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要他（她）能活到一定岁数，都有自己的历史。当然，有愿意说和不愿意说的，也有会说的和不会说的，到了一定级别的大人物有写回忆录的权利，甚至还配备专人来操刀。有钱的阔老只要高兴，就会有历史学家上门服务，写出板砖般大小的传记来。小人物自然也可以在自家的门里门外吹吹自己，也可以算是一种发表，只要吹者有了一把年纪，只要有人乐意听。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小人物自述历史最繁盛的时代，那时候无论城乡，到处都有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上台讲述自己悲惨的家史，可惜的是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历史”的活动，组织得过于严整，以至于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个模式，听多了印象反而淡了。
除了在自己门前的发表，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历史，一般是不可能公布的，显然老百姓自己也不奢望公布，即使是那些能写的读书人，真正期望在成文史上留下自己经历的人也并不多见，除非他（她）碰巧干了件大事，又碰巧被人记录了下来。所以，一般很少有人费心写自己的历史，即使他能写，对自己的历史也不乏敝帚自珍的感觉，越到老年，越是热衷于跟人唠叨，但是他们都知道，想要发表，即使发表了想要有人看，确实难。不过，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不少人写过自己的历史，只是他们自己没有保存，更没有人替他们公布。
远的不说，就说1949年以来，有过多少人入党写过自传，又有多少人在挨批判的时候写过自传性的“交待”，我敢说，出于对组织的忠诚和信任甚至还有恐惧，这些普通人写的自己的历史，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改革开放前是如此。
这些真实的自述史，现在基本上还在各级各色组织机构的档案部门睡大觉，非经特许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一天能将这些东西公布开来，别的不说，共和国的社会史研究就将有长足的进步）。不过，事情总有例外，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和成分的多元化，原来铁板一块的组织人事档案也出现了局部的混乱，有些人的档案居然会流散出来，化为商人牟利的商品，我就在北京的潘家园旧书市场淘到过一套某人1950年的入党志愿书和他的自传。
传主叫毛培基，时为协和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协和在解放前是西医界金字塔的塔尖，凡是老协和毕业的，都有最好的就业前景。所以，传主于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虽然已经在北大就业，但依然花力气考入这个“中国最完美的保险箱（传主语）”。跟许多那个时候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一样，毛培基拥有一个在解放后提不起来的家庭背景。祖父在日伪时代，由于跟著名的大汉奸王克敏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曾出任华北伪政权的统税副长和国库局长，父亲的情况稍好，属于技术人员，但也在日伪的“国营”公司混过事。有这样的父祖，就是在国民党的天下里，也难免叫人丧气，更何况已经进入了新中国。然而，作为已经入了团，并且积极要求入党的他，却多少跟家庭有点“划不清界线”，认为他的祖父“其生活比较严肃，对当时官场一些不良现象，感觉不满。”虽然在后来的行文中对这种认识进行了自我批判，“祖父是很正直的清官”的这种感觉，并没有真正消失。他对国民党逮捕惩治其祖父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些“执法者（指国民党）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和“很严重的汉奸”，换言之，这些人还不如他的祖父。
显然，他的这种认识在新中国看来是要不得的，类似的话因此被审阅者划上记号还打上问号，不过，这种认识虽然不乏传主的私怨，可是，却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在当时也许不止一个人感觉到光复后的国民党政权办事竟然没有日伪政权有规矩，像毛培基这样一直偷听国民党电台，“偶尔听见，譬如‘……蒋委员长……’就会兴奋得跳起来”的青年，在抗战胜利前曾经有过很多很多，即使没有像毛培基那样，在因祖父入狱不得不跟国民党执法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饱尝贪官污吏的勒索，也很快就丧失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以“五子登科”闻名的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恢复统治的行为，固然“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但将战时的管制体制以及相应的腐败行为顺延到原来的沦陷区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不太讲究规矩（或者说法制）的统治行为，不仅使一大批原本对国民党抱有希望的市民和知识分子迅速地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而且导致他们不再相信国民党的任何官方话语。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一种准苏俄体制，因权力扩展而导致的腐败，由于缺乏乌托邦道德约束，又挟“胜利”之势，势必更加泛滥，竟然轻而易举地挥霍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民意资源，这在存在强大竞争对手的时候，无疑是致命的。
很“洋化”的大学生毛培基之所以发生了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化，恐怕起因就在于他对国民党的失望甚至敌视。在北京城头换了旗帜的时候，大学生对国民党政权失望和不满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但一步踏到共产主义阵营来，恐怕同样普遍地缺乏一点认识或者说勇气。
像毛培基这样原本没有什么进步背景，同时又身在具有美国和基督教背景的大学的人，居然如此快地接近“组织”，应该说与他个人的家庭际遇不无关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在欢呼胜利之余，忽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多少有点尴尬，一个“伪”字总是有形无形地晃在自家的头上。抗战八年，像梅兰芳、程砚秋那样蓄须明志，守着家底过日子的人能有几个，曾经找份像点样的事做的，这时就难免低人一等。甚至同样是大学生，那些颠沛流离跑到大后方吃老霉米的，和呆在家里吃日本人配给粉的，也有了高下之分，那时候甚至还流行“伪学生”这个说法，“伪学生”跟“伪军”“伪职员”同列，具有强烈的贬义。这种种道德性社会苛求，的确没法让毛培基这样的人高兴得起来。然而，解放了，情势居然一变，国民党一下子成了比汉奸还汉奸的坏东西（至少在人们心态中如此），原来某些足以自傲的资本，现在统统化为乌有，只要未曾参加过“文联”和“青先”这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原来的“伪学生”和抗日学生大家都一样了。知识界经历了一次重新的划线和排列，自然要依据新的价值和标准。
不过，尽管大家再一次感觉到了平等，毛培基甚至因平等的感觉而“进步”神速，但是这些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却依然有着大体相似的“思想问题”，比如，毛培基和许多人一样，“常有苏联侵略中国的感觉”，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耳闻目睹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其实真是很难压住火。正是基于这种来自事实的感觉，使得毛培基对于新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感到“不放心”。虽然经过学习，毛培基自己说他提高了认识，想通了不少，说是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剥削观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害是一致的，所以由无产阶级导领的国家，就必定是互助相关，决无利害冲突。”（原文就是将“领导”写成导领）显然，这种由大道理推导出来，无论如何都显得牵强的逻辑，是否能真的解决毛培基之类的思想顾虑，无疑是有问题的。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尽管有过50年代中苏的蜜月，但是两家最终还是闹翻了，反目不仅成仇，而且仇得超过了双方任何一个传统敌手，彻底地不共戴天，原来的旧账还是又在人们心目中被翻了出来，东北的老百姓，在控诉“新沙皇”的时候，有人说的竟然是当年苏联红军的那点恶心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跟现在许许多多类似的志愿书的命运不同（一般填了志愿书以后，只要支部大会通过，如无特别的意外，没有不批准的道理），毛培基最终被cancel（没被批准）了。显然，毛培基的家庭出身最终还是构成了某种障碍，虽说解放仅仅才几个月，但地下工作时代那种大学生中的组织发展不太讲究成分的做法已经开始改变，而且，毛对自己历史的坦白和对革命的认识，没有使中共北京市委主管学校工作的组织部门满意，这份志愿书的最后批准机关的意见是：“工作锻炼较少，政治觉悟较低，入团也不久，不批准入党。宜在团的教育下再多锻炼些时候，以明确其阶级立场。”也许，由于时代的缘故，毛培基的自传过于坦白过于真实了，几乎没有现在志愿书中惯见的套话、大话和空话，结果，影响到了他愿望的实现，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志愿书告诉了我们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透露了那个国共交替时代一个或者许多知识青年微妙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