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地转，据说是螺旋式上升，但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许多风云人物似乎是转眼之间就被旋了出来，变得不那么风云了，搁在历史的沙滩上，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若干有趣的回忆录，知道了若干从前我们特想知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知道的事情，其中有些令你读着读着就忍俊不禁，虽然笑过之后不免有几分苦涩。

我的手边就有这样的一本回忆录，名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作者是章含之。章女士系章士钊的养女，虽说不是章氏己出，但却是章门子女中最为有名的一个。当然，章含之的有名，并不仅仅因为她的父亲，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她的父亲，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几乎所有近代史上的大事都会有其身影的父亲，而且这个父亲又跟***有着非常特殊的交情。

“文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特殊的岁月，对于后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段历史的神秘性，越是高层和核心的历史，就越是神秘。章含之恰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而谜团重重的年月，由于特殊的机缘，出现在中国的权力中心，因而成为为数不多的频繁地露脸于广播、电视和电影《新闻简报》上的“名人”。

名人的回忆自有名人的魅力，虽然章女士的文章写得很细腻，也很有文采，显然不像她在书中多次自谦的那样，没有得到其父的真传。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弄历史的人来说，更感兴趣的则是书中披露的“消息”。章女士书中所披露的消息最刺激的，令我读后不得不写点什么的，是“文革”中章士钊给***写的一封信。

据章含之回忆，那是在1967年的3月初（10日之前），“打倒***”已经成定局的情况下，章士钊给毛泽东和***各写了一封信，意在调和他们的关系。章士钊给***的信此前已经披露过，而给***的信，据我所知是首次面世，信中最关键的部分是这样一段：“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闬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351页）原信看来是用老式的八行书格式写的，还是按旧时代的习惯，凡提及“润公”（毛）、“公”（刘）时，前面均要空格，以示尊敬。

章行老一辈子做调人，到了垂暮之年，还受中共委托，坐着轮椅不辞劳苦地到香港为国共牵线搭桥，结果客死在那里。但是这次给毛刘做调人却做得实在不太高明。其实，据《***年谱》记载，在章士钊的信发出之前，该年的1月13日，毛泽东与***在人民大会堂见了最后的一面，在会面中，***虽然没有长跪不起，但已经像章士钊说的那样，将一切过错揽在了自己身上，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带妻儿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据说毛当时还劝慰了他几句，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然而，就在章士钊给毛刘二人写信后不久，针对***夫人的“王光美专案组”已经升格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悲剧已经依照稿本演出了。顺便说一句，专案组大概要算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现象，国外学界已经有专门的研究。

诚然，当时章行老虽然在新中国已经过了18个春秋，但在旧中国过得更长，之于满清固然还算个斗士，之于民国却至少是半个遗老，虽说跟***过从甚密，但谈的都是诗书文章之类的旧事，自然民国积习难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出一点老天真，不仅情有可原，而且其情可悯。不过，话又说回来，章士钊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搞不懂党内斗争，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时那些“天天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大搞防修反修的人们，包括***和哭着喊着要揪他出来的红卫兵们，其实也未必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当时就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坦白地承认他不明白，红卫兵小将们当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可是后来打“5·16”分子，上山下乡之后，却又糊涂了）。不仅当时不明白，大多数过来的人到今天可能还是不明白。也许有个别人明白，装不明白。

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文革”，真是个人言言殊的问题。国外似乎更多地纠缠于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国内则长期以来，一直将之归咎为***对某种理论蓝图的特殊爱好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好在，现在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毛刘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设想和操作方式的分歧，其实，由此出发，我们完全可以通向关于“文革”起源的另一种解说。

显然，“文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考“文革”必须从中共的整个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去想问题。建国以来，学习苏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路径。随着学习进程，中国逐渐从“一五计划”时不知计划为何物的状况，进步到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计划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学得有模有样了，建设事业也连带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中国人开始反思前阶段对苏联的学习，这种***带头进行的反思，在反右运动和中苏磨擦的刺激下，结果是形成了另一种建设模式，即秦晖所谓的“命令经济”模式。众所周知，这种模式的大规模试验，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过于惨重，此前已经定下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一线二线领导结构，开始落到了实处，党和国家真的开始形成两个中心。“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实际上，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经济模式，其内涵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不仅有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严密计划和平衡对称的经济结构，以及按部就班的生产过程，还有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机制，即所谓的官僚制、科层制，以及讲究程序的操作机制，照章办事甚至文牍主义的工作作风。而命令经济虽然并没有像它的“兄弟”那样定型，但依然有着某些截然相反的属性，那就是群众运动，不讲常规，不断突破制度的限制等等特质。显然，以***和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一线领导人，对计划经济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亲和力，而***恰恰相反，对命令经济有着压抑不住的偏爱。在很多人眼里，***是个对经济建设既不懂行，又不热衷的人。其实，***比谁都在意有无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从《资本论》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直都在读。

毫无疑问，***是一位大手笔、富有诗意的领袖，在战争年代，他的这种特性，对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而迅速的胜利，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群众运动政治操作和不讲常规的工作作风，在***大手笔的涂抹下，常常有出奇制胜的神效。进入建设时期，面对具有成型经验的苏联和更为强势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学习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系显然是不可抗拒的选择（否则就会被社会主义阵营扫地出门）。然而，随着这种过于规范的体制在中国逐渐扎根，而且成就斐然，***和这种体制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凸显。当然，***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学这个体系的理论，从而掌握其中的规律，但是他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他以往的成功，阻碍了他的这种尝试，一位公认的伟大领袖，实际上置身国家建设的事外，这种地位是他难以忍受的，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另起炉灶。当中国正在大规模地享用计划经济的好处的时候（1956年），却要大张旗鼓地反思这个体系的弊病，走自己的路，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因为***个人对计划经济的反感，按常理是讲不通的。其时，即使在苏联，也只是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已，***的改革并没有开始。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还有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可供建功立业，那么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势必、也必须成为党的核心事业和中心工作，所以，尽管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但经济建设的中心却没有变。只是苏联模式的“马钢宪法”变成了中国的“鞍钢宪法”，制度和常规受到大规模的冲击，当然，这时期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建设，也是空前绝后的，只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建设最后变成了空前绝后的破坏，***在建设上的大手笔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尴尬。

跟某些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威胁到了***的威信乃至地位。相对于***那又多又巨大、近乎神迹的功业，在一个惯于迷信伟人的国度里，尽管这个伟人遭遇了空前的失败，即使有损伤，也只伤及皮毛而已，更何况，其时失败的责任在老百姓那里并不完全明朗。然而，对于***来说，更严峻的问题是，他所热衷的命令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怀疑，而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不仅随着困难时期的调整整顿而卷土重来，而且大得人心。一线领导不仅在事实上形成了另一个中心，而且正在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个中心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足以威胁到***的地位，但如果任其在这条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国早晚会变成第二个苏联，而在苏联体制下，***即使能够保住地位，也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施展拳脚的机会，历史将带这个有过太多风光的伟人步入落寞。

所以，无论苏联是否改革，都会被判定为“修正主义”（如果不信，可以再看看当时以批判修正主义而著名的“九评”，那里有多少批计划经济的内容，后来在“文革”中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怎样将计划体制打得粉碎的），而中国的一线领导，无论为首者是否为***，都迟早会与***的修正主义挂上钩，最终被打倒。只是刚刚经历了失败，而且一线领导又过于得人心，尤其是得中层和基层官员之心，以至于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过程，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1962年，在经济形势刚刚有所缓解，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阶级斗争，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不在意建设，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告诉全党，他并没有认输，他的模式并没有错，错是出在执行的过程，错在党内出现了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捣乱，而革命是可以促生产的。然而，由于整个经济形势依然很不乐观，所以，***只好做出妥协，接受***的建议，不将全会的决议向下传达，所以反击在此时只打出了口号。

不过，只要***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那么中国的“修正主义”被打倒是早晚的事。

由于毛泽东政治操作的惯用方式是运动，所以，他的反击也自然以运动的方式进行。实际上，“文革”在1963年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中就开始了。一贯相信农民、习惯于从农民身上汲取力量的***，此次还是习惯性地想借助农民实现他的目的，至少，他希望农民可以再做一次“革命先锋”。这就是为什么在而后的“四清”运动中，居然又发生了从前在解放区土改时才出现的现象，中共自己的基层组织和政权被绕开，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队，在农村成立了类似当年贫农团式的“贫下中农协会”，作为运动的权力中心。然而，农民毕竟是被饿怕了，锐气已无。运动进行了一年多，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火烧到那个司令部头上，只是殃及了大批倒霉的农村干部。于是，一向对运动非常热心的毛，突然之间再也不理会“四清”了，既不听汇报，也不下指示。他将目光投到了城市，发现这次学生才是做“革命先锋”的合适人选，结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文化革命”，而且指定在文教领域展开。

果然，受到鼓励和暗示的学生，如愿地成了革命先锋，而建国以来从来没有提倡过的“学生运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还幻想着要控制局面的***等人，果然因“镇压学生运动”而引火烧身。最终，就出现了章士钊写信时的那种情景，“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其实，章士钊不懂，这里不是毛刘个人之间的矛盾，换一个别的什么人，只要他处在刘的位置，命运其实是一样的，不管是谁，那个“司令部”必须倒台，***其实说得很明白。

至于说***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冲击几乎所有的干部，以至于导致国家几乎瘫痪，那是因为在打倒另一个中心的同时，往往需要进行政治的重新整合，确立干部们对本中心的绝对依附，显然，不经过冲击，重新整合是不可能的。由此造成的天下大乱，虽然有点始料未及，但也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是在“文革”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它更多是着眼于事后的解释，而非事先的指导，当这个理论发展成“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时候，连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理论对马列主义包括***此前的思想已经过于“修正”了。

所以，尽管***似乎特别喜欢强调理论，但理论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看到，在“文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终毛之世，社会生产始终是在“抓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两学运动，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基调（以前者为最），而两学运动，本质上就是以清教禁欲式的群众运动搞经济。1975年***复出，刚刚对命令经济有所调整，结果触犯了大忌，再一次被打倒。毛的晚年，他的经济模式已经化为他和他事业的象征，无论如何都动不得。

可以说，“文革”是一场***以极其理性思考，设计出的政治运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捍卫他那极富浪漫色彩的建设模式，而首当其冲的***，可能至死也没有明白个中的道理，所以，在他而言，不存在有意识的抵抗，而“文革”中所出现的抵抗，大多是运动冲击到制度与体制时发生的自然反弹，所以，在***有计划的反击下，不堪一击。然而，经济建设跟打仗不一样，在***的模式被拉到中国建设的主轨道上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在革命的刺激下生产飞速前进，在经济领域许多的“毛泽东思想胜利凯歌”，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泡沫，按他的思路，只好一次次加大革命的刺激强度，“文革”的大运动中，套上一个接一个的小运动，当然，越刺激效果越差。正像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对一个外国记者讲的，不管理论上有多么正确，没有胜利群众是不会跟你走的。摧毁另一个司令部的反击虽然很快就大获全胜，但他心爱的模式却始终没有成功，正因为如此，临终前的***才会有那样的悲哀，也许，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失败。

“文革”的发生，距今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当年章士钊弄不清的事情，今天的我们应该能看清了，也应该看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