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但他在生前不幸被迫害而自杀，在他死后又为一些莫须有的事迹所掩盖。他的存在的影子已经十分稀薄，而且呈现着一个相当歪曲了的轮廓。这是吕氏的不幸，然而不在二千多年后的今日，吕氏的真面目要想被人认识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吧。
本是濮阳人而成为家累千金的这位阳翟大贾，复经纪商业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奔走于秦国的都城咸阳，可知他在当时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而他的经济活动的范围是跨有现今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的。他在当时是真实的一位国际贸易商人。在交通梗塞的当时，在商业上能有这样大范围的活动，可知他绝不是一位寻常的材料，果然他在政治上投了一次机，于是便由商界一跃而进入了政界。
关于他在政治上的那一次投机，《史记》本传和《战国策》都有纪录，虽然它们的内容多少有点不同。当他父亲还在的时候，他贾于邯郸，结识了为质于赵的秦国的诸庶孽孙，异人，他认为“奇货可居”，便回到家里同自己的父亲有过这么样一段戏剧性的谈话：
“〔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父〕曰：‘十倍。’
〔吕〕：‘珠玉之赢几倍？’
〔父〕曰：‘百倍。’
〔吕〕：‘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父〕曰：‘无数。’
〔吕〕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据《战国策·秦策》）
就这样便再往邯郸，以金钱资助异人，为他布置门面，另一方面又到秦国去游说，使异人能够争取到继承王位的资格，结果他是成功了，算盘果真是如了意。
异人本是秦昭王的孙子，昭王享国凡五十六年，死时已经在七十岁以上。据《史记》，“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就是异人的父亲。但异人的兄弟是有二十几位的，他又不居长，居长的名叫子奚。异人的母亲夏姬也没有宠，因此异人在赵为质是一位相当寒伧的落难王孙。他受着不韦的资助而走到意想外的鸿运，对于不韦当然是要感激的。所以当他后来即了王位的时候，吕不韦便做了他的丞相。
以上所述，《史》、《策》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吕不韦游秦之年与他游说的情况。《史记》所记是在昭王末年，安国君为太子的时候。安国君的宠姬华阳夫人是楚国的人，虽有宠而无子。不韦入秦便买贿华阳夫人姊向华阳夫人进言。华阳夫人听从了他，便把异人立为嫡子。《国策》却说在安国君已经即位以后，而不韦所买贿的则是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这在年代上说来，相差要在十年以上。秦始皇是异人之子，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当时异人已经和吕不韦深相结托，大大地阔绰起来了。再隔十年昭王去世，安国君立为孝文王，其时年已五十三，仅立一年而又死去。如把服丧期（据《秦本纪》只一年）除外，则“即位三日”而已。看来《战国策》的年代说显然是有所罣误。至所买贿的华阳夫人的亲人究竟是姊是弟，无关重要，或者也有姊也有弟，而《史》、《策》各纪其一的吧。
因此不韦初入秦游说之年当据《史记》，大率是在始皇生年之前，即秦昭王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之间。当然在初入秦之后也可以再次或屡次入秦，《战国策》所纪的或许也就是最后一次定立异人为太子时的游说吧。
总之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投机是成功了，他使异人被华阳夫人认为嫡嗣，更被定立为太子，转瞬之间竟公然登了王位，真可以说运气太好，而吕不韦的政治航程从此也就一帆风顺了。
但吕不韦的投机，在一般的传说中却还有续篇。而这续篇两千多年以来便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差不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便是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这故事是太普遍了，就连我自己在半个月以前也都是深信不疑，而在认吕不韦为阴谋家之外，于认秦始皇为私生子一点，尤感受着一种私意的满足。因为历史上有好些伟大人物往往是私生子，例如孔子是私生子，耶稣也是私生子。秦始皇之非凡，也正好像为私生子增加了光荣。
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个传说只见于《史记》。本传上说：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这传说虽然得到了久远而广泛的传播，但其本身实在是可疑的。第一，仅见《史记》而为《国策》所不载，没有其它的旁证。第二，和春申君与女環的故事，如像一个刻板印出的文章，情节大类小说。第三，《史记》的本文即互相矛盾而无法说通。关于第三的一层须得加以解释。
怎么说《史记》本文自相矛盾呢？因为他既说秦王政母为邯郸歌姬，然而在下文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这怎么说得通呢？而且既是“大期生子”，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大期”据徐广说是大过十二月，据谯周说是大过十月。要说不足期还有问题，既是大过了十二月或十月。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旧时的学者对于这一事也就早有人怀疑，明时的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史稗》）。又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认为是司马迁有意将“大期”字样写出，以“别嫌明微”，表示传说的不可靠。司马迁有没有这样微妙的用意不得而知，然而传说的不可靠倒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更可以推广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对于这层，前人也有过一些推测。例如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是吕不韦自己有意编造，他想用以暗示始皇，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父亲，应该使他长保富贵。第二种认为是吕氏的门客们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并使天下的人知道秦国是比六国先亡。事既出于推测，本来是无可无不可，不过照王氏的说法，却未免把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看得太下作了。我在这儿不想多作辩驳，但却想另外提出一种推测出来。我认为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的时候，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環的故事编造的。
据《史记·高祖纪》，吕后之父，“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焉”。单父在汉为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县），与吕不韦所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在秦同属三川郡。汉初之河南洛阳郡仅为三川郡之一部分，其“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汉书·地理志》），仅及吕氏户口之一半而已。故吕后父吕公可能是吕不韦的族人。即使毫无族姓关系，吕后党人为使其称制临朝的合理化，亦宜认吕不韦为其族祖，秦始皇为其族父，这样便可对刘氏党人说：天下本是我吕家的天下，你刘家还是从我吕家夺去的。我这自然也只是一种揣测，尚无直接证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断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确实是莫须有的事。
二
秦始皇不仅不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且毫无疑问地还是他的一位强有力的反对者。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一般的人把它太看轻了，似乎认为的确是为了介绍嫪毐，为了太后宣淫，所谓“中冓之言不可道也”的那么一回事。其实就是关系嫪毐的故事，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大的歪曲。我们且根据《史记》，再把这一段故事清理一下吧。
异人即位之后便为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但庄襄王也只做了三年的国王便死了。接着便是秦始皇即位，即位时仅仅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政权不用说是操在被尊为“仲父”的丞相吕不韦手里的。在这初期的几年，吕不韦在行政上应该不会有过什么掣肘。有之，便是在这时有那怪物嫪毐的出现。始皇八年，“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毐国”。这嫪毐究竟是什么人呢？
“始皇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
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史记·吕不韦传》）
这故事也仅见于《史记》。吕不韦在这里所演的节目也同样可疑。首段介绍嫪毐的一节，完全像《金瓶梅》一样的小说。我看，这可能是出于嫪毐的捏诬反噬。
嫪毐和庄襄王后，看来很像清末的西太后与李莲英。吕不韦演的是李鸿章的节目，秦始皇却比光绪皇帝能干得多，所以结果是他占了胜利。你看嫪毐的气焰不够十足吗？赐封长信侯，家僮数千人，无聊的说客甘愿做宦官的舍人的也有千余人（和明末向魏忠贤称干儿的一样）。而且“事无大小皆决于嫪”，这不是比吕不韦的势力还要来得专擅吗？照情势上看来，他和吕不韦一定是有斗争的，而《战国策·魏策》上有一段文字也恰好可以作为这一个推测的证明。
“秦攻魏急。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则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毕）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
这或人的说法正明明指出吕氏与嫪氏的对立，太后与始皇的对立。嫪皃与太后通谋，明明有篡夺王位的野心，故当他被人告发了之后，他就首先发乱，“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秦始皇乃“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皃”。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或即“吕不韦”三字的讹误（吕字，金文有作者，如《中子化盘》吕国之吕作，与“昌”字十分近似。不字，古文作或，与“文”字亦相近。韦字作，如下部夺失，则易误为“君”。——作者注）。照道理上讲来文信侯也是应该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战咸阳，斩首数百”，嫪毐被生擒，除掉被处死了的人数之外，迁蜀的舍人也有“四千余家”。嫪毐的势力算被全灭。但当嫪被生擒时，他当然尽可以栽诬文信侯，极尽他的反噬的能事了。
我们看，假使吕氏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还能那么容忍，在一年之后才免吕不韦的相（九年九月诛嫪，十年十月免吕），而且仅仅免他的相？等到齐人茅焦替太后游说，让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而同时便出文信侯就国。又再隔“岁余”，秦始皇要文信侯与其家属徙蜀，便是充军实边，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等文信侯一死即被由蜀诏回。这儿对立着的嫪、吕二势力之一消一涨，或递消递涨，不是很明白的吗？茅焦，无疑的是中伤了吕氏。他对秦始皇所说的话，照《始皇本纪》，仅有“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背）秦也”的这样几句，这样并不足以说动秦始皇。《说苑·正谏篇》有下列一段比较详细的纪录：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案于时尚未称皇帝）之假父也，人子何敢乃与吾亢（抗）！’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阳宫。……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皇帝……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乃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叙得虽相当详细，但显然使用着小说家的笔法，茅焦所说的话也不过把《史记》的文句略略扩充了一下而已。照那样的说话，不仅不能说动秦始皇，而且反会激怒他的。什么“假父”，什么“两弟”，秦始皇受得了吗？故尔像这样写小说，也是蹩脚的小说。我们如细心地从嫪、吕两氏的消涨以及前后事实的脉络来推测，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这是很容易的，便是说要吕氏才有篡夺的野心，而太后与嫪氏是忠于王室的人。要这样说，才能够转得过始皇的意念，而始皇的意念也就正转了。故尔迎回太后，即逐出不韦，而且还大下逐客令。直至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其宾客数千人窃葬于洛阳北芒山，“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而到了秋天来，则“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如没有对立相克，这事实的错综是无法说明的。特惜茅焦之说，内容失传，谅亦无法传于外，太史公只是信笔敷衍而已。
但要说吕不韦有篡夺的野心，有什么根据可以赢得始皇的相信呢？有的，这根据就在一部《吕氏春秋》。我们请研究《吕氏春秋》吧，从那儿你可以知道秦始皇和吕不韦的冲突，就在思想上已经是怎么也不能解的一个死结。
三
“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本传》）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汉书·艺文志》）
《吕氏春秋》这部书到现在还存在，虽然次第已经改变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内容也略略有些夺佚或错简。这书是在一定的计划下编成的。《十二纪》每纪各五篇，尾上附一篇《序意》。《八览》每览应该是八篇，但开首的《有始览》只有七篇，可知定然脱落了一篇。《序意篇》也系残文，题名下标注“一作《廉孝》”，则《有始览》所夺的一篇或许怕就是“《廉孝》”。《六论》每论各六篇。以上合共一百六十篇，论理是应该有一百六十一篇的。古人著书，序文照例在书后，《序意》虽在《十二纪》之后，但就全书看来，《十二纪》应该依着《史记》的序列，是在《八览》、《六论》之后的。
吕氏辑成这部书的年代，《序意篇》里面表示得很明白，便是“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云云。“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先秦列国纪年，在金文中每每有这样的例子，如越国的《者钟》称“隹越十有九年”，《都公钟》称：“隹都正二月”，《鄀公平侯盂》称“隹鄀八月”，《邓伯氏鼎》称“隹邓八月”，《邓公簋》称“隹邓九月”之类。前人不明此例，又以涒滩之岁与后世甲子纪年之逆推不合，遂多立异说，或以为“八”乃六或四之讹，又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古人太岁纪年乃依实际天象而得，与后世甲子并不一贯，即此也就是证明。今要破此证明而求其一贯，那真是以不狂为狂了。
成书于八年，草创或当在六七年时。在这时候，内则始皇已近成人，而嫪氏势力日益膨大，外则六国日见衰颓，天下将趋于一统。吕氏在这时候纂成这一部书，综合百家九流，畅论天地人物，决不会仅如司马迁所说，只是出于想同列国的四公子比赛比赛的那种虚荣心理的。这书在《汉书·艺文志》被列于“杂家”，而“杂家”中的各书事实上要以本书为代表作，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正好是对于这部书的批评。“杂”之为名无疑是有点恶意的。这书不仅在思想上兼收并蓄，表现得“杂”，就是在文字结构上也每每饤饾泄沓，表现得“杂”。因为篇数有一定的限制，各篇的长短也约略相等，于是便有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强凑成，或把一篇割裂为数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头换面而重出（例如《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囿》），因而全书的体裁，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拙劣的。然而这书却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向来的学者似乎还不曾充分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注意，自春秋末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得到一个极大的开放，呈现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因为奴隶制度解纽了，知识下移，民权上涨，大家正想求得一条新的韧带，以作为新社会的纲领。儒、墨先起，黄老继之，更进而有名、法、纵横、阴阳、兵、农，各执一端，各持一术，欲竞售于世，因而互相斗争，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即在本书中对于这种情势也有叙述：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不二》）。“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斗争反为因矣。吾不非斗，不非争，而非所以斗，所以争。故凡斗争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此惑之大者”（《安死》，据卢文弨校，二文当衔接）。
像这样对立争持的局势，在做《庄子·天下篇》的人便抱的是一种悲观的态度：“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而在吕氏则企图：“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不二》）。
特别是儒、墨，在当时是斗争得最剧烈的两派，差不多彼此之间是不以人相看待的，诚如本书所说：“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下贤》）。然而吕氏却竟把它们兼合了，书中单是以孔、墨对举的辞例便一共有十一处（《当染》、《尊师》、《不侵》、《谕大》、《慎大》、《顺说》、《贵因》、《高义》、《博志》、《有度》、《务大》诸篇）。给予了这两位大师及其徒属以同等的尊敬，这决不是儒、墨两家自动地所能办得到的事，也不是道家所取的那种“二者交讥”的态度（只《有度》一例多少露此痕迹，盖刊落未尽者，说详下）。
其次，它对于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的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而对于墨家、法家则出以批判。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本书的一个原则，也可以说是吕不韦这位古人作为政治家或文化批评家的生命。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他是在秦国做丞相，在秦国著书的人，在秦国要批判墨家、法家，与在秦国要推尊儒家、道家，在这行为本身已经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秦法自商鞅以来便采取了法家的精神，而自惠王以来又渗入了墨家的主张。墨家巨子的腹是惠王的“先生”，唐姑果是惠王的亲信，还有田鸠、谢子这些墨者都曾先后在惠王时代入秦，故秦自惠王时已有墨，而在昭王时却还没有儒。
荀卿，先秦儒家最后的这一位大师，在昭王时曾入秦，昭王见他时开口便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昭王的丞相应侯范雎问荀卿“入秦何见”？荀子答应他：山川形势胜，民风纯朴，百吏忠实服务，士大夫不朋党比周，朝事无留滞，然而说不上王道，其原因就是“无儒”（《荀子·强国》）。这可见在昭王时儒术还没有入秦，而道家是更无用论了。
惠王享国二十八年，武王继之，仅四年而没，昭王继之，在位凡五十六年。荀子游秦当在四一年范雎为相以后，五二年蔡泽代范雎为相以前，或者与吕不韦的初入秦是约略同时的吧。墨术入秦后已七八十年而秦尚“无儒”，这是事实。而在这“无儒”的秦国，仅仅十年之后，吕不韦却把大量的儒者输入了，这却也是事实。这个事实在论吕不韦的为人和政见上是必需注意的。
把这些主要的关键弄明白了之后我们再去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觉着它并不“杂”，它是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在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生的教条，遵守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着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罚，名家的诡辩苟察。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着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我们了解了这些，再去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觉它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是和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反对，尤其是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作正面的冲突。
吕不韦可以说是秦始皇的死对头，秦始皇要除掉他是理所当然而亦势所必然。他既要除掉吕氏，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体贴意旨，替吕氏的反对党太后与嫪氏说话的人，如茅焦，难道还不晓得利用这种思想的冲突，作为挑拨离间的工具吗？茅焦或许不必就是太后党，但他是“齐人”，他要对敌国的君臣离间，他要中伤吕不韦，在他或许也就如魏国的“或人”那样，正是出于忠于祖国的政略。又看秦始皇对于吕不韦的弹压，终不像对于嫪氏那样放手，也足以证明他自己是有些顾忌。那么，凡在吕不韦名下的一些污秽事迹，我们是不能无条件地认为真正的史实的。
四
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那种宇宙观和人生观是怎样的呢？它是认为宇宙万物出于一元，这个一元叫作“太一”，又叫作“道”，更素朴一点的时候便叫作“精气”。由这浑沌的一元而判生天地，便分阴分阳；由这对立的阴阳两气的推移而生出变化，便有万事万物出现。一既生万，万复归于一，循回返复，无有终穷。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
你看，这“太一”，岂不就是《易传》上的太极？《易传》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分阴分阳，递用柔刚”，和这儿的话不正是大同小异？注意变化，所谓“剥极必复，复极反剥”，不也和这儿有同一的声息？但这“太一”却本是“道”的别名：
“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大乐》）
这不又纯全是道家的口吻？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为道。强为之名曰太〔一〕”（《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这“道”，这“太一”，究竟是什么？是观念，还是实体，从这些文句中判断不出。看情形，似乎就是别的篇章中所说的“精气”。
“天道圆，地道方。……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圜道》）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良）。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敻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尽数》）
这和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或者“夜气”，显然又有一脉的相通了。写这些字句的人显然在做诗，他在这些观念中感受着高度的陶醉，他的精神在随着宇宙的盈虚而波动，随着精气的上下而抑扬，他在宇宙万汇中显然是看出了音乐。
这些文辞明显地是把儒家与道家折衷了。但是从这里我们仍然只看得出变化，看不出进化，宇宙万物只是在那儿兜圈子。这兜圈子的观念表现得更具体点的，是它采取了五行生胜与五德终始的说法，这表现在《十二月纪》和《荡兵》、《应同》诸篇。
《十二月纪》同于《礼记》中的《月令》、《淮南鸿烈》中的《时则》，《逸周书》中也有这一篇，这论理不是吕氏门下所撰录，但不能出于战国以前。在这里已经采用着石申（战国时魏人）二十八宿的完整系统，而渗透着五行相生的配合。
这里中央土一项是为吕氏所没有的，依《礼记·月令》补。五性与五事只《孟夏纪》有“礼”与“视”，其他据别种资料补入。五兵据《管子·幼官篇》补入。《管》书无矢，《易》言“金矢”“黄矢”故据补。
像这样凡是五项为一系统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地配列起来，自然不足五项的要益它一下，譬如在四季之外添一中气，在四方之内添一中央；超过五项的要损它一下，如数减去一二三四，六牲省去马。没有的，当然可以依照这个公式从新造出，如五帝五神之类都是新编的系统。这在现代看来，当然是牵强附会，有好些项目简直可笑。而且在秦以后，这一套观念更作了畸形的发展，成为了迷信的大本营，妖怪的间谍网，窜入于最基本的生活习惯中，就像恶性癌肿的窜走络一样，足足维持了二千多年的绝对权威。到现在虽然被推翻了，而它的根荄依然没有拔尽。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是封建社会使这一思想走入了迷宫，没有得到合理的发展。这一思想在它初发生的时候，我们倒应当说它是反迷信的，更近于科学的。在神权思想动摇了的时代，学者不满足于万物为神所造的那种陈腐的观念，故尔有无神论出现，有太一阴阳等新的观念产生。对这新的观念犹嫌其笼统，还要更分析入微，还要更具体化一点，于是便有这原始原子说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出现。万物的构成求之于这些实质的五个大原素，这思想应该算是一大进步。这本由子思、孟轲所倡导（见《荀子·非十二子篇》）而为阴阳家的邹衍所发展了。在二千多年前的智识水准能分析到这样的程度已经是不容易的，而秦以后的那一大批畸形的发展，子思、孟轲、邹衍都不能任其罪，即思想本身亦不能任其罪。要打破迷信的思想，须推翻封建的机构。我们不要看见五行说后来的迷信化，遗祸于世过深，便连它发生时的进步性都要推翻打倒，那是不科学、不辩证的看法。譬如近代的化学在欧洲中世纪时也曾为迷信的点金术，我们并不因点金术的历史而推翻化学，也不因此而否认希腊的恩披多克列士（empedocles）的四行——地气水火——为原子论的始祖。要用比附的方法来说吧，或者子思、孟轲就等于恩披多克列士和其一派，而邹衍则如后起的德摩克里特士（democritus）吧。原子说在印度古代思想中也有，在佛教之前的胜宗以四大，地水火风为“极微”，为形成万物之根。四项原素与希腊相同，而希腊为后，可能是由印度的输入。子思的五行虽有三项相同，而金木两项与风绝异，应该是有他的独创性的。
把五行配于节季，更把五德的终始作为天地剖判以来的转移过程，这不用说是五行的观念论化，但它的动机也是想利用这更新的见解来作为说明宇宙万物之生成及运动的原理。但五行节季和五德终始的次第不相一致，这是值得注意的。
五行节季是以相生为序，木火土金水，而五德终始则为土木金火水，倒数上去便是相克为序的。五德终始的大略见于《荡兵篇》与《应同篇》：
“黄、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荡兵》）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应同》）
以相生的次序而递禅，五帝和五神都各有一定的时期交代，这似乎很民主，这大约就是禅让说的扩大（倒过来，当然也就成为根源）。在这儿宇宙每年一次的在兜圈子，五行也跟着兜圈子。
以相克的逆序而转移，帝王便要用兵争取胜负，胜者为主，各人所主的时间无定限，主得不好便要起革命而且可以跳跃。这自然是征诛说的扩大（倒过来，当然也就成为征诛的根据）。在这儿宇宙，宁可说是人事界吧，以不定的大期限在兜大圈子，五行也跟着兜大圈子。
这两套学说断然是采自两家，《月令》成为了儒家的重要典礼，我想那一定是子思、孟轲派的系统。五德终始说分明是采自邹衍，这是阴阳家的本家。邹衍的书可惜失掉了，它的大略就算幸存于本书及《史记·孟荀列传》。邹衍当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但他完成了另外一个宗派。
但在这两套学说里面都只能看得出变化而看不出进化。儒家本来有“日新”的观念的，就是邹衍也这样说过：“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列传》）。虽不十分明朗，可也包含有进化的念头，特在宇宙原理中似乎没有找到方法来说明，或者也就是那种循环的公式太固定了，函盖不了实际。
因此《吕氏》书中在讨论宇宙原理的范围之外也透露了些进化的消息。
“夷（原作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察今》）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则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同上）
这很明显地与邹衍“有易则易”之说相平行，同时也接近于荀子的“法后王”的意见。至如《恃君览》一篇，那差不多就是上举《察今篇》的那些话的详细的引证，今摘其大略如下：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扦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为）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恃君》）
这由原始社会看出来的社会进化是很合乎实际的，这当然是由古代传说得来的概念，但在周遭的后进民族中也可找到直接的证佐，《恃君览》中也是有所序述的，我们可以不必多事征引了。
五
我们跳跃一步来研讨《吕氏》书中的政治主张吧。我在这儿要取一个巧，只想把一些重要的文句汇集起来，无须乎多事说明。
第一，他是反对家天下制的。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恃君》）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人〕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长利》）
“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去私》）
第二，他是尊重民意的。
“先王先顺民心。”（《顺民》）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同上）
“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精通》）
“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爱类》）
“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同上）
“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上）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言自众举出。）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夫以众者，此人君之大宝也。”（《用众》）
“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用民》）
“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为故（事）。”（《行论》）
“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怀宠》）
第三，他是赞成修齐治平的哲人政治的。
“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执一》）
“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强者，其失之弥远。”（《论人》）
“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尊师》）
“圣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先己》）
“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同上）
“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乎仁。”（《精通》）
第四，他讴歌禅让。
“尧、舜贤者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圜道》）
“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戆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徼而矜于名也，反（返）其实也。”（《士容》）
“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恃君》）
第五，他主张君主无为。
“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分职》）
“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君守》）
“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同上）
“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同上）
“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上声）。”（同上）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
“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勿躬》）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知度》）
“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其）言，不夺之（其）事，督名审实，官复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好问也）为宝。”（同上）
“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审应》）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士节》）
“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弱，不知要故也。”（《当染》）
“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博志》）
“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勿躬》）
“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君守》）
“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任数》）
“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骄恣》）
“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耻无大乎危者。”（《似顺》）
“人主之所惑者……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分职》）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其于物也，不可得之（是）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雠；意气易动，跻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是）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后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是）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及。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情欲》）
“天下为公”这样的话，在现在说起来，当然是很平常的了。但在家天下的时代，尤其是在奴隶领主政权的时代，那应该具有一种钢铁的声音。既认“天下为公”，自然就是把天下国家的主体移到了人民身上来。处理天下国家的事当然也就是人民的事，但人民要选择贤者来处理，所以说：“君之所以立，出乎众”。君必定要贤人才可以做得，为了要代代都是贤人，那就只好采取禅让的方式，未成为奴隶制前的原始社会，的确也是这样的。但后来奴隶制成立，成为了家天下的方式，君位竟由子孙继承了。以子孙来继承君位，那为君的人便不能保证代代都是贤人。照理想上说来，自然是以恢复禅让制为最好，但这不是那么轻易办得到的。而且在战国中叶，燕国的王哙与子之演过一次禅让的闹剧，闹出了笑话，自不免为当时学者间的禅让说的一个打击，因而便有君主无为的想法出来。那样，如人君贤固然好，如不贤也就不致坏事了。故儒家主张“恭己正南面，垂拱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就是法家也是同样，只是主张用“术”（手腕）而已。只有墨家不同，它是绝端主张强力躬行的。
《吕氏》书中的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虽然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有时甚至有些法家的气息（如上举《审分览》语）。无疑，吕不韦本人倒可以说是一位进步的政治家，不然他是不会容许这种理论在他的名下综合起来的。
六
“行夏之时”，是孔子假想执政时准备首先施行的一条政纲。这种以孟春建寅之月为岁首的所谓夏历，和中国的农业社会很适应，施行起来对于一般的农民会很感觉方便，故尔孔子特别重视它。吕氏所重视的也就是这夏历，《十二月纪》便是证明。《十二月纪》是一部王者的年中行事或施政历程，是儒家式的重农制度下的一套重要的典礼。故吕氏即使取自成文，也可证明他把这套典礼是看得怎样宝贵。真的，吕氏本人很有意思，他的出身虽是阳翟大贾，而他却是一位重农主义者，这是值得注意的事。
“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贵当》）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復（複），其产復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合（原作令），不合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上农》）
他所说的这些道理究竟是不是绝对正确，我们可以不必追问，但他明白地是重农，不仅是视为重要的生产，而且是视为重要的政略。
儒家是主张德政的，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勉）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种思想在《吕氏》书中也流荡着。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上德》）
“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瞻）乎四海，……虚素以公，小民皆（偕）之。其之（赴也）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授）之。此之谓顺情。……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同上）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用民》）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适威》）
“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同上）
注意德政并不是说不用刑罚，儒家本没有这样的意思，吕氏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假使是不用，那便成为道家）。他们只是说不能专用刑罚而已（假使是专用，那便成为法家）。孔子也曾说过“必世而后仁”，又赞成“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故尔吕氏同时也在主张赏罚必信，赏罚须有充实。
“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慎小》）
“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用民》）
“宋人有取（趋）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溪）水。又复取道，其马〔又〕不进，又倒而投之（溪）水。如此者三。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用民》）
为了调剂刑政，儒家是看重音乐的功用的，吕氏也承继着这个传统，在《仲夏纪》与《季夏纪》中费了不少的篇幅来讨论音乐，他接受了公孙尼子的《乐记》的理论，有时还把它扩张了。在这儿同时还尽了反对墨家的能事。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原作兴）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
刑之大者为兵。儒家不废刑，故亦不废兵。孔子为政，须“足食足兵”而“教民即戎”。吕氏也承继着这个传统，在《孟秋纪》与《仲秋纪》中，同样费了不少的篇幅来讨论兵，他主张义兵，而驳斥偃兵非攻之说，在这儿也尽了反对墨家的能事。
“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忤）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荡兵》）
“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世之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则乡（向）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振乱》）
关于“非乐”与“非攻”，像这样对于墨家的批评，可以说是相当猛烈，而全书中所取于墨家的地方也很少，如尚贤节用，并不是墨家的特见，薄葬也并没有薄到墨家所主张的那样脊觳的地步。此外则墨家兼爱而吕氏不兼，他说“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爱类》）。吕氏更采取儒家的孝道，在先秦书籍中首先引用了《孝经》（《察微》）。孝道被认为是平天下治国家之本，“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孝行》）。对于亲疏轻重而有先后，是儒家的差等爱，并非墨家的兼爱。
吕氏也主张忠，每将忠与孝并列。“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劝学》），“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尊师》）。“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不苟》）。这和墨家“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的“尚同”之义亦不相同，故他竟能主张到“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恃君》）。这是墨家思想中所决不曾有的。
墨家尊天明鬼，而吕氏则极重理智。书中也有天，但它的天是道，是太一，是精气，是自然，而不是有意想行识的人格神，上帝。对于鬼神之事也采取的是合理的解释：
“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博志》）
“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观表》）
这些是极可宝贵的话，不仅对于二千多年前的墨家是绝好的开导，就是对于二千多年后的今天的一些观念论者，也是很亲切的启蒙。鬼神并非真的存在，而实在是精巧和圣智的投影，无知者主观上的产物。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卜筮等所谓媒介人神的工具也就不足信了。
“今世，上（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尽数》）
“今夫塞（赛）者，勇力。时日卜筮祷祠，无事焉。善者必胜。”（《察贤》）
鬼神既不足信，则妖异自当化除，书中于《明理篇》，颇有天妖、人妖、物妖各项的叙述，其主旨认为妖之兴归本于人事的不善，故颜其篇曰“《明理》”。在现代看来，其所“明”之“理”，虽然并不怎么“明”，但在当年总不失为是一种理性的说法，视神而化之者已大有径庭。《慎大览篇》载有一段故事，正好说明这种态度。
“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汝）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既不承认上帝鬼神，照儒家的思想系统上说来，便当承认自然中的必然性，便是命。吕氏对于命也恰好下出了一个定义：“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国士知其若此也，故以义为之决（判断），而安处之”（《知分》）。命，这种必然性，在自然界中总是存在的，不必对于它低头，也不必对于它反脸，我行我是（义），随它去！这种正是儒家的态度，而和墨家的也恰相反。故他又说：
“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有盛盈蚡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故）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愉）然而以待耳。”（《知分》）
“达士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同上）
《吕氏》全书重理智的色彩相当浓厚，因此它对于淫辞诡辩也是反对的。它是抱着儒家“正名”的本旨，要准乎义理，合乎实用，而不为苟辩、苟察。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凡乱者刑（形）名不当也，……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正名》）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返）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知度》）
“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辩也，士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后说，必当义然后议。”（《怀宠》）
“辩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辩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当务》）
“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君守》）
这所反对的当然不止名家，就是墨家后学的辩者之流也是在所反对之列的。且看《荡兵篇》所说：“援推，兵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辩，文学虽博，犹不见听”，便分明指斥的是墨家；便是“援推”二字也就是《墨子·小取篇》中关于辩论上的术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否）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七
在多士济济的吕氏门下，我们可以相信九流百家都是有的，墨家、法家、名家不用说都有，但这些分子显然不占势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氏》书中把墨子和孔子相提并称的地方那么多，而却处处攻击墨子的学说。但攻击他的学说时却又是混含着说的，绝不道出任何派别，任何个人的名字。如像说，“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或者说，“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有时甚至于连这样混含着的指示都不提。这里一定是有所顾虑的。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政治家或学者们的礼貌，但我相信，在吕门之外，秦国之墨者一定还很多，故尔不好明目张胆的攻击。
道家颇占势力，其中庄子的门人一定相当多，书中每称引《庄子》（《去尤》），有好些辞句与《庄子》书完全相同，如《必己篇》差不多强半是采自《庄子》的《外物篇》。又如《有度篇》的下列一节，更根据庄子的主张来批评孔、墨。书中指名孔、墨而加以批评的就只有这一节，特别是批评孔子。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言负担太重），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庄子》作‘彻志之勃’），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通，《庄》作达）。贵富显严名利（《庄》作富贵），六者悖意者也（《庄》无下者字，下同）。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庄》作‘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庄》无清字，下同），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故曰”以下乃《庄子·庚桑楚篇》的一节，明明是引书，故称“故曰”，只是没有把《庄子》标明出来。像这些地方自然是庄子之徒透露了他们的门户。语气已经和平得多，只说“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没有说“掊击圣人……攘弃仁义”（《庄子·胠箧篇》）那样激烈的话。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逃过了主编者的眼目而未被删掉的吧？
但无论怎么说，儒家总是占最大势力的。高诱序谓“不韦乃集儒者（原作书）使著其所闻”，虽不必便是事实，但可以说是得其近似。儒家中究竟有些什么人，无从查考了。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有一位李斯。《史记·李斯列传》：“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可见李斯颇为吕不韦所重用，在《吕氏春秋》的撰辑上他一定是尽了力的。李斯是荀卿的弟子，在初当然还未放弃儒术，因此吕氏之所以特别要大量地引用儒者入秦，并大量地引用儒术著书，我相信李斯一定参加了意见，而且这意见也就是荀卿的意见。《荀子·强国篇》中有下列一段，便是证明。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此所谓力术止也。……然则奈何？曰：节威反文。案（爰）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若是，则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若是，则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
据杨惊注，以为《新序》作“李斯问孙卿”云云，是否果为李斯所问虽不能断定，但荀子对于秦怀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秦能够施行儒术却是事实。儒家原来是反秦的，但到荀卿时，秦的力量已经充分强大，早迟有统一中国的情势，故他不得不改变儒家的态度。他自己也曾经亲自入秦，见昭王，见应侯，为儒家传道。他的说法没有为昭王与应侯所采用，但不久之间却为吕不韦所采用了。吕不韦本人无论在赵的邯郸或秦的咸阳，都有可能亲自见过荀子，甚至于可以说，他可能还是荀子的门人。因为荀卿晚年曾回赵国，同赵孝成王“议兵”，于时应该就是吕不韦在邯郸的时候。不韦入秦也应该与荀子是约略同时，但我们找不出直接的证据来。即使不韦不曾见过或师事过荀子，而荀子的意见由李斯间接传到，那可是毫无问题的。
这种见解，对于秦国的政治是一种改革，吕不韦却在这儿执行了起来，虽然在政治上的施设没有留下什么，只留着表示他的政见的一部书。毫无问题，秦国内部也有莫大的阻力存在的。阻力的初期是后党的嫪毐，其后便是秦始皇自己了。
秦始皇诛锄嫪毐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不再是孩子了。这位未来的大独裁者，据《史记·本纪》所载，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显然都很有缺陷。以下是尉缭所说的话：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气管枝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轻视。看他母亲的肆无忌惮，又看嫪毐与太后谋，“王即薨，以子为后”（《吕不韦传》），可见他还那么年轻的时候便早有人说他快死，在企图篡他的王位了。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身居王位，要这样发展也没有什么阻碍。结果他是发展向着这一条路上来了。“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始皇周围有些什么人物，也不甚详细。在攻嫪毐的时候有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于时不韦尚未免相，昌文君应该就是不韦，而昌平君的思想系统也不明。为太后说话的齐人茅焦，被始皇尊为“仲父”，显然是反吕不韦的，但他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朕迹。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是在不韦免相的一年，他为秦王所十分敬礼，致“衣服食饮与缭同”，而且“卒用其计策”。这位先生是有著作的，今存《尉缭子》二十四篇，内容系言兵，当即《汉书·艺文志·兵形势类》“《尉缭》三十一篇”之残，但系依托。又《艺文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注云“六国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缭为商鞅学”，则是尉缭乃法家，可惜这书已经失传了。但他是法家这一点，由秦始皇喜欢韩非的书可以作为旁证。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的主张是毫无问题的。
法家的主张，自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以来便是秦国的传统，但有一点除孝公以外都没有认真实行，便是法家的君道的主张。法家也主张人君不管事，虽然申、韩之流和道家的无为，儒家的德化不同，而是要用术。韩非子说得最明白：“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主道》）。又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人主只管用人，不管行政，不用说也是在调剂世袭制的弊病。秦国的列君，只有孝公对于商鞅是做到了。商鞅俨然是责任内阁的首相。但自孝公一死，惠文王便不甘于无所作为，把商鞅车裂了。尔后武王、昭王可以说都是守着惠文王的传统，丞相时常是换来换去的。穰侯魏冉在昭王前半曾经专擅过一段长远的时期，但经“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而他的位置被范雎夺去了。不几年又换成蔡泽，但都不安于位。
惠王的这个传统是和墨家的君道主张一致的，人君要自己动手，强力疾作，不能垂拱待治。人君要做一切的表率，苦干到底，假使不能苦干，那做人臣的，做人民的，便都会怠惰，国家也就因而乱亡。惠王实践了这种主张，可能就是得到墨家的传授。墨家巨子腹是惠王的先生，墨者唐姑果是惠王的亲信，在他的一代先后有墨者集中于秦，墨家的主张对于秦的政治不能说没有影响。当然秦国也并没有全部采用墨术，但部分地采用了，尤其是君道，我看是毫无问题的。
到了秦始皇把这力疾躬行的君道更是实践到了极端。侯生、卢生等批评他的话最为扼要：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一切是自己动手，丞相大臣都是具员，博士良士仅顾饭碗，天下是狱吏的天下。这和吕不韦的主张不是如像立在地球的南北两极吗？明白了这层对立的关系，吕不韦要被秦始皇赶掉，甚至于干掉，不是容易了解的事吗？
大独裁者的征候在他十几岁时可能早就有些表现，吕不韦当得在替他心焦。《吕氏春秋》一书之所以赶着在八年做出，可能是有意向他说教。然而结果是无效，或者反生了逆效果。在书成后的第三年吕氏便失足，再后年余便被逼自鸩了。
当吕不韦免相的一年，秦始皇大下逐客令，吕氏门下那些儒家、道家当然在被逐之列。在这时那位李斯先生便变了节，有名的《谏逐客书》是脍炙人口的文章，但那只是一篇煽情的谀辞。文章里面，提到秦穆公用五子，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睢，而于庄襄王用吕不韦则绝口不提，这正表示李老夫子的聪明。在这时吕不韦正背了时，他假如要提到他，一定会触犯始皇的怒鳞的。他本来是吕门的人，不与吕氏同进退，而靦颜以媚秦始皇，恋恋于禄位，他的操守实在可成问题。然而近时论者颇有人以为他是荀子的门徒，始皇用他，便是始皇用了儒术，那样皮相的见解恰恰说到事实的反面。事实是李斯献媚于秦始皇，把自己所学抛进茅坑里去了。后来在他做了丞相的时候，他的先生“荀卿为之不食”（《盐铁论·毁学》），不是没有来由的。其实秦始皇又何尝用了他呢！“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哪里有他的事做！他不过善于体贴意旨，应时做过一些传声筒而已。治驰道，兴游观，下焚书令，要算是他的最大的德政，然而也不过是先意承志而已。到后来在二世时代与赵高争宠失败，还从狱中上书，把秦自孝公以来的一切文治武功，都写在自己项下，甚至于说出“缓刑罚，薄赋敛，……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的话，那未免夸诞得可笑。
八
秦始皇这一位大人物，在他的思想、政见和其它一切的态度上，和吕不韦或他的一群可以说是正相反对的。我们认得清吕不韦，也就可以认得清秦始皇；反过来，我们假如认得清秦始皇，那也就更认得清吕不韦。他们是怎样正反对的呢？我们再来研讨一下秦始皇这一面的情形吧。
还是先从宇宙观和人生观上来说。和吕氏的无神论相对比，秦始皇是一位有神论者，而且沿守着秦人的原始信念，怀抱着一个多神的世界。《史记·封禅书》，“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以下所载，叙述得很详，天神地袛人鬼无所不有。“唯雍四畤，上帝为尊”，至上神的存在是维持着的。在他二十七年的时候“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信宫就是神宫，神者伸也，伸与信古字通用。天极者，据《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这太一是上帝的别名，和吕氏的道的太一，同名而异实。故尔极庙应该就是至上神庙。
抱着那样一种多神的宇宙观当然怀着极浓厚的迷信。尽管《琅邪台刻石文》有着这样的话，“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而始皇自己却是更加“假”得厉害。不，他不是“假”，而是真的在信仰。你看，他不是在封泰山，禅梁父，听信一般方士的鬼话，求神山，求仙人，求不死药吗？他因“燕人卢生以鬼神事，因奏图录曰：‘亡秦者胡也’，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击胡”（三十二年）。这迷信的程度不是可以惊人的吗！他信仰鬼神，不仅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人，而且还相信可以用法术嫁祸于人。“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封禅书》）。
这群神分镇的宇宙，在他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他不仅否认进化，而且否认变化。他自己就是至上神的化身，所以他的天下也应该万世不变，在他之后，要“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这都还是让了价的，事实是他自己想长生不老，一直活到“无穷”。
有趣的是他却相信了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说：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本纪》二十六年）
“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历书》）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日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封禅书》）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同上）
奏上这“终始五德”的大约就是齐人徐市或博士齐人淳于越之流。承认天地不变，皇统万世一系的人，却又采用了这个循环变化的假说，在外表上显然是一个矛盾。但在始皇自己大约一点也不以为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尽可以这样想，使水德永远支配下去，不再转移为土德。
在采用邹衍说的这一点，和吕不韦的态度有部分的平行，但吕氏在原则上承认变化，而他是不承认的；吕氏同时采用了儒家相生的系统，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而他却以建亥之月为岁首。二者之间的距离可以说依然很大。
秦始皇的性格相当矛盾，有时也显然在和神鬼斗争。例如二十八年他东行郡县，“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又例如在他要死的那一年（三十七年），“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像这样，他的英雄气概真显得有点唐吉珂德式了。他和湘君斗，和海神斗，事实上是承认着有这样的神。其所以敢于和它们斗，是因为他自信就是上帝的化身，在权威上还要高一等或数等。
他的人生观自然是一位非命主义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他想永远长生，而富贵始终在他自己的手里。他那么不可一世的人，被几位狡猾的方士便玩弄得和土偶一样。三神山没有着落，不死药落了空，仙人化为了烟霞，方士们逃跑了。但等他病得要死的时候，他依然“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他老先生可以说是死不觉悟的了。然而“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吕氏·节丧》），盖世的大英雄终也敌不过大限的来临，只好遗诏给他的长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
他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大约因为不相信命，所以敢于极端享乐。他的儿女相当多，二世胡亥是第十八位王子，就可以证明。读李斯的《谏逐客书》，可知在未兼并天下之前，已经有不少的郑、卫的声色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在他的周围，在既兼并天下以后，大兴土木，在咸阳北阪上仿造各国宫室，“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充满着“帷帐钟鼓美人”。就是在他死后，二世命“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真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女子。这只是他纵欲的一项。
其次是李斯所夸口的“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这正是秦始皇的空前的大享乐。“治驰道”一事书于二十七年，但这工程不止是一年的事，其比较详细的情形见《蒙恬传》与贾山《至言》。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记·蒙恬传》）
这条路还没有通成，秦始皇便死了。司马迁自己是走过这一条路的，他在《蒙恬传》后的赞语里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这只是北边的一条直道，大约修筑最迟。此外还有好几条直道，多少替我们留下了这项纪录的，却要感谢汉初的贾山了。他的《至言》——上汉文帝言治乱之道的奏疏是很可宝贵的文献。那里面说：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凭）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
这规模的宏大和修筑的合乎近代式，就是现今某些国家的公路都不见得能够赶上。这些直道在地下必然断片地还有留存，我相信将来在田野考古上一定会有发现的希望的。直道的修筑对于交通的沟通上是有了莫大的贡献，后来陈涉、吴广起义，周文的兵长驱直入，很快就到了戏下的，就是取的直道。但始皇筑这直道的动机却完全为的是“游观”，十年之间，五大巡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他的宫室的壮丽当然也很惊人：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作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银河）抵营室也。”（《本纪》三十五年）
真是堂哉皇哉，前无往古。这在贾山的奏疏上也略有记述：
“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
两书所说的大小度数稍有出入，或者《史记》是据阿房前殿的大小而言，贾山是指朝宫全体而言的吧。《三辅黄图》也有记述，大小与《史记》同，而于内部构造较详。
“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作阿房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建五丈旗。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周驰为复道，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太极阁道抵营室也。”
这“三百余里”的数字是从《史记》“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而来，而更加夸大了一些，概称为“阿房宫”，大约是六朝人的语法吧。这些宫殿，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建起来固然不容易，烧起来却也太容易了。后来楚霸王入咸阳，一火而焚，三月不灭，想见当时四处放火的壮观。前有秦始皇，后有楚霸王，短期间便出了这么两位大豪杰，实在也只好说是天生一对了。但从建设重于毁坏这一点说来，我们是应该宽假秦始皇而痛恨楚霸王的。请注意：楚霸王原本是楚国的一位没落贵族。
阿房宫是毁灭了，但有有名的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流传。那虽然不免出于文人的幻想（因为阿房宫并未完成），却是把秦始皇穷奢极乐的精神表现得最为酣畅。
像这种极端纵欲的生活，和《吕氏春秋》中所主张的生活态度也真是相反到了极端。吕氏主张卫生，主张节欲，主张不可勉强。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积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辛、大苦、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同上）
像这些关于卫生的教条，就是现在看起来也是很合乎科学的。而对于秦始皇，也俨然就像在耳提面训的一样。但我想那位伟大的独裁者，对于吕氏这书一定是视为眼中钉的。
无形世界的神鬼既有等级，有形世界的生人也当然有等级，古时候“人有十等”的那种观念，在始皇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他是自命不凡的人，“以为自古莫及己”，除了少数的人他认为可以尊敬或利用，如茅焦、尉缭、韩非、王翦、蒙恬等人之外，其它都是亚流，天下的黔首不用说都是该受奴役的。这种不平等的观念也为《吕氏》书中所无有。吕氏不承认圣人是天生，而谓“圣人生于急学”（《勤学》）。人同是太一所造，阴阳所化，有贤有愚主要是由于后天的教养，故又说“成身莫大于学”（《尊师》）。“人与我同耳”（《察今》），这是多么平等的看法！故他主张以众人的勇力为勇力，以众人的耳目为耳目，以众人的智慧为智慧。“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但在秦始皇那样的大天才根本就看不起这一套。他本来就是贤于尧舜、明过离娄、力超乌获、勇赛孟贲的人，“自古莫及己”，连低级的神鬼都应该向他低头的，谁还要把你庸众当成神圣！
九
秦始皇的政治主张，和吕氏的对立，还要更加明显。
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在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至万世而为君，使中国永远是赢姓的中国。
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就连学者们“偶语《诗》、《书》”都要“弃市”，“以古非今者”要夷三族。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得多少倍。
当然他反对那一套修齐治平的迂腐的理论，因为他自己就不讲什么道德。他逐放母亲，囊杀婴儿，逼死有功的重臣，毒杀有数的学者，如尉缭批评他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照史实看来，是一点也不曾过分。吕不韦被他逼死了，单因“窃葬”的原故，更对于他的宾客们大加窜逐，“籍其门”。其实那些“窃葬”的舍人们倒应该是些有良心的人，并不因吕氏的失足而改变他们的情谊。然而这样的人，他哪里看得惯呢！他所乐用的是李斯那样的变节汉，出卖朋友的专家；姚贾那样的“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赵高那样的腐刑之余、该受死刑的要犯。
既以尚法为水德，在秦是应天承运来杀人，当然要“专任狱吏，狱吏得亲信”，而“乐以刑杀为威”。秦行监察制度颇为严密，中央有御史大夫，地方各郡有监御史。《本纪》：“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所谓“监”便是这监御史的省称。守治民，尉典兵，监则担任特种任务。这制度应该是承周而来，周初时对于殷之顽民有三监，金文《仲几父簋》有“诸侯诸监”之语，但其详细的情形不可考。汉初改为临时派遣，到武帝元封五年复经常设置，更名为部刺吏。据颜师古《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云：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
官因秦制，职权不必仍沿秦旧，但它的性质是可以想见的。秦时这监察制度似乎一直贯到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地方治权，秦分四等，郡、县、乡、亭。“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汉书·百官公卿表》）。乡的三职也和守、尉、监相仿佛，有秩啬夫管理刑狱，论理就是属于监的系统了。
天下是一面大刑狱的网，所谓政事，除游观、建筑，南征北伐、东漕西转之外，似乎也只是断狱了。
“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仪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
这也就是《本纪》所说的“衡石量书，日夜有呈（程）。不中呈，不得休息”。石为一百二十斤，言每日所处理之官文书以一百二十斤为标准，达不到标准不能停止办公。这些“书”在当时大抵是用竹木简，故能积累成那样大的重量。但就是那样，分量已是不小的。
刑的严酷与花样之多，恐怕也是古今无两。单是死刑，据可考见的也就有十二种之多。有弃市，有戮死，有腰斩，有车裂，有坑，有矺（磔），有凿颠、抽胁、釜烹，有戮尸，有枭首，有具五刑。特别是具五刑可谓集刑戮之大成。它是“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此外还要“夷三族”。犯了诽谤詈诅之罪的人是“先断舌”，大率是断舌以代劓或黥吧。
死刑之外有“鬼薪”，“黥为城旦”等奇怪的刑名。鬼薪是三年的有期徒刑。城旦是四年的有期徒刑，“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长城就是这种徒刑囚筑起来的，可见受刑者之多。还有所谓“籍”，是“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所谓“谪”，就是充军。这些怕是永远的无期徒刑吧。“君不见长城下，古来白骨相撑柱”，中国人所以不要地狱，地狱的想象那有这样的森严！然而中国人也不要天堂，天堂的神秘又那有秦始皇那样支配者的生活之玄妙呢！
你以为他不玄妙吗？你看，咸阳二三百里的范围之内都有离宫别馆，而且都有地下的通路所谓“复道甬道”相联系，秦始皇自己便是神仙中人，他的起居认真是神出鬼没的。在他的卅五年有这样一段故事：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有物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避）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秦始皇也天真得可爱，他公然听信了。他说他高兴真人，便自称为“真人”，不再称“朕”。从此他的生活便愈见秘密化了。他所在的地方有人泄漏便要犯死罪。有一次他行幸梁山宫，从山上望见李斯的车骑很多，不高兴。侍从的人有的去告诉了李斯，李斯便把车骑减少了。始皇明白是有人泄漏，查问不出，便把当时侍从的人通同杀掉了。就因为这样极端的秘密主义，所以他在沙丘死了之后，尸臭可以用鲍鱼臭来掩盖，人也不疑。而他的宝贝儿子二世皇帝继承了他的衣钵，“常居禁中，……公卿希（稀）得朝见”，终竟把皇帝的御碗也打破了。吕不韦就好像早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样，他在他的书中早就下出了警告：
“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废，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灭。”（《壹行》）
像这样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他当然反对君主无为说，而对于禅让说，论理是尤当反对的。但在《说苑·至公篇》却有一段珍奇的传说，因为它太珍奇了，我要把它整抄在下边：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
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汝）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
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
始皇暗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这无疑地是小说，始皇不会作那样的异想，鲍白令之也哪里敢那样严厉地当面斥责始皇呢？即使就认为确有其事吧，然而秦始皇结果是家了天下，欲传子孙以及万世，却更是事实。
十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
焚书在三十四年，这时兼并天下已经八年了，原因是仍然有人怀疑郡县制而主张分封子弟功臣。结果在这时又让李斯投了一次机。始皇叫他裁判这件事体，他却把它扩大了起来，成为了焚书的禁令。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乃）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即）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一〕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三〕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四〕以古非今者，族。〔五〕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六〕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七〕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八〕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他这建议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博士官所职当在中央，不久再经楚人一炬使秦宫被烧，三月不灭，藏在中央的图书应该也就被烧光。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焚书之后，接着便是坑儒。这事是在三十五年。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据他自己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炼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看来，是因方士的逃跑而牵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坑了。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过细读清楚。被坑的是替死鬼儒生，所以始皇长子扶苏也才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照扶苏的话看来，所坑的儒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
关于坑儒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儒林传正义》所引卫宏的《诏定古文尚书序》云：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这与四百六十余人的被坑，不知道是传闻的异辞，还是前后两事。《通考·学校考》是作为两事而叙述着的：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杀数十人。”
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下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的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在日后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儒家参加革命来得特别踊跃，也自然有他们的理由了。
就和诸生和方术士有别的一样，儒家和阴阳家毕竟是不同的两派。方士们是神仙家，看卢生说秦始皇以“真人”，又说始皇的生活不“恬淡”，神仙家显然和道家有结合，后来的道士传统事实上就渊源于这儿。关于这些方士们的下落，《说苑·反质篇》有一段后话。据说坑了四百六十余人之后，卢生始终没有捉到，侯生后来被捉着了。始皇听说，便“升东阿之台，临四通之街”，打算痛骂一顿之后车裂他。但反而被侯生抢白了一阵，说始皇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秦始皇被他骂得“喟然而叹”，反而把他释免了。这或许是小说，或许也怕是事实，因为始皇自己也就是一位大神仙家、大方士、大真人，他在焚书坑儒之后的三十六年，不是也还在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吗？所以他对于儒生不能恕，而对于方士却能恕。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墨家也尊天右鬼，重法尚同。这三派的思想在他的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因此我们要说秦始皇也把先秦诸子的大部分综合了，这也是说得过去的。但他所综合的，与吕不韦所综合的方面正相反，也是明白如火的。
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在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他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是用正确了。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十一
和始皇的名字相连而被后人讴歌的是“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二十六年），这也是李斯临死所自夸功之一：“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但这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据我们从金文的研究上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铜器，无论是在北部的秦、晋、燕、齐，在南部的徐、楚、吴、越，其文字结构与文章条理，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断然是两周七八百年间自然进化的成果。正统以外的文字，如陶玺戈戟之类的刻文，每多不能认识，大约系由于故求苟简，或有意出奇，如后世的花押之类。这不仅六国有之，秦亦有之。始皇时所划除的或许就是这些文字吧。
始皇之法多沿商鞅，兵制刑名固不用说，就是度量衡的统一也是以商鞅之法为标准的。存世有商鞅量便是这件事情的实质上的物证。量乃长方形，有柄。量之左侧有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之〕一为升”。这是孝公十八年时的器皿，下距始皇二十六年凡一百三十四年。而量之底复有《始皇刻辞》：
“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
这与它种权量《始皇刻辞》全同，足证始皇所据之量仍是商鞅量法。又铭中两“尊”字，马叔平告余云：“均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积为升，与王莽嘉量同”。马氏曾以新莽嘉量尺度量之，其容积与文相合，故断为寸字，因又知新莽之度量实仍周、秦之旧。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书同文字，画一度量之事，不仅李斯不能引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就是始皇也是不能居其功的。
郡县制的设立，世人也多以为是始皇的大功，然秦虽设郡，未废侯封（详下），而秦郡多沿燕、赵之旧，顾炎武已言之（《日知录》二十二），县则春秋中叶已见于齐国。宋时出土的《齐侯镈钟》乃齐灵公灭莱时的器皿，铭文有言：“锡汝厘（即莱）都××，其县三百”。虽其县必甚小，然已有县制存在固无疑问。关于郡县制的说法在《吕氏》书中无可考见，而于相反的一面却言“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霸；若使王霸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霸矣”（《去私》）。又说“多封建所以便其势也”（《慎势》）。看来他是倾向于维持划土分封的说法的。这在吕氏是一个矛盾，因为君位既主张禅让，地方政权为什么要主张分封呢？但假使吕氏门下的分封说，诸侯也须禅让举贤，那么和郡县制也就实同名异了。
万里长城的完成也是和始皇的名字联系着的一个伟大的奇迹。“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传》）。但这工程并不是由秦开始，战国时燕、赵、秦、齐均已有长城，到了秦代仅把北部的长城联接为一而已。筑长城的工人大抵是受了徒刑的罪犯，其中包含有官吏。“三十四年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但这必居其中的仅少的一部分，是毫无疑问的。
始皇和吕氏的重农相反，颇有重商的倾向。虽然《琅邪台刻石》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那样的话，李斯议焚书时也说过“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然而他那样征伐连年，徒役遍地，农业事实上是要大受影响的。而且赋敛甚重，三分取二（“收泰半之税”），所以弄得“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役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淮南·人间训》）。而有钱的人却依然有钱，并乘着这纷扰的时候而大发其国难财，这种倾向直到汉初都还存在。《史记·平准书》云：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弊”既“接秦”而来，可知秦时已有其弊。所说的虽然是汉初的情形，但这种战时的社会趋势，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决不是短期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秦始皇的政策实有以促成之。秦始皇是奖励囤积居奇的人，《货殖列传》上便有明显的证据：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
这虽然只是两个例子，但也正是两个绝好的例子。这重商政策的色彩不是很浓厚的吗？但这待遇也并不是一般的豪富都能享受的，这儿有严重的差别存在。例如初并天下的那一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是出于有强迫性的政治行为，豪富离开了土地或其它的产业，实等于籍没他们的财产。又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这更明显地是谪戍的性质。这待遇的差别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我看来很简单，便是秦人与非秦人，或顺民与非顺民而已。
然而秦始皇毕竟是幸运，有时候连错误都要错得恰到好处。例如有名的郑国渠，便是出乎意外地使他得到了名利的双收。在他生平无数好大喜功的工程中，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的，恐怕就只有这一种。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疲）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抵）瓠口为渠。并（平行）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
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
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汉书·沟洫志》）
郑国渠的开凿，据《李斯传》与《始皇本纪》，是在吕不韦免相的十年，那年的十月不韦方被免相，可知渠的开凿可能还在吕不韦执政时代，而完成是在他去相以后。有这渠的完成，使秦得到了军饷的来源，所以日后连年用兵而能支持下去，终于把六国兼并了。这不真是连错也错到了好处的吗？
十二
秦始皇的武功不用说更是赫赫震人的。自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十年之间把六国次第全灭，但这功劳差不多全是王氏父子所建立的。
王贲是王翦的儿子，再加上王翦的孙子王离，这频阳王家出了三代名将。始皇在武力上的成功一多半就依靠在这父子孙三代。此中战功最大的是王翦的攻楚，在这儿是有一番波折的。《史记·王翦传》叙述得很有趣。
“秦始皇既灭三晋（韩、赵、魏），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
李信、蒙恬两路进攻，起初虽然是连战连捷，但后来为楚军所大败，七都尉阵亡，秦兵溃走。消息传来，激得秦始皇大怒，亲自骑马跑到频阳去向王翦谢罪，要他想办法。他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看他这情形是多么着急，大有声泪俱下的光景。的确，假使这时没有王翦，楚兵乘胜而西，其它五国无论已亡未亡者必先后响应，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梦，说不定是会全盘破灭的。王翦结果是出山了，他依然要六十万人，始皇也就只好答应他。王翦和始皇都是了不起的名演员，当王翦出师的时候，始皇还亲自到灞上送行，王翦当面请求了许多“美田宅园池”。始皇说：“老将军，你去吧，你还怕穷不？”王翦说：“这次出征，就有功也不会封侯，所以要趁着这个时候为儿孙求点产业。”说得秦始皇“大笑”。而且王翦到了潼关，他还连派了五批人回去请求田产。王翦的部下就有人说未免迹近要挟了。王翦在这儿答应的话很值得照原文录出。
“不然。夫秦王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这用心的确是周到。我们从这话里面可以见到秦始皇性格的又一叙述，而且还可以见到当时秦、楚的斗争也实在彼此都是孤注一掷，假使王翦这一去也被打败，秦国就会完了。幸而王翦这位将军，究竟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他尽管有那样的大兵，而他采取的却是坚壁高垒的战术，等楚将退兵之后，他才从后追击。这儿是有经济战做后盾的，这样的战术没有充足的粮饷，当然不能成功，王翦是成功了，可见他的后方接济做得很好。而楚将之所以引退，也一定是军粮匮乏的原因，因此受秦人的追击而至于大败，竟一蹶不振。王翦再分兵北并齐、燕，南征百越，中国的局面也就归于一统。
王翦的战功是很辉煌的，秦始皇毕竟有过人之处。我们看他那样刚戾自负的人，差不多万事都要自己动手的，偏偏没有带过一次兵。他虽然“粗而不信人”，但到情急势迫的时候，他却能够对于贤能者去卑躬屈节，请罪求救。在武力征服上，这是使他成功的要素。对六国、百越他以全力信王翦，对匈奴他后来以同样的全力信蒙恬，所以他在军事上的确是成功了。他在军事上能信任人才之所以获得成功，也就反衬着他在政治上的完全独裁之所以终归失败。假使他在政治上也能以全力信任吕不韦而走他所拟的路线，秦以后的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面貌。
吕不韦也并不反对用兵，东、西周便是在庄襄王时被他灭了的。他的书里面也强调着义兵的功用，并也有征服四夷的观念。
“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任数篇》引申不害语）
这种观念是先秦学者所公有的观念，阴阳家最夸大，就是孟子那样的儒家也在说“朝秦楚而抚四夷”。这观念为秦始皇所实践了一部分，但他的战略却是错了。
用兵南越是在二十五年与三十三年。《本纪》云：“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陆梁疑即彝族的古名）。这固然显示着武力上的成功，但这成功的一大半我们应该归之于楚人。楚国在两周八百年间的和平经营使南部中国实早已半分汉化。秦以武力征服之虽为时甚速，然而阻碍横生，且成为了日后亡国的因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三）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长城），西属流沙，北联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永，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杰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淮南子·人间训》）
“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适以备之。”（《汉书·严助传》）
屠睢的出击当即是三十三年的一次，显然为越人的游击战术所困，是打了大败仗的。而且大兵远戍，不仅劳民伤财，国内空虚，所以便宜了陈涉、吴广的起义，且“宿兵无用之地”（《史记·律书》），不能回师拯救。秦人的用兵，虽然收到了初期的成功，从结果上看来事实上是失败了。南部中国以后之所以彻底汉化，历史明显地告诉我们，并不是采取的秦始皇式的办法。
讨匈奴是在三十二年。《本纪》云：“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蒙恬传》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
对北的用兵和对南的性质不同，对北是防卫的反攻，对南是积极的经略。北方的游牧民族自殷代以来便是时常侵略中国的，秦始皇的北进，和赵武灵王及赵将李牧、燕将秦开等一样，毫无疑问地是反抗侵略。但秦所采取的整个战略是南进北守，征南用了五十万人，而御胡则为三十万，由这兵力的悬殊可知秦的主力是用于南征。加以万里长城的完成，在北面更布就了一个守势。尤其不应该的是南北两面同时作战，所以弄得供应不灵，天下扰攘。秦代统治的颠覆无疑就因此而被促进了。
秦人尚军功，将位在相位之上，看《琅邪台刻石》的列名次第便可以明白。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
列侯武成侯王翦（原误为王离）、
列侯通武侯王贲、
伦侯建成侯赵亥、
伦侯昌武侯×成、
伦侯武信侯冯毋择、
丞相隗状、
丞相王绾、
卿李斯、
卿王戊、
五大夫赵婴、
五大夫杨樛、
从与议于海上。”（二十八年）
看这列名次第，可知武人在秦代的位置的隆崇，而秦代虽号称郡县制，但也未尽废除侯封。在当时居于最高位的王翦，军功固然不可一世，但除善于带兵之外，显然是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远见的。司马迁批评他道：
“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没身。”（《王翦传赞》）
这批评，看来是并不过苛。
十三
以上所述，可见秦始皇与吕不韦，无论在思想上与政见上，都完全立于两绝端。为明了起见，我可以制一个对照表在下边。
像这样绝端的对立，两人的关系当然不能善终。但为什么会相异到这样呢？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对立的问题，而是两个时代的对立。周、秦之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换的时期，这不论历史观的新旧是一致着的，在旧时以为是封建制向郡县制的推移，而在我看来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殷、周是奴隶社会，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在社会阶层中生着上下的对流，至秦末汉初更呈出鼎沸的现象，而社会便彻底起了质变。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二）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筑琅邪台。”
（三）二十八年：“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四）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五十万人守五岭）
（五）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六）三十五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
（七）三十五年：“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八）三十六年：“迁河北榆中三万家。”
（九）三十七年：“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仅就《始皇本纪》中所表见者可得这九项，第九项与第六项大概是一件事。像这样大规模地把豪富或黔首任意迁徙谪戍，把亡人贾人赶出从军，把大批的刑徒、奴产子拿来做苦役（继后又拿来当兵），这不是大规模的奴隶制的复活吗？这里戍南越的既明言是亡人、赘壻、贾人，可知戍北边筑长城的也一定是奴隶。故狱吏不直者可被适治去筑长城，也可适南越。就是陈涉、吴广等那批“闾左”，其实也就是专门任苦役的奴隶。陈、吴起义了，仓卒之间秦国发不出兵来，乃“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大军”，公然有好几十万人（章邯后降项羽，降卒被坑于新安城南者二十余万；又其前陈余遗邯书，有“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之语）。
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移，隶书的普及可以作为一个标识。奴隶所用的简便字体在汉代便一般化了。姓氏的混同与普及也可以作为一个标识。在古，女子有姓，男子有氏，春秋时犹然。继则姓氏不分，男子以氏为姓，有姓者为贵族，故古时“百姓”实乃贵族。庶人本无姓氏，然在战国年间，庶人抬头，于是姓氏始见普及。陈涉、吴广之姓陈姓吴，尽管“少时尝与人佣耕”，可见都是已经解放了的自由人，然而明明在做着秦人的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由后一阶段的封建制言，可以比为水达沸点前的一时镇静。然而在那镇静的外貌下是有猛烈的冲击的。果然，等秦始皇一死，不及一年天下鼎沸了。
十四
秦代政治的本质弄清楚了，吕不韦的真相也就觉得更加清晰，吕氏可以算得是一位有数的政治家，不幸遭受迫害，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关于他的事迹，虽然有《吕氏春秋》一书存在，但我们所能知道的依然太少。他的书并不记载他的私事和功业，只有在《序意篇》中略略露了一次法相，而不幸文又残缺。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圣？）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须）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甚），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这不用说是残文，但多少也隐括了他纂辑本书的大意，也表露了他为人的态度。他叫宾客著书，而不使他们涉及自己的私事，不正是他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吗？说者往往说他著书的动机仅是为名，而对于他的书加以菲薄；又或者以为他有私心，想篡取秦政的王位，这些都不免是受了蒙蔽的见解。好名何必要著这样的书？要篡位，尽可以在始皇幼时夺取之于孤儿寡妇之手，何必要等他活到二十一岁，再来发表和他的思想、政见、气质完全相反的著作呢？
作为封建思想的礼赞者，吕氏是主张急学尊师的人，至少是赞成这样。他说“圣人生于急学”（《劝学》），“成身莫大于学”（《尊师》）。这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上是比较进步的思想。他把尊师当成和孝亲一样的达德，“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尊师》）。孝道之被重视，是因为私有财产权合法化，财产继承权受到重视。师道之所以尊，是因为学术文化下移，读书成为了职业。这种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奴隶制时代所不能有的。但吕氏所要人尊敬的师是“视徒如己，反己以教”（《诬徒》）的“善教者”；也有那种势利的老师是他所斥责的。
“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诤）移。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
像这样的丑态，在《诬徒篇》中还有一些叙述，足见两千多年前的人情，和后代也相差得并不多么远。这样的师当然是不足尊的。
始皇曾尊吕氏为“仲父”，当然是以师礼事之，拿吕氏的著书来说，他并不“阿而谄之”，可以说是够了师格的。同时我想，吕门的三千食客中应该也有为吕氏所师事的人，可惜这些人都湮没无闻了。除变了节的李斯之外，我们知道的有十二岁而为说客的甘罗，曾为他的少庶子；有吕氏曾请他相燕的张唐；有在吕氏失脚后出亡于赵而赵欲相之的司空马。但这几位似乎只是政客而不是学者。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像《吕氏春秋》这部书，我相信，是有永存的价值的。它不是渡过了秦人的火，又渡过了楚人的火，一直传存于现世，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寿命了吗？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
但吕不韦除掉这部《吕氏春秋》之外，还有一样遗存的物件，便是他当年所造的铜戈。戈为山东潍县陈簠斋所藏，其上有铭，文为：“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吏图，丞×，工寅”。五年，是秦始皇的五年。相邦即相国，汉人讳邦，始改邦为国。诏吏图，是诏县的长吏名叫图。丞×、工寅，都是一职一名。何以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有上郡戈的铭文可资比证。
上郡戈藏朝鲜平壤中学，余曾得其照片。铭文为：“二十五年上郡守×造，高奴工师窗，丞申，工鬼薪×”。这二十五年大约也就是始皇二十五年。上郡守的名字可惜看不清楚。高奴是上郡的首县，故城在延安东，俗呼为高楼城。工鬼薪某者，乃受三年徒刑之人被发遣在那儿做铜匠的。
这两件戈铭的文例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知道“诏吏”当得是诏县之吏，但不知道这诏县是该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秦时县制，县官“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是为长吏”（《汉书·百官公卿表》）。那么这诏吏的图先生也应该是吕氏门下的一位人物，但连他的姓是什么，也无从查考了。
（1943年10月3日夜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