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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今天还来谈辫子,似乎怎么说都有点絮叨的嫌疑,这几年若干散文大师杀入历史的酱菜园子,被尘封已久的辫子陡然间便成为近乎时髦的话题,说得太多,难免招人烦。不过,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人规矩,大凡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总得拎出来抖抖灰,合伙吹打一通,以示纪念。而辛亥革命又恰是惟一与辫子有关系的革命,提起这场革命,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不妨在此说上几句,好在关于革命和辫子的话题好像还没人说过,至少说的没有像眼下荧屏上的辫子那么多。

关于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仅知道,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试尝“复辟”,留上小辫或者安上条带瓜皮帽的假辫子什么的。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满清入关的时候,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跟他们一样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留条小辫。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剃发几乎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越发在乎。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那是因为由于剃得太少,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惟一标志,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自家的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搅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一个劲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居然说那是“pigtail”(猪尾巴),还以此为由,硬派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抓起中国人来,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温和的(注意是留学生)把辫子盘起,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则干脆剪了辫子;最凶的不仅自家剪,而且想法逼着人家也剪。后来鼎鼎大名的陈**、邹容和张继三位,在日本留学时,居然找到一个桃色的茬,一个抱腰,一个按头,一个挥剪,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但进入20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做三分之二死状,任凭秀女如云,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息,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光着脑袋乱晃。渐渐地,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剪辫的那个学期扣点分数。

可是,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突然之间,革命不知怎么就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就开始剪辫子,比当年满清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设卡堵截,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纷纷然若惊弓之鸟,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那情景,如果让今人见了,肯定会以为是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提前到来了,满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革命对象。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在革命党人看来,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满清的问题,极而言之,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就是个奴隶根,所以,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宁波,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

那时候,剪刀在手的人们几乎个个都理直气壮,无论是抓住辫子一声咔嚓,还是抓人进局子,都显得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真理与强权似乎都在他们这一边。剪辫就是排满,就是革命。虽然大家脑袋里想的更多的只是光复汉族,但剪辫子以后却无论如何扮不成“汉官威仪”,剪辫实际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无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从某种意义上,剪辫与建立中华民国一样,都属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因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下,尤其显得气粗胆壮。然而,气壮如牛的革命党人偶尔也有吃憋的时候,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经没了辫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洋主子出头,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态度好的还可能赔情道歉,保证下不为例。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人剪刀上的就更希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荡荡而理直气壮地进行。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

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顺眼则丑。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辫子的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着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愣的。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巫术方面的,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涕涕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我在历史记载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强按头抡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就惹出了麻烦。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警察在排解时显然有所偏袒,于是第二天又来了更多的新军将警察局捣毁。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以反对剪辫为名,压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有些人还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革命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如果一点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所相当在乎的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军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诩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只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直到今天,还断不了有大人先生叫嚷着要逼民致富,强行规定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总之,只要是英雄们认为对的事情,老百姓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也许,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逻辑。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不知道人们,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们,有没有雅量容忍看来好丑好丑的辫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哪怕在它上面体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思想,折射了最恶劣的行为,只要它没有变成某作家笔下的“神鞭”,辫梢掠到你的尊脸。当然,更希望如果再有这样的事,那些被强令剪辫子的老百姓,能站起身来嚷一声:我留辫子干你鸟事——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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