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他老父亲阮璃早早地死了，他爱怎么活怎么活。《晋书》里他的传记就是一个“段子”集合：他对讨厌的人把白眼翻上天，也对志同道合的人青眼有加。他不顾叔嫂有别的礼教为嫂嫂送别，也不管男女大防为素不相识的少女哭丧。他醉卧美妇人身边，他也拎着酒缸赶着车、穷途末路之际就泣血哭嚎。他爱酒，酒量却不好，喝高了就铿铿铿地弹琴。传说，有一曲叫《酒狂》的古琴曲就是他写的，那曲子跌跌撞撞，无比糊涂萎靡又有极致的慷慨和激昂，把这个一辈子和自己拧巴的人心里的纠结流传给了后人。
阮籍是竹林名士的领头人，他的行为模式决定了竹林集团的气质——极端的浪漫、自由、个人主义。这一点，阮籍多多少少继承了他老爸阮璃的衣钵，他们都和代表了社群强制力的政府保持距离。只是阮璃在躲不过去躲没有意义的时候放弃了他的隐居，而阮籍，他名声太大，时时刻刻有人盯着，出了什么事他都得表态。但他偏不。终其一世，耍赖也好，佯醉也好，他就是不往你们的“套路”里跳。
阮籍有过三次做大官的机会。一次是正始年间曹爽邀请他做参军，何晏夏侯玄他们正在搞改革，很多有名望的人都持观望态度，阮籍拒绝了。另外一次是高平陵政变以后，司马家上台，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婚，希望阮籍将女儿嫁给司马炎，有了这层姻亲关系，阮籍一定会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结果，他大醉六十天糊弄了过去。他也会主动求官，但都带着一种嘲弄的“嬉皮”精神。他向司马昭求过一个东平相，去了之后又是砸窗户又是敲墙，把衙门变成纳凉广场。再之后，他主动求了一个步兵校尉，却是为了步兵营的酒。他把“正常”的价值观扰乱颠倒，神气得不得了。
但阮籍，他也不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世外高人，相反，他在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腾挪辗转，很有和稀泥的本事。他第一次被邀请做官的时候，太尉蒋济和曹爽都想招募他。蒋济在齐王芳的正始年间封了太尉，是个信仰礼法的人，在个人生活和执政方针上是与司马懿一伙的。相反，曹爽聚集了一帮贵族子弟，很有点后来的“名士”习气。蒋济为了取得阮籍的支持，抢先征辟他做自己的秘书。而阮籍，先谦虚了一番，说魏文侯请子夏当老师，燕昭王请邹衍做老师，自己坐在学生的座位上，是有德的人礼贤下士的做法。不过我虽然身处陋室却没有邹子、子夏那样的德行。能做的也就是好好种田，好好纳税，现在你让我做官，我做不了啊，你还是收回成命吧。蒋济看他这封信有点半推半就，心想也许他是故作姿态，没想到等派人去接他的时候，他已经跑了。后来乡亲们对此很不满，常常指责他。结果他无奈去做了蒋济的秘书，做了两天，找了个理由，又跑了。
你看，阮籍不仅滑得像条泥鳅，而且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滑法：蒋济和曹爽争夺阮籍的支持，阮籍不动声色地稍微往蒋济那里挪了挪。于是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对于将要得势的这一方政治集团，阮籍虽然不愿跟他们绑在一根绳子上，直接做法就是：他当了官不做事，或是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但还是以示区别地给了他们一点面子。就是这点微妙的面子，告诉天下人他不是个反对派，又给自己的独立留了余地，他不像嵇康一样黑白分明，更多的时候站在灰色地带，进退有余。
你实在很难看出这样的阮籍是一个政治敏锐度不高的人，但他就是不愿意做官。一般人认为阮籍同情曹氏，对司马氏的统治不满。但就上面说的事情来看，他却又不买曹氏的账。司马氏派人在皇宫门口把小皇帝曹髦一剑杀了，阮籍甚至连像嵇康一样组织起义的念头都没有动过。
他的那些反抗，大多是空口白话，却起到了重要的扬名立万的作用。于是他独立文人的名声越发地响亮起来，在旁人看来，他似乎还总是承受着被迫害的危险，实际上他相当圆滑：比如说做司马昭秘书的时候，司马昭正认真听一起弑母案的裁断，阮籍冷笑一声，司马昭连皇帝都敢杀，是无君无父到极点，这会儿倒装模作样审起案子来了。于是他忍不住在一边讽刺说，杀爸爸可以，但是不能杀妈妈。听到这种违逆的话，司马昭很生气，阮籍赶紧改口说，因为禽兽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杀父亲是跟禽兽一样，杀母亲是禽兽不如。阮籍不敢惹司马昭，但写劝司马昭当皇帝的“***”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无可奈何，写那张***之前他喝得烂醉，恨不得写那文章时是有人附体，不是他阮籍写出来的。
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反对，阮籍还真在这个激烈碰撞的时代，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裂缝，躲了进去。与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们，在血火权谋间挣扎甚至赌上生命和家族前途的时候，他坐在他的裂缝里，左看右看，抱着他高尚的名声，犹豫不决。
有个好名声代表社会的认可。“爱名”是汉末清流留下的遗产，这是他们正直的标志。况且，曹操因为被许邵评价了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声名鹊起，之后的王衍、谢安都是因为名气大，才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干之前就得到了众人的关注，这都说明，名声是最厉害的无形资产，有了名气好办事。
但是，当一个人抱紧自己的清誉安睡的时候，失去的就是开拓的勇气。如果阮籍天生就是个庄子的信徒，不喜欢入世，不愿意开拓进取，那么名声是锦上添花，倒也好说。只是，对阮籍这样一个“少有济世之志”的人来说，就是痛苦，一面他内心经世救国的潜意识在蠢蠢欲动，另一面又一次一次地捆绑住自己：不能去啊，去了就没命啦。
所以阮籍的内心总是在徘徊纠结，他不像嵇康，嵇康企图超脱君父社会去达到个人自由的无政府状态，哪怕是傻，也坦坦荡荡；就算是死，他也觉得是殉道。而阮籍，一面他和嵇康一样，想像庄子一样追求精神的洁静，所以他写《大人先生传》，描述与造物同化，不受名教约束的大人。他讽刺那些当权的“礼法之士”不过是裤裆里的虱子，沿着裤裆里的线战战兢兢地爬着，生怕违反了礼教。吃着人的肉好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一旦出现了战争，那些大城市覆灭了，这些小虱子在裤裆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停止对于儒家的君慈臣忠的社会结构的向往。他登临广武山，对着楚汉争霸的遗迹忍不住叹了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的咏怀诗里常常有羡慕上阵杀敌、渴望建功立业的句子。比如“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他羡慕的英雄，不是庄子，不是楚狂接舆，而是刘邦项羽，他以一种出世的姿态捆绑住那颗入世的心。难怪叶嘉莹说他那八十二首咏怀诗像是蒸笼里的馒头——大同小异。他给后人留下一个潇洒的形象，但内心却并不超脱。他咏的诗，到处都是心迹，来来回回就是两个字：纠结。
抽几首《咏怀》来看：
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其三十四：
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
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
其四十：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
飘飘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釆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他的诗总是在担忧，在愁苦，在害怕。他的诗里有一张网，网住他，让他喘不过气来。后人总认为是司马昭的逼迫、社会的黑暗让他有苦说不出。但也许，是他自己左右为难，绑住了手脚，也困住了心灵。阮籍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在躲，躲这个社会的变化，躲他自己担当责任的冲动。他总是在自我催眠这不是一个让他大展宏图的时代，他奉行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像伊壁鸠鲁一样在这种享受间得到快乐。他不仅怕以积极认真的态度放手一搏会被卷进曹氏和司马氏的斗争里，有性命之忧，也怕一旦他真正在政治倾轧中做出选择，承担责任，他的清名将会不保。
阮籍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独立人格的挚爱，但是他却不太愿意去检验自己人格的独立。他甚至过于聪明，知道权力带来腐败，带来不同利益集团关乎权钱甚至生死的倾轧。但是做一个“有为”的英雄，却又不能被孤立。因此，当他想要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是他被腐败和倾轧黏上的时候。官场没有清白。人生，总是以失去为代价而得到一些。但阮籍，他什么也不想失去。
他那些在官场里摸爬滚打的朋友，山涛、王戎都做了实权大官，封了侯。他们一个参加了政治改革，选举了无数有才能的人；一个参加了伐吴战争，为统一做了工作。但他们也被指控侵占土地，在腐败官员的名单上位居榜首。
阮籍不愿意成为山涛、王戎这样的人，在他眼里，这是“俗物”，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他又知道，要想有所成就，这些是必经之路。所以他只好将上古的社会理想化，将现实黑暗化，嗜酒放达，眼不见心不烦。他那乘着牛车的穷途之悲，不正是他内心纠结拉扯找不到出口的郁结吗？所以他总是在吐血，母亲死了吐，酒喝多了也吐，时时刻刻都忧郁而痛苦。但牢笼是他面对的时代，也是他给自己画下的。他不愿意做出选择，便永远也走不出来。
阮籍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个人的清誉和政治永不能共存。孔夫子早就说过三种坏朋友是不能交的，装腔作势的，善柔善曲的，溜须拍马的。对于清誉有害的这三种品质恰恰是从政的必修课。他看到父亲做了官丢了隐士的名声却也没改良得了社会，他也听说崔琰因为不想丢掉读书人的骨气，被罢了官之后依然聚集朋友谈论朝政而被杀。他看到前人的路走不通，于是选择了不作为，但却没想到，不作为和走错路一样让人痛苦。
阮籍有一个儿子叫阮浑，长相气度都非常像阮籍。他十分爱这个儿子，但是有一天，阮浑拜见父亲，对他说，我倾慕您旷达的生活态度，请让我也这样生活吧。阮籍沉吟良久，最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你堂哥阮咸已经变成了和我一样的人，你，还是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