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上有许多含混、糊涂、错误的观念。其中特别是歪曲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学过普列汉洛夫的名著，本来很清楚，但是从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没有个人崇拜也不得了”的话，把八大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翻了案以后，许多事便颠倒了。领袖的一言一行都是真理，只有一个伟大人物的话才是衡量正确错误“左”倾右倾以至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个人是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的，只有群众的实践才能证明是怎么回事，不承认事实和真理，必然受到历史和真理的惨痛惩罚。然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在天灾人祸的比例上含糊其辞，大家赞成的***的报告受到了冷落。虽然没有和不可能马上来反右倾，但跟着来的“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便显露出来，反右更严重些，造成灾难。

现在还应该温习普列汉洛夫的书，***的《费尔巴哈论》（四节46页）讲到“历史人物的动机”时说“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是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和以思想的形式，甚至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以及其领袖所谓即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伟大人物的意志不是决定性的，伟大人物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但终归是形势比人强，历史还是按自己的行程或快或慢地前进，不以伟大人物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探索总结十年浩劫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的个人错误，不能归结仅仅是“四人帮”、***、康生的阴谋破坏。这些人物的出现，包括***晚年所犯的错误，有其本身的深远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在他们身上以现在的形式表现有其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是一个革命家和理论家，他晚年脱离实际有其个人原因，但追索其动因之后的动因，更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中国这个社会，国际的现实情况及帝国主义者存在、中国建设的急迫性等等，造成了“左”的倾向。这个代价可以有大有小，或者表现不同的形式，但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跨到社会主义，没有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在意识上彻底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思想，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践，没有经过真正过渡时期的几种经济方式的共存和发展，逐步趋于两种所有制这样一个过程，（一步跳过来了）达到实际上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集体实际是全民的支配，不是真集体，个体全部割尾巴割掉了）而全民所有制又是分割的封建性的管理制度，中央绝对集权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基本特征，还是封建性，而农村集体所有制，几乎是封建庄园的体制，生产水平很低，生产工具也是两千年的老工具（生产力很低，包括生产的人，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对象是没有加过多少工的）。生产力尚在低水平，生产关系却力求高水平，马不停蹄，不断革命（否定革命阶段论）一直到了公社制度。工业上的全民所有制，一方面有封建性的体制痕迹，一方面又废弃了应该保留的过渡时期的体制。想一下过渡到共产主义，否定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利润，按劳分配，计件工资制，竞争，淘汰。这些对过渡是十分必要的，却否定了。采取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或乌托邦的幻想体制（吃饭不要钱，人人有饭吃，无失业，共产主义风格其实是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