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序章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他们的立场，以及价值观，甚至他们为什么会记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实，或者他们发现的与我们同样经历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或者判断。巨大的差异，甚至立场鲜明的对立，或者干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乱想的结论，但一切就这样被他们记录了。

这种无奈也许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19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或者西方的探险者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亲历记事。故事像是发生在天国，遥远、神秘、华丽、伟大、传奇、辉煌，这些献辞天生符合历史中对于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国的历史描述。而其后的历史则在1900年之后的西方目击者中，开始变异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奇，像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细探听或者历险。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三代人的眼前发生了。这个百年如此丰富，又如此经历不凡。而这样的历史，在每个记录者的笔下都发生了变异。那些历史的撰稿人所写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时间”，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或者假象，甚至误解。

东西方的经纬使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认知如此截然不同，却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于世界的想象力，包括我们需要发现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对于行进的、改革的、开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认同的中国人来讲，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坐标，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间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美国——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现的高峰，则在平静地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或者文明，使这些围观者们，则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记录着远在东方的中国。

这些记录者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国主流媒体群版本的中国百年现代历史，就这样无意中形成了。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如《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 “《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这个悖论具体体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触到这本杂志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假象。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听到《时代》所评选出的某人成为它的封面人物，从《参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闻机构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让许多人对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杂志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闻代言。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就这样在一部分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诞生了，哪怕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至上，甚至它的创办人卢斯或者历任的主编们所曾经持有的反华立场。虽然这一切在卢斯去世前数年，反华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中美建交后，对华报道才变得比较充分、客观。

关于《时代》对于中国的报道的开始，许多人都把这归结于曾在中国游历过的卢斯的中国情结上，但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切只在于《时代》作为一份世界级杂志的雄心与对中国的尊敬而进行的遥远的描写，而卢斯的中国情结恰好成为一个理由而已。精明的卢斯很早就发现了中国的重要，他在最早创刊的前三期就开始零散地介绍中国。虽然只有几百字或更少的介绍，但系着辫子的中国，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仍然被他们快速地介绍给美国。中国就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了这份杂志上。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

《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时代》上的中国，相映成章，一个即时性的甚至带有美国式的中国观就此形成。而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则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

这份报纸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他们在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的报纸中关于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在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当我看到一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时代》或者中国的《新闻周刊》《纽约客》的媒体的时候，这种盲目的比拟，让我在看完这将近百年间的记录时，略有些遗憾。甚至我认为，在做任何一本杂志的时候，或者一份报纸的时候，所持有的绝对公平都只是一种愿望，而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报刊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着美国式的误读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些才是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地方。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如何了解世界是同一个命题。《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而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某些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阅读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权威、最客观的平台，而这份报纸则是由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办。与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媒体上的大量版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式或者偏见式的报道不同，这份报纸完全清晰而客观地直言照录。尽管他们提供的全是西方的主要媒体的声音。但这些来自英语世界的媒体的偏见与他们的真知一样突出。

阅读《纽约时报》《时代》《生活》的过程是一种被他人的视角给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的重要性，会意外地发现中国的另外的历史。他们描述的这种心态与姿势，无法复制，甚至有着令我们惊异的好奇。我们看到的与正在经历的事物原来在另外一个人的视野里是这样的，这使我不断产生阅读好奇与有趣的体验。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什么，中国对于一个西方人，对于一个美国人竟然如此神秘、猜测，甚至敌意，以及根本言不及义的空想，天哪！历史在各地的描述如此不同，并且产生着可怕的分离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竟然会与亲历者如此不同。历史的细节与描述方式的不同，正在产生着另外的结果。

回头看《纽约时报》的150年、《时代》周刊70年间的历史，发现时间宽阔，事物如此不太清晰，不太敢相信描述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事物在成长时的面貌。那些意识形态统治的60年代以及70年代；经济意识重归的80年代与90年代；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又开始了赞美或者惊讶。当然更多的理性仍然在这些主流的美国报刊中偶然出现。民族意识、大国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甚至偏见，尽可能公立的价值观，或者美国意识，或者更现实的心态，这些都出现在这些如此重要的报刊中。

这使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一家媒体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体温或者呼吸，或者大蒜的味道，西红柿的鲜浆。而我们必须站在当年的立场与历史现场，去重视这些文字，也许他们除了《参考消息》外，还会传达另外一部分局外人的目光。

这可能就是这些美国人撰写的中国“旁观史”所带给中国的价值。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本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邓小平有可能复出的第一个政治迹象是来自北京的银幕上所放映的纪录片《 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影院中回响着邓小平在周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声音。此后，100多万臂缠黑纱的中国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哭泣着，高唱《 国际歌 》。

……

有关邓小平复出的猜测在1977年1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华国锋及其12人政治局连续而且公开地出席纪念周恩来的活动。

……

据新华社的公报说，7月16日至7月21日，160名中央委员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和对“四人帮”的最后处理决定。

邓小平曲折复出

1977-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