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兵马俑

1974年在中国的陕西省，一些农民在渭河边的玉米地打井的时候，偶然挖出了一个陶俑。随后，在有组织的挖掘中一个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公布于世：整齐地排列着上千个像真人大小的武士，大约有7000多件——步兵与战车、骑兵鞍马俑、跪射俑、武士俑，一个个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上个星期（ 1980年4月 ），6个武士俑和两个陶马俑在纽约的自然博物馆中展出。这些只是在纽约最新展示“中国青铜时代文物”的一部分，随后这些文物将在芝加哥、福特沃司、洛杉矶和波士顿展出。“时代”是一个关键词，因为这些兵马俑显然不是青铜制品。但是，按年代顺序来说，它们的确属于青铜时代。大家应该感到庆幸是能够一睹这些兵马俑的风采——即使它们没有要求被包括在内，因为仅仅是那些展示的青铜器就足以令任何参观者为之倾倒。事实上，这次展示的文物比1974年送到美国展示的文物要好得多。1974年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国政府，两国之间的谈判只限于政府的高层。所以美国只能展示中国为他们选择的一些文物。这次纽约自然博物馆馆长应邀到中国访问，他与中国讨论了需要展示何种文物和数量。展示的许多文物，大都是中国近几年出土的。

展示的105件文物有一件是出自商朝的精美三脚酒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其造型精美和手法细腻，表明中国的手工艺者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商代（ 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30年 ），青铜器是非常珍贵的，一直都是皇族的特权；它甚至被用来拜祭神灵和祖先。实际上，被称之为“鼎”的器具象征着统治阶层的神权。在商朝最流行的装饰是一种神秘的野兽，它的眼睛显得非常引人瞩目。

总体来说，居住在黄河附近的手工艺者是将他们的装饰设计与器具的形状融为一体，并加以改进。而居住在偏远地区的手工艺者更具有创造性。以一个器具为例。器具的角变成了公羊的脑袋，而脑袋由突出的身子和羊角来支撑。这还不够，在羊的背上还有一只鸟，器具的周围再缠上一条龙。

展示中有几件精美的文物是出自4年前在安阳发现的妇好墓（ 大约公元前1300年 ）。妇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武帝的妻子。她偶尔也带兵打仗。在她的墓中有200件青铜器，大约600多件雕塑和陪葬的玉器和石器。这些青铜器中最引人瞩目是一个猫头鹰形状的水壶。玉器是一只尾巴展开，头顶有艳丽羽毛的鸟。

在公元前11世纪末期，商朝被周朝取代。博物馆展示的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记载，它是在周朝建立后的第8天铸造的。一直到现在美国都感到很意外，中国会同意送它到美国展出。“这好比向美国借原版的《 独立宣言 》。”馆长助理麦克斯尔·赫恩说。在以后的8个世纪，周朝的手工艺者越来越不受限制地在器具上增加图案。有一只大花瓶由8只蜷缩的猫支撑着，顶部还有一只栩栩如生，展开翅膀，准备飞翔的仙鹤。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一些手工艺者开始完全放弃器具的传统风格，这只犀牛形状的容器就可说明这一点。它的制作者抓住了犀牛颈部的皱折，突出一种明快、抽象的造型。从2世纪汉朝太子刘升的妻子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陶俑——一个跪式女孩。她手中的灯是可以旋转的，这样她可以将灯光照向女主人需要的地方。蜡烛发出的烟穿过女孩的衣袖，聚集到陶俑中空的腹中，这样烟尘就不会弄脏房间。这个陶俑的脸很特别，眼神专注，与众不同。

中国的考古学家认为，他们仅仅才挖掘了中国中原地区的一小部分，而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国的国家中心。即使是秦墓，新出土的兵马俑也只是个开始。秦墓周围围绕着4英里的墙，位于地下150英尺。在始皇帝死后的第4年，一群抢劫者偷走士兵的兵器，然后纵火焚烧了覆盖兵马俑的木顶棚，将士兵活活地烧死。这就好像维苏威火山的岩浆覆盖了整个庞培城。秦墓可能也遭到过洗劫。秦始皇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他的庞大计划。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下令把长城连接起来抵抗北方部落的侵略。他还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他甚至在稳固其统治之前就下令开始修建他的陵墓。这一工程一共花了36年的时间。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生前，大约有70万人参加修建过陵墓。陵墓中还设有机关——弩弓，用来射杀入侵者。陵墓中用水银来代表国家境内不同的水系，像黄河、长江、甚至是大洋，在陵墓内环绕，流淌。

还有哪些盗墓者能抵抗这种陵墓的诱惑呢？但是陵墓依然存在，隐藏在平原之中。对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它就像一座灯塔，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因为那里的宝藏可能比在美国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更加耀眼夺目。

邓小平的改革

9月，邓小平预计辞去政府中的职位。但是首先他要保证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这时全国人大的3500名代表在北京召开人大会议已有10天。这些方案包括：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的法律出台（ 这项规定主要适用于外籍在华人员，因为只有大约20个中国人的月收入超过该税种的起征点800元（ 545美元 ）；中国的平均月薪为60元至80元（ 41美元至54美元 ）。）；提高合法婚姻的年龄（ 女20岁，男22岁 ）等。然而，其中重要的变化是为贯彻邓小平的计划而制订的恢复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在一些新的规划中所提出的刺激税收，经营自主权等，似乎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一项最令人感到惊讶的革命就是中国政府去年竟然出现了11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用于提高工资、农业补贴及提高工人其他方面的待遇。约有7亿美元的支出用于前官员落实政策而补发工资。“文革”期间，他们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工作。

另外的一些经济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更大的刺激和鼓励竞争。工厂和商业部门一改过去只是上缴利润的做法，将向国家上缴所得税。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可以保留一部分利润进行再投资，为工人提供住房和更高的工资。各省、自治区政府也将对自己的财政负责，如果其收入超过其他省区，他们也可以按比例自留。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会见中（ 曾载于《 华盛顿邮报 》 ），邓小平承认他的计划可能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我想这并不可怕”。

第一次快感过后

1980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向权力中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人大常委会上，前四川省省长赵紫阳（ 61岁 ）和前安徽省委书记万里（ 64岁 ）得到了提升，被任命为副总理。赵将成为新的政府领导人，他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这次国务院重新洗牌再次显示出邓的领导层的团结一心，并将继续开展“四个现代化”运动，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时代 》杂志新任驻京机构的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汀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确已经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政治上充斥着许多不确定性又使之变得非常复杂。

“你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一位年轻的工厂技术员问，脸上带有一种期待的神情，然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回答说，“理论上是很好的。”他说，“问题是如何执行。工厂现在仍然控制在不懂技术的人手里，他们根本不懂如何使工厂运作起来。如果你想搞一些新的东西，就好比用脑袋去撞铁墙。”

这可能是对未来普遍充满希望的社会中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现象。不过它反映出近来许多中国人的一种不安的情绪。当 “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江青被剥夺政治权利，新的领导人开始执行务实的政策之后，中国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第一次快感已经消退。到目前为止，一些消遣的生活方式已被允许：电视上又可以看到言情剧目，可口可乐和三洋录音机的鲜亮广告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就连一些简单的个人娱乐活动也出现了。然而，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多少这样的享乐活动能够帮助仍处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真正的复兴。

事实上北京近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宽松和控制。一方面，政府鼓励自由的措施，甚至可以就技术和经济等领域的计划进行自由讨论；而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至今仍维持现状。

早些时候一个重要的来访者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贝林格，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举行了重要的会谈。他们的会见是中意两国共产党18年来首次友好地交换意见。

与此同时，对刘少奇的纪念活动不断兴起，刘于今年2月底被正式恢复名誉。中国人在祭扫清明节，纪念逝者的时候，有大批的工人、学生聚集在北京的中心，在阳光明媚的天安门广场的烈士纪念碑前，向刘献了花圈。

重建文明的强烈要求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9月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他将从政府的最高职位上退下来，让位于赵紫阳。华同时还正式宣布7个副总理，包括过渡时期的设计师邓小平，将从政府的位置上退下来；其继任者当中有外交部长黄华。

中国不久将开始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现在到处都存在不讲求效率的现象，平庸来自缺乏竞争和官僚主义的惰性。国家旅游服务既呆板又昂贵。例如，饭店预订房间，房客必须花钱雇一名翻译陪同从机场到饭店。许多观光者都花了钱，因为这种服务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但无论如何那些翻译是用不着的。订中国国内航线的机票几乎是不可能的。工厂环境肮脏，机械设备的基本保养失当，令人感到悲哀。市场不定期出现积压现象，常常是堆积如山的多伤或枯萎的瓜果蔬菜。

中国鼓励人们刻苦学习和大胆想象。如果一个工人到大城市的图书馆去借阅艺术书，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将被告知，艺术类书籍只提供给官方的艺术家协会会员。如果大学或研究所想从外国订购书籍和杂志，不能直接订购，必须报请更高一级的权力部门批准。

中国人生活中一个极不受欢迎的现象是被称为“强行搭配”的措施。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商店购买一种特定商品，一心追求奖金的售货员会同时强迫买主购买一种附加的滞销商品。

一个人的工作单位拥有巨大的权力是另外一些困难产生的原因，当地的权力部门决定其生活，决定其私生活的内容。出国学习，赴其他城市探亲，甚至结婚或离婚都需要经过单位的同意。几个月以前，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一对夫妻想要离婚，丈夫的单位同意，而妻子的单位反对；在俩人最终获准分开之前，进行了耗时数月的仲裁。官僚主义任意使夫妻们分别工作在不同的城市，造成成千上万对已婚夫妻分居生活，没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了。今天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情况具有讽刺意味，作为移民政策放松的结果，人们与国外的近亲属的团聚可能将要比与中国国内的亲人团聚更加容易一些。

但毋庸置疑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气氛更加缓和，经济条件不断改善。如果有机会，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毫不犹豫地移民。但是目前对当局不满者已大为减少，甚至包括那些在过去20年中经历过苦难的人们。在中国人中，一种重建文明的强烈要求十分明显。

中国还能走多远

这能行得通吗？它到底能走多远？这些是中国领导人探索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代化道路时，它的人民不断提出的疑问。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领导人放弃了以往那种严格的意识形态，而转向相对灵活经济。中国共产党已经调整了国家的经济政策，使地方工厂和农村拥有更大的主动权；政府也给予艺术家和作家新的言论自由，并且冒着风险选派几千名学者和科学家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所有这些变化最终看来和中国共产党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像中国这样一艘巨大而沉重的轮船，能够进行如此之大的转变，是非常罕见的。

为了耳闻目睹中国的巨变到底能走多远，将来还会有什么改变，《 时代 》周刊总编亨利·葛朗沃德率领一批编辑到中国对4个地区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这些人包括社论编辑拉弗·葛雷丝、《 时代 》周刊经理雷·凯夫和首席记者里查得·伯恩斯坦。在北京经过短暂停留之后，他们访问了中国的农业大省四川省。目前，中国许多关于解放经济的实验都是首先在四川省进行尝试的。随后，他们乘飞机越过横断山脉到达西藏的拉萨（ 平均海拔16000英尺 ）。最后，他们一行到达3000英里以外中国东南部贸易省广东省。

这些编辑发现中国正在努力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现代化。与过去做法大相径庭的是，地方农村和工厂的领导人逐渐能够以获取利润为基础自己决定种植何种作物和生产何种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份额之后，他们现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将他们的某些产品直接出售给其他厂家或者在自由市场上销售。另外，他们还保留一部分获取的收益，以便在需要时使用。这些收益主要用来支付工人的奖金，购买原材料和新设备。随着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不断扩大，特别是与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接触，这不仅使中国引进了新的科学技术，而且使中国认识到进一步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但是，这种模式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存在着许多弊端。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已经开展了一些宏伟而富有灵活性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在长期被集权控制的社会中造成了对立和裂痕。

《 时代 》周刊的编辑采访了数十名中国人，包括国务院成员、工厂经理、工人，以及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这些被采访的人都谈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益处和弊端。他们都认为现在只是划时代的过渡时期。下面就是对7名中国人的采访：

万里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前说：“在我整个一生中，我一直在进行革命，而且我还要继续进行革命。”万里，64岁，是一位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满头银发的老者。直到今年早期，万里还是中国华东省份安徽省的省长。国家的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在安徽省首先进行试验。万里和邓小平一样，两次被打为“反革命”，又两次出山。“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了许多苦难。”他说，“作为一个政党，我们从我们的苦难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有勇气进行这些改革。”

老一辈毛泽东主义者过去反对物质刺激，不过现在认为发家致富能使人民更加勤劳。万里说，地方农民不再仅仅按照国家的配额进行生产，而是自我决定种植何种作物，以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他说：“他们更明白该种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变得富裕起来。”在旧的体制下，工厂是按照规定的配额进行生产，并将几乎所有的利润上缴给国家，但现在大约20%的产品可以投入到自由市场。“我们还计划把权力下放到银行。”万里说，“在过去，工业投资一直是由国家直接提供。根据现在的新政策，企业可以直接从银行得到资金，不过企业必须要支付利息（ 中国银行个人贷款的利息大约是一年3% ）。”

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决策者之一，万里非常清楚将来会遇到许多的问题。他说：“我们有人力资源，有原材料。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有资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很快见到成效，以保证人民的信心。”万里说，“我们是有压力的。我们过去已经犯过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再犯错误，那就不好了。”

“生产队大部分成员一点都不怕我。我只是尽我的职责把每件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有任何成员做坏事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怕我了。”滕家云笑着说。身体消瘦的滕家云是四川省成都市附近云门口人民公社曹康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年仅29岁，他就成为这个生产队蔬菜种植的权威。去年，450人的生产大队的年收入增加了35%，达到120万元（ 即81.6万美元 ）。滕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基本上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下大力气发展副产业，同时还建立了一些作坊（ 这些包括生产毛毯和硫酸的作坊以及修理农具的车间 ）。其次，我们让生产队拥有更大的权力，并且还采纳了多劳多得的原则。”生产大队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用来统计谁干的“工作多”。 滕家云已婚，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年收入900元（ 612美元 ）。他花了2000元（ 1354美元 ）为自己新盖了一间砖瓦房。有一部分钱是向公社信用社借贷的，没有利息。“我在农田里花费的时间很多。”滕说。但是作为党支部书记，尽管这一职务每月的薪水很少（ 每月22美元 ），他必须负责调解纠纷，惩罚违法乱纪，还要根据政府计划生育的政策，劝说村民只生一个小孩。因此，滕很清楚去年生产队有几例离婚（ 1例 ），有多少妇女做过流产（ 12位 ），有多少犯罪案件（ 6起轻微偷盗案件 ）。“领导无论什么时候和违反者谈话，通常都可以解决问题。”滕说：“但是如果领导觉得有必要的话，他也可以召开大会，公开批评违反者。如果违反者还不积极悔改的话，那么对他进行处罚也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制定了新的制度——多劳多得。”

由于靠近成都市附近的市场（ 340万人 ），所以曹康生产队要比其他边远的生产队富裕。滕说：“我们需要政策具有连续性。这一点现在可以得到保证。”

滕是个退伍兵。以前他想当一名工人，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现在他对农民的前景充满了希望。“我已经购置了许多家当，”他说，“我有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还有一台缝纫机。到今年年底，我将还清生产队的欠款。我明年有什么目标呢？买一台电视机，大约400元（ 280美元 ）。以后我的收入还会增加，日子将越过越好。”

1966到1969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的迫害远胜于其他任何阶层。红卫兵将这些知识分子称之为“臭老九”。几乎没有几位科学工作者、作家或教授能够幸免于难，按照术语就是“劳动改造”。 今天这些受害者采用不同的说法：“下放农村”。他们中有许多人受迫害而被迫自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受着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头在地下，脚在天上。现在我们的脚终于站在地上了。”

宦乡，70岁，曾担任中国驻欧洲数国的大使，现在只是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之一。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些知识分子被重新安置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目前，他是中国最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要推动者。宦乡说：“我们一共有8000名研究人员。我们的经济研究人员一直和经济部门合作，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我们甚至组织了关于人生目的的讨论。经过30年的政治动乱，我们的思想现在比较混乱，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些什么。因此我们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公开的论坛专门讨论这些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

由于政治动乱，许多年轻人的教育被迫中断。宦说：“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学成才——那时他们学习非常艰难。”

宦说：“中国现在有三种人不拥护中国的新路线。第一种，是那些木瓜脑袋——他们根本不能接受任何变革。第二种，是那些受自己思想禁锢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进行变革。第三种，是那些过于狂热的人——这些人容易走极端。”

宦最后说：“中国的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将会有一场较量。不过，死守旧观念的人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现在正进行着一场全新的试验。我们到底能走多远？这还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我们逐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曹禺说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可能有些夸张。曹禺，70岁，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著名剧作家之一。中国对于写什么和发表什么都有着相当严格的监督。但是自从1979年西方艺术在中国恢复以后，中国剧作家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创作了。仅在过去两年里就有数十部戏剧开始批评中国的弊端，反映政治动乱给个人带来的灾难。剧作家也开始谨慎地涉及曹禺曾经所说的“禁区”——爱情题材。

曹住在北京西部。他非常和蔼，喜欢邀请客人到他简单而舒适的房间做客。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到过世界许多地方（ 去年春天他到纽约参加他1940年创作的戏剧《 北京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新上演 ）。他用其犀利的洞察力评估了中国的艺术自由。“中国的电影仍然有太多的限制。”曹说。在中国每年能够上演或发行200个新戏剧就相当不错了。曹说：“如果有上层的干预，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这还取决于每个剧团，由它们决定自己的剧目。”

与大多数的作家一样，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经历过劳动改造。“我们现在将那段时间称之为‘十年浩劫’，”他说，“稍微年轻的一代人可能得以幸免，但是我们却深受其害。过去我们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老百姓对统治阶级说的话看得很重。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忠心与否的一种考验，而且有时一个人说的话就可以成为法律。但是，他们阻止不了我们反省为什么中国会沦落到这种程度，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防止我们重蹈覆辙。因此，我们需要挖掘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出现这么多新戏剧。”

四川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有1亿多人，与世界上10个最大国家并驾齐驱。杨仪萱被四川省副省长称之为“新近发现的管理人才之一”。她掌管着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这个工厂坐落在成都的北面，红砖砌成，拥有1万名职工。杨仪萱，48岁，总是笑容满面，极具亲和力。她是从基层提拔起来，成为6个副厂长之一。第一纺织印染厂是四川省最成功的试点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内各个派系之间斗得非常厉害，工厂为此3次停产，造成损失1亿元，”杨说。杨接着提供了一些工厂发展的数字：“我们去年的产值比前一年增长22.3%，利润增加56%。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利润就比去年增加了117%。”她认为这一切都归功于工厂自我管理的结果——自我决定生产什么样式的布，选用什么原材料，在什么地方的自由市场销售超额产品。“我们的成本降低了3.1%，”杨说，“我们现在开始多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些高质量产品比我们以前生产的低质量产品带来更高的利润。”

整个纺织印染厂还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企业。国家规定它的价格和80%的生产配额。与在自由市场中相比，来自其他厂家的竞争要小得多。但是杨和她的职工没有什么怨言。她说：“在过去，如果我们提出什么新建议，它必须要经过上级的批准。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主了。”她对自己不断增加的责任有何感受呢？“工厂的生产可能会下降，还有工厂遭受损失——这些是我唯一所担心的。”

以前的红卫兵

王克平与他的母亲、弟弟和妹妹一起住一座4层小楼里。屋内堆积着许多的木制雕刻。

1949年王克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个红卫兵，那时才十几岁，在他的老家天津，他属于造反派，曾经参加过掠夺和烧毁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经过这些教训以后，他成了一名雕刻家。他的雕像都是在从地方木材厂买的木头上雕刻的。这些雕像反映了当时政治盲目性的弊端。“如果我还是红卫兵的话，我可能把这些统统都砸烂。”

王克平实际上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撰稿人。他开始雕刻仅仅是两年以前的事，而且在那时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巧需要刻一块从椅子上掉下来的木头，”王回忆说，“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雕刻，但是作为一名节目撰稿人，我受法国荒诞戏剧的影响很大。”虽然王的作品吸引了大批中外人士，但是他并没有被官方承认为艺术家，因此他不能以他的雕刻为生。

尽管王克平被排除在官方艺术家的范围之外，但他却属于另外一群非官方艺术家之列——即“明星”艺术家。这一称号源于去年的民主墙运动。去年，26位非官方艺术家被批准在北京的各大艺术馆展示他们的160件作品——这是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在展览中最具有争议的是王克平的大型毛泽东图腾像。在雕像中，毛泽东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在这次持续两周的展览期间，每天都吸引了4000到7000名观众。王说：“现在的领导人对经济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但是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化的认识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仍然害怕西方的影响，认为它们没有价值，不道德。这些领导人封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思想僵化。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对艺术和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弘扬艺术的最好方法就是官方不要对其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