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且好得多，进城的农民，好不容易才混上了工人的饭碗，当然不会情愿将它丢了，所以，只有在工人运动合法的时候，还能搞起什么大罢工，一旦如吴佩孚之流的军阀翻了脸，开始镇压罢工，那么工人运动也就只能偃旗息鼓了。后来搞起武装斗争了，革命就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当然乡下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才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被逼急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百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经八百的农民基本上就缺乏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绝非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儿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清教道德主义色彩的革命，会允许毫无操守可言的流氓无产者厕身其间，而且占据中心地位？其实部分原因就是农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标又得实现，所以即使是那些怀有一腔理想主义道德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相结合。不过一旦这种结合实现了，那么所有这些“勇敢分子”过去的劣迹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遮百丑，不仅遮百丑，而且他们对革命的积极和忠诚被说成是一种新的道德、或者说更高道德的禀赋，相对于这种更高的道德，过去不为人齿的德行自然化为小节了。正因为如此，林村那两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效过力，专门替人卖壮丁的吴良、吴明兄弟才会摇身一变，从下三滥变为村里的人上人。而当革命后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牺牲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勇敢分子”站出来，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依然会得到认可。《林村的故事》里，“四清”运动中那个连妻儿都可以抛弃的透顶无赖林山（这在农村一般被视为最不道德的行为），居然恩将仇报地把将自己妻儿养大的族兄诬为漏网地主，但是这种被村人公认的“没天理，丧天良”之举，居然得到“四清”工作队的支持，结果是好人反遭恶报，被斗得半死。在这里，并没有人认可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工作队鼓励的只是革命的积极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网的地主，那么，只要合乎这个大目标，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让路了。不过，虽然不断地有“勇敢分子”掺和进来，但是革命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梁山好汉们的“替天行道”，进了革命队伍的游民，无论如何都要收敛自己的积习，除非你战功赫赫，升到了某种特别高的位置上。在革命大家庭里，不仅共产主义道德要讲，而且讲得颇有清教徒的味道，一旦革命的气氛已成，农民都跟进了，如果老三老四还是恶习不改，有损党的形象，那么他们也是会被抛弃的，只是抛弃的时候手法比之阶级敌人要温柔多了。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一个已经失势的土改积极分子，老农民党员，天天挎着个脏兮兮到了几乎看不清颜色的书包到处走，周围几个村庄，只要谁家请客，准有他在座，号称是“请客不请我，这事犯啰唆，多我一双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请他，他还真的就给你捣乱，重则找借口反映你的“情况”，轻则上门撒泼耍赖。如此坚持继续革命十几年，虽然已经失势多年，却从没有人把他怎么样过。
好在，农民虽然缺乏革命性，但并不缺少革命的跟进性，尤其当一个新世界被昭示给他们的时候，许多的承诺自然会带来许多的希冀，特别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毕竟还在弥漫，至少在中下层的干部中间还被视为美德，被革命请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换一副面孔混迹革命，那么在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往往会被淘汰，被比较干净的年轻人取代，革命的纯洁因而得以保持。关键是，解放以来，运动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狂欢，至少对年轻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满，农民还是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中跟进，以热情和积极换取那据说在不远的未来就能实现的承诺。虽然，在大跃进到来的时候，美好的承诺变成了连年的饥饿，从此，农民对粮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进性消淡了许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继续，运动在继续，大家也还是跟着，虽然热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对农村准军事化的改造，老的游民锐气已消，新的游民又无从产生，结果是在农村，革命自大跃进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降路线。
大饥馑刚刚过去就发动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专门针对农村和农民，甚至说像给过去的失败找替罪羊，给农民一个说法的一场“革命”。领导“四清”运动的国家主席，就像当年领导解放区土改一样，抛开原有农村基层组织，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直接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一时间，解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部成了斗争对象，斗垮了干部，然后再重新划地主，将所谓漏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实现农民的二次解放。但是农民对这二次解放，其热情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谓天壤之别，连“勇敢分子”比之从前也有猫虎之别，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弃义的林山，虽然无耻的程度不减当年，但冲劲与狠劲比吴家兄弟可差远了。接下来，国家主席和他热情的夫人发现他们原来错会了意，运动其实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乡下和城里感觉大不一样，城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乡下可能鸡犬不惊，连农村的红卫兵都嫌乡下闹不起劲，纷纷进城去做革命的马后卒。这回革命先锋轮到了学生，而学生再狠也狠不过当年做过流氓的前辈，后来经前辈的点拨，也狠了起来，但那是在城里。当然，某些偏僻山区也发生过将出身不好的人全杀掉的惨剧，但毕竟是零星的个案，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大的波澜都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农村里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只是任谁家里都没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实际上，任凭上面怎么号召，农民似乎已经被整疲了，反正怎么革命，怎么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龙门，都混不饱肚子。所以，后来的人们回忆“文革”，乡下人和城里人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就像《林村的故事》里的叶书记讲的那样，乡下对“文革”根本没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只是由于流传的铺天盖地都是城里人有关“文革”的故事，后来和外面的人才以为当时全国都一样的疯狂，其实，乡下只抽了几下筋而已。不仅如此，就那个时代而言，乡下似乎还因为“文革”的缘故感觉到了某种优势。
作为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运动，农村贫下中农的地位被提到了仅次于解放军的高度，其荣耀感总可以有一说。“文革”中农村的教育发展得虽然有点像大跃进，但毕竟使农民的孩子有了空前绝后的入学率。赤脚医生虽说水平不高，但毕竟让农民有了医药，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场运动，农村的干部们大多噤若寒蝉，像《林村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连吃饭都不敢比别人多吃一口的虽然也不多，但作威作福的毕竟少多了。前段时间，某位海归学人写高家村的故事，由于说了几句“文革”时期高家村还不错之类的话，曾经引来一片讨伐声。依我看，这里，主要是因为城乡感觉的差异造成的误会，乡下人革命性包括革命跟进性减退，也要负点责任，闹不起来，破坏就少，那点实惠的事情就都露在外面了。当然，乡下的“文化大革命”感觉不那么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乡下就不惨，恰恰相反，是因为那里惨透了，连二两油都榨不出来，所以才闹得不凶。当时农村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老实巴交的干部）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穷一点的地方，吃盐都要靠老太太的鸡屁股银行，就这样还要学大寨，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算磨洋工也得在日头底下晒着），自带干粮无偿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能给后人造了些福，但在当时确是地道的苛政）。革命热火劲过去了，革命先锋没用了，城里安置不下那么多学生了，就统统打发到乡下，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还不是跟农民争饭吃。
说到底，像“文革”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想要动起来必须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当年义和团起来的时候还有人供应大饼呢，而“文革”时期的农村，连大饼都没有，所以红卫兵在农村也就起不来，只好进城。也许，大家都在等有了家底了再折腾。
其实，革命对于农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营造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活的氛围，越是接近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氛围就越是浓烈，这是一种如《林村的故事》所讲述的村人相互仇视和防嫌的氛围。并没有哪个领袖喜欢这种氛围，然而没有这种氛围，革命就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氛围里，亲情、乡谊和乡里道义被一次次碾碎，日常伦理被践踏。人分左中右，等于三六九等，那些被定为高成分的人，永久地被打入另册，只要有一点运动或者革命的压力，周围的人就会自觉地以攻击他们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人们相互的告讦从针对另册人物始，很快就传染开来，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运动的主导者，无一例外地会将这种告讦视为“革命性”，如果这算是革命性的话，农民的革命性是在不断地增强的。没有运动，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一进入运动状态，人人就立马变了模样，手可以打人，嘴可以吃人。在《林村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会由于一首诗而被告发，一个农民怎样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进了监狱。村里的权力斗争，可以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有巫术暗算，也有致人死命的伤害，因此而丧命的人，只因为出身不好，就死了白死，没人过问。我们说，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丝毫的地域特殊性，在任何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堆。运动，就意味着人整人。问题是，在经过多次的运动以后，即使不再有运动了，氛围却会留传下来，继续毒害着人们的生活。
经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绝大多数农民伴随着对大包干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告别上个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人手n套的《***选集》和小红书，以及每人一把都不止的***像章，迅速地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居然进了古旧市场，成为人们收藏的“文物”。然而，曾几何时，告别***时代的人们就开始怀旧了。像《林村的故事》里那个将海外来的黄教授当成***派来的救苦人的老妇人固然不多，但怀念***的农民却并不在少数，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的人也大有人在。尽管革命也许有鸦片一样的成瘾性，但我相信绝对多数渴望“革命”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到过去，只是对现实不满乃至愤怒罢了。靠近厦门特区的林村，由于得风气之先，走出了三农的困境，那里的人们，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民了，然而，更多的中国农民没林村人那么幸运，他们不仅在国家的加速现代化过程中，再一次成为供在资本祭坛上的牺牲品，而且饱受着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特殊的“革命性”的折磨，人们被害，也害人，村庄里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而权杖的挥舞也愈见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