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下半年，一抹朦朦胧胧却又实实在在的曙光，突然升起在小石人生的地平线上。尽管它是那么遥远，那么淡弱；尽管它的出现一直是小石胸中执著的企盼和信念；对于这个在泥沼中苦苦挣扎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激动不已的大好信息了。

也许是大气候出现了某种暖流，也许是看在其父的面子上，总之，小石得以在1961年结束了苦役，告别了双桥，回到了南京。在父亲身边，作一名江苏省国画院的工友。

仍属劳改性质，仍要被“监督劳动”。扫地、杂役、什么都得干，就是不能正儿八经地作画，因为他还是个右派。

万幸的是，仅仅一年后，1962年，小石头上的“帽子”被正式宣布摘除！

从理论上说，他终于成了一名正儿八经的公民！虽然摘帽右派的日子实际上并不比右派好过到哪儿去，“摘帽右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一顶帽子，他也仍然是当他的工友。但毕竟“摘”了“帽”。因此，这仍然算得上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未来，或许会因此而日上中天，辉煌起来！未来，或许是一轮又大又圆喷薄而出的太阳！

闻鸡而起舞！

在双桥劳改时，小石的创作就不曾停顿过。强劳动之余，一般人累得筋骨散了架，想的只是大睡一场。小石却舍不得时间，放不下手中的笔。他仍然争分夺秒，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地抓速写，画素描。那期间，几百幅人物，景物在他笔下流淌。他最喜爱的两门课也在一步一步地自修提高。

摘了帽后，外界如何看待他且不去管，自我心理上的一座大山已经推倒，他的基本功练得更勤了。练腕力，悬腕，用毛笔拉线条，很细很细的。也画点油画，没画布，用纸，用饼干筒，用一切找得到想得到的替代品。饼干筒的六个面都画完了，涂掉再画……

这期间，他创作了几幅很有灵气的版画：《虎丘塔》、《相见在天安门》、《黑人依斯波尔》等，被省美术馆收藏了。

若要论他的画作尤其是国画创作有何特点的话，就是从中已隐隐约约透露出一种倾向，一种顽强的探索——陈毅同志曾谑称其父抱石先生为“鬼才”；小石的探索也分明带有了几分“鬼”气——荒诞的现实，残酷的切身体验使小石感到的痛苦，靠现实主义手法（尤其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已无法表现。变形，夸张，便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自然选择。

这期间，还有一个好消息，令小石十分欣慰。他的恩师江丰同志也摘掉了右派帽子。

知徒莫如师。

一次，江丰和许多美术界朋友一起到南京傅抱石先生家去，见客厅内墙上挂着一张抱石爱女傅益瑶的肖像，线条简洁，形象逼真，张仃连声叫好：

“妙！妙在一笔画成！”

而江丰一看便道：

“这是小石的手笔。”

言罢忽然黯然。对傅老连连拱手：

“我对不起你，我没教育好他，可惜了，一个天才！”

傅老则抱拳相对：

“哪里哪里，是我没教育好他……”

此情此景，在场者无不动容。而小石则深为惶恐了：

“不不，都怨我，都怪我自己不争气……”鼻子一酸，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其实，这又怨得了谁呢？！

历史；在此沉思！

而当时的小石，更无心也无暇去顾及这些。父恩母情在他心中沉沉地坠着，他深愧自己报答无门，反因不慎而给他们造成无可补偿的创痛。他决心埋头创作，做父母的驯服工具，牢牢谨记回江苏后父母反复叮咛的谦虚、谨慎、埋头劳动、对任何事不发议论的教诲，死死封闭自己的心灵，以免重蹈覆辙。

难为了他这样性格的人。更难为的是，他居然做得不错，以至许多人都说他表现不错，确有悔改之心云云。

悔改什么？只有天知道！

一天，小石正在国画院拿着大扫帚扫地。只见一位长者从侧面经过，他一下子便认出了他。但，当时仍戴着“帽子”的他，习惯于被人歧视与冷落，从不主动与人打招呼。所以，小石迅即转过身去。

来者是刘海粟先生。

不料，海粟先生偶一回头，发现了他。

“你是小石吧？”

“刘伯伯！”小石惊喜交集，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好吗？”

“好……好……”

海粟先生快步走了过来，望望他手中的扫把，默默地打量了他一番，半晌，这位仁慈的长者才沉沉地吁出一口气来：“坎坷，是造就人才的大熔炉，遇到挫折，不可气馁呀……”

他那温暖的大手轻轻地搭上了小石的肩膀。

“你要画呀！超过你爸爸！至少跳出他的藩篱，自立门户……”

“嗯……”小石唯有点头的份了。他上齿咬着下唇，继续深深地躬着身子，既是表达无可言传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又是为了掩饰那成串的泪滴。

海粟老人的心抽紧了，喉头也感到哽咽；他纵声长笑着，以冲淡这凝重的空气，但心中却分明在暗暗叹息着：可怜呵……这么年轻——他应当有成就的……

听着海粟先生沉重的脚步渐渐远去，小石缓缓地直起腰来。

海粟先生稳步跨上台阶的背影，在他眼中变成了一个模糊而美丽的光环……

他画得更勤，也更用心了。

由于和父亲有了较多的接触，以及在国画院的耳濡目染，小石逐渐对博大精深的中国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兴趣渐而有所转向。从1964年起，他终于毅然决定：从父转攻国画。而刘海粟先生的教诲和父亲对他的正确引导，使他从一开始就决心学父而不拘泥父。他发誓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艰辛但却是属于自己的路。

父亲也支持鼓励他走这条路。

他仍然努力从西洋画中汲取一切可以汲取的养分，尤其是西洋画那准确的素描关系，鲜明的块面效果以及版画强烈的黑白对比，丰富的图案变化等特点。他要在自己雄厚的西洋画基础上，开始国画艺术的探索。

《五虎上将》等一批画作，证明了他的初步探索是成功的。

1965年，他又以国画山水《虎踞龙盘今胜昔》，在十竹斋举办的画展上，一举博得了好评……

曙光仍在飞升。晴空万里的情景在此时似乎已经确定。

小石的生活已逐渐走上正轨，他豪爽的性格，幽默的谈吐又开始活跃起来。新的向心力自然而然地又在他身边形成。又一批年轻的新朋友围到了他的身边。少谈政治，多谈艺术总还是可以的吧！年轻人总得有宣泄自己过剩精力的途径。沙龙式的聚会刚好满足了某些需要，浓茶加香烟，烈酒加神聊，虽然收入甚微，小石却又显出了老脾气，但有所得就毫不吝惜地倾其所有于友好，包括自己的参考书，专业书还有属于他自己的创作心得……

结束本章的时候，有件大事是必须一提的：

1965年国庆前夕，傅抱石先生从上海回到南京，竟从此长眠不醒。

这打击竟来得如此突然，全家人顿时陷入极度悲痛之中。而小石，更多了一个终身的痛憾：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江宁县的乡村劳动。种种原因，竟使他无法及时赶到，再见父亲最后一面。

然而，时势的发展，不久竟从另一面使傅氏一家为抱石先生的早逝产生了一种庆幸，还无意中证明了当时罗时慧女士决定将丈夫火葬竟也是一种英明：她使大师避免了一场开坟曝尸的大辱——傅家先先后后被抄四十余次，一家人被赶得东奔西躲，一贫如洗……

原因何在？

无需多说。知道这是哪一年发生的事就自然不足为奇了——1966年，烈日赤地，热浪滚滚的夏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举国若狂，举世若摇……

小石的命运如何？

而我，将要暂时扼住他那命运的巨轮，将目光投向另一个人物。

一个女性。

一个提到傅小石就必须提到的女性。

一个从与傅小石相遇那一天起，就已不再有自己的独立命运，而从此与他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女性。

她叫王汝瑜。

一个普通而又绝非普通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