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夜第一眼看到月光下的圣萨尔瓦多群山时，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的新发现有朝一日会对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产生影响。几十年后，西班牙商人将高产农作物从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带到了他们在亚洲的主要落脚点菲律宾。16世纪末，这些农作物辗转到了中国，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到了17世纪中叶，这些农作物便开始为人口爆炸积蓄能量。中国当局通过不懈的努力才将人口控制在今天12.5亿的水平。

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爆炸发生在18世纪，从18世纪初的1.5亿增加到19世纪中叶的4.5亿。从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关系入手去分析人口爆炸的原因是一种占上风的做法。今天，到过中国的人都会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依靠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一说法证明了中国实行全世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合法性。面对人口和土地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让人们有吃有穿是政府最大的成就，这比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重要得多。

人们对中国能否继续依靠如此少量的耕地解决如此众多人口吃饭问题的担心，也是中国实行一种强使农民生产超过需要的粮食的增产政策的依据：将多余的粮食存起来，以备土地和人口比例失调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食用。近年来，同样的担心也使中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观念——包括保护土地计划和清除江河湖泊严重污染的努力。

针对人口问题进行土地研究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19世纪前夕，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担心人口增长问题，以至于急切需要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文译本。中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英国问世仅一个月，其中文译本便在中国出版，并很快流传开来。

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超过自然资源增长所带来的危险性做了可怕的描述。他警告说，人口数量超过自然资源的结果将是“瘟疫肆虐，饿殍遍野”，“必得有人出来平衡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这就必然会发生战争。

早在马尔萨斯以前，甚至在新大陆作物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相对人口规模就已经很大。公元3世纪，三国时吴国航海家康泰在他的《吴时外国传》中写道，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多，罗马钱多，中亚马多”。定义中国历史上的疆界是一项困难而棘手的工作，但根据美国颇有威望的人口统计学家朱迪斯·班尼斯特的统计，在第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8%到30%，后来在1750年和1900年又分别占到这一比例。

中国人口在第一个千年期间突破了1亿大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第二个千年接近尾声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突破10亿。

在宋代，由于实行精耕细作，同样多的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给中国生态造成长期破坏的是农民大规模开辟耕地。他们在山坡上开出梯田；在江河沙淤上开出沙田：甚至还在水面上架木排，把泥土铺在木排上种庄稼，称为架田。“可能是人口规模促成了这些农业技术的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历史学家说，“也可能是这些技术使人口达到了如此的规模，这都很难说。”他认为，“这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互为作用的。”

大约600年以后，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新品种引发了又一次土地人口比例的深刻变化。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可以在不适于种植小麦和水稻等传统农作物的沙岭薄地上生长。这就使得耕种面积大大增加，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食物。

关于高产作物如何被引入中国的资料，发现在由当地名人世代记载下来的资料翔实的数以千计的县志里。比如福建省长乐县的县志就记载着这样的内容：一个叫陈真龙的人于16世纪70年代第一次将红薯秧从菲律宾的吕宋带到长乐。广东省东莞县的县志记载：当地商人于1580年从越南带回了红薯秧。

福建省省会福州的地方志记载，红薯于16世纪中期开始在该省普遍种植。地方志告诉我们，是当时的省长在1594年大饥荒时推广了这些农作物。他告诉他的人民，这些作物可以使他们度过饥荒。据历史学家说，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位省长推广红薯的力度很大，以至于派出专人去附近的台湾偷红薯秧。当时，台湾是一座经常与大陆人发生矛盾的孤岛，在岛上常住的主要是土著人，西南部有一些来自广东和福建的商人只是临时居住。据说台湾人的红薯也是从菲律宾弄到的，他们显然不愿意与大陆人共享,所以这位省长只好派人去偷。他们常用的偷窃方法是将红薯藏在衣服内，将红薯秧缠在腰间。

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人口的向西扩展，美洲作物遍及整个中国，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穷人的主要食物。这些农作物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生态问题：森林和绿地覆盖率大幅度下降；水土严重流失；河道淤积，洪水连年不断。

人口压力往往被认为是18、19世纪农民起义频发的主要因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世纪末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菲尔班克和莫尔·格德曼曾经指出，早在新作物被引进中国之前的宋代，强大的人口压力就已成为促进发明创造的动力。“中国的重大技术发明，包括丝绸、瓷器、运河水闸、时钟、船尾方向舵、印刷、火药、板型铁犁等都是在宋朝晚期发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70年代，毛泽东一反中国历代领袖的观点：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中国人口一下子从1953年的5.83亿增加到1975年的9.2亿。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指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每年增加1300万。这对我们的住房、就业、妇女儿童保健和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她说，人口过剩降低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人们都看不出，因为我们人口太多。在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中，我们的位置很低，只排到99到100位。”

中国政府对本国的人口规模非常担心，所以从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农村夫妇最多两个。当然这一政策也经常有打折扣的现象，特别是在农村。

环球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代表詹姆斯·哈克尼斯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共鸣。他说：“我们发现，人口本身并不是一种机械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在如何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打交道方面，人们可以做出理智的决定，个人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可以改变人类本身对环境产生的持续影响，不管人口的规模有多大。”

人口学家们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40年到2050年间达到顶峰，突破15.5亿或16亿，然后趋于稳定。该官员还说，中国的政策还没有放松对人口出生率控制的打算。她说，政府从80年代后期开始认识到需要制定一个计划生育的总体规划。这个规划不仅要考虑出生率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控制人口规模仍然是计划生育最迫切的任务。“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之外，我们的人口包袱也太大，”她说，“如果我们的人口继续保持如此大的规模，那么我们只能是继续贫困下去。这不仅仅是如何消耗我们的资源的问题。”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新闻周刊》认为中国的军队正面临新的革命。1991年1月，当美国人的炸弹向伊拉克倾泻时，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对多国部队的进攻进行了现场报道。在5个时区之遥的北京，CNN的战场报道吸引了一批热心的观众。对中国人来说，海湾战争所展示的是21世纪的武器装备和战法，它以最生动、鲜活的方式反衬出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军队的落后。灵巧炸弹、灵活的指挥与控制以及天衣无缝的高技术战争，震动了中国的领导层。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旨在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的运动，中国军方挂在嘴边的新词变成了“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现正以购买的方式，尽快地向高技术超级军事大国迈进。有一点正在令华盛顿愈发寝食不安，那就是中国如何改进、重组其规模庞大的军队。

高技术国防战略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底中国军队领导层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即国家的战争机器——军队应该适应高技术战争准备。中国认为海湾战争是下个世纪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样式。因此，一直在大规模研究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将其研究重点转到近期国防需求的实际问题和具体事例、方案上；研究的深度、思想的自由度、参与研究者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的范围广度，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研究海湾战争有助于军事科学思想进步。从海湾战争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电子战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作用；高技术武器是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关键；空军力量、海军力量是现代化战争中关键性的武装力量；快速反应、快速部署是综合能力的衡量标志；后勤供给能力与实际战斗力同样重要。

中国制定了有远见的高技术国防战略。首先，高技术国防战略不仅仅是军事科学思想的进步，还能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其特殊意义是：它具有远见卓识，将其目标瞄向下个世纪的战争；它能推动武器装备的发展，进而使中国军队获得扩充实力的能力。

其次，实施高技术国防战略的条件是经济持续增长。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已看到了苏联的垮台，并一直谨慎地避免重犯苏联“国防冲击经济”的错误。因此，当迫切要求推进某些关键领域的武器装备发展进而要求增加军费预算时，中国军队总是合理地将军费集中用于某些突破性项目，而不是全方位地发展军事建设。

最后，高技术国防战略还是驱动全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力量。

实施高技术国防战略的着眼点主要是：新武器发展计划；国外采购与扩大预算；空军现代化建设。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一项既定的无期而庞大的军队现代化计划，致力于改变在武器、装备、作战理论和训练等方面长期存在的落后局面，增强其作战能力，以应付普遍存在的潜在的威胁和实现其长久的现代化夙愿。虽然也许需要10年才能初见成效，但这一现代化规划已使常规的国防开支、采购国外的先进武器系统和研制国产新系统有了极大的增长，改善了固有武器系统并且在部队训练、战备、力量投送和合成兵种作战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些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已引起了亚洲和其他地区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关注以及对地区政治和军事稳定性、地区经济继续增长和亚洲海上航道安全的影响。这类关注反过来导致决策者和战略学家要问：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和何种方式来建设一支强大且具有相当投送能力的现代化军队？

这些都是不易回答的问题。近年来国防开支水平和武器装备完善的本身并非是一种表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努力趋向的可靠迹象。尤其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设想，中国军队现代化经过5至10年，在质量和能力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且还需要将强大现代化的部队投入战场的能力，因而国防和技术完善的开支会继续增长或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许多因素都将影响中国军队实现现代化规划的长期进程和范围，最显著的是：1.中国军政高层领导对军与民发展次序的决策；2.经济、技术和结构上各种“目标”对其的制约；3.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反应对其的影响。其中有些是主要的，也许会长期存在，并妨碍中国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第一和第二个因素。特别是任何对中国真正获得有效武器装备的能力具有实际意义的评价，都必须考虑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需的资源和技术的需求量。

香港新移民

陈观明（音）在急速发展的中国南部城市东莞有一所大房子。他和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一所两层的、240平米的住宅里。他们有一个阳台，房子后面甚至还有一个小院子。但相对于陈观明的愿望来说，这所房子还不够大。在附近麦当劳快餐店吃汉堡、喝可乐时，这个12岁的孩子的眼睛一亮——他想到了香港，他做屠夫的父亲生活的城市。“那（香港）是一个很繁荣、很让人激动的城市，有许多有趣的游戏”，观明很确信地说道。在那里，他会有电脑、Sega视频游戏和“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和许多新朋友。”观明固执地相信，他正在狼吞虎咽的汉堡也一定是香港的味道更好。

天知道，一度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麦当劳的销售点跟东莞的完全一样，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这里要更加拥挤，更加嘈杂。等待观明和他弟弟的家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一套空空的、毫无诱人之处的、面积仅有10平方米的公寓。

然而，所有那些也许正是观明将要得到的，因为香港的最高法院已经做出裁定，任何香港永久居民的孩子都有权在香港居住。对于香港终审法院1998年1月所做出的这项决定，北京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其中传达出关于香港的司法独立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的忧虑。但是如果这项裁定得以维持，这意味着观明，以及50万跟他一样的孩子，将注定成为香港的最新市民。这些人口的流入可能超出香港的承受能力。并且，当前的环境不佳——香港经济在去年第三季度萎缩了7%，这已经在香港本地居民中引起了同样巨大的恐慌，人们对于这些不满现状又尚未达到可雇佣年龄的孩子深感忧虑。“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这都将引发巨大的问题，”保险公司总裁VickiChan说，“人人都在预测香港要出现混乱。”

因为已经有680万人口拥挤在狭长的发达地带，所以香港对于新居民的流入控制很严格。终审法院的上述裁定可能会将这一努力引入混乱之中。官方曾预测从1997年7月政权移交到今年7月之间会有66000名大陆孩子移民到香港（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43000人）。现在甚至那些非法移入的孩子的身份都变得合法了，再加上那些在其父母都还没有成为正式居民以前出生的孩子，总数可能超过50万。为了对根据上述新法到底有多少孩子可以获得移民资格这一问题做出一个可靠的估计，户口调查人员已经深入香港全岛以及附近的沿海省份广东、福建。

精确的结果将很难得到：一些香港男人无疑不愿意爽快承认跟他们在大陆的情妇所生的孩子，并且有些“二奶”已经说了，除非她们可以陪同，否则她们是不会把孩子送过边界的。官方甚至还没有决定怎样规定移民的步伐（目前每天仅允许150人进入），也拒绝让那些签证到期的访问者继续滞留在香港。“这样做是不人道的，”50岁的郭青鹏（音）说。他的女儿因为停留超过了签证期限而面临被捕。“政府答应了我们一件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公道何在？”

许多专家担心的是，在所有那些合法化移民入境之后，这种混乱将会加剧。据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中心主任彼得·希尔斯说，到2011年香港人口将会自然增长到750万；如果允许50万新移民入境，这一密度将比上述日程提前8年达到。香港已经带有了其上百万工业人口所造成的伤疤：烟雾，潮湿的街道，以及充满废物的港口。“香港目前处于一个非常精细的平衡，”希尔斯警告说，“它正在达到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些人口的流入将使污染达到不能忍受的地步，而这样一个数量激增的人口也将使得市政工人面对异常繁重的清洁任务。

官方也没有表明他们可以为这么多的新移民提供住房。根据法律，移民及其家庭必须等待7年才有资格申请公共住房。此后，要得到一套公共住房平均也要再等7年，这使得许多家庭困在很脏、常常又是很旧的建筑里。在终审法院做出上述裁定之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曾承诺把第二个等待期缩短至3年。但是住房积极人士VirginiaIp说，目前董建华政府尚未达到其每年建房5万套的目标，而实际要建这个数量的两倍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由于缺乏缓解压力的实际可行的办法，前景不容乐观：住房专家李文达（音）只能建议把已经小得像面包盒似的公寓建得更小，以期在可用的地皮上挤进更多的人。

然而，关键的问题可能不在于空间，而在于时间。给新增的住房、学校和医院选地、设计并修建基础设施需要3至5年时间。因此，新移民所造成的冲击视其移入速度会有很大的不同。香港本地的学校系统虽然很拥挤，但刚开始应该还是能够应付的。官员们声称在未来一年中他们有足够的地方来容纳25000名中、小学生。目前，约有50家机构正在协助教育部门为大陆移民开设语言和同化课程。绝大多数的积极人士相信，新移民可以成功——歧视常常成为驱使他们在学习中出类拔萃的动力——但前提是他们的数量必须与富余的老师和教室相适应。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李车春（ 音 ）说：“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修建更多的学校，但学校不可能在一天内建成。”

相比之下，那些可能取得居住权的成年人心头萦绕着更大的忧虑，尤其是现在正值失业率新高——5.8%。劳工积极人士、立法委员李楚岩（ 音 ）说：“我们认为香港无力进一步吸收这些工人。” 语言能力的不足可能把许多移民排除在高薪工作之外，而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工业已经移到大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逃往香港的上海工业资本家相比，不能指望现在的新移民会给香港经济注入资金或技术。李说：“如果在经济繁荣、人人都有工作的时期放入移民，那么他们倒是可以被看作是在为香港做贡献。”港人对于接纳更多移民的口头反应显示，对许多本地人来说事情已经发展到多么紧张的地步。

最近移入香港的大陆人可以证实上述痛苦的真实性。13岁的莫来萍（音）两年前到香港时曾经有过和陈观明一样大的梦想。“我以为我会非常开心，因为我能看见许许多多摩天大楼。我以为我可以不用再自带扫把到学校去打扫地面。”而实际情况是，来萍住在九龙区一间肮脏的7平米的小公寓里，并且要在一个放在皱皱的卧铺上的咖啡托盘上把作业写完。她的母亲和妹妹一起睡在下铺；她们狭窄的住所每月的租金要花去490美元，几乎占了政府每月发给她们的1100美元福利金的一半。来萍说，“我希望我的生活最终能好起来”。

同样，香港居民也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许多忧虑并未变为现实。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西西莉亚·陈消除了关于移民会使医疗保障体系超载的担心。她说：“从统计的数字来看，5岁到45岁之间的人很少去医院。”也不是所有有资格的人都想移民到香港，尤其是那些已经在中国（大陆）过着舒适生活的成年人。工会主义者李某的政党先锋党已经呼吁北京允许移民保留双重居民权，以便他们在不能适应香港时可以返回大陆生活。就像大多数的反移民情绪一样，现在的许多激烈言辞都只是由偏见造成的，因此时间和彼此间的熟悉会消除一些无稽的忧虑。

最终，新移民会成为香港经济不可或缺的建设者。香港人口的老年化对于其未来的繁荣构成了严重威胁，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依赖数目日益缩减的工作人群。恒生银行在不久前所发布的一个报告中预测，与过去17年中年均2.1%的增长率相比，未来10年香港劳动力的年增长率为2.1%。“要保持经济的发展，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有工作的人口必须更加努力才行。”恒生高级经济研究经理文森特·万说道，“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将会对经济有益。”这是最新和最老的居民的一个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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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心态，新的形势

1999年（B）

回头看看过去的这1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深刻。这个国家给我以希望。在80年代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那时候我从没有出过国，也根本不会去想有那样的奢侈，有私人电话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

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所怀有的愤怒和猜疑是相当明显的。美国的议员和报纸的专栏作家就经常攻击北京，而无论什么时候有中国领导人来访，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强烈抗议。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那些有外交头脑的精英们的反美情绪正在上升。

……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真的变得具有毁灭性和危险性了吗？这种危险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纪，没有哪种地缘政治关系比今天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拥有13亿人口、正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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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陈果的眼中香港

陈果似乎喜欢在回忆中工作。为了拍他最近的新片《去年烟花特别多》，这位香港导演最初摄下了许多围绕香港1997年“移交”中国管理而发生的真实事件。一年以后，他才给它们加上了故事情节。“我只管拍下这些场面，而不管以后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壮实和蔼的陈果这样说——他既执导这部影片，又为它写电影剧本。反复思考之后，陈果决定让《去年烟花特别多》成为透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影片。

38岁的陈果并不是第一个以这件事为题材的导演。陈可辛的《甜蜜蜜》（1996）就反映了回归来临时香港人同大陆人间的焦虑关系。王颖的《中国盒子》（1997）有点让人失望，它以一个相思成病、奄奄一息的英国记者为中心，描述了一些与回归有关的事件，并探讨了当地人的身份感。

《去年烟花特别多》是迄今为止对回归所带来的冲击探讨最深入的影片。影片讲述了英国驻军解散后一群香港复员士兵的故事。家贤（何华超饰）和家璇（李灿森饰）两兄弟，一个原本是军人，一个是黑帮人物，他们同其他4名复员老兵一起计划抢劫银行。除了失业外，家贤做这件事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动机：他想劝弟弟退出黑社会，但知道这需要钱才能做到。香港当时经济萧条，由于一心想找份工作，家贤自己却最终加入了黑社会，他安慰自己说：“这只是份工作。”为了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却被毁了。

陈果因为坚持拍摄反映香港变化的影片而与众不同。他的《 香港制造 》揭露了黑社会青年生活之艰难。拍这部片子时，他起用了一批业余演员（ 李灿森在该片中是首次亮相 ），工作人员也少得不能再少，只有5个，胶片是从他以前拍过的胶片中拣出来的，整部影片的预算仅为8万美元。《 去年烟花特别多 》的预算达到了100万美元，但是陈果雇用演员仍然是新旧结合，其中还包括两名他在一次多余军品甩卖会上偶然碰上的前英国士兵。

这部新片2月份在香港进行首映，年内将会在亚洲其他地方上演，它看起来将会非常叫座。陈果擅长用一群小人物来演绎离奇而具有讽刺性的人生：漫无目的闲逛的出租车司机，满口俏皮话的黑帮老大，欺小凌弱的女学生。《 去年烟花特别多 》涉及的是诸如香港人为钱所困这一类比较沉重的话题。然而，剧本中一段次要的爱情故事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很像银行抢劫事件的结局。当然，陈果最想探讨的是香港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没有人关心我们的价值系统正在如何改变，”《 去年烟花特别多 》拍成后，香港有了一位能理解它的电影人说。

“我知道我想要的”

郭方10年前是一个记者，现在是北京的一个餐馆老板。在《 时代 》杂志上，他写了自己的故事。

80年代末期的那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非常活跃。各种讨论如火如荼，报刊出版前所未有地开放。当时我是《 改革时代 》杂志的记者，也属于理想主义青年的一分子。

整个第二年我们都情绪低落，我的杂志社在1990年关门了，我也计划去美国。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我留了下来，而事情也慢慢地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从1995年开始在北京新成立的一家儿童学校里教授中文。中国举办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我也作为公共关系顾问参与其中，我后来成了一个搞中国当代艺术的瑞士代理商的当地代表。这个国家正在发展，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机会去做新而有趣的事情。去年，我在北京开了一家私人餐馆，以西班牙烹饪和中国艺术品为餐馆的特色。

回头看看过去的这1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深刻。这个国家给我以希望。在80年代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那时候我从没有出过国，也根本不会去想有那样的奢侈，有私人电话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1989年，学生们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一样贫穷，都一样是理想主义者。

现在，我和一个男人一起住，但我们没有结婚。我正计划设计建造自己的房子。换句话说，现在我可以拥有我想过的生活。生活变得有趣而舒适。我想结婚就结婚，不想结婚就不结婚。而在10年前，像这样拥有选择的自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1989年离开中国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前的学生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1989年我也想要民主，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今天，我只想要我明白的东西，你不能渴望那些你不了解的事情。今天的年轻一代同样也不一样了，他们更有商业头脑，也已经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了。

我对中国的未来和我在其中的位置都非常乐观，从这个国家的开放中我已经获益颇多，现在我相信我和这个社会有关系，我感到了我和它之间的联系，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我还是没有出国旅游，但是是因为最近我太忙了，没空去。

侯孝贤和《海上花》

一位台湾导演在1999年重现了19世纪上海高级妓院的奢华和慵懒。

时间对台湾导演侯孝贤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他最近完成的新作《 海上花 》是一部极尽豪华而又显露才华的影片，讲述了19世纪上海高级妓院里的风花雪月和人际关系。侯孝贤运用他的注册商标：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来演绎妓女们如何为男人嗔怒，闲聊，吸食鸦片。“时间对这些高级妓院里的人而言是不重要的。”侯最近参加一次为他的影片举行的庆祝仪式时说，“这些女人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19世纪晚期中国妓女的经历和日本的艺伎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她们小小年纪就开始打扮自己来取悦男人，希望他们中有人肯娶自己，替她们偿还拖欠妓院的账单。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通常由年长的妓女解决同伴间的争风吃醋和嫖客与妓女间的争吵。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以旧上海英租界里精致而昏暗的高级妓院为背景，表达出一种禁锢感。

《 海上花 》参加了1998年戛纳电影节影展，此后开始在影院放映。1999年6月底在香港放映，秋季则进军美国市场。剧中人物的对话是上海话，电影则是根据1894年韩邦庆用吴语方言创作的小说《 海上花外传 》的普通话版本改编。小说原本有许多次要情节，但是侯却集中表现三个女人的生活——小红（ 日本羽田美智子饰 ）、翠凤（ 香港李嘉欣饰 ）和双珠（ 香港刘嘉玲饰 ）。侯的意图不太明朗，因为影片有多条线索，甚至这3个女人的生活也处于王莲生（ 香港梁朝伟饰 ）两难选择的外围，王必须决定是娶小红还是她的一个竞争对手。

电影中的每个场景都揭示了男人和女人、妓院老板和妓女之间的权利争夺。在长达8分钟的开场镜头中，一群男人喝酒划拳，妓女则尽职尽责地站着或坐在他们身后，这个场面给整部影片定下了基调。影片结束时，这些妓女在社会结构允许的范围内奋力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虽然不是每个妓女都有了这种权力，但至少像翠凤这样的妓女可以为自己的自由有力地斗争。

此外，我们还了解了剧中的人物（ 小红想和王莲生结婚，但王却没有拿定主意 ）。观众无法从影片中了解人物行为的动机。侯极力表现他的审美观，对人物的背景和行为动机却鲜有解释。他的摄像机跟在人物后面游走，藏在窗户边或停在门口。侯好像是悄然在1894年的高级妓院中游荡，捕捉表现人们关系的对话，而不是表现他们的背景。

侯的风格和力量在于表现而不是讲述。我们只需要从门缝中瞥见的一双男人的脚就能够明白，虽然小红要和王结婚，却在和另外的男人上床。当然，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幅幅美丽的画面。高级妓院虽然是一种慵懒闲适的环境，却生动地表现了妓女们富有生机，却又受到禁锢的世界。

将要失去的朋友

翻开一本满是发黄了的照片的影集，刘安忆（ 音 ）回想起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羡慕美国。作为20世纪30年代末期清华大学的学生，刘安忆被学校里几位美国老师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老师的魅力所吸引。他和他的朋友们使劲地阅读西方的书，欣赏西方的经典音乐，甚至还开始喜欢西式的厕所，而不是中式的。他还不断地把诸如英格丽·褒曼和克拉克·盖博这样的好莱坞明星的传记翻译成中文。然而提起现在的美国，这位温文尔雅的前政府官员的脸色就会阴沉下来。“美国人已经昏头了，”现年84岁的刘安忆哼了哼，说道：“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朋友，它就会对你很好而且永远不会背叛你。但如果你把它当作敌人，那么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还击。”

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所怀有的愤怒和猜疑是相当明显的。美国的议员和报纸的专栏作家就经常攻击北京，而无论什么时候有中国领导人来访，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强烈抗议。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那些有外交头脑的精英们的反美情绪正在上升。而与此同时上升的，便是明显的民族自豪感。北京的一位中国记者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是与华盛顿和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的程度成正比的。”

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由于有着活跃的经济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像一个狂妄自大的世界级恶人，将那些在贸易、安全和人权事务方面拒绝按华盛顿的标准行事的国家打得鼻青脸肿。“当他们不能达到目的时，”刘安忆说，“他们就会诉诸制裁或军事打击。”中国人越来越将美国人的这种示威视为一种直接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在社科院每月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中国的决策者们实际上已经得出了结论，认为美国的意图就是要将中国西化或是肢解。”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美国不仅是狂妄自大，而且对其国界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华盛顿常常过高地估计了它对北京的作用，”中国的一位政治家说，“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关键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举止更受国内因素的限制，而不是要取悦美国人。”

1996年当华盛顿派出两艘军舰到台湾海峡时，刘安忆对美国的幻想开始破灭了。那时，台湾正在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北京试图对要求台湾独立的支持者进行威慑，因而进行了军事演习并发射了跨越海峡的导弹。近来，中国对美国在北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网的谈论很恼火，担心这将会阻止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终统一。“美国不应插手台湾和西藏问题，”刘安忆说，“这些问题并不只是由江主席和朱总理来决定。整个国家都支持他们的立场。无论谁失去了这些领土都将会被人民所抛弃。对美国而言，干预这些问题是错误的、愚蠢的。”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是最令他们愤怒的。“我们反对北约攻击科索沃，”刘安忆说，“因为我们就可能是下一个进攻对象。”这似乎是其他许多中国人所担心的事。“难道强国就有权对另一个国内出现问题或困难的主权国家进行打击吗？”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年轻女士问道。

在见多识广的美国人中，对如何更好地与中国打交道的争论最终归结为两种方法。“接触”派认为，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能被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通过促进广泛的经济和政治交流来实现。然而，“遏制”派认为，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地区性力量，并最终成为世界性强国。因此，这一派认为，美国和它的盟国应该尽一切所能来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

一些中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比作一盘散沙，零零落落，分散不合。但当受到外部压力或威胁时，又会团结一致。“如果你不把我们拢到一起，中国或许会转变得更快。”刘安忆说，“但如果你这样做了，政府就能更容易地调动起民族主义的情绪。你自己选择吧。”对那些希望影响中国行动的美国人来说，刘安忆的公式或许值得记住。

朱镕基的美国之行

朱镕基已经为他今年4月对美国进行的高层访问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旅程安排。从洛杉矶出发，参观一下好莱坞的米高梅环球制片厂，然后前往华盛顿参加为他举行的国家元首级欢迎仪式并发表演讲，接着折返1000多公里去丹佛，再反向前往芝加哥，最后折返到达纽约和波士顿。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一直使用地图，因而朱镕基应该不会在使用地图上出差错。或许，他明白作为一个移动目标的益处。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紧张脆弱，所以中国的总理或许不想静静地坐在挤满批评者的射击场里，等待他们将要进行的肆意抨击。这些批评者有：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攻击的自由主义者，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的贸易谈判者，亲台湾的游说者，以及西藏的分裂者。

不可否认，麻烦事总是围绕着美中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用来描述双方关系的具有高度弹性的术语。两星期以前，华盛顿在联合国发起了一项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这激怒了北京。众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即一个旨在调查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立法委员会的主席，正忙于一份长达70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声称中国“齐心协力”来获取美国关于导弹、火箭和核武器的机密。（ 尽管白宫未必会同意，但他已决定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考克斯告诉记者：“既然他们控制着时间表，我可以想象这份报告不会在朱镕基的访问期间公布。”白宫官员反驳说，专家们正对这份报告进行逐行审查。 ）尽管两国正在对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华盛顿的有些人还是在极力呼吁，将中国宣称为自己领土范围内的台湾，置于美国设计部署在亚洲的任何类型星球大战式的防御保护体系之中。除此之外，中国已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轰炸进行了谴责。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行政官员说道：“双边的政治关系，显然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

在中国国内，从内部散布出的新闻宣传正激发反击的声音。直到朱镕基临出发访问前，北京的高层圈内还有一场关于是否应取消这次行程的争论。作为对此事的反应，今年4月初的《 中国日报 》提出警告：“在华盛顿，由美国媒体和政治家合奏的一台反华谬论还正在上演，这也许会将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中美关系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这种言辞在对美态度相对宽容的中国智囊团那里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诽谤中伤已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样说道，“在美国，对中国稍有了解的学者都不敢直言。”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真的变得具有毁灭性和危险性了吗？这种危险性不可能更高了。在21世纪，没有哪种地缘政治关系比今天的唯一超级大国（ 美国 ）与拥有13亿人口、正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 ）之间的关系更重要。但是，3月在北京，当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朱镕基面前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斥责时，朱镕基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

但是，在激烈的言辞之下，也许还有控制双边关系，进行外交折中的希望。首先，朱镕基将受到高级别的欢迎。就在朱镕基出发的前几天，中国宣布将要从美国购买10架价值4亿美元的波音商用飞机，同时，通用汽车公司也就向其上海的合资公司出售另外4亿美元的美国零部件签订了协议。这些情况代表着对美国有着巨大对外贸易顺差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出的一种显示和平的姿态。

其次，像朱镕基这样的国事访问不仅不会幸免于当前的争论，常常还会激起更多的争论，尤其是当美国即将进行大选的时候。中国假定克林顿政府在今年的初选期前会趋于更为强硬的立场，以保护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戈尔免受对中国问题软弱的指责。在北京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民众希望在对美国人在指责中国的时候给以强硬的反击。

当华盛顿和北京似乎要在那些热点问题上无休止地争吵时，两国间那些主要的分歧点也忽冷忽热起来。今年两国间最棘手的争论涉及对中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高技术中心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两年前，当江主席对美国进行高层访问时，他必须纠正对中国在军事上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指责：因为在此前不久，北京向台湾附近的水域发射了导弹。但是当美国总统克林顿去年7月访问中国时，这个问题被从原定安排中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所谓的中国试图通过非法选举捐款破坏美国民主的指责。没有人会说今天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不重要，或是否认美国国内的政客们常常把原本不大的事情搞大。“中国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种象征，”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这样解释说，“在像目前这样的艰难时期，中国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不喜欢的，或是我们赞成的，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朱镕基自己已经很外交地将自己置于争论之外。3月，当有记者问他的访问是否会受到双边分歧点的影响时，他说：“我会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出气。”

整个锅炉的压力正在增大。当朱镕基到达国会山时，他将面对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罗伯特·托瑞赛利，他们已经动议了一项增加与台湾军事合作的议案。其他的国会议员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从而也正式加入到中美有关WTO的争议之中。

在华盛顿，许多人将这种批评看作是江泽民和克林顿前两次峰会的副产品。有批评认为这两次会晤掩盖了一些肯定反过来会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的分歧。“政府过分宣传了1998年峰会的成果，而1999年峰会的成果很少。”道格拉斯·保罗这样说，他是美国一家处理与防卫有关的商贸事务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亚太政策中心的主席。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员，现为商业顾问的肯特·哈林顿说道，克林顿声称他的中国之行体现了一次真正的心灵相会，而这种说法得到的回应却是寥寥无几。“华盛顿将自己竖了起来准备摔跟头。政府没能建立起沟通与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以及华盛顿公众的桥梁，也没树立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两国的关系将有时会很麻烦。”按照国防部长副助理库尔特·坎贝尔的说法：“我们需要清楚地指出我们在哪些领域的政策还有问题，以及我们已经切实地得到了什么。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形势。”

考虑到朱镕基先前就是中国经济领域的领导人，而且他当前的挑战也是要整治中国的经济，因而商业应该是他的专长。但现在中美间即使最普通的贸易也带上了政治色彩。除了别的事情以外，考克斯委员会已经调查了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太空及通讯公司在1995年向中国非法转让导弹导航技术的可能性。考克斯调查报告的公布可能会导致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限制，这是一个使美国商界担忧的可能性。美国对中国卫星的销售可能从1997年的38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大约1710亿美元，但在新的出口限制下这种增长可能难以实现。非美国的公司可能会很轻易地获取商机，驻京的美国商会主席理查德·拉瑟姆警告说，“然后，你就会置身于这个市场之外10到15年”。正如商务秘书威廉·戴利早些时候在北京所说：“这是20年来高技术贸易所处的最坏氛围。”

同样，中国加入WTO的底价已被认为是朱镕基这次访问想要与美国敲定的具体成果。戴利和美国商务代表查利尼·巴尔舍夫斯基都飞往北京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谈判，但要让这件事有利于美国的商业，他们必须要敦促中国放宽对各种进口商品的限制，还要想方设法撬开诸如保险、通信等服务行业在中国的市场。对中国来说，WTO的成员资格将会有助于其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并使北京可以在大型国际组织中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其代价是：将竞争引入大型工业，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下岗。去年当类似的谈判结束时，这种代价对北京来说似乎太高了。

当朱镕基到美国时，他或许感到像是在敌方战线后的一位将军。“这两个国家注定要相互竞争，”中国大学的王先生说，“你不能想象其中的一个会从属于另一个。它们必定会尝试着合作，但也会进行斗争。”

葡裔澳人迎接1999

这段时间，绝大多数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民众都在关注着即将发生的事情。当中国副总理钱其琛重申北京计划在12月20日收回主权之前在这个城市驻军的时候，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议论。今年4月中国将会宣布这个地区移交后的行政首脑候选人。《 华盛顿邮报 》近来关注的焦点是正在回归中国的澳门。

一个微型社会，不论怎样，都有充分的理由关注这种转移。葡裔澳人——绝大部分是葡萄牙定居者与当地广东人通婚的后代——估计只占这片被包围的土地的居民总数的不到5%。但在精神上，他们使澳门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始终是中国领土的沿海城市的某种东西，具体化是它的双重文化传统。由于结婚或者移民，他们的人数已经锐减（ 大约4万葡裔澳人现在生活在澳门以外 ）。他们连同他们的位于珠江口的一度美丽的港口，在大陆的统治之下，在维持截然不同的认同方面将会经历一段时光。“我们的文化将会消失，”曼迪·包尔斯科特，一位生活在范库弗峰的葡裔澳人艺术家表达了这种迷茫，“而且澳门将会变成中国的另一座城市。”

当政权移交日益临近时，越来越多的葡裔澳人正在试图公然抵制这个预言。包尔斯科特，他的家庭可以在澳门寻根至1710年，已经绘出了一系列详细描绘这个城市历史的图画。3月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重聚吸引了大约1300名流落在外的葡裔澳人，许多人希望在北京继续对其统治之前最后看这个城市一眼。米纽尔·塞纳·费尔南德斯，一位律师和当地立法会成员，已经为一家剧院写出了用早期葡裔澳人方言表演的戏剧，这种语言是葡萄牙语与广东话的古老混合。他承认“当我们的剧院公司创办的时候（ 1994年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首先学习语言。”但这种需要对他来讲似乎越来越急切。

有意思的是，葡裔澳人有一段时间也很难确定是什么将自己与他们分开。费尔南德斯说他没有教授他的3个年轻的女儿学习这种方言的计划：“我只是不明白它将会有多少文化联系，因为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没有人讲这种语言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绝大多数外人中知道葡裔澳人的丰盛餐桌，像鳎扣（ 一种带中国香肠的葡萄牙炖菜 ）和米奇（ 牛肉、切成方块的马铃薯还有鸡蛋，适合就着米饭吃 ），都是显然带有中国风味的葡萄牙菜谱。但当提到更多的例子时，这个团体的成员就会诉诸含混却热情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表态，说他们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当一群葡裔澳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总能分辨出他们，”克里斯汀·桑托斯，一位澳门公务员说，“他们一般用粤语谈话，但当他们不能完全表达时，他们不是在这，就是在那儿，总会用一些葡萄牙词汇。”

其中暗含之意是用葡萄牙语的葡裔澳人才会达到思维的最佳状态。无论是与葡萄牙邻居还是与广东邻居，这个群体都与之相处相对和睦。但像许多混血人口一样，葡裔澳门人倾向于强调他们的欧洲血统而不是他们的亚洲祖根。“在我们家里总有种倾向，越白越好。”包尔斯科特承认这一点。在澳门之内，葡裔澳人长期达不到应有的比例。

对统治的影响——例如葡萄牙精英：他们现在占殖民地公务员的1/6。移交之后，渴望高级职位的那些公务员将不得不放弃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葡萄牙护照，并且要取得中国国籍。

在世界范围内，12个葡裔澳人联合会举办定期活动来发扬他们的文化遗产。但他们通常所选择的形式——像学习葡萄牙民间舞蹈——几乎与澳门本身没什么关系。“那只是他们发明的给予人们某种认同感的东西。”包尔斯科特说。不久之后，这个群体所能留下的全部就是———半记忆着的葡萄牙文化的回声。

这种对葡萄牙的心理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对于荣格·弗扎兹，三卷本《 葡裔澳人家庭历史 》的作者来说，这些人是与他们的城市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地位不可分的——是东西方相会的地方。在等式的一半撤走的情况下，他们的地位，也只能成为陈年往事了。“因为不再有葡萄牙人，也不会再有通婚。”

盖茨对中国情有独钟

整个北京的气氛好像对财富越来越着迷。但那并不是比尔·盖茨如此喜欢访问中国的唯一原因。与在美国不同，在那里这位微软公司总裁面对的是反托拉斯诉讼和众多团结在一起的敌人，而在中国，盖茨的话经常被引用。在他最近一次中国之行中，在深圳停留时他确认，他已经将几乎所有中国计算机制造厂家列于他的公司的“维纳斯计划”之中，它是一种软硬件的合成品，可以让VCD机或其他类似的设备在普通电视上展示中文因特网内容。他宣布维纳斯机顶盒“将会把许多家庭不可能负担的娱乐、教育和通信带回到自己的家中”。

乍看起来，这个计划颇为圆满。中国有13亿人口，3.2亿台电视机，而只有210万个因特网用户。即使是最便宜的PC机也会花掉一个普通中国城市居民几个月的平均工资。按照推测，维纳斯机顶盒可以让绝大多数的有电视机的人跨越这个阶段，从而几乎是立刻进入超级信息高速公路。（ 这些设备，由微软北京实验室开发，预计年底之前可以完成。 ）用维纳斯机顶盒的热心者的话来说，这是有中国特点的调制解调器。虽然令人奇怪的是，维纳斯机顶盒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中国名字——只是一个几乎毫无意义的英文音译。它所具有的只是微软视窗CE，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中国人质疑盖茨虔诚的热情。

对于中国低收入家庭，计算机早就不是什么新事物了。几年来，绝大多数百货商店以只有500美元的价格售简单的教育用微机。这些机器使用类似于5年前的电子游戏控制台技术，但有全部功能的键盘，能够在电视屏幕上显示中文字，能够运行很多教育与娱乐软件。微软在维纳斯计划中所列出的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具备自己开发这种产品的技术与资源。他们所不具备的应该是对盖茨的理由提出怀疑。

事实是，共享智慧——1200万中国人实际上希望从超级高速公路上获取的信息——并没有什么真材实料。自1995年，中国已经售出1000多万台PC机，但是5个中国人当中只有1个有国际互联网接口。在富裕的广州，国际互联网使用的程度远低于北京。同时，低成本的、易于操作的“国家企业内部互联网”，一个对大众的当地内容的互联网选择，却没能用起来。它可能会在年底放弃。

这都说明成本并不是中国连接互联网的主要障碍。障碍之一是社会性的。北京是这个国家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是中国教育、文化和高技术中心。另一个挑战是提供给大陆市场的低品质内容。当前，互联网接入主要吸引着年轻人、受过教育的人、讲英语的中国人，他们使用网络作为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和与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与同学的通信工具。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更为保守的生活方式来说，互联网现在提供不了什么。

虽然对于盖茨来讲，维纳斯计划具有额外的优势：它可能会对克服公司内CE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微软的视窗95能够在美国桌上型电脑市场一统天下，就是因为它的兼容性：用户买回已经具备绝大多数软件的操作系统，然后第三方开发商为这种已经有了很多用户的系统生产软件。另一方面，视窗CE的目标是手上型与内核市场。手上型电脑用户不在乎在他们的操作系统中有多少程序可以互相运行；他们只是想得到一种简单的、可靠的与易于使用的系统。用这些标准来衡量，视窗CE已经在美国失败，只占有25%的手上型电脑市场，只是3M公司的掌上机的41%。

内核系统，如计划中的维纳斯机顶盒，是自我包容的，又意味着顾客不要求第三方软件。在西方，这意味着更大的变量和更为艰难的竞争，因为比微软小得多的公司会开发出更有效的软件。

所以微软视窗客户机工程需要帮助。对于大型项目来说，制造商更愿意用成熟的、经过验证的系统，但反过来，一套系统在成熟与证实自己之前又需要在大型工程上运用。因此，即使维纳斯计划从未对中国互联网市场产生过大的影响，单是在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用户产品中植入微软CE，就会创造出微软CE在其他地方开辟市场的要素。比尔·盖茨可以在中国运用杠杆原理将一个“大型项目”弄成事实。中国人应该对盖茨的动机仔细斟酌一番。当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在问他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而是在看这个国家会为他做什么。

朱镕基面对挑战

纪律一直是朱镕基所坚持的原则标准。

现在，当这位总理在洛杉矶走下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开始他第一阶段美国之行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将会成为关注的中心。许多美国人对所宣称的中国核间谍活动以及中国的人权记录不佳感到不满，他们肯定会把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在这位北京的来访者身上。他对此已有所准备。3月他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让他们发发火吧，我就是去说明真相的。”

真相可并不妙：人们宣称中国在美国实验室蓄意进行核间谍活动；华盛顿所计算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570亿美元——仅在日本之后位居第二；美国计划向台湾提供防御系统以对付中国的弹道导弹，中国准备就此向美国做出最后摊牌。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比几年以前更僵，以往对中国使用的旧称谓“赤色”又开始逐渐出现在美国的言辞之中，一些国会议员甚至认为中国似乎已经成了新的冷战敌人。

已经年近70高龄的朱镕基本可以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让其他的人继续努力。但如果他想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话，他就要像自己去解决濒临危险的中国经济一样，担当起解决困难重重的中美双边关系的重任。他的推理很简单：如果他不做，后面的人仍会去做。时间过得很快，“黑发人已经变成了白发人，” 3月他曾这样说，借此表达中国与美国谈判的进展太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长期推迟，由此产生的失望之感。他的总理任期还有4年，而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朱镕基主持会议时心思很敏捷。美国的副财政秘书劳伦斯·萨默斯有一次说：“他的智商一定有200。他有着罗拉戴克斯般的记忆力，无限的能量和超常的耐性。”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为，他是“大家尊敬的人”。首先，朱镕基是个匆忙的人，他肩负使命要弥补失去的时间，既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中国。

朱镕基被描绘成与其他标准共产党员形象不同的红色。他的姓按中国的意思是指朱红色，这是一种在旧中国被富人家用来漆门的颜色。1928年朱镕基出生于湖南长沙，从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 1368-1398 ）开始往后，朱氏家族一直是长沙附近的望族。朱镕基的一位66岁现为退休医生的堂弟朱云中说：“这在革命后给朱家的很多人带来了麻烦，包括我自己。”

这位堂弟住在离长沙30公里远的安沙乡，从他那有着两间屋子的家向山上走10分钟，他指着一度是朱氏家族老房的旧址说：“那里原本有数十间房屋，我都无法记清到底有多少。”沿着一条小路，翻过山坡，一条铺好的路连着家族的祠堂。他说：“我们过去常常说从这里到长沙，无论你走哪条路，你都必须经过朱家的地。”20世纪50年代末这座大宅在一场斗地主的运动中被摧毁了。

朱镕基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经过世了，他的母亲在他9岁那年也过世了。在这样小的年龄上失去了双亲，“使他变得寡言多思”。他是由叔叔带大的。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念的是电机工程学，1949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57年，就是在那里，他做了一次演讲，对党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被下放到农村。在中国东北待的几年里，他一直在饲养牲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朱镕基又回到了原来的经济计划工作岗位，并很快提升了职务。

1988年掌管上海后，朱镕基把这座城市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开启了一个直到今天还依旧繁荣的时期，并显示出一种不讲废话在经济上一竿子到底的工作作风。为了显示他的严肃认真，朱镕基将官方宴会标准由12道菜减为4道菜，以此来降低开支。“首先，我们大多数人吃不了那么多，”盖瑞斯·常回忆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管理着一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合资公司，“其次，他认为在吃饭上花费较长的时间就是浪费时间。”1991年，朱镕基被调回北京，出任副总理，接受了抑制中国通货膨胀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朱镕基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紧缩措施使物价处于控制之中。之后，他担任总理的职务，去年正当亚洲经济危机威胁到中国并要将中国推向深渊时，朱镕基走马上任了。

朱镕基对他的形象非常在意，在西方的报道里，他常常会引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确切的日期。在公众的眼里，他是坚强的和喜欢对人说教的，这是他在母校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课时养成的习惯。他成了清华商学院的院长，并促成了商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联系，他还计划访问波士顿时要到那里作一次讲演。

朱镕基的正直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尊敬。

这位中国在改革领域的领导者将如何面对华盛顿的交叉火力呢？美国的立法者或许正在关注科索沃战争，但朱镕基不能指望在像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这样的中国问题批评家的监视下安然完成对美国的访问。“朱镕基说过他知道这次行程不会轻松，但他却显示出令人惊异的冷静，”弗瑞德·胡说，他是香港高曼·萨切斯亚洲经济研究的负责人，也是朱镕基在清华的学生，“他对自己有超凡的自信。”

这位会说英语的总理带着他的魅力、敏锐和令人消除敌意的幽默来软化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虽然经济问题是他的专长，但他将不得不对更为棘手的人权问题和核间谍活动事件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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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导弹和考克斯的挑衅

1999年（C）

当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普遍的愤怒情绪很快付诸行动。一大堆抗议标语贴在了北京大学的墙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学生从市中心外的学校乘坐公共汽车陆续抵达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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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到此结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在北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一起诚恳地表达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现在，江却拒绝接听克林顿打来的电话。“毫无疑问，”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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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使馆

意外事件经常发生。从日常生活，从观看CNN的战争报道，我们得知意外事件发生。但如果北约的导弹一定要在贝尔格莱德上空发生偏离，中国大使馆是难以想象的最糟糕的目标。北约盟军目前正努力为一项旨在结束南斯拉夫流血事件的计划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以建立一支科索沃维持和平部队。此时，它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惹怒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但这偏偏就是它现在已经做了的。尽管北约飞机极不可能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但许多中国人却相信那并不是意外事故。北京的官方反应谴责轰炸是野蛮的袭击，“是对中国主权赤裸裸的侵犯……在外交史上罕见。”在轰炸中至少有3名中国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对记者夫妇，另外一名失踪，20多人受伤。坐落在南斯拉夫饭店附近的中国大使馆官邸——北约的确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在星期六拂晓前的轰炸中被击中，这次轰炸是战争爆发6个多星期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

当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后，普遍的愤怒情绪很快付诸行动。一大堆抗议标语贴在了北京大学的墙上。星期六下午，3000名学生从市中心外的学校乘坐公共汽车陆续抵达美国大使馆。他们包围了大使馆官邸，并愤怒地呼喊口号。

示威行动迅速掀起升温，其他城市，包括上海、广州、香港，也爆发了抗议集会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示威行动是否会在中国产生政治影响，尽管官方可能允许学生们发泄高涨的热情。

在贝尔格莱德轰炸事件之前，各国对战后科索沃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势头在不断加强。美国一直在推动一项计划，使俄罗斯——对北约攻击塞尔维亚的行动严词批评的国家——的部队在科索沃担当进一步的维和角色。与此同时，对北约轰炸持类似反对态度的中国也在近来开始软化其批评美国为首盟军的措辞。西方曾希望能保证中国在对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维和计划进行投票时给予支持，至少要避免它的否决。

但是这次大使馆袭击——3枚导弹从不同角度分别击中大楼——使所有一切都变成疑问。就在轰炸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中国在纽约召集了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抗议这次事件。在此之后，北约承认它错误地瞄准了中国大使馆，误以为那是南斯拉夫的一个武器库。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此表达了哀悼，并称这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数星期以来，南斯拉夫给北京摆出了一个外交政策的难题。北京担心北约今后会扩展其认定的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从而左右中国对西藏或台湾的政策。北京最初猛烈地批评了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但就在前不久中国的态度开始软化，允许国内媒体报道阿尔巴尼亚族人被赶出科索沃后形成的难民潮。但是，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看上去又把中国推回到激烈反对北约、最后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中国已经直接卷入，尽管它并没有力量介入。”

美国人的解释

美国上一次“误炸”外国使团是在1986年的黎波里，当时空军的F-111型战斗机在漆黑的夜里呼啸着飞过利比亚首都。就在前方的另一架F-111投弹引发的强烈爆炸，迫使第二架战斗机的飞行员（ F－111型战斗轰炸机的机组乘员为2人，各负责驾驶和投弹。 ）偏离了原定的攻击路线，而将3枚2000磅的燃烧弹投向了法国大使馆。当5月7日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同样又是一架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乘员。只不过这次是B-2型轰炸机。同样又是3枚2000磅的炸弹投错了方向。但是，这次的错误不是因为两名飞行员在激烈战斗中的恐惧造成的。

如此事件的发生引用军方的一个缩略语最为恰当——SNAFU“一片混乱”，（ 英文为SNAFU即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 ）即在这样高素质的团体里发生如此的错误。一位美国情报官员之后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由于决策机构对目标的错误选定，而会产生疏忽的、无意的伤亡。”在短短一句话里，他4次用到了与“一片混乱”意思相近的词。

“这不是人为错误或是技术性错误，”国防部长科恩认为。“而是整个机制上的错误。”他又说，今后某一大使馆无论何时搬迁，国务院都将向美国情报部门通报；五角大楼也将改进手段，列出一份“禁止打击”地点的清单。此外，还出台了一项“雷打不动”的规定，即敏感目标必须由在南斯拉夫的特工人员或最近派往那儿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由于这一失误而造成了3人死亡、20人受伤，这正好发生在4月底北约首脑会议召开不久的时刻。当时，战争策划者估计到了将会有命令攻击更多的目标。于是一个中级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提名”以塞族人的联邦采购局为目标，这是塞族人采购和发展武器的中心。他甚至还有具体地址。“但是你不能根据街道地址安排轰炸任务，”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辩解说，“我们必须为五角大楼提供地理坐标。”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准确无误的地址，但却将其用图钉标到了五角大楼1997年绘制的地图上一个错误的建筑上。至此，第一个错误发生了。

“我们知道目标四周有其他一些建筑，”那位情报官员继续说，“但我们猜测这一建筑只不过是那个地点的普通建筑而已，但事实上那是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不仅很不幸地将新大使馆选在了南斯拉夫军火库旁，而且从上往下看时，他们的大楼与其他建筑非常相似。“地图上标注的地点是精确的，”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称，“在那栋大楼上没有可识别的标志警告我们那是大使馆！”将照片和坐标与地图联系起来是第二个错误。

于是这一系列可能攻击的目标从波拖马可河的中央情报局呈到了五角大楼，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之后又从那转到德国的美军欧洲司令部和北约。所有的这些部门都认定，即使炸弹偏离目标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没有人发出任何警告。

以上3个机构所参考的地图都显示，中国大使馆还在“老贝尔格莱德”，在城市的另一边，尽管实际上大使馆早在1996年就已搬走。所有的3个机构都是从各自的数据库为参考进行锁定目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在附近——正如一位五角大楼官员所说的：“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 中国大使馆 ）成为直接攻击目标。”这就是第三、四、五个错误。

没有一个贝尔格莱德当地的工作人员去对目标进行核实。大使馆是用墙围起来的建筑，而且在大楼外悬挂着中国的国旗，因此如果有人去核实的话，将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这又需要有一个人去。而偏爱高科技“魔法”的美国人只是用推导的方法确定了目标。因为没有一个在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官员去确定，所有的地图、间谍照片、数据库锁定的是正确目标。这是第六个错误。

终于，经过数星期的工作，华盛顿和欧洲方面对目标的研究、双重检查、审定结束，在密苏里州的空军武器技师开始将这些目标错误的卫星制导炸弹装入一架能够躲避雷达的隐形轰炸机的机腹弹仓。

中美关系变冷

北京时间星期日下午的3点半，也就是美国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的34小时。在北京的萨瑟大使曾试图与北京方面进行电话联系，但是谁都不接电话。于是他焦急万分地接通了他在华盛顿的同行——李肇星。他恳求这位中国驻美大使与北京的官员进行联系，要求增派更多的警力。在半夜被吵醒的李大使带着睡意表示会尽其所能。

美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到此结束。不到一年以前，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在北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一起诚恳地表达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现在，江却拒绝接听克林顿打来的电话。“毫无疑问，”华盛顿的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降到了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当奥尔布莱特前往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道歉时，李大使让她在接待室里干等了20分钟，然后告诉说他正忙着“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吊唁”。

数月以来，国会议员们一直在攻击中国的人权、核间谍以及贸易问题。《 纽约时报 》在周末刊出了一则报道，称中国准备部署一种新型导弹，核弹头的设计就是基于偷窃而来的美国技术。但是这些反华的言辞大部分是偏执不可信的，其目的是对克林顿政府发难。但是国会的气氛非常有害，因为没有人敢为事情的另一方说话：为什么美国的利益所在是接触，而非疏远中国。4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时，做出了一系列让步以争取得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可。但克林顿透过他的肩膀看了看国会，最终回绝了他。既然现在中国的反美情绪如此高涨，那么朱镕基要推行他的改革就尤为艰难了。

特别是美国做出的不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对中国造成了伤害，其产生的影响将长久困扰白宫。对于中国人来说，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更容易地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但北京冒着风险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对美国农产品和电信公司更加开放。

现在，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以及驻华大使——感到真正震惊的是反美的仇恨情绪在普通中国人心里那么深。这次轰炸事件成为愤怒爆发的导火索。在北京，外国人被要求出示国籍；在广州，学生们聚集在市里反帝纪念碑的周围吃“克林顿饼”——一种点缀着用糖衣做成的纳粹十字标志的小面包。

即使是熟悉西方的学术机构也相信，在这次贝尔格莱德的轰炸事件中，美国是有意践踏中国主权。“美国在世界上需要敌人，以解决他们自己国内的问题。”潘文国说，他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负责人。没有人认为轰炸事件是一个仅仅通过简单的道歉就能够原谅的错误。张野白表示：“在事态改善之前，我们不得不等（ 美国 ）新总统产生。”此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美关系专家。

克林顿从去年6月份由尊贵的客人变成了现在人人唾骂的坏蛋，这一转变可谓骤然发生。在中国大使馆被炸的第二天，他正在俄克拉荷马州视察飓风造成的损失。当时，他停下工作表示了“遗憾和深切的哀悼”，但却没有道歉。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失误表现，因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对日本政客玩弄文字游戏拒不为自己国家的战争侵略行径道歉而不满。

但是从轰炸事件释放出来的怒火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力量在处理全球事务时所处的优势地位，使中国无能为力。1972年，尼克松在去中国与毛泽东进行历史性会晤的途中，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想要的：1. 建立世界范围内的信任；2. 台湾，把美国请出亚洲。”25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而美国依然是无处不在的恶棍，它指责中国的政权，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日本和韩国保留8万驻军。现在，那些示威者接受了这么一个假设，即美国力图搞垮中国。“这就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一位姓王的21岁北大学生表示，“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让中国更加富强。”

朋友还是敌人？除非双方采取迅速的修补工作，《 纽约时报 》的文章称，一位白宫官员说：“否则这一悲剧事件有导致中美关系陷入绝症的危险。”当北京的抗议活动逐渐消退时，新闻媒体依然不断发表抗议的言论。

但是，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美国，所以它也不愿意长时间与美国保持如此僵化的关系。尽管中国早些时候中止了与华盛顿在有关人权和武器控制方面的合作——北京对这两件事本来就很感冒——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它将继续与美国进行有关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到了星期三，示威者停止了对大使馆的包围，而萨瑟大使终于可以在3天后第一次走出被砸烂的大楼。但就在工作人员才刚刚开始清理那些碎玻璃、石块和其他瓦砾碎片时，大使馆被通知将继续关闭、暂停办公，以进行进一步观察。而尽管江泽民主席终于在星期五接听了克林顿的电话，但没有人能预料美国和中国需要多久才能从泥坑中爬出来。

考克斯的报告

难道在与美国技术公司不断发展的贸易往来中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军队？

1999年2月罗拉尔公司在四川省进行的708通信卫星的发射是一次灾难。原本应该把这颗美国卫星送入太空的中国造长征火箭在起飞后22秒就坠落在一座小山上，并发生大爆炸。燃烧着的火箭燃料和3吨重的卫星碎片像下雨一样落在附近的一个村庄。

罗拉尔公司时运不济的发射可能也导致其他方面的间接损失。在坠毁发生后，一个罗拉尔公司高级官员领头，由西方航空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对事故具体原因得出了一个初步的报告，涉及长征火箭设计不足之处和改进的方法，并向中国方面呈交了这个报告。一个联邦调查结论说，这份技术反馈可能帮助中国提高其火箭和导弹计划的精确度。国防部发现罗拉尔公司和休斯公司（ 委员会中的另一个卫星公司 ）因为提供了未经批准的防务服务，而“严重违反了出口控制”。国务院要求司法部考虑犯罪起诉的问题。

罗拉尔公司爆炸的这颗卫星原本是向拉丁美洲地区转播电视节目用的，但是这个事件显示出无害的商业活动和军事援助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参议员在今年6月严厉地警告说中国正在诱使它的美国商业伙伴向其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技术，在国会中也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对这种泄露事件进行清查。但是技术行业和一些外部的观察家却说这种冒险被过分地夸大了，而正在考虑中的一些更加严格的规定将会没有什么效果，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随着冷战的结束，向中国出售战略产品的限制也开始放松。中国庞大而且没有被占领的市场大门一开，企业蜂拥而入。光是在商业卫星生意上面，中国进口的卫星和发射装备从1994年的价值400万上升到去年价值1亿6800万。对中国“双重用途”产品——可用于军事非军事产品——的出售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安全问题。威斯康星核武器控制计划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88年到1998年，“战略装备在美国商业部的祝福之下大量而且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在合法卖给中国的物品中包括名义上给中国科学院使用的计算机，但是它们都可以用在核武器引爆计划中。

但是，另一些人说这种潜在的危害被夸大了。《 考克斯报告 》是一份充满“最坏情况的假象”，休斯公司的发言人理查德·杜黑这么说。他说，休斯公司被批评与中国分享的信息“肯定不是那种关系到敏感的国家安全的类型。”罗拉尔公司的主席向股东们坚称他的公司没有帮助中国发现它们火箭设计上的纰漏，只是评估了一下中国人自己做出的分析而已。“为什么我们要求中国人就我们卖给他们的公开装备打电话，而不愿意为他们自己秘密造的装备打电话，这有很多理由。”商业部副部长比尔·雷奇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技术分享的规定是否有效。技术界肯定会争辩说这些规定会毫无效果。现行的法律要求晶片生产商在向受高度出口控制的国家（ 像中国和苏联 ）出售强劲的微处理芯片时必须要提出申请。但是英特尔公司争论说，要想不让卖给友好国家的芯片最终不流入不那么友好的国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月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微处理芯片，并把它们运给全球几千名分销商，他们可不会阻止把芯片卖给中国，”英特尔公司的发言人比尔·卡尔德说，“这儿有联系不畅的问题。”

尽管有现在的不利情况，但是没有人真正期望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技术业的支持者们争论说，如果对这种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就会把中国人赶向欧洲或是日本的供应商，而他们会向中国军方提供更多的信息。“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技术转让有那么严格。”休斯公司的杜黑说，“如果你想让盖子一直留着，那么就去和美国公司打交道。”

董建华与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经说过他对3位公众熟知的人物敬佩不已。他们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中国已故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如果董建华想把香港治理好，他应该从这3位他尊敬的人物身上吸取经验。

两年前，董建华被任命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香港市民拍手称赞。他是为数不多的受到北京领导层、工商界资本家和普通民众喜欢的香港本地人。然而，民意调查表明董建华的支持率下降到了57％，低于另外两位政府官员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爵士，他曾经拥有的高支持率在急速下降。当然董建华不是唯一一个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人，一些高级官员曾做出过糟糕的建议，他们似乎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傲慢，却缺少英国人的办事能力。然而为什么董建华在两年之后还未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他的政府，这依然是个谜。例如，他迟迟没有对香港的最高管理机构行政会议进行改革。过去，组成这个机构的是身居国外的官员和商人，他们就如何管理这块殖民地向总督提出建议。董建华用中国的利益代替了英国的利益，但是他还没有消除这个机构的主要弊端：行政会议的成员在担任公职的同时还允许拥有自己的私人公司。以行政会议的资深委员C.Y. 梁为例，他拥有并经营了一家调查公司，该公司由于得到大财阀的赞助而财源滚滚。梁说他不去参与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和其他人确实有才能，他们应该参加所有的会议，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这方面，董建华应该向李光耀学习。李光耀在当总理期间绝不会允许他的助手间出现利益的冲突，更何况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例了。

董建华是人们公认的谦谦君子。他能够谦逊地对待指责，他的人品也无可挑剔。但是他固守着被误解的儒家信条。香港在北京领导下的基本原则可以用那句口号来概括：“一国两制”，这句口号是邓小平创造的。然而无论何时“一国”和“两制”之间发生抵触时，董建华总是遵从“一国”的原则。

对董建华来说一切还不晚。他还来得及改变他的作风，这种作风如果持续下去，将进一步加剧一个深受结构经济问题困扰的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方面尽管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插手来拯救香港。对任何人来说，那都将是一场灾难。董建华应该从现在开始向他崇敬的伟人学习了。

台湾：危机四伏

1949年 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出大陆，在台湾建立了临时政府。中国共产党立刻做出反应，声称台湾为其所有并发誓要夺取它。

1972年 尼克松访问中国，签订了拥护“一个中国”政策的《 上海公报 》。

1979年 卡特总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反击，美国国会制定了一条法律，承诺继续支持台湾。

1988年 李登辉成为第一个台湾出生的领导人。他呼吁开通更多的与大陆交流的渠道。

1991年 李登辉宣布结束43年的戡乱时期，默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95年 李登辉对美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导弹试射作为反击。

1999年3月 中国公开批评美国提议的反导弹防御体系（ 这一体系将包括台湾 ），称这个体系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1999年7月 李登辉宣称台湾独立，他说中国大陆应当以“国与国”的关系对待台湾。中国说它准备“粉碎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1999年7月中旬说李登辉是在玩火的时候，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程度。他用几句富有挑衅性的话提醒亚洲和全世界，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动荡不安的。他的言论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已经够严重了，但真正的危险却是可能会引发战争——这场战争可能会将美国和日本直接卷进去，其他东亚国家也会被间接卷入。

李登辉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应当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话明显背离了台北以前的立场：中国是一个有两个政治实体的分裂的国家。一个中国的立场得到普遍公认。台湾官员放弃了这一原则，因而受到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疏远了同华盛顿的关系，并影响到了台北寻求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

严峻的事实是，台湾的2200万公民和他们的民选政府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要保持和平和稳定，就必须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无论自决权是多么令人羡慕，事实是，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不会用武力保卫或支持台湾，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承认一个主权台湾国。

台北的唯一现实的长远希望是在一个中国联邦或联盟里面取得最大的自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也许可能按照参加奥运会的先例，与大陆谈判以“中国台北”的身份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北京一定要允许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有这样的活动空间，但是，作为补偿，台湾要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就要求灵活地理解一个中国的原则，并重新定义中国的国家基础。这种灵活性在汪道涵——负责对台关系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的想法中是很明显的。在私下场合，汪道涵和他的顾问们就台湾在一个中国里面扮演的角色发表过灵活的意见，他们甚至表示愿意就新“中国”的新的国家象征物，例如国旗或宪法，进行谈判。台北最好研究一下汪道涵的提议，并就如何定义“一个中国”进行谈判。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台北尚未表现出对这类政治谈判的兴趣。非但这样，它现在还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这可能会导致局势严重恶化。

台北面临的选择是很明确的：如果它想为自己的公民保持和平、稳定和繁荣，想继续统治台湾岛，想扩大它的国际生存空间，它就必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行事。如果台北放弃这个原则，就可能会导致战争，其代价是高昂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为了使这个框架能够运作，并能够长期发挥作用，北京方面也需要灵活变通——特别是朝着联邦和民主的方向努力，而这正是台湾最重要的要求。

尽管双方都将海峡两岸关系视为一场得失所系的游戏，一个中国的框架仍然为双方提供了无限的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它使得双方能够统一，超越内战所导致的分裂，同时，还使台湾能够度过它的国家身份危机，使北京能够保持中华民族的统一。

“我们严正警告李登辉和台湾当局，不要低估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一名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说。

美国方面对李登辉的言论感到吃惊，它立刻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国务院发言人詹姆士·鲁宾说，“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政策，也不支持一中一台的政策。”（ 华盛顿也警告中国说，它不会允许对台湾使用武力。 ）紧接着，它派驻台湾代表达瑞尔·约翰逊去见李登辉。在两人会面之后，李登辉说，台北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没有变”——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表态，不过他的话在别的地方大体上没有引起注意。

“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的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流亡政府，实际上这就是拒绝承认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输给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1991年台湾方面正式放弃了这一立场。然而，即使台湾方面过去一直宣称对大陆拥有主权，交战双方在一个关键点上——即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央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已经对李登辉的言论进行了反击，北京的反应还只是停留在言辞上。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言辞是否会变成导弹发射或其他军事上的报复。“军方想采取强硬的反应，”一名驻北京的西方分析家说。唯一的一个亮点是北京方面处理台湾问题的首席代表汪道涵原定于10月对台北的访问并没有取消——尽管台湾官员相信他们在下一轮谈判上已经取得了优势。

在白宫，克林顿政府声称，它的严厉措辞已使得短期内不会发生危机，但是没有人认为可以长久保持和平。“火车就等着出轨翻车了。”一名白宫助理说。曾在国务院处理过中国事务的理查德·所罗门也表示赞同：“我们始终位于被卷入海峡两岸军事对抗的边缘。”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因此华盛顿面临危机时的选择是很少的。1996年中国向台湾发射导弹时，美国向该地区派遣了航空母舰。目前的中美关系可能经受不了那种巨大压力。北京宣称研制成功中子弹，既是对台北的警告，也是对美国国会指责其窃取核秘密进行的批评。与此同时，北京发表了一篇长达36页的报告，对考克斯委员会的指控进行了反驳，报告的标题是“事实胜于雄辩，谎言会不攻自破。”那名白宫助理说：“美中关系没有变化。”

APEC论坛的关键因素

当亚太地区的21位政府领导人1999年9月在奥克兰聚会时，他们将设法让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论坛恢复生气。

这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成立10年之后，APEC似乎离它确定的在整个地区（ 该地区占全世界贸易的70％ ）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的目标更远了。新西兰的国际贸易部长洛克伍德·史密斯说：“在去年的吉隆坡会议上，有一种看法是，亚太经合组织偏离了轨道。人们现在在说，新西兰必须让它重新走上正轨。”自1993年国家领导人加入他们的贸易部长、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来，这个论坛成了一年一度议而不决的会议，它为领导人和官僚们——从有权势的美国、中国和日本，到墨西哥和俄罗斯，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了一种在俱乐部气氛中闲谈的机会。APEC的邀请信可能提到的是“贸易”，但是在幕后，这种会议还能让领导人们做交易，修补关系，建立友谊。今年的焦点将集中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主席江泽民的会晤上，这将是他们自北约５月份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以来的第一次会晤。两人将毫无拘束地讨论一切问题，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到中国声称对台湾的主权等。

对APEC来说，台下的会议通常要比主议程更有意义。可许多人说，这在一个目标是经济改革的组织中是个严重问题。在这10年中，除了庄严的官方声明、程序上的一点点胜利以及遥远而又没有期限约束的宏伟目标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负责APEC事务的官员巴利·莫尼亚加说：“我们善于提出主张和政策，可一到付诸实施时，我们的动作就太慢了。”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个论坛是亚太地区未来经济繁荣的最大希望。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说：“APEC大大加强了我们地区的地位，这比我们各自糊里糊涂地干下去的速度要快。”但是，在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许多成员国在降低关税上背弃了早先的承诺之后，APEC还能重新鼓起势头来吗？希普利明确表示了她希望这次会议达到的宏伟目标：领导人们重申他们对自由和开放贸易的承诺。

观察家们说，尽管新西兰的APEC会议将讨论加强贸易自由化问题，但它也是象征性的，是一个舞台。APEC将对11月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做出的反应中，有许多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影响力很大的美国代表团正在领头要求进一步增加项目，其中包括禁止对电子贸易收税。在APEC内部，许多成员国还希望开放空中交通、结束食品补贴，提高所有市场的透明度和竞争力。美国APEC代表团成员、美国驻新西兰大使乔赛亚·比曼说：“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我们将继续力求让贸易自由化能够保持最快的速度。”然而，令人吃惊的高关税仍然是整个地区的棘手问题。进入泰国的葡萄酒面临着关税、课税、政府各项收费等共计362％的税收打击；日本对大米进口的关税维持在800％以上。平均下来，亚太地区的关税约为17%—18％，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关税为５%—６％。正如企业界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消费品价格较高。

要求进行关税改革的领头人是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菲律宾。然而，甚至连这些主要国家也在怀疑，它们是否能达到这个论坛大肆宣扬的茂物会议目标（ 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确定的 ）：到2010年，工业化国家的关税为零；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为零。发展中国家说，APEC在根据经济和技术合作总体计划提供政策建议和支持方面拖拖拉拉，这对它们的贸易自由化进展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确定奥克兰会议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美国与中国接触的结果。奥克兰的饭店和它的历史博物馆将主办一系列的会议，议题从全球安全问题——例如平壤威胁要试射远程弹道导弹——到地区的小矛盾。然而今年，所有的眼睛都将集中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的身上，他们将试图修复关系，并且重新考虑华盛顿４月份拖延的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问题。比曼大使说，这次会晤是“APEC首脑会晤中的800磅大猩猩事件”。它的重要性也没有被希普利忽视：“我们将提供双方感到他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中立场地。”就企业而言，中美双方会谈的结果可以拯救APEC——或者判定APEC的失败。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公司的大中华经济学家安迪·谢（ 音 ）说：“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了，APEC将会消失。”让中国加入WTO将会为APEC论坛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有着135个会员的全球性贸易组织提供发言权，从而增强APEC的地位。APEC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游说WTO，努力让欧洲采纳有利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规则。1993年，APEC的领导人在一次突然行动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它们迫使欧洲结束了长达7年的马拉松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开始了对农业和服务业降低关税的进程。

就在APEC努力重新走上正轨之时，它的领导人——日本和美国——将大肆吹嘘这一进程。比曼说：“美国很清楚，我们必须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愿意结束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日本通产省APEC事务负责人上田的胆子要小一些：“新西兰希望扩大APEC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甚至连上田也说，他认为日本现在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新西兰的APEC特别工作组负责人马尔滕·韦弗斯说，尽管APEC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比七国集团重要的政治聚会”。澳大利亚的墨尔本APEC研究中心负责人艾伦·奥克斯利说，这个论坛将继续处理复杂的地区贸易问题。他认为，或许更重要的是，APEC在缓和政治紧张关系上发挥的作用将会增强。

重庆：一个“流动人口”中心

按出身看，周安船（ 音 ）是个农民，但是如今，他的生意是从驶入西南部城市重庆的船只上搬运货物。他把他大部分的收入寄回给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在四川省耕种着家里那片极小的田地，他把四川看成他的家乡。“你真的无法靠种一些洋芋来挣钱生活。”周说，他看起来很憔悴，因工作的缘故而疲倦。

周的困境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中的一个：经济自由化给上百万的人带来了富裕和工作，但是并不都是如此。为了跟上繁荣——或仅仅能够生存下去——像周这样的人不得不移入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去。那通常是非法的；结果那些人被称为中国的“流动人口”。他们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00万至1亿。

重庆已经变成流动人口的中心之一，一部分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计划。在1997年，这个城市从北京那里获得了特殊的直辖市的地位，这使它变成一个经济大磁铁。这个城市获得了超过8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权限，这些地方曾经属于四川省，它还获得了对外国投资实行宽松政策的权利，以期建起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成百万的美元投向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这样做是为了使经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西扩展——以控制农村人口不断向东部移动的潮流。

这是个好的计划，但却不是在适当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和国有企业的下滑打击了重庆的化工和钢铁企业，导致了几乎30万的下岗职工。但是从农村地区出来的移民继续到来，寻求生计。工作竞争极为激烈。周愿意在这个城市的重新整修的港口工作，但是他已47岁，他不认为他能比一个更年轻的人容易被选中。“我可以做得更多些，”他说，停了下来看了看正驶入这个繁忙码头的船。“但是我不能完成。”他在一个更为陈旧的，半浸在水中的码头搬运货物，一公斤一角二分钱，他在背上架上竹棍来帮助搬运货物。

没有官方数字统计到底在重庆有多少流动人口，但是据估计达到200万。这些民工为这一地区修建起了宏伟的公路和隧道，卖从农村运来的水果和香料，以及在背上搬运货物。（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运载沉重的货物是用自行车来做的，但是重庆的街道太陡峭了。 ）本地居民叫这些人“棒棒军”，这个名字源自他们背上的竹棍。他们用接受和猜疑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人。“棒棒军是重庆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地一个导游说。“但是提防着点他们——他们都是腐烂的蛋。”

王骆（ 音 ），一个从事搬运工作的劳工，说，他很庆幸他有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不错。”他说。“它比农活轻松，而且我也有自由。”他已经在重庆待了三年了；这些年到达的外来人口常常在他们一到这个城市就被当地的警察赶到离码头很近的一条街上。他们站在人行道上，举着招牌，上面用铅笔涂写着他们的工作资格：强壮，工作努力，很正派。

在朝天门码头，农村劳工们挤上一条小船，明显地精疲力竭了：他们正要短暂回家帮助收割。李安敬（ 音 ），一个35岁的水果商，解释说最近生意一直不太好。“有太多的人已经被解雇了。”她说，“但是我想我是相当幸运的。我仍然能负担得起时不时回家看望我的父母。”

珠江三角洲：一个经济发电站

“中国制造”这一名称曾一度让人觉得可笑，那时，国营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少有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被出口给苏联集团内那些不加挑剔的买主。当然，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很容易在西方商店里找到。玩具、服装，甚至电子商品：中国制造，世界消费。1998年，在亚洲经济危机发作之前，中国出口总额达到了1840亿元，比1996年上涨22%。

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珠江三角洲，这块香港北面从广东伸展到深圳的地区。1978年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之后，投资如涓涓细流般一点点被吸引过来。1984年，邓小平和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一起游览三角洲时，为了推动改革的深化，特许广州政府在对外贸易和投资方面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细流变成了洪水。最初，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像捷达和李昆基这样的玩具厂商以及牡蛎调料生产商等一些公司开始建设大型工厂。殖民地香港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成千上万来发财的香港商人在这片充满机会的新土地上建立起秘密的另一个家庭。

接踵而来的是跨国公司。百事可乐和宝洁公司、三菱公司以及韩国的LG集团。中国的劳动力并不是这一地区最便宜的，但它开发出一种团体精神和可信的质量水平，使它成为跨国公司的首要投资选择。从1990年到1998年，外国人共在中国投资4630亿元：其中20%是投在珠江三角洲上面。“这是一个可以最先获得特许，从而让事情容易实现的地方，”《 中国南方的红色资本主义 》一书的作者乔治·林说，“它和香港有着联系，又是到西方和海外的通路，这些都促进了它的发展。”百事可乐公司（ 中国 ）总经理理查德·伊莱克解释了为什么百事会选择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工厂：“这里物价便宜，而且和我们的香港地区办事处很近。”

如果跨国公司在赚取利润，当地居民也是如此。正如高速增长的建筑物和闪亮的霓虹灯所暗示的，三角洲已经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和外国人同样自由地在广州巨大的七层购物中心消费。“我爱好购物，”住在城市里的一位25岁的家庭主妇艾维·周说，“我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她详细列出一些项目：日立电饭锅、东芝电视机以及她提包里面的衣服。

广州东南方向50公里远处是东莞，这里曾是一座昏昏欲睡的城镇，但现在成了发展中的产业动力。自1989年以来，东莞吸引了96亿元的外国投资。来自香港（ 服装 ）、台湾（ 造纸 ）和日本（ 电器 ）的资金促使庞大的产业区涌现出来。

过去，敢于梦想致富的中国人从边境偷渡到香港去。现在，许多人来到珠江三角洲，这里有工作和体面的待遇向他们招手。李子萍（ 音 ）三年前从她的家乡广西来到了东莞。李在大学时学的是哲学，现在任一家香港服装厂的主管。“我来南方是想闯一闯，”她说，“广西没有前途。南方看起来要有希望得多。”李对自己每月2000元的收入感到满意，是广东工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

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目前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但是，上海正在对它作为中国投资通道的地位提出挑战，三角洲寻找着扩大利润的各种途径。地方当局正在不断努力，开发大的基础工程，赋予外国投资商更多的自由——吸引更多的资金。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今年与广州政府确定了一项制造移动电话交换机的生意。如果邓小平今天再来三角洲，他不会认出这片地方来——但他肯定会表示赞许。

汐止镇三少年面临死刑

一天清晨，一位7岁的小女孩在台北郊区汐止镇的家中醒来。她在父母紧锁卧室的门外发现了血迹。房间里，吴民汉和叶英兰夫妇已死亡，显然是被自己厨房里的菜刀砍死的。警方进行调查后，最后有4名男子被认定犯罪嫌疑人。一人已被处决，另外三人等待执行。

但是，在这桩残忍的双人谋杀发生8年后，案件还远未了结。余下3名罪犯的命运已在台湾引发了一场对法律的感情辩论，涉及这场辩论的有法庭、立法者、人权团体，甚至李登辉——人们要求他对那3名谋杀犯给予特赦。但是，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已经有许多人做出结论：要在台湾撤除死囚牢房实属不易。

1991年3月，在吴氏夫妇被害的5个月后，警方根据案发现场找到的带有血迹的指纹，追查到一名嫌疑人。他们逮捕了22岁的水兵王文效，此人供认是他闯入吴氏家中偷窃，以偿还1100美元的电子游戏赌博债务。根据他所说，当他的行动被发现后，他杀害了那对夫妇。

但是警方认为在现场罪犯使用了不止一种凶器，因此他们又对王进行了3天的审讯。王最后终于承认还有3名年轻人参与其中：苏迁厚、刘平浪和全林顺。他们被捕接受审问——他们在以后声称受到拷打——并最后承认协助杀害了那对夫妇，并对吴太太施以轮奸。在法庭上，警方出示了从那些男孩口袋中搜出的硬币，并判定硬币来自抢劫现场。那些愿意出庭证明年轻人在案发当晚不在现场的证人没有被允许做陈述发言。于是，所有三人都在1992年被判死刑，而主犯早已在数月前被处决。

现在，人们把苏、刘、全一齐称为“汐止镇三少年”。他们的案情引发了请愿书、社论和抗议集会作为对他们的声援。“我一直是律师，所以知道如何判别别人的脸部表情，这三个小伙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泰明贤说——他曾在立法院发起一项动议，要求准予释放三人。布赖恩·肯尼迪是大赦国际组织在台委员会的成员，曾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的公诉人。他表示，“这是我所见过最糟糕的司法不公的例子。”

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汐止镇三少年”（ 也包括更早的王文效 ）的供词是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承认的，法庭认定他们有罪是不是操之过急。但是，这件案子带有台湾的特殊情况。这三人所犯的不是简单的谋杀指控，而是违犯了一项名为“动员戡乱”的法令。这一法令是1945年国民党从日本手中重新得到台湾后实施的，它原本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军队开战时实行的。这项法令禁止谋杀、纵火和强奸，也不允许诸如“在山区或丛林地带组织反政府的团体”等行为。该法令规定了强制执行死刑一条。这样，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仅仅非法进入军事基地就可以被起诉，如果发现有罪的话，可以被判死刑。这项法令并没有闲置不用：自40年代以来，有257人因为违犯戡乱法令被处决。仅仅上个月，就有8人被处死。

在当代的台湾民主社会，如此生硬的司法手段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合时宜。立法委员何驰达已经起草了一份议案要求废止戡乱法令，并将提交立法院审议。但是她担心，保守的立法委员可能不愿意就此承认原来的法令过于严厉或是被滥用。“要他们承认如此重大的错误是极为困难的，”她称，“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今年，好几项保证公民被捕时的基本权利的法案已通过。

“汐止镇三少年”已经成为有关此类问题的象征性事件，因此无论国民党还是反对党的政治人士都要求李登辉施以仁慈。同时，最高的政府监督机构——监察院已就这件案子的处理问题批评了司法部和警方，最高检察官办公室也三次重新审议定罪。被告方自己也已两次上诉，分别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但都被驳回。

法庭众口一词，执意认为判决是公正的。李登辉或许可以在明年三月卸任前签署赦免命令，但必须冒险去得罪司法部。与此同时，这三位被判有罪的人也没有提出赦免的要求。他们解释说，如果那样做的话就等于认罪，而他们希望自己的清白无辜得到承认。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他们的同胞而言，这一问题也丝毫不轻松：在台湾，司法公正是合理进行的分配，还是如以往那样严厉执行。

放宽了的电视娱乐

一度在中国沉寂的广播电视正逐渐被放宽，充满着娱乐节目。

邵红10年前从北京来到美国，现在已经是一家中国餐馆牙尖嘴利的经理，她总是盼望着能嫁给一个有钱有声望的美国人。杨建不幸地成为她的领班侍者，他对邵红的追求总是遭到断然拒绝。餐馆里还有出乱子的餐馆工、肥胖的厨师和一群吵闹的中国移民侍者，他们努力在美国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都失败了。邵红总是被他们搞得几乎神经错乱。

欢迎光临《 中国餐馆 》，它是一个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即使那些最严厉的干部也为它捧腹大笑。中国的电视观众在历经了几十年毫无幽默感理论家写的关于模范公社的剧本的折磨后，最终有机会放声大笑了。一群中国移民侍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古怪行径为喜剧性的误会、文化冲突的出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而出生在北京的导演英达正是要充分利用这些误会和冲突来搞笑。“我们要利用每一件事来搞笑。”英达说道。他39岁，壮得像头熊，吊裤带系着一条牛仔裤，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他的连续剧集中有说着蹩脚中文的美国顾客，把好莱坞让外国人搞笑地说着带口音英文的伎俩反过来了。

《 中国餐馆 》在北京有线电视二台每天晚上6点零5分播出，它不过是在中央政府几年前放松了对电视广播节目的控制后出现的几十个新节目之一而已。虽然这部40集的连续剧是在北京的摄影棚中由大陆演员完成的，只花费了不过70万美元，但是却有索尼、哥伦比亚、三星公司的投资以及联邦快运和可口可乐公司的赞助。

中国全国有1000多家电视台和10亿电视观众，这正开始让美国的娱乐公司充满期待地敲击着手中的筹码。“现在该是成立中国时代华纳和迪士尼公司的时候了，”威廉姆·布伦特说道。他是上海的一家咨询公司——中国娱乐网络的老总。这个数学计算并不困难：世界上最大的电视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群碰到一起，简直一拍即合！

限制当然也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节目内容都要经过一个审查委员会的检查，这意味着政治仍旧是一个不可涉足的领域。“每个国家都有限制。”李亚鹏说。李亚鹏是一个27岁的男演员，常常出演浪漫爱情剧。全中国所有的电视台都必须在每天傍晚7点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对进口节目还有严格的份额限制——在黄金时段只允许有15%的节目是进口的。

无论如何，配上中文的进口节目并不一定就是人们所需要的。《 雍正王朝 》在中国的各个电视台播放，挑起了许多观众的想象。“当中国人看西方制作的节目时，他们感到其中没有什么可以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肖建说。他是一个37岁的电视剧和音乐录影带导演。“而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年轻人会在其中找到一些可以认同的东西。”国内制作的节目没有什么缺点。今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重磅炸弹是《 雍正王朝 》。这是一部44集的历史剧，记录了清朝一个向往改革的皇帝的一生。老牌节目《 焦点访谈 》是一个严肃的调查性节目，专事暴露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和犯罪事件。湖南省的长沙市是中国最为高产的电视市场，《 真实接触 》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个有点像杰瑞·斯普灵格风格的节目把分手的夫妇一起带到演播室中，在紧张的观众的鼓励下，化解他们的分歧——或是干脆分手。《 真实接触 》这个节目席卷全国，它违背中国的传统观念，就像它的制作人陈晓东所说的，依靠“让人公开表述自己的情感”来赢得观众。许多节目还模仿台湾和日本的形式，让名人在电视上做游戏，这已经让这些明星们开始厌倦被邀请出场。

台湾和香港的公司占了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先机，正野心勃勃地用它们的游戏表演、电视剧和武打片来侵占大陆市场。默多克的凤凰卫视通过香港以外的卫星向大陆转播肥皂剧和体育节目，更多的西方公司也登陆上来。“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必须要在中国落户，”布伦特说，“索尼公司不过是凭其《 中国餐馆 》稍稍领先于这个大潮罢了。”

情景剧是美国的特产，这方面英达占优势。1984年他在堪萨斯州的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戏剧硕士学位，其后他在纽约阿兰·帕库拉导演身边实习工作。在那儿，他有机会坐下来观看《 克兹比节目 》的制作。他也成了以酒吧为场景的美国情景剧《 干杯 》的电视迷。“要是我们想要学习，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而那个开端就是美国电视。”英达说。此时他正坐在北京一家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餐馆中吃着辣椒土豆和一大杯啤酒。他轻松地承认它把《 干杯 》作为自己的原型：挑战来自于写出能让中国人发笑的剧本。“幽默无法翻译——能翻译的只有些概念上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笑料也不一样。”

英达的第一部作品是《 我爱我家 》。这是一部情景剧，讲述的是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官员努力跟上这个国家飞速发生变化的社会的故事。它在1993年开始播放，那时候政府刚刚把电视向付费广告开放。从那时候起，金钱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个产业中。A.C.尼尔森公司估计去年花在中国电视广告上的费用达到39亿美元，比1997年上升了10%。美国的这家市场研究公司还预料，这个数字在做广告厂商能够得到全国综合的观众数字之后还会进一步提高。

英达不仅学来了美国商业的风气，还吸取了它的文化。“美国的电视非常商业化，很注意做广告，”他说，“那就是游戏的名字。那也是一切的底线。”他开的是阿尔法·罗米欧的车，经营自己的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家摄影工作室，谈论制作电影。但至少是现在他还和《 中国餐馆 》的命运息息相关。电视剧中餐馆工戏弄顾客，大陆客取笑台湾佬，而普通中国人则乘这机会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美国日常生活发生的冲突而哈哈大笑。那么英达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呢？

邢李的Esprit梦想

在香港尖沙咀购物区的一条大街上，邢李手指巨大的霓虹标志牌，露出一丝微笑。“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商店。”这位Esprit全球连锁店的总经理大声说道。但是对一个因为看见自己公司的名字闪闪发亮而高兴的男人来说，邢对衣着并不斤斤计较。他的白衬衣和卡其布裤子都是最近到深圳去买来的，深圳就在边境的那一边。“这很便宜，只要50块（ 6.50美元 ）。”他一边拉着自己的衣领，一边骄傲地说道，“我不在乎品牌。只管穿得舒不舒服。”

邢李当然承受得起这份舒适安逸。他所拥有的Esprit在亚洲和欧洲的40个国家开有446家商店，上一年报告的收入为6亿6000万，今年有迹象还能够继续增加。到今年为止，利润率已经达到了26%。此外，这家公司几乎没有债务，在亚洲许多零售商仍旧因为这个地区的金融危机而遭受煎熬的现在，这可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功绩。在这个月，Esprit和香港发型师吉姆·罗宾逊合作，将开张一家2800平方米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在亚洲的商店正变得越变越小，而且很少把时装和理发结合在一起，这个零售概念无疑是全新的。“Esprit不仅仅只是衣服，”邢李说，“Esprit是时尚，是一种态度。Esprit为生活定义。”

邢在1974年开始经营这家美国公司在香港的业务，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分裂，去年他又买下了Esprit在欧洲的业务。他还获得了国际红色地球化妆品公司60%的股份。所有的这些扩张使49岁的邢成为可能是亚洲最不为人所知的时装大亨。在这个行业以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而他的生活和外表也不像是这个身份。邢身高1米65，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会爽朗地大笑也能迷人地露齿微笑，他总是避开各种交际聚会、报纸上的闲话专栏和漂亮模特们的陪伴。做一个普通人可要比风头出尽更具有商业头脑，他说道。“在Esprit这样的企业中，你必须要了解大众的心理，”邢李解释说，“观察街上的行人，你就会对他们的外表和内心了解颇多。”

邢李是在香港的大街上接受他的教育的。他出生在香港附近的中国城市广州。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和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搬到了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并在破烂的蒙科克区中一套狭小的公寓中长大。高中毕业后，他在1968年开始工作，起初在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预订票处当小职员，每月工资60美元。后来，他在香港当时正急剧发展的服装业中做一名跑腿的员工。在70年代早期的一天，几年前创立Esprit品牌的家住旧金山的道格拉斯和苏西·汤普金夫妇走进他所工作的那家工厂。“当时我们正在看一些样品，”苏西回忆道，“邢李走过来，问我们需要些什么。他的自信和聪颖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1972年邢李成为汤普金夫妇在香港的代理人。两年后，他借贷了2600美元，作为合作者加入这对夫妻的生意中，并创立了后来发展成亚洲Esprit的公司。汤普金夫妇专注于美国市场和在欧洲的扩张，放手让邢李照料公司在亚洲的运营。1993年，邢李和汤普金夫妇使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登记上市。3年后，因为美国的公司破产关门，汤普金夫妇把他们在亚洲Esprit的股份都卖给了邢李。

邢李的理想是把亚洲Esprit公司和美国公司重新联合起来，他在美国的公司拥有6%的股权。（ 他的另一个梦想是成为一个专业的高尔夫球手，但是他自己也清楚这不太可能。 ）他意识到，在全球建立Esprit的帝国还需要时间，而他也没有真正做好重新联合的计划。“就像是结婚，” 邢李说，“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此外，他自己的盘子里已经有足够操心的事情了。香港的附带沙龙的大商店只是个开始。邢李还在不断地在中国增加商店：现在他在那儿已经有50家了。

与此同时，Esprit在欧洲和亚洲的中档休闲服装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像是Gap、佐丹奴、U2、堡狮龙、Next、Oasis。邢李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激烈的竞争，他每天都要到自己的商店里去检查衣物的细节和商店的布置，并确保他的雇员都处于巅峰状态。“做这种生意就像是搞宗教活动，” 邢李说，“你必须要向你的员工灌输这样的思想，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该行业中的专家显然认为Esprit所做的就是正确的事情。“我想它的未来将会很不错，”香港萨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的零售分析家肯特·张说道，“欧洲会继续发展，而Esprit会在亚洲恢复元气时扩张。”但是，绝对不要指望邢李会很快停止在深圳购物。

中国入世协定会把香港撇在一边

香港因成为中国与西方的窗口地区，而变得声名卓著。但是人民共和国一旦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可能使香港所扮演的这个有利的角色显得陈旧过时。由于北京要开放其市场，并遵守国际贸易准则，所以外国的投资者以前会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做短暂停留，以等候通知和资金，而现在他们也许会发现直接进军大陆其实更加简单。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可能会使香港从中受益。因为将会有多得多的西方公司经过这块土地，以开始他们在中国的处女之行，因此贸易量就有可能会增加。11月下旬的早些时候，当宣布美中达成贸易协定之后，香港的恒生指数曾上升到两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当中国入世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上市公司清单，恒生指数也许会经历一次暴涨，因为国有的大陆公司要急于筹措资金，以帮助他们抵御新的外国竞争。

然而，在数年之中，由于世贸组织协定迫使中国使其市场自由化，香港可能会因此而面临失业。东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夏姆斯·莫（ 音 ）预测说：“这儿将会有大量的专家人才，但西方人也会不断地只是从香港路过而已。”有一个复合问题就是，台湾也要进入世贸组织，但有可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该组织之后。台湾内部的规章制度使台湾不能直接在大陆投资，因此岛内的许多业务只能通过香港一点一滴地把资金投向大陆。这里可以举个公开的典型例子，两年前，台湾的核心太平洋集团得到了破产的山一证券的香港分部，用以扩展其在大陆的影响。而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则可能意味着台湾不再需要玩这种费尽心机的资金游戏，而直接将香港从整个过程之中去掉。

香港作为货物集散地的角色可能会一去不复返，因此它已经开始为拥有一个新的存在理由而到处打鱼。它撒了一张大网，提出了大量的计划，从建立一座新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到旨在吸引高科技公司的“数字港”发展计划。这块土地也对其电信业和金融业解除了管制，以使其公司更有竞争力。香港歌德曼·萨克斯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胡（ 音 ）说：“下个世纪里，能够维持香港生命的就是它向中国提供高价值的服务。它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还需加快步伐。”这个城市要想保持其优势，就必须支持信息的自由流动，加强法律制度，升级其科技基础，改善常常是粗暴无礼的服务部门，提高居民的英语和汉语水平。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任务。

批评家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香港必须承认，对它自己来说，这种彻底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教授彼得.Ｎ.Ｓ.李（ 音 ）说：“在香港有一种妄自尊大的心理，这使我们认为我们无须努力工作也能挣到钱。我们以为，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股票市场上投资，或者是拿一个工商管理的学位。”其实这片土地早已面临了这么一个现实：学习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短缺，而本地产生的专门人才又要面对来自于他们大陆同行的严酷竞争。莫说：“世贸组织会迫使香港去证明自己是处于世界级水平之上。它如果把自己当作是中国的另一个城市，它就肯定无法生存。”除非香港能够重新塑造它自己，否则这块被团团围住的土地将被迫接受比认为它狂妄自大还要糟糕的缺点，即被人们认为与自己毫不相干。

重归中国：《卧虎藏龙》

周润发留着一条清朝的辫子，穿着一件传统的黑色长袍，从他的脖子上拔出了一根长针，凝目望去，知道在这上面已经用了毒。就在刹那的一闪之间，他的脸上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力量、愤怒和屈从。然后就有人喊道：“停！”这时，周咧着嘴，脸上绽露出傻傻的笑容，洋洋自得地哼着一段《 上海滩 》中的主题曲。这是他多年以前主演过的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组人员也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当一位美国来宾问周他在好莱坞的布景之中是否也敢表现得这么兴高采烈时，他立刻安静了下来，摆出一副人们可以预想得到的男子汉造型。然后他慢慢地从脖子上拔出那枚并不存在的针。接着又是可怕的安静。最后，他高兴地说：“我会在雨中不停地唱、唱、唱……”

一天18个小时不间断的计划安排使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受尽了折磨。在拍摄《 卧虎藏龙 》的过程中，加班加点已经成了惯例。这部影片里，和周一起担任主角的还有米雪儿·杨（ 即杨紫琼 ）、郑佩佩和新人章子怡。影片的导演则是1995年因拍摄《 理智与情感 》而获得了国际成功的李安。必须有人来负责鼓舞士气，比如周就知道用他灵巧熟练的歌舞来缓解紧张和疲劳。他有着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以来最为迷人的愁容。他说：“生命是如此短暂，所以为什么不高兴一些呢？”

《 卧虎藏龙 》是一部普通话的武打片，以王度庐的小说为基础，故事发生在19世纪。周扮演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侠李慕白，有一柄名叫“青冥”的玉剑。他把这把剑送给了他心爱的人——女侠俞秀莲（ 由杨扮演 ）。很自然地，有人偷走了象征着嫉妒的“青冥”剑。而所有的怀疑都落在了碧眼狐狸（ 由郑扮演 ）身上。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而她就是玉娇龙（ 由章子怡扮演 ）的师傅。玉娇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女，即将出嫁，但这是一桩并不美满的婚姻。影片中充满了背信弃义、土匪盗贼和大量的武术打斗。影片事实上非常巧妙，有着莎士比亚式的复杂的故事情节，同时也有迅猛异常、生命攸关的动作场面。对这部影片，大家也都在翘首以盼，但香港的电影制片人王晶显然没有因此而坐以待毙。周说，他已经拍了一部类似的影片，准备在春节时发行。《 卧虎藏龙 》也是直到７月１５日才在亚洲地区公映的。

你想看悬念迭出、紧张刺激、英勇大胆的影片吗？如果是的话，你将从《 卧虎藏龙 》的演员和剧组人员中找到这些。三位明星、导演、摄影师和武术指导本来各个分散在相距遥远的电影世界之中，现在他们走到了一起，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小镇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海外的中国人。

这些四海为家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聚集到了一块，来共同创造某种艺术。这部影片有一部分资金是由新力公司在香港的新的分支机构哥伦比亚三星亚洲公司提供的，同时也得到了美国新力经典影片制作公司的大力协助。这部耗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影片就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野心的一个缩影。来自三个中国的电影制片人虽然有求于西方，但他们还是努力想固守其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相互理解。整个摄影棚就像是巴别塔一样，充满了各种语言。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讲普通话，而袁的武术队里一直跟随着他的20个小伙子则用广东话下达着指令。而杨因为没有讲过汉语，只能用拼音一行一行地看剧本。李那带有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则招致了当地的剧组人员的嬉笑。周也被要求反复练习他的发音，当然他把这个推掉了，他说：“不要因为担心我的普通话而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会在循环反复中改正这些的。”

同时，还存在着其他的语言障碍。李完全沉迷于体验派的表演技巧之中，他要求明星们使用“感知记忆”来提升一个场景。这就是让演员去回想个人的经历，并将由这种经历而生发出来的情感应用到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去。但是香港的演员们都习惯于说出自己的台词，然后继续往下拍。所以这位温和的导演不断地做出要求，直到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为止。他说：“在这部电影之前，我对一个情节从来不会拍上超过13次，但在这部影片中有些场景我们重拍了30次。”

《 卧虎藏龙 》的布景是先进科技同原始条件的一次碰撞。电脑专家用电脑科技隐去使明星们在影片中飞来飞去而拴在他们身上的细线，另一方面，周在飞的时候，却由一个小个子牵着一根粗绳子来引导他。剧组人员使用着全球漫游的移动电话，而老鼠则在摄影棚里和饭厅里窜来窜去，丝毫不顾及明星们的身份地位。

影片的拍摄一方面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却污秽不堪。本来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拍摄，也许只需要灯光闪烁的一瞬间就会有即兴的创作。虽然经历了100年的发展，电影的拍摄还是这么麻烦，这么低效。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发明出的一个玩意，用以雇些额外的工人。为了产生一个包含着大量电影灵感的庞然大物，其工作必然是匆匆忙忙、索然无味的，所以拍电影恐怕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苦差事了。

而在这件苦差事之中，导演正处于其核心。瞧，这不，这些天来，在摄影棚里一块隐蔽的地方，一些助理在一个监制人员面前挤作一团。李正研究着这段影片的取景和演员的动作姿态，就好像他用了真人进入电子游戏之中，并玩着游戏一样。他拍了一个假镜头，吁了一声说“不行”，然后就跳到布景上去。他无精打采地说：“为了拍这部电影，我肯定用了长达600英里的胶片。”作为一名导演，他必须能够同舞台布景上的每一个细微差别相适应。然而，由于三个月来一直投身于拍摄这部影片之中，而且要一直不间断地拍到圣诞节，李已经精疲力竭了。导演就像是填鸭式地去准备评价全年成绩的期终考试一样。

整个电影中最新鲜的成分就是章子怡所饰演的玉娇龙这一关键角色。这位19岁的演员是张艺谋发掘出来的，并被他挑选为他最新的一部影片《 我的父亲母亲 》中的女主角。虽然她更加娇弱，也没有那么自信，但现在她还是被大家称为“新巩俐”。今天她最主要的一个场景就是首先倾耳聆听她师傅的讲话，然后向摄像机走去，声情并茂地说一段话。起初，当剧组人员念着郑的台词时，章还在那里犹豫不决、闷闷不乐。但当郑自觉自愿地亲自去念那段台词时这位老演员的落落大方、热情洋溢使章受到激励，迸发出了火花。她懂得了字里行间的含义以及台词中所蕴含的坚定的决心。也许就在那一刻，虽然没有产生一位明星，但是却诞生了一名女演员。

在这里有许多人才华横溢，他们想要拍出一部优秀的影片。也许上帝会向他们微笑，但上帝也会变幻无常、难以捉摸。不信的话，可以问问《 卧虎藏龙 》的制片人艾迪·功（ 徐立功 ）。他说：“我们身处户外，在地球上最炎热、最干燥的戈壁滩上。因此每天早上我们都焚香祈福。可是我们的运气实在是糟透了。这里下着滂沱大雨，连绵不绝，把我们的计划都打乱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当地人跑过来说，老天爷真是眷顾我们啊。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烧了高香啊。我们都是在想让老天下雨时才烧香的呀。’”

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回归

当诗人W·H·奥登1938年访问澳门时，他看到的主要是存在于那些无精打采的葡萄牙殖民地居民与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之间的鸿沟。他写道，“这座放纵的城市不必担心，” “那些屠杀心灵的重罪 / 又把政府和人民撕得粉碎。”

这块小小的飞地，是一个由珠江三角洲冲积而成的半岛。当中国在12月20日接管澳门的行政控制时，它所得到的这座城市在许多方面和与之北面相对的广东省的那些高消费的大都市并无太大差别。现在澳门的大部分人口来自大陆。澳门的地平线上满是华丽壮观的古旧建筑，它的血管里涌动着不确定的现金之流。如果北京愿意的话，澳门所谓的殖民领主本可以在25年前就把它归还中国。实际上，自从1979年以后，澳门就已被正式纳为中国领土。

尽管如此，这个占地23.5平方公里、由澳门半岛、仔岛、路环岛组成的城市，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还是很陌生的。此外，澳门作为欧洲在亚洲最古老的也是现存的唯一一块殖民地，将意味着北京同时也将面对一种全新的事物：对多样性的继承，以及一段文化交流的历史。

澳门正是通过这一中间人的身份才达到了它的极点。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在1434年勇敢地绕过了西非博亚尔多角以后，很快就夺取了果阿，接着是马六甲海峡——一个繁华的布匹和香料的贸易中心。到1513年，他们到达了中国海岸。之后经过大约50年的间歇的容忍，北京最终同意了他们在最远的阿马澳（ 音 ）半岛上的存在。这些外国人很快发现最有利的贸易就在这一地区。他们乘着庞大的、建于印度的大帆船，从香料之国印度尼西亚借着季风而来，在广东的上游卸货，然后装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由于受北京对与华直接贸易的限制，这些东西不是运往欧洲，而主要是运往日本，并在那里换得与在中国可得黄金价值相当的白银。在回来的路上，这些钱被用来购买运往里斯本的货物以及下一站运往长崎的丝绸。在1560至1640年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双边贸易为葡萄牙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也使澳门成为其跨越全球的贸易网中的一个枢纽。

当然，维斯科·达·伽玛远航到东方，不只是要寻找香料。澳门也有幸成了追寻基督精神的一个跳板。精神上的传教活动促进了这块飞地物质上的繁荣。与此同时，耶稣会影响的扩张最终使得日本于17世纪40年代初期就对世界关闭了大门。（ 1641年，荷兰人抢占了马六甲海峡，切断了从另一方向过来的贸易。 ）但是贯穿整个18世纪，这一努力使澳门有了一个使命，即成为一个学习中心以及一个通向中国的桥梁。追随马休·里斯（ 音 ）来到中国的修士们带来了让明、清宫廷非常着迷的科技发明——时钟、天体模型以及望远镜。在澳门， 他们也把自己融入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去，结果，影响就是相互的，而不仅仅是强加的，一种宽容建立起来，这在以后的殖民冲突中是没有的。

在紧接着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融洽的关系使澳门有了第二次繁荣，变成了被禁止在广东居住的欧美商人的避难所。每年两次，这些商人会从他们在广东的货栈来到澳门，参加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就待在澳门，在优雅的大滩（ Praia Grande ）徜徉，或者穿得风度翩翩，参加一个接一个充斥着富有的、有身份的单身汉的舞会。“我无法想象有人会认为这个地方很乏味”，1829年一个美国妇人哈里特·劳在给她的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是这里唯一的未婚妇女，到处都有应酬。”

但是，这些新来的商人露出更加贪婪的锋芒：他们所有的财产不是白银，而是都押在他们所提供的鸦片上。这使得澳门政府在这个新时代里显得太软弱了。1839年，当中国人威胁使用武力来结束鸦片贸易时，总督塞尔维拉·品脱命令在澳的所有的英国人离开他的城市。英国皇家海军威胁要给北京更加严厉的打击，结果，它打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使得香港取代了澳门，成为与中国大陆贸易的新基地。

从此以后，辉煌的澳门陷入了永久的衰退，变得放荡不堪，一种真正的放荡，时至今日，这仍是澳门的一大特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澳门靠着做令人憎恨的贩卖中国苦力的生意支撑了下来。这些人中有大约一半被运到了古巴及秘鲁这些地方。几乎同时，澳门政府把赌博业合法化了，现在成了澳门最大的财源。

像奥登所说的那种间接的恭维，恰如其分描述了澳门令人难以捉摸的魅力。近些年来，澳门各有其主的赌场和踢踢踏踏的夜总会引发了一场黑社会内部的争斗，使居民们大受惊吓，其程度远甚于对日益迫近的政权移交的恐惧。然而，正是这一风流社会成了澳门政府的基本财源。虽未明言，这个风流社会也支持行动自由主义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在这儿都是允许的，几乎所有的时间。

因此，葡萄牙400年的影响并不只是为从香港乘着汽艇前来的浪荡子们提供了一个游乐场所。在那些现存的殖民时期的建筑上，蜡笔彩绘已经褪色，这不仅反映了某种衰老，也反映了一段殖民杂居的历史，正如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的正面是由一个日本艺人用龙和汉字来装饰的，即使没有后面的教堂，也能勾起人们的回忆。这块飞地最负盛名的食物记录了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的路线：经过非洲，中东东南沿海，印度果阿，以及马六甲海峡，但原料却是中国南部沿海所能买到的那些。现在，虽然在澳门45万人口中只有4000人自述为澳门本地人，但各种族间的这种融合是葡萄牙人在其殖民地所特有的，比如说，与英国人在英国殖民地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融合给这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相互容忍以及多样化的气氛。

澳门回归中国

1997年最大的国际新闻之一就是英国将香港归还给了中国。这件事盛况空前，而且引起了政界的广泛关注。现在，1999年的12月，澳门——欧洲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桥头堡——将告别葡萄牙人400多年的统治，回归中国。然而，当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澳门的回归是离她60公里的香港的回归的简单的重复。就像她在1997年做的一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在交接仪式上作为东道主，使中国在收回所有遗失领土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将体面地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管辖，这个角色在香港回归时是由查尔斯王子扮演的。桑帕约离开后，中国军队将进驻。这支部队既可以保卫澳门，又可以在将来打破中国保持其独立司法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承诺。

澳门不是香港，这点人所共知。她43万的人口只是香港的1/15，经济规模更是小于这个比例。香港是个融合贸易、金融、高利润服务的万花筒般的社会，相比之下，澳门只是一个苍白的影子，充斥着21点、轮盘赌和扑克牌。1996年以来，三合会，或叫作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战争已经把澳门变成了20年代的芝加哥，到处是赌场外的机关枪暗杀，还有绰号为“肥彪”和“断牙”的黑帮老大。1998年有28起谋杀，今年已经发生的就有37起。

和两年前的香港不同，主权的更替带给澳门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惧。中国大陆将恢复社会的安定，把那些挥金如土的大赌家吸引回赌桌旁，而赌桌是澳门发展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叫作“石头公社”的标新立异的演出团体正在为回归彩排一台节目。节目里，一个人边跳边唱：“我希望澳门警察好好工作，我希望该死的会死，我希望每个人都高兴。”歌词并没有讽刺意味。在香港，人们曾经并且仍然担心的是中国大陆会不会管得太多。然而在如今暴力盛行的澳门，人们担心的却是，北京，或是别的什么人，能不能管得住。

澳门已经走过了一条长路。1557年被明朝政府赏赐给葡萄牙时，澳门是欧洲在亚洲的第一个殖民地。以后的许多年里，澳门一直是欧洲对华贸易唯一的桥头堡。但是这个地位在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被广东代替，接着被其他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港口城市取代。澳门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滴血在19世纪后期被香港彻底榨干。

在最近的50年里，葡萄牙统治者根本无心重建澳门的经济，或者从大量的中国移民中间汲取力量，给这个地方注入活力。许多年前，葡萄牙就想撒手不管了。1974年葡萄牙国内革命爆发以及归还澳门失败以后，里斯本为这个殖民地颁布了新宪法，政权被分割，由总督和澳门立法委员分享权力，结束了直接选举。事实上葡萄牙已经让位给了中国。

殖民地政府接着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地下排污系统和一个规模很大但没有充分利用的机场。最值得他们骄傲的是这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上的特殊的文化——她的食品、建筑、受葡萄牙语影响的地方话，以及公务员制度。公务员队伍主要由葡萄牙人的后裔组成，他们被称作“澳门人”（ Macanese ）。（赌场和相比之下稍显逊色的旅游业为那些非公务员的平民提供了工作）“葡萄牙人采取文化帝国主义政策，他们尤其关注文化遗产。”香港大学的一个政治科学教授罗索尼说。事实上，联合国的文化分支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已经邀请了澳门申请像圣保罗大教堂遗址这样的古迹为世界文化遗产。

何厚铧的工作就是去处理多得令人惊讶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范围之广与这个小地方的面积极其不相称。何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关于赌博的问题：当2001年赌业巨头何鸿燊（ 与何厚铧没有亲戚关系 ）对澳门赌博业的垄断到期的时候，政府是否应该继续由一人控制澳门经济的政策。同时，怎样才能扫除枪支和匪帮。

何厚铧也承认，犯罪和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哪里有三合会，哪里就有争斗，”他说，“哪里有大钱赚，哪里的人命就不值钱。” 每年30亿美元的“大钱”从赌场里滚滚流出，同时，据估计，澳门大约有一万名活跃的三合会分子。匪帮火并的原因至今不明，但将来的走向却逐步明朗。赌场老板指责从香港和大陆来澳门的三合会成员破坏了本地黑社会微弱的平衡。

黑社会争斗一直在持续，赌业巨头何鸿燊还预言如果2001年澳门不继续他的垄断，争斗会愈演愈烈。平民百姓认为在12月20日进驻澳门的中国军队将起到威吓作用，使三合会有所收敛。但当地被认为最能坦率直言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的Antonio Ng Kuok-Cheong 相信中国将运用大陆和澳门的官僚机构和法院在一夜之间结束黑帮争斗。“三合会知道，如果中国政府要铲除他们，是不会动用军队的，”Ng说，“有很多别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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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挑战和机会

2000年（C）

通过互联网，现代中国的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激发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与政府无关。许多中国人把互联网看成能赶超西方国家的跳跃式技术，这种感觉甚至蔓延到海外。东方航空每周两次往返于北京和旧金山的581航班，里面坐满了往返于海淀和硅谷的中国互联网专家。“在硅谷的中国人，现在整天谈论的都是回国。”加州的查尔斯·周说，最近他加盟新浪的美国办事处，成为财务副总裁，“激励是有的，唯一的障碍是政策。”

……

然而，台海紧张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解除的。在竞选之前，北京施加了言论压力。3月13日，台湾股市立即下挫617点，跌了6.6%，是自1996年大陆试图干扰台湾大选而进行导弹试射后的最大跌幅。股市下跌让国民党的竞选把握又增大了。连战指出，这一现象显示，如果陈水扁当选只会为台湾带来灾难。但陈水扁反击说，市场下跌是国民党一手造成，以恐吓选民去投连战一票。“他们试过战争威胁论，结果没有用，”陈水扁说，“现在他们又试图用金融崩溃论，肯定也不会有用。”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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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中国最大互联网门户——网易的创始人丁磊，感到很不安。1999年夏天，当他在北京一家餐厅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显然有什么事情激怒了他。是空调，太冷了。这位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并没有停止谈话，而是拿出他的掌上电子记事簿，指向空调机的红外线接收点，隔着整个房间那么远来调节温度，他的朋友惊讶得张大了嘴。

丁磊仍然感到不安——但这一次他几乎让12亿人惊讶得张大了嘴。他和中国另一主要门户网站——或者说是宽带内容供应者——搜狐的张朝阳较劲，争当第一个到网络新兴企业的天堂——美国科技板块纳斯达克上市的大陆互联网企业。回报高得让人难以想象——以10位数计，而且发展机会也是无可限量。那到底是什么事情令丁磊和其他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不安呢？答案是北京政府。他们对互联网的态度比市场的变化还要快。

互联网所带来的电磁狂潮冲击着中国政府。现时有1000多万网络使用人，人数每半年就翻一番，是亚洲增长最快的。钱从美国风险资金中倾泻而来，已有5万多中国域名被注册。北京一家互联网顾问公司BDA（ 中国 ）估计，到2005年，中国的上网人数将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事。”丁磊说。

突然之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热的网络战场。1997年，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国境内的内联网，但又悄无声息地放弃了。2000年1月，政府宣布一项严格规定，限制互联网的内容，并制定了对加密技术的管理措施。中国的网络精英对此感到无奈，仍然如常运作。在长时间观察之后，北京政府终于找到了互联网的最大弱点：要吃很多的钱。

“问题并不是中国是否会禁止互联网，而是中国是否会制定相应措施，使互联网能在商业角度独立发展。”BDA的泰德·丁说。去年7月，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华网成功进行首次公开发行，使公司价值达到15亿美元，之后大陆企业就热衷于步其后尘。网易和搜狐都打算在今年春天到纳斯达克上市，搜狐甚至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办理了预备登记。然而，根据银行和行业信息，北京政府已经否决了第三个竞逐者、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新浪的IPO申请。

然而，外国投资者却嚷着要把钱投到中国的网络战。“投资中国互联网的风险并非那么可笑，潜在的回报却十分巨大。”Techpacific.com的合伙人约翰尼·陈说。该公司是香港越来越多的风险资本企业之一，专门投资中国互联网。

就是这样的潜力，促使丁磊于1997年创立网易。丁磊出生于宁波，在成都念大学，毕业后南下广州。他很腼腆，戴着眼镜，崇拜雅虎的创始人之一杨致远。作为一个软件程序员，他存了6万美元准备到斯坦福大学念书，但后来决定在中国创立自己的互联网企业。丁磊选择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商业模式：开始时免费向客户提供电子邮箱，并免费为他们制作个人网页。朋友们不断问他，这样怎么能赚钱。“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以提高访问量，获得广告收益。他们说我疯了。”但丁磊相信，由于1998年中国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55美元，没有多少人有钱付电子邮件费和内容费，因此“免费是未来之道”。丁磊肯定中国市场会不断增长，因此坚持了下来。现在，他的网站每天浏览量达600万页，并吸引到高盛、巴林、软银和Techpacific.com的投资。北京政府会允许他从海外融资，继续扩张吗？是的，丁磊说：“中国在21世纪需要拥抱高科技，因此不可能放缓互联网的发展速度。”

丁磊来自中国一个崭新的互联网企业家阶层，在某种角度上，也是“难以管制”。许多人是自学成才，出身于贫穷家庭，没有特殊社会关系，依靠自己的智慧进军互联网，设立自己的公司。“人们总是认为，只有炒股和做生意才能发财。”新浪执行总裁王志东说，“现在，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他们知道可以凭知识获得财富。”在一年之前，中国最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把到美国深造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此情不再。现在，最时髦的举动是到北京西北面的海淀区聚集，那里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有许多电脑硬件和软件商店。在这片杂乱的旧工业区，霓虹灯照亮了商店店门，到处是废弃的建筑物和空置的厂房，创业者可以租一两间房子，买或租几台电脑，带上几箱方便面，一夜之间就可成为网络人。

对拥有雄心和技术的中国人来说，海淀区是梦想世界。薪金螺旋式上升——具备初级电脑技术的毕业生，现时行情是每月1000美元（ 北京的平均工资是200美元 ）。从美国高科技企业和顾问公司归来的人才，年薪可达到10万美元，外加期权。“互联网带给中国一种有趣的东西，就是角色模式。”BDA的克拉克说，“今天，人们景仰丁磊、杨致远或王志东。”现在，有一个留在中国的理由——或放弃美国高薪职位回国的理由。杭州B2B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的负责人马云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赶超世界的道路。这是新世纪的标志性新行业，就像汽车工业标志着日本经济一样——如果你能赶上潮流，你就可以促使整个国家向前进。”

通过互联网，现代中国的这种使命感和自豪感激发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与政府无关。许多中国人把互联网看成能赶超西方国家的跳跃式技术，这种感觉甚至蔓延到海外。东方航空每周两次往返于北京和旧金山的581航班，里面坐满了往返于海淀和硅谷的中国互联网专家。“在硅谷的中国人，现在整天谈论的都是回国。”加州的查尔斯·周说，最近他加盟新浪的美国办事处，成为财务副总裁，“激励是有的，唯一的障碍是政策。”

也就是政策，使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如此高风险。未等政府官员准备好给上司审阅的报告，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了。中国政府仍然处于追赶行业的局面，因此投资者需要有稳定的神经细胞。当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能在新闻网站发表什么东西，这是有限制的，最新的内容规定是不得在网上散布“国家机密”，要接受与印刷传媒同样的监管。当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有意于挑战政府管理，三个主要门户——新浪、网易和搜狐——还设有专人，负责删除留言板和聊天室里的反政府言论。“我们看到种种迹象，我想，人们对政府的宣布反应过激了。”搜狐高级副总裁郭为说。他相信，政府设定有关规则，“是有关人士的进步过程。我们必须有游戏规则”。

热情是可传染的，1999年12月《 北京日报 》刊登一篇头条报道：“互联网经济：不破的泡沫”。网上列出的互联网新兴企业招聘都收到数千回复，在上海和北京，几乎每辆公共汽车的车身上，都刷有网络广告，印刷媒体上充斥着互联网推广资料。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场浩大的信息流战争之中，中国将以一种想象不到的方式重新焕发光彩。“互联网会为中国带来重大的改变，”搜狐的张朝阳说，“但改变是逐步的，随着人们敲击键盘，他们将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互联网无处不在，又无处存在，不可或缺，又不可终止。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引进它，而是谁能在网络中获利，在多短的时间中获利。

管理人才的缺乏

唐海松（ 音 ）开办因特网初创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一家迎合中国年轻人需求的主要网站。这位董事长发现，合格的管理人员比高效的政府官员更难找到。1998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唐说：“在因特网技术方面，中国只比西方落后5年，但是在管理技能方面，我们至少落后20年。”

中国并不缺乏创业精神，然而从商的热情并不等于管理上的才智。中国小企业的破产率在同一地区中是最高的。唐说：“中国也许已经开放了市场，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熟练人员使市场有效运转。”中国只有9000名本国培养的工商管理硕士。相比之下，美国每年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有7万人。

更糟的是，那些有幸在中国的56个工商管理硕士计划中学习的人，也未必能掌握参与激烈经济竞争所需的技能。大多数教授从过时的教科书中照抄材料，没有实践经验可以介绍给学生。北京大学的一名工商管理硕士生说：“要是我的老师从来没有接触过市场经济，我怎么能相信他们呢？他们读博士时研究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

中国的商学院强调的是死记硬背，而不是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所需的灵活地解决问题的技能。学生的参与也得不到鼓励，因此，成长中的专业人员很少有机会进行重要的表达技巧和辩论技能的锻炼。

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一家由市政府与欧洲联盟联合出资开办的学校。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样由西方出资的教育项目数目的增加，表明教育部和外国政府都十分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两年前在上海开课的工商技能发展中心，是亚利桑那桑德伯德国际管理学院的附属教学机构，该中心的会计主任芮树杰（ 音 ）说：“环视整个亚洲，我们发现中国对管理培训的需求是最大的。我们能够提供中国当地教育机构提供不了的技能。”尽管学费高昂，而且是用英语授课，但有些这样的培训项目并不乏报名者，因为文凭——即便只是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可以保证学生找到工作。为了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会议室中，一些多国公司甚至出面向学生发放数千美元的学费。

在商业气氛不那么浓重的部门——即中国的国有企业中，这种人才投资的重要性也正被渐渐接受。由于被迫要在一个日益贫乏和低劣的经济中参与竞争，一些国有企业正不惜钱财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确保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将近一半的主管级工商管理硕士生，是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之类的国有企业出学费的。

以往，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兢兢业业工作，在全心全意为厂里服务了几十年之后，最后在办公室中得到一个归宿。但是，随着亏损的不断增加，国有企业除了提高工资和为员工提供广泛的培训以外别无选择。许多管理人员对此表示欢迎，特别是因为有些人担心多国公司内的歧视性做法，会阻碍本地雇员在这些公司的晋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甚至连国有企业部门也在从商学院的花名册中挑选潜在雇员，像唐的公司这样的初创企业，在吸引一流管理人员方面也许会更加困难。当这位因特网企业家开始四处物色一位人力资源主管来管理他的160名雇员时，他原以为可以从几十份合格求职者的简历中挑选一番。但最后却只有4个人符合他的要求。唐说：“我们在哈佛商学院谈论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创意和迅速地应付未曾预料到的问题。”在中国的商业现实赶上其远大的经济抱负之前，唐和其他人将不得不依靠这种随机应变来勉强维持生存。

新一代超人李泽楷

香港有很多人姓李，但只有一个李嘉诚。如果你住在香港，只有戴上耳塞或蒙住眼睛，才能逃过关于他的消息，但难以避免地，你仍会为这位71岁的大亨增添财富。李嘉诚是香港房地产业、零售业、电信业和电力业的主要玩家，全香港30%的贸易要进出他的港口。在当地媒体中，他的绰号是“超人”。这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尤其在金钱至上的香港。

现在，从同一家族中，诞生了“小超人”：李嘉诚33岁的儿子李泽楷。2000年3月，李泽楷以上市仅10个月的互联网企业——盈科数码动力，成功收购了香港的电信业巨人——香港电信。这个交易价值380亿美元，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购案。按目前的市值，李泽楷的新王国已经可以与其父亲几十年来积聚下来的基业相抗衡。即使将来盈动的股价会暴跌，他的卓越远见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拟利用宽带网，为中国、印度和亚洲各国的广大人民提供快速、灵活的互动电视和互联网接口，从而成为此类服务全球最大的供应者。

如果说李泽楷的财富因互联网而暴涨，其父也如此。两周前，李嘉诚将还没有什么经营业绩的小规模互联网企业Tom.com上市，让香港的投资者蜂拥上街排队申购。李嘉诚说，Tom.com将成为最大的中文使用者门户——也是一个雄伟的目标。

两父子显然看到了新经济所蕴含的财富，并下了大注码。关于“超人”和“小超人”，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是超级拍档，还是未来的对手？当地媒体大肆报道说李泽楷试图走出父亲的阴影，或说由于父子之间风格的迥异，35岁的兄长李泽钜已经明显是李嘉诚王国的继承者，他被忽略了。李嘉诚低调、热诚、传统，一直住在60年代以13万美元买下的房子里；李泽楷喜欢垃圾食品，对下属毫不客气，目前正在建一栋豪华的宅邸，越洋邀请惠特妮·休斯敦来香港参加他的千禧派对。两人的显著共性是受美女欢迎：目前都是单身，李嘉诚是鳏夫，李泽楷是未婚。《 时代 》问李泽楷，谁是他最崇拜的商界人物？他提到的不是父亲，而是索尼的创建人之一Akio Morita。他明确表示，不欢迎有关他与父亲关系的问题。

然而，李泽楷现在还是和记黄埔的副主席，拥有Tom.com5%的股份，长期与父亲有交叉交易。作为儿子，他有自己的勃勃雄心吗？还是舒适地站在父亲的肩膀上？也许两样都是。“他们的关系十分十分复杂。”和记前董事，李家的朋友西蒙·马雷说。要研究这两父子的关系，就像进行视觉测试：看到两张互相对视的脸，一转眼成了一个花瓶。

当你像许多香港人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花瓶上时，你会发现这个花瓶很大。两父子所控制的公司，包括香港电信在内，占了香港股市资本的1/4强。在电信行业，李氏家族所控制的公司占了香港移动电话市场的60%，以及全部固定线系统。够实在了吧！李嘉诚是香港物业之王，现在又与儿子一起，向世人展示在电信和互联网新时代再创繁荣的高深学问，并展示并购财技的奇异演进。李泽楷认为，这些才能并不局限于香港：“这些技巧完全是全球性的。”言下之意，是要放眼全世界，因为对李氏家族来说，香港已经不够大了。

李嘉诚的成功，是战后香港最令人称道的故事之一。李嘉诚，1928年出生于中国的南方城市汕头，1940年逃到香港，年仅15岁就辍学，以卖塑料皮夹为生。1950年建起一家出口塑料花厂。首次涉足房地产市场时，他买的是公寓。到1979年，他名下的长江实业控股公司已经规模宏大，令商业银行家们印象深刻。后来，他从汇丰银行手上买下香港老牌贸易行和记黄埔的控股权，跻身香港超级富豪行列。过去，贸易行一直是英国人在香港殖民地的财富和权力的中心。

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香港的商业基本上由本地人控制，但李嘉诚比其他人更胜一筹，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和记黄埔有一个部门，经营着从孟买到巴拿马运河的18个集装箱码头，全球1/10贸易要经过他们。李氏对欧洲电信业务的染指也十分典型。去年，他把在英国的和记Orange移动电话部门卖给德国的Mannesmann集团，获得57亿美元现金和时值89亿美元的股票。当上个月英国万德丰AirTouch公司与Mannesmann合并后，李氏在新公司所占的股份价值飙升到150亿美元。

儿子们所受的教育与父亲完全不同。年幼的时候，李泽钜和李泽楷都被邀请列席父亲的董事会议。他们接受了广泛而昂贵的教育，大部分在国外。兄弟俩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李泽楷更是从13岁起就到加州上学。由于父亲给的钱很少，为了应付开销，李泽楷到高尔夫球场去当球童，到麦当劳去当收银员。1987年毕业以后，他成为温哥华一家投资银行的基金经理，1990年被召回香港，掌管和记的卫星部门。当时李泽钜已经被培养成李嘉诚的接班人，与哥哥相比，李泽楷的工作只是小儿科，但已经足以让他大展拳脚。

和记拥有一个卫星，用于电信营运。李泽楷认识到，这个卫星也可以进行电视传播，并由此引发了一个真正的梦想。他可以绕过呆板的控制电视行业的各国政府，把电视节目直接送到观众的眼前。是的，没有多少亚洲人拥有碟型卫星天线，但李泽楷知道，亚洲大陆的企业家们会购买碟型天线，然后在附近铺设电缆，把卫星节目传送到想看《 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 》和桑塔·芭芭拉的人的家中。他说服父亲投资6250万美元设立卫星电视（ 和记在卫视上一共投资了1.25亿美元 ）。

作为一个20来岁的老板，李泽楷并不平易近人。播放时突然失灵就意味着劈头盖脸的臭骂。现在的员工说，李泽楷已经成熟了，但还是经常在公众场合斥责高级经理们。

不到两年，卫视就把现代化的电视带到印度和中国，吸引了4500万观众。这一次，他的成功吸引了收购者。1993年，默多克打算以美国Fox网络和英国Sky广播的模式进军亚洲市场，邀请李泽楷到他位于地中海的游艇上一叙。几个小时后，一项交易达成了。两年后最后一笔款项付清，李泽楷为和记赚了9.5亿美元。

然而，由于这次成功仍然是受李嘉诚的影响，即使是10亿美元的交易，也不能为李泽楷带来独立的荣耀。继卫视之后，李泽楷继续按自己的计划，利用卫星为亚洲企业提供长途电话服务，但没有成功。

1996年，李泽钜被张子强绑架，李嘉诚付了约1亿美元赎金。随后是1997年金融危机，香港陷入衰退。1998年底，李嘉诚公开埋怨当地的民主热情过于高涨。他说，作为一个商人，他宁愿在香港“少做一些事情”，股市应声而落：一是因为李氏家族的财富减少了，二是因为他们对香港的信心也下降了。

之后.com公司兴起，把阴霾一扫而光。李泽楷相信，通过卫星，把互联网传送到中国和印度的电视上，将是一宗很有前景的生意。1998年，他名下的盈科集团获得英特尔公司的5000万美元投资，支持他这一想法。

第二宗大交易，则是在香港政府捐赠的一流地块上发展高科技“数码港”。奇怪的是，香港政府并没有像惯常那样，让几家有意向的发展商进行投标。批评者认为，李泽楷只不过是一个旧式的房地产财主，绝非高科技梦想家。支持者则认为，政府之所以选择李泽楷，是因为“数码港”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只有他才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专门知识。

于是，他通过“买壳上市”的方式，收购了香港联交所一家上市企业，改名为盈科数码动力公司。这个过程规避了香港“企业要有两年的盈利才能上市”的规定。盈动接手“数码港”项目，交易第一天股价就上涨15倍。

今年1月，美国在线以自身价值不菲的股份收购时代华纳，盈动也在努力实施同一策略。拥有香港电信54%控股权的英国电信，公开表示打算剥离非核心业务，例如香港电信。香港电信与新加坡电信，两家亚洲电信巨人，进行了紧张的购并谈判，最后新加坡电信报出保密的收购价，包括现金和英国电信想要的股权。看起来，交易很快就要达成。

春节过后，英国投资企业华宝德威造访盈动，带来了一个打败新加坡电信的计划。该想法被送到李泽楷处，当时他正在伦敦看另一个小型的但同类的电信投资。“我说：‘好啊，可是太大了，不可能的。’”李泽楷回忆。尽管他的股价在涨，但还不能收购比自己大几倍的公司。不过，几天之后，所有怀疑都消除了。“我忽略了一件事，”他说，“就是香港金融市场的潜力。”如果他要，钱就在那里。

同时，他还认识到，香港电信有可以利用的资产：有10万用户的宽带互联网服务、移动电话系统和富有潜力的可接入互联网的3G移动技术，以及与默克多卫视签署的给宽带网供应电视节目的协议——即现在所说的“内容”。但英国电信还想要正在疯长的盈动股票。

李泽楷的团队快速地行动着。通过增发新股，盈动在几小时之内就筹集到10亿美元资金，但还需要几十亿美元，而且银行对贷款给没有多少业绩和利润的新兴企业十分谨慎。根据华尔街亚洲快报报道，银行家们坚持要李嘉诚担保。但当李泽楷指出，香港电信有几十亿美元现金、大量的资产，完全可以支付贷款时，他们动摇了。最后，李泽楷用120亿美元，以股权组合和现金形式支付给香港电信的股东，获得了所需融资。

从一开始，新加坡电信的报价就有一个致命弱点：它的79%股权由新加坡政府控制，CEO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小儿子李显扬。新加坡电信的所有权背景立即受到香港法律界的警告：一旦收购成功，本地的电信公共事业将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很多人猜测，中国政府鼓励李泽楷出价，使香港电信维持在香港人手中，但李泽楷否认了。事实上，许多分析家说，李泽楷之所以能成功达成交易，是因为他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几天之内，他就完成了出价和必要的融资，而其他公司往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做得到。

新加坡电信也没有坐视不理。得知李泽楷来势汹汹，该公司威胁说要控告贷款行之一——汇丰银行，说该行应该延缓出价，让新加坡电信有足够的筹资时间。另外，新加坡电信还得到默多克10亿美元的支持。但该报价太迟了，现在，英国电信接受了李泽楷的报价。

默多克的参与引起一些有兴趣的问题。新闻集团是否打算加入竞争，以内容所有者的身份，收购一家宽带传送系统企业，从而催生新的大并购，就像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一样？因为新加坡电信的缘故，默多克与李泽楷的关系会否转坏？因为香港电信与新闻集团有内容合约，前度合作者被迫再度携手，两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否能维持？

也许吧。尽管李泽楷对《 亚洲周刊 》说默多克“有能力撤销”内容协议，但他坚持，他对默多克在最后一刻几乎毁掉了他对香港电信的收购毫无怀恨之心。为了防止诸如此类的分裂，李泽楷与默多克的儿子于近期进行了平和的会谈，甚至到新加坡去与对手见面。他说他有兴趣并不介意与新加坡电信合作。这并不奇怪：他必须出售部分香港电信的股份，以支付贷款，但这也是一个信号，表明两位交易人开始接触。

李泽楷是否已经从父亲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也许问题的关键是他是否有这个能力。人们经常把他的商业才能与父亲比较，仿佛他是直接继承或被直接授予的。“他们都以身边能人环绕而著称。”香港莫英杰联合经纪行经理、前香港联交所主席理查德·伟茨说，“而且他们的回报都很可观。”

但时代变了。“李泽楷的游戏需要信心。”认识李嘉诚的Kim Eng证券的研究部主管史提芬·布朗说，“到最后，他必须出售他的想法，就像他的父亲出售物业。李嘉诚懂得生产塑料花之道，而且我认为他始终贯彻那些理念。我想，在美国受教育的第二代，是不可能懂得那些理念的。”

进行380亿美元的收购后，即使在成功的一刻，李泽楷发现仍难以获得100分。许多分析家指出，香港所有电信牌照在2006到期，至于谁能获得续期，决定权肯定在于中国政府。所以香港电信选择了李泽楷，而不是新加坡电信。分析家说，李嘉诚在中国的影响力可以让香港电信顺利获得续期。“当然，李泽楷的收购对香港人来说是一种光荣。”当地最受欢迎的电台清谈节目主持人郑经翰说，“但很不幸，由于他的父亲，人们将永远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位企业家。”

前和记执行官马雷回忆：“当然，李泽楷正在成长，他早熟、傲慢、易怒、复杂。但他使我认识到，在富裕环境成长并不一定会被宠坏。事实上，金钱使人负担沉重。”听起来像一项工作，至少对小超人来说是这样的。

哪里是真正的文艺之都

今年3月上海举行新的美术博物馆试开典礼，不啻是一件文化盛事。这座由原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改建成的美术博物馆。有最新型的一流照明设备，油光可鉴的大理石地面，华贵的实木墙壁，显得像仙宫神宇一般。这座建筑，也是对中国文化之都桂冠无休止的竞争者北京市的一种直接的挑战。这座博物馆，只不过是使阴沉沉、灰尘弥漫的北京市颇为震惊的一波建筑热中最新出现的硕果。就在两年前，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来沪演出的克利夫兰管弦乐队还不得不在一个体育馆里演出。而今沪上有了这座新的美术博物馆，有了一个陈设考究的古博物馆，一家金碧辉煌、造价1.5亿美元的大剧院，一家位居世界最大图书院之列的图书馆。还有一个造价2亿美元的科学中心计划于2001年落成。“上海的博物馆和文化不只是要做中国最好的。”上海博物馆负责人如是说，“我们正在争取成为世界最佳之一。”

然而，北京市也不打算认输。首先，北京正依靠它深厚的艺术传统来胜过上海的奢华。毕竟，当剧场里灯光暗下来时，北京就摆脱了它那生硬死板的外表形象，而开始与有乐队现场演出的酒吧一起跃动起来，那令人激动的戏剧表演艺术和足够的京剧使墨守成规的京城观众心满意足。上海的建筑狂热，也使北京的推土机和风钻为之震惊而待不住了。虽然北京的酒吧和沙龙厅馆产生原始的艺术活力，但北京却缺乏其艺术人才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例如，北京的窗口紫禁城故宫博物馆，提供的展品积满了灰尘，用省钱节电的低功率灯泡，将展品照得模模糊糊。最近，随着国家大剧院的动工建设，这一切就要改变了。这座投资4.2亿美元的现代化的丰碑，离壮观的紫禁城徒步只需几分钟。

北京如果希望吸引已开始涌入上海大剧院的那种一流的表演，就急需这样一座综合建筑。北京一流的聚会场所人民大会堂和世纪剧院的音响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致帕瓦罗蒂对中国首都的歌剧前途都公开表示感到失望。相比之下，当谭盾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首次公演《 门 》时，上海的知名人士为那清晰的音响惊叹不已。会计师谭艾伦花了85美元买票去观看了这场剧（ 这票价相当于一名普通中国人一个月的收入 ），她说：“北京没有一个剧场能够满足这次演出所需要的设备要求。北京的剧场，座席间的通道很脏，很多观众根本不懂该什么时候鼓掌。”

当华裔美国人大提琴手马友友计划参加谭盾的华丽演出时，北京提醒上海说，所有国际演员首先都得经过中国文化部审批。那次演出半个月之前，北京还在犹豫不决。最后马友友退出了演出。

而且，上海因为经济条件好，很难从北京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其他一些地区的剧场得到中央政府的补贴，上海大剧院却从未得到。这意味着上海必须找顾客和企业赞助。上海的艺术活动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上海企业家，上海的文化舞台几乎是他一人搭起来的。这位奢华的、自称的主办人已资助六七出歌剧的演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歌剧《 阿伊达 》和《 茶花女 》。“我和朋友打赌100美元，我能把世界级的歌剧请到上海来。”在白天经营一家国有货运公司的36岁的镡先生说，“我赢了那100美元的赌金，但我付出了50万美元的代价。”

目前，对年轻艺术家和演员来说，北京仍有较大的吸引力，尽管剧场院的缺乏限制了许多舞蹈和音乐团体一年只能演出一两次。“上海的费用极高，对渴望机会的年轻艺术家来说很难站稳脚跟。”一家私人美术馆的主人劳伦兹·赫尔布林说。更重要的是，北京由于某种原因，它对先锋派艺术能够容纳和接受。“如果一位作家想出版带有较敏感内容的作品，他在北京会有好得多的运气。”上海科学院一位作家副研究员如是说。

最后，问题是上海的钱是否能战胜北京的勇气与技艺。上海资金充裕，正在进行永不能还本的新事业投资。国际知名画家陈逸飞正考虑今秋合作推出《 波希米亚女人 》。作曲家谭盾已同意2002年在上海首次公演他的下一出歌剧《 茶 》。然而北京仍然很安全，而不会输掉，它的具有发明创造力的电影制片厂和先锋派音乐舞蹈团体远远胜过上海的人才。“北京将永远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谭说，“但是，有钱引进世界一流明星的上海，有潜力成为亚洲的国际艺术之都。”这类模棱两可的说法，不大可能说明京沪两市之间的文化竞争。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领域：北京摇上海摆，全中国都能和着节奏动起来。

上海通用成为示范企业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在成立之初存在太多的问题，几乎没有外人看好这个合资企业的发展，即使它得到15亿美元的投资。在沼泽地上建起的这家合资工厂，以国际标准培训中国工人，两年后要向中国市场推出一种每辆成本4万美元的轿车，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800美元。这能行吗？

但事实表明“能行”。投产第一年，即去年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就销售了2万辆“别克”轿车，是最初目标的两倍以上。该公司公开称它得到的利润是7500万美元。最近该公司又推出包括一种小面包车在内的两款新车型。

尽管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也遇到很多问题，但它的成功已被记入教科书。在中国，中美合资企业是如何在掺杂政治因素的美中贸易争论中成为典范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是同中国沈阳合作生产小型货车。那家合资企业是在1991年建立的，但在1996年就解体了，仅生产了300辆汽车。

如果没有当时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史密斯的坚持，同沈阳的合作可能是该公司在中国最后的合作项目。尽管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开拓没有成功，但1994年史密斯还是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坐在一起，讨论该公司如何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毫不含糊：双方必须签订长期的合同，美方应该向中国转让技术，同时让中国雇员进入高层管理部门。总之，通用公司将不得不像一个中国企业那样运作，用史密斯的话说就是它必须为中国人着想。

谈判核心问题是合资企业的各种条款。在一年时间里，通用公司副总裁菲尔·默托和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裁一直在谈判关于供货者、生产和培训等协议的详细内容，以及所有涉及建立一个汽车生产厂的细节问题。他们几乎天天在上海华山路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讨论——应该说是争吵——16个小时。

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合资汽车厂就奇迹般地出现在上海浦东开发区，一片140公顷、没有公路、电缆和排水设施的沼泽地。1997年1月它开始生产第一批轿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仅是通用公司的工程师们——第一辆轿车在1998年12月16日就下线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诚如美刊报道的，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1998年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成为该市最受重视的合资项目。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每个雇员必须接受至少375小时的培训，60％的班长被送到海外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学习。他们学到的一件事是：美国设计的“别克”轿车不适合中国人使用。因此，他们重新设计了适应中国市场的“别克”车。

今天迅速发展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为上海为吸引更多外资的示范企业。它平均每天要接待600多位来访者。

梦断美利坚

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绝不选择偷渡了。因为那经历太可怕，我都死了好几次了。

我姓陈，福建人，20岁，在家排行老二，就叫我陈二吧。我是1999年9月2日晚离家的。第二天天还没亮，大雾中，我登上了“蛇头”的船。

和我一起被蛇头像装螃蟹一样码在小船里的，还有十几个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谁也不说话。但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伙人，都是准备偷渡到美国去的。

这事我只告诉了老爸。老爸50岁，是海边一个小村里的农民。当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天生不听话，在做生意之前，我不是泡在卡拉OK里，就是跟人打架。看别人做生意，我也想挣大钱。一个多月前，我在厦门做鱼虾生意时，把老爸老妈从嘴里省下来的钱赔了个精光。我气自己没脑子……我突然想到美国去，听人说那儿有赚大钱的机会。于是一个哥们帮我找了一个人，一个蛇头。条件是我得给这家伙3.7万美元。

我没有那么多钱。他答应我可以先走，等我到美国挣了钱后再说。

其实，关于偷渡客的种种故事早已塞满了我的耳朵。有的人死在途中，有的人还没上岸就被警察抓住，遣送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试，爱拼才会赢。

我和老爸定好，不让老妈知道。因为她知道了会拼命不让我走的。

9月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到自家的面馆去，这个面馆是我帮老妈打理的，一般是我守摊等吃客。老妈照样唠叨我该做这做那，老妈一走，我就飞快地关了面馆门，搭车去福州，那儿离我家有25公里。我已经和蛇头约好，他在福州火车站等我。

这个蛇头又矮又胖，戴着金表，手指上的金戒指又大又粗。他是南方一个走私集团的头儿，他的狠毒在福建是出了名的。船会翻吗，被抓，送回来……在希望与恐惧中，我悄悄地登上了船，直到船悄悄地启航。

我不知道船开到了什么地方。在黑暗中，小船停了下来，我们在海边等着。后来来了一艘生锈的韩国旧货舱，一个装有60多个偷渡客，一个装着水和食物。我被关在后面的货舱里，舱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像是被投进了监狱……

船舱没有窗，没有风扇，空气污浊。气温越来越低，我又冷又饿。越冷就越想上厕所，而“厕所”只是2只桶，分别给男的和女的方便。在这窄窄的货舱里，要想保持卫生是不可能的。和其他人一样，我的眼睛开始闹病了，又红又痒。很多天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去厕所撒尿都要摸索着。蛇头定期送来水和饭，有时给点花生、蔬菜，但没有肉和鱼。天黑了，我们这些偷渡客只能头挨头，脸碰脸地睡在一起。

押船的有6个蛇头和3个柬埔寨人。那3 个柬埔寨人不会讲汉语，蛇头用英语跟他们讲话。我们这些“货”一天24小时都被关在货舱中，每周允许我们到甲板上去放一次风。有一次，我想出去透透气，挨了一顿臭打又被扔回货舱。而蛇头们却坐在甲板上，自在地喝着啤酒。吃饱喝足后，他们来到货舱，挑一两个年轻女人到甲板上去。他们什么也不说，但是，他们一来，我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一个偷渡客病了，直叫头晕恶心，但蛇头不管不问，第4天，他死了。和他一起偷渡的他的老婆和3岁的女儿，扑在他的身上一直哭。蛇头却叫人把尸体扔进大海了事。

后来才听说，这样的旧轮船横跨1.4万公里的太平洋要花5个星期。而现代化的集装箱轮船要快得多。但用集装箱做这种“生意”危险性大。如果我们从香港被装在集装箱里发往美国，蛇头只需付从香港到西雅图的集装箱钱。12米长的集装箱每个能装24人，只需交900美元。但集装箱没有窗口，在海上没有机会出来放风，偷渡客可能因饥饿或窒息而死。更重要的是“风险”更大，因为大船必须停靠合法的港口，通过正式的海关。

旧货船不适宜远航，但却有随时停船的便利条件。据说，蛇头要付给船主25万美元。

10月初的一天，船遇到了暴风雨。海浪打到甲板上，水涌进了船舱。马桶翻了，我们像掉进了粪坑里……

那时我只感到极度恐惧，周围是阵阵尖叫。事后，我才知道甲板上的蛇头也很紧张，因为如果我们都死了，他们就赚不到钱了。10月8日，船终于靠了岸——但不是美国，而是离美国很远的危地马拉。

恶劣的天气妨碍了着陆，蛇头命令我们分批上“岸”。这个“岸”离陆地还很远。我还算幸运，是第一拨上岸的。深一脚浅一脚地，几个小时过去了，才见到一条柏油路。那儿有车在等着我们。第二天，接我们的人又到船上接人去了。可能是当地农民发现了我们，报告了警察，因此第二批上岸的人中有38人被警察抓走了。还有一只小船被海浪打翻，12个人被淹死。

我和100多个偷渡客被带到一个台湾人家中，他的妻子是危地马拉人，家在危地马拉城郊区。这是一个大老板，住的别墅很大，有100多个仆人。我们在他家藏了一个月。

11月初，一辆白色卡车开进台湾老板家。老板命令我和其他24人爬上汽车，钻进卡车车厢的假车箱底里。然后车箱里装上葡萄，向北开去。我们被拉往墨西哥。在这个卡车里，我整整憋了40小时。没有水，几乎没有空气，我一直躺着。如果再在车上待一两个小时，我可能就被憋死了。

车开进了墨西哥森林，我和同伴被放了出来。台湾老板把我们交给3个带枪的墨西哥人，他们将负责把我们送出墨西哥边境。那几个不会说一点汉语。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批“货”。

由于偷渡客已引起移民局的注意，我们一直在森林中东躲西藏。直到1999年12月末，我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墨西哥人有时给我们点饭，但这种机会很少。我能说几句西班牙语了，比如说香烟吧，它是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好东西。

2000年元旦那天，我被车带到墨西哥北部边境一个城市。我们还在等，我猜想，这些墨西哥人在等他们在美国边境的同伙。1月10日，我们到了沙漠。听说沙漠的那边就是美国了。

过边境用了整整6天。每天只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夜里，沙漠地区滴水成冰，我们只能抱成一团取暖，因为墨西哥人不允许我们点火。终于到边境了。那儿的铁丝网已被人剪断。我歪歪斜斜地走过去，一点力气都没了……

135天，1.7万公里水路和陆路，终于到了美国，但没有时间高兴，因为美国边境巡逻兵一直在搜寻着。还算幸运，我们没被发现，一辆带有黑色窗帘的汽车在等着我们，司机是中国人。第二天一大早，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街景看，我们到了一个大城市，司机告诉我，那是休斯敦。

休斯敦？没听说过。事实上，除了“美国”这个词外，对美国的地理呀什么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一个表姐，住在纽约的一个叫法拉盛（ FLUSHING ）的地方。

偷渡客各奔东西，蛇头让我留了下来。我成了“肉票”，要是我家里凑不出钱，蛇头会把我卖给黑市，或者就干脆宰了我。晚上，我被拉到洛杉矶，关进了一间小屋。蛇头让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我老爸老妈交钱给在福建的蛇头。由于十几个偷渡客死亡和38人中途被抓，蛇头要我加付到5万美元，而且不许讨价还价！

我老妈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起来，4个多月了，家里人这才知道我的死活。

老爸立即四处借钱。为了保住我的小命，尽管借钱的人要我家每月付2%的利息，老爸还是答应了。怕钱丢了，老爸把钱放在铺盖底下，晚上让我哥看守着。两个星期后，终于将5万美金筹足。2月1日晚上，蛇头到我家去把钱拿走了；第二天洛杉矶的蛇头也放了我，送我上了到纽约的飞机。在法拉盛，我找到了表姐，可一个星期后，她就把我赶出了门。

我只敢坐地铁，因为不用问路。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英语更不灵了。还好在曼哈顿的中国城里，我看到一个广告：付40美元介绍费和12美元车费，可以帮你找到工作。我掏出在家里攒的最后一点儿钱，恳求别人给我一份工作，然后我就被车拉到这儿——新泽西的一家中餐馆。在这家餐馆中，我每天要洗菜、切菜、洗碗筷，还干其他杂活。

我是“黑人”，老板要我每天干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同样，因为我是“黑人”，我不能买烟和酒，因为买烟酒需要身份证。而我却最爱抽烟和喝酒……

威海：韩国人的集贸市场

《 纽约时报 》的记者发现，在宁静的中国沿海城市——威海，香料商人给这里带来了些许的韩国风情。

从一家餐馆中散发出的朝鲜泡菜和烧烤牛肉的辣味，向韩国人昭示着希望，类似的香味也飘出了太和客栈。这是一家为韩国商人服务并出售亚洲航空公司飞往汉城打折机票的客栈。在城外想不看到大宇和三星的工厂并不容易。虽然威海的韩国情调很浓，但实际上，这座沿海贸易城市上空飘扬的是中国的旗帜。

威海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接待外国人了。英国商人是最先来这座宁静的胶东港口抛锚的外国人，他们于1898年从当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手里获得了这个通商口岸。韩国商人来这里购买便宜的香料，则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此时威海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今天，英国国旗的痕迹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清晨宁静原野的景象。韩国商人蜂拥来到这里，寻找最优质的商品带回国去。韩语版的商业网站HANGUL介绍着从韩国超市到抽水马桶店的各种商品。韩国顶级企业集团——现代公司的总裁担任着当地一家教师协会的名誉会长。

有600名韩国商人每周三次从仁川乘船到威海，在18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以灯光卡拉OK、OB啤酒和跳舞机自娱自乐。而在归途中，他们的行囊则塞满了干辣椒、大蒜和香油。51岁的延星日（ 音 ）在过去3年中每周两次来往于黄海之间。即使带着老伴儿和18岁的儿子，他靠向韩国餐馆出售香料，每趟也有200美元的赚头。

当亚洲金融危机袭击到韩国时，小商人是最先感到痛苦的人员之一。2000名最能吃苦的韩国人乘船到中国来——主要是到威海，也有到大连和山东省的其他港口的——购买廉价中国商品，然后再运回，加价高达350%出售。现在，韩国一流大学的有些学生甚至也利用暑假做起这种小小的香料套利生意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去做这种生意，”21岁的陈巨宇（ 音 ）说，“我可以挣钱，还可以到世界其他地方观光。”

但是，这样的机会却正在受到限制。去年，低价中国食品流入引起了韩国农民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汉城把每个商人的进口量从120公斤减少到70公斤。10月份，又减少到50公斤。贸易摩擦在今年6月份进一步升级，汉城把中国大蒜的进口关税从30%骤然提高到315%。北京则采取了禁止韩国手机和聚乙烯进口的报复性措施。尽管政府官员解决了贸易争端，但是有些商人还是感到担忧。李俊日（ 音 ），从前养鱼而今从事进口中国食品和酒类，这位生意人说，表面上，两国都说贸易对双方有利，但私底下，没有哪一方愿意接受对方的商品。

尽管如此，贸易摩擦并没有阻止住韩国商人每周向威海的流入。这个港口城市还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朝鲜族人。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国有企业倒闭的冲击，许多朝鲜族人离开家乡到南方来寻找更好的机会。崔绵珍（ 音 ）全家去年从寒冷的黑龙江省移居到了威海。现在她在一家为韩国商人服务的饭店里工作。她的父母则经营着一家公司，向汉城的珠宝商供应未经加工的珍珠。崔绵珍说，工作机会对于讲朝鲜语的人来说非常多，她已经说服了几个高中时的朋友来到威海从事翻译、秘书和销售员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为自己是朝鲜族而感到自豪。”她说，“我们感到没有什么需要隐瞒，而不像我们在黑龙江那样。”

为光临威海的商人提供服务的130家店铺中，并不都是由朝鲜族人经营的。今年24岁的店主侯健玲（ 音 ）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批发葡萄酒，供应给韩国人作为带回国去的礼物。她说，韩国人在这里下馆子有到家的感觉。韩国人砍价非常狠。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做进出口商时，能把这些从海外顾客那儿学来的经商秘诀用于实践。“文化过去是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曾在一所地方高校学习过朝鲜语的侯健玲说，“而现在中国人正在向韩国学习如何更好地做生意。”虽然威海有许多令人感到满意的方面，但那位姓李的商人还是抱怨：“中国人不会腌制地道的泡菜。”他强调说，虽然香料是中国产的，但腌制还是必须由真正的韩国人来做。有些东西似乎是不能超越国界的。

三枚金牌得主伏明霞

三枚金牌得主伏明霞，并没有希望谁会记得她。当然，这位头发乱糟糟的中国跳水明星是巴塞罗那奥运会最年轻的金牌得主，只有13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又一举拿下两枚金牌。18岁的时候，她在辉煌中退出，轻声说精神感到很疲惫。这位天才以为，她的光荣日子应该画上句号了。即使今天备战悉尼奥运会，她仍不强调自己的天分：“我现在年龄偏大，又比较胖。”22岁的她开玩笑说，“我过时了。”

无论如何，现在还是有了结论。不管她自己怎么怀疑，要战胜这位曾经风靡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的小女孩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她的跳豆型动作已经成长为优雅的水上风景，使这位跳水老将得以凌驾于敏捷的年轻对手之上。她的对手，有的已经跳出了当年她独家所有的高难度动作。

伏明霞从来没有想过会再战悉尼奥运会。1996年比赛之后，她离开泳池，投入平常的生活，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念管理学。2年来，她从没登上过跳板。“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跳水，”她回忆说，“我只想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童年是一种牺牲。一个又一个的年轻运动员被艰苦地缔造出来。柔韧性最好的人被安排练体操和跳水，瘦高的则去打排球。伏明霞7岁就加入了跳水行列，几年后进入北京一所体育学校。因为想家，她哭了好几个月。但经过每天9小时的训练，她变得完全忘我，而且无惧。

很快，伏明霞在跳水时，可以十分贴近地掠过跳板，切入水中，有时短发还扫过跳台的边缘。她每年见父母一次。偶然到家乡湖北进行跳水交流时，她从跳台上扫视观众，寻找父母的身影。通常，伏明霞只有在更衣室看到母亲留下的仔细包好的包裹时，才知道他们来过。

1998年，在一次上经济学课的时候，这位奥运海报女孩走神了——谁没有走过神？

——她认识到跳水其实很好玩。她怀念水，怀念从空中呼啸而下的欢愉，怀念滑进水中而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水花的美妙感觉。“休息过后，跳水的压力没有了，”她说，“我意识到自己热爱这项运动，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进行。”

复出不到一年，今年1月，她凭着清新的动作赢得世界杯跳水比赛的银牌。金牌得主是18岁的同胞郭晶晶，她是伏明霞在单人赛中的主要对手，也是双人跳水赛中的搭档。“郭晶晶是中国的新星，”伏明霞微笑着说，“但别忘了还有大姐姐。”

这一次，伏明霞并不是为国家而跳，也不是为教练、为支持者而跳，而是为她自己。训练从9小时缩短为更可控的5小时。“为训练而训练是无目的的。”伏明霞嚼着口香糖说。她在训练时播放流行音乐，重点突破技术难关，使训练过程更活泼，以期战胜郭晶晶。

伏明霞的反叛有多种表达方式：接受采访时，脸色沉闷的教练不在身边；晚上9:30的夜宵禁令对她也不起作用，因为她要出去喝冻咖啡。男孩气的碗状发型被长发所代替，还有引人注目的锁和时髦有趣的装束：紧身T恤、背囊和不系鞋带的NIKE鞋。

尽管过去成就辉煌，伏明霞的工资还是很少——每月120美元——虽然她和NIKE签订了赞助协议。如果她在悉尼赢得金牌，就可以得到6万美元的收入，但她坚持说金钱并不是她的动力。“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获胜时，我还是个孩子，一切都太容易了，”她说，“但如果我在悉尼赢了，那将是完全由我自己赢来的奖牌。”

她顿了一下，用手拨了拨染了色的头发，咧开嘴笑了。“另外，如果人们记得我的话，我不希望他们记住我的旧发型。”长大后的伏明霞，正走向悉尼的跳板。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向所有人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勇气、优美、时髦。

悉尼运动场上的中国人

在耀眼的体操运动中，有一个诀窍：即使动作失误，也要向裁判展现一个大笑容。但在2000年9月的奥运会上，杨威顺利完成表演后，喜不自禁的表情却绝对真实。中国男子体操队获得金牌，结束多年来的挫败，而过去一直严肃自制的队员都越来越放松，在赛场上互相击掌，就像在国宴上互相敬酒。甚至连未被看好的可爱的女子体操队，也再次展现实力，出人意料地争到团体铜牌。“放松一点，就可以做得好一点。”两度参加奥运的刘璇说，每位队员表演完，她都给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我们决定放开心情，玩得开心点。”

放松？开心？这是那个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饱受挫折，连稳拿的男子团体金牌也丢掉的中国队？在悉尼，中国队员又笑又叫，还体现出体育精神，为一场势均力敌的乒乓球赛中的台湾队员鼓掌，又帮忙让观众安静下来，好让匈牙利举重运动员集中精力向世界纪录冲刺。

这颇具戏剧性。早在两个星期之前举行男子第二轮资格赛时，中国体操队员仍然十分紧张，以第二名进入决赛。教练黄玉斌知道必须有一些革命性的做法才能调动起队员的士气，于是把悉尼的非官方格言“别担心，同志”牢记在心：“我对他们说，要成功，除了要有好的技术以外，还要有别的东西。”黄玉斌回忆说。他鼓励队员不要压抑自己，在比赛时要互相打气。“放松心情，才能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这种轻松的态度难得一见。中国经常对体育训练程序进行宣传，这套程序对柔顺的年轻人实行严格的训练，让他们为国争光。在悉尼专业化开始前不久，美国体操运动员布莱恩·韦尔森说：“尽管中国对手训练有素，但美国队全身心投入，肯定可以战胜中国队。”韦尔森的话落空了，美国男队只得第五。女队也令人失望，最终只得第四，赛后还不停地争论是谁的过错，队员们都沉浸在怒气中。全队人唯一一致同意的是他们缺乏凝聚力。“我们知道必须团体作战。”女队最年轻的队员塔沙·华伦承认。当美国队员完成拙劣的动作后，勉强地向其他人飞吻时，中国队员又是拥抱，又是拍照，就像小孩子到了迪士尼乐园。“队友就像是我的姐妹。”获得女子全能第六名的杨云说。

比赛前几个星期，官方媒体为了减弱压力，甚至降低了金牌估计数。到了悉尼之后，国家体操队的领队张健转变为临床医生：“我们让黄教练在比赛过程中与运动员聊天，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张健还提醒队员不要冷落别的对手：“当然，我们想赢，但我们还应该体现奥林匹克精神，那种和谐、合作的精神。”

中国笑脸迎人，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1993年，中国以两票之差失去了2000年主办权，为了申办2008年主办权下了很大功夫，不容有失。因此，就在悉尼开赛之前几天，中国还刷下了27位药品检测不过关的队员，而且还通过明星运动员和记者招待会，把实力最强、最具魅力的运动员推到国际聚光灯下。乒乓球教练蔡振华说：“我们要让运动员像美国篮球明星一样出名和受欢迎。”

迷失的网络一代人

2000年（B）

网络的大量使用，赋予了这代人一种特殊而有力的工具。中国约有2000万互联网使用者。他们绝大多数从网上浏览信息，用电子邮件与国内外朋友联系，使他们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距离更加紧密。他们的父母只能通过传统的媒体了解新闻，而当今的互联网使用者却可以阅读到不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报道。这样一来，他们更能了解国内外事件的真相。

……

然而10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庆祝。中国的音乐人仍然面对很大的障碍，不过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官方的过分管制，而在于音乐人不能引起听众的共鸣。摇滚音乐人要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吸取教训：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重新充实自己，认清竞争对手，了解自己的听众。

……

但不管是她、卫慧，还是其他新锐小说家都不能否认，在他们关于青少年的故事中，身体——它的欢娱和痛苦——是核心。那些描述性的语句普遍缺乏美感，作品中充斥着不健康的人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招致保守的知识分子批评的避雷针。当然，这些批评只会提高他们在忠实读者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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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一代

年轻意味着更新，意味着新观念向旧传统挑战，意味着对未知事物的向往。在年轻人眼里，改变使人陶醉，并不可怕。

年轻人也是冲动的、不可预测的：既预示了一个美好的将来，又隐藏着撕毁过去的凶兆。年轻人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不虔诚但愉快，他们总是那么反叛，有时甚至令人惊骇。年轻人总是带领时尚、音乐、文学、流行文化的潮流，但也带头扔石头、投炸弹、冲过防御路障。

一句话，年轻人是充满活力的——在广大的中国，这种活力汇聚在一起，或成为过分热情的红卫兵，或成为互联网新兴企业的骚动者，或成为在同一建筑物外热切排队等待签证、希望到哈佛或柏克莱读书的申请者。

在中国，充满迷惘、复杂、不确定性的年轻一代是国家的未来。“世界是你们的。”1957年毛泽东对一群中国学生说，“你们年轻人，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正处于生命中的最佳时期，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现在，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却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革命——市场的反叛，这次革命同时把财富、腐败、机遇带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未来25年，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呢？成为一个财富增加、自信心增强、开放、有责任感的国家，并成为稳定亚洲的力量？或成为一个自私、停滞、专制、排外的国家？决定权在于现在的年轻一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过去25年里经历这样的改变：从1976年到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之中，却没有被破坏的、苍白的景象。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诞生了这个时期，6.3亿中国人出生，占了该国人口的一半。生活对他们的种种冲击，来得比长江之水还要快。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中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在他们父母的年代，人人处于铁饭碗体制中，所在的单位要保证工作、吃饭和住房，在政府的呵护中，人们的独立性仍处于孩提阶段。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退休等种种责任被一股脑儿推给了个人，年轻人必须学会生存的基本技能，这些技能他们的父母从未学过。

伴随巨大改变而来的，是同样重大的单纯和天真的迷失，人们认识到，在自由市场体系下，生活是多么艰难。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才叫快乐？年轻人没有可学习的典范：父母全都教育他们要尽快、尽可能地赚钱。在中国，精神上是真空的，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宗教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但他们又无法找到替代品。现代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被犬儒主义和到处可见的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失望扼杀了。

他们没有多少选择。艺术家和思想家也无能为力。

但是，像西方一样，中国年轻人的活力是难以压抑的。上海到处都有非正式的狂欢派对，不到一个月，茂名路上的酒吧又开张了。孩子们退了一步，前进了两步。

这就是当今中国年轻人的不稳定的成长历程。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越轨的，但却不知道该走向哪里，雄心勃勃却没有坐标。他们对未来的探求，过去及将来都不会容易，但对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件令人迷惑但危险的事情。

新兴的中产阶级

漫步在上海的林荫大道上，不时可以看到衣着整齐的年轻人，拿着手机，自如地用英语和中文通话。即使是工作日的晚上，他们也挤在西式酒吧和迪斯科舞厅里。他们在互联网新兴公司或西方企业里工作，雄心勃勃，充满自信。他们是这一代的典范——中国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年龄为18到35岁——是国家的未来。

在中国，这类人有数万之多，尽管绝大部分并不如上海镀金一族那么富有。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父母一辈更实际，受的教育更高，更见多识广。与红色一代的前辈相比，他们的理想更远大，自信心更强，只是由于缺乏信仰，略为容易被误导。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不仅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机遇不同，还因为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同。在那些革命性的转变中，互联网的作用不可小觑。

网络的大量使用，赋予了这代人一种特殊而有力的工具。中国约有2000万互联网使用者，其中80%属于这一年龄段。他们绝大多数从网上浏览信息，用电子邮件与国内外朋友联系，使他们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距离更加紧密。他们的父母只能通过传统的媒体了解新闻，而当今的互联网使用者却可以阅读到不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报道。这样一来，他们更能了解国内外事件的真相。

特别的是，这些孩子十分喜爱用留言板、聊天室、即时信息和个人主页等方式来表达自己。这种现象不容忽视。与西方朋友不同，许多中国人不愿意在会议室或公众论坛里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他们担心讲错话，或令自己当众出丑。但用互联网，即使最腼腆的人也能表达他们的想法——而且听众要多得多。

互联网能鼓励民主和自由的思维方式，对这一代来说是最重要且有价值的工具。它使员工们不管身处波士顿、北京、上海，还是广州，都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自由地讨论问题。传真太没有个性了，电话会议对害羞的中国人来说又太开放，所以电子邮件成为最佳的中介，让知识进行坦白而有趣的交流。

这种自信，已经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激起了一阵巨大的创业浪潮。雅虎的杨致远突然比摇滚巨星更耀眼，搜狐的张朝阳和网易的丁磊一夜之间成为封面人物，风头比好莱坞明星还劲。他们是这一代的佼佼者。中国都市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在名声卓著的跨国企业里任职，转而成为创业者——今年之内，他们在中国大陆已经创立了约1.5万个互联网新兴企业。

这些企业的创始人，越来越多是到西方念书然后回国的大陆人。与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一起，他们用必不可少的技术和专业管理技巧，共同改革着中国的商业文化。这一代企业家们有着更全球化的视野，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视野就非常有用。他们不惧怕失败，也不轻易放弃。

这种无畏的活力和崭新的思想势必重塑中国。目前，电子商务在大陆还是一个玩笑，但几年之内，中国很可能完善国内电子支付系统、分销和后勤系统。中国已经有5100万移动电话用户，随着无线技术的提高，很快就会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无线互联网用户。另外，到2003年，这一代的购买力将增长两倍到三倍。宽带技术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再加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金融、教育、媒体和娱乐网上市场之一。

同样重要的是，互联网改变了中国孩子们的关系。以前，婚姻介绍人撮合年轻人，家庭对未来的一对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现在，在很多城市，互联网提供同一服务，但方式不再专横。我的两位同事在聊天室碰上了，后来结了婚，一个住在中国，一个住在波士顿，但他们可以采用电子邮件来超越地理距离。中国是一个博大的国家，对年轻人来，所有超越距离的工具都是有价值的。这些工具最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成为新的一代——当然，有时候，爱情对个别人也有这样的作用。

我知道，只不过是摇滚

2000年新音乐演奏会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超过2万个中国年轻人满怀希望地站着、吼着，警察一如既往地围着场馆，命令他们坐回座位。但他们不必如此：乐队的暗淡表演很快就使场面安静下来，第二队表演者表演完之后，观众已经坐下来了，礼貌地拍着手。余下两个半小时的表演只有零星的高潮——少数的手在挥舞，少数的自制横幅在摇晃。当唐朝等摇滚巨星表演热门曲目时，人群才爆发出欢呼声。总体来说，观众的反应是冷淡的，在主要乐队黑豹表演期间，人们开始离席。

10年前，现代音乐节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当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现代音乐节是第一个国家批准的以中国摇滚乐队为主的音乐会。为了热切表示年前的打击政策已经放松，6支本地乐队如愿以偿地登台亮相，其中一些随后还获得了录音合约，变得小有名气。中国的摇滚乐手看来前途一片光明：有唱片公司的支持，有越来越多的乐迷支持，还有来自官方的即使有点勉强的批准，摇滚音乐有可能成为中国都市青年文化的一股力量。

然而10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庆祝。中国的音乐人仍然面对很大的障碍，不过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官方的过分管制，而在于音乐人不能引起听众的共鸣。摇滚音乐人要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吸取教训：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重新充实自己，认清竞争对手，了解自己的听众。

市场是难以征服的。即使是比较世界性的都市人，中国人大体上不喜欢摇滚。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没有什么危害性、完全由香港和台湾人炮制的流行音乐。虽然大陆摇滚音乐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有一班坚定的追随者，但即使在有一定生存机会的北京，仍然显得另类。在北京，比较出名的摇滚音乐人还偶尔可以在体育馆开开演唱会，但买票的人大都出于好奇。他们并非摇滚的狂热分子，更不会成为皈依者。

即使是狂热爱好者，也越来越喜欢西方摇滚（ 大部分是听翻版CD ），从而制造了障碍。中国摇滚制作简陋，大部分是舶来品风格，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摇滚作品精美得多、自信得多。“如果把任何一张美国摇滚CD和一张中国录制的CD放在一起，两者根本没法比，中国的制作技术落后好几十年。”22岁的北京音乐评论者王磊（ 音 ）说。

经济效益也差强人意。摇滚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种种陋习——拙劣的基础设施、缺乏专业精神、盗版。音响和灯光设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在2000年千禧音乐会的音响检查之后，瘦人乐队的主音歌手戴勤（ 音 ）向我抱怨说：“去年8月的富士摇滚音乐节，我们在一个帐篷里表演，那里的音响设备比这里整个体育馆的都要大。”有些中国摇滚乐手有机会到国外去表演，回国后都对本地音乐行业的低劣质量感到沮丧。

西方对中国摇滚乐界的大量报道，导致许多本地乐手自满起来，变得与西方同行一样爱慕虚荣，渴望别人的注意，造成不健康的自我膨胀。西方媒体认为，1989年之后，中国的摇滚音乐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迅速成长，并把60年代看成是中国摇滚的起源，而崔健被誉为“中国的鲍伯·戴兰”，中国的90年代步了美国60年代的后尘。

但类似这样的报道是不属实的。大体上，中国的摇滚乐手更像“枪与玫瑰”，而不像鲍伯·戴兰。那些梦想踏上摇滚星途的中国音乐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虽然他们了解西方媒体想听什么，并玩世不恭地重复他们想听的东西。对绝大多数乐手来说，摇滚只隐喻着一种美国梦：金钱，性，名声，对快乐的放纵追求。

那些有前途的中国乐队知道，只有付出艰苦的努力、热爱音乐以及适当地面对现实，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支激进的强摇滚乐队——瘦人——经常在北京的俱乐部里聚集，凭着高超的表演技巧激起人群的兴奋。但该乐队强烈的、张扬的舞台影响力，令国营电视台震惊，乐队成员只能进行网上推广和巡回演出。“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什么。”魅力四射的戴勤说。他今年29岁，长得像蒙古大汉似的，“前面的道路很崎岖，但我们不会妥协，我们要坚忍不拔。坚持就是胜利。”

新一代“海归”的热情

空旷的北京华达人类基因研究中心大堂，木屑散布，发展前景难以确定。综合楼外灰尘飞舞，即使是最冷静的实验室技术员也不免为此而紧张。蟑螂在脚下疾行，昂贵的DNA分析机面临着被小虫等物体阻塞的危险。

然而，尽管设备毫无吸引力，这栋位于北京市郊的建筑物却进行着几项全球最先进的基因研究——还肩负着中国科学研究的未来。研究院中的年轻科学家，平均年龄只有22岁，已经描绘出染色体3的关键结构，并有望提前两年完成人类基因研究项目。中国最顶尖的DNA解码人员，现在是在这样一家有名望的机构中积极工作。

但与他们的工作同样著名的是，这些科学家是“海龟（ 归 ）”——海外归来。中国的人才通常都流失在国外，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年纪轻轻，也有机会从事尖端研究，当然还因为一些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不管我们多么有才华，我们总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发展始终是有限的。”31岁的胡松年（ 音 ）说，他在华盛顿大学念基因学，“我宁愿在中国工作，既能帮助国家，又能使我的工作受到重视。”

过去，中国大陆缺乏这种重视，以至老牌的研究院无法吸引到好的研究员，直到最近，情况才有了好转。中国有大量的科学家——中国的教育比世界各地都要强——但不在北京或上海。数万名中国科学家在美国或欧洲工作，享用着先进的设备和丰厚的薪水。一年多前，华达开始聘请符合资格的研究员，只吸引到20来个科学家，根本无法满足实验室的需要。“我们只好研究一些办法，吸引海外科学家回流，否则人才都被别的国家用了。”张孟（ 音 ）说。他是该研究院的招聘主管，负责吸引海外研究员回归祖国。

潮流已经改变。市场改革启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成为人才回归的吸引力。在90年代中期，国家各部开始向海外归来的学生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创业贷款等。开始的时候，回来的是刚毕业的MBA人才，他们像许多外国企业家一样，看到了中国13亿消费者中的商机。接着回来的是互联网巨子，投身于中国网络化进程的机遇中。

今天，从西方飞回的学子，大部分是已毕业的科学家，奔赴26个所谓的“科技园”——为“海归”们度身设计的由国家支撑的高科技风险孵化器。第一个“科技园”成立于1996年，由一批有胆识的“海归”创立，位于苏州的东边。现在，同类机构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市郊陆续成立。到目前为止，在这些“科技园”中，海外归来的游子们运营着超过1000个企业。

暗淡的开始之后，在西方受教育的华达创始人决定建立一个科技园，选址在北京机场附近的空港工业发展区。他们享受税收优惠、贷款担保、低租金和优惠的进口待遇，从而可以把资金大量投入到昂贵的设备中，以及提供国内企业望尘莫及的高工资。

仅仅一年之内，华达从30人扩大到200多人（ 今年年底有望达到300人 ），成为人类基因项目的第六大合作伙伴，与著名的英国三格（ 音 ）中心、日本的Riken基因科学中心齐名。张孟说：“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机构中工作，对刚毕业的博士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机会。”

尽管他们目前的收入还比不上在美国，研究院的年轻研究员们却有机会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在西方，这类研究一般只能由高级研究员进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在美国是由年龄两倍于我的人做的，”胡松年说，他目前正负责该机构的一个生物农业项目，“年轻的时候，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机遇。”许多科学家也说，有机会针对中国人的实际需要来解码人类基因，使他们感到很兴奋。西方基因实验室倾向于研究如何战胜糖尿病或心脏病等疾病，但中国人易患胃癌等恶疾。“这是一个让中国人解决自己国民的问题的机会。”袁隆平说。他目前正研究一个高级杂交水稻基因计划，能令数亿中国农民受益。

除了科学知识以外，“海归”们还带来了别的东西。在科学知识的教学上，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一样经验丰富，但据“海归”们说，中国学生缺乏在实验室环境中与人沟通的技巧。“我在海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如何与其他研究员合作。”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念生物化学的张力（ 音 ）说，“在中国，科学家们受的教育是：只管自己的研究就行了，所以很难让他们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新研究员把他们的实验室合作技巧传授给国内毕业的技术员，结果华达的效率要比国内其他科学中心高得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愿意回来。去年中国有5万人到美国念书，其中学成回国的可能不到一半。胡松年承认，如果他已经成家，要把家人安置在他简朴的寓所中，他也许会有所犹豫。“但我还年轻，”胡松年说，“年龄大的人所不愿意抓的机会，我可以抓；他们不愿意做的实验，我可以做。”下一代科学家真幸运，中国终于也准备这样做了。

不断向外，不断向上

金丹（ 音 ）在辽宁文乡县长大。闲的时候，她经常爬上树木葱郁的高山，或者到屋外清凉洁净的小河里戏水。有时候她会拿着水桶，提水回家养鱼。在家里，她负责煮饭。金丹说：“当时的生活真是简单。”

才20岁，正当青春年华，金丹现在却觉得生活有一点复杂。两年前，她决定实现儿时的梦想——到一个明亮、喧嚣的城市生活。13岁时，全家搬到钢铁城市鞍山，但她觉得那里并不符合理想。“鞍山到处是工厂，”她说，“建筑物都不高于五层。”当金丹做好准备之后，她打算去深圳，一个位于中国南方、人均收入全国最高的繁荣城市。那里还有一个好处：金丹可以住在表姐的家里。“一个女孩，去一个无亲无故的城市，是不安全的。”她说。

依靠可以照顾你的亲戚，这一形式在中国乡下人中十分典型。为了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年轻的内地流动劳动力有规律地游历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决定一个选择的因素，常常是哪里是最近的城市，某一技术在哪里有需求。金丹有她的一套想法：她单身、年轻，有一定的电脑技术，有广阔的亲戚关系。与留在内地的许多人不同，她可以利用各地的亲戚关系，从一个城市挪到另一个城市，实现她的雄心。循着城里朋友或亲戚的足迹，年轻的流动劳动力大都找到工作，省吃俭用，最后带着赚来的钱回乡，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物质条件。当然，也有一些留在新的环境里，一边把钱寄回家，一边建设着所在的城市。例如，曾经是一个仅2万人的小渔村的深圳，今天已经成了400万人的家。

在一定层面上，深圳完全符合金丹的希望。“第一次在晚上坐飞机去深圳，我被建筑物、灯光和景色迷住了。”金丹说。但她的决定并不顺利。作为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她听不懂广东话，还被深圳相对复杂和国际化市民弄得很沮丧。拿着高中毕业文凭，她在市里一家外资工厂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这样的工厂在深圳有好几千家。一年后，她辞职了。“在那里，你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机器中的一部分。”一家雇佣中介机构很快就为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现在，在市区一栋明亮的摩天大楼里，她成了一家律师楼的秘书。

在许多方面，金丹还是原来那个乡下女孩。她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上班，回表姐家，看关于法律和英语的书，煮饭，睡觉。周末的时候，坐两个小时的车去探望表姐——表姐结婚了，和丈夫住在另一套新房子里。金丹和同事相处不错，但下班后大家不打交道。

事实上，金丹说她根本没有什么朋友。她和鞍山的中学同学保持联系，写信、发电子邮件和偶然通通电话。“我独自一人来到深圳，”她说，“你很难像在学校那样交朋友。”结果，金丹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生活的精髓，包括迷离的夜生活。“游客消费区的东西太贵了，”她说，“我只能在外面望进去。”但城市生活仍然有诱人之处：“你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从而提高自己。”金丹说，“赚钱也容易得多。”

金丹打算实现另一个梦想：存足够的钱上大学。从乡下来的流动劳动力都有这个想法，而且想法可行。她仍然免费住在表姐的老房子里，父母不需要她寄钱回家，事实上，现在他们还寄钱给她。一年左右吧，金丹就要离开深圳，搬到北方的大连去，自然，还是投靠亲戚——一位婶祖母。

到大连后，她计划到一家外语学院进修商务英语，以便将来到外资企业当翻译。毕业后，她打算留在大连，完成另一个愿望：找个丈夫。按照传统的思想，身边有一个合适的伴侣之后，金丹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几个文化样本

用户至上主义（ consumerism ）、电脑（ computer ）、现金（ cash ），这三C几乎可以定义当今中国都市年轻人。但是，若干年的意志消沉后，严肃文学和焦虑艺术也同时有了复兴的迹象。当崇拜自体性行为的作家——例如《 上海宝贝 》的卫慧和她的各地模仿者——可能因时髦的自传而成为流行作者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得比金钱和卡拉OK更加深入。直言的年轻批评家们再次赢得了听众，商业出版业的新潮流表明，他们警醒的爆发是有市场的。

余杰是否是中国最多产和最直言的年轻评论家，还存在争议。90年代中期，还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写作人，编写地下出版的小册子，在首都的大学区派发。逐渐地，他的作品登上了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1998年，他首次出版两本文集，广受好评，继而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和成功的商业性特约撰稿人。

在敏感地揭示生活、爱和希望的同时，28岁的余杰并不讳言他怀念80年代。他是一个“赶不上时代末班车”的人，对他来说，80年代是严肃作家有许多诉求的时代，是爱情故事和武打小说还未充斥流行文化的时代，同时也是年轻思想者和激进分子自觉肩负社会使命的时代。“80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他在文章《 知识分子：终结还是重生？ 》中写道，“他们拥有简单而明确的理想主义、缔造历史的坚强渴望以及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空前的自觉性。他们希望在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知识分子用了几百年才意识到的历史使命。”

对一些人来说，80年代是一个困惑、无知、自大的时代。余杰反对这种想法，认为有这种想法的同辈是“逃避当今的紧迫事件”，他对他们感到绝望。他问：“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的社会，知识分子的角色真的结束了吗？”有人也许会认为，余杰对同辈的批评，反映出他对像他那样的作家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感到失望。中国专横的讽刺作家王朔（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是一个年轻偶像 ）对余杰的批评更加尖刻，指出他是一个聪明的伪君子，很懂得“要骂谁，要恭维谁”。对王朔来说，余杰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业作家，完全准备好在必要时刻玩愤愤不平的文化异见。

余杰的作品并不局限于理想主义和文化自主的精神。他的作品首次面世的时候，一批作家凭着小说、诗歌和评论成为显要人物。1998年底，他们中有54位——大部分是20到30岁——参与了一项关于中国艺术状况的独立调查。调查结果以《 割裂 》的题目出版，今年初以单行本的形式重印，薄薄的小册子充满了对官方和非官方文化的谴责。

根据其南京组织者的说法，《 割裂 》的调查是一场“表演”或“事件”，发起的原意就是要有挑衅性和攻击性。把事件描述为“割裂”，作者们理解为文化的分离以及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并提供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相关定义。

几乎所有的回应者都申明，文化机构——由国家支持的协会和奖项——没有尽到责任，至少在这些机构把文学奖项授予他们之前是如此。《 割裂 》的组织者之一韩东说，在“腐败和陈旧的文化秩序”以外，中国正形成两大文学阵营。一个由那些在商业上可行、在政治上善变的作者组成，其中许多已经为全球读者所认识：莫言、苏童、王朔、王蒙；另一个由年轻作家组成，像那些参与《 割裂 》的作家。他们“对文学环境和主导文学秩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和谨慎”，相信自己代表了常常被北京、上海甚至台湾主流作家淹没的文学界的边缘元素。韩东说，这些作家并不对抗正统文化，相反，他和其他人所信奉的文学独立反映了在近几十年来已成长起来的个人主义，并且找到了商业出路。

多年来，尽管政治理想、社会良知以及真诚姿态在中国流行文化中受到排挤和嘲笑，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存在。例如，过去几年盛行网上出版，互联网上有无数关于文化争论的论坛，十分活跃。在白天，参与者读书或者工作，为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同龄人提供消费者的愉悦；到了私人时间，许多人就各种话题发表文章和意见。对于余杰、韩东和《 割裂 》等人来说，朋友这一概念已经落伍了。

冲出红色的封套

不少中国人都听说过《 上海宝贝 》。这是一本坦率得令人震惊但又乏味的小说。作者卫慧，自诩为“中国第一个被禁的色情女作家”。但听说过郁秀的《 花季·雨季 》和韩寒的《 三重门 》的人比之更多。卫慧唤醒了中国都市反文化，棉棉的小说更加黑暗——她的文集《 啦啦啦 》是当代第一部描写中国都市毒品状况的小说，但即使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郁秀和韩寒的作品却超越了他们的感性对手，销量更大，更受欢迎。

郁秀的《 花季·雨季 》出版于1997年，略过了流连酒吧、床上交易以及吸毒等古怪的行径，以世俗的笔法描写了一群生于70年代的中国少年的典型生活。根据她的中学经历以及同学们的故事，郁秀以现实、平静、优雅但略带稚嫩的笔触，写出了即将走向社会、正在梳理自己的情绪、见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效果——不论好或不好——的年轻人的故事。郁秀成为潮流的缔造者，最近几年，无数关于少年人或由少年人写的小说充斥市面，有的甚至是10岁左右的孩子的故事。出版商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崭露头角的小说家身上，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小说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对卫慧、棉棉之类的大胆作品、上海王安忆或穆斯林小说家张承志等老手的讽刺作品有提防之心。

韩寒，今年18岁，从学校辍学，也许是少年小圈子中最有天分最引人注目的一员。他的关于校园生活的小说广受欢迎，特别是最近的《 三重门 》，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三重门 》表达了他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看法，他因此选择了辍学，专职文学创作。他的作品老少咸宜，年长的认为，韩寒的作品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问题。但对学校生活和学习过程的明显轻视，也许对他本人和同样无心向学的少年造成真正的障碍。这些孩子在真正融入生活之前就对生活作了描写，一旦走出校园，他们是否能充分认识社会、描写社会？

自身问题最多的作者还是那些“震惊姐妹”——棉棉和卫慧。42岁的王朔，曾经是“北京流氓”，写了大量被禁的作品。他把棉棉（ 也是辍学的高中生 ）形容为一个“用身体而不是用脑写作”的人。当然，她对这一句话有不同解释。但不管是她、卫慧，还是其他新锐小说家都不能否认，在他们关于青少年的故事中，身体——它的欢娱和痛苦——是核心。那些描述性的语句普遍缺乏美感，作品中充斥着不健康的人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招致保守官方和知识分子的批评的避雷针。当然，这些批评只会提高他们在忠实读者心中的地位。

性、暴力、厌倦、代沟和其他社会问题，并不完全是新锐作家的主流。一位评论家如此评论说：“他们有着各种勇气，但不知羞耻。”其他作家，年纪稍大或名气稍大的，继续不落俗套地描写社会和文化，吸引着读者。朱文（ 音 ）最近的小说《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出色地描写了拥有大量金钱但缺乏思想的都市年轻人的厌倦，其他60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例如四川的洪鹰、北京的陈染、广西的林白——则以更富经验的叙事风格继续描写性，特别是女性性行为和女同性恋关系。

关于性的话题，没有什么小说比互联网更开放。网络的无政府状态、出版商的自由，大量匿名而主动参与的读者，使网络成为未来作家难以抗拒的论坛。同性恋——一个被禁止印刷的题材——在中国网络小说中是最受欢迎的主题，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犯罪故事、爱情故事和科学小说。

事实上，科学小说也是最受欢迎的印刷题材，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西藏作家阿来于1998年出版的关于西藏的《 尘埃落定 》，是最畅销小说之一。他是《 科幻小说世界 》杂志的主编。该杂志每月发行量约50万册，达到主流作家文学作品的销量。现在，他们不仅要与“更性感”的杂志竞争，还要与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竞争。

热爱严肃文学的人，尽管近几年在陆续减少，但仍然创造和消耗了高质量的写作。他们的作品有时在海外比在国内更出名，但莫言是一个例外。他的最近两部作品《 酒国 》和《 丰乳肥臀 》被禁，但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数以万计的盗版书。其他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例如余华、韩少功、贾平凹，仍然是评论家和编辑。与年轻一代相比，他们对作品的美学标准要求更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王朔成了频频获奖的电影摄制者，并成为年轻作家的偶像。卫慧公开承认说，国内对她的作品的批评堆积如山，“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我错了。”棉棉则根本不想被称为作家。少男少女们努力成为下一代诺贝尔竞逐者，毕竟中国的文学界与中国社会一样丰富多彩。

而这些，组成了中国的2000年。

制造中国版《 光荣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