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林

亲爱的读者朋友，首先我想诚恳地告诉您，我并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即所谓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云云。我只能按着我的人生体验来表达我的思想情怀。我的思想情怀就不是别人的思想情怀，因而不可能和别人的完全一样。大致相同者是会有的，那些大致相同者就成了知音和共鸣者。如果我不是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怀，而是从迎合和讨好读者的目的出发，靠揣摩读者的心理去编构作品，即使赢得不少读者的共鸣那也不是知音，而如谈情说爱中用假话骗取了爱情。骗取的东西都是不牢靠的，并且欺骗读者是一个作家最不道德的行径。何谓欺骗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先人传至今日的美德。如果把自己并不信奉并不赞成的东西通过作品施与了别人，这就同欺骗没有多少距离了。我没有丝毫权力强求读者什么，但却有个寻求知音的愿望。“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那滋味是很孤寂而苦痛的，偌大人世，不可能寻不到一个知音。即使暂时寻不到，也不弄假去骗求。执著地抒写自己的真情，一旦觅到了一个真正的知音，那该是多少的幸福。宁可苦痛，也去追求那个莫大的幸福。

我敢保证不欺骗读者，却不想保证对读者毫无隐瞒。谁都有点隐私。稳私就该隐瞒着点。这种隐瞒与欺骗没有联系。把有些丑写得含蓄、把有些美写得朦胧，不全写实写露，也是与欺骗没有联系的隐瞒。正如高尚的人应该说真话，但并不是所有真话都非得说出来。这种不说，既有对读者的尊重，也有对自己的尊重，试想，一个人，不管男人或女人，他（她）赤裸裸一丝不挂地到谁家去做客或到谁的办公室去办事或走在大街上或上剧院看演出，这能是对别人的尊重吗还是对自己的尊重？他（她）可是毫无隐瞒的啊！

以前自己不成熟，想要表达什么就血气方刚地快速表达出来了。这种表达是热情的，肤浅的，功力深者觉得幼稚，年纪少者认为老成。不管幼稚还是老成，那时就是这么一心地写。只要写，读者就有机会见到你。而后来，尤其是现在，对社会、对人生熟悉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因而想表达的也越来越多，也越想表达得深些好些时，却越来越不敢轻易下笔了，总想酝酿得熟透了再一朝分娩，又担心读者会暂时遗忘了自己，又怀疑这会不会是自己懒惰的自欺欺人的托辞。这矛盾心情至今笼罩我，使我犹豫不决，整日用其它的忙碌来自我安慰。

写到此时，我再一次扪心自审。结果还是自信了自己的真诚。上帝可以作证，我酝酿着要写的那部力作一定会献给读者，并且会让读者记住的。愿上帝保佑，也愿读者给我以祝福。

说了以上这些自白，我不能不再补充几句感谢华夏出版社的话。目前出版发行工作如此艰难，华夏社还能想到为我这样无甚利可图的作家出作品集，这实在叫我感激而惭愧。我有勇气应允了这件事，既有对华夏社真诚的回报，也想趁此对自己的创作清理和总结一下。这对我并不很难，因我作品数量并不大，不需费许多力气去筛选。尤其92年以来因转换生活和工作环境，有个调整心态、理顺自己的过程，因而作品极少，几乎快被读者遗忘了。正当我调整得差不多了，打算再写自己的力作时，得到华夏社为我出版作品集的消息，这无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不能不由衷地当众道一声谢。

自白和道谢之后，我还想借机说几句我和文学的关系，以谢能读到我这几本拙作的读者朋友。我总觉得人活着都很不易，都需要关爱与温暖。钱多钱少名气大小地位高低身体好坏男女老少，谁能没有苦恼和不幸呢。钱多的兴许没爱情，名气大的兴许身体不好，身体好的兴许一辈子打光棍，地位高的兴许没朋友……这样注定了文学不灭的定律。只要有人在，文学就没法儿死灭。文学是人学，是人类精神的家园，无论是强人还是弱者，“都需要在文学家园中得到被理解，被呼唤，被宣泄，被抚慰的关爱”。而作家们往往是那些受文学关爱较深的大不幸者，尤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不幸和被关爱更为重要。所以我把一位伟人说过的话——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篡改成不幸是一所最好的文学院。还有一句“美丽出自痛苦”也和这有点关系。许多写出美丽著作的文学大师们其实都是这座文学院培养的。有点文化又很贫困或其它某个方面很不幸，连个像样的工作也找不到的人怎么去实现自己完善自己呢？文学就成了他较为能够得逞的选择。我这样说绝不否认幸运的人也能成为好作家，只不过为了安慰那些不幸者别把不幸当成太坏的东西。既然不幸了，有什么办法？就把它利用起来就是了。

想想我的文学之初，最应感谢的就是苦难和不幸了。怎么个苦难和不幸法儿，我在《父亲祭》和《绿色青春期》里写到过一些。我至今相信，那是两篇不错的东西，尤其那篇洋洋三万言的《父亲祭》，我还没看到哪篇写父亲的文章能与它相比。可惜没多少人读过。我愿意年轻的朋友们读到它。读了才会相信我关于文学如何如何的话不是信口雌黄了。回想起来，我的大多作品都是不幸赐给的。

我不相信哪位作家的文学之初会与他的故乡没有重要关系。谁钻牛角尖说我就与故乡没关系的话，大概是他在城市长大，与“乡”没有“故”的关系，那么对他就改为故城是了。其实我以为那乡里已包括他的城了，通常故乡的含义就是指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甚至那地方还埋有他亲人的遗骨和自己童年不朽的梦。这当然也适合我自己。但我曾说过我还有个第二故乡，那是指我刚刚取得公民资格就投身其中的军营。那一投身不要紧，我生命的最宝贵时期都投给她了，竟有26年之久，所以我才十分动情地说军营是我的第二故乡。记得那时还没谁把军营称为第二故乡，这说法是由衷地从我的心里跳出来的，以后竟被广泛使用开来。偶一闲下来时我还暗自想，我是第一个把军营喻为第二故乡的人吧？多了不起。实际上我的文学之初和两个故乡都有很重要关系。

我第一故乡不是人杰地灵出大人物的地方。有一首著名抗日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挺爱唱，因为我的故乡就是以松花江和她的支流为界的。我故乡盛产的大豆高粱我认为是这首歌儿唱出知名度的。“……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句词是用非常忧伤和悲痛的曲调谱成，很和我的口味。森林煤矿指的是全东北，我故乡那儿并没有，大豆高粱的确漫山遍野。要不是抗日，就没有这首歌儿了，尤其不可能有我们东北最有名的女作家萧红了（她也是不幸的，日寇奴役下民族命运和个人生活双重的不幸），她写的名著《生死场》就是描写我家乡那一带日寇统治时期生活的。绝不是想沾萧红的光抬高自己身价，实在因为敬佩她的文采才说到她。她的故乡呼兰和我故乡巴彦相挨，我出生那地方和她们是只隔着一条和她笔下的呼兰河差不多大小的少陵河（其实原来两县是一个县，后来划开的），我对文学的好感与这也有点儿关系。能把自己家乡写到全国去，让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幸运吗？家境败落，民族危亡，贫病交加……）看了都叫好的女子真了不起。那么男人呢？这种事应该是男儿干的，当时我读过的名著似乎都是男人写的，而我家河那边竟出过一个写书的女子！那时我还没听说我家乡那一带出过其它更大的人物，比如将军、大学者、大官。我父亲是个教书人，他也没结交过其它行当的朋友，所以故乡出生的女作家无意中就作为一颗文学种子悄然落入我心田。虽然那时她写的书我还没读过，但是因此开始如饥似渴读别的“大书”了。我们小孩都把厚厚的长篇小说叫大书，连环画册叫小人书。开鲜货店子的伯父有不少大书，教语文的父亲也有一些，自己偶尔也买一本，只能说买一本，多了无论如何也买不成。我家日子很贫困，小孩手里从来没有一角闲钱。有回拉肚子拉得不行了，母亲给一两角钱叫买药去，走半道我却买了香瓜吃，结果拉得更厉害也不敢吱声，哪能有钱买书呢。只有借。侠义小说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一本没借过，那都是些扯什么蛋的书啊。《小城春秋》、《三家巷》、《风云初记》、《红楼梦》类的书有情有义，挺迷人。读了这些大书心里就多事儿了，总怅怅惘惘地向往外面的世界（后来离家当兵与这也有关）。

后来又听说我家镇上回来个诗人（他更是不幸的）。他是在哈尔滨念大学时成了右派分子的，极右，蹲过监狱，服完刑被送回家乡劳改。那时小，不懂政治是什么意思，对他的右派帽子和蹲监狱没太考虑，对诗人一说却格外惊讶。我家小镇也能出诗人？听说他写的诗是用他所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名字发表。书记也喜欢写诗，但因水平问题发表不了，两人合二而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我佩服的是真能写诗的他。那时我已到县城读高中，每周六才回次家。有回我与比我高两年级的一位大同学一块返校。进县城他把一封剪掉个角没贴邮票的信投进邮筒。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这叫投稿，是那位诗人托他代投的（我家的镇离县城三十华里，直接带到县里邮快）。不久我真在报纸上读到了那诗。我既惊讶又自豪，以后一见到我家镇上这诗人写的稿子就剪贴下来（这无疑又是一颗文学种子落入心田），慢慢外边不认识的人的诗文也往下剪。我是班级的图书委员，班级订的几份报纸归我管，我还管全班同学向图书馆借书的事，我觉得班委里这个委员最好，借书看报都优先，过月的报纸我还可以剪。剪来剪去的也试着写，但没敢往报社或杂志社投过，我胆小，认为这么重大的举动我怎么能行呢！我只能试着写了自己看，至于投，那肯定是很遥远的事。我们班长却往县报投过，而且投中了，写的是表扬一位老师的事。自然他就是全校的名人了。教我们俄语的男老师也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有回他同我闲聊提起我家镇上那位我还没见过的诗人。教外语能写诗的老师都提到他，可见他不是凡人。那年寒假我终于有幸见到了这位不凡的人。但是这有幸也很不幸，我立即相见恨早了！我难过了好长时间，以至文学的美好形象在我眼里都起了变化。那天我到伯父的鲜货店子玩，肯定不光是玩，还有想让伯父给我点甜枣和苹果吃吃的念头。正当我看着伯父的苹果而没得口时，忽然看见不远处来了个卖糖葫芦的。糖葫芦插在一个大草耙上像一大束紫红的鲜花，美丽已极，可卖主却穿一身老农那样的破棉袄棉裤，长像甚至比不上老农，还是个罗圈腿。那印象今天想来还不是滋味。可伯父说他就是那位诗人。那么美好的诗竟是这样人写的？就如那么漂亮的糖葫芦竟是他卖的一样，我再吃糖葫芦再读诗时心里总免不了不是滋味。后来又读到一些他的诗，再后来听说他耍上钱（赌博）了，时常在高粱地里被派出所的人撵得狗一样逃。再后来又听说他吃了一瓶安眠药自杀，也不知为什么。要不我怎么说不少作家都是不幸这所文学院培养的呢。

不久，卖糖葫芦而又要自杀的诗人形象连同我心中埋有文学种子的土壤一古脑被文化大革命风暴吹枯干了。我们俄语教师的诗作剪集被批得体无完肤。大学，不管是文科大学理科大学都停止了招生。教语文的父亲是个怪人，他从没和我谈过心，什么事都是指令性的。送我们一伙红卫兵徒步串联上路时他还嘱咐我准备考大学，但他说不能考文科，要考理科。为什么考理科却没做丝毫解释。我心里并没赞成他的话，却也没机会反对他了，因为全国只剩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在招生。

我也没同父母和其它家人商量，私自决定当兵去了。入伍通知书揣了好几天才让家人知道，当然没让他们知道我是费了多大劲才得到入伍通知书的，我是哭着作了同父亲划清界限的保证才得到的。我就一腔热血，抛下父母，扔掉写了许多大字报的笔从戎了，走进我所说的第二故乡。

现在看来那是不幸的时代。但不幸这所文学院在那个时期里一下子培养了多少作家呀，好像比任何时候都多。那年代从戎也没法儿投掉笔。军事训练不怎么搞，实事不怎么干，能写写画画的红卫兵们主要是完成那些突出政治方面的任务。那时政治工作威力十分强大，什么不幸，什么悲痛，什么创作都可以速效医治而使你心肠变得铁石一般坚硬。成天斗私批修，树立公心，不怕苦不怕死，越苦心越坚，为公共事业不要私情，大义灭亲，狠斗私字一闪念不过夜等等。第二故乡的最初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没有一点时间想个人的事，怎么苦怎么累都挺得住。我写了许多跟文学不沾边的材料，还有支工支农，做了不少值得回忆的傻事。其实这也为后来的文学积累下材料，就像盖楼房得先备下足够的建筑材料一样。等到后来真正学会建筑技术，这些建材自然就会变成楼房了。

先盖的房子或小里小气或徒有其表，不结实，好材料没用，用了的也取其不很结实的那部分，而把真正好的几截浪费掉了，以至使那些房子后来连自己也不愿看一眼。

我的处女作《第一组照片》发表在《吉林日报》和《解放军报》上（那时没有稿酬可以一稿多投）。看到《解放军报》登我这篇作品那天，我正随部队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野营拉练的途中，报纸的第一版还登有一篇很重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叫《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剧作》。那篇现在看来可笑至极的散文竟被好几家报刊转载（当时报刊极少），还被选入省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向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处女作发表不久，停刊几年的《解放军文艺》准备复刊，总政要求各大军区办创作学习班抓复刊用的稿子。我们军区文化部顺瓜摸藤查到我单位，通知我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我正在拉练途中为团长写拉练经验电报。团长当然认为小说散文没有电报重要，既耽误他眼前的工作又耽误我以后的前途，就不想让我去。要不是当时在我们团二连当副指导员的***同志鼓励我，我也许就不会走上文学之路了。他关键时候一句话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到部队锻炼留下的优秀大学生，他所在的二连是先进连，我是常到他们连写报道和他熟悉的。我那时没能上成大学，能结识他这样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朋友也算幸运了。他说，能到大军区学文学创作，机会难得，将来肯定要发展文学的。一篇可笑的处女作和他的话的影响，我就像当初争取参军一样据理向团长力争，参加成了创作学习班。班上写成一篇散文《乌兰哈达》，被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刊用。从此我心便真的被文学拽走了，最后成了这条道上的人。

粉碎“***”以后，气候变化了。新的雨露阳光重又把铁石一般的心田润泽成松软沃土，早先埋下的真正的文学种子受到滋浸必然慢慢生出茁壮些的五谷来，就是这样，因为先天营养不良，自己所谓茁壮些的五谷也茁壮不到哪儿去。后来调到省军区机关，再后来又调到大军区创作室当专业作家。不管幸与不幸，也不管调动了多少地方，最令我动情的是文学，最让我珍视的是作家这一职业，虽然至今我还没悟透文学和作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若用几句概括的话总结一下的话，我说，一是感谢不幸，二是感谢故乡，三是感谢读者，四是感谢***将军、徐怀中老师和编辑部及出版社众位领导和编辑朋友，我的文学道路尤其最初那段路上的脚印和他们有着几乎是血肉般的联系。

我的文学梦没在部队圆出个大名堂来，转业来到作家协会后仍不大甘心，便劝弄独生儿子刘稀元考取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新闻系（军艺文学系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里招人，只好让他曲线求文学）。他还算是能吃些苦的，但我总觉得他太幸运了。幸运儿能不能弄好文学呢？这也是对我这个已逐渐幸运起来的中年人的提醒。

1995年4月12日生日这天草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