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8岁的陈**参加江南乡试落第，从此人生发生根本转折，用他自己后来的总结来说，从此变成了“康（有为）党”，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之路。“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陈**做“康党”很短暂，但做反清的“乱党”做得轰轰烈烈。他不但写文章、做讲演、搞集会，而且还参与搞暗杀，他的“暗杀团”战友，包括了蔡元培、章士钊等诸多名流，他们企图用炸弹来推翻满清王朝。他组织了“岳王会”，这个组织后来整体加入了***的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早期党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被安徽都督孙毓筠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又随着安徽政局的动荡几度离复职。后来，他起事参与讨伐袁世凯时，因斥责军队将领滥用暴力，竟被捆绑起来几乎被枪毙。反袁失败，陈**逃到上海，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成了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上的主力作者，也通过《甲寅》结识了另一位主笔、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回到上海，他的老友、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将他的妻子接来与他团聚，陈**终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直到一年半以后他受蔡元培之聘去北京大学。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做了一件对中国深远影响的大事：创办《新青年》。

他想办杂志的念头在日本就有了。他对汪孟邹说，希望由亚东图书馆负责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只要有个十年八年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对这本杂志信心满满。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以后，这本杂志就在中国青年读者中有着如雷贯耳的巨大影响力，而自己一生的命运与事业都与之相连。

新杂志起初被命名为《青年杂志》。虽然陈**说，《青年杂志》在十年八年内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汪孟邹看不出这本杂志能有多少经济效益。“亚东”是个小摊子，实在拿不出这笔开办费，汪就把杂志介绍给朋友开的“群益书社”。“群益”接受了，商定每月为新杂志付出200大洋的编辑费和稿费。就在新杂志于创刊之际，“群益”的老板收到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抗议信，说《青年杂志》与该会办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于是，“群益”的老板决定将新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汪一致同意。这个名字其实远比原来的名字响亮得多，陈**还在改名后的刊物上特作文说：“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号（《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正式亮相。这是一本16开、100页的月刊，每6号为一卷。创刊号的开篇文章就是陈**写的《敬告青年》，也即《新青年》的发刊词。

开宗明义，陈**一上来就写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当时的中国，正以五千年的古老之躯，迎来最猛烈最新潮的革命冲击，那些腐朽的陈规陋习在一代新青年看来，已经特别不能忍耐。陈**曾经撰文痛批1914年的中国“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内，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

现在，陈**满腔热情地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代新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接着说，算不算是青年，“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要看他脑子里是不是塞满了旧文化的陈腐观念。所以，陈**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90多年前的中国，它的出现，会在黑暗中炸出怎样一道闪电。这里说的是对一代青年的期望，表达的是对一个新的国家的热烈憧憬，因为青年才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他们应当是独立、进取、开放、脚踏实地、富于理性的一代人，这个国家，也应当是独立、进取、理性、开放、以法治国并戒除浮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会自动从中国的传统中长出，要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艰苦努力。

1916年的时候，《新青年》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年，当时的发行量保持在一千份左右。这一年的年底，《新青年》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蔡元培向陈**伸出诚聘之手，邀他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蔡元培是在看了一沓《新青年》后下定聘任陈**的决心的。

以当年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威望，面对小他12岁的后生陈**，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宽容。习惯早睡早起的他曾不止一次来到陈的寓所，坐在小板凳上等待着习惯后半夜才睡的陈**醒来。陈独秀对蔡元培说，来北大可以，但我的《新青年》怎么办？蔡元培说，带到北京来一起办。《新青年》迁到北京，从此登上全国舞台，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在《新青年》迁往北京之前，陈**已经与胡适有了许多信上往来和约稿。胡适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陈**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这个比陈**小12岁的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也被蔡元培破格聘为“重要教授”——三个属兔的人就这样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用陈**的话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议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比陈**小14岁的***，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来他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恽代英等写给《新青年》的信，非常有代表性：“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曾称“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重大，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了理论和干部。

陈**在1919年6月11日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城”散发传单而被北洋政府逮捕，3个月后获释，去了上海，从此他更向左转，开始研究并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在上海，他与他的同志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的“一大”上，当选为***。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多是受“五四”运动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

陈**后来曾因“右倾机会主义“被批判”，因“托派”被开除出党。但是陈**晚年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仍坚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监狱里，他仍坚持，“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直至生命终结，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