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的八一建军节，我们机关食堂没会餐。部队会过节的餐一般都是提前一天的，七月三十一日这天没会，说明就是不会了。从这点上看，就赶不上连队好。1968年我刚当兵的时候，一年会了十六次餐。我们连的司务长家庭观念太重，整天打报告闹转业，他估计年底转业差不多，就可劲儿造，逮着个小节日就会餐。有时不是节日他也会，你比方纪念“五·七”指示发表和***畅游长江多少年了，庆祝原子弹爆炸和卫星上天了，统统会。会得我们连伙食费超支近一万，他转业之后全连吃了将近半年的咸菜，让人好长时间忘不掉他。因此上，今年的建军节不会餐，就让人觉得有点小遗憾。不想老金对此还来了个理解万岁，他说是：“不会餐对，唐山地震了，那怎么能会餐？作为一个党员、政工干部，特别不应该想会餐！”老金犯了错误之后，特别能理解领导的意图，也特别能严格要求自己，党性观念大大增强。
老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正躺在简易防震棚里学鲁迅。那些年每当过节，不知怎么我心里就无缘无故地来点小惆怅。而每当惆怅、空虚或不悦的时候，我就开始学鲁迅。另外我在做过几年通讯报道工作之后，兴趣开始往文学方面转移。我注意学习毛文艺思想和鲁迅著作，并企望能成为革命文艺一战士。我觉得革命文艺战士比一般的革命战士好听，来劲儿，有色彩。
老金经常挂在嘴上的“作为一个党员、政工干部”，是他的处分决定上的话，我一听他说这个就想笑，不知他是真正接受教训了还是不服气。另外我觉得他说的“唐山地震了，那怎么能会餐”，与c先生说的“东北四省失掉了，那怎么能要大衫”有相似之处就笑了。他看见我躺在床上笑，就说是：“还笑还笑，黄维的肚子都大了，还笑！”
“黄维的肚子大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俩毕竟谈过一段哪，她在你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嫁了人，如今又腆着个大肚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你就没有活思想？”
“咱能有啥活思想，她只不过是怀了孕，咱的孩子都会跑了哩！”
“你完了，你这人不懂感情！”
“你让我怎么懂感情？莫非跟咱谈过一段，就不让人家嫁人生孩子了不成？”
“那也得跟组织部门说说，把这个玩意儿调走或转了她的业呀，她这样腆着个大肚子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看着怪硌涩不是？眼不见心不烦嗯！”
“她晃她的去，怀胎十月，她顶多腆着肚子晃半年，再说咱哪有那么大的能耐想把谁调走，就把谁调走啊！”
“这么说你是真没有活思想了？”
“那当然！”
“你还真行！胸怀宽广！”
“那你对黑牡丹是念念不忘了？”
老金“唉”了一声，说是：“就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不好哇！”
“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是咱对不起她呀！要不是咱，她还不弄个干部当当？她业务那么棒！郑方桐这个小舅子！”
郑方桐就是那个给他写处分决定的组织干事。一年前他下基层当了教导员，两天前他带领我部抗震救灾小分队去了唐山。老金跟我说过几次，说是这个人没半点文采，就会写公式化的处分决定：某某同志，现年多少岁，籍贯哪里，出身如何，作为一个党员、政工干部，本应怎样怎样，却又如何如何，“还上报、抄报、下发呢，怎么糟践我厉害他怎么干！”
我也跟老金说过多次：“这事不能怨他呀，他干的就是这种工作，谁犯错误他也得这样写，也得上报抄报下发什么的，又不是单单跟你过不去！”
老金就给我说了个细节：说是他刚被隔离反省的时候，黑牡丹曾给他递过一封订立攻守同盟的信。郑方桐发现后报告了政治部主任。当天晚上主任找老金要这封信看，老金说我当擦腚纸了。主任就问他在哪个厕所解的手，老金说就在旁边儿这个。旁边儿的厕所在二楼，因为解手的人大都用的是废稿纸，水冲不下去，每个便盆儿的眼前就都放了字纸篓。主任让郑方桐去翻，他果然就去了。老金后来跟我说：“也真难为郑方桐了，他连这种事儿都认真去干，肯定能进步！”
老金因此对他耿耿于怀。
不出老金之所料，没过多久，郑方桐果然就当了教导员。
老金说：“郑方桐这次去唐山，回来肯定还能进一步，这个东西可会介绍经验了。”
“你还说他就会写处分决定呢！”
我俩正这么东拉西扯着，主任急燎燎地就来了，说是：“玉堂同志，还有个光荣任务哩！”
“什么光荣任务？”
“你先看看这封电报！”
我一看，是海军报社来的，上写道：兹请你部新闻干事刘玉堂同志为我社特约记者火速赶赴唐山采访望你部大力支持并将落实情况电告我社。
主任说：“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是怪光荣不假，可这些东西自己不去，让人家去，把光荣留给别人呀？”
主任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报社点名遣将，是领导机关对你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最大——”
我赶忙说：“我去就是了！”
这时候，老金接过电报看了看，说是：“好家伙，还是特约记者呢！特约记者可比新闻干事高级多了，能写‘本报讯’呢，写出稿子来百发百中！”
主任说：“艰苦是要艰苦些，但肯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人一生不可能老是遇着这么大的事件，如果亲身经历了，就是一笔精神财富，同时对自己也是一次严峻的锻炼和考验，相信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说是：“没什么要求了，我从唐山回来之后，你批准我转业就行！”
主任说：“你这个小青年！有困难咱解决困难嘛，干嘛动不动就要求转业呢？这样吧，补助你五十块钱，我让秘书寄给你爱人，让她买点油毡纸搭个防震棚什么的，现在到处都防震不是？”
老金就打横炮，说是：“刘干事不一定真想转业，那个黄维跟他谈过一段不是？她整天腆着大肚子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老母鸡似的，看着也确实是怪硌涩，干脆让她走得了！”
就为了这个呀？
我说：“老金是胡罗罗儿！”
主任说：“她爱人那个部队早就来商调函了，你不让人家走人家还想走呢，这个还不好说？”
我问主任去唐山怎么走什么时候走，主任说：“派车，当然要派车了，明天一早走怎么样？”
老金就也要求去，说他是群众干事抗震救灾正好具有群众性他去是当仁不让什么的，主任就答应了，让他“注意严格要求自己。”
当晚，我即接到三十四张条子，都是家在唐山或亲戚朋友在唐山的同志写给我的地址，托我便中打听他们的情况的。
我和老金住的简易防震棚在楼前的桃树园里，仅是用绳子扯了两块军用雨布而已，四周并无遮拦，但电灯是拉了的，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飞虫正围着灯泡儿飞舞肆虐，一会儿就弄得人这里那里地不舒服。我和老金刚躲进蚊帐里要休息，不想黄维来了。她讪讪地咳嗽了一声，老金一下坐起来，掀开蚊帐说是：“说曹操曹操到，通货膨胀来了！”
黄维说：“你俩又说我什么坏话了？”
老金说：“哪能是什么坏话呀，刘干事净说你好呢，说你跟党代表柯湘似的，三起三落杜鹃山，给他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黄维说：“你拉倒吧，还柯湘呢！”
老金穿起衣服要走，我说：“你给我躺着！”他说是：“怪鼓得慌，我解手去！”边说边提拎着裤子窜了。
我坐起来，隔着蚊帐问黄维：“有事呀？”
她吭哧了半天说是：“听说你去唐山？”
“是啊！”
“你要注、注意安全！”
“我是去采访，又不是具体地救人，有什么不安全的！”
“说是味儿挺大！”
“肯定是大了，还能不大！”
“我给你准、准备了两副口罩你带着吧！”
“不用，我有！”
“多准备几副不好吗？”说着就把一个小纸包塞进我的蚊帐里了。我刚要还给她，就见她叭唧叭唧地打那些咬她的蚊虫们。我忽地觉得她也是好心，也不容易，腆着个大肚子来找我，站着跟我说话，还要挨咬，伸出去的手就又缩回来了。一会儿，她说是：“你还恨着我是吧！”
“哪里话！恨你干吗？”
“不恨我，干吗跟我这么说话？”
“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
“同志式的，战友式的！”
“好，那就同志式的战友式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啊黄维同志？”
“我家里来电话说，我爱、爱人去唐山抗震救灾了，说不定你们能碰上！”
“唐山那么大，救灾部队那么多，我干吗要碰上他呀？”
“刚说要战友式的嘛，又不战友式的了，你不是去采访吗？”
“那我就碰上，他叫什么名字？”
“秦大鹏！”
“嗯，不难听！”
“他眼眉那地方有颗小痣，胡子拉碴！”
“我可是光采访海军！”
“他那个连也许跟海军并肩战斗呢？”
“你让我碰上他，有什么事儿吗！”
“也没什么具体事儿，互相有个照应不好吗？”
“嘿，你可真会说话，我跟他是什么关系跟他照应？”
“战友的爱人呀！”
“你拉倒吧，明天我还要早走，我休息了。”
“你、你要好好注意身、身体啊！”说完讪讪地走了。
好大一会儿，老金才回来。老金见我躺下了，问道：“她走了吗？”
“没走，在我的床底下。”
“这么快就完了啊！”
“那还不快？你这手解得可是慢啊，你解了几个手？”
“她来干什么？”
“送了两个熊口罩。”
“怎么样？还想着你吧？”
“狗屁！还说她爱人也去了唐山，让我跟他有个照应呢！这不纯她妈的折腾人吗？”
“嗯，是有点折腾人不假。”
我躺在床上就让她折腾得一晚上没睡着，关键是她还让咱好好注意身体，让你的心里什么滋味儿都有，很复杂。
车去唐山，一路平安。
二
我因为头晚上没睡着，上了车就发睏，老金则很兴奋。老金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没话找话说。他说是你要跟主任坐小车出发，千万别坐我这个位置，他最喜欢坐这地方了。那回我坐了一次，他就不高兴，说我缺乏自知之明，不自觉。他说特约记者可是比新闻干事好听多了，特约记者刘玉堂就比本报通讯员刘玉堂来劲儿，还能写“本报讯”。他认为只有记者或特约记者才能写本报讯。我给他说过多次任何人写的消息都属本报讯，写通讯则不叫本报讯。他不信，说是你别蒙我了，不是记者怎么能写本报讯。他说他最崇拜马玉涛了，马玉涛唱歌没治，听她唱歌不吃饭也行，她是全世界最好的歌唱家之一。他说他刚当兵的时候，曾给马玉涛写过六封信，可惜她一封也没回。他说着说着就哼起来了，哼的是《老房东查铺》。
我让他哼得没法睡，就说是：“咱俩一块儿出发不吉利啊，每回出发都出事儿！”
他说：“出什么事儿了？”
“第一次咱俩一块儿去大连，我把军用水壶给丢了；第二次咱俩去莲花岛，人家调虎离山在家里查你的问题，查了个水落石出回来把你隔离反省了你忘了？”
他说：“可不咋的，这回可千万别出事儿！”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他的错误。
十二年后，我在一个刊物做编辑。这天突然收到我原先所在部队的一封来信和四个厚厚的笔记本，我打开一看，竟是仍在部队并当了政治部副主任的郑方桐写来的。他说光阴似箭，一别多年，如今霜染鬓发，不日即将退居二线，想到将来能有个精神寄托，就学写了一点东西，全是根据我部干战所犯错误的事实编写的，其中大部分也是你所熟悉的，那是个人人都容易犯错误的年代……让人觉得意味深长，挺深沉。我一看就被吸引了，光是那名为《错误集锦》的总标题下面的题记就让你吃惊：“几乎所有人的优点和长处都是相似的，而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却各有各的特色。”非常大气，使人想到某部外国名著的开头儿。且分门别类，分政治，经济，纪律，生活四卷，体裁多为笔记体，颇具“三言”、“两拍”风，其中一则就是《老金的错误》。因此上，我无须面壁虚构，只管抄录如下：
赵某，女，脸黑，看不出实际年龄也。该女脸虽黑，盘子却不错，瓜子儿脸，柳叶眉，樱桃小口双眼皮儿，酒窝儿亦有之，身段尤其好，说苗条亦苗条，说丰腴亦丰腴。政治部金某人即赞该女道：“真乃一朵黑牡丹也！”
该女聪明无比，琴棋书画无所不会，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其为司令部描图员也，所描之图笔法细腻，一丝不苟，如正式出版物无异，常作展品内部展出之。
某年，大兴普及样板戏之折子戏，吾部司政机关遂联合排演《智取威虎山》之片断《深山问苦》一场，该女乃扮小常宝，金某人则扮小常宝之爹猎户老常也。此场有一情节小常宝须扑入老常怀内作恸哭状，老常亦须将其揽入怀内抚摸其肩。他二位平日排练至此总离尺把远，该女喊一声“爹”之后即蹲到金某跟前也。两人的表情亦不对，各自将脸扭到一边，如吵架怄气一般。某日，政治部主任亲临现场指导，见他二位排练至此又离尺把远，遂不悦道：“排演革命样板戏乃政治任务也，不可马虎从事，你二位假模假式相距二尺有余像何话，吵架乎？”
该女嘟哝道：“又不是正式演出！”
主任道：“平时不练，演时如何演得真？正如练兵一般，平时不认真，战时如何有硬功夫？尔不懂乎？”
该女又道：“老金嘴里烟味甚重也！”
主任即批评老金：“尔如何不漱漱口？烟味儿甚重，若是将小赵呛一下子，正唱着打一个喷嚏出来，如何是好？”
老金乃唱个肥喏道：“吾漱也，再不行把烟也戒了。”
之后，他二位排练至此，遂来真格的焉。
某日演出，该女正伏于金某怀中作恸哭状，突觉某处不对头，乃一硬物顶其胸脯矣。不悦，然已别无选择，剧情之需要不敢动焉。待起身唱“八年前——”时，声音即颤抖不已。
演出完，该女即将老金拽到一旁悄悄骂道：“尔乃流氓也！”
老金道：“吾不对也，以后改之。”
等下次演出，金某人又情不自禁矣。该女又骂老金：“尔是何事？缘何说话不算话？真烦人！”
老金道：“实乃身不由己也，它不听指挥，吾有何办法？”
该女道：“尔若再如此，吾告尔个流氓！”
老金乃道：“焉能全怪吾耶？尔不知尔有多美乎？如此一个黑牡丹趴于怀中焉能无反应？神仙也白搭，尔多担些则个。”
该女遂拧老金一把：“尔个坏家伙，真乃坏家伙也。”
金某即将其拥于怀中，做些不伶不俐的事情。
他二位从此演出竟格外默契矣。遂后有些迹象渐次显露出来亦是可能的，不料被乐队一要求进步者瞧科了个七八分，乃告之。
然该女乃是战士，老金却是有妇之夫，主任遂令老金与另一干事至岛上搞年终总结，趁机将其错误事实查了个水落石出。待老金回来，即被停职反省矣，该女亦于宿舍写检查。
他二位所写交待大同小异，时间地点次数皆相同，事实经过已清楚无疑矣。然二位皆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皆说：“是吾主动也！”政治部即不好轻易处理，拖了些时日。
后经反复了解核实，无甚变化及出入，该女遂作复员处理，老金亦受党内警告之处分也。
老金不知什么时候沉默下来了。我于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中，蓦地想起那黑牡丹的家原是唐山的呀！怪不得老金自告奋勇积极要求来呢！
一股恶臭扑入车内，将我一下呛醒了。古冶到了。古冶离唐山四十里，路旁的村庄已是墙倒屋榻，一片狼藉。路上更是车来车往，往里去的是运送救灾物资的，往外走的是拉伤员的，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黄维说得不错，味儿确实挺大。北京吉普密封不严，车窗都关着也还是阵阵恶臭扑鼻，我们就都将口罩戴上了。戴了口罩又热，一会儿就憋出一身汗来。这时，我注意到老金和司机戴的口罩都很小，捂了嘴捂不住鼻子，看着怪别扭。他俩戴的是公家发的，公家发的口罩都很小。而黄维给我的就挺大，还厚，我就想，这口罩莫非是黄维亲手做的吗？
三
车到唐山，已是下午三点。
海军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已成废墟的唐山五中的操场上。指挥部宣传组负责人原是基地政治部宣传处的杨处长，我跟他很熟。他个子很高，身材瘦削，说话很慢，声音发粘，有学者的风度。我刚走近宣传组的帐篷，将口罩一摘，他老远地就奔过来，握住我的手说：“玉堂老、老弟，你可来、来了，怎么才、才来？”
他没戴口罩，脸通红，眼皮有点浮肿，满嘴的酒气，舌头不怎么听使唤。我知道他先前滴酒不沾的，怎么一下成了酒鬼？
他立即就向我介绍情况和布置任务。他说是情况是严重的，比原来预想的还要严重，初步估计市区一百零八万人口伤五分之四，亡三分之一。海军各路救灾部队于七月二十九号下午至三十号上午陆续赶到，共有九个连队和三个医疗队，另外还代管地方医疗队五个，防疫队两个。你的任务是在向上级新闻单位供稿的同时，每天再编辑一期《抗震快报》。“情况就这、这么个情、情况，任务就这、这么个任、任务，嗯！”
他的舌头不怎么好使，脑子还挺好用。他说是：“救灾部、部队的事、事迹太感人了，我指挥部所、所属三、三连，从二十九号晚、晚上开上去，到现在还粒米未、未进，滴水未、未沾，到今天中、中午，已经晕、晕倒了十、十三个还是十、十四个来着小董？”
那个叫小董的也有点醉眼朦胧：“是十、十四个，十四个不假！”
“指挥部决、决定，今天下午五、五点，强行把三、三连撤下来，命令他们休、休息，吃、吃饭，喝……你水壶里还有、有水没有？我喝、喝一口！”
我将背在身上的水壶递给他，他咕咚咕咚地喝了两口，猛然又停住，把水壶递给那个小董：“你也来两口！”
他一喝水，舌头利索了：“渴坏了！现在唐山的水不能喝，一地震水也成了苦的，又苦又涩，这两天就是下雨的时候接了点雨水喝了，喝不上水比吃不上饭还难受，战士们是怎么熬的！喝不上水，吃不进饭，又恶臭扑鼻，那还不晕倒？酒倒有的是，随便喝，指挥部首长号召大伙儿喝酒吃蒜，这是去年河南水灾的经验，能防止瘟疫，你以后也要多喝酒多吃蒜，这两样东西一下去，味儿就小了，还消毒，比戴口罩管用，就是不解渴，越喝越渴，我还不胜酒力，现学着喝！这样吧，送你的车今天别回去，先让小董陪着你转转，有个感性认识，以后小董就归你调遣，他也写过黑板报稿什么的，哎，这个同志是谁？来送你的？”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部的群众干事老金，他是主动要求来参加救灾工作的！”
杨处长就说：“噢，我想起来了，我看过他的通报，党内警告不是？好，改了就好！群众工作很重要，但目前主要是确保第一线救人的工作，你也和玉堂一块儿先转转，尔后到你们部的那个连去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三连，郑方桐你认识不是？”
老金脸红红地说：“认识！”
我们在市区尚能通车的地方转了转，真是惨不忍睹，到处是断壁残垣，瓦砾堆里横陈着一具具尸体，那是刚被战士们扒出来的；而石块砖瓦的缝隙中，还随时可见已经发黑了的一只手或脚在僵挺着。那些自己爬出来的或被救的半赤裸的男女们，则伤痕累累，连药水也不抹，泛着活鲜的赤肉。绿豆蝇们遮天蔽日，拧着绳地东游西荡，旋风似地追逐肆虐。一个老大娘就在还没来得及运走的尸体旁边儿啃着一根蔫了的黄瓜……几辆宣传车在同时广播，有的宣读中央慰问电和震区指挥部的特别命令；有的宣传本部队几营几连于今天几时几分又救出了几个活的；还有的则放被救伤员喊“***万岁”的录音。
我特意到三连分管的第五人民医院看了看，它原来是座五层楼的建筑，如今已一塌到底。这楼倒得真是残酷，它不是向一边倒，也不是向两边倒，而是直上直下地酥瘫下去，象有意不让里边的人活似的。郑方桐正在指挥战士们从楼板及砖瓦的狭小空隙里往外拖尸体。他整个人瘦了一圈儿，老了一旬，胡子老长，满嘴的燎泡，眼睛血红，说话声音沙哑。他告诉我说，据这个单位活着的人分析，估计有二百多人压在里面。三天来已经挖出八十多具尸体了，还一个活的也没挖着，“你瞧人家陆军，不一会儿就救出个活的，不一会儿就救出个活的，那是什么成色？”
我就知道凡是抢险救灾的部队，都讲究救出了多少活人，互相见了面不问别的，就问“救出几个活的？”我们的报纸广播上也这样宣传，从来不报道挖出了多少尸体。作为具体抢险的人来说，救出个活的与挖出具尸体，心理上的感受也大不一样。救出个活的会越救越有劲儿，老是挖着尸体就会越挖越腻歪。加之各部队的宣传车整天咋呼今天我部又救出了多少活的，也造成了各路人马互相竞赛的形势。你这里刚救出了两个，他那里一下救出了十个，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来劲儿。郑方桐所带的连老是救不出活的来，舆论和心理上的压力确实也很大。
我问他：“是不是咱们的设备不行？人家有大吊车，咱就靠镐撬手扒，那怎么能赛过人家？”
他说：“没有设备当然也是个原因，咱们海军干这个就是不如人家陆军，还是个战斗力问题，这一点你不服不行！”
我安慰他：“你也不要着急，要好好注意身体，尽量减少战斗力减员，别救不出活的来再把活人累死；我看挖死尸比救活人还难还艰苦，咱怎么知道里头是活的还是死的？那些死尸都臭了，一动就散架，连他们的亲人都不愿意动手抬，咱们的战士抱起来就往塑料袋里装，容易吗？”
他苦笑一下，说是：“操他妈的，怎么就碰不上个活的呢！”
我把杨处长表扬他们的话及指挥部要强行把他们连撤下去休息的决定转达给他，他一下又来劲儿了，说是：“挖不出个活的来，决不下去！”
老金在旁边儿说：“对，挖出个活的来也宣传宣传，玉堂来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我将老金到他们连工作的事跟郑方桐说了，郑方桐就表示欢迎，说是：“自己水平不行，老金来了好加强领导。”
老金当时就留在了三连。
我上车回指挥部的时候，郑方桐把我送到车门口，悄悄问我：“我们两个以谁为主？”
我愣了一下，说是：“当然以你为主了，他只是协助你做好群众方面的工作！”
他就跟我握手，让我以后加强指导。
当晚我根据各连的汇报，写下一则题为“把颗颗红心献给人民”的报道：
……七月廿八日晚，38610部队等接到紧急抢险救灾的命令，指战员们的心立即飞向灾区，飞向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战场。战士徐裕良、王秉柱，当天刚从外地押运军用物资归来，在漫长的火车线上奔波了八天七夜，他俩顾不上抖一抖身上的风尘，又毅然参加了抢险救灾的战斗行列。
廿九日晚，在倒塌的市委大楼，为了抢救一位被压在里面的工人兄弟，某部台长田世建等同志，冒着余震的危险，钻进笨重的水泥预制板的缝隙中，用手扒除碎砖乱瓦，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把这个工人从深洞中救了出来。
某部一连的指战员，已经战斗了一天一夜了，还滴水未进，粒米未沾，炊事班送了饭来，要他们吃一点再干，这时，已经被战士们从倒塌房屋的废墟中扒得露出脑袋的小姑娘吃力地说：“解放军叔叔，快吃饭吧，吃了饭有了力气，再来救我！”战士们听了，顿时热泪盈眶，身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继续用手扒着。十七岁的新战士鲁毅两个指甲都磨掉了，鲜血淋漓也顾不得包扎。他们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又继续奋战三个小时，终于救出了这个小姑娘。
在药品奇缺之时，二营五连的六十名同志接受了紧急挖开药库的任务。战斗中，一场较强的余震发生了，断墙在摇晃，外伸的钢筋在颤抖，“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你震你的，我干我的。工地上锤声叮当火星迸飞。虎口震裂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疼。这样，他们硬是从水泥板上“啃”开了三个洞口，钻进空气浑浊的药库，把急需药品搬上来，为医疗队开通了药源。
稿子写好后，我送杨处长去审查。杨处长看了说是：“不错，写得怪快，也很生动，怪不得海军报社点名让你来哩！”
四
天很热，帐篷的四周都掀着。
杨处长跟我商量出《抗震快报》的事，他让送我的那辆吉普车回去后给基地政治部捎个信儿，马上派个打字员并携打字机来，一俟打字员到了，立即就出。
说着话的时候，我觉得脖子那地方挺痒，猛然还象针扎一下似的，挺疼。我朝那地方打了一巴掌，一下抓下三个绿豆蝇来，心里要多腻歪有多腻歪。杨处长却不以为然，他说：“现在还少了哩，最多的时候我能一巴掌打死七个！这些东西吃人吃疯了，连活人也咬，不过不要紧，它们已经是无毒苍蝇了。”
我问他：“什么叫无毒苍蝇？”
他说：“就是不带细菌的苍蝇，整个震区现在平均每天用直升飞机撒药八架次，再加上地方防疫队，部队防化连轮番打药，苍蝇的密度已明显减少，死不了的是对药物适应了，可也不带细菌了，这也是接受了去年河南那场水灾的教训。”
我躺在临时搭成的潮乎乎的地铺上，睏得要命，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想。我由苍蝇想到了口罩，由口罩想起了黄维，心里竟泛起一股温馨的感情来，而后便是一番惆怅。帐篷外不时地有一颗信号弹或照明弹带着唿哨窜入夜空，远处时而又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杨处长说：“又打死一个坏家伙！”
我吃惊地问他：“刚才枪响是打的人？”
他说：“差不多！特别命令上有一条：凡是趁地震混乱之机发国难财、抢劫银行、武器等国家重要物资的，人民解放军有权就地正法，格杀勿论！”
“还挺玄哩！”
“不这样那还不乱了套？”
我蓦地想起郑方桐问我“以谁为主”的话，就跟杨处长说了，他笑了笑说是：“这个同志上进心还挺强哩！你怎么说？”
“我说当然是以他为主了，老金只是协助他做好群众方面的工作！”
杨处长说：“这样说也不好！”
“为什么？”
“各连的领导班子都是经过指挥部正式指定的，你一说‘协助’，老金就会有个他是副职的印象！”
我说：“不就是个临时的编制吗？”
他说：“不行啊，同志，人事问题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一说‘协助’，老郑遇事就要跟老金商量，他不商量老金就要有看法，那就会发生矛盾不团结！”
“那该怎么说？”
“就说在郑方桐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他愿意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我爬起来说：“那我赶快找郑方桐再纠正过来！”
杨处长说：“急什么，明天再纠正也不晚！”
我说：“不行，万一郑方桐正儿八经地一公布，那就麻了烦，他两个的关系本来就有点小微妙，老金又特别喜欢负责，老郑上进心又挺强，很容易就会发生矛盾不团结！”
杨处长说：“既然这样，那你去吧，他们连已经撤下来了就住在操场的最南边儿！”
满操场的帐篷。扯帐篷的绳子横七竖八，我让那些绳子纠了好几个跟头，好不容易找到三连连部的帐篷，郑方桐却不在老金也不在，只有文书在灯下写报道稿。那文书认识我并知道我要编《抗震快报》，对我很热情，他告诉我说：“他俩还在工地上。”他管他们连负责的第五人民医院的废墟叫工地。
我说：“你们连不是已经撤下来了吗，怎么他俩还在工地上？”
他说：“郑教导员学来了救活人的经验，他两个试试去了。”
我一听挺感兴趣，问他：“是什么经验？”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领你去看看吧，我知道一条小路，很近。”
我俩就去了。
郑方桐学来的所谓救活人的经验，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估计底下有人的地方拿块石头敲，而后再屏心静气地听，听听里头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再判断深浅方位，以便有的放矢地抢救。我和文书去的时候，他两个正蹲在一块水泥板上争执，这个说有动静儿有动静儿，那个说不是不是你耳朵听邪了，争执得很认真很亲热。郑方桐见我两个去了，就让我也听。我听了一会儿没听出名堂，他就又敲几下让我再听。这个地方没反应就再挪个地方。而后四个人又分头再敲再听。工地上就一个灯泡，瓦数不高，灯光惨淡，瓦砾堆上有许多阴影。我挪个地方刚要摸块石头再敲，一下摸着个毛烘烘黏糊糊的东西，我仔细一看，竟是颗死人的脑袋，这一摸就把脑袋上的头发及烂肉给脱了下来，露出白惨惨的头盖骨。我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他三个就跑过来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说：“你看哪！”
老金看了一眼说是：“还是个女的！”
我抓一把土将粘在手上的烂肉搓掉，说：“你们在这里三天了，就没看见？”
郑方桐说：“看是看见了，因为知道是死的就没急于扒！”
我说：“你这个经验有问题啊，从地震到现在已经四天四夜了，底下还有活人吗？”
郑方桐说：“人不吃不喝能活七昼夜呢，特别是女人，性子急的人死得快，性子慢的人死得慢，这两天各部队救出来的活人中女的占绝大多数！”
我说：“底下就是有活的，也不可能有力气跟你作反应啊！”
他说：“这倒也是，可宁愿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呀，万一有活的，他此时在底下是什么心情？如果因为咱们没发现不能及时抢救而死掉了，那不就太遗憾了吗？”
他就让我们先回去，他在这里再敲一会儿。
老金说：“你也回去吧，你自打来唐山也一直没休息不是？”
郑方桐就说：“睡不着哇，这些天不睏不饿还没解过手，来了多少天也忘了，过糊涂了。”
他不走，我们也不便走。他就让文书先回去，让我和老金在这里跟他说说话。他说是来唐山这些天最大的感受是：人很渺小，死很容易，活着的别再瞎折腾。
我就很震动，想不到只会写处分决定的郑方桐来唐山仅三天就会有这么深刻的见解。
老金很有同感的说是：“活着别再瞎折腾对！要珍惜活着的机会，好好活！”
在共同的灾难面前，我们对生与死的问题确实都有了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先前的一切不愉快不融洽就都退得远远的了，不值得一提了；当郑方桐问我“你到这儿来有事儿啊”的时候，关于他两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我就没按杨处长说的再作进一步解释。那一会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官腔儿、太无聊，就说是：“没啥事儿，来看看你，拉拉呱儿。”
东方天际出现一抹鱼肚白了，郑方桐蹲在废墟的高处给我俩介绍地理概貌，东西南北。当时我在唐山整个地调了向，此后的两个月也没再分出东西南北来，四周一样的破砖烂瓦，一样的墙倒屋塌，连太阳出得也格外别扭。郑方桐始终分得清，他说是：“唐山京剧团离这儿不远！”我刚要纳闷儿：他突然提唐山京剧团干吗？老金眼睛一亮就说是：“是吗？抽空儿我去打听打听！”
郑方桐说：“别抽空儿了，天一亮就打听去呗，如果见着了，也替我和玉堂问个好，问问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打听谁呀？”
郑方桐说：“小赵啊，叫赵什么来着？”
噢，是黑牡丹！我把这茬儿给忘了，她演过小常宝，是分到了唐山京剧团不假。
五
八月二日下午两点，即唐山地震后的一百三十四小时，我正在帐篷里睡得迷迷糊糊，杨处长急燎燎地窜进来将我喊醒了。他说是：“好家伙，第五人民医院那里终于扒出活的来了，赶快去采访！”
我说：“现在去怎么来得及，那还不早就抬走了哇？”
他说：“不晚，现在才刚露头儿！”
我俩就跑去了。
第五人民医院的废墟上挖了个大坑，旁边儿立着台大吊车，周围站满了人。很显然那大坑是上边儿那些用钢筋连着的破碎水泥预制块儿被吊走之后形成的，坑底的断梁碎砖之间，两个半裸女人的上半身已经露出来了，满身是发了黑的污血，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儿，两个身穿白大褂儿的人抱着氧气袋，五、六个战士正在小心翼翼地扒那些挤住她们腿的碎砖烂瓦。坑上一个大胡子模样的人就脱下件衬衣扔给一个战士，让他蒙住她俩的脸，说是：“别让她俩见着太阳，猛丁见着太阳眼睛就完了。”很地道的。
经过一番努力，那两个女人终于得救了。那大胡子趴到其中一个女人的脑袋上嘟哝了句什么，那女人轻轻摇了摇头就被抬到救护车上拉走了。
我以为那大胡子是其中一个女人的丈夫，就问他：“刚才你问她什么？”
他说是：“我问她里头还有活的没有。”
“她怎么说？”
“她摇了摇头没说什么，也许是不知道，也许是里头没有活的了。”
“她没喊点儿什么啊？”
“喊什么？喊革命口号？扯鸡巴蛋呀！你是搞报道的吧？你们搞报道的就会扯鸡巴蛋！她怎么喊？她有力气喊吗？”
我一下尴尬得要命，脸上肯定也红了：这人说话真冲，可也真对：救活人还有一套！我始才注意到他的背心上印着“北京军区工程兵”的字样，而那些扒人的战士我一个也不认识，原来是部队换了，不是郑方桐那个连了。但郑方桐本人还在。这时候他向那个大胡子敬烟：“抽烟，秦营长！”脸上带着巴结，讨好甚至是服了的表情。我一听他姓秦就看了他一眼，他眼眉的某个地方确实就有颗黑痣，我脑子里有根弦儿紧了一下，我知道他是谁了。若干年后，当我学着搞点小说创作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尽力摒弃和回避那些误会啦巧合啦的传统的戏剧结构。但生活的本身有时真是比戏剧还戏剧，就象写小说的人故意安排的似的，你无法回避，你没有办法，你不能怕巧合就不相遇。我只能这样写：我遇见他了，就象没遇见似的。事实上当时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我知道他是谁，但象不知道似的，根本没有与他相认相识的半点念头儿，更甭说象某人说的互相有个照应什么的了，那才是扯鸡巴蛋哩。
倒是杨处长不失大家风度，他握一下秦某人的手说是：“向兄弟部队学习呀，辛苦了！”
秦某人就说：“没什么没什么，一家人，我爱人也在你们海军！”杨处长说：“噢？是吗？你爱人在海军好的，好的，以后到我们海军传传经送送宝！”
回指挥部的路上，我问郑方桐：“你们连昨晚上撤下来就没再上去？”
郑方桐说：“可不！今天早晨才告诉我们，让我们休整一下之后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上，搭防震棚！”
杨处长说：“这样做对，现在能救出活的来的只是个别的了，除了运送掩埋尸体之外，大量的工作还是帮助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群众住的问题，搭防震棚！”
郑方桐满脸愧色地说是：“我工作没做好啊！”
杨处长问他：“怎么了？”
“咱在这里挖了三天没挖出个活的，人家一上去就扒出了两个！”
杨处长安慰他：“你没有设备怎么能跟人家比？我看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很不容易！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啊？”
郑方桐神情沮丧，不时地就唉一声、唉一声。杨处长就说：“你这个同志，虚—上进心这么强干嘛？”
我问杨处长：“这个事儿还写不写？”
杨处长说：“写不写的呗，人家也有搞报道的，你写了人家还不一定高兴哩！”
我说：“那就算了，这个姓秦的也有点牛皮烘烘，老郑给他递烟的时候，他拿着烟在指甲盖儿上梆唧梆唧敲，还等着老郑给他点呢！”
杨处长就说：“不过这个同志还是很能干的，也很有经验，是不是？”
当天下午，打字员携打字机来了，海军抗震救灾指挥部主办的《抗震快报》就立马出版了，因为稿子是早就准备好了的。我写的那篇“把颗颗红心献给人民”的东西就又登了一遍。小董问我：“第一句话的前边儿要不要打上本报讯？”
我说：“不要！这是通讯又不是消息！”
“咱们自己办的快报还不能写本报讯吗？”
我才知道那些对新闻报道很热心但又没搞过的人，对本报讯的字样原来都是很看重的，不只一个老金。
晚上，三连那个文书送稿子的时候告诉我说：“郑教导员病了！”
我挺吃惊：“是吗？下午还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医生看过了吗？什么病？”
他说：“随队医生看了，说是疲劳过度，中暑脱水！”
我随文书去看郑方桐，郑方桐正在昏睡不醒，老金就不时地往他脑门儿上敷凉毛巾。我将老金叫到帐篷外边儿了解了一下情况，老金说是不要紧，吃了安乃近，打了葡萄糖，睡上它一天一夜就好了。
我说：“他这么长时间不吃不喝不睡觉，那还不生病？铁人也白搭！”
老金就说：“疲劳过度是一方面，他主要是窝囊的，这个情况放在谁身上也受不了，你这里扒了三天三夜没扒出个活的，人家一上去就救出了俩，战士们都很有情绪呢！说什么的都有，又是无能，又是领导无方什么的！”
我说：“救不出活的能怨他吗？他还不想救出活的？谁也没有他为救出活的来操心多！你没有设备有什么办法？”
“我也这么说，可好说不好听啊！一旦形成一种情绪就不好扭转，这些连队又不是建制单位，人员全是从各单位抽调的，战士们那还不随便说！”
我说：“这就看你了，你要正确引导多做工作就没事儿，你要稍微流露一点默认或赞同他们看法的小情绪那就要麻烦，你来的时候，主任可是让你严格要求自己，杨处长也怕你们出现不团结现象！”
老金就不高兴，说是：“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这些道理我还不知道？我过去对他有点小看法不假，现在我们不是很融洽了吗？”
我见他有点急，就笑了，说是：“我只是作为战友和朋友提醒你，相信你能处理得很好！老郑自打来唐山对过去的事还不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还主动让你去打听黑牡丹什么的，哎，你打听到她了吗？”
“上哪打听去？京剧团那里我倒去了，有人说那天晚上她回家了没住在团里，可又不知道她家在什么地方，也不知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要是住楼房那就够呛了！”
“别急，再慢慢打听！你没打听着黑牡丹，我可是见着黄维她男的秦某人了！”
“是吗？这么巧？”
“可不？就跟戏里样的，写成小说弄不好人家还不信，你猜是谁？就是那个指挥着战士救出两个活的来的人，还是北京军区工程兵的一个什么营长！”
“还怪能哩，他长得什么样儿？”
“看上去有四十不少，一撮毛儿似的，胡子拉碴，还牛皮烘烘！”
“怎么样？将廉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了吧？怪不得黄维还给你准备口罩什么的呢！你没跟他拉咕拉咕，套套近乎认认亲？”
“你拉倒吧，我根本就没心绪跟他瞎罗罗儿！”
“就这么看着，心里明明知道还装作不知道的？”
“可不咋的！”
老金就说：“装不知道的对！你就是想跟他罗罗儿也罗罗儿不出个好结局，这是个不祥之物，他一出现就把你的恋人给弄儿去了，这次救出两个活的又让老郑大病一场！”
“就这样，你好好照顾老郑吧！”
“你放心！”
八月四日上午，基地政治部送来了部分行军床，我也分到一张。吃过午饭我刚躺下要午睡，一阵强烈的余震把我从床上给颠下来了。我在唐山两个月，共经历过有感余震一百二十来次，那次是震级最高的，当天下午我就知道是七点一级。那是种什么感觉呢？就跟你躺在簸箕里让人左右晃了几下而后又一下给簸出来了似的，根本没有规律可言，也根本来不及怎样怎样。那些后来出的一系列地震小知识中，要你在地震的时候怎样怎样，简直是扯鸡巴蛋呀。
我让它从床上颠下来，就知道要出事儿。每次震级稍高些的余震都要出事儿。不少人以为地面上那些还立着的建筑物经受了数次地震的考验没事儿了，其实不然。那些立着的东西在经受了数次地震之后虽然还没倒，但是已经酥了，不知什么时候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它就会瘫下来。你若思想麻痹不注意，那就要出事儿。却不想这次恰恰就摊到了秦某人的头上。
继续负责第五人民医院抢救工作的北京军区工程兵某连，在救出两个活人之后激发了更大的战斗热情，继续扩大战果。他们了解到该医院还有一层地下室，就估计里边儿可能会藏着活人，他们动用挖掘机在废墟堆的旁边儿挖坑打洞，很快就打通了。秦某人率先跳下坑，猫着腰刚要往地下室里钻，那场余震来了。当我从床上被颠下来的时候，一楼地板的水泥预制块儿一下断裂落下来，恰恰就把他卡在了洞口上。老金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跑到我的帐篷里说是：“毁了，工地上出事儿了！”等到我俩跑了去，秦营长刚被抬上来，半截身子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脑袋及脸部还完整，战士们就拿水给他洗身上的污血。我俩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就回来了。路上老金说是：“你还说他跟一撮毛儿似的，我看他长得象杨子荣哩！”
我问老金：“你说要不要给黄维捎个信儿说一声？”
老金说：“她正怀着孕，给她捎这种信儿好吗？”
不想该部队化悲痛为力量，当天下午就从第五人民医院的地下室里一下救出了七个活的。那是整个震区救出来的最后一批活的，是英雄营长秦大鹏以死作代价换来的，理所当然地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秦大鹏本人则荣立一等功，并被北京军区授予“抗震英雄”的光荣称号，同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据说原定要开个追悼会的，考虑到唐山死难群众这么多不曾举行过悼念仪式，猛丁开他一个人的追悼会影响不好，也就没开。但黄维还是来了，是秦大鹏所在部队接她来的。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比较理智了。她说是她对不起秦大鹏，因为他们的婚姻是两家老人给定的，婚后关系一直一般化，结婚两年在一块儿不到两个月，还经常吵个架什么的，给过他许多不愉快。而后就说“报应啊这是”，还说：“你瘦了。”
我当时的感情木乎乎的，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后来我就想，许是当时死人见得太多见怪不怪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很难研究的。
六
秦大鹏死了。
郑方桐的病好了。
如果说郑方桐所带的三连在抢救活人方面打了败仗，那么在随后的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战斗中却是大显身手大出风头的。
一九八七年，我参加新闻职称评定。当我翻阅并复印过去的“新闻作品”时，就看到反映郑方桐及其三连事迹的报道竟有六条之多。如今读来，虽然在某些提法上有点别扭，但其事迹仍然是感人的。下面不妨摘录那么两则。
通宵冒雨补窝棚
八月六日晚上，还在余震中的唐山一带，又突然下起了暴雨。“人民群众的窝棚漏不漏雨？”战斗了多天的海军抗震救灾部队三连的干部战士虽然十分疲劳，但怎么也不能安眠。连长郑方桐悄悄出去了，战士们也随后自动跟了出来，他们有的拿着油毡纸，有的抱着塑料布，顶着倾盆大雨，奔向各个居民点，路上，有的被砖头绊得摔了跤，有的被钉子扎破了脚，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疼。一家家走啊，一户户查，窝棚有漏的，补上；门口有积水的，疏通。夜深了，退休老工人杨大爷正为棚子漏雨急得团团转，突然棚内雨点断了。他以为是外面雨停了哩，谁知撩起门帘一看，是连长郑方桐等二人正在暴雨中给他补棚子，感动得杨大爷热泪直往下掉。
大雨下了个通宵，战士们个个心红似火。新战士赵国军从郑大娘棚前路过，发现棚子漏雨，可身边又没有别的材料补漏，就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盖到了棚子上。大娘见此情景，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大娘问赵国军叫什么名字，他答了声“学雷锋”，就消失在风雨中。
在金钱面前……
八月七日上午，海军某部干事金兆峰带领三连十四名战士帮助唐山市胜利街银行分理处清理废墟。他们发扬大公无私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从倒塌的库房中一点一点地扒，一分一分地拣，扒掘出了二十六万九千六百六十一元八角三分的现款。在金钱面前，没有一个战士动心，他们全部如数移交给了分理处负责同志。经业务人员核对，抢救出的这批现款与帐面数字完全相符，分文没受损失。指战员们的高度负责精神，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
这些稿子见报后，老金来了劲儿，跑到我的帐篷里说是：“好家伙，特约记者还真行哩，一登一个专版，一登一个专版！”
我问他：“现在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那是没说的，嗷嗷叫，都说是咱的名字还是头一回上报纸哩，不好好干还行？甭说战士们了，我的名字也是头一回上报纸，过去净上处分决定了。”
“郑方桐不垂头丧气了吧？”
“不了，不仅不垂头丧气，还趾高气扬了呢！”
“行，这一段你把关系协调得不错，总算没出问题！”
“还不是多亏你帮忙啊？”
“哎，你找到黑牡丹没有哇？”
“没找到，你到处采访，也帮着打听打听！”
“那当然，还能不打听？”
这天下午，我外出采访回指挥部的路上，见护城河一座断桥的桥头上坐着两个小女孩儿，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八、九岁，各穿一件大大的黄军装上衣，下身则只穿着裤头儿，蓬头垢面，神情疲惫。我即上前问那大点儿的女孩儿：“你俩在这里干吗呀？”
那女孩儿很警觉地看了我一会儿，见我穿着军裤儿，就说是：“您是解放军同……叔叔吧？”
“是呀！”
她就从兜儿里掏出一封信说是：“我俩是从国务院来的！”
我吃了一惊：来头儿不小，不知是怎么个“从国务院来的。”一看信才知道这姊妹两个大的叫邢小芳，小的叫邢小红，是地震的那天凌晨从家里逃出来之后，惊慌失措又辗转到了北京的。信上确实就盖着国务院接待办公室的公章，“并希沿途各地免费予以解决其食宿问题。”
我问邢小芳：“你俩就这么步行着去了北京？”
她说：“去的时候是步行，回来就搭运送救灾物资的车！”
“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我俩跑出来的那天早晨就知道，都没咧！”她就告诉我她家四口人，那天晚上她和妹妹是睡在外间的，因为天热门又没关，她两个跑出来就容易些，她父母因为是睡在里间，就没能跑出来。
我问她：“家里没人了还要回来？”
她说是：“不回来咋办呀！家庭困难只能依靠当地政府解、解决！”
“你两个坐在这儿是……？”
“不知道咋回去了，认不出路来了！”
“知道地址吗？”
“知道，可辨不出在什么地方了！”
那女孩很早熟，很精明，是经了磨难见了世面的那种懂事儿的女孩儿。那一会儿我心里竟涌起一种同命相怜般的感情，感情一来，就将她俩领到三连去了。我知道郑方桐熟知唐山各区的地理位置，老金又是群众干事，他两个干这点群众工作，那是小菜儿一碟儿。老金果然就挺痛快，说是：“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安顿得好好的。”
七
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本人的作品生活也真实，人物也丰满，语言也幽默，“可就是让人觉得你小说中的人物整天不吃不喝，饿着肚子干工作谈恋爱似的，看着怪急得慌”。我曾回信向他解释：这叫省略艺术，啊。因为沂蒙山的煎饼跟济南的煎饼差不多，部队的米饭跟地方上的米饭一个样儿，不写你也知道。你总不能让我写一年的事儿还非要写吃一千零九十五顿饭不可吧？现在看来，在唐山的吃喝就要介绍一下，因为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我说过震后唐山的水不能喝，因此上才逼得杨处长以酒解渴失了斯文的，那么几天过去了，吃饭喝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情况是这样：
我去唐山的当天晚上，水的问题就解决了。北京军区派了专门儿送水的车，天天送。另外，唐山当地的水刚开始震的时候苦，十天之后也就不苦了。当然就喝生水，但每人都发了一袋儿我叫不出名字的小药片儿，一军用水壶放上一小片儿药，既杀菌、又消毒，还没味儿，放心喝，饭的问题是开始几天吃饼干，随便吃。但那东西你吃一顿可以，第二顿是绝对地不想吃。不想吃硬吃，坚持到我去后的第三天，部队就开始自己野炊做米饭了，还有大蒜咸菜，酒又随便喝，作为山东人那还不好捱？
你知道了这些就不急得慌了吧？可以让他们“干工作谈恋爱”了吧？
杨处长告诉我两件事儿：一是震后十天，我部所属的八个医疗队共接生婴儿三十四个，其父母都给孩子起名叫“震生”、“军花”、“于水情”什么的，“很能说明问题，嗯！”
二是北京军区坑震救灾指挥部分给我们海军救灾部队二十个苹果，说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同志来唐山慰问时带来的，二十个苹果分到二十个单位，结果一个单位也没有吃的。战士们舍不得吃送给居民，居民们舍不得吃送给伤病员，伤病员们舍不得吃又送给医护人员，医护人员舍不得吃再传给战士，接力似地传来传去，而每一次传送都有一段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故事。杨处长就让我“来它个跟踪采访，能写篇好通讯嗯！”
两件事都需要到医疗队采访，我就去了，这就遇见了黑牡丹。
那位说了，怎么这么巧呀，又让你碰上？就这么巧，我这人特别能遇见熟人，就象有的人特别能拾钱包一样，你没办法。
我们部队医疗队设在大郊外的一个打麦场上。我说过我在唐山两个月整个地调了向，始终没分清东西南北。若让我自己找肯定是没门儿，即使去过一次再找也还是找不着。那段时间我因为写稿儿见报率挺高，领导挺高兴，专门儿派了一辆北京吉普归我使用。老金挺眼红，说是“团以上的待遇让你小子就这么享受上了。”我去医疗队采访当然就坐车。我有体会，部队医院的军医给首长看病看惯了，特别重视级别，坐车去跟不坐车去大不一样。你若步行去，他以为你找他看病，他跟你牛皮烘烘；你一坐车去，他就会主动跟你汇报情况，而后还问你需要点什么药？
果不其然，我一到医疗队，医疗队的负责人就热情得要命，主动就要“汇报工作”。那人其实我早就认识，他是我们部队医院的副院长，先前打过几次交道的，没必要一本正经地跟我汇报。可他就坚持说“汇报”。他是南方人，说话很急、很快、还罗嗦，有时一连说好几句不喘气，憋得他脸色发紫，脖子上的血管儿毕露，蚯蚓似的。你听他汇报，就很为他的呼吸问题担心。他说是在毛思想的指引下在各级指挥部党委的领导下在灾区人民的支持下医疗队全体干战以慰问电精神为指针以……为动力以灾区人民为榜样发扬张思德白求恩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连续作战的精神截止昨天共收治伤病员多少名，截肢多少根，复位多少条，接生婴儿多少个，做手术多少例，医务人员在手术台上晕倒多少人次。你知道骨折复位需要夹板儿和石膏，可来的时候，走得太急带得不多，带来的夹板石膏不到两个小时就用完了。没有夹板儿石膏怎么办，全体干战出主意想办法用秫秸杆儿作夹板儿。麻醉剂带得也不多做手术没有麻醉剂怎么办灾区群众觉悟高咬着牙硬坚持，疼得汗泚泚的没有一个喊疼的。当然喽现在石膏夹板儿麻醉剂的问题是解决了。全党总动员全国大支援需要多少有多少。什么？大寨苹果？那个大寨苹果是这样……
完了，他就神秘兮兮地要领我去见个人，我问他见谁呀，他说是见了就知道了。他把我领到一顶帐篷里，朝一个侧身躺在床上的一条腿打着石膏的女人喊了一声：“小赵，你看谁来了？”
她惊呼一声：“呀，是刘干事！”
我一看，是黑牡丹！她挣扎着要站起来，我赶忙制止住，她就斜靠到棉被上，怔怔地看着我，象一下从梦中惊醒还没反映过来似的。那个医疗队的负责人就向我介绍说是她的一条腿骨折了，经过复位固定，“完全可以恢复，嗯，你放心！她一来咱医疗队，同志们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小常宝吗？怎么？她复员了？从咱部队走的那还不格外关照一点儿？”
我问她家的人怎么样了？她说是：“都没咧！”一口唐山话，整个一个赵丽蓉。她原来是说普通话的，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快？
那个负责人就说是：“你俩久别重逢，好好说说话，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先走一步！”他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表情有点意味深长，好像我跟她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故意离开以提供方便似的。弄不好这小子看过老金的通报把我跟老金弄混了，要么就是他以为黑牡丹生活作风有问题，谁都跟她有一手。但我不能马上离开，也不能将他叫住。
黑牡丹说：“看了海军报，知道你也来唐山了，很想见见老战友，但又不好意思，没想到在这里见了面！”
我就说：“老金也来了，是他主动要求来的，这些日子到处打听你，可把他打听苦了！”
她表情木木地说是：“是吗？你可别告诉他我在这里！”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要告诉他，全当我没咧！”而后就说是：“多亏遇到老部队的人啊，非常感谢，这些日子一直跟做梦样的，这不是梦吧？”她眼神发直，欲哭无泪，遂后又说了好几遍“就跟做梦样的，不是梦吧？”
我说：“你安心养伤吧，以后我再来看你！”我跟她握手再见，她就两个手抱着我的手半天不松开。声音颤颤地说是：“谢谢啊，太谢谢了！”
我从医疗队离开的时候，那个负责人问我：“谈得怎么样啊？”
我说：“什么怎么样？作为熟人战友一般看看谈谈就是了，还能怎么样？”
他说：“你别误会，我是说——”
“不是我误会，而是你误会！”
“我是说她神经受了刺激，现在情绪还不稳定，你跟她谈谈话，给她宽宽心，也许有好处！”
“也许正相反！”
他就说小赵自打来医疗队一直沉默寡言，神情抑郁，而她的腿情况也很严重，即使能复位，也不可能再象正常人一样，关键是送来得太晚了，断骨在茬口上都长肉芽了，遭老罪了。
我说：“送到咱们部队医院去治不好吗？”
他说：“小赵不去啊，要命也不去，你也劝劝她！”
回指挥部的路上我就想，这个任务只能交给老金了，他又有心操了。
八
我跟老金比较铁哥们儿。我俩是一块儿调到政治部的，此后的十四年也一直一个宿舍。他经常骂资产阶级。他若从报纸上看到哪个国家的元首带着漂亮点的夫人来我国访问，他就开骂：“操他妈的资产阶级！”
你问他：“资产阶级又怎么惹你了？”
他就说：“好女人都让资产阶级弄儿去了，不知弄了多少个呢，来的这个才是大老婆！”
“你怎么知道是大老婆？”
“第一夫人嘛，还能不是大老婆！”
我跟他说过多次“第一夫人并不是大老婆的意思，而是女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他不信，坚持认为第一夫人就是大老婆，就象他认为只有本报记者才能写本报讯一样，很坚决。
你从他对资产阶级把好女人都弄儿去了的痛恶上，就可以想见他老婆是何等样人。他老婆的形象倒是还不算太困难，关键是太不讲卫生。老金说他庄里每一次流行性传染病都是首先从他家开始的。他跟我讲过好多他老婆不讲卫生的例子，你比方她洗脸从来不顺便把脖子也洗一洗了，早晨起来不洗手就蒸馒头，蒸出来的馒头一片片的黑指纹很美丽了，她带着孩子来队探亲孩子在火车上拉了屎人家不愿意她抓起来就扔到窗外而后又将粘在手上的屎抹到车窗的棱上人家更不愿意了等等。但她对人还热情。她的孩子还吃奶的时候，有一次她来队探亲，我与另一位干事去看她，她就留我们在那里吃饭。我因为对她的卫生情况略知一二，不愿意在那里吃，但另一位干事不知道且很实在，她一留他就答应了。吃饭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一下那馒头，并不象老金说的那样有黑指纹，而是很白很暄还特别甜。那位干事吃着也觉得特别甜，就说是“嫂子蒸的馒头比我们食堂蒸的好八倍，这么甜您是怎么蒸的？”
她就说她的奶水多么充足，孩子怎么吃也吃不了，不挤出来还怪鼓得慌，挤出来扔了又怪可惜，就不如拿它和面蒸馍头，“怎么样？好吃吧？”
那位干事说：“好，好吃，挺有营养价……”话没说完，“哇”地吐了。
我是好歹坚持着跑到门外才吐的。
因此上，老金犯错误的时候，在群众批评帮助阶段，我就说是老金之所以犯错误，除了没有好好学习毛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以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他老婆确实也是很够呛，自己长得不漂亮还不罢休，还不讲卫生。老金的忍耐性不错没跟她闹离婚，要让我早跟她拉鸡巴倒了。当然喽，作为一个党员、政工干部跟女战士搞婚外恋也是不对的喽，给政治机关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主任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就不点名地批评“个别同志”说话不注意政治，批评不注意原则，发展下去很危险。老婆不漂亮不讲卫生就是犯错误的理由吗？我老婆就不漂亮不讲卫生我也没犯错误。都找漂亮老婆剩下些不漂亮的怎么办？还有没有一点共产主义风格？嫌你老婆不漂亮你自己长得就漂亮？我看一点儿都不漂亮，再说光看漂亮不漂亮，不管思想不思想，她在家里瞎鸡巴整，给你戴个绿帽子什么的你就放心了？老婆不讲卫生可以加强教育嘛，我看平时不讲卫生一点正是艰苦朴素勤检持家的表现，比思想上不讲卫生要好得多，林黛玉倒讲卫生可年轻轻的就得了肺炎死球了，焦大不讲卫生，王熙凤还让人往他嘴里塞马粪什么的，可他身体很棒活到八十多，“是活到八十多吧玉堂同志？”
我跟黑牡丹认识，但不熟。黑牡丹在事发后不顾个人的脸面及前途，毅然决然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明该同志德性不错，素质不低。因此上，当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给她处分，但在个人鉴定上无论如何也要给她记一笔时，我也持了反对意见，后来果然就没给她“记一笔”。老金可能将我的态度转达过她，她复员离队的时候就专门儿向我告了别，并表示“衷心之感谢。”
那么，她现在不让我告诉老金她在医疗队里的事，我能不告诉吗？
我去找老金，却发现邢小芳邢小红这小姊妹俩并没送出去，就住在三连附近的一座小防震棚里，想来是他们专门儿为她俩搭的。邢小芳正帮着炊事员择菜，一见着我就跑过来喊我“刘叔叔！”然后就问我：“你找金叔叔呀？”
我问老金：“这小姊妹俩的家没找着吗？”
老金说：“找是找着了，可找着了又怎么样？她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家具砸了个稀巴烂，你让这两个孩子怎么活呀？”
“可以交给街道居委会呀！现在居委会都恢复了不是？”
“象她这种情况多了，居委会管得过来吗？”
“石家庄红十字会育红小学天天来车接孩子，也可以让她俩去那儿呀！”
“那个小芳要命也不去呢，说她自己养活妹妹！”
“她俩住在这里也不是长法啊！”
“咱们部队离开之前我保证把她俩安顿好就是了，你不知道这小姊妹俩有多懂事儿！整天不闲着，不是干这就是干那，战士们也舍不得送她俩走呢！”
我将见着黑牡丹的情况告诉老金，他惊喜地叫了一声：“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呢！”忙不迭地就坐专归我采访用的那辆吉普车去了。他二位相见的具体情况不详。
八月十九日上午，我正在帐篷里编《抗震快报》，杨处长领来一男一女两位陆军同志。杨处长给我作介绍：这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贾世骏和马玉涛同志，这是……我一听，挺吃惊，遂握手表示热烈之欢迎。原来他二位是来了解海军抗震救灾部队的先进事迹，而后编成歌词儿，待晚上慰问演出时唱一下子的。我即向他俩介绍让解放军“吃了饭再救我”的小女孩儿；为救伤员指甲盖儿扒掉了两个的新战士鲁毅；郑方桐通宵冒雨补窝棚，金干事挖出二十六万九千六百六十一元八角三分的现款与也帐面数字不差半分毫……马玉涛听着听着竟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说起老金挖现金，我想起老金说过的当年给她写信的事，我问马玉涛：“就是这个金干事，多年前曾连续给您写过六封信，不知您还有没有印象？”
马玉涛说：“是吗？给我写过信？可能的！”
“他当年在海岛上工作，文化生活枯燥得要命，如果当时您能给他回封信，那对他将是多大的鼓舞啊！”
马玉涛说：“那些年我确实收到不少听众来信不假，有些我看了，有些我没看，来信太多，不可能一一都回，而且有些信也不好回，三回两回他就要跟你建立某种关系，很烦人！”
“他对您可是最崇拜了，说您是全世界最好的歌唱家之一，听您唱歌不吃饭也行，他特别愿意听《马儿啊你慢些走》和《老房东查铺》！”
“这个同志还挺有意思！《马儿啊你慢些走》现在没解放还不能唱，《老房东查铺》今晚我是要唱的！”
“这个同志就在这里，您要不要见见他？”
她寻思一会儿说是：“算了吧，大家都很忙，晚上请他看演出好了！”
我将这话转达给老金，老金果然就挺激动，说是：“她真请我看演出了？想不到在这里见上了哩，这种演员可不是随便能见的，给***周总理都唱过歌儿，好家伙，你真向她介绍我了？”
“骗你是小狗！”
“她还说什么？”
“她说你是个好党员，挖那么多钱与帐面儿不差半分毫！”
“那当然，在金钱面前嘛，嗯！”
“她还对没给你回信表示歉意。”
“你提到我给她写信了？”
“提了！”
“操，提那个干啥，那些信不是我写的！”
我一听，挺惊讶：“不是你写的你干吗说是你写的？”
他脸红一下说：“不是显得近乎些嘛！”
“你可真行！怪不得你犯错误哩！实践证明在金钱面前你是好汉，在美女面前你整个完蛋，我还让人家单独见见你，亏着人家没见哩！”
我问他跟黑牡丹谈得怎么样，他说是：“她神经受了刺激，不愿意见我！”
“一直没见上？”
“见是见上了，可就是不理我，老哭老哭还掉不下眼泪来，看着真是难受，完了就让我滚开，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从此要过安静日子！”
我一听挺严重，就说：“这就看你的了老金！你可不能不讲良心，从一定意义上说，她现在家破人亡与你有很大关系，她若不是因为你肯定会提干，那就不会回唐山挨砸！”
“我若不讲良心就不会主动来唐山！”
“你也不能来唐山看她一下，得到一点精神安慰就算完！”
“你让我怎么办？”
“你干吗不离婚跟她结婚？”
他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说是：“这可是你说的！”
“对，是我说的！你若还是个男子汉，你就采取断然措施，现在正是个好时机，谁都能谅解理解同情你，你若继续粘粘乎乎不结不离，那可就真不是个东西了！”
他木乎乎地说是：“我想想，不会象你说的这么简单！”
我说是：“有什么复杂的，这事儿你必须在离开唐山之前就定下来，晚上你先把她接来看演出！”
当晚，他果然就用吉普车把黑牡丹接来了，下车的时候，老金要背着她，她不让，邢小芳和邢小红那小姊妹俩赶忙跑过去将她扶到座位上了。
节目很精彩。当马玉涛用一个我很熟悉但一时叫不出名字的曲子唱到“三连连长郑方桐，通宵冒雨补窝棚，大娘心下实感动，一遍一遍问姓名”和“群众干事金兆峰，发扬革命好传统，金钱面前不动心，挖出巨款全缴公”时，他二位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老房东查铺》当然也是唱了的。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马玉涛接连唱了六支歌曲，战士们仍然如痴如醉地把掌鼓，鼓得她热泪涟涟，鞠躬谢幕达五次之多。
后来老金转业的时候，他填写转业干部履历表，在“受过何等奖励”一栏里，就把革命文艺战士马玉涛曾演唱过他的事迹给填上了。
九
杨处长问我：“那个老金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老坐着咱们的车出去？是你答应的？”
我就把老金和黑牡丹过去的情况及眼下的问题以实求实地给他讲了，他说是：“如果让我表态的话，他跟老婆离婚，跟黑牡丹结婚，我支持！”
我说：“老金还有点犹豫呢！”
他说：“这可是个品质问题，要加强教育！”
我就笑了，问他：“你怎么也持这种态度？若在基地，你还不定他个陈士美来他个严肃处理呀？”
他说：“哪有这样的陈士美？陈士美要找个断腿的神经兮兮的女人还是好同志哩！此一时彼一时嘛，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嘛，他老婆虽然也值得同情，但现在黑牡丹更需要同情，小同情要服从大同情。”
我说：“这些道理倒是比较充分，姜还是老的辣啊！”
他就说：“你可以这么劝他，但不要说是我说的！”
郑方桐也是这个态度，他说是：“过去处分他是对的，现在支持他离婚也是对的，人家好的时候跟人家搞，人家遭到不幸就不罗罗人家了，那成什么人了？”
“他要离婚离不下来怎么办？”
“我去给他跑！”
据老金介绍，看过慰问演出之后，黑牡丹的情绪更消沉了，仍然对他很冷淡，每次见到老金始终不发一言，也不愿意回部队去治病。老金分析，黑牡丹对他冷淡是怕连累他；她不愿意回部队治病是太要脸面儿，这一复员一遭灾，回到部队跟战友们那么一比，觉得矮人半截，反倒更增添许多烦恼。
我说：“连郑方桐和杨处长都支持你，你怕什么？离不下来郑方桐答应给你跑！”
他吞吞吐吐地说是：“既然这样，那我就离呗！怪不得你年轻轻的白头发不少哩，原来你太喜欢替别人操心，操得还挺具体，连离婚的细节都替我想好了！”
老金再次去见黑牡丹的时候，就约我和郑方桐一块儿去了。那个医疗队负责人一见着我就说是：“好家伙，战友文工团来演出还真是对咱们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
我看见他说起话来脖子鼓得老粗且血管儿毕露就难受，赶忙将他的话打断了：“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他把我拽到一边儿，挺神秘地说是：“还有点阶级斗争新动向哩！”
“什么新动向？”
“据几个女伤员反映，战友文工团来慰问演出的那天晚上有个戴着口罩和眼镜的男人窜到帐篷里给女伤员检查身体这里听那里摸完全不得要领人家伤的是胳膊却检查人家的肚子一连检查了四、五个呢！”
“会不会是你们本医疗队的人？”
“绝对不是！医疗队的人伤员们都认识而且思想革命化非常好很可能是地方上的破坏分子企图破坏军民关系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你回去是不是替我们反映一下派些警卫的同志来？”
我说：“反映是可以反映，派警卫人员我估计不可能，现在人手这么紧，挖尸体，埋尸体还要帮助灾民搭防震棚，做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工作，到哪里调人去？这么多医疗队总不能单独给你这个医疗队站岗放哨吧？你们自己不会纲举目张抓革命促工作呀？”
他说是：“我们再研究研究，你们来是看黑——小赵呀？”
“对，看小赵！”
小赵腿上的石膏这时候已经拿掉了。郑方桐一见着她就说是：“告诉你个好消息，金干事已经决定跟老婆离婚了，我们坚决支持你和他结婚，战友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给你盖一间大大的永久性的防震棚，你就情管好好地住起来！”
小赵看看老金看看我，脸上竟露出一抹羞红。
老金说：“一块儿到外边儿走走吧！”
老金扶着她，我们就去附近的小河边儿了。河边很静，空气也格外清新。那些以往常见的乱飞乱嗡的蝇虫们很少，这与飞机经常大面积地撒药有关。我们坐在柳树下说些提情绪和让人愉快些的话题。郑方桐说：“老战友相聚，来它两盅不错！”
我说：“你还没喝够啊？”
他说：“净用鼻子喝了，用酒泡口罩儿比真喝还醉得快！”
小赵说：“你们来到我家乡，不能招待你们，反倒让你们吃这么多苦！”
郑方桐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以后吧，以后我和刘干事来了，你跟老金当然要好好招待。”
不远处的公路上，不时地有运尸体的卡车通过，车上戴着口罩的战士们在朝这边儿看。小赵见了，神情又开始抑郁。我说：“小赵你唱段京剧咱听听！”
她愣怔一会儿说是：“行，唱个老戏吧，跟我师傅偷偷学的，程派：眼见得一场大祸突降临，眼前尽是虎口余生之人；眼见得十家倒有九家空，眼前尽是田荒地芜座座新坟……”
调子太悲，她唱着唱着声音开始颤抖。我说：“唱个轻松点的，让人愉快的！”
她又唱：“爹莫说爹莫谈，十七年的苦水已知源……”那个“源”后边儿的拖腔儿更悲，不等唱完，她不唱了，她说是：“怎么想不起让人轻松点儿的戏来了呢！”
我们三个的心里就都酸酸的。好大一会儿，郑方桐说：“我讲个笑话吧，是兄弟部队遇见的事儿。说的是有一天，某连在某街清理废墟，一下扒出一对儿赤裸的尸体，遂问围观的居民：‘这家有活的在这里没有？’一小伙子应道：‘有！’一战士问他：‘快认认，是不是你家的人？是你父母还是你兄嫂？’那小伙子认了半天，说是‘这个女的是我嫂子，这个男的不是我哥！’‘再好好认认，脸上血肉模糊，你可能没认清！’那小伙子道：‘不是我哥定了，我哥没镶金牙！’”
不想小赵闻听此言，“哇”地一声跳起来，哈哈大笑着跑了。我们三个一下愣住了，遂后又都明白了。我们好歹将小赵逮住，把她抬到医疗队，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之后，她睡了，我们就走了。
十
郑方桐许诺的给黑牡丹盖个大大的永久性的防震棚的事，很快就落实了。那房子盖起来之后，我还去看了一下，连炕也给盘上了，过冬是没问题。邢小芳邢小红那小姊妹俩在里头拾拾掇掇，老金则以这间房子的主人的身份给这个那个的递烟，象给他自己干活似的，他那种过意不去的神情，让我心里特别不是味儿。
我问老金：“小赵的病好点了吗？”
他说是：“还那样，不咋的，无非就是受了点精神刺激，也不是多么厉害，这么大的灾害也不光她一个人痛苦，大家都痛苦！”随后他悄悄告诉我，郑方桐讲的那个笑话跟小赵她爸爸的情况差不多，他虽然没镶金牙，可地震的时候也是把他和别的女人砸到一块儿了，“那家伙最不是东西了，还是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呢！”随后他告诉我：“将来把那小姊妹俩跟小赵安排成块儿，组织个新家你看怎么样？”
我说是：“行，好主意！”
此后，就搞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的评选活动。郑方桐荣立三等功，老金受通报嘉奖，我本人则受了一次口头小表扬。杨处长跟我解释：“这次立功受奖的指标全都给了战斗在第一线的同志，咱们机关的同志就委屈点儿，啊？”
有那么几天，我忙于给立功受奖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整理典型材料，就没注意还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事情。材料刚写完，不好了，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伟大领袖***于九月九日零点十分逝世了。唐山人民沉默了几天，默默地扎花圈和灵棚，待开追悼会的时候，七十八万军民一起出动，压抑了五十多天的悲痛以此为契机一起迸发了出来，惊天动地的嚎哭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杨处长对我说：“今天参加追悼会的人最全了，都是各单位按人头一个个统计上来的，七十八万里面有十万是部队，看来一百零八万人口的唐山市就剩下这些了。”
我说：“到外地治伤没回来的可能还有一点！”
他说：“那还能有多少？万把人到顶了。”
后来我一直认为，关于唐山地震中死亡人数的问题，以此为准大概差不了多少的。
没过几天，老金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小赵的病明显见好。他分析是与追悼会那天嚎啕大哭有关，就象感冒出汗一样，这一哭，将胸中的郁闷全都倾泄了出来，症状就明显地减轻了。
我说：“这是我这些天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他说：“谢谢你！”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我不说你也知道的大快人心事。我们海军抗震救灾部队接到一级战备的命令，除了医疗队之外，其余的全部于当晚半夜悄悄地离开了唐山。于手忙脚乱中，我就将我用了十三年的一支写过许多学习***著作心得体会和通讯报道的钢笔给丢了。
当我们乘车离开唐山市区的时候，月光之下，就见护城河的那座桥头上立着一高两矮三个人影，偎成堆儿地在向车队招手，那是小赵和那小姊妹俩定了。我和老金及郑方桐没敢跟她们打招呼，只有眼泪在默默地流。半天，我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跟他俩说：“此次唐山之行，你们都有点具体的小收获，唯有我损失不小。”
二位问我：“怎么了？”
“你看啊，你老郑立了三等功，你老金找到了失去的爱情，还组织了个新家，我呢，把一支很好的钢笔给丢了！”
老金说：“你那钢笔就那么重要？”
“那当然！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呢！”
若干年后，我就写了一篇《钢笔的故事》发表在某文学刊物上，其结尾就结在了唐山。
回到部队后，我就没见着黄维，此后再也没见着她。
（原载《时代文学》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