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经历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历史性转变。期间，中共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

一、南昌起义

由于***和汪精卫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派遣李立三等同志前往九江，准备组织中共在北伐军中的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12师师长张发奎重返广州，发动农民暴动，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那时张发奎已经实行“清共”政策，使原来的计划落空。中共中央遂决定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集中武装力量，进行南昌暴动，并派中央常委***赴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暴动。

7月27日，***到达南昌，并在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宣告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任委员。会议决定贺龙任起义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于7月30日晚。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起义时间又推迟到8月1日凌晨4时，但因起义时间泄露，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当时南昌城内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仅有1万多人，而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有贺龙、叶挺、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共约两万余人。8月1日凌晨2时，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这样，南昌守敌几乎全部被歼灭，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8月1日9时，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城召开了包括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内的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任主席。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命令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起义前委会按原计划向南挺进。8月3日至5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但是起义没有注意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到9月下旬，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强敌围攻，起义宣告失败。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战到湖南南部，另一部分转入海陆丰地区继续斗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为了纪念这次起义，8月1日被中国共产党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二、八七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并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发言中批评了陈**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职务。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三、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任书记。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负责地方工作，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易礼容任书记。

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的部队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工农革命军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第一团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四、井冈山会师

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近800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1月12日，智取宜章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即，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并组建了宜章农军。在粉碎国民党军许克祥部反扑后，于2月6日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工农群众纷纷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先后协助当地农军占领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并相继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3月中旬，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太平楼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湘南起义过程中，中共湘南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县和永兴、资兴五县农军，分别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和两个独立团，共8000余人。3月下旬，国民党军7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还在3月上旬，当***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驻酃县中村时，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一路由他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江西宁冈的砻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2团从井冈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还派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

3月29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朱德、王尔琢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陈毅率领湘南特委机关、各县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主力于4月8日到达资兴县城，同从井冈山下来的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会合。***等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牵制敌军，掩护湘南起义军转移，于4月中旬到达资兴县的龙溪洞，同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会合。这是第一支同***亲自率领的部队会合的湘南起义军。同时，陈毅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一部以及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的第二团一起到达酃县的沔渡，和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汇合。接着，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部队从沔渡经睦村到达井冈山下的宁冈砻市。

4月下旬，***率领部队返回砻市，立刻到龙江书院去见朱德。***同朱德的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第四军辖3个师，朱德、***、陈毅分任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师长，共一万余人。不久取消师的建制，编为6个团。5月下旬，第三十、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井冈山的部队为第二十八团（由南昌起义军余部组成）、第二十九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第三十一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第三十二团（由袁文才、王佐部队组成），共6000余人。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而且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五、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六、制定《兴国土地法》

1929年4月，红四军到达兴国，在那里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是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七月在上杭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其中规定，“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随即分配于贫农”。“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势，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后来闽西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办法。这些规定都是正确的。由于正确的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闽西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中，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五十多个区、五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六十多万人得到土地。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增加，生活也得到改善。1930年初，红四军由闽西到赣南。二月七日***在吉安陂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批判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阻碍土地斗争的错误，决定一要“分”，二要“快”，端正了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方向。二七会议后，赣西南土地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七、百色起义

192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陈豪人、雷经天等在百色县城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给广西革命斗争带来了有利时机。桂系战败后，***委派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俞作柏、李明瑞到任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协助工作。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贺昌、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党员、干部到广西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负责统一领导。***于1929年7月到广西南宁后，积极探索统一战线新形式，一方面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地方实力派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担负着领导广西党组织的重任。

9月下旬，俞、李不听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劝告，决定通电反蒋。***领导广西党组织借故把我党掌握的部队留在南宁。不到十天，俞、李反蒋宣告失败。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很大的骚动。10月中旬，***、陈豪人等率警卫部队的部分党员、干部，指挥装满物资的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同时，张云逸等率警备四大队的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10月20日，***率领船队和张云逸率领的部队，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会合。10月22日，***与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抵百色。

进驻百色后，广西党组织紧锣密鼓地筹划武装起义。10月23日，***在百色粤东会馆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部署在右江地区的重要工作。10月下旬，***、张云逸、陈豪人等到学校、部队、街道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动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军队。10月28日，根据***的指示，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密切配合，分别在百色、奉议、恩隆等地同时行动，收缴了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获枪支千余支，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由***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指挥。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在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城东门广场召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工人、农民、士兵、居民和师生数千人参加大会。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

按照中央的任命，中共中央代表***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军部设在百色城粤东会馆，政治部设在百色城清风楼。大会散发了红七军政治部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宣传品，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同一天，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10人任委员。12日，前委在平马召开盛况空前的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和红七军成立大会。

百色起义与其他很多起义不同，它没有枪林弹雨、枪炮齐鸣的激烈的武装斗争场面。但是百色起义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创了党领导武装起义的一种全新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起义后创建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

八、古田会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员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少军队干部也多为旧军队出身，加之连续作战，生活艰苦，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军队内部滋长起来。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的妨碍着红四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为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认识，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想通过这次大会总结经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会上虽然对过去的争论问题，作出原则上正确的结论。但由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对一些错误思想的理论分析不够深透，缺乏具体纠正措施，以及组织处理过于简单。因此，有些分歧未能完全消除，一些错误思想，未完全得到澄清，***的正确主张未完全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在会议选举时，***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随后，***根据前委决定，到闽西蛟洋养病，并指导闽西地方党的工作。

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陈毅如实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汇报了红四军党内在七大上的争论。中央领导同志对红四军的许多经验，尤其是建党建军和政治工作的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些“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支持***的正确主张。根据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精神和***的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此信经***最后修改审定。

“中央九月来信”的基本精神是：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成绩和基本经验，提出了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正确原则和方法。

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11月，陈毅回到了部队。朱德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听取了中央指示，决定部队返回闽西整训，并派陈毅亲赴蛟洋请***主持前委工作。11月28日，在福建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议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时，已经有条件全面总结两年来红军建设的经验，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集中集体的智慧，***起草了红四军党内的九大的决议草案，为大会的召开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0多名。大会由陈毅主持，***作了政治报告，并多次讲了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与会同志讨论了中央指示和上述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会议选举***、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为前委书记。会议召开两天胜利结束。

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军经验，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九、王明的“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1927年的八七会议，虽然为当时危急时刻的中共指明了方向，但是它也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批判陈**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工作中矫枉过正，致使党内“左”倾思想抬头，并一度占据了中共的主导思想，为之后中国革命遭遇的挫折埋下了伏笔。

就在八七会议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并增选***、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阶段，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的六万多人急剧锐减到将近一万人左右。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为代表的一些党员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错误地认为此时的中国应该遵循苏俄的“城市中心论”，发动武装暴动。这种盲从给党带来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

很快这种错误便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2月下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而4月下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而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批判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盲动错误。至此，党内的“左倾”错误告一段落。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左倾”错误仅仅是一个开始，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李立三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决议中“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比比皆是，它片面夸大了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中共却批准了这项决议，自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又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挥下，很快中共各城市工作、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等主持下，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就这样，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统治，正当革命工作即将走上正轨时，共产国际的干预，又使中央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同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王明等人在10月底先于中共中央得知这一信件的内容之后，乘机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旗号，要求彻底改选党中央的领导机构。1931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虽然也批评了李立三的一些“左”的错误，但他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他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不仅被补为中央委员，还进入了政治局。通过这次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一些追随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相继掌握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并以反对“调和主义”为由大肆打击瞿秋白等同志，在此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同志或被打击或被敌人逮捕，中共党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同年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然而这个临时中央依旧继续推行和发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政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忽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的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十、遵义会议与长征胜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然而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因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苏区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坚持“左倾”错误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王**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接着***同志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的正确意见。***、朱德、***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张闻天、王**的意见。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镇（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在最后阶段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指挥军事。

随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指挥党中央。3月4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时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周恩来、王**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撤离遵义，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后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然而党内张国焘自恃兵力强盛，抵触中共中央的命令并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张闻天、***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继续坚持南下，并于9月9日，秘密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意图“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而后，在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并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而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都是党的精英，是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十一、瓦窑堡会议

一二·九运动以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平津学生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工作。大批学生走上了同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则降为次要地位。在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下，瓦窑堡会议关于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以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地阐述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成为新时期的根本指导方针。

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唤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十二、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受***之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沈克的106师的一个团被歼。1931年，***俨然一个东北王，九一八事变后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在红军西撤的时候，张的部队被调去剿匪，由于任务执行不利，***部队的番号被***撤掉，导致两人之间产生嫌隙。

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杨：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的卫队进抵***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作了相应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周边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0日下午，张学良护送***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后来背信弃义，使***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