无须先经过审查。关于三角恋爱的电视连续剧，表达青少年极度伤心悲痛的自拍摇滚乐录像都可在国家电视台公开播放。大多数情况下，唯有来自市场的压力：作品有没有市场？
对许多文化团体来说，那意味着他们所不熟悉的破坏性压力。政府官办的文化团体，如中国交响乐团、中国芭蕾舞团，要学会处理观众减少、资金缺乏、因青年演员到国外工作造成的减员等问题。严肃作家，如获奖小说家张洁（ 《 沉重的翅膀 》 ），56岁，“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时开始写作。她的读者都慢慢转向通俗作品。然而她不打算迎合新市场，她说：“我仍然有高雅读者群。如果我的书在小市民那里卖得很畅销，就很难理解了。选定自己的文学种类是精神选择。”文艺批评家指出，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文化沙漠”，但是在非官方的文化市场，那里的沙漠上却是百花齐放。
如果说有一条贯穿近期的创作气氛的主线，那就是个人主义思想。关心个人利益，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被迫处于隔离状态，一部分原因是反映了对政治的淡漠及对很少探索过的个人生活压力的关心。在这场新运动中的佼佼者有：
方立均，30岁，1985年考入负有盛名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攻读板画复制。方立均早期的油画都是单色的，描绘普通人在无彩的世界上度过乏味的生活——张着嘴，凝视远方，为看不见的照相机摆姿势。他1989年毕业后即在圆明园租下一个画室。到1991年，他的油画开始加上颜色。但他所描绘的人物也变得更孤独、变形更大——他们光头常常是鳞茎状的，他们的微笑通常暗含着威胁，人类被脱去衣服只身面对周围的环境。北京最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说：“方立均对崇高的理想和英雄主题都不感兴趣。他以一种玩世不恭的眼光去观察他周围的普通家庭和朋友。”
张艺谋，43岁，巩俐，27岁。他们作为中国最有天才的导演和女演员赢得国际承认。他们出色地描绘出在令人窒息的社会里的人间爱情与悲怆。这种承认的影响已返回到国内。中国的电影观众终于可以看到《 菊豆 》（ 1990 ）、《 大红灯笼高高挂 》（ 1991 ）。即使在它们获奥斯卡奖提名和其他西方大奖之后，北京当局仍禁止这两部电影上映。张艺谋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审查人突然改变主意，但很高兴注意到，这两部电影加上近日完成的电影《 秋菊打官司 》在国内创造了良好的票房收入。《 秋菊打官司 》在国外上映不久即在国内发行。张艺谋说：“这几部影片的票房收入接近武打功夫片。这说明我们表达自己的心愿能赢得一大批观众。”
崔健，31岁，中国摇滚乐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超级歌手 ）。他开个人音乐会必须申请批准。但官方对他的挑战性内容的怀疑已在减低。去年3月，他在华北城市石家庄举办音乐会，礼堂里挤满9000名高声尖叫的歌迷和舞迷观众，有不足100名警察维持秩序。
为取得音乐会的承办批准，他把音乐会同慈善活动结合起来。例如，为洪水救灾捐款，为教育捐款，或欢庆亚洲运动会的召开。他的演唱使用粗犷浑厚的声音，以博得男青年歌迷的热烈欢迎。崔健演唱的歌曲的歌名反映出离群的青年的沮丧（ 《 一无所有 》 ），其他普通人的强烈愿望（ 《 不是我不明白 》 ）。“摇滚乐不是质朴的诗歌，你说出实际的问题。”例如，经济活动中自由市场竞争的影响：“一些青年人忙于学习充实自己，另一些人想赶上来却做不到。他们处于一种危机中，他们感到困惑。我同情他们。”
王朔，35岁，中国文学界的新秀：通俗小说大王。在一个严肃作家指出无人读他们的作品的时代，王朔卖出10倍数量的书，每年约50万册，挣的钱相当于成名作家的100倍。他的40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骗子、妓女、走私商人、地痞流氓、失业者——努力奋斗争取幸福生活的人。他以《 顽主 》、《 过把瘾就死 》等畅销小说主要吸引了青年读者的想象力，《 顽主 》是一部关于享乐主义的青年文化的幻想，《 过把瘾就死 》讲的是一对青年夫妇的婚姻解体。批评者把王朔称为“流氓”，王朔所写的是地痞斗地痞，他还用了北京土话和下流的街头俚语。
英达，33岁。当他1988年来到纽约市Lorimar电影制片公司做实习生时，已是很有前途的演员兼导演。他被派去Kaufman Astoriar制片厂，观察导演艾伦·帕库勒拍摄电影《 明早再见 》，那是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影片。同时那里正在拍摄影片The Cosby Show，英达与剧组成员交上朋友，并经常跑过去观看拍摄的情形。5年之后，他主演了电视肥皂剧《 爱你没商量 》，一部描写青年一代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的剧目。这部电视剧公开放映后，成为全国轰动的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之一。他目前正与王朔合作，拍摄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 我爱我家 》。《 我爱我家 》描写一个北京家庭对应社会变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旨在为人们提供喜剧性慰藉以及一种道德修养启示。
英达从小就有表演的天赋。他的父亲英若诚是中国著名的演员之一，曾于1986-1989年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达自幼享受到优越的家庭教育：他在北京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戏剧导演专业学习。1989年回国后从事电影表演工作。他说：“电视代表未来。”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应当把政治交给政治家去做，我只是个艺术家。”
秘密武器：华侨的作用
《 纽约时报 》最近关注到了中国的另一个群体。
约翰尼·劳小时候离开中国——对他来说是明智的选择，现在看来对他的祖国来说也是明智的选择。劳出生于广州，来到澳门与叔叔住在一起。他日后从事电器商品经营，从澳门先后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他获得了日本的机械工程学学位和新加坡护照，1975年在香港开了一家个人贸易公司。他专营音响类电器配件，用纸袋装上样品到处推销。如果他当初没有认识到中国给他带来的巨大商机，那他现在还是一个小商人。1981年，在别人还没明白中国的巨大潜在市场时，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市建起一座小工厂，生产廉价的音响设备。44岁的劳回忆说：“那没什么。当时没有电，人们也不懂得经商。”
今天，中山市已经大获成功，劳的通美公司（ Tomei ）同样兴旺发达。公司年销售量达5亿美元，为索尼、菲利普、RCA等公司提供高质量音响器件。劳在华南设有12家工厂，共有职工2.6万人，在香港的总部有雇员350人。他说：“办加工企业，中国是个天堂。”
劳和其余5500万海外华人被证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他们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在东南亚地区发展起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建起繁荣的立脚点。海外华人不仅推动中国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而且投资修建工厂、港口、发电厂甚至公路等以扩展大陆的基本建设和起步中的消费市场。到1992年底，国外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其中的80%来自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由华裔商人占主导地位。
直到前不久，他们只是满足于在侨居国家努力发展。现在，受中国匆忙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又看到在本国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他们便联合起来形成在整个亚洲举足轻重的资本和企业网络。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人移居海外，这次是他们第一次与祖国大陆联合起来，建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国家。它因血缘关系、事业心和努力奋斗而联系在一起，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西太平洋沿岸的强大无比的经济力量，能与日本抗衡。
这个巨大变革的设计师中有63岁的莫塔·里亚迪，其父母在20世初从福建省来到印度尼西亚。里亚迪年轻时在雅加达一家自行车厂做工，后进入银行业发展。他努力奋斗建起力宝集团（ 总资产40亿美元 ），经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名列印度尼西亚全国最大5强企业之一。他在香港开了第二家公司，力宝投入资产10亿美元。他计划在中国建造发电厂、港口和工业园区。地点设在他的祖籍福建省湄州湾莆田市。
海外华人的商业成功依靠与家庭、种族和祖国的密切关系来维系。这种密切的联系在大陆称之为“关系”，它对经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从单纯经济发展考虑，上海应该是比莆田更合适的投资地点。但在中国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认识人——福建是我们的老家。”里亚迪的儿子史蒂芬这样说。他今年32岁，在美国大学毕业，现任力宝集团香港公司总裁。
一位香港银行老板说：“关系太重要了。你在大陆见到的企业几乎都因家庭亲情关系决定建厂设址。”例如，劳在中山市建厂，因为中山是其妻的出生地——此种联系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信任。安德鲁·崔，63岁，台湾商贸企业Easyteam国际公司的总裁。他直到6年前才第一次回到山东老家。他回忆说，他同一群“台湾山东老乡”回到山东，“受到的接待太热情了，让人感到盛情难却。每到一地，都实施交通管制，车队前有摩托车开道，当地的最高领导接见。”结果是山东台湾工业文化协会在省里成立一个办公室，已谈成数个投资项目。
祖国大陆的吸引力使得海外华人重新建立原本已淡漠的家族联系。例如，在新加坡，甘姓的，郭姓的，客家人等，所有同大陆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群体都越来越频繁地召开同乡会，商讨投资问题。一个客家族人团体就已经签约在广州市投资4400万美元修建商业居民区工程。
通过关系，海外华人控制着发展的精髓：资金。去年，在《 幸福 》杂志选出的341位世界级亿万富豪中，他们占17人，而有1.1亿人口的日本只有18人。“虽然日本、欧洲或北美拥有更多的资产，但这些华人领导的企业大体上不负债，发展速度高，资金充足。”雷蒙特·钱说。他是香港最大的食品与包装企业南顺公司的总裁。
这一网络连着香港和台湾，香港、台湾加大陆即构成所谓的“大中华”。香港制造商和其他企业家在中国共投资100亿美元以上，仅在广东省就建起25000个工厂，雇用300万人从事服装、玩具、电子器件及其他出口产品的生产加工。这个数字接近香港产业工人总数的4倍。香港和大陆经济联系紧密，致使30%的港币在大陆流通使用。戈登·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工程师，霍普韦尔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用自己的方法加强这一纽带：他投资12亿美元修建广州至深圳特区122公里的高速公路，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过去曾躲避中国的大亨们现在都纷纷涌向中国。香港房地产和电信巨富李嘉诚，以世界华人首富著称，已签约在上海修建集装箱码头，在上海和北京建商业中心，在华南建工业园区和修筑公路。他还有意收购北京的一家钢铁企业。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女婿，正计划在长江沿岸城市武汉投资20亿美元建设工业园区、铁路和港口设施。吴还有意在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宁波市修建一座集装箱码头，宁波是其岳父的家乡。
台湾政府也许仍在北京官方的敌人名单上，但这一点并不能妨碍台湾企业家在大陆投资约6000个建设项目，资金总额40亿美元。这样做其中一半的动机是为了生存。20世纪80年代后期，工资成本上涨和货币升值致使台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许多企业家因此关闭了不能赢利的轻工产品生产线，把它们搬到福建省重新建起来开工生产，福建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祖籍——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高清愿（ Kao Chin-yen ）创办的统一企业集团，去年在大陆开办了4家农产品加工厂，生产动物食品、番茄酱、面食和面粉等。统一方便面在大陆深受欢迎，公司设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产量还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
新加坡打中国牌的速度稍微慢了一步，但去年已在大陆投资3.2亿美元。李光耀总理与北京的友好关系，可能协助新加坡4家国营公司在今年竞标中获准福建省的一个工业园区的项目。
泰国的华人还没有对大陆进行投资活动。华裔占泰国总人口的12%，却拥有50%的私营资产。华人在泰国与当地民族同化的程度高于其他国家。一些人不喜欢被当作华人，但他们“文化上种族上仍保持很重的中华民族习俗。”曼谷《 时报 》一位华裔泰国人编辑说。
泰国最大的投资者是曼谷的正大公司，由中国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现在的董事长是创立者的后代，54岁的谢国民。这家农产品公司在大陆投资经营30家饲料厂、一家摩托车厂以及其他30家企业。另一投资商是曼谷银行，它是中国黄金商人1944年创立的。它曾资助许多在泰国的华人办企业，那时许多其他泰国银行都不肯给他们贷款。曼谷银行在汕头已设立分行，汕头是泰国许多大富豪的祖籍。
在马来西亚，全国人口的30%是华裔，他们同样受益于8.5%的年经济增长率。文化上社会上马来西亚华人与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基本上相互间不来往。当地华人从不夸耀自己在大陆的投资。但罗伯特·库奥克的房地产和农产品集团在中国开办了6家香格里拉饭店，并计划在上海和北京投资房地产项目。文森特·谭的成功集团（ 房地产、食品加工 ）获得在广州经营管理政府的彩票事业。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则更加谨慎。向大陆投资是个很微妙的话题，甚至势力强大的萨利姆集团都不愿公开在其总裁故乡福建省投资工业园区项目的消息。萨利姆集团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总裁Liem Sioe Liong是苏哈托总统的亲密朋友。
中国是海外华人网络投资热潮的中心目标，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加强了。正大集团是台湾的主要投资商，它同时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数百万美元以上投资。新加坡计划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共同建设“三国联合发展区域”。
沿太平洋西海岸的无国界国家的发展，大致上是出于香港富人对回归祖国统一的担心。约7000香港和台湾商人去年一年就在英属哥伦比亚投资30亿美元。李嘉诚拥有设在加拿大的Husky石油公司。在加拿大，那是一家主要的石油加工企业，在温哥华市区的总部占地面积70公顷。他儿子李泽钜，29岁，负责加拿大的这家企业。
研究外族人经济集团的作者乔尔·科特金说，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华人资产的高科技公司已投资10亿多美元。“7万名工程师中有1/3有华人血统，他们参与建起了加州100多家主要的高科技公司。”硅谷这个立足点成为台湾计算机和半导体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和人才来源。位于台北市西南的发展中心，新竹科技园内30%的企业都是由所谓的海外华人创立的。
多国华人网络的成功，意味着“日本在太平洋西海岸将只能分享领导权”。香港的雷蒙特·钱说：“这一地区早已从这个转变中获利。”香港时事通讯《 亚洲智慧 》的出版商、咨询家罗伯特·布罗德富特说：“日本人正在撤出，日本海外投资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外正在减少。然而，这里的房地产和股票交易市场由于华人的存在而迅速发展。”
当然，这其中也有风险。海外华人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越紧密，他们被指责对所居国不忠诚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香港，一些富商大亨在争取更多民主的斗争中转向支持北京。台北的官员因台湾工商界对大陆的依赖性日益加重而发愁。“如果中国在亚洲到处施加影响，那会妨碍海外华人对所居国政府的效忠义务。”《 帝国的儿子们 》一书的作者林恩·潘说。“你必须在所居国家热心效忠。”印尼的史蒂芬·里亚迪告诫说。然而，目前大陆经济发展的吸引力比政治上的忧虑更强大——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都能从海外华人的奋斗中获利。
日本商人重返中国
日本商人的忍耐能力出众，但中国人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考验他们。20世纪70年代，中国官员常常请来访的日本客商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开始谈判。今天，日本商人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与日本公司谈判的中国青年一代人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并且完全掌握了谈判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着眼于将来，而不是过去。三菱公司驻北京的分公司经理平井安晖说：“现在谈判容易多了，谈判更正规更有章法。”
日本的大公司到中国投资迟了一步，但已经大踏步追上来。尽管因日本近来经济萧条，日本公司大大压缩了在其他地区的投资额，而像松下、雅马哈、奥林巴斯等大公司今年的对华投资额接近于去年的3倍，达到22亿美元。如果中日两国能克服因过去战争造成的怨恨，两国日益发展的经济联盟将必定会给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
5年前，中国经济腾飞刚开始时，像克莱斯勒、德国大众、飞利浦等西方跨国公司纷纷到大陆投资，日本主要公司旁观。今天，日本独资企业开工或合资企业签约的消息几乎隔一天有一件。例如，3月东芝公司在中国投资8800万美元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开工，工厂设在辽宁省大连市，它主要为东芝在海外的其他企业生产电机和电视机零配件。公司高级总管白北川道久说：“工厂还打算建起生产基地，志在夺取这个巨大的中国市场。”
铃木机电公司已宣布在中国合资建设总装厂，并于1995年投产。这是日本第一家汽车生产公司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本田汽车公司去年签署了3项合资项目，预计到20世纪末时在中国达到年产100万辆摩托车。佳能公司在中国已建起两家独资出口型工厂：一家设在大连，生产能再生使用的复印机墨粉筒；另一家设在广东省珠海，生产照相机和镜头。佳能的下一步目标是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和销售复印机。佳能的副总裁山治惠造说：“我们把中国视为重要的邻居，想让中国成为日本更好的朋友。”
本性谨慎的日本企业在向中国进军上左顾右看，特别是在70年代末出师不利，中国退出了第一批日本投资项目后，他们更加谨小慎微。然而，到了1989年，日中签订保护私有企业投资的协定后，日本对大陆投资的热情重新高涨。去年中共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经济改革的坚定承诺，10月日本明仁天皇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国之行，都令日本企业界大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中国似乎在努力把中日经济关系引向正轨，尽量避免因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一事，日本政府高层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危害中日关系的事件而争吵。
作为回报，中国可能就是患病的日本公司所需要的良药。劳动力在日本既缺乏又昂贵，而在大陆劳动力则既充足又廉价，工资水平只相当于日本的10%。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生产基地能恢复日本企业的赢利能力，为日本各类工业增加与韩国和台湾等地竞争的能力。最后，日本的国内市场，与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一样，已相对饱和，而中国的巨大市场刚刚开发。
中国的劳动力加上日本的资金和技术，这种结合所能带来的成就不可估量。但这种关系必定会把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联系得更紧密。
>
遏制中国及中国的未来
1995-1996年
“亚洲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遏制中国。第一，这样做不会成功；第二，你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及其态度的变化起不了任何影响作用。它将变得仇视和恐惧西方，这对我们（ 东南亚 ）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们与西方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对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一点很关注。”
……
亚洲乐观主义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千百万人正抓住机会促使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政府使经济冷却下来的措施已使通货膨胀率从1995年初的21%降到年底的8.3%。中国的一位官员说：“这证明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实行的限制是有效的。”
……
15
>
康奈尔大学校友聚会
自从去年康奈尔大学要求一位出类拔萃的毕业生在一次秋季校友聚会上发表演说的那一刻起，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们就知道他们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被邀请的人乃是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李登辉能够访问一度曾是他的盟友，可是迄今已断绝关系16年之久的国家吗？只要华盛顿坚持它禁止台湾高级官员进入美国的政策，那么这个问题看来不过完全是纸上谈兵而已。可是后来克林顿终于退缩了：在国会的压力下，总统发给了李登辉签证。
北京的抗议异乎寻常地激烈，并且采取了一些行动。在两国首都，人们都在猜测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其中包括从中国取消购买波音客机到不大可能采取的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等。
对于大陆来说，光是台湾作为一个离大陆沿海很近的对手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合法性的公开挑战。中国领导人想知道，克林顿是不是发出了信号，既要完全改变中美之间历时23年的和解，又要开创一个可供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效法的先例。
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认为，令他们感到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个具体的事态发展，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态发展可能导致的后果。”
白宫的辩护完全是防守性的。克林顿辩解的理由是：是国会迫使我这么干的。的确，对于来自国会的压力不可能再置之不理了。虽说来自去年11月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共和党保守派的压力是最强大的，可是支持李登辉的情绪是一致的：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几乎都是以近乎一致同意的票数通过了发给签证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决议。虽然克林顿的顾问们起初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可是他们开始对共和党提出的一项将要强行予以通过的、实际上要使对华政策不归总统管辖的议案感到担心了。他们认为，采取先发制人的退让行动，乃是大勇。
根据给予李登辉的特权的条件，他6月9日访问纽约州北部伊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校园，仍将是以私人旅行者身份回母校进行的一次探访。去年，他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高尔夫球访问”，这为他的风格赢得了“度假外交”的标签。
可是，这种战术仅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虽说许多国家会很愿意同台湾改善关系，可是它们更担心得罪中国，因为中国有着战略性的影响，有12亿人口，而且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就在去年，日本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当台湾表明李登辉希望以私人身份出席广岛的亚运会时，北京发出了如此激烈的一连串抗议和反对，以致李登辉退缩了——尽管日本确实接待了台湾行政院的一位副院长。
对李登辉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更糟糕的是他去年早些时候受到的冷落：当他的私人座机在夏威夷停留加油时，美国国务院官员事先警告他说，他将不得不在飞机上过夜，他不能踏上美国的土地。对于这次侮辱性的做法感到抱歉的情绪，也许在去年9月美国的一项政策改变中起了某种作用。这些变化包括，政府允许台湾高级官员在美国过境停留一天。
如今，李登辉将访问6天。美国政府的一位官员在1995年5月底抱怨说，国会乱插手也许就像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那样，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他很想知道，“当台湾行政院长下一个要求来访问，以及国会议员开始邀请台湾官员们在华盛顿而不是在伊萨卡同他们会晤时，我们该怎么办？”
台湾人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因此不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竟对台湾继续给予冷遇。李登辉认为自己的“私人”外交能帮助他们赢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台湾的一位政治学家、国民党立法委员、前内阁部长魏镛说：“如果你轻轻敲门敲许多次，没有人答应，你就不得不大喊大叫，使劲敲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李登辉的敲门已经引起一片喧哗。
为什么要遏制中国
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强烈否认美国像过去遏制苏联那样正在努力遏制中国。他坚持说，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接触的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外交辞令？
遏制的意思是不是指同扮演旧苏联角色的中国进行第二次冷战？并不完全如此。这场斗争并没有意识形态成分。苏联在即将瓦解之前一直具有吸引力，世界各地都有同情者。今天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已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如今的中国更像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对于它所处的欧洲大陆来说是太大和太强了。
中国的邻国现在也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现在中国正在把其势力扩大到南中国海，宣称靠近它的4个紧邻但处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军队可以到达的地区之内的一些小岛是属于它的。这些小岛距离中国大陆数百英里。俄罗斯和西方的国防开支确实已经减少，但中国的国防开支正在大幅度上升，在过去的10年内增加了1倍。这些经费正用来发展洲际导弹，实现陆军现代化和建立一支远洋海军。
中国并不仅仅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新力量。它现在把导弹和核技术输出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中国同巴基斯坦的联系是对中国的宿敌印度进行侧翼包围的行动，而伊朗是个给旧的帝国主子西方制造麻烦的国家。
遏制中国必须从它尚处于早期时开始。这就是说要同中国的邻国建立关系，先从同越南建立关系开始。尽管美国决定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出于感情冲动，但是冷静地看一看，这样做的意义是地缘政治性的，即越南是中国的宿敌（ 它们两国曾在1979年进行过一场短时间战争 ）。因此，美国必须使越南成为美国的朋友。
只要看一看地图，你就可以了解到遏制战略的其他组成部分：（ 1 ）同印度建立新的安全关系，印度现已摆脱它同苏联结成的古怪的冷战联盟；（ 2 ）延长美日联盟，该联盟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的威胁，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决意要在日本京都出售汽化器，这样一来它就危及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的基础；（ 3 ）巴结俄罗斯人，尽管俄罗斯人在别处是多么犟，他们与我们在中国有共同的利益。
遏制并不是进行冷战干涉。遏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一项强权政治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太咄咄逼人的法国。当代，大西洋联盟曾经遏制侵略成性的苏联。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西方未能遏制住崛起的德国，其结果是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在这个21世纪新兴的大国身上出现。
经济制裁起不了作用。美国过去曾对经济比较疲软的苏联实行过经济制裁，但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现在强劲发展的情况下，若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那就更加没有用处。
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
《 华盛顿邮报 》的记者看到了台湾的希望。
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使台湾的计算机厂商烦恼的，莫过于客户跟不上他们的速度。神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弗朗西斯·蔡说：“这种事发生了若干次。”“一家日本公司对我们的一种产品感兴趣，所以我们向他们提出了报价。接着，他们进行了两三个月的测试。但是到他们回来订货时，我们不得不说：‘抱歉，这个产品已过时了。’”
虽然把日本公司甩在后面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是台湾的计算机工业是世界上最敏捷的，1994年的营业额达11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居第4位。今年，台湾将生产2700万台笔记本型计算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此外还要生产460万台台式计算机，其中许多机器将在诸如 I B M、康柏、日气和苹果之类熟悉的商标名字下，从基隆和高雄直接发运到西方和日本的零售商店。此外，台湾控制80%的世界母板商业、全部扫描器的61%，80%的鼠标和52%的键盘。
现在，台湾似将要把它的最佳客户——也就是帮助它出名的那些计算机巨头——甩到后面去。土生土长的宏公司已开始在世界市场上与它们直接展开竞争，它刚刚展示了一个新系列的精美设计的台式计算机。其他台湾公司已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演变成与它们平等的伙伴。康柏公司已要求两家台湾公司——神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和英业达公司帮助它设计几种新笔记本型计算机。惠普公司和戴尔公司也把它们的商标名放到了台湾设计的机器上。而苹果公司开始要求英业达公司生产它的NEWTON Message Pad 110。甚至连IBM公司也招了一家台湾公司ASE技术公司制造它的一种Think Pad笔记本型计算机，这对蓝色巨人来说是第一次。I B M 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说，这是因为台湾“极其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是我们将来要利用的”。
台湾本身的市场极小，它97%的产品是出口的，所以它的厂商一直面临来自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计算机工业的竞争。然而，它们没有一个取得的成功能与台湾相媲美。
台湾的电子工业是由上一代跨国公司创建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司，如齐尼思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艾德米拉尔公司，为利用它的廉价劳动力开始在台湾生产电视机。那些公司培养了一代装配线工程师，但是，更重要的是培植了一个生产各种电子配件的家庭小公司附属工业。那个基础设施今天仍然存在。台湾的电子工业是小承包商的混合体，能向它订任何货，而它能以飞快的速度交货，而且工厂不断地开业、停产或重新设计产品。
日本专门从事大规模生产线，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而且需要大批量生产才能获利。新加坡依赖多国电子公司开设整个工厂。而另一方面，台湾吃不饱的小公司则从插头和开关升级到了生产电路板和电容器，尔后不断寻找新产品。在70年代末，它们从日本抢占了大部分手持计算器生意，接着接过了游乐中心的电子游戏。当台湾公司进入个人计算机领域后，便发生了大的突破。80年代初，它们首先非法仿制了APPLE Ⅱ，几年后又合法仿制了IBM计算机，接着就不断地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台湾享受到了人才回流的好处，吸引回来了本来蜂拥到西方接受教育和寻找工作的工程师。他们带回来了在美国工业界的联系网、雄心壮志和政府以减免税收和增加大学工程系预算形式的巧妙鼓励。
80年代，计算机行业进行价格战，给台湾的小工厂带来了大量转承包业。这时，外国公司要招聘既了解新的外设和元器件又能以新的方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廉价工程师。台湾工程师一般年薪3万美元，只有他们美国同行的一半。此外，人才来源充足。台湾的大学生约有60%是理工科学生，而韩国学理工科的是44%，日本为36%。
笔记本型计算机对工程设计的要求比台式计算机的要高，台湾最大的母板生产厂商之一——第一国际计算机公司董事长钱明（ 音 ）说：“台湾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我们二三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经验的工程师。”“其他国家要培养那种能力将需要很长时间——就中国来说也许要10年到20年。”
因设计伙伴关系新浪潮将使台湾公司在未来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台湾将会保持实力强大的地位。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工作集团战略服务公司的工业分析家约翰·邓克尔说：“这些合资企业中，台湾人甚至在英特尔公司把产品投放市场前就学到了英特尔推出的一切，他们学会怎样进行革新和设计。”
台湾现在正在向美国和日本大公司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扩展。15家台湾公司已宣布了要生产尖端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计划。anya塑料公司正开始制造台湾的第一批笔记本型计算机用的液晶显示器。像外国大公司一样，许多台湾公司正在把它们的生产地迁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去，以降低成本。去年，台湾在海外开设的工厂制造了价值30亿美元的产品。
宏公司1994年的销售额为32亿美元。自从1981年以来，它一直在营销它自己的品牌个人计算机。到今年第二季度为止，国际数据公司评定宏公司是竞争极为激烈的美国市场上第10个最受青睐的品牌，是国际上第7个最被人向往的品牌。宏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施振荣最初是在世界上相对来说被人忽视的地区，如智利和欧洲推出他的品牌。对付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他设计了一种喻为“餐厅”的生产方法：预先早早地把变化不大的重部件从台湾发运出去，但是常受技术进步支配的元件，如母板或磁盘驱动器，则在最后一刻空运过去，在当地市场快速组装。他说：“我们能以最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最新的技术。”现在，又有一系列用空气动力学方法设计的个人计算机，被工业界称赞为是个突破。宏公司施总裁已证明，台湾不仅在速度和成本方面进行竞争，而且在革新方面也能进行竞争。他最好行动得快些，因为有许多其他台湾公司紧跟在他的后面。
中国人的汽车梦想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汽车是奢侈品，但是梦想却还是廉价的。在中国城市举办的汽车博览会挤满了那些想买车和憧憬着买车的人。
1978年时中国仅有64部私人用车；直到去年，每辆车还须经国家批准后才能卖出。今天，只要你手里有钱，就能从展卖厅直接开出去。在过去17年中，已经有大约6．9万人这样做了，还有更多的人正走在前往汽车商停车场的路上。
天津郊区靠卖地致富的农民在抢购梅赛德斯—奔驰和凯迪拉克。在江苏省东部的华西村，250名村民最近一起下了一份订单，每人订购一辆中国组装的大众汽车公司的捷达轿车。人数不详的中国城镇居民自愿参加 “再教育”：驾校。北京古董商李雪梅（ 音 ）女士在花了600美元学费从驾校毕业后正在考虑是否花一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正的大数目（ 2.4万美元以上 ）买一辆中国产的桑塔纳型轿车或者中国产的美国切诺基型吉普车。
像李女士这样的一些消费者在国际汽车总裁们之中煽起了寻求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的极度兴奋的热情。但是这些人想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梦想还没有缩小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且梦想的代价也不菲。中国政府表现出的作风是发表有关汽车工业规划的雄心勃勃的声明、炫耀极具诱惑力的项目和举办有世界各地汽车商参加的大型汽车博览会；北京去年举办了5个大型汽车博览会。汽车制造商们花了几百万美元来取悦中国有关官员：布置赏心悦目的展台、设计新汽车和提出优惠的金融计划。例如：
1994年年中，中国宣布了与一家外国汽车制造商合作生产全国性“家庭小汽车”的计划。20家外国汽车公司赶到北京在“家庭小汽车”研讨会上展示产品。梅赛德斯－奔驰公司项目经理布赖恩·迈尔斯说：“一些人感到这有点儿像是在抽彩撞大运。”这不是抽彩，至少是不会有人赢的抽彩。中国现在说“家庭小汽车”计划是着眼于未来的。
与北京吉普车公司历时11年的合作成为最成功的合资企业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在1993年又与广东省南方汽车公司协商生产面包车的问题。谈判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包括双方在底特律的一次为期57天的马拉松式商谈。去年7月，克莱斯勒公司突然被告知，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得到了这项10亿美元的项目。
中国一流汽车制造厂之一的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去年宣布，它有意与一家外国汽车制造公司签订一项15亿美元的合同，生产中型轿车。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就此展开竞争。当初允诺说今年2月份公布结果，这两家汽车公司却被告知说可能要等上一年才能有答案。然而，中国市场值得耐心一点儿，否则就可能全盘皆输。12亿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正是因为这场改革，那些曾预测将有10亿中国人能喝得起瓶装可乐的经济学家，现在则想知道会有多少中国人需要在汽车里安装饮料固定装置。据中国经济信息中心公布的数字，大约有5000万人（ 差不多是人口的5% ）年收入在3500美元至35294美元之间。这是目前一代的汽车消费者；用不了5年，中国汽车年产量就可能翻一番多，以满足这种需求。到2000年时，中国每年可能会生产出300万辆汽车，其中一半是客车。
仅仅是因为要减少昂贵的汽车进口，北京自然而然地将汽车工业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12缸发动机，并且想一直向前驶去。中国目前的迟疑不决可能反映了在制定相应决策方面的困难重重。首先，政府不得不规划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对其松散的和低效率的结构进行整顿。中国境内已有122家汽车制造厂，大多数是亏本经营。其次，工业观察家认为，中国行政管理部门为中国将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预作计划，而且可能希望趁世界贸易组织以自由贸易为名开始压迫中国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之前，使某些生产计划得以不折不扣地实施。
可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政府会控制所有近期中国生产汽车的机会。因此，来自底特律、东京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注意收集像机械工业部汽车司规划处处长等行政官员的讲话。在离长安街不远的一幢斯大林式建筑中，官员们坐在装饰华丽的接待室中谈论即将到来的“巨大发展”，并声称“中国的家庭小汽车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但是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至少在2000年以前如此”。他们说，中国政府已经批准建立4家大型汽车厂，两家与大众汽车公司合作，一家与标致汽车公司合作，一家与大发公司合作。这4家公司到1997年时将年产汽车15万辆。规模较小一些的二类汽车组装厂，包括设在广东的标致汽车厂和克莱斯勒－北京吉普车公司，每年将生产1万至5万辆汽车。
他们说，政府今后5年将在汽车工业方面投资120多亿美元，并说现行的对进口汽车征收120%的关税，将是汽车工业主要的保护措施。虽然这种税收明显有悖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但是中国想确保其羽翼渐丰的汽车工业至少在最初几个发展阶段中取得成功。北京有意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批准额外的、未透露具体数字的新汽车项目。头等重要的项目是“家庭小汽车”，政府预见的这种小汽车价格范围在6000美元至1．2万美元之间，配有1至1.3升的发动机，并断言：“此项目决不会束之高阁。”
但是什么时候才开始销售呢？大多数汽车制造商似乎都相信他们要么必须现在就介入，要么就会永远失之交臂。福特汽车公司负责新市场开发的总经理迈克尔·梅斯纳评论说：“由于相当低的收入水平，中国的绝对需求有多大还是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需求将是巨大的。”
福特汽车公司没有等待。它正在进入小型的零部件合资企业和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而且它最近买下了中国一家卡车制造厂20%的股权。通用汽车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争夺在上海生产中型轿车的豪华汽车合同。即使在可能损失了估计达3000万美元的投资后停止在辽宁生产双门小卡车，通用汽车公司的热情依然不减。菲亚特也没有忘记将中国列为其雄心勃勃的“世界汽车”的一处生产地，这是一种专为新兴市场设计的汽车。
话说回来，如果近期前景未卜，中国政府不表态，加之开销巨大，中国又有什么吸引力呢？通用汽车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穆斯塔法·莫哈塔里姆说：“你必须留在中国，即使你没有好的短期生意可做。”换句话说，就像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罗伯特·伊顿所说的那样：“就要到起飞阶段了。”这些汽车制造商也有他们自己的梦想。
1995年度最佳影片
1．《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中国拍摄出一系列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精彩故事片，但是《 阳光灿烂的日子 》是最生动的。由姜文第一次执导的、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快成年的孩子们的故事。一个名叫“猴子”的少年在北京破旧的街道上东游西荡，渐渐长大。姜文的电影像马丁·斯科席斯的传奇剧一样让人为之动容，并感到赏心悦目。
2．《 尤利西斯历险记 》。西奥·安耶洛普洛斯的杰作，讲的是一位希腊电影摄制者的故事。为了寻找珍贵的早期新闻纪录片的镜头，这位电影摄制者走过了巴尔干半岛的山山水水，同时不断地在20世纪的历史中闪回，最后在饱经战争创伤的萨拉热窝结束了这段几多发现几多遗憾的行程。
3．《 克拉姆 》。先锋派连环漫画册画家罗伯特·克拉姆不安地坐在那儿，让特里·兹维高夫为自己画一幅素描。兹维高夫漫画中那些性情乖戾的家伙和气焰嚣张的女人差不多就是以罗伯特及其两个聪颖过人的兄弟为原型的。《 克拉姆 》是一部令人震撼和着迷的影片，是一部无可挑剔的情景悲剧。
4．《 劝说 》和《 情感与理智 》。阿曼达·鲁特和埃玛·汤普森把这两部英国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动情的表演大获成功。观众们也从精湛的集体表演和挖掘出内心深处渴望的含蓄的导演手法（ 分别由罗杰·米切尔和台湾剧作家李安执导 ）中获益匪浅。
5．《 阿波罗13 》。努力工作——这是中产阶级信奉的精神。罗恩·霍华德导演以及多才多艺的明星演员汤姆·汉克斯通过这部影片表现出的精诚团结和戏剧性场面颂扬了集体主义精神：机智、耐心和幽默。1970年的这次运气不佳的月球之旅却成为好莱坞上乘表现的机会。
6．《 到小马尔格里家赴宴 》。一家餐馆要关门了，每个人都受到邀请共进最后一顿晚餐，其中有孩子，有受欢迎的老主顾，也有几个牢骚满腹的新来者。洛朗·贝内吉以自己创作的小说为蓝本而改编的这部法国喜剧性正剧让观众发出会心的笑声，并为之掬一捧热泪。这是自《 巴贝蒂圣宴 》之后以飨观众的最丰盛的电影。
7．《 醉拳2 》。在世界各地，成龙都是一位受崇拜的偶像，他意味着高票房收入，并且是积极向上冒险精神的象征。这位香港影星表演了视死如归的噱头；影片（ 他的影片一般都是打打杀杀题材的 ）讲的是一位武术大师历经磨难的故事，让观众大饱眼福。《 醉拳2 》是成龙最近出演的影片中最好的一部。成龙的魅力风靡各大洲，受到男女老幼的喜欢，超出了政治范畴。
8．《 玩具故事 》。作为两代孩子玩具的布制牛仔（ 多才多艺的汉克斯配音 ）和动作灵活的宇宙人（ 蒂姆·艾伦配音 ）在这个别出心裁的动画片中建立了友好关系。整个疯狂的宇宙（ 由拟人化的玩具以及毫无思想可言的，甚至施虐狂的孩子组成 ）都是在计算机上创造出来的。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大新闻。此片导演、电脑天才约翰·拉塞特是1995年最受欢迎的新喜剧大师，这才是重大新闻。
9．《 悲惨世界 》。克洛德·勒卢什的这部影片与其说是对雨果史诗般叙述的改编，不如说是对其叙述积极的响应：一颗热情奔放的心跨越时空倾听着另一颗心的呼唤。勒卢什将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放在“二战”期间沦陷的法国，而且对许多事件加以演绎。但是勒卢什在原始素材广度、深度以及在铁蹄下人们甘于沉沦而不相信人性真善美等方面的刻画还是真实可信的。让保罗·贝尔蒙多因为成功饰演了冉·阿让而登上事业新高峰。
10．《 宝贝 》。那么多特技电影令你不禁想说：“这真是浪费身手不凡的技术人员的大量宝贵时间。”但是澳大利亚导演克里斯·努南花3年时间观察真的和电子模拟的狗、老鼠、羊和一头可爱的猪却是值得的。离奇的现实性使这部讲述一位农民及其宠物猪的寓言故事具有极大的可信性。《 宝贝 》并不是一部特技方面弄巧成拙的影片，影片中的宠物猪虽说是一部机器，但是却有童话般美好的心灵。
中国：亚洲经济的乐观中心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奇迹已让位给一些新现象：亚洲成为实行开放和融为一体的集体，它既是生产者和出口者，也是消费者和进口者。《 纽约时报 》的文章认为。
亚洲的经济奇迹并不缺少喝彩者和怀疑者，而且这些人也不可能减少，因为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亚洲的奇迹在不断变换形式。亚洲的经济活力已从原来在日本的中心和香港及新加坡的贸易中心扩大到整个亚洲地区，包括落后的越南和菲律宾。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地区，包括台湾和韩国，变得更富了。亚洲地区原来的商业火车头日本在80年代末就失去了发展动力，然而整个东亚的增长率今年将达到5.1%。
这是澳大利亚的亚太经济组织，以及于1996年5月《 时代 》请来的一批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当这些专家把陷入经济停滞第5年的日本排除在外时，他们的预测甚至更乐观：东亚其他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近9%，并预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997年只会稍许放慢。
这批专家的解释是，70年代和80年代以对西方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和日本的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奇迹已让位给一种新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几种新现象。亚洲已不再是一大群独自竞争的出口强国，而是实行开放和融为一体的国家集体，它们的发展速度是人们在5年前无法预测的。这种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8个国家和地区构成的亚太经合组织的突然崛起造成的。此外，正当日本的经济开始发生故障时，中国的经济却发展过快了。而且，亚洲现在既是生产者和出口者，也是消费者。美国出口产品的近30%都被亚洲买走，大部分产品运往除日本以外的国家。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说：“东亚对美国的出口来说现在更为重要了。同时，美国对东亚的出口来说却不如以前重要了。”据香港萨洛蒙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弗雷里斯说，亚洲有30%的贸易是在亚洲范围内进行的。他还说：“亚洲地区本身已成为本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台湾岛的经济预计今年将增长5%，香港的繁荣反而冷却下来，但这是它从制造业转向增长较慢的服务业的长期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对中国在1997年的接管产生疑虑的结果。亚洲地区的繁荣受到的最大威胁是印尼的社会及政治局势紧张和北朝鲜政权可能垮台。
如果这些趋势使亚洲的企业家们担忧，这在他们的利润预测中尚未显示出来。对亚洲地区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太经合组织。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冯国经说：“亚太经合组织的整个态度一直是纯经济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宪章是鼓励其成员在2020年前取消贸易和投资壁垒。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势头增强，那种态度所引起的怀疑已消除。印尼和中国都在去年宣布大幅度削减关税。而在1995年12月，东盟7个成员国宣布同意在2003年前把关税降到平均3%的水平。
这可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在亚太经合组织今年11月将在菲律宾举行的年会上，东盟可能宣布它的3%的关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进口，而不限于东盟的邻国。据马尼拉的亚太大学校长和菲律宾政府亚太经合组织问题顾问埃斯塔尼斯劳说，上述想法是为了压迫亚太经合组织和全球的其他国家就范。他说：“亚洲的背景是将来会迅速发展和人们更为乐观。”
亚洲乐观主义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千百万人正抓住机会促使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政府使经济冷却下来的措施已使通货膨胀率从1995年初的21%降到年底的8.3%。中国的一位官员说：“这证明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实行的限制是有效的。”但是他也警告说，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威胁。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仅在1995年就达到360亿美元。香港银行家信托公司总经理威廉·奥弗霍尔特说：“中国比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都更为开放。中国是世界上购买民用飞机最多的国家，也是新电视机生产线的最大买主，如果你不到中国投资，你就不是全球性公司。”
罗斯·加诺特还说：“在今天的亚洲，中国的生意——还有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生意——是每个人的生意。”
为中国人提供就业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女议员南希·佩洛西等人担心，美国公司在寻求销售机会时，正把“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生产和我们的天赋、我国经济的计划”交给中国。克林顿总统和国会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尔的支持下延长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然而，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许诺：“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按我们的贸易规则办事，我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意味着他将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报复。当《 时代 》周刊的记者要求克林顿解释他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言行不一时，他说：“是的，我们能给他们造成严重损害，因为中国向我们的出口约占中国出口额的1／3。但是有人劝我说，如果这样就不会产生打开中国市场的预期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波音公司负责国际开发的高级官员劳伦斯·克拉克森坚持认为，如果该公司不满足中国的要求，该公司给美国人带来的就业机会将更少。克拉克森说：“如果我们不把生产业务转移到中国去，我们就得不到订单。”预期中国在今后20年将花1850亿美元购买商用飞机。
事实证明，甚至这种交易也可能是没有收益的。中国国有的航空工业部门在1996年7月时宣布，它与欧洲－新加坡的一个联合企业签订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合同，合作生产有100个座位的喷气式飞机。李鹏总理在4月份访问巴黎时还批准了购买33架法国生产的空中客车飞机的协议，从而冷落了波音公司。这是对美国发出的不难捉摸的信息，要它放弃对中国贸易和人权政策的批评。
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以市场准入换取就业机会，尽管这违反1992年的一项贸易协议。1994年以来，美国制造的汽车在中国要交100%的关税，这使销售量从1993年的4万辆减至去年的4700辆。因此，通用汽车公司最近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进行谈判，一年生产10万多辆中型汽车，雇用中国工人。诸如电子业巨头摩托罗拉公司和计算机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之类其他美国公司，也为了使中国放宽贸易壁垒而被迫把美国的就业机会转给中国雇员。
由于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且它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今年有可能增至400亿美元，中国人不想改变他们的态度。美国的决策者面临美国公司的巨大压力，这些公司担心，如果美国不容忍中国在贸易上的做法，它们将被关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之外。波音公司只要有飞机订单就将仍然得利——即便这些飞机是中国工人制造的。不管克林顿和国会有意还是无意，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产生的实际结果，至少现在是维护某些美国股东的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些美国工人的利益。
消费的信用卡时代
10年前，到中国的观光客为了支付旅馆和餐馆的账单不得不把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信用卡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饭店和商店的大多数收银员甚至没见过信用卡。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约有1410万张信用卡在中国流通，21万多家商户接受信用卡。中国的信用卡市场急剧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信用卡数量每年都翻一番。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03年发行2亿张信用卡。
世界主要的信用卡公司80年代末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带头的是万事达信用卡公司，该公司在1987年通过中国银行首次在中国发行了国际付款信用卡。目前在中国销售的信用卡中，万事达卡的销售量最大。这家公司最近宣布，它已发行了1150万张万事达卡。1995年，万事达卡的销售额为537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40%。到中国的旅游者会注意到，接受信用卡的商家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95年，这样的商家增加了48%，从1994年的14.3万家增加到1995年的21.1万家。
现在，从路口的鞋店到百货商场，什么地方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中国优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建立通过电脑办理交易的基础设施。这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和12亿人口的国家里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万事达公司正在帮助中国的银行完成这个任务。在过去的一年中，万事达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建立了4个有权办理信用卡业务的网络中心。
中国为国际信用卡公司提供了大好时机。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私人消费每年以16%的速度上升。但是，现金在和信用卡竞争。大多数中国消费者仍觉得使用现金比较自在，但万事达公司预计这种情况短时间内将发生改变。
负责中国业务的万事达公司总经理沃伦·刘说：“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喜欢使用既方便又灵活的信用卡。” 他说：“随着中国电子基础设施的建立，我们预料信用卡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此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者会逐渐意识到，万事达卡是中国货币的未来。”
改革医疗体制
现在中国民众看病、住院，不仅要自费，而且面临乱涨价、乱收费等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住在北京的68岁妇女韩女士在被医院告知要割除胆囊后，亲戚为她筹得6000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而这项预估的医疗费用，除去正常医药开销外，还包括：招待手术医生一顿餐费及唱一场卡拉OK约240元钱；购买10瓶可口可乐给照顾她的医院员工及护士。为什么要花这个钱？韩女士的女儿说，“这样医生才不会出错”，“不唱卡拉OK，怕影响医生开刀时的心情”。
中国进行多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如今已进入一段动荡期。为减少财政支出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取消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施的各种补贴，包括医疗补贴在内。这使得民众看病开始要自掏腰包。然而，市场取向的医疗改革却也连带使得具有“经济头脑”的医院医生及护士，积极搞“创收”，向病人大收“红包”。收受红包又促使医疗院所提高医疗费用及药品价格，变成好的医疗设备及药品只提供富人使用的怪现象。世界银行北京驻在机构官员赵先生说，政府本意是少干涉，但医药价格节节攀升却反倒成为政府新的财政负担。
同时，医疗改革也导致种种扭曲现象的出现。去年，湖南省衡阳市政府检查了341所医疗院所，随即勒令关闭了122所，原因是医疗设备严重不足；而115所则须限期改善。农村地区平均700人拥有1位医生，5万人拥有1名牙医，包括过去被称为“赤脚医生”在内的医疗人员560万人，全国医护人员不到9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医疗体系继续进行补贴，政府自然不堪重负。
截至目前，中国有80%的人口必须自付医疗费用，但医疗资源的分配，城乡的差距却颇为严重。去年，中国官方杂志《 瞭望 》报道说，中国15%的民众享有全国60%的医疗资源，特别是部分特权单位拥有特等病房，拥有特别训练的医生及舒适的医疗环境，但在农民年平均收入仅460元之际，这些病房的单日要价却高达600-1200元。
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中国计划召开全国医疗工作会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恢复原来的公费医疗不可能成为议题。劳动部官员表示，公费医疗是鼓励不合理的消费，强化人们不负责任的现象。尽管如此，对于广大的贫困地区，中国仍将给民众以适度的补助。
除此之外，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也有意参考新加坡的改革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是从个人的薪资中扣除1%，政府企业职工薪资总额扣除10%，来成立基金作为支付个人或职工的医疗费用。现在中国有60多个城市试验这种模式。但对多数医院而言，这种模式似乎帮助不大。目前，医院最大的问题，还是医疗改革后医疗品质的急速低落，以及医生在没有收取“红包”时下药可能造成的疏忽。
据透露，目前中国许多医院的收入，70%来自贩售药品，这其中包括乱收费及乱涨价等办法。《 人民日报 》曾报道说，中国有100万儿童因用药失当导致失明及失去聪明才智。“一切向钱看”，应该为体制改革的失落负责。
>
网络与中国新时代
1997-1998年
在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香港的商业及其他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化，这变化或许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还要快。香港人过去持有的此地与大陆大不相同的观念正在消失。自由市场改革诱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回到大陆，香港商人向大陆工厂的投资已达上百亿港元。现在，由于香港由北京治理，边界本身已不再是隔离线。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他们是大中国的一部分，并把大陆看作是他们所在地区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
这表明北京已经选定了一种赞同网络的政策，这是一种既大胆又出人意料的举措。处于上升态势的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正在竭力使人们接受这种观念，即网络是将中国带入21世纪的最好交通工具。曾经为英特尔公司负责过3年亚太业务的肖恩·马洛尼说：“中国人上网了，对吗？5年后中国人会变得让你认不出来。这种变化的一大部分将通过因特网反映到计算机屏幕上。”
16
>
华裔风云人物何大一
何大一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抗艾滋病的陈旧概念，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鸡尾酒疗法”。他突破性的贡献使艾滋病变得并非不可救药，患者可以重获对生命的希望。
为成千上万被“宣判死刑”的全球艾滋病患者重获生命希望的搏斗中，研究艾滋病的先驱——美国爱伦·载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抗艾滋病的陈旧概念，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鸡尾酒疗法”，并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他对艾滋病并非不可救药、患者可以重获对生命的希望的研究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从而赢得了1996年美国《 时代 》周刊年度风云人物宝座，成为美国首位被评选为《 时代 》封面人物殊荣的亚裔科学家。
据最新报告估计，全球有将近25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或已经成为艾滋病患者。其中，90%以上成人感染者或发病者居住在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刚刚流行的地区为中亚和东亚。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蔓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何大一表示，“病毒是无国界的”，即使是目前感染者和发病人为数还不算多的地区，也应全力投入鼎力推动和不断教育民众，防止艾滋病扩散，遏止艾滋病蔓延。
1996年7月，何大一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艾滋病研讨会中，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及其确立的“艾滋病毒一进入人体即迅速繁殖”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艾滋病搏斗的观念与方法。
“鸡尾酒疗法“（ 一种调拌鸡尾酒的方法 ）是何大一的创新方法。它把蛋白酶抑制剂和各种抗艾滋病毒药剂混合使用在病毒入侵之初的患者身上，不必等到发病时就能阻止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临床数据显示，混合药物是对付艾滋病毒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既可以阻止病毒繁殖，又可以延期出现对抗艾滋病毒产生抗药性的变种病毒。如果在艾滋病毒入侵的初期，患者立即接受“鸡尾酒疗法”后，其体内病毒检测的结果，用数学方法统计可以显示部分患者在两三年内，体内的病毒可能被完全清除。一些无症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经治疗后，其艾滋病毒已经在体内消失。
美国前NBA职业篮球超级明星37岁的魔术师约翰逊，1991年11月宣布感染艾滋病毒，举世震惊。经接受特约医师何大一独创的“鸡尾酒疗法”后，已有效抑制身上的艾滋病毒。 约翰逊采取了乐观进取的态度，从未怨天尤人；同时，他还积极从事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他说，人生有太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何大一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如何对抗艾滋病的会议中说，几年前还不敢梦想的是强效的混合疗法，可能把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全部消灭。预测需要3年时间，才能让艾滋病毒“衰败”或消亡，并让未受感染的新细胞取代被摧毁的细胞。现在何大一对一些患者进行研究，经18个月治疗，这些病人的血液、精液细胞及直肠活组织，已经检查不出病毒。我们问何大一：“艾滋病毒是否能从体内消除？”答案是：“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病人完全根除艾滋病毒？”答案是：“没有。还没有任何病人完全治愈。”针对大家的提问，何大一又说，这并不见得表示病毒已完全消灭，只是由于连现有的最新科技也检查不出病毒。病毒可能不定期藏在一些现在所不知道的部位。如果确有这种情况，病毒以后可能还会重新繁殖，积极感染新细胞。如果经过几个月之后病毒没有重现，这是很好的迹象，可是这并不表示病毒不会在以后几年内又冒出。因此，何大一警告说，“鸡尾酒疗法”只能控制艾滋病毒不再继续增殖，但无法痊愈。不过，这并不等于无法打败病毒。目前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继续采用不同的新药，对不同病期的病人进行治疗；但是，不要误以为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就不再注意防治，就可以“乱性”。
何大一特别强调说，虽然我们的研究清楚地帮助大家了解艾滋病，我们并没有做完所有的工作，这个领域已有长足进展，现在已有的成果也应让我们感到乐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说艾滋病已经是可治之症。
何大一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毒的进展，这就好像你在打一场艰苦的仗，突然，你发现对手并不是无懈可击。我们可能有打胜仗的机会，但是，达到控制病情并不等于完全治疗，并不等于强敌已被我们击败。“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仍有一段长路要走。”
在回答关于治疗费用的问题时，何大一说，用鸡尾酒疗法，每个患者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高达2万美元。目前1年得到美国联邦政府补助约700万美元。但是，很多患者还无法接受治疗。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资助研究的费用，早日把艾滋病疫苗研发出来。
与多年来对艾滋病研究的“潜伏期”理论相反，何大一认为，艾滋病毒在感染人体后，并非潜伏不动，而是立即大量自我复制，每天复制约10亿个病毒，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行不断的凶残的攻击，最终击溃免疫系统。唯一能压制病毒的机会是早期及同时大量服用多种药物来攻击病毒的不同部分。何大一以惊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艾滋病毒的成长速度比1年前所知的快10倍，每隔数小时，即为病人验血，发现病毒每天产生100亿到300亿个复制品。初步研究结果显示，3种药物同时服用，可使病人血液中的艾滋病毒消失99.9%。
参与何大一所领导的研究中心实验的21名纽约病人，都是在感染后6个月内接受多种药物治疗，许多人的血液中已1年没有发现艾滋病毒。何大一提出的新实验是：现在要让这21名患者停止服药，以确定早期和大量服用多种药物是否已彻底治疗艾滋病，这种治疗法能在6个月到3年期间根除病人体内的艾滋病毒。停药，是唯一能证明这个理论的方法。但是，这21名病人都拒绝停止服药。对这个新实验，现在正引起争议。
出生于台湾的何大一，祖籍江西新余市。1965年就读小学五年级时随父母移民来美。父亲何步基，母亲江双如，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并为子女做好榜样。何大一初、高中5年就念完，并名列前茅。在美国加州理工学物理系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随后进哈佛医学院深造。1981年起在加州大学进行艾滋病的研究工作。
何步基为儿子取名，花了很大心思。“大一”乃是取自老庄哲学所说：“其大无外谓大一”。今年44岁的何大一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妻子郭素玉是画家，台湾台中沙鹿人，她赞扬何大一是一位难得的好丈夫、好父亲。
出类拔萃的何大一多次获奖。1991年获医学研究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医学奖的德国荣格奖。1995年，何大一在美国权威杂志《 自然 》上发表的论文，改变了艾泫病研究领域的观念与方向，其内容被数百篇论文引述，该论文是生物研究领域有史以来，在一年期间被人引用得最多的一篇。
对何大一来讲，成功的因素主要在于个人的努力奋斗，加之记忆力强，过目不忘，思路敏捷，头脑很有条理。他业余爱好也很广泛，爱吃中国菜，爱打篮球，爱听古典音乐。面对荣誉，何大一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要实现美国梦，要取得成就，就要有决心，有毅力，不怕吃苦，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荣誉，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和压力。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是个“创造历史的人”时，何大一答：“时间将是最好的裁判。”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外务审议官小仓和夫就如何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提出建议。小仓和夫此文发表的看法是他个人的，未必反映日本政府的立场。
近来中国加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做法促使人们使用了“威胁”和“威慑”等字眼。中国的邻国担心它的扩张。在日本看来，中国加强军事力量，且不说加强其核力量，很可能会阻拦我们自己可能做出的削减武器的努力。然而，分析家们往往忽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在近代遭受了外国侵略和占领之苦，认为外界对它构成“威胁”，所以对它的安全感到担忧。
为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应当设法减轻中国的担忧，促进它的安全感，而不是去“遏制”它。由于中国与它的大部分邻国都有边界争端，它和这些国家应当以互不侵犯条约或类似条约的形式宣布，它们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些对领土提出的要求。人们对于爆发有中国参加的军事事件之后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感到担心，而这可能为举行亚洲安全对话提供基础。
中国人想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吗？这正是在“二战”之后的大部分时期里中国人所做的，他们不仅是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和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反对者这么做的，而且还是作为挫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力量这么做的。目前，北京奉行全方位外交，平等地对待所有的重要伙伴。在这个平淡的保证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微妙的信息：中国不再是个挑战者，而是一个参加者，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了解它对保护这个全球体系的责任。
而且，北京必定会情不自禁地把它自己看作是东亚国际秩序唯一的缔造者。如果这是中国所希望的，那么它就不能要求由于独特的“中国”情况或传统而免于履行国际准则。随着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它应当更加严格地在自由贸易、环境保护、人权和民主等方面遵守国际公约。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辩论“亚洲价值观念”与西方的有所不同是危险的。人权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与中国自己的文明和政治文化一脉相传。我们必须敦促中国认识到这一点：与其他国家一道承认这些价值观念，将只会提高它的尊严和高贵的地位。
此外，还有现实问题需要考虑。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相互依靠了。亚洲的经济增长及其副产品——人口增加，环保问题日趋严重，缺乏粮食和能源等——对全球产生影响。每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让位于促进共同利益的条约，所以我们必须使中国比以往更多地参加制定国际行为准则的活动。例如，我们不应把接纳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看作是就贸易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机会。中国取得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对于使它参加全球规章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强大但却是不稳定的中国，或者是在全球经济体制之外活动的中国，都是我们所承受不住的。日本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鼓励中国的充分参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同中国经济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在日本的参与下，中国才会有它现在实行的复杂改革和调整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干劲。最为重要的，但却常常被遗忘的事实是，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不仅中国需要改革，而且其他国家也必须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这个变化。
日本应当怎么做？首先，我们不应忘记，任何有关中国的讨论都涉及双方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平衡。在整个这个当今时代，日本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像中国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方面的棘手问题一样。国内的政治斗争有时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健康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日本反省和充分理解我们过去奉行的军国主义造成的影响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对华政策必须是认错。我们需要这种反省，以便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在中国，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日本希望在亚洲怎样生存。而在日本，人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免除今后举行和谈的必要，这两个国家都将必须确立它们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并在实现其设想的过程中合作。
香港双行道
对许多人来说，越过边界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之间正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1994年底，中国建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收费站，为每天从华南加紧生产的工厂向香港繁忙的港口运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服务。周末和节假日，香港居民的过关通道挤满了人。往来边界两侧的车辆大大增加，产生了修建新公路、铁路的需要。边界两侧庞大的建筑工程正在施工。预料这些工程将增强边界地区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到边界的那一边参观或定居。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预言，随着两边交往的改善，“我们会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将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在香港自7月1日重归北京控制，10月将进入具有象征意义的第100天时，这个前殖民地一再重复说的一句话是“一切都没变”。在许多方面，这话是对的：香港现在做的大体上就是它以前所做的。其实，政治体制已经做了调整，但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待香港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正如行政长官董建华今年9月访问美国时所说的，“一切如旧”。
然而，在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香港的商业及其他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化，这变化或许比人们原先预料的还要快。香港人过去持有的，此地与大陆大不相同的观念正在消失。自由市场改革诱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回到大陆，香港商人向大陆工厂的投资已达上百亿港元。现在，由于香港由北京治理，边界本身已不再是隔离线。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为他们是大中国的一部分，并把大陆看作是他们所在地区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从想逃离香港车辆堵塞的街道到大陆公路驾车的人，到谋求改善生活条件的工人，人人都在向北看。香港贸易发展局局长说：“过去我们是作为一个殖民地被统治着，计划人员依据香港是个独立自足的实体这个假定从事工作，现在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飞地心态。”这些新出现的接触并不局限于商业方面，还包括为香港的退休人员在华南建造住房，欢迎来自大陆的学者赴港工作和谋求大陆支持在边界两侧兴建文化娱乐设施。
这种联系只会继续发展。人们预料，10月8日，董建华将在为新香港诞生100天发表的首次重要政策讲话中宣布雄心勃勃的计划：兴建公路和铁路网，把香港新机场和扩展后的集装箱码头同中国兴旺发展的珠江三角洲连接起来。一国两制经济研究所的那位负责人说，计划中的连接边界两侧的公路和铁路网将“重新绘制在香港做生意的成本结构图”。
从经济上讲，这种联系是牢固的。在邓小平1978年发起经济改革后，香港投资者蜂拥进入大陆，为华南白手起家建立新的低技术制造业基地，提供了所用资金的大部分。由于大陆劳工的工资比香港低，地价也便宜，到1991年为止，港商在广东省雇用的中国工人已达300万——-比香港的劳动力还多。随着华南的费用开始上涨，香港的商人和计划人员现在期望扩大香港的作用，使其成为欠发达的内陆省份产品的集散地。
大陆为香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东西——-发展余地。在殖民地时代，当政府需要额外的土地时，除了填海造地外别无选择，使其在商业和环境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计划人员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如何把香港拥有的工厂迁往更加深入内陆的地方，如何缩短把商品运往亚洲日益发展的市场的时间。贸易发展局局长说：“主权的变化使得我们能与持非常积极态度的内地密切合作。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概念突破的重要意义。”香港新政府现正同广东省合作，要把边界的中国一侧变成香港老年人退休后居住的比较廉价的地区。过去，如果香港居民滞留在外的时间过长，他们就不能领取退休金支票，也不能在边界那一侧享受低价医疗保健。但现在，决策人为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和从事保健事业的专业人员开辟有发展前途的新领域开了绿灯。
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高锟敦促董建华政府起用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为香港的金融服务，为通信业开发产品和设计程序。他说，有了这些智囊和这个市场，香港可能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最重要的活动中心”。
当然，这种越界的活动不仅仅是单向的。香港有人担心，人口是香港200倍的大陆可能会把整个香港淹没。香港的学者已经面临大陆学者的竞争。负责香港过渡计划的政治学家迈克尔·德戈利耶指出，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助理教授的数量在增加。他说：“使我的学生感到震惊和恐慌的是，这些大陆人中有许多人的英语极棒。而这些人正是今后与他们争夺就业市场的竞争者，现在正在匆匆忙忙地到处找工作，以求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民意测验表明，香港群众更关心的是住房、教育和对老年人的援助，而不是民主和法治这样一些在7月1日政府交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抽象问题。
董建华不能完全避开政治方面的关注。如果他通过增加来自大陆的工人的定额而使商人感到满意，那么他也要安抚焦虑不安的当地工人，而且他需要向各家各户保证，他将履行一年建造85000套新公寓的诺言，解决香港尖锐的住房短缺问题。
中国人的乡村选举
1987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全国的93万个乡村每3年进行一次选举。这些选举的自由、公平程度又如何呢？一些国际小组对中国4个省的选举工作进行了调查，并采访了另外一个省的领导人。其他一些组织考察了其他地区的选举。选举若要是自由的，公民必须有本人的、真正的选择；选举若要是公平的，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潜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选举合乎了这些条件的最低要求：这里有保密的、供个人使用的选票，有数名候选人竞争一个职务，透明、公开地监督计票。
尽管《 新闻周刊 》的记者观察到的选举的总数，与中国乡村的总数相比之下有些无足轻重，而且现在还没有统计数据可以判断这些抽样考察结果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大多被考察的选举往往还是具有竞争性和公平合理的。一个良好的迹象，是中国民政部听取并贯彻了许多外国观察家的建议。这些小组刚刚和民政部达成了一项协议，要帮助民政部建立一个“快速和透明的”、收集选举数据的“全国性系统”。这将使政府得以确定哪里的选举有缺陷，并加以纠正。政府正努力改进选举进程，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被选上的地方党的干部，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更大的问题是技术落后和缺乏经验。候选人往往会认为，技术上的差错是出于政治动机。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从基层开始做这项工作并训练村民熟悉选举机制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他们正不断取得进步。但进展是参差不齐的，即便是“模范村”也会犯错误。邓小平曾在1987年预言，中国需要50年才能完成向全国直接选举的过渡。一些人曾认为这在几年内就可以完成。但在艰巨的任务面前我清醒了，已经改变了看法。
由于中国经济的进步，制定一个受欢迎的、稳定和富有灵活性政治框架的挑战也随之而来。这一框架要使中国不仅能引导作为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而且能疏导在经济衰退中出现的失望情绪。中国能否战胜这些挑战不仅会影响到中国人，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中国的乡村选举将会为中国9亿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为新政治框架打下稳固的基础。这或许是长征的第一步。
中国人开始上网
这是间狭小的屋子，1.5米宽，装饰着制作粗糙的抽象画，剥落的白色涂料，倾斜的快餐店用桌，用铆钉固定在一起的教室用椅。但是这儿引起人们注意的不是它的装饰，而是机器：一台米色康柏2500计算机和一台灰白色的戴尔，连着一台冰箱大小的网络路由器，从那儿，通过一条拇指粗的黑色电缆线，进入广袤无边的因特网世界。指挥这个小小信息前哨的是35岁的中国企业家爱德华·曾，此刻，当他环视这个挤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脚下一排拥挤的办公室中简朴然而却令人振奋的小屋时，不禁咧嘴笑了。他说：“欢迎进入信息革命的中心。”
在曾的小屋里你几乎没有得不到的东西。曾的1000位因特网用户可以从北京各个地方拨号进入他的计算机，联通几乎没有边界的电子世界。他们能够发送电子邮件、照片以及中国新闻，也能够收到任何其他东西。
夜幕降临时，数以百计没有自己的个人计算机的中国人就会拥到曾的6间“网络咖啡屋”中，这里的上网机收费为每小时3.6美元。这是信息时代的快餐。
这是中国吗？这表明北京已经选定了一种赞同网络的政策，这是一种既大胆又出人意料的举措。处于上升态势的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正在竭力使人们接受这种观念，即网络是将中国带入21世纪的最好交通工具。曾经为英特尔公司负责过3年亚太业务的肖恩·马洛尼说：“中国人上网了，对吗？5年后中国人会变得让你认不出来。这种变化的一大部分将通过因特网反映到计算机屏幕上。”
北京一个负责微软产品的经理托马斯·林说：“政府确信，电脑和网络有助于提高竞争力，现在他们想让每个办公桌上都摆一台。”并且每个家里都摆一台。你听过的每一个有关数字技术前途无限的承诺在中国听起来都更具诱惑力。中国有3.5亿需要接受教育的儿童——有什么教育工具能比交互式电视更好？财政部需要为中国2.84亿工人建立银行和存款账户——什么办法能比智能卡更有效？农业规划者梦想着提高中国农场的生产力——通过网络向3.23亿农民传递有关天气和农业科学方面的信息岂不是更好？
为利用这些优势，中国已经开始实行9个“金色计划”，以期通过这些计划将最先进的技术输入到从卫生保健到金融等的各行各业中。到2010年，上亿中国人将通过金桥金融网联为一体，携带着智能金卡四处漫游，并通过装有微芯片的金税卡自动将他们收入的相当部分上缴国库。
最近在北京的一次晚餐会上，英特尔公司中国总经理吉姆·贾勒特坐在一位80岁左右的老太太身边，她的年过八旬的丈夫是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吉姆说：“她告诉我，她丈夫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浏览《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那是他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个窗口目前还很小——只有30万中国人进入因特网的接口，而在美国这个数字约为2500万——但是它正在迅速打开。中国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说，他们希望，到2000年，联网的中国人达到400万。与此同时，从中国进入外界的通道今年也扩大了3倍。
中国将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大因特网——亦即技术人员所称的内部网，与其余世界隔绝。20年来一直在高层信息政策方面与中国合作的一位香港工程师说：“中国人对网络忧心忡忡。它只是西方内容的泛滥吗？还是说它将反映中国文化？中国完全有权利在本地内容和外部内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但即便是中国最灵巧的体操运动员也会发现这种平衡很难维持。毕竟，网络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开放的。如果建立网络是为了增强中国公司的竞争力，那么这就意味着，要让它们接触到各种东西，从杜邦公司的化学制品网页到美国专利局的新发明名单。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反应灵敏、消息灵通的生意人也许会更有竞争力。
唐人街里的非法移民
对大多数游客来说，纽约的秋季可能令他们流连忘返，但对临时居住在鲍厄里大街上一幢没有电梯的4层楼房的人们来说，秋天只意味着天寒地冻的冬天的临近。在炎热夏季，一些人起码可以在安全出口和楼顶上席地而卧——在常人无法承受的辛苦劳作中求得片刻安宁。这块拥挤不堪、密不透风的小天地被隔成32个小房间，容纳了至少100人。走进狭窄的临时走廊，汗味、未洗的衣服、旧鞋和垃圾混杂在一起的恶臭扑鼻而来。做饭炒菜的嘈杂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与厨房旁边的便池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小小的电视机前面，几名男子挤坐在那里观看他们很久以前就离开的家人和故乡的录像带，其中一些人离开故土已有10年了。每个夜晚，唐人街上都隐约传来痛苦和孤独的叹息声。
鲍厄里这幢狭小拥挤的楼房，只是中国非法移民的几十个栖身地之一。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们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血汗工厂和纽约市唐人街上的许多餐馆里卖命。66岁的孙力（音）说：“我们在这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孙力是4年前来到美国的，在离鲍厄里临时搭建的楼房几步之遥的拉斐特大街上的一家血汗工厂里找了份挂衣服的工作。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他说，雇主付给他的薪水是每一小时1美元左右。
纽约的血汗服装工厂通常不大，不加入工会。厂内的缝纫机不足20台，工人清一色是非法移民，居住在像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以及昆斯弗拉兴的中国人聚集地。劳工部前不久的一份报告表明，唐人街上的服装厂中有90%实际上是血汗工厂。纽约的服装厂中，大约有7成由中国人拥有；他们的产品中有40%提供给两大买主：沃尔-马特公司和克马特百货公司。实际上所有的工厂都是计件支付工人工资，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从而获得的工资接近最低工资：每小时5.15美元。专门研究唐人街问题的大学教授皮特·邝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工资只有每小时两美元或者更少。劳工法在这里得不到贯彻，工人受重伤的比率却直线上升”。
实际上，这些能够拿到工资的工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皮特·邝说：“雇主们知道工人们不会抱怨，所以他们扣住工资不发，称制造商不按时付钱。一般来说，工资都是迟发6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5年来，新手们蜂拥而至，使整个唐人街的工资水平下降了30%。例如，洗盘子的薪水一度是每月800美元，但如今降至500美元。
大多数非法劳工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城市已经十分拥挤，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对“遍地是黄金”的美国的诱惑难以抵御。据专门向福建移民提供服务的教堂神职人员陈方永（音）说，这些非法移民没有料到他们在纽约市的生活会如此艰难。陈方永说：“精神疾病和自杀现象已成为严重问题。这些人与亲人天各一方，被迫承受他们想都想不到的艰辛，他们的精神突然崩溃了。”那些负责偷渡的流氓团伙，不断向这些非法劳工施加压力，把他们当作生财之道，这个行业比这些团伙的旧行当——海洛因买卖要强得多。一年来，流氓团伙成员两次包围鲍厄里的大楼，堵住安全出口，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楼里居民的血汗钱洗劫一空。受害者说，他们不敢报案，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找这些人的麻烦，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就会遭到报复。其中一人说：“没有人向我们提供保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说是做牛做马的奴隶。”
每个人的境遇都令人心碎。于莉（音）说，她到美国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每天都是以泪洗面。3年前，她为了与1991年偷渡到美国的丈夫团聚而向蛇头支付了一笔钱，这笔钱是她的丈夫借来并寄回家的。她在踏上纽约的土地之后，马上就开始在一家制衣厂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7小时。但因为她是新手，这家工厂又是计件支付工资的，她每小时只能挣1美元。她说：“有时候我们一无所有。我一周的工钱还不足100美元。”他们夫妇两个挣的钱太少了，以至于不能住在一起。她的丈夫继续睡在他工作的那家餐馆的地板上，她则住在亲戚家的地下室里。
这对夫妇不得不再次与蛇头打交道，以便与他们留在国内的3个孩子团聚。代价是13.2万美元。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在出发后不久，他们14岁的儿子就与他的两个妹妹分开了。他被遗弃在战火纷飞的柬埔寨，进了监狱，直到他拿出藏在身上的500美元贿赂看守才得以逃脱。
虽然亲戚帮她向蛇头付钱，但于莉为了偿还债务还必须每个月拿出3000美元。她说：“日子苦不堪言，我们一无所有。”如今，连他们的孩子都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于莉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让我们的子女去工厂干活。他们本应该在学校里念书，但我们需要他们挣钱养家。”她叹了口气说：“要是留在中国，日子就不会如此艰难。”
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亚洲的股市在高涨，投资者又纷纷回来。这个地区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东西了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撰文认为亚洲尚未摆脱危机并可能再次发生危机。
两年前，曼谷出现了一种厉害的病毒。事实证明这种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迅速传遍了亚洲和亚洲以外地区，经常使表面上看似活跃的经济受到传染，在一段时间看来似乎可能成为全球性的传染病。但是，过去几个月没有听到新病例，原来的大部分患者都度过了最难受的时刻。像患过重病并开始好转的人一样，他们都感到轻松了，甚至感到高兴，虽然他们离完全康复还有很长的路程。
但是，突然出现这种令人振奋的心情仍为时过早。首先，亚洲的情况好转仍是局部的事情。韩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复苏得快，今年韩国经济可能增长5%；即便如此，其产量仍比1997年以前的经济趋势线低14%。日本的经济力量比遇到麻烦的所有其他国家经济力量的总和都多，但是日本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的好转迹象。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料，即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下降，日本的失业率仍将继续增长。中国在整个危机期间已设法持续增长，但是中国经受的金融压力已逐渐加大。
如果去年夏天这个地区所感受到的已注定即将失败的感觉减弱，这完全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亚洲尚未摆脱这场危机，也并不清楚如何避免下次危机。使亚洲可能出现1997-1998年大危机的所有那些脆弱因素都没有消失，而且还有充分理由认为亚洲在危机后的长期前景远不如仅仅两年前那样大有希望。
但是我们要开始设法了解过去在哪些方面出了错。亚洲希望那些显得明智而谨慎的专家警告别人不要把事情笼统化。他们说，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因而并没有适用于亚洲所有国家的故事情节。
实际上，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灾难的逻辑差不多都一样。（日本的情况的确非常不同。）在每种情况下，投资者——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发放短期贷款的外国银行——都试图同时把他们的钱撤走。结果出现了银行和货币联合危机：说它是银行危机是因为没有任何银行能在得到通知的短时间内把所有资产兑换成现金；说它是货币危机是因为受到惊吓的投资者不仅试图把长期资产兑换成现金，而且还把泰铢或印尼盾兑换成美元。在受到惊吓而逃跑的情况下，各国政府没有提出好的方案。如果它们让自己的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率就会高涨，借了美元的公司就会破产；如果它们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支撑自己的货币，这些公司大概也会由于债务负担和经济衰退两种因素合在一起而破产。实际上，这些国家破坏了这种区别，无论如何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次危机是对经济管理不善的惩罚吗？像多数陈词滥调一样，时髦词汇“裙带资本主义”一时颇为流行，这是因为这个词汇触及事物的真谛：政府和企业关系过于密切的确产生了许多不良投资。亚洲企业的金融结构仍处于原始阶段——股本太少，债务太多，债务中太多的部分又是由来自肯通融的银行的软贷款构成的。这些也使得这些国家特别容易丧失信心。但是这种惩罚同所犯的罪行相比肯定是不成比例的。许多投资事后看来是愚蠢的，但是在当时看来却是明智的。毕竟，假定目前每年吸引海外投资约3000亿美元的美国看到流入的资金突然转变成1万亿美元流出的结果（相对经济规模来说，这是受亚洲危机打击的国家所承受的），美国的金融系统还会显得有多稳固？
在没有良好的政策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政策反应对头吗？在亚洲的每件事情似乎都出错的时候，人人都疯狂地相互指责；现在当事情开始对头的时候，似乎人人都在相互争抢功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韩国的复苏说成是它的政策建议正确的证据。暂且不去管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济的其他国家的情况糟糕得多，马来西亚经济——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并由于实行资本控制而使受尊敬的舆论感到吃惊——似乎也在好转。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任何好消息都完全归功于自己，尽管马来西亚的邻国似乎也走出了谷底。
实际情况是，一个没有私心的观察家大概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采取什么政策，不管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还是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采取的政策，结果都一样。无论是预算政策，利率政策，还是银行改革——不管哪些国家试行都一样。在没有更多的钱可管理的时候，一个国家经济的自然恢复力最终将开始发挥作用。从最好的角度说，据说能提出治疗方案的医生在病床旁提出了有益的治疗方案。从最坏的角度说，他们这些人像是中世纪的医生，并开药方说：放血能治百病。
患者能完全康复吗？正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这恰恰取决于你所说的“完全”是指什么。韩国的工业生产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在1997年春天，如果任何人预言韩国工业在今后两年出现零增长，就会被认为是轻率的灾难预言者。所以，如果你所说的复苏不仅仅是恢复增长，而且是使这个地区的业绩恢复到类似人们过去经常认为的亚洲正常情况的水平，那么他们今后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将走不到那里。
首先是泰国一位经济学家向我描述的“把企业家阶级的头割掉”。大概可以说，亚洲发展中国家没有几个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公司。在纸面上看像是现代公司的一些机构，实际上是发展得太大的家庭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取决于公司老板的个人财富和通过银行贷款影响那种财富的能力。虽然在修复这个地区遭到破坏的银行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些银行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提供或愿意提供它们过去曾提供的资金，而且这些企业家在自己由于危机而遭到厄运后无论如何已不能提供必要的抵押担保。能及时找到其他出路：这些国家能产生新的企业家阶级，他们能向专门技术和外国公司资本敞开大门，他们可以实行改革并使他们的金融系统现代化（包括制定可操作的和可实施的破产程序）。但是现在（大概还包括今后若干年）。这些国家很可能由于自己受到折磨而被削弱。
其次，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就有迹象表明亚洲的投资收益已越来越少，迅速发展只是靠注入更多资本来维持，而且大部分资本来自国外，将来根本弄不到那么多的资本。外国投资者也许已停止外逃，但是他们不会再像过去几年那样注入资本。因此，当亚洲国家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它们在一两年内的增长速度可能像1997年以前的增长速度，但是危机后的增长趋势大概会远远低于人们以前所抱的期望。
复苏可能中途夭折而故态复萌吗？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像1997-1998年那样的现金周转困难似乎是难以设想的。短期外债大部分已偿还，贸易上的大量盈余——货币贬值和经济不景气的产物——使得受危机打击的国家重新获得大量外汇储备。大概需要几年不负责任的借贷才能为重现1997年的情景创造条件。如墨西哥所能证明的，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安排的，但是这种前景似乎不会马上出现。
不幸的是，亚洲危机仍可能有第二幕，那是因为一些国家的问题仍未解决。
日本综合征——日本早在任何人甚至都没有想象到亚洲和危机这两个字眼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时就遇到了麻烦。最近开始从邻国传出的好消息在这个岛国却没有同义语。在这个岛国所能说的最好东西就是去年的经济下跌已趋于稳定。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病是可能致命的，而且是时间短的急性发烧，那么日本的病则是慢慢消耗体力的病，而且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
日本在不久以前似乎仍是领导世界经济的大国的当然继承者。日本的毛病出在哪里？日本服务部门的效率之低具有传奇色彩。虽然日本仍是令人敬畏的出口大国，但是日本采用某些新技术的动作迟缓。日本像比较贫穷的邻国一样，也有遇到麻烦的银行，而且日本解决银行问题的速度太慢。但是目前制约日本经济的明显因素是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美德的东西：日本消费者的谨慎和节俭。日本家庭即使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储蓄额仍超过日本企业肯于投资的数额。结果是，这个大国发现自己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陷入可怕的“流动性陷阱”。整个私营经济实际上试图在这个陷阱中积累现金。由于这是不可能靠集体解决的问题——没有采购也就没有销售——因此这种试图积累现金的做法导致经济持续萧条，结果是年年低于生产潜力。
日本为什么陷入这种困境？也许是日本在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裂后从未复苏。也许是日本令人忧心忡忡的人口问题是关键所在（日本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1997年达到高峰，预料今后几十年将稳步下降）。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决策者尚未找到解决办法。
治疗流动性陷阱病的典型处方是财政上的助推启动：利用赤字开支使经济搞活起来。并希望这样做能使投资者投资，使消费者消费。但是在经过几年扩大赤字后（日本今年的预算赤字是战后和平时期空前最大的赤字），日本经济火车头却没有显示出追上去的迹象，而政府债务的增加却达到令人担忧的地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需要背离正常的货币政策规则，放弃物价稳定目标，实际上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借钱更具有吸引力，而持有现金则不怎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日本银行仍顽固采取正统做法。
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似乎仍希望局势能自行好转。大量公共工程计划已使去年的经济迅速下跌情况趋于缓慢，并推动了今年的经济增长，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竟然达到令人吃惊的7.9%的年率。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出现了真正的和能自我支撑的复苏。而且，事情非常容易大大恶化。确实，很容易看到日本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简直容易得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日本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日本公司最终开始“合理化”，即大量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害怕失业使得谨慎的消费者更加紧张；开支下降导致更多人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物价不断下跌，加重了公司的债务负担，使现金成为更具有吸引力的资产。如果这种噩梦式的事件开始展现出来，不清楚日本官员能在这方面做什么或者愿意做什么。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常规的货币政策已经尽可能地起到了扩张作用；在政府债务和赤字都巨大的情况下，财政再次激增的余地不大。
对日本的担忧必然影响整个地区的前景，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日本是主要的出口市场，另一部分原因是，从日本传出的坏消息肯定会影响整个地区对市场的看法。但这也可能是另一种兆头，因为日本综合征不一定被限制在日本。
人们可能已料到，中国的经济问题更像印尼这样的低工资国家的问题，而不像更富有和更发达的邻国日本的问题。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染上亚洲的流感，这是因为外汇管理条例防止游资离开中国并且首先不准游资进入中国。如果经济增长放慢，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没有赶上生产能力。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中国正用日本方式即赤字开支对付这种局面。
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的利率大大高于零，中国的官方预算赤字和债务仍相对较小。但是，根据流传的各种说法，中国破产的国有企业和无偿债能力的银行仍有看不见的巨额债务。归根结底，中国像日本一样可能被迫开动印钞机，此举肯定会引起人民币贬值。这将使邻近地区，尤其是香港的生活更加困难。
总之，亚洲在今后两年中大概不会遇到过去两年曾遇到的同样问题。但是发生不同问题的危险相当大。
一线希望总是伴随着逆境出现：逆境可能造成损失，但也会使人得到宝贵的教训并强迫他们进行改革。亚洲的危机是否已为将来的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危机已医治了最严重滥用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些事例，并且冲淡了这种危险的信念：“亚洲的价值观”以某种方式使得这个地区的国家无懈可击。这场危机淡化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因而也起了好作用：一些国家在自己的金融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在受到压力后向世界开放资本市场的可能性已减小。华盛顿把经济外交的主要目的看作是使世界成为对冲基金的安全场地的可能性也减小了。
然而，现在难以摆脱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开始流行的感觉。早在1996年墨西哥开始在危机过后复苏时，决策者和投资者的行动就都好像认为墨西哥发生的事件只是一次性事件，绝不可能重演。但事实证明，那次事件是一年以后的亚洲危机的一次彩排。现在，由于世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完蛋，因此人人都开始认为我们已控制了局势，即使是关于国际改革的建议也已被冲淡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投资者和一些国家可能真的愚蠢到足以再犯同样错误的地步吗？它们当然可能如此。
对中国人来说，海湾战争所展示的是21世纪的武器装备和战法，它以最生动、鲜活的方式反衬出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军队的落后。灵巧炸弹、灵活的指挥与控制以及天衣无缝的高技术战争，震动了中国的领导层。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旨在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的运动，中国军方挂在嘴边的新词变成了“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
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规划旨在发展其设定的作战能力，尤其是：1.应付未来极不确定的可能来自美国、日本、东南亚诸国和印度的常规和非常规的军事态势；2.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遏制分裂思想不断增长且经济力量雄厚的台湾；3.提高中国军事和外交水平以控制和进入其周边的被北京称为拥有主权的战略要地，如在南中国海的诸岛屿；4.防守一旦发生冲突短距离可进入的海防航道；5.加强其控制国内社会动乱和因宗族纠纷而使边境不稳定的能力。
……
>
现代化中国军队
1999年（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