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决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有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入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而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营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
“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六千余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作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而是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