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八天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八届大会，已于昨日圆满。

四十多年来，我与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之间，似乎有着一缕似断犹连的因缘存在。从未积极争取过一次担任参加世佛会的代表，也没有担任过一席次的观察员，更遑论想与世佛会有丝毫关系的情况下，今年承蒙世佛会大会推选我担任“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永久荣誉会长”之职，如今回想，总觉得因缘法则，冥冥中自是不可思议。

首届世佛会大会，是在一九五一年于锡兰（现斯里兰卡）可伦坡召开。当时适逢“中国佛教会”在台召开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我以二十六岁之龄不意当选常务理事，实出众人意料，我也讶然获此结果。（盖因当时教界大德：慈航、南亭、东初诸位法师皆同时落选。）由此因缘，当时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章嘉大师，遂举荐我代表参加首届世佛会。虽事后有人反对而失去机会，但这是我与世佛会接触的开端。

尔后，我虽历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或理事，具有参加世佛会代表团的资格，然而自第二届至第十届的世佛会，各于日本东京、印度萨那、泰国清迈、马来西亚吉隆坡及斯里兰卡可伦坡等地召开，我却从未能突围入榜。虽因人为因素，往往使我徘徊在参与世佛会的边缘，但是我依然为台湾能有代表团参与世界性盛会而高兴。

一九七六年，第十一届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终于有人提议给二十多年来未曾与会的我能参与一席，但“中佛会”有人异议，“中央党部”汪总干事为息事宁人，就以我的弟子心定法师为观察员代表我出席，这说明了：我与世佛会的关系，只是有缘而无分。

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届世佛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时，日本拟取消台湾代表团与会资格。“中国佛教会”突然一致推举我率团向全日本佛教会抗议，更要我去争回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代表权。当时的团员有净心、圣印、慈惠（担任翻译）等法师和翁茄冬居士。我不辱使命欢欢喜喜地回台，哪知回来时，“中国佛教会”已经推选白圣法师等出席。我记得当时圣印法师还给我电话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他们后方坐享。我还安慰圣印法师说：开会很辛苦，不去最好……因缘时势就这么作弄人，所谓代表权又一次落空！

第十三届大会，于一九八〇年在泰国清迈召开，法国代表禅定法师建议世佛会总会，邀我以贵宾身份出席。但我申请出台时，因“中国佛教会”净良法师不愿为我转办出境手续，因而胎死腹中，又一次不得成行。

原拟议一九八四年第十四届大会在佛光山召开。事前世佛会总会曾派执行委员郑天柱居士来台了解佛光山举办世界性会议的能力。郑先生在马来西亚和我约好了来佛光山的日期，未料郑先生在台北盘桓数日，并未如约南下，随即离台。虽知有人从中作梗，但只能慨叹台湾丧失一次向世界佛教人士示好的机缘。

一九八六年第十五届大会在尼泊尔召开，我因在美国当选美国佛教青年会会长，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邀我以美国代表身份与会，但我婉辞美意，另荐永楷法师、哈佛大学普鲁典博士二人代表我赴尼泊尔加德满都与会。在大会中，一致企盼下届大会能在美洲地区举行，曾电询请教于我：是否欢迎下届在西来寺召开？我欣然接受。由此促成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届大会首度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先例，让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跨出了亚洲的门槛，也是首次获得最多国家和地区——三十一国和地区的代表参与大会。

此中，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插曲。当我允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后，西来寺工程发生了变化，原承包工程的大西洋公司因故不能施工，我急着找一美国公司承包。到现在，工程费还在纠纷中，佛光山为此多花了一千万美元以上。

一九九〇年第十七届大会，曾征询我的意见，在何处举办为宜。我以国际奥运方在韩国圆满，韩国应有实力接办世佛会大会，而促成汉城会议的举办。

至今第十八届大会，终在台湾佛光山召开，这也是多年来的表现，获得世界教友认同才得此机会。

细数四十年来，我与世佛会的因缘点滴。这次大会，我被世佛会全体推为永久荣誉会长，印证了因缘的奥妙。

因缘，是人、事、时、地、物、因、缘、果、报的聚合，缺一不可。我虽曾历经三十余载的人为障碍，但只要心为佛教、心行佛事、心存佛法，纵有磨难，终得拨云见日，佛光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