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剧上，经常能看到清朝人的形象，别的不讲，一顶斗笠状的缨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那是官员的官帽子，而且是春夏季的凉帽。满人入关，不仅勒令汉人剃发，而且必须易服，做官的人，戴大帽子是必须的。到了鸦片战争时节，汉官威仪沦丧已久，汉人早就习惯了满人这一套，脑后的辫子带左衽的服装以及头上的大帽子，都成为中华文物的一部分。

只是，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的洋人，还是少见多怪，对中国人，尤其是官员的一切都很好奇。身体部分，主要是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身体以外的部分，则对这个大帽子特别感兴趣。第一次鸦片战争，洋人对清朝还算尊重，没听说拿大帽子开心取笑的事。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用洋人的话说亚罗战争期间，就有点放肆了。在他们占领广州期间，经常喜欢捉弄清朝的官员，办法之一是，捉到清朝的官员，让他们为洋兵做苦力搬运东西，搬运的时候，须得戴上大帽子。办法之二是，为经常给他们服役的苦力们，扣上官员的大帽子。有事没事，还时常打掉大帽子，让苦力去捡。稍后一点，在上海租界的洋人们，把西式的四轮马车引进了中国，而马车夫，无论中西，均为中国官员打扮，缨帽而箭服。马车一出来，洋大人坐在上面，前面赶车的，俨然一副清朝官员的样子，招摇过市。这一切，让中国文人们看在眼里，哭在脸上，涕泪交加地写在了纸上。这样恶作剧的洋人们，原以为一直痛恨官员的中国百姓，会因此而高兴，没想到，他们居然很愤怒。

在中国人骨子里，一直都认为中国以外的所有人，理所当然地比中国人要低一等或者更多。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咸丰皇帝都跑了，洋人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留在北京的一位士绅，看见官家贴出的告示上，英国国王、法国国王和中国皇帝并列，还如丧考妣，痛心疾首，漫说洋人拿我们朝廷的官帽子开心，成心羞辱了。

无奈，官家不争气，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收复失地，也弄身洋人的官帽子折腾一番，给中国人争口气。所以，凡有爱国心的志士们，只好自己想办法了。好在，洋兵逞凶的时期总会过去，战事完了，无论中外，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来到中国的洋人，也有不少穷人。当年，上海是世界闻名的冒险家的乐园，富人来，穷人也来。大家都来找机会，穷人只要有份合适的工作，都肯做的。有位住在上海租界的中国富商，一口气雇了四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给他拉黄包车。有一阵儿，还弄了一顶轿子，也让这四个洋人为他抬轿子。其实，黄包车也好，轿子也好，都是东方的东西，洋人压根就不熟悉，拉车抬轿子都注定做不好的。而且，雇一个洋人，价格不菲。但是，这位富商，其实不是非得要洋人为他做脚力，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四个洋人抬上他，出门转一圈，中国人沿途围观，大声叫好。自己那个感觉，也就上来了。而洋人呢，只要你肯出大价钱，拉车抬轿，都无所谓。你情我愿中，民间的爱国主义，在这里也找到了感觉。

更有感觉的，是嫖洋妓。开埠最初几十年，中国没有洋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白俄纷纷逃难来到中国。日子难过的俄国女人，也开始操练起了皮肉生意。从上海开始，一些通商口岸，都出现了俄国妓女。生意的对象，华夷不分，金钱面前一律绿灯（华人来嫖，价格要高些）。这样一来，让很多有钱的中国人很兴奋，很有幸福感——不，爱国情感。一时间，嫖洋妓成为报八国联军之仇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既得了快乐，又顺便爱了国，真是一举两得。在上海租界的洋人，对中国人这种情绪和行为，感到相当的愤怒。为了维护所谓白种人的脸面，他们出面捐助，希图阻止俄国妓女卖淫。但是，这样的善举，由于太费钱了，没有坚持多长时间，俄国妓女还是做她们的生意，中国人也继续他们的爱国意淫。

爱国主义的民间小调，一直在哼哼唧唧个不停。但是，这样的爱国小调，挡不住中国受洋人的欺负，连唤醒民众、同仇敌忾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