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各县的衙役，尤其是快班和皂班这两类，在名头上地位很低，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但是在实际上，由于他们是县衙的“工作人员”，跟权力沾边，往往威风八面，街上的平头百姓，见了都得尊称一声“爷”。尤其是捕快，负责破案拿人的，类似今天的警察，权力更是大，酒楼茶肆，人见了都得叫捕翁。这样的工作岗位，套用一句《儒林外史》里胡屠户的话，绝对要比那些种菜担粪的牛上一百倍。即使一般的买卖人，也得让他们不止三分，到你家白吃白拿，你一句都不敢多说。
正因为如此，各地的衙役队伍，实际上一直在扩张，除了正经制役之外，还有不拿补贴的帮役，帮役之外，还有白役。其实，即使正经制役，每年的补贴也少得可怜，大家讨生活，都是靠县衙附带的权力。所谓帮役和白役，今天的语言，就是临时工。在衙役堆里做不拿工资的临时工，也比在家做工种田要强。到了清朝中叶，小县的衙役也有几百，大县则上千，甚至几千。表面上国库一文钱不费，但他们吃的都是国家的饭。
到了晚清，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官员队伍扩张，衙役队伍更扩张。河南多盗，警察势必扩编，像滑县杞县这样的大县，衙役动辄数千人。但是，警匪一家，自古皆然。大的盗贼，或多或少得跟捕快有些联系。河南这样盗贼成群的地方，一些捕快，本身就是盗贼的瓢把子（首领），如果出了人命大案子，上面指令要破案的，买几个贫民，出面顶杠，真要是犯了死罪，处决之前，再用囚犯给他们换出来，或者干脆花大钱买命，顶杠的顶到死。说出真相，也活不了，不仅自己活不了，家人也一并活不了。即使有官员看出问题，为了能早日破案，对上面有个交代，也装不知道。所谓命案必破，破了也就是了，谁管他真假。
同治末年，河南南阳府镇平县有个捕快，名叫胡体安，实际上就是当地的贼头，门徒广布。同治十三年五月，到百里之外的光山县做了一个大案，将一巨室，退休的京官尹文法家洗劫一空。但凡称得上巨室的人家，都不一般，人家也有来头。这家人家很快就查清案子其实就是胡体安做的，一个状子，告到当时的巡抚涂宗瀛那里，涂宗瀛遂下令要镇平县抓捕胡体安归案。这边刚刚下令，那边胡体安已经知道了，一边厢潜逃，一边厢安排人顶杠。顶杠之人，就是胡体安的童仆王树汶。王树汶初时不肯，但胡体安的党徒连唬带打，说顶了，保你不死，以后还可以得一大笔钱，如果不答应，马上就没命。没办法，王树汶只好答应。就这样，来办差的人，抓到了假的胡体安，当时镇平县的县令是两榜进士马翥，自己县里的捕快，身为县令的居然不认识，可见衙役之众。进士老爷审理此案，见此人当堂认罪，不辨真假，草草结案。南阳知府任恺明知有异，也认了账，报到按察使吴直那里，吴直也没有深究，上报刑部，过道手续，就定谳了。其实，王树汶当年年方十五，又瘦又小，见人怯生生的，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贼头。但是，官场的事就是这样，出了案子，只消有人顶罪，案子就算破了，至于贼赃能不能拿到，不是硬指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定谳之后，由于案情严重，盗窃财产数额巨大，上报之后，首犯定了个死罪。就这样，王树汶的小命，眼看到了秋天，就要归西了。
到了问斩这日，王树汶才知道，原来自己受骗了，于是大呼上当，说我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他们许我不死，怎么还要死，冤哪！另有一说是，行刑那天，拉刑车的两头骡子突然发狂，钻进了城隍庙。清朝体制，监刑官如果临刑发现有冤情，可以停刑。还算监刑官恪尽职守，于是，王树汶没死，案子报了上去，重新审理。
重新审理的关键，是查清到底这人是不是胡体安。据王树汶讲，他系邓州人氏，父亲名叫王季福，现还在邓州种田。就这样，审理案子的官员，遂发函要邓州知州朱光第把王季福找到，好来对证。可是，偏在这个时候，河南巡抚换人了，涂宗瀛改任湖广总督，接任的是河道总督李鹤年。而当年参与此案的南阳知府任恺，已经升了道台。案子一旦复审，当年糊涂断案的人，当然知道经不起追究的，真的要是查清楚了，自己肯定有罪过。所以，任恺马上发函给邓州的知州朱光第，要他别管了，就说找不到王季福这个人。当时，由于巡抚换人，新巡抚对这个案子已经不大上心了。任恺身为道台，是朱光第的上司，跟新任巡抚的关系又好，朱光第就坡下驴，本是最省心，也最讨好的事儿。但偏偏这个朱光第，是个死心眼，就是不买任恺的账，活生生地把个王季福给找到了，两下一对，王树汶不是胡体安，真相大白。
但凡地方有事，御史们都要掺和的。王树汶案，由于跟盗案相关，跟衙役作案相关，河南士绅有切肤之痛，自然引起他们的关注。这样一来，御史，尤其是河南籍的御史，弹章交加，声色俱厉，有的言论，也涉及到了当时的河南巡抚李鹤年。按道理说，李鹤年不管这事也可以，反正这案子也不是他任上办的。但偏偏此时的他，受了任恺的蛊惑，又被御史的言论所激，居然自己站起来反击，坚持要办王树汶的死罪。当然，此时再强调王树汶就是胡体安当然不行了，但他还有另外的借口。按大清律，入室盗窃案无论主从，都是死罪。王树汶是胡体安的童仆，原本不过伺候主人的，但李鹤年却坚持说他也是胡体安的党徒，论罪也该死。原案即使有错，错也不大。反过来，另一边的人则坚持认为，王树汶完全是无辜的，此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就这样，围绕王树汶案，朝野分成了两派，互相攻讦，吵成一片。而元凶胡体安到底去了哪里，反倒没有人过问了。朝廷派了钦差大臣下来查案，也没有查清楚。幸好，那时朝廷的当家人，从两宫太后到掌控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还有文祥，都是明白人，知道要想查明这个案子的真相，得依靠专家。清朝的惯例，所有的死刑案，最终审理是要由皇帝一锤定音的，但实际起作用的，是一个由刑部专家组成的班子秋审司，秋审司里面八个人，都是品行端正、精通法律的官员，人称八大圣人。清朝两个顽固派大臣，一个刚毅，一个赵舒翘，都是秋审司的人。这个案子，就落到了赵舒翘手里。一度，李鹤年动用他的关系，游说朝廷，赵舒翘的压力很大。但赵舒翘在调集所有卷宗、研究了案情之后，力主此案就是冤案，无论谁来说情，他都给顶回去。声言，只要他还在秋审司，这案子非翻不可。
就这样，案子最终的结果，差强人意。王树汶无罪释放，而审理此案的马翥和任恺等人都被发配，李鹤年也因此丢了官。此时，离王树汶入狱，已经有三年之久了。案子平反，所有主张王树汶无罪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人们竟然忘了，真凶胡体安还逍遥法外。胡体安也就一直逍遥法外，据说，他换了个地方，换了个名字，依然做他的捕快。
这个时候的清朝，虽号称中兴，但实际上，朝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老问题仍在，新的问题却来了，西方的压力逐渐增加。但由于太平天国的战乱，人口减少了一个多亿，严重的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为之缓解。由湘淮军兴起而伴随的军事现代化，也使得朝廷的镇压能力大大提高，传统农民起义式的反抗，被极大地遏制了。由湘淮军兴起而导致的朝廷政治格局的改变，汉族士大夫的权力份额大幅度增加，也调动起了汉族士大夫维护朝廷的积极性。因此，尽管实质意义上的中兴，并没有出现，但清政府解决问题，尤其是处理问题的技术手段，还是大大提高了。此时的朝廷，对如何应对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但面对战后朝小野大、地方督抚专权的局面，倒是忧心忡忡。朝廷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对平反冤狱十分热心，其实，无非是想借端打击地方督抚而已。杨乃武小白菜案如此，王树汶案也是如此。难怪都察院副都御史张佩纶在该案疏稿后题写道：“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启疆臣藐视朝廷之渐，其患实深。”正因为如此，胡体安才没人过问了。要整的，就是巡抚，杀鸡儆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