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近视眼，大概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因为，我的父母都戴眼镜。如今我的女儿也戴上了一副黑边的“秀郎镜”。唉，在遗传工程学还不发达的当代，我和我的直系亲属，都与眼镜结下了不解之缘。

眼镜这小小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几乎给我全家每一个人都带来过喜怒哀乐。我父亲是个教书匠，在抗战时期的逃难途中，土匪抢了他的金丝眼镜，结果在黔桂之交崎岖难行的山路上几乎摔死。在朝鲜战场上，炮弹崩起来的土块碰裂了我的眼镜片，整整三年时间，我便透过碎玻璃片去看天、看地、看人脸，全是怪模样，至今想起来也哭笑不得。我的女儿上大学了，爱漂亮，不肯戴眼镜，只在上课和看电影时勉强戴一戴，有次去看《庐山恋》，忘了带眼镜，如堕五里云雾，瞪大了眼睛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些事，都不怨眼镜。只能怨土匪，怨炮弹，怨我女儿自讨苦吃。

然而，我也有怨恨眼镜的时候，那是因为它的制造质量不高，坏了又没处修理。于是乎，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作家，眼镜架上便常常贴着一圈白色的橡皮膏。有时断了眼镜腿儿，还要用猴皮筋挂到耳朵上。我这个人不值钱。但是，堂堂中国的文化人，会见外宾，耳朵上却挂着一条猴皮筋儿，似乎有伤大雅。丢人吗？又有什么办法呢！君不知，偌大的一个北京城，要给眼镜架上配个小小的螺丝，却是很难很难的呀。从我家跑到西单和王府井，再跑前门大街，往返20余里，罚站排队两点钟，得到的回答却只有两个字：没货！干脆换一个眼镜架吧，也要排大队耐心等候。由于旧镜片与新镜架不“配套”，没戴多久，过新年的时候向来宾一鞠躬，那镜片便自行脱落，掉在水泥地上摔碎了。北京人的老规矩，过年时如果摔碎了茶杯饭碗，都要按照“碎”的谐音说句吉祥话儿，“岁岁平安！”我是个老北京，自然这样说了，也获得了“平安”，但那眼镜却不能再用，只能破财。赶去配一副新的，罚站排队自不待说。七天取货，戴上之后天昏地旋，赶紧跟眼镜行的女营业员办交涉。

“同志，这副眼镜是验光不准呢，还是加工有问题呀？”

“我怎么知道啊！谁给你验的光？”

“就是在你们商店验光室里验的。”

“说出张三李四来嘛！”

“我不认识他呀……”

“嘻嘻，管验光的好几个，我倒都认识，可是给你去揪哪一个呀……算啦，没准儿是车间加工的毛病哩，磨镜片的工人更多，你打算抓哪一个？”

“哟，小同志，别这么说话呀！你就说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吧？”

“解决？好办，交钱，再配一副。”

“那，这一副呢，先把钱退给我吧。”

“退？不行。这钱早入账了，上交国库啦，懂不懂？算啦，老同志，把这副眼镜拿回家去，给孩子们戴着玩吧。”

我没发脾气。因为我深知，跟她吵两个钟头也没用，白生气。倒不如用这两个钟头时间去写两千字，挣它20元稿费，那配眼镜的钱不也就回来了嘛。

我到另一家眼镜行，重新配了一副眼镜。自然是排队如故，七天取货。戴上一试，略好一些，头仍然是晕晕的。

“同志，这眼镜……”

没等我把话说完，年轻的女营业员（真倒楣，营业员全是女的，而且是年轻的）抢先拿话儿封住了我的嘴，“知道，全这样！新眼镜嘛，眼睛也有个适应它的过程，戴两个月就习惯啦。”

“小同志，你这种说法太不科学啦！”

“你戴过眼镜没有哇？新眼镜，全这样！你买双新鞋还硌脚哩。”

“我戴眼镜的时候你还没投胎哪！”这句摆老资格的狂言我并没说出口。只好委屈一下自己的眼睛了，让它向脚巴丫子学习，“削足适履”——去适应“新鞋”，去经受磨炼吧。

不幸，竟然被她言中了——新眼镜没戴到两个月，我的眼睛就“适应”了，脑袋也不晕了。只不过眼睛近视的度数又加深了若干而已。

我们北京人，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爱听相声，会说笑话儿。但我愿对天发誓，在配眼镜的问题上压根儿就没有情绪说相声逗笑儿。我说的全是亲身经历的事实。

今年四月，与邓友梅等几位北京作家结伴去珠江三角洲参观。事先我便打定了主意，要在广州配一副上等的眼镜，因为，据说广州的服务态度好一些。到了广州，当地的朋友又劝我到深圳去配。他的理由是，深圳洋货多，服务态度比广州更好一些。

到了深圳，友梅陪我上街，进了一家门面不大的“电脑验目配镜服务中心”。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它是什么“中心”，试试看吧。

店内只有两名年轻的女营业员（糟啦，又是女的，而且年轻），见我们进门，立刻笑容可掬地站起来，说声wel-come！大概是把我这个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的北方大汉误认为洋人了。

“我想配一副好点儿的眼镜。近视、散光，要大镜片，可变色的。”

“谢谢！”

“能配吗？”

“谢谢你的信任！由马小姐陪您去验目。”

这个女营业员听我说的是北京话，便用广东官话与我交谈。我知道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果然不假，这位女营业员的官话讲得实在不好听，但她讲得认真，斯文多礼，我和友梅也就不忍心笑话她了。

马小姐把我领进了验目室。

“请坐！”

她用同样不好听的广东官话对我说着。我刚坐下，又听到一声“谢谢”，谢什么呢？我有点纳闷儿。想了一下，才弄明白，原来连我入座她都要谢谢。

先用电子仪器测目，随后又动用了各种度数的验光镜片和视力表等等一整套玩艺儿。这些招数并不新鲜，在北京也是一样的。所不同者，马小姐的动作极其轻巧、敏捷，始终面带微笑，像只笑面猴儿般地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又极耐心，连我自己都认为已经很合适、很满意了，她却不肯罢休，继续挑选着更合适的镜片让我试用……足足试了半小时（在北京的眼镜行验目则不超过三分钟）。

“我太高兴啦！”她擦着汗说，“总算为您选到了最合适的镜片和加工的数据。”

“麻烦你啦。”

“不不，为先生服务，是我们的天职。”

当我从验目室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时，马小姐又诚恳地说了一声：“谢谢！”

走出验目室，我情不自禁地计算了一下，自从进得店来，生意尚未成交，两位女营业员已经郑重其事地说过四次“谢谢”了。

“你们太客气啦，马小姐，应该是我谢谢你呀！”

“不不，先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已经不觉得她的广东官话难听了。而且我们虽然以“先生”、“小姐”相称，我却从心眼里觉得和她是同志。退一万步讲，至少在“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这件事情上，我和她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在我的家乡——北京城里眼镜行的那两位女营业员，虽然说的是地道的乡音，却是真正难听的语言啊！至少在“配眼镜”这一点上，她俩绝非我的同志。其实，我（一个素不相识的顾客）与她们这几位天南地北的营业员之间，除了“配眼镜”这一点之外，还有什么相干哩！

陪着我的邓友梅也受到了感动。他曾多次出国访问，此时悄声对我说：“这里的服务态度超过了东京。”

马小姐又在忙乎着为我选择眼镜架了。她先后摆出来十几种样品，不是任我挑选，而是架到我的鼻梁上，由她和友梅仔细地商讨着，用小姐和作家的审美眼光来替我挑选，向我推荐。

说起来也怪可怜的。我这个人天生的方头大脸，几十年来竟然没有戴过一副稍为宽容点儿的眼镜——跑遍了北京、上海，也买不到一副横向尺寸够宽的眼镜架。只好忍气吞声地常年戴着那统一规格的国产小眼镜，好像生了一对儿小小的母狗眼。特别是脑袋两侧太阳穴的部位长期受夹，夹出了两道深深的沟，鼻梁上也压出两个小而深的凹坑。让人脑袋去适应商品的尺码，真不明白这是哪家子的“刑法”呀？据我的亲身体会，戴小眼镜比“穿小鞋”还难受。

今天终于选到了合适的货色。镜片是美国进口的超薄型可变色大块镜片；镜架是香港造的，两只耳腿不但结实，还装有弹簧，可以自动调节宽窄。唔，提起了美国和香港，使我想起不久前，一位北京朋友说过的话，“深圳特区已经有点儿资本主义的气味了！”那么，我今天对深圳配的眼镜如此满意，是不是也受了“资本主义气味”的薰染呢？且慢，同志哥，大可不必为我担心。30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曾真刀真枪地跟美国兵打过几仗，立过4次军功，我们是胜利者！难道今天就被这一副薄薄的镜片征服了么？况且，眼镜本身又不带阶级性，戴在谁的眼上就为谁服务，它，何罪之有？

我倒是在想，国产的火箭可以把通讯卫星送入宇宙高度“定点”同步运行，为什么国产的眼镜和国营的眼镜行却如此不争气呢？

马小姐和另外那位女营业员已经在为我结账了，材料费和加工费共计136元。这数目相当可观，超过了我俩月工资。但我和友梅都没感到惊讶，相反，倒是觉得应该花这笔钱。我慷慨解囊付了款。

“谢谢！”

这次是女声“二重唱”，优美动听，笑容可掬。她俩也真会做买卖呀！其实，自打我们跨进商店门槛的第一步，她俩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已经决定了我的这笔钱非花不可啦。我心里也跟明镜一样，明知道这营业额越大，她俩的奖金提成也越多。什么“资本主义气味”？这明明是“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嘛！

走出店门，我笑着说，“周瑜打黄盖。就算被她俩敲了竹杠，我也心甘情愿。比在北京花钱买气受，痛快！”

友梅也说：“不算敲竹杠。咱们整天整夜写文章的人，不就靠着这么一双眼睛嘛。年过半百啦，为了保护眼睛花点儿钱，两百三百也应该。”

“是啊！”我颇有感触，“在咱们笔下，常出现‘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爱这爱那，今儿个就破天荒地奢侈一次，也像爱这爱那一样地爱护一下自己的眼睛吧！”

10天之后，我在北京收到了这副“多功能”的眼镜。它不但解除了我的近视、散光、夹太阳穴、压鼻梁等等苦楚，还能随着光线的强弱随时变换镜片颜色的深浅，起到太阳镜的作用。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是戴上了这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连老花镜也用不着了。一副眼镜顶两三副，多花点钱也值啊。

同时，我还收到马小姐的一封信，附有一张小卡片，上面有一串号码。她在信中写道：“尊敬的赵先生，看了您留下的姓名和收货地址，我们才发现是一位北京的作家光临敝店了。我是您的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我能为您服务，感到十分荣幸！今后，如果您的眼镜丢损了，只须将卡片上的号码抄来，我们在10天之内一定为您配制一副同样的新眼镜。请多多关照！”

最近，我又来到广东采访。听说我亲爱的家乡——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小姐们，以及小姐们的领导们，也在酝酿着要学习深圳特区的先进经验和服务态度啦，并且提出了“顾客是皇上”的伟大口号。我真为此而感到十分庆幸！遥祝北京小姐们的改革成功。谢谢！

1984.6.21于从化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