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念初中时就喜爱文艺，一次老师留的暑期作文题是“独立采访”，采访谁呢？爸爸说，“去拜访你二爹吧。”北京话二爹就是二叔，爸爸跟老舍是拜把子兄弟。这天我和弟弟走20里山路，来到北碚舒家，进门吓了二婶胡絜青一跳，“呀，你妈也真放心，让两个宝贝儿子走着来啦！”午饭是韭菜馅包子，我一气儿吃了8个，二爹说，“孩子啊，悠着点儿，咱可还有下顿儿哪。”我说明来意，二爹便领我参观他的书房，给我讲“文房四宝”，这时他正在写《四世同堂》，让我看了手稿，还有一些朋友题写的纪念册，我记住了两句，“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晚上，舒济、舒乙讲他爸爸的笑话：一天，老舍留朋友在家吃饭，悄悄拿了一套旧西服去当铺里卖了，到街上买肉，碰见个卖猫头鹰的，老舍爱猫，就用买肉的钱买了猫头鹰，孩子们争着喂馒头、白薯，都不吃，原来这家伙要吃肉。老舍对猫头鹰说：“连我都没肉吃呢，你请便吧。”就放生了。

我把这些见闻写成作文，得了高分，老师还在课堂上宣读，又登墙报。这使我更加喜爱文艺，写作也有自信心，参军后，19岁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有的发在老舍主编的《说说唱唱》上，独幕剧《一家人》还获得志愿军的甲等奖。

1953年冬，以贺龙、老舍为正副团长的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前线。老舍告诉军政委，“我有个侄子是志愿军。”很快就见面了。我已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胸佩4枚军功章，立正给他行军礼。七年不见，二爹深情地说，“你就是大年！立功啦，也有胡子啦，不，还不算胡子，只是嘴上的一层茸毛。”我说朝鲜停战了，上级动员我们这些参军的高中学生回国考大学，我想读中文系，当作家。没成想受到二爹的批评，要我先当“文艺学徒”。随后他又来信说，“谁想当作家都好，那就拿出货色来。我已经55岁了，不是还要到朝鲜来向志愿军学习么？大年，你还年轻，真的喜爱文学，就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这是长辈的肺腑之言。二爹有寒腿，数九寒天还坚持要到山上的前沿阵地采访，三百多米高的陡坡，积雪盈尺，根本无路可走，是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上去的。回国不久他就发表了描写志愿军的作品。这年我22岁，决心长期当好文艺学徒。

由于“反右”的问题，我被“复员处理”回到北京。家父母早已过世，作为北京文联主席的二爹，多次为我介绍工作（去文化局，文化馆），都没办成。他亲自领我到人艺，说“我送这个侄子来给你们搬布景，当学徒”，还是不成。二婶告诉我，“老舍是个空架子，没权。”我失业了，穷而为文，卖文糊口。也是练笔，也是谋生，也是学习老舍先生，小说、诗歌、散文、相声、剧本、谜语、笑话、儿歌、小人书，什么都写，动力就是我家大妞儿缺奶的哭声。偶尔从老舍早年写给家父的信中读到，“还是躲在烟筒胡同啃小窝头，出门低头走路，也没捡着钱包。”又想起二爹的纪念册，“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大文豪如老舍者尚且如此，我才二十多岁，怎么就不能坚持这清贫的文学之路呢！

老舍确实“没权”。我写的长诗《冰山卓玛》，他看了很喜欢，《新港》杂志愿发，要单位证明，他立刻写了证明信（可惜编辑部说老舍是“民主人士”，不行。后来还是由转建委员会出具证明，此诗才得以发表）。但他百忙之中仍然帮我看稿，给予指教。我的另一首长诗《菜农传》，他大泼冷水，“太实！黄瓜茄子不是诗。明说吧，你没有诗才，甭写诗啦！带个小板凳去天桥，跟老百姓学说话。学着写短篇小说。”这话我听得懂，还是教我老老实实地当文艺学徒。

半个世纪前，老舍先生在《文牛》里说，谁要走文学之路，就得有作出各种牺牲的思想准备。这是高尚人格文品的自白，也是文坛的醒世箴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