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大乐章。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从国内来说，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包括对外开放在内，其实也就是改革开放，在1978年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最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始起步。一开始改革的内容主要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农村走在了前列。在进入社会主义初步探索之后，中共中央针对农村的政策一直没有突破“左”倾的错误，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的众多举措，反而让农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农民群众曾在1957年至1962年间阶段性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由于当时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被废止。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了18个手印，开始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农村出现的改革最终得到了***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由再度强调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而在政治体制方面，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与改革几乎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拉开了序幕。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中国在工农业发展上取得巨大进展，深圳、珠海等原本仅仅只是小渔村的地方在开放起步之后很快便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二、党的十二大与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初步起步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突破还是不够，改革开放的力度还是不够大。因此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就成了当务之急。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候补代表149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致开幕词并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而后***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

报告确立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而在这次党章修改主要目的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党章中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作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而后大会通过了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大会还选举了由210名委员和13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7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13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和任务，并且指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初步系统的总结。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发展；大会还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的重要任务，并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大会郑重地提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并提出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的任务。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为国家主席，彭*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为国务院总理；选举***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事实证明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适应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经济。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但城市改革则非常滞后。针对于这种现状，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并且《决定》也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并且开始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国家也有意识的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国家宏观调控方式也主要通过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上述种种措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共中央也开始改变以前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坚持贯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这种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非但不会危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而会继续巩固、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一系列正确措施的指导下，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集体经济也发展迅速，而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

除经济改革措施之外，中共中央还开始积极推动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在1985年3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而后在5月开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此外，中共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开始了全面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再把1985年9月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肯定了一批老同志带头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所起的作用，指出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他要求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会议上陈云也强调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这次党建工作，端正了党内风气，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除了国内的改革之外，国家的对外开放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共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而自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十二大以来全面改革开放和党建工作的开展收到了巨大成效。到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近10%；而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也从227元提高到406元，增长速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最为迅猛的。国民经济各部门逐步趋于协调，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三、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以来，我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指引下，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而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以经济建设尤为突出。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1978年到1986年的9年间，这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旺盛、国力增长最迅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最多的时期，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党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继续发展这种良好的局面和深化改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十三大。

1986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由***主持大会，赵**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明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根据我国国情和***的设计，报告提出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些观点，初步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

而后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赵紫阳、李*、乔石、胡**、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为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8年3月至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召开，杨**被选举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为国务院总理；***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深远：首先，大会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系统论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层面对当代中国国情作出的科学认识。只有认识到这个国情，才能更好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其次，大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这条基本路线，实质上确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而后，确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三步走”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纲领，确定这一战略部署是中共十三大的又一个重要贡献。最后，它还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

四、平息国内外政治风波

1989年6月23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宋平、李**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全会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功地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图谋。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中国面临着极大压力和考验。但是在***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从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逐步改善同我国的关系。这年7月，日本政府恢复对华贷款。随后，西欧国家恢复对华政府贷款、经济合作与科技交流等。10月，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中美关系也逐步得到改善，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并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到1992年，中国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样，西方国家的“制裁”终于破产。它们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就在中共成功平息国内外政治风波之后，中国也开始进入了领导班子的更替时期，***就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便成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后，1989年9月4日，***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也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五、***的南行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

苏东剧变和“八九风波”后，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所谓“制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巨大冲击，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对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创办经济特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等问题，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些实际上都涉及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为了明确回答这些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在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以及选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的中心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南行讲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明确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就是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南行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在***南行讲话之后，党的十四大随即召开。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000人，代表5100多万共产党员。***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

中共十四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作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对***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精辟的论述和科学的评价，在全面、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任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从我们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任务。而十四大的召开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腾飞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一国两制与港澳的顺利回归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即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6年4月，***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1981年国庆前夕，***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4年2月22日，***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香港、澳门回归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为两岸和平统一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以后的发展充分证明，“一国两制”已经首先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得到了成功地运用，人们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国两制”同样可以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构想和创举，效果如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国两制”伟大方针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促进和海峡两岸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台湾必将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