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朋友问我：“你是怎样学习写起小说来的？你那《山道弯弯》是怎么‘弯’出来的？”每每这时，我总是诙谐地告诉我的朋友：“我那些玩艺儿，全是在自己走过的山道上捡的。”

是的，人生之路，有如崎岖而漫长的山道，文学之途，也有如崎岖而漫长的山道。我，就是在这条弯弯的山道上艰难地跋涉着……

一

我是个山里伢子，是在大山的怀抱里长大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今涟源县）一个山村里。父亲在一家山村“国药店”里当店员。解放后，他离开药店，当上了石匠，到外县、外省做临时工，修铁路、公路，架桥梁、盖房屋。工作不固定，有时赚一点钱，也多用于寻找新的工作的旅费了。一年到头，他没有寄几个钱回家。妈妈是个弱小的女子，她带养着我们兄妹三人，生活极为艰苦。我是老大，六、七岁时，我还没有一只竹背篮高，就背上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俨然是庞然大物的竹背篮，上山野挖野菜，进山林拾柴禾，为妈妈分担一点家庭生活的担子了。

哪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尽管家里生活极苦，我六岁时，妈妈还是送我进了邻村的一所解放后人民政府办的初级小学。十岁，我考进了离家十里地的石狗滩完全小学，这所小学，在我们那一带山乡间，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家庭条件宽裕些的同学，到学校里寄宿了。我呢？要每天清晨在家吃一点杂粮饭，跑着到学校去，中午饿一顿，到太阳落土时分才回到家里，能再吃上一顿杂粮饭。春荒时，情景就更苦，早晨吃的是芥菜叶子里掺一点糠粉搅成的糊糊，下午放学回来时，双腿发软，浑身冒虚汗。走一截山道，就将身子往土墈上靠一靠，喘息一阵，再走。十里山路，要歇息好几次才能到家。

读五年级时，班主任兼少先队辅导员的老师找我谈话，说是要发展我加入少年先锋队。我望了老师一眼，“哇”地一声哭了。

“入队、入团、入党，是人生中的三件喜事。你应该高兴呀！怎么哭呢？”

“老师，我，我不入了。”

“为什么？”老师严肃了。

“入队，要三角六分红领巾费，我没有呀！”

“……”

老师再也没有做声了，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后来，他为我付了款，我加入了少先队。

一九五八年底，十四岁多的时候，念了一年半初中的我，休学了。此时，在外做临时工——确切一点说是流浪——的父亲，从江西省回到家乡来了，到县里的石工大队做工。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仍然不见有什么好转。我觉得自己大了，应该自己糊自己的嘴巴了，于是便离开了学校。先是在父亲所在的石工班里捶铺公路用的石粒子，不久，在父亲的带领下，到家乡一个大跃进办起来的大钢铁厂去考徒工。我当时不足十五岁，却虚报为十八岁。劳资处的女干部不相信，不同意收我。我苦苦地哀求着。她终于出了些题目，考我的文化，后来便开了一张条子，让我到厂职工医院去体检。

来到职工医院，正碰上省城医学院的一批学生在这里实习。当检查完身高、体重、五官等外，我走进了又一间房子。在这里值班的，是一位姑娘，一位前来实习的女大学生。她要我躺到一张蒙着一层橡皮什么的木“床”上。我躺到这张“床”上后，她捏了捏这里，看了看那里，最后要我把裤带子解开。

我担心自己听错了，一下愣住了。

“快解开你的裤带子呀！”她又催了。

“解裤带？”我怯怯地问。

“对！”

当时，我快十五岁了，对许多事体有一种朦胧的想象了。我很害羞，真不愿意在一个姑娘面前解开自己的裤带。然而，我多么希望自己进入这家名驰全省的大钢铁厂工作，用自己的手赚饭吃呀！终于，我还是把裤带解开了。

姑娘认真地检查了我的下身后，到水管处那边洗手去了，我从这张“床”上爬起来，浑身象着了火似的，麻辣辣的。这位从城里来实习的女大学生洗完手回来后，看看我的脸色，又连忙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不由惊叫道：“怎么？你病了？发高烧呀！”

她量量我的体温，果然烧到三十九度。

我没有被这家大钢铁厂录用。接着，我进入了一家小炼铁厂，当上了一名翻砂学徒工。进厂那一天，就领到了一张餐证。每吃一顿，食堂里发饭的炊事员，就用筷子头蘸上红印泥往餐证上盖一个红印。我终于自己赚饭吃了！心里无比的痛快。

当上徒工的第七天，我满十五岁。父亲领我到小面店里吃了一碗面，庆贺我的生日。

第一次开工资的时间到了，扣除伙食费外，我还领到了一元四角六分钱（当时我的学徒工资为十六元）。我用它买了一本书，书名叫《红旗谱》。一看，就把我迷住了。接着，我又从别人手里借来了《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踏平东海万顷浪》等长篇小说。这些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当时看过以后，竟能几乎一点不漏地讲述出来。

崭新的生活，迷人的书本，使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充实。当时，我住在一栋民房的木板楼上，也不知是哪一天起，我在那楼上的木板壁墙上，用白纸糊出了一块地方，出版了一张墙报。这张墙报的作者是我，出版者是我，读者也是我。我下班回来，常常站在墙壁前自我欣赏，心里感到美滋滋的。我记不起这墙报一共出版了多少期，但却清楚地记得我写在创刊号上的一首诗。诗的开头，有这样几句：

一九五九年五月，

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

我来到了钢铁新城，

心花伴钢花一起飞溅……

也许，文学，从这时候起，就悄悄地闯入了我的心田，也许，从这时候起，我和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久，这家大跃进“跃”起来的炼铁厂关闭了，留下了一座座土高炉的废墟。我被转到一家远近闻名的煤矿。到矿上三个月，就穿上了人民解放军崭新的军装。

这是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十七岁。

二

一九六一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中的一年，俗称“过苦日子”，是非常难熬的岁月。

现在，我可以说，我报名参军，是为了保卫祖国。但我更愿意坦率地承认，在当时，我是想找一个能够吃饱饭的地方。听说部队上能吃饱饭，我一次又一次地找矿武装部，找前来接兵的军官，坚决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

经过体检和政审，我终于被批准了。

接兵干部对我说：“你回家去征求征求你爸妈的意见吧，看他们同不同意？”

从矿上到家里，有七十里山路。我当然想回去看看妈妈，但又担心如果妈妈不同意，反而惹来麻烦。于是，十七岁的我，用接兵干部们用来宣传群众、开导我们的话回敬他：“不用了，我爸妈会同意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嘛！”

我把自己简单的行装收拾了一下，准备交给矿武装部邮寄回家。收拾行装时，我把唯一值几个钱的、大概有八成新的一床蚊帐留了下来，和别人搞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交换，用它换了三斤半大米。接着，把米磨成了粉，找一人合作，他出油，我出米粉，把米粉炸成油粑粑，两人吃了一顿饱的。当时的痛快劲儿，许多年后还留在记忆里。

离矿时，矿里给我们这批参军的青年矿工，发了三个月工资。我是徒工，每月发给二十四元。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兜兜里，头一次塞上了这么多的钱（七十二元啦），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拿到这笔钱后，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是吃一顿好的，吃一顿饱的，满足自己那个好象永远塞不饱的肚子！

这一天，各地的新兵全到“大跃进”新建起来的冷水江市集中了。

我带着那笔矿上发给的钱，走进了一家面馆。

七月，正值酷暑，冷水江，这座资江边的小山城，犹如在蒸笼里。我走进面馆吃面时，热物下肚，浑身冒汗，便将上身唯一的衬衣脱下放在桌上，光着膀子吃将起来。一连吃了四碗面条。痛快中，忘了拿上衣服就离了店，跑到资江河游泳去了。

傍晚时分，从河水里爬了出来。山风沿河吹来，拂到身上，凉快极了。这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的衬衣忘在店里了。衣袋里装着矿上发的几十元钱。我飞身跑回店来，店门关了。敲开门，一询问，一位胖胖的女服务员连连摇头。

衬衣和钱一齐丢了。

怎么办？一时间，我光着身子，徘徊在街头。回矿去取衣？市里离矿区三十多里，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再，自己的行装已交矿武装部邮寄回家，武装部也许已经投邮了。回矿也不一定有衣可取。这时，我真遭难了。

正当我赤膊徘徊在街头时，新兵班长来找我了，告诉我：发新军装了。于是，我光着上身，穿着一条短裤，站到了那排队取衣的长长的队伍的后头。自然，我的这身“打扮”，招来了许多异样的目光。我管不得这么多了。两眼望着脚尖，随着取衣的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

生活，就这样在我的面前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从大山里走出来了。坐了三天火车，又坐了三天汽车，来到了南海前线的一个海边渔村——广东澄海县的坝尾村。这是我们工兵连的驻地。在家时是开门见山，如今是开门见海了。

连队里有一个阅览室。这里，陈放着《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等军队和地方出版的书报杂志。我仿佛一下子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被这些书报迷住了。一有空，我就钻到这里来。我的这些行动，被有心的排长全看在眼里了。不久，连队的革命军人委员会进行改选，经排长提名，我被选为墙报委员，负责连队墙报、黑板报的编辑出版。

在我负责编写的第一期黑板报上，我写了一篇小通讯，题为《假日里的忙人》，记述一位武汉市入伍的战士，利用节假日，为连队大生产积肥的事迹。我自己还洋洋自得地为这篇小文章插了一个图。大约是十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从生产工地（当时部队正围海造田）回来，许多战友一下子朝我跑了过来，文书手里拿着报纸，边跑边喊：“谭达成，你的名字登上报纸了！谭达成，你的名字登上报纸了！”

我接过报纸一看，这是一张刚到的《汕头日报》，上面登着我写在黑板报上的那篇小通讯。我茫然了：我根本没有向报社投寄，这文章是怎么登上去的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期黑板报刚出版不久，团政治处的宣传股长来连队检查工作，看到这篇小稿子，觉得写得还不错。这位热心的股长就将它抄录下来，推荐给了部队驻地的《汕头日报》。

这篇短文的发表，连队领导很高兴，很重视。连长马上召集全连开会，并亲自在全连大会上朗读了这篇小通讯。接着，指导员又在会上把我好一顿表扬。散会以后，指导员又叫住我。他对新闻报导似懂非懂，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谭，好好干！以后，多写，多投。稿子在报纸上一发表，新华社会转发的。新华社一转发，你们家乡的报纸就会刊登。你家乡的报纸一登，你的父母亲就能看到。好小子，好好干！”

我拼命地写开了，写我们的炊事班长，写我们连队的驭手，写超期服役的一班副……七、八篇稿子交给文书投寄出去，一个字也没有登。我并没有泄气。这时，我读的书报杂志更多了，隐隐约约地能分辨小说、散文来了。我觉得，小说这玩艺，似乎更使我着迷。我在心里悄悄下决心，想练习写小说了。

写什么呢？写我自己的参军。我觉得自己参军这件事还蛮有点味儿。

此时，已是一九六四年的春节。

我动笔了，夹着一个本子，走进军营前面的一片芭蕉林里。大海蓝得可爱，天空亮得喜人。我握着手中的笔，在本子上苦苦地写着……

一颗心，随着笔尖，在稿纸上跳动。身旁蕉林起舞，面前碧海飞浪，我全然不知。一支笔带我飞越关山重重，使我回到了资江边的那座小小的山城。影影绰绰，耳边号声响，我当是矿上欢送我参军的鞭炮声。太阳把芭蕉树的影子从后边移到前边，我才钻出蕉林，随班里的战友一道到菜地挑水浇菜。这时，太阳西坠了，我只觉肚子空空，两腿发软，便问班长：“今天怎么还没有开饭？”

班长瞪大了眼睛：“啥？还没有吃饭？怪不得中午会餐好象没见到你！”

班长领我到炊事班。热心的炊事班长一边给我热饭热菜，一边逗乐地说：“中了啥魔呵？春节会餐都忘了！”

我苦苦地写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这篇题为《参军》的四十多页纸的“小说”。星期天，我特地请假外出，来到一家小镇子的邮电所，准备投寄。过去，写新闻稿件时，写好后即交给文书，由文书邮寄。这一次写小说，我是偷偷地进行的，只好自己跑出去投寄。怎么投稿？我当时真是不知道呵！问问邮递员？一时又羞于启齿。心里想，寄一封信八分钱。这么厚厚的一叠稿纸，该贴三、四个八分钱的邮票吧！于是，我买了四个八分的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将它投进了邮筒。

二十多天后，稿件回来了，带回了一张铅印的退稿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信条，颇觉新鲜，津津有味地看了几遍。接着，我又开始了第二篇、第三篇东西的写作。

一张又一张铅印的退稿条飞到了我的面前。对它，我再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就在这时，我第七篇稿件又退回来了。取出一看，铅印条变成了手笔信。顿时，心里那摇摇欲落的帆，又鼓满了风。于是，我又继续写下去了。

第十三篇稿件投寄出去后，一连三个月不见音讯。这先是引起我焦躁不安的种种猜测，做了一个又一个的美梦。然而，时日一长，我的心冷了，想它大概是石沉大海了。

一天黄昏，排长领来了团部的宣传股长。当时正是十一月间，收割晚稻的时节。我们连队负责把打下的谷子晒干，装包入库。排长领来宣传股长时，我正扛着大谷包上汽车。股长劈头问我：“小谭，你给《解放军文艺》寄了一篇小说？”

股长的问话来得太突然，我一下愣住了。我不知此事是凶是吉。因为当时部队里正掀起一个学习***著作的高潮，是禁止战士们看小说的，更不用说写小说了。我站立在股长面前，一时没有答话。

“你是用的一个叫谭谈的名字？”股长进一步问我。他脸上挂着笑容。

我从股长的脸上看到，他的到来，并没有什么恶意，便点头承认了。

“你呀！这回真给你‘谈’成了！”股长愉快地笑了。接着，他递给我一个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大信封。

原来，《解放军文艺》决定发表我投去的这篇小说。捡出小样后，编辑部没有直接寄给我，而是寄给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由他们转我。编辑部这样做，用意是向军区领导机关通报情况：你们军区又涌现了一位战士作者，希你们加强对他的培养。军区文化部收到编辑部的信和作品小样后，立即给团政治处挂了电话，要他们马上找到我，并将我的情况报告他们。团宣传股长一个连队一个连队挂电话，问遍全团每一个连队，都说没有一个叫“谭谈”的。我当时的名字叫谭达成，在《汕头日报》发表那篇通讯时，署的名字也是谭达成。后来，宣传股长才从团电影放映队一位放映员那里问到我。

我从宣传股长手里接过军区文化部和《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写给我的信，以及那份作品小样，看到自己写的那些字，变成了铅字，浑身的热血都往脑门顶上冲。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在灯下把那份作品小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一九六五年二月号的《解放军文艺》，发表了我的这篇习作。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听到故事之前》。接着，《收获》、《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儿童文学》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我的《采石场上》、《水上飞》、《革命种》、《向军长学理发》、《我的同桌同学》等十一篇小说、散文习作。正当我这株文学幼芽在生活的土壤里生根长叶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我搁笔了……

三

我人生的山道上，又拐了一个弯。一九六八年夏天，我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部队，复员回到了我参军前工作的湖南省涟邵矿务局金竹山煤矿。

回到矿山时，正值矿里两派武斗。偌大一个招待所，竟不能安下我这五尺之躯。招待所那位热心的老陈师傅，为我找来一床席子，在小会议室里，用两条长凳拼到一起，为我搭了一个简易铺，把我安顿了。

山区的仲夏，蚊子十分嚣张。夜里，我躺在那张“床”上，一边用手不停地拍打着向我袭击的可恶的蚊子，一边回想起自己参军时矿党委书记、矿长为自己挂红花的情景。两相对照，不禁心寒。

第二天，总算找到了矿劳资科的一位干部。我从自己带回来的众多的***像章中挑了一枚最好的，奉送给他，他满意地收下了。他看了看我的介绍信，问我：“你想搞什么工作？”

“矿上需要搞摄影的吗？我在师政治部宣传科搞新闻报导时，学会了拍照片。”

他摇摇头。

“那么，矿理发店需要理发员吗？我一九六五年下农村去搞四清运动时，为了便于联系群众，我学会了理发。”

他还是摇摇头。

“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反复地看了看我，说：“这样吧，行政科需要一个收电费的，你去吧。”

“收电费？”

“嗯。现在，全乱套了。农民用矿里的电，不交费。换了好几个收电费的人了，都收不上来。我看你长得很有杀气，又是个复员军人，干这门挺合适。”

我连连摇头，说：“不行，我干不了。听说土硃矿井已经实行了大联合，能不能分我到那里去？”

这位劳资干部很开通，没有强行分配我去收电费，却根据我的要求与土硃通电话联系了。土硃工区说，他们需要一个烧电焊的，看我乐不乐意干。

我连连说：“好！好！”

我来到了离矿部八里地远的土硃工区，握起了焊枪。我的师傅，是一位个子纤细、长相秀美，比我小四岁的姑娘。我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她，和她周围的许多师傅们，给我留下了良深的印象。后来，他们身上的血液，流进了我作品中人物的体内。

犯过“文学病”的人，容易旧病复发。我曾经痛下决心，与文学绝缘，“洗手不干”。离开部队时，我把平时一本一本买下的六十公斤书籍，付之一炬，全部烧了。准备回矿以后，好好学一门技术，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矿里安排我做电焊工，我对自己的“钢铁裁缝”工作，感到满自豪。然而，下班后，空虚的业余生活，又常常使我感到惆怅。夜间，伏在桌上，手心痒痒的，总是要在纸上划一划，写一写。

一九六九年四月，涟邵矿务局创办了《涟邵矿工报》，要调我去做矿报记者。我背叛了自己当一个“老老实实工人”的决心，竟然上任去了。从此，我奔走在百里矿区的弯弯山道，穿行在几十对矿井的井上井下，结识了一个又一个矿工朋友……

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鼓动着我。我真有点沉不住气了，一九七二年，搁笔六年之后，我又开始写了。

这时候，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每写一篇作品，不是认真地从生活中去提练，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从政治概念出发去进行编造。一九七二年第四期的湖南的《工农兵文艺》（现为《文艺生活》）上，发表了我重新拿笔后的第一个作品《胸怀》，写的是一位兵工厂的电焊工，在焊接援外产品时，如何精益求精的故事，说他怎么怎么胸怀全球，想到天下受苦人。接着，我写了《目标》，这个作品发表后，当时颇有一点影响，被一家大学选为补充教材。这作品是说一位复员军人从部队回到矿山，从干部变为工人，岗位变了又变，心中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始终没变。发表在《湖南日报》上的《出师》，则是说一位老师傅在徒弟出师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徒弟的技术有没有出师，而是徒弟有没有具备工人阶级的思想……无疑，我的这些主观意图是没有错的。但是，因为这些故事，这些人物，不是受生活启迪，从生活里中来，而是“主题先行”，“三突出”，概念化，因而没有生命。一九七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我选编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我翻阅自己的剪贴本。这时，我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三十多篇作品，基本上不能入选……

严峻的现实惩罚了我。我悚然了！我开始认真地思索：前面的路怎么走？

四

一九七九年，我的工作接连变动了两次。五月，我从涟邵矿务局的《矿工报》社，调到《工人日报》驻湖南记者站当记者，十月，从《工人日报》调到《湖南日报》文艺部做副刊编辑。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家一直安在涟邵矿务局，没有迁到省城来。

我到《工人日报》做记者不久，下工矿采访途中回到涟邵矿务局的家中。这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夏夜，我和煤矿的工人、干部在坪地里歇凉，扯着乱弹。一个辛酸的故事，流进了我的心里：一个煤矿里，有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顶职进矿，其妻改嫁给其弟。不久，其弟也牺牲了……

这个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当时，我真想去寻访寻访她。但是，迫于去完成别的采访任务，我匆匆离开了矿务局。几个月后，我又回矿采访，住在一个工区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她工作很是负责，待人热情和睦。但是言语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工区办公室秘书告诉我：她的丈夫因公牺牲两年多了。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每个月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节约一些钱送交公婆。

秘书随便说的几句话，却象烈酒一样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都热辣辣起来。我踱步到楼房的走廊栏杆前，举头眺望着沸腾的矿山：井架上天轮在飞转，电车道上矿车在奔驰。我思想的轮子，也随着天轮在旋转，随着矿车在奔跑……

我们的煤矿，比起旧社会，生产条件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于环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难免不发生。社会上许多姑娘因此不愿嫁给矿工。煤矿工人，长年累月劳动在矿井里，没有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从地层深处采来煤炭，给人们以阳光以外的温暖。爱情，对这些为人们贡献着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是多么不公平呵！

一种对矿工的敬慕的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想写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写这些把爱情献给矿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这时候，一些我平日里认为很平常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交了，就象是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陡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他，一九五八年进矿，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二十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岁的时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这，对这个年轻的女人来说，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呵！她丈夫是湘西人。在这个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劝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湘西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过份的。当领导上来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头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不能趴下来吃社会主义，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炊事员，挑着油条油饼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的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她那张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我更熟悉这样一位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会议上从不敢发言，就是说一句话，脸都会涨得通红。正当她和一个工人热恋的时候，一场火灾，把男朋友的铺盖烧了个精光。一位领导同志开玩笑说：“结婚吧！结了婚，两人就只要一套铺盖了。”就这样，他们结了婚。婚后不久，男方的母亲生病住院，接着亡故。家里原来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没棺材，二没一分钱的积蓄。这时，她把自己婚前积下来的一百二十八元钱的存款折子交给爱人，又和她叔父联系，借了叔父家的一口棺材。安葬婆母后，她又把爱人十一岁的弟弟接到矿上读书。此时，她参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却连一块普通的手表也没有……

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心灵。于是，我怀着一种对矿工、对矿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动笔了。我没有给他们戴“光圈”，也没有给他们穿“高跟鞋”，老老实实地按照生活中的样子写他们。作品中的他们，依然是那么普普通通的。然而，在他们的普通言行里，却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不凡的光彩来。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热爱的入，自然顺手。下笔后，笔尖有如小河流水。五天，我就完成了一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这就是《山道弯弯》。

这部小说发表以后，我很快收到了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二十八个省市的七、八百封读者来信。就在这时，我开始对自己搁置抽屉两年多的一部长篇小说进行重写。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自己十分熟悉的煤矿生活。可是，一稿、两稿，艺术上总是不能突破，没有一种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自己苦苦地思索了两年，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山道弯弯》受到读者欢迎后，我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这个中篇写得顺手？为什么读者们纷纷来信夸它“动人”呢？“动人”靠什么？我从《山道弯弯》中得到了启示：“情”是最动人的。接着，我又思索了一些文学名著，总结了一些生活中打动人心的事件，更加认定了自己的这点体会是对的。要靠“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去打动人心。怎么出“情”呢？要靠设计好巧妙的人物关系。有了巧妙的人物关系，才能产生出入与人之间的微妙的感情纠葛。

这时候，我冷却了的心胸一下热乎起来。我把那部长篇小说从抽屉里搬出来，开始重写了。我这样设计：一九七五年秋，上级决定派岳峰回到他曾工作多年的金鹿峰煤矿重任党委书记。离别了几年的金鹿峰煤矿以一个什么面貌迎接他呢？这时，他过去一手提拔的、自己一度十分信任的秘书路云，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有功，作为新生力量担任了这个矿的党委副书记。他过去的妻子，现今路云的老婆林茵，担任矿党委办公室主任。上级考虑到这些关系，决定将路、林调动，却出人意料地被岳峰拒绝了。故事，就这样随着岳峰重返金鹿峰开始了……由于调整了人物关系，写得很顺手。过去许多没有生气的情节、细节，一下子活起来了，出情了，出味儿了。四十多个晚上（白天上班），我就完成了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

这以后几年中，我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山野情》、《美仙湾》，并发表了十一部中篇小说，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分别编成《山女泪》、《你留下一支什么歌》、《男儿国里的公主》等集子出版。还发表了数十篇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短小的作品。但是，却没有一篇令自己稍微满意一点的东西。这里，我诚惶诚恐写下这些话，向热爱和关心我的读者勾勒出自己在人生和文学这条“山道”上留下的几个浅浅的脚印，期待着朋友们的批评。

今年，我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是，前面的“山道”，还不算太短。我决心在这条“山道”上艰难地跋涉下去，争取在路面上留下一些深一点的脚印！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写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