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夏天，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爱好：画伟人像。
其实我对所有的伟人都谈不上有多么崇拜，我热衷于画伟人像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一切漂亮的东西，我很希望用自己的一双手，通过线条和颜色，描画出一张美丽非凡的面孔。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我自己容貌的不足，可以替代我存活于世界，使我的爱美之心有一个小小的寄托。
然而我找不到一幅可以临摹的美人像范本。市面上可以买到和可以看到的画像，不是伟人，就是样板戏的人物。我一直认为样板戏里的女演员都不够漂亮，她们的那张面孔刚强有余，柔美不足。我比较喜欢一种纤弱的、带点儿忧郁的美，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林黛玉的那种类型。有一次我曾经找狗儿借用那张从小人书上撕下来的画页，可是她一听说我是借去画画儿用，就死活不肯拿出来。我那时画人像处于初级阶段，必须先在范本上打了密密的小方格，然后在作画的整张白纸上画上大大的方格，说白了就是人像放大。狗儿不肯借我，是怕我在林黛玉的脸上打了方格之后擦不干净，糟蹋了她的那张画。我没有办法搞到一张中意的美人像，只好转而求其次，一张接着一张地画伟人。
我画过马克思、***，也画过鲁迅，画得最多的是***。我画毛主席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用一根尺子在纸上反复地量来量去，生怕一不小心画走了样子，被打成反革命，被抓进监狱。我们县中有个很优秀的美术老师，爬到巨幅广告牌上画一张***的油画像时，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头脑一昏，把老人家脸上的那颗痣画到了相反的位置，当即就被人五花大绑送到公检法，几天之后押上了往大西北的劳改车，一年不到传来消息：死了。美术老师被抓的那天，我妈正在学校里参加政治学习，一听传达，吓得面容脱色，借口上厕所，一溜小跑地奔回家，要把我的画笔、颜料和纸张统统没收。
事情也实在是巧，我妈没收了我画画工具的第二天，街道的大批判专栏里贴出来我的一张大幅画稿：***半身像占据着画面的醒目位置，他神采奕奕，目光炯炯，高举胳膊作挥手状。他身后跟随着一大群“拿起笔作刀枪”的工农兵战士，要对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发动全面进攻。那天县中很多人都去看了那片专栏，回来对我妈赞不绝口，说我小小年纪就掌握了画伟人像的技巧，将来下乡插队不会受苦了，“一招鲜，吃遍天”啊。我妈听着心里很受用，当晚又把没收的工具重新还给我，只是千叮万嘱要我小心，不可以用错比例，不可以上错颜色，尤其不可以画错伟人脸上那颗著名的痣。
我到底还是个孩子，对世事的认识没有我妈那么悲观。既然画伟人像成了我的爱好，我当然乐此不疲。
那年夏天有一张油画风靡全国，叫做《***去安源》。画面上的***非常年轻，大约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吧，身形修长，面容俊朗，穿着灰色的长袍，手里夹一把油纸伞，风尘仆仆走在去安源煤矿的路上。我非常喜欢这张油画。我喜欢的原因不是它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义，我的理由非常纯粹，只是喜欢画面上那张坚毅、俊美而且温和的脸。我其实是把伟人当成青春偶像来喜爱的。凡是世间美好的东西，我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我在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怕的唯美倾向，此后的一生都不曾改变。
我下决心要亲手临摹出这张油画。我知道这不很容易，因为油画不比宣传画，它只有色块，没有线条，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绘画基础，只会机械放大和描图的人，要临摹油画谈何容易。可我就是像中了魔一样，五爪挠心地想着它。
天太热，屋里闷人，我准备把临摹油画的作业场挪到小妹家门前的梧桐树下。我弟弟小山和小水殷勤地帮着我抬桌子，扛板凳，铺纸，削铅笔。我只有在画伟人像的时候有权利对他们颐指气使，平常日子，要想请动他们帮忙做一件事，肯定要经过一段磨嘴皮子和斗智斗勇的漫长过程。
阵势一摆开，小妹和方明亮都围过来当看客和评论员。我不喜欢别人在我的作品没有完成之前指手画脚，可是他们不请自到，我也没有办法阻拦。何况我占用的还是小妹家的地盘。紧接着狗儿也到了场。狗儿本来是找我给她的新陀螺上颜色的，看见我摆了阵势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陀螺也不拿出来了，一屁股蹴到了小妹家窗台上，占据了一个视角最合适的位置。
小妹皱着眉头说：“我们家可是新刷的白墙啊！”
狗儿笑嘻嘻地抬起一只脚，五个粉红色的脚趾头扭来扭去跳舞一样：“我是脱了鞋上来的啊。”
小妹不好再说什么，故意转头跟方明亮讨论油画和水彩画的区别问题，把狗儿晾在一边。方明亮看的书多，什么样的话题都能够聊出个七七八八，可是小妹的水平我知道，她连水彩画颜料都没有摸过，还敢开口说油画，笑死人了。
当然我绝对不能够笑。小妹这个人心眼儿小，又多疑，只要我背叛她一次，我们俩的朋友就没得做了。我可不想失去小妹这个朋友。我就装作听不见，埋头在画稿上量尺寸，用铅笔打格子，作临摹之前一切繁琐而细致的前期工作。我有我的如意算盘：准备工作期间别人爱看不看，我不欢迎可是也不拒绝。一旦进入勾线阶段，对不起，我一定要躲在家中，关上房门。成功也好，不成功也罢，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笑话。
小妹和方明亮说着说着，忽然闭口不响了。小妹是个话多的人，想要她闭嘴，还真是不容易。我感到奇怪，就抬头往她脸上看。顺着她的目光，我看见她爷爷林家老头儿拄着一根拐杖，身上披着一件厚绒的卫生衣，嘴巴像一条鱼似的一张一合着，颤颤巍巍走出门来了。我的天爷！天气多热啊，大家都恨不能脱了汗背心打赤膊了，老头儿还披着这么厚一件衣服。我直觉地意识到他一定是病了，这老头儿活不长了。
小妹看见她爷爷出门，撅了一下嘴，口气很不高兴：“你出来干什么呀？这儿没有你的热闹好看啊！”
老头儿喘着气，含含糊糊答：“我透透气啊，我听见你们说话啦。”
狗儿这时候从窗台上嗵的一声跳下来，急急忙忙去搀扶老头儿，嘴里还一个劲地说甜话：“爷爷，爷爷，我来扶你。”
小妹斜着眼，有些气愤又有些不屑地看着狗儿对她爷爷献殷勤。
老头儿直冲着我的画桌走，好像知道我这儿才是一场热闹的发源地似的。他走一步，脑袋就用劲地往前伸一伸，然后从嘴唇缝里噗地出一口气。他的那根拐杖其实也没有派上大用场，只不过虚空里点上一点，画符一样。因为他空着的那一只手毫不客气地抓紧了狗儿的手腕，抓得那样牢固，有点像枯藤死死地缠住嫩枝，看上去很是怪异和别扭。
老头儿走到我身后，依然没有放开狗儿的意思，瘦精精的脖子从我肩后伸过来，端详桌上的那张画：《***去安源》。我听见他嘴巴里噗嗤噗嗤的出气声。我很奇怪怎么光听见他出气，听不见他吸气，这样的话，他肺里的空气不是很快就出光了吗？
他看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一分钟非常漫长，因为我总是担心他出光了气之后会倒在我身后死掉。旁边的小妹和方明亮看见他全神贯注的样子，不知道他着了什么魔，跟着也肃穆起来。这样，当时的气氛就显得很微妙，就像瞬间寂静之后酝酿着一场大的风暴，沉闷得让我们感到压抑。
林家老头儿终于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我认识。”
我惊得一下子站起来。虽然我预感到了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竟是这样大的一件事。我的肩膀撞到了老头儿的胳膊，要不是狗儿扶得快，他已经一个趔趄坐到地上了。
我坚决地说：“这不可能。”
老头儿咂着嘴，满脸无辜的样子：“我是认识他呀。我救过他的命。”
我几乎惊吓得脸色苍白：“不可能！”
老头儿嘀咕：“我救过他的命。我记得他。”
我用哭一样的声音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老头儿用一双浑浊的眼睛望着我：“谁？”
我一字一句告诉他：“这是***！”
他歪着脑袋重新审视那张画：“不像啊！***的头发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说：“是***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正要去安源。”
“湖南的安源？”他的地理知识还挺丰富。
“是湖南的安源。***是湖南人。对吧，方明亮？”
方明亮一个劲点头。我想他那时候一定也是慌乱得可以了。
老头儿却是笑眯眯地：“是湖南就对了。那会儿我就是在湖南跑生意的。哪年哪月的事来着？”他仰起一张尖尖的脸，鼻子朝着天空，闭眼想了一会儿。“我要好好想想。年头太长了。那天我出门收账，走到路上看见他被当兵的追着，他穿件长衫，夹把雨伞，跑不快，当兵的又有枪，眼看就跑不过去了。我赶快扑过去把他拉到路边水沟里。那时候我年轻，腿脚快，不像现在啊，老而不死，白叫人嫌。”
他把手里的拐杖顿了顿。我看见小妹跟着撇一撇嘴。
“我扯几根芦苇盖住他，就返身站到路上去。当兵的追过来，我不等他们先开口，抢着先问他们，我说老总啊，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拿雨伞的人啊？当兵的连忙答，是啊是啊，你看见人了吗？那几个当兵的还真是挺客气。我说我看见了，朝南边过去了，就是那边那条岔道。那时候的人呆，容易相信人，听我一说，呼啦呼啦就奔了南边的路。我这才回过去，把他拉起来，看他饿得摇摇晃晃的样子，又带他到集市上吃了饭，临走还给了他一个袁大头。”
老头子忽然睁大眼睛看着我们，眼睛里精光四射：“我那会儿没发财，不是钱多得没处花，也不是积德行善做好人。我会看一点相，那时候就看出来这个人的面相不得了，天堂饱满鼻隆耳厚，是天子相，将来会干出大事情的。怎么样？我的眼力还算准吧？”
方明亮鼻尖冒汗，结结巴巴地问：“你再想想，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你好好想想！使劲想！”
林家老头又一次把脸抬起来，两眼望天，手指头窝在手心里掐来掐去，嘴里还念念有词。片刻之后，他睁开眼，说了一个年份和节令。
方明亮拔腿就跑，飞一样地往他家里奔。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抱来了一本厚厚的白皮书，是一本没有公开发行的《中国革命大事年表》。他把书放在我的桌上，食指在舌头上蘸一下，哗哗地翻到当中某一页，拍着书页，激动不已地说：“一点不错！就是那一年！就在那个季节！全部都对上了！”
我们把脑袋从书页上抬起来的一瞬间，忽然都没有话可说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因为极度的震惊和兴奋而微微地发着抖。就连不十分懂事的小水，也傻乎乎地张着一张嘴，大气儿不敢出地缩在人背后。
老天爷，谁都想不到林家老头儿会是隐名埋姓几十年的大功臣啊！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被得到证实，被披露出去，该是怎样一个轰动世界的超大新闻？再接着想下去，如果***老人家得到了消息，回想起了有这么一个姓林的救命恩人，***他会怎么做？坐着专车来拜谢林家老爷子，还是派直升机把老爷子接到北京去？不管怎么说，***一向记忆超群，他不会忘记革命生涯中的任何一个小过程，他找到恩人之后也不会置之不理忘恩负义，那样做的话，***就不是毛主席了。
我无心再画什么画，指挥着小山小水把桌子板凳抬回家，然后就坐在家门口，一心一意等着大人们回来。那天是我妈下了班先踏进家门的，我妈一进门，我们姐弟三个就围上去，七嘴八舌嚷嚷得活像炸了窝。我妈捂着耳朵说：“吵什么呀你们？有话不能一个个说吗？”她点了我的名：“小爱你先说。”
我就把刚刚在梧桐树下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妈。我一边说的时候一边还是很激动，声音都不受控制地发着抖。
我妈的态度正相反，才听我说了一半就不高兴听了，把手里的一卷报纸远远扔到了桌上，挽了袖子去开碗橱门，看晚上有什么能做了吃的。
我寸步不离地盯在她身后，我说：“妈妈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
我妈回过头，奇怪地看着我：“我为什么要激动？那老头子快死了，糊涂了，他编出来的段子你们也相信？”
我说：“方明亮查过《中国革命大事年表》了，时间地点都能够对上号，林家爷爷不可能编得这么巧。”
我妈似笑非笑说：“你别小看了那老头儿，他识字，懂的事情挺多，***去安源的那段历史，没准儿他比你们知道得更早。”
我一下子张口结舌，无言以答。可是我心里并不服气。我觉得大人们都是这样：他们无比地讲求实际，从来都不相信生活中会有奇迹发生。所以，我想了一会儿之后，问了我妈一句很关键的话：“林家爷爷为什么要这么编呢？”
我妈被我这句话问住了。是啊，平白无故，他编点什么故事不好，为什么偏要编到革命领袖的身上呢？
在这样的问题上，男人比女人来得更清醒。我爸回家一听就笑了，我爸说：“为什么要这么编？当然是要弄出点儿轰动效应来。他这故事里如果救的不是***，是个不知名的省长部长什么的，你们会有这么激动吗？”
我追问：“他都七老八十了，还要轰动效应干什么？”
我爸答：“想要好吃的，好喝的，要林家人恭恭敬敬伺候他，拿他当尊神来供。”
我还是想不通。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些很浪漫很超凡的想法，希望世界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希望每天早晨一睁眼，太阳成了绿色，天空成了红色，总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惊喜和亢奋。我愿意林家老头儿的确救过***，生活就是要这样出奇制胜才显得有意思。
晚上我去找小妹，把她喊出来，问她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林老师？小妹苦了一张脸，恨恨地对我说：“别提了，我妈把我臭骂一顿，说我白念到小学毕业，智商还不如一个三岁孩子。我妈说，***是什么人啊？他的事情，哪一点哪一滴不被人弄得清清楚楚？我爷爷要真做了那件事，他还能在家里窝窝囊囊待到今天？早就飞黄腾达到北京啦。”
我叹了一口气：“大人们总是这样，喜欢把人往坏里想。”
我们说着话的时候，方明亮和狗儿都来了。方明亮也被他爸爸说了一顿，看样子说得心服口服了，已经反过来劝说我们放弃幻想。只有狗儿坚定在站在我一边，相信我们今天听说的事情是真的。狗儿反反复复强调一句话：林家爷爷不可能对小孩儿撒谎。
“可是他以前也对我们家里人说过谎。”小妹站出来揭发，“有一次他想吃荷包蛋，他就说他吃别的东西都不消化，喉咙疼。”
“今天的事情他不敢说谎。他要是说了谎，就是不尊敬***，他要被开批斗会的。”狗儿的态度非常坚定。
小妹已经很不高兴了，她目光灼灼地望着狗儿：“我知道你为什么一心一意护着他。”
狗儿就问：“为什么？”
小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因为他说过你的手漂亮，你是美人胚子，是贵妃娘娘的命。你心里感谢他，明明他不对的事，你不肯承认。”
狗儿急了，蛮横地把小妹一推：“你胡说！”
小妹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嘴巴丝毫不饶人：“如果我胡说了，我会脸红。如果我没有胡说，你会脸红。小爱，方明亮，你们看看狗儿的脸是不是红了？”
狗儿慌忙用两只手护住脸，恨恨地看着小妹，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你不光瞧不起我，还忌妒我！”
小妹一转身往回走，嘴里说了一句：“你有什么值得让我忌妒的吗？”
方明亮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看见她们两个吵起来了，吓得一个劲劝狗儿：“你回去吧，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也是个不喜欢吵架的人，赶快推着狗儿往门外走。“狗儿狗儿，小妹不让我们管她爷爷的事，我们就别管了。”
狗儿被我推到大院后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身对着我：“你说心里话，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支支吾吾：“可能吧？要是真的才有意思啊。”
狗儿一把抓住我的手：“那好，我们明天就给***写一封信，问他记不记得这件事。***不会说谎。”
我马上表态：“对，***不会说谎。”
本来我说这句话，也就是应付一下狗儿，让她晚上睡觉之前心里面不会十分难过。可是第二天一早狗儿真的来了，拿着一张刚买来的信纸，一个信封，还有一张八分钱的邮票，请我来执笔写这封信。狗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没写过信，不知道怎么写。再说我的字太难看，错别字又多，让***看到不好。还是你写吧。”
我心里一下子慌乱起来，双手藏到背后，不肯接她的东西：“我我我不敢。”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怎么敢给***写信啊！我不敢。”
狗儿绕到我背后，坚持要把信纸什么的往我手里塞，一边理直气壮地反驳我：“为什么不敢？只有***能证明林家爷爷的话是不是真的。再说，如果我们帮助***找到了救命恩人，他肯定会感谢我们。说不定他还会派人把我们接到天安门去玩。”
狗儿最后的一句话彻底打动了我。去看天安门是我多少年的愿望，如果真有这个可能性，我却因为胆小和怕事而放弃了，我不是个天大的傻瓜吗？
我半推半就地接了狗儿的信纸，开始给***写信。当然我不会直接写到信纸上，给***写的信绝对不能够有涂改，我要在废纸上打草稿，修改到十分满意之后，再端端正正抄上去。
我的信是这么写的：
敬爱的***：
首先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我们有一个邻居，他已经八十岁了，最近他看到了油画《***去安源》，他说他认识您，还救过您的命。就是在湖南安源附近的路上，当时您手里拿的就是油画上的那把伞。有一队反动派在后面追您，他就把您掩护到路边的水沟里，引走了反动派，还请您吃了饭，临别时送了您一块银元。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这件事了？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他是编故事骗人的，可我们查了书，他说的时间和地点都很对。我们想请您做一个证明。
又：如果您找到了救命恩人，想要感谢我们，能不能请我们去天安门玩？这里的人一定会羡慕死我们了！
最后，再祝您万岁万万岁。
我一边写，狗儿一边伸着脖子看，鼻腔里呼出的气息弄得我耳根直痒痒。写完了我问她有什么意见？她想了半天说，好像形容词少了点。我不服气地叫起来：“这是写信哎，不是写作文哎！***工作那么忙，你以为他有功夫看我们的形容词吗？”狗儿连忙对我道歉，说她实在不懂写信的规矩。
我们把信纸仔细地叠成四折，灌进信封，写上地址：
北京 天安门
伟大领袖***收
然后我们用糨糊封好口，贴上八分钱的邮票，一起上街，把这封无比严肃的信投进了邮局绿色的邮筒中。离开时，狗儿还不放心地挤到柜台前问了一声：“阿姨，信寄到北京大概要几天？”对方回答说是十天左右。
回家的路上，狗儿掐指计算：信寄过去要十天，***看完，再回信，要两天，然后回信寄过来又是十天，当中要有将近一个月的漫长时间需要我们耐心等待。狗儿叹着气说：“我真是有点等不及了。要是能睡一个长觉，一觉睡过去二十天，那该多好！”随即狗儿又想到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小爱，你说林家爷爷不会突然就死了吧？”
说这话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抓紧我的胳膊，眼睛里透着深深的惊恐和担忧：“我的天呐，要是他等不及回信过来就死了，那该怎么办？”
我说：“不会的，我们两个人看好林家爷爷，不让他死。”
她松一口气，好歹感觉到一点安慰。接下来走路的时候，她更加亲密地靠近了我，整个身体都要挂到我的肩膀上一样，弄得我步子都迈不稳。
实际上狗儿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天晚上林家老头儿关了房门在家里洗澡，被澡盆里溅出来的水稍稍一滑，一屁股坐倒在地，他倒地之前用手撑了那么一下，结果手臂骨折了。
一院子的人络绎不绝地去看他。老头儿面色灰白，胳膊打了石膏，裹着厚厚的白纱布，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我妈俯身凑过去问：“老爹啊，想吃点什么吗？”老头儿看我妈一眼，闭上眼睛，眼球在眼眶里面骨碌碌地转动，不说话。
林老师在旁边回答：“别问他了，他仗着生病，存心折磨人。”
我妈说：“到底他想吃什么嘛？老小老小，人老了就像小孩子，能依着他的，还是依了他吧。”
林老师就苦笑一声：“你晓得他想吃什么？他要吃西瓜。”
我妈惊讶地重复一声：“西瓜呀！”她惭愧地笑了笑，不敢再接话头了。
现在说起来，西瓜实在是一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夏天的时候大街小巷堆得山一样，卖不掉，烂了，西瓜水流得遍地都是。即便在冬天，想吃了，多花点钱，水果店里照样能买到。可是“文革”当中的那一年，西瓜还真是个稀罕玩意儿，因为***号召“备战备荒”，所有的地块都得种粮食，西瓜没人敢种，也不让种。我记得有一回我爸出差去外地开会，大老远的路，他抱回来一个十几斤重的花皮瓜，把小水喜得翻跟头。可见那时候西瓜是何等的珍贵。
我把林家老头儿的愿望当笑话一样告诉了狗儿。狗儿一听就急了：“当然要让他吃到西瓜，他是***的救命恩人啊！”
狗儿自告奋勇去找林老师谈判，要求林老师无论如何要给她父亲买到西瓜。狗儿并且强调说，要是***真的写来了回信，可是林家爷爷却因为吃不到西瓜而死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啊？林老师当时端着一个小米箩在拣绿豆里的蛀虫，一听这话生气了，把米箩砰的一声往旁边地上一放，说：“要不是你们信他那些鬼话，他还不敢娇贵自己，提这种无理要求！”狗儿嘀咕说：“怎么是无理呢？他不过是想吃口西瓜嘛。”林老师气呼呼地说：“想吃肉，我给他买；想吃西瓜，对不起，街上没有，我变不出来。”
狗儿碰了一鼻子灰，从林家出来的时候情绪很低落。小妹在一旁幸灾乐祸：“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我们家的事情也轮得着你来管。”狗儿扭头回答她：“我一定要找到一只西瓜。”
狗儿起先准备拿钱买。她回家把枕头拆开，掏出攒了很久的五毛钱，一个人出去，开始满大街地逛。她把城里每一个菜市场和每一个水果店都跑到了，连块西瓜皮都没有见着。她不甘心，逢人就问：“有西瓜卖吗？知道哪儿种西瓜吗？”人家说：“西瓜没有。黄瓜吃不吃？”她摇头。人家就撇嘴：“又不是怀孕害月子，还非吃西瓜不可？”狗儿居然能让两行眼泪流下来，可怜巴巴告诉人：“我爷爷快死了，他想吃口西瓜再闭眼。”人家大为感动，指点她说：“到五里墩农科站试试吧，听说那儿种了几亩地的瓜，留种的。”
狗儿破涕为笑，飞奔回家，要约我同去。她还撺掇我偷出我爸的自行车。那时候狗儿刚学会骑车，勉强会带人。我这人心善耳朵软，总是经不住别人三两句好话的恳求，趁我爸午饭后赤膊睡大觉时，从他裤袋里偷出钥匙，开了锁，把自行车推出门。狗儿骑上试了试，说车座太高，我们又推着车子到修车店，甜言蜜语地哄着一个老头儿替我们把车座放到最低。
坐在狗儿的自行车后面往城外走，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狗儿骑车的技术不怎么样，但是胆儿贼大，歪歪扭扭居然也能够骑得一路生风。偶尔碰上一辆汽车迎面驶过来，人家见我们两个横冲直撞亡命徒的样子，反而先怕了我们，规规矩矩把车让到路边去，等我们骑过去了，探头骂一声：“不要命啦，小赤佬！”再重新发动车子赶他的路。
骑到五里墩，两个人都被太阳晒脱了一层皮，红头赤脸，像两只煮熟的虾。我们一路打听找到了农科所的西瓜地。天哪，那西瓜长得真是诱人啊，一只只都有篮球那么大，淡绿色的瓜皮，上面均匀分布着漂亮的墨绿色花纹，有的瓜蒂上还连着一朵没有完全枯萎的浅黄色的花。看瓜人的瓜棚搭在马路边，不知道因为阳光太毒还是什么，我们始终没有见到看瓜人的影子，大概他也跟我爸一样赤膊在瓜棚里睡得香吧。
狗儿开始心疼她好不容易攒下的五毛钱，她认为我们不需要花钱买一只瓜，我们完全可以偷一只走。反正偷瓜不是为自己，即便被人抓住了，我们也没有任何愧疚。
她又把我说动了。我总是容易被她说动。我们把自行车锁在马路边，扯几把青藤野草什么的编成一个花环，往头顶一戴，做成野战部队那样的伪装，匍匐前进着在田埂上走。也算我们运气好吧，整个偷瓜的过程中，四野里没见到一个人影。我们两个都不懂挑瓜，不知道什么样的瓜算是成熟了，狗儿说：“挑大的总没有错。”我们就挑选了躺在田埂边上的一只最大的瓜。摘下瓜藤之后才知道错了，那瓜大得我们根本抱不走。狗儿只好放弃大瓜，另选了一只中不溜儿的、看上去模样比较值得信赖的。狗儿弓着腰，把这只瓜紧紧地搂在胸口，对我说：“快走！”我们一溜烟地回到马路上。
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西瓜已经到了我的怀中。我们的心里嗵嗵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因为激动过度，一时间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在后面用脚尖轻轻踢狗儿的腿，表示我兴奋的情绪。狗儿也用脚后跟回应我。结果我们乐极生悲：狗儿的脚离开自行车脚蹬的刹那，车速慢下来，车子的重心开始歪斜，她一下子手忙脚乱，车轮越发东倒西歪，嗵的一声响，我们两个人都摔倒在地上。
当我们摔倒在地的一刻，我们都觉得人不重要，很不重要，就是像林家爷爷那样摔折了胳膊也没有关系，我们只关心西瓜，西瓜没有摔破才是胜利。
可是西瓜摔破了。无可挽回的破了。因为鲜红色的瓜汁已经从裂口处汩汩地流出来，流在我们的手上，身上，还有我们身体倒卧的地上，血一样触目惊心。我起先还试图弥补，用两只手死命地按住裂纹，希冀着瓜皮有自愈合拢的能力。很快我就绝望，我放弃努力，不由自主地哭出了声。
狗儿到底比我大一岁，这时候她表现出了她那个年龄该有的镇静，她站起来，先用膝盖碰碰我的背，又用手拍拍我的肩，干脆利落地说：“别哭了，我们吃掉一半，把另外一半抱回家就行。反正林家爷爷老了，他吃不了太多的东西。”
就这样，我又因祸得福，跟狗儿两个人在马路边上分吃了半个西瓜。瓜瓤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可是瓜汁真甜啊，我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瓜。
我们回家之后才知道，我爸一觉睡醒，以为自行车被人偷了，急得嘴角立时起了两个大水泡。因为那车是公家的，丢了车，我爸起码要赔出两个月的工资，那就把我们家害惨了。后来车子失而复得，我爸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只顾高兴，也就忘了对我的惩罚。
狗儿的左腿在摔倒的时候被自行车压伤，皮下出血，淤起茶杯口大小的一块青斑，大约半个月之后才慢慢消退。狗儿没有喊疼，也没有去医院，照样在林家跑进跑出，满足老头子那些稀奇古怪的、有时候根本是毫无道理的要求。我妈在我面前称赞狗儿说：“看不出来，狗儿这孩子还真是仁义得很。”小山抢着说：“不就是林家爷爷夸过她一句吗？”我妈就指着他：“我还养了你一辈子呢，你将来会对我这么好吗？”
狗儿伤好之后，没有接到***的回信。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有接到。我们都认为是***身边的人把这封信“贪污”了，他们不愿意***身边忽然多出来一个救命恩人，所以压着这封信不肯给他看。
再后来，大约五六年之后吧，两个当事人都年老去世了，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沉睡不醒的谜，我们永远都不能弄清楚林家老头儿的故事是真还是假。一直到今天，我对这段历史上的遗案还是抱有相当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