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喜欢去研究……日常生活，即所谓平淡庸常、被认为无实验性或非实验性的东西，不问“为什么它不够现代主义？”，而是问“为什么关于现代主义的经典学说对女性的现代性问题关注不够？”。
梅根·莫里斯
《购物中心风云》【1】
即使只是对关于现代的众多作品做一番最粗浅的阅读，也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诸多不和谐和相互抵牾的地方。现代性兴起于一种讲求“稳定、统一、规训和控制世界”【2】的文化中；与之相反，它又指向了“对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不连贯体验，将之视为过渡的、转瞬即逝的和偶然的”【3】。对一些作家而言，现代是“一种断裂的文化”，其标志就是历史相对主义和含混性【4】；对另一些人而言，现代性意味着一个“理性、自主的主体”和“对真理的绝对论、一元论”【5】。成为现代，就要站在进步、理性和民主一边；或者，恰恰相反，把自己跟“混乱、绝望和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6】的确，一个悖论是，成为现代往往就意味着反现代，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所处时代那些流行的规范和价值观。【7】
显然，现代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造成了这一语义上的混乱，并没有什么良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弄清导致这种混乱的一些关键因素。例如，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对现代这个概念会有不同理解，这使得文本在全球思想市场上流通时产生翻译上的潜在困难。对尤尔根·哈贝马斯而言，“现代”（die moderne）是不可逆的历史进程，既包含了官僚与资本统治的各种压迫性力量，又滋生了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的伦理，该伦理能够自我批判，因而具有潜在的解放性。这里，黑格尔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哲学首次系统地表达了现代性的理论自觉。【8】相反，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则对哈贝马斯提出责难，认为他不加辨察地就把现代性和唯心主义哲学画上了等号，认为他的做法根植于德国文化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学中，而受过法国思想训练的人就“不可能”提出这种论断。对于德贡布而言，法语中的“现代”（modernité）是诗学的，而不是哲学的范畴，它的特征是含混、非连续和模糊，而不是艺术与生活的分隔，其最重要的定义者正是波德莱尔。【9】在这个术语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例证，说明现代概念的含混是决定性的，而且会反复出现：一些作家或多或少会将现代等同于启蒙传统，而其他人则认为两者恰好相反。
这让我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特定的学科传统对理论概念的建构和传播会有何种影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知识的结构会决定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因此，对政治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只是随意举几个领域）而言，现代性的内涵会各不相同。这种含混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现代概念的性质和价值看法迥异，而且因为我们对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也充满了争议。政治理论家可能将现代性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认为它来自霍布斯的论著，而文学评论家很可能会认为现代诞生于19世纪中晚期。现代性并没有精确的历史分期，所以它的时间坐标轴也总是在变化。如劳伦斯·卡洪（lawrence cahoone）所言：“现代性的历史起点是不可能被确定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任何一个世纪都可能或已被命名为第一个‘现代’世纪。例如，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哥白尼学说可追溯到16世纪，而可被称为现代政治基础的民主政府，直到最近才成为西方主流的政体形式。”【10】
卡洪的观点让我们认识到，现代性并不是一个诞生于特定历史时刻的同质化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而是由各种相互关联的体制、文化和政治所共同构成的，这些东西形成于不同时代，通常在事后才被我们定义为“现代”。为了区分这些不同的要素，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关于现代的“词群”（family of terms）。【11】现代化（modernization）通常指一些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群集，它发轫于西方发展的语境中，但自那以后就在全球范围都有各式各样的体现：如科学和技术的创新、生产的工业化、快速的城市化、不断扩张的资本市场、民族国家的发展，等等。现代主义（modernism）恰恰相反，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生产形式，是一系列艺术流派和风格的总称，首先兴起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和美国。现代主义文本的特点是审美的自我意识、风格的碎片化和对再现的质疑，它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具有高度的矛盾性，常常也具有批判性。法语中的“现代”（modernité）一词，虽然也鲜明地传达了错位和含混的现代感，但更具一般性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比如在追求时尚、消费主义和不断创新的影响下，都市文化具有易逝性、短暂性。【12】最后，现代性（modernity）通常被用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分期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涵盖上述任何一个或全部的特征。这一术语的时代含义主要包括两种社会的一般性哲学区分，前者是传统社会，以无处不在的神圣权威为基础，而后者是一个现代的世俗世界，其基础是个体化的、自我感知的主体性。【13】
然而，现代这个概念既具有隐含的事实模糊性，又具有鲜明的修辞性力量。与其他历史分期不同，现代性同时具有规范性（normative）和描述性（descriptive）——比如，我们可以“支持”或“反对”现代性，却不能“支持”或“反对”文艺复兴。这个词的象征力在于它清楚表明了一个分化的过程，一种与过去决裂的行动。因此，17世纪晚期欧洲出现的著名“古今争论”（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挑战了古典文本作为文化的终极参考系和真理持有者的权威。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发现，虽然辩论两方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加质疑地坚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但正是在此时此刻，现代的概念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论争优势，因为它主张摈弃陈腐的历史和传统。“现代”愈发成为摈弃过去、勇于变革、追求未来价值观的代名词。【14】
不难看出，这种理想的政治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挑战传统、旧俗和现状，追求现代的吁求为我们合法地反叛社会等级制度和现行的思想模式提供了一种路径。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就通常被认为是对自治、平等这些现代概念的彰显时刻，其思想根基就是认为在批判性和自我批判性的人类理性之外，没有任何权威的存在。另一方面，现代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卷入了某种统治的计划，这个计划认为那些缺乏反思性推理的人都应该被支配。比如，在殖民主义的话语中，作为现代的当下和原始的过去的历史区分，被绘入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空间关系中。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技术进步成了其推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正当理由，而当地人的传统和习俗则被无情地毁坏，为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让路。【15】类似地，现代所宣扬的平等理念是以兄弟友爱（fraternity）为基础的，这实际上是将女人排除在任何形式的政治生活之外。因此，琼·兰德斯（joan landes）评论道：“从女人的视角和利益出发，启蒙看起来颇像是反启蒙，革命看起来颇像是反革命。”【16】兰德斯追溯了女人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她由此指出，现代权利和共和制美德的话语不断地将人等同于男性，这实际上是让女人无法发声。
然而，异见人士和被褫夺了政治权利的群体也试图以新的方式来挪用和阐释对于现代和革新的吁求，借此来反抗现状。因此，在20世纪早期，新女性（new woman）形象成了解放的重要象征，她们所代表的现代性不是对现在的背书，而是对另一种未来的大胆想象。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运动的方式颇为不同，它们试图打破那些想当然的假定和充满教条的自以为是，重新塑造现代的概念，让它去意指含混性、不确定性和危机，而不是归结于对西方进步的目的论和理想化理性的盲从。主流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伪新”（old new）不断遭到各个群体的挑战，后者认为自己才是“真新”（authentically new），他们利用并重新激活了革新的希望，使解放性的变革成为现代概念的题中之意，寻求塑造各种批判性和反对性的身份。
换言之，对现代性的吁求已经被用来推动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文化利益。“现代”没有固定的所指或属性，它只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分类范畴，用以让各种不同而且时常互相矛盾的观念获得结构性、合法化和稳定价值。因此，我的分析有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现代性包括一系列多维度的历史现象，它们无法被草率地整合为某种统一的时代精神。所以，我对一些文章颇不以为然，它们将整个现代时期等同于某个特定并狭隘的思想史传统，从康德一直延伸到马克思（仿佛几个世纪的历史能够被简化为少数哲学家的作品！），目的就是庆颂后现代的含混和差异如何在现代的同质性和理性之后登场。这种所谓的对总体化的批判，其本身就是高度总体化的，它用一种阐释的暴力遮蔽了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其实这种现代文化根本不能被简化为对某种单一世界观的代表。以19世纪晚期的欧洲为例，人们对科学、理性和物质进步的吁求，是与浪漫主义谈论的情感、直觉和真实性相互并存的，同时人们还有意识地探究身份的表演性和人为性，以及语言无法逃避的隐喻性。现代性话语并没有写入一种同质化的文化共识，而是向我们揭示了对于社会变革进程的百家争鸣。
这里，我并不是要说现代和后现代不过是可以互换的能指；显然，我们的世纪末与之前的世纪末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在很多重要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所以，很多被认为纯粹属于后现代的主题词和流行语——如拟真[simulation]、拼贴[pastiche]、消费、怀旧、赛博格[cyborgs]、异装[cross-dressing]——其实在很多19世纪的文本中有所预示。）但是，女性主义理论当然应该挑战，而非不加质疑地接受那种将压迫性的现代性和颠覆性的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做法，这种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在当代理论界十分流行。正如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所强调的，这种后现代的观念实际上效法了现代的一个核心，那就是希望超越旧物，着眼未来，这一做法其实是天真地重演了它所声称要去批判的历史进步论。【17】
我研究的初衷，就是去质疑现有的文学和文化史理论，由此说明它们对性别问题的无视。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女性主义评论家意见一致，认为现代和后现代理论都是在男性化规范下展开的，它们对女性生活和经验的特殊性关注不够。然而，我的研究不是证明现代的虚妄性，从而将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关注点排除在现代性逻辑之外。这些试图去魅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没有承认一点，即自己会不可避免地与试图超越的范畴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希望能阐明两点：（1）尽管女性主义对现代概念充满了批判，却也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2）女性追求解放的斗争与现代化进程复杂地勾连在一起。如果女性利益与现代的主流观念无法不加批判地摆在一起，那么它们也无法被排除在现代性的话语之外。
“现代性的女主人公”
大部分关于现代的当代理论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我想这一说法对于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稀奇。它成了各种不相干文本的共同特点，使它们得以相互关联。我已引用了伯曼内容精彩的论述，但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论述是独白性的，这让人失望；在文学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其他批评论著，它们声称提出了关于现代性的一般性理论，却只研究男作家的作品，只关注对男性气质的文本再现。在社会和政治理论领域，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这些领域，现代性被等同于男性所掌控的公共和制度结构，而女性的生活、关注和视角几乎被完全抹除了。【18】
当然，将现代性指认为男性气质，这不是当代理论家的发明。在19世纪，关于现代的许多重要象征符号——公共空间、人群之人【19】、陌生人、花花公子、游荡者——都有明显的性别意蕴。比如，“游荡者”一词就没有直接的阴性对等词，因为如果有女人在19世纪的大街上闲逛，她们很可能被当作娼妓。【20】由于我们总是将公共与现代等同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女人被排除在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进程之外。在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明显带有怀旧风格的女性气质再现，这种写法被当作逃离文明束缚的救赎方式。女性被认为缺乏专业技能，分化程度也不如男性，她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家庭和家庭关系的细网，具备生育能力的她们被认为与自然的联系更紧密，因此女性代表了一种具有非时间性真实感的领域，仿佛她们不受现代生活异化和碎片化的影响。
这种女性气质观保存了其修辞性力量，并在许多当代作品中重新浮现。因此，大多数主流女性主义思潮都坚持这样一种信仰，即认为诸如工业、消费主义、现代城市、大众传媒和科技这些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其本质是男性化的，还认为女性关于亲密性和真实性的价值观外在于那种去人性化和异化的现代性。这些假设尤其受到文化女性主义的认同，这种女性主义宣扬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化女性气质，将之当作自然的自身呈现（self-presence）的飞地，所对抗的是技术官僚的理性。近年来很多女性主义论著借助心理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上展开基本相似的批判。这些批评家指出，现代思想的奠基性概念和结构在本质上都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phallocentric）。例如，朱丽叶·麦坎奈尔（juliet maccannell）在最近一本新书中认为，现代性的前提是抹杀女性和性别差异。据她所言，现代社会不再以父为纲，而是代表了兄长的统治，因为父权式上帝或国王不容挑战的权威已经让位于现代启蒙的逻辑，后者主张的是平等、兄弟友爱和认同。然而，对女人来说，历史的这一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迫性统治，而且这种统治更为隐秘；现代的前提，就是他者的缺席，以及对女性能动性和欲望的擦除。【21】
麦坎奈尔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具有启发性的，而且她从心理分析的理论视角来解读现代，通过揭示启蒙思想虚幻、自恋的一面，有效地动摇了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然而，所有这些现代性理论都有个问题，那就是它们总是想一概而论。我们或许可以说，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某个体制和文化现象在其历史结构上是由男性标准决定的，如琼·兰德斯对18世纪公共领域政治象征的悉心研究，以及格丽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对19世纪城市性别地形学的叙述，都提出了这样的观点。【22】但如果认为一段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以被简化为某个单一的、统一的男性原则，这就另当别论了。这种绝对主义的批判，无法解释塑造了现代发展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各种逻辑——的推动力，这些推动力其实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这种批判否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现代性的某些方面曾经让或可能让女性受益。相反，它建立了新的二元对立，将异化的、现代的过去与真实的（后现代的？）、女性化的未来对立起来，对两种状态可能的转换机制却语焉不详。【23】不仅如此，将现代性在根本上指认为男性气质，就成功地把女性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忽略了她们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多个层面上进行的各种主动交流。简单地将现代性等同于某种抽象的哲学理想和男性主宰的公共生活，我们就无法正确思考女性现代性的独特之处。
不过，还有很多女性主义论著深刻影响了本书的观点。我除了参考伊莱恩·肖沃特（elaine ）、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巴尔（susan gubar）对世纪末文学史的改写，还受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卢克斯曼（christine buci-glucksmann）、雷切尔·鲍尔比（rachel bowlby）、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安德烈亚斯·许森（andreas huyssen）和帕特里斯·佩特罗（patr petro）的极大启发。【24】这些作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自觉地认识到了女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联，既看到了这两个范畴间的重叠，又看到了两者的矛盾冲突。她们没有陷入进步话语的套路，认定现代化进程毫无疑问地改善了女性生活，也没有寻求一种怀旧的反神话（counter-myth），渴望重返一个伊甸园式、非异化的黄金时代。相反，她们都是从性别政治的角度不断探究现代性多变的复杂。
因此，一方面如许多女性主义者所言，在19世纪私人和公共自我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森严，以致性别差异固化成似乎自然存在、一成不变的特征。区分竞争进取型的男性气质和养育持家型的女性气质，这种理想尽管只适用于少数中产阶级家庭，却成为一种指导方针，影响了文化的各个层面。玛丽·普维（mary poovey）指出：“性别二元对立的模式，原本存在于那种隔离却理应平等的社会‘领域’，但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中期制度实践和常规的整个系统，从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到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性别区隔，无不受其渗透。”【25】这些物质和制度的现实，既塑造了有关女性与历史和进步之间关系的主导观念，也让女性被这些观念所塑造，因为私人与公共的空间范畴被映射到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性区分中。通过将女性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非人化结构之外，以及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的严苛要求之外，女性成为未被异化的身份象征，也成为非现代的象征。有越来越多的科学、文学和哲学文本在试图证明女性不如男性分化程度高，不像男性那样具有自我意识，而是更深地根植于一种基本的统一体。由此，对于很多女性和男性思想家而言，女人只有在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之后，才能进入现代性当中。然而，另一方面，仔细阅读一下19世纪的文本就会发现，公共和私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现代和反现代之间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牢固的区分。或者说，这些区分不断以新的方式被消除和重造。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卢克斯曼论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关系上的象征性重新分配”，将之视为19世纪城市文化中盛行的反潮流倾向。【26】随着工人阶级女性进入大规模生产，成为工业劳动力，那种区分性别领域的意识形态就被削弱了，导致许多作家甚至担心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场所有亲密的身体接触，从而让那里成为性欲之地。19世纪下半叶，随着消费主义的扩张，公私界限进一步模糊了，中产阶级女性进入百货商店这样的公共场所，而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商品也随之入侵了家庭内部。最后，19世纪晚期的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改革派，向现存的性别等级制度提出了，最为公开并且非常政治化的挑战。她们声称自己在政治和法律上与男人平等，同时还呼吁建立一种专属于女性的道德权威，认可女性占据公共领域的做法。渐渐地，女性气质的形象对于战胜那些关于“现代”特殊性的焦虑和恐惧，传播充满希望的想象方式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语境下，许多评论家谈到过19世纪妓女对社会想象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个时期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妓女的象征性地位。【27】妓女既是卖家，也是商品，是情色商品化的终极象征物，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诠释了经济与性、理性与非理性、工具与审美之间的暧昧界限。妓女的身体可以带来多种互相矛盾的阐释；一些当代作家将之视为商业统治和金钱至上的例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妓女代表着危险女色的黑暗深渊，让人想到现代城市中的传染、疾病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崩坏。虽然妓女受到了政府日益强化的控制、备案和监管，但是她们总是不断提醒我们，现代城市女性潜在的匿名性，以及摆脱了家庭和社群联结的性爱。如妓女一样，女演员也被看作“公众寻欢的象征”，她们浓妆艳抹，盛装打扮，证明了当代女性性爱的人工性和商品性。【28】女性演员的这种母题很容易被挪用，认为它昭示了无处不在的滋生现代欲望形式的幻象和景观。妓女和女演员游走于体面社会的边缘，却具象地体现了商品美学的根本逻辑，她们不断吸引着19世纪那些热衷于研究现代生活的颓废与虚妄的批评家。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女性地位的变化还进一步体现在她们与技术和大规模生产之间的譬喻性关联。女性不再被置于现代理性逻辑的对立面，她们现在被认为是这一逻辑的产物。机器-女性的形象，是另一个在现代反复出现的主题，如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29】的小说《未来的夏娃》（tomorrow's eve）【30】就是对这个主题的探索。如安德烈亚斯·许森所言，机器-女性的形象逐渐以浓缩的形式，体现了人们对技术力量的痴迷和厌恶。就像艺术品中一样，女性在技术复制时代也被剥掉了光晕（aura）；在工业和技术的影响下，我们消除了女性气质的神话，不再将之视为自然救赎的最后场域。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让关于女性气质的观念变质和瓦解，让我们不再相信那种本质的、上帝赋予的女性特质。然而，作为机器的女性形象也可以这样去解读，即将之视为一种重申，是那种以技术统治女性的父权欲望的表达，其形式是幻想一种顺从的女性自动化机器，希望摆脱母亲而通过人工复制实现创生之梦。因此，机器之身的女性形象包含着深刻的含混——它到底是颠覆还是强化了性别等级制度？——近年来，唐娜·哈洛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就再度表现了这种矛盾。【31】
妓女、女演员和机械女性——正是这样的女性形象，让我们对19世纪文化中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和技术的暧昧回应变得清晰了起来。当然，还可以列出更多的形象。比如，在许多19世纪法国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女同性恋激发了人们对于女性化现代性的想象。这些作家常把女同性恋描绘成变态颓废的化身，认为她们代表了现代欲望形式的流动性和含混性。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 benjamin）在评价波德莱尔时所言，女同性恋作为现代女主人公的地位，源自颠覆“自然的”异性恋和生物繁殖的命令，公然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莉莲·费德曼和最近的塔伊斯·摩根（thais morgan）研究了19世纪男性先锋派作品如何将女同性恋当作异域情调来顶礼膜拜。如摩根所言，女同性恋的形象象征了一种时髦的僭越方式，让艺术家和作家在更大的范围内去寻求欢愉和主体性，而无须挑战男性气质的传统假定和特权。【32】
这个例子说明，许多流行的对现代女性气质的再现，实际上是出于人们对男性气质幻想的沉迷，不能简单视为对女性经验的精确再现。但这也不是说，在这些再现之外，在现代性的文本逻辑和体制逻辑之外，存在一个真实女性气质的相对场域（counter-realm）等待我们去发现。相反，我是想说明，对这种非异化的女性气质的怀旧，本身就是现代二元思维的产物，这种逻辑把女性视为无法言喻的他者，处于男性的社会秩序和象征体系之外。我不想去勾画一个代表独立女性气质的虚幻怪兽，而是想要探求女人如何利用、挑战并重构对性别和现代性的主流再现，去理解她们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定位。女性经验不能被视为先于表达而存在的本体，它是在包含了矛盾却又相互关联的多种线索中构建而成的，这些线索通过特定文化和阶段的“性别技术”（technologies of gender）得以反映，也被其所建构。【33】这种将历史理解为演出（reenactment）的做法，是将女性气质放在多种多样但又明白确定的相互关联之中，这些关联自身又与其他文化逻辑和权力等级制度相互交叉。性别总是处于过程之中，它是一种被表演出来的身份，同时在特定的社会限定中慢慢得以实现。
承认女性气质的社会决定论，并不是要去宣扬一种身份逻辑，即认为女性的现代性经验可以简单地同化为男性经验。毋庸置疑，一些最典型的现代现象，如工业化、城市化、核心家庭的出现、时间-空间管理的新形式，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等，在根本上改变了女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性的主流结构和逻辑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女性历史的单独领域。与此同时，女人对这些变化的体验方式是和性别有关的，这些方式千差万别，不仅受到通常所说的社会、种族、性取向层级的影响，也受到她们多样化且相互重叠的身份——如消费者、母亲、工人、艺术家、爱人、活动家、读者等——及实践的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元理论恰恰忽略了女性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遭遇时产生的独特经验，因为这些理论忘记了具有性别化特征的历史进程。因此，从女作家的作品和（或）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入手来审视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可能会对历史进程的本质与意义得出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些被无视、被低看或被视为退化而非真正现代的文化维度——情感、浪漫小说、购物、母亲身份、时尚——得到了高度重视，而那些曾被认为对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分析至关重要的主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者退居次席。因此，当我们用相对陌生的新轮廓来勾勒现代时，对于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历史，我们的理解会有微妙但深刻的改变。
然而，如果女性主义评论家竭尽全力去发掘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这种做法也可能会错误地强化性别的刻板印象。在19世纪，许多女性通过打破传统男女之间的界限来挑战性别的刻板化，有的是在政治上公开挑战，有的则更加低调和隐蔽。我们还需要承认一点，在那些通常被认为专属于男性的领域，如公共政治或先锋艺术中，也有女性的身影。正是通过挪用传统的男性话语，女性才能揭示传统性别二元论潜在的不稳定性，即使她们所提出的话语也时常充满了启发性的有趣差别。我不认为这种策略是一种病理学上的征兆，说明了女性对无处不在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一种融入；相反，我想探索的是随后出现的混杂且矛盾的身份。如果性别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反过来这些进程也激发了性别的持续性重塑和再想象。
现代派美学与女人的现代性
与现代相关的术语层出不穷，但现代主义是文学研究领域最常见的词。与现代性不同，现代主义在历史时间轴上相对确定；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现代派文学和艺术的高峰期是在1890年至1940年之间的几十年，尽管他们承认现代派的一些特征在此阶段之前和之后也都存在。在欧陆出现的现代主义，常被认为与法国象征主义和19世纪末的维也纳唯美主义有关，而在英国和美国，现代派潮流通常被认为出现得要晚一些，大概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尽管现代派文学宽泛地包括了多种异质的文学风格，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但我们还是可以列举出现代派最典型的特征。尤金·伦恩（eugene lunn）认为，这些特征包括美学的自觉性、共时性、并置和蒙太奇，以及悖论、含混、不确定性和主体的非人化。【34】我们通常把这些美学特征与语言危机、历史危机和主体危机关联起来，正是这些危机塑造了20世纪的诞生，并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士·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指出，现代主义“是一种艺术的结果，是因为共同体的现实和因果性的一般看法被瓦解了，是因为对于个性完整性的传统看法被打破了，是因为语言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源自人们不再相信那种对语言的一般认识，而是将所有的现实都视为主体的虚构”【35】。
然而，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派创新在社会政治方面所造成的后果，人们通常看法各异。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洲国家，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艺术运动所推行的形式实验，往往与实践者和批评家某个明确的社会主张关联在一起：激进美学与先锋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有一个关键概念，那就是ostranenie，或“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俄国形式主义用这个词来描述文学的一种能力，它可以打破人们自动发生的感知，吸引读者去关注语言作为能指集合的物质性。对各种先锋派而言，文学的陌生化潜能让艺术革新与社会变革有了紧密联系。现代派艺术打破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下的模仿幻象，从形式本身出发来表达现代生活特有的极端矛盾性和含混性，因此，这种艺术最适合用来挑战政治上的傲慢和意识形态的教条。
但是在英美的语境下，人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又有所不同。这部分是因为英美缺少一种实质性的先锋传统，现代派的许多关键人物公开表现出保守派和寂静派（quietist）的政治立场。因此，英美的现代主义往往被定义为社会政治的反面，批评家们借用现代派实验的微妙性，为艺术客体自治自足、自我指涉的理想进行辩护。因此，人们认为t. s. 艾略特（t. s. eliot）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这样的现代派作家曲高和寡的美学观照与新批评（new criticism）很像，因为后者是一种体制的实践和阅读的技术，强调形式主义并反对外部指涉（anti-referential）。玛丽安娜·德科文（marianne dekoven）写道：“随着新批评式现代主义的胜利，如果再说现代派文学是对20世纪文化的批判，那就显得呆板老套，甚至很不讨喜了——事实上，新批评认为现代派文学只不过是语言与思想复杂性的祭坛，要寻求的就是一种超验的形式统一。”【36】德科文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解读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她居然需要为这种解读去寻求合法性并为之辩解，这也恰恰说明了那些想法的根深蒂固，说明英美现代主义和欧洲现代主义传统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
尽管如此，这两种现代主义传统又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未加批判地延续了那种男性化的——往往也具有明显的男权主义特点——文学传统，而这种传统已经受到了女性主义学者的严格审视。一些批评家已经让我们注意到，在现代派男作家作品中存在一种男性至上主义（machismo）的美学，这种美学的基础就是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特质排除在外。这里，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实验性、自觉性和反讽的美学，被视为体现了对情感、欲望和身体所具有的诱惑感的一种敌对和防御性的反应。另一些女性主义者采用了不同的进路，她们发现现代派实验的许多重要特征与女性主义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不谋而合。例如，叙泽特·亨克（suzette henke）参照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理论，将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解读为对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结构的颠覆，认为乔伊斯的作品将能指的多义性释放了出来，表达了与母体相连的力比多欲望的含混。因此，现代派艺术的多义性被挪用为一种女性主义的主张，因为它极大地动摇了顽固的性别分级。【37】
女性主义批判家们不仅用这种修正主义方法来审视男性现代主义经典，还将一些女性作为现代主义的重要实践者和理论家推介出来。她们不仅重读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这样的著名作家，还开始发掘那些鲜为人知的女性现代主义传统，并由此重塑和重新定义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这方面的新近研究故意与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保持距离，不像后者那样只是以内容为主进行简单化分析，而是更多地转向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的体察，密切关注这些作品的修辞、比喻、文字游戏和文本节奏。【38】显然，这些做法背后有着体制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些批评家才会让人们去关注她们艺术的创新性和形式上的精密，并借此去试图介入文学史，试图把更多的女性带入现有的文学正典。然而，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这些研究所讨论的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与其说是受到现代派实验主义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延续了现实主义或是情节剧（melodrama）的传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西莱斯特·申克（celeste schenk）认为应该发动“论战去解构那种单一的‘现代主义’定义，不要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对传统和形式的反偶像颠覆，正是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才导致该时期的女诗人被边缘化”【39】。申克认为，与其在现代主义正典中多纳入几个女性，还不如挑战对先锋主义的狂热崇拜，扩大“现代主义”一词的范畴，将这一阶段的所有文本都包括进来，这或许将有助于抵制对女性的边缘化，以一种开放的批评眼光来审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各种各样的创作风格。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形式划分的利与弊。虽然我总体来说能够理解申克的担忧，但她建议现代主义应该包括“1910年至1940年间的所有文本”，这显然是不妥的。如果现代主义不再具有独特的文体或形式特征，那么她所划定的年份区间就完全是任意的；为什么要把现代主义的肇始放在1910年，而不是1880年或1885年，抑或1830年？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看，这几个时间点本身也是“现代”的。如果这样消解“现代主义”的特定性，就会剥夺该词的全部指称，让这个原本模糊的词实际上变得毫无用处。所以，更有用的做法是保留这个术语既有的内涵，让它指涉那些在形式上具备自觉性、实验性和反模仿特征的文本，但同时也质疑那种将这些作品视为现代主义阶段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观点。现代主义，仅仅是女性现代性的一个文化层面罢了。
换句话说，要想实现对文学史的女性主义批判，最好的做法不应该是否认文本间形式和美学的差异，而是质疑和反思赋予这些差异的惯常意义。这些差异有时体现为自由派人文主义者对伟大的现代派男性作家的激赏，认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代言人，有时则体现为各种后结构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共有的一个观念，即认为实验性艺术真正体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的激进挑战。把现代主义文本隔离出来，将之作为文化激进主义的特权场域，这种做法源自将文学话语想当然地抬到独有的特权地位的假定，而在批评理论中这样的假定已经愈发站不住脚了。第一种立场可以被笼统地描述为“模仿论”（mimeticism），它虽然口口声声反对现实主义美学的“反映论”（reflectionist）框架，但认为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真实地再现社会的极端不确定性和碎片化。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文本成为认识论权威的特权持有者，在它的结构中可以清晰展现出现实主义文本所掩饰的潜在罅隙。现代主义被以悖论的方式擢升到现实主义之上，因为它是一种更真的现实主义；它超越了浅层文学规范表面上的稳定性，揭露出现实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和不确定的。【40】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心理学的立场，它更看重的是现代主义作品如何再现无意识的碎片化和不连贯性。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对潜在的心理机制十分着迷，这恰好契合了心理分析近年来重新影响文学理论的趋势。于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大量借鉴心理语言学的意义理论，将现代主义文本中的断裂和矛盾解读为一种力比多欲望的爆发，它给菲勒斯中心体系的固有结构带来了不稳定性。现代主义打破分层化的句法和线性的情节与时间，将认知的理性主体去中心化，同时又痴迷于语言的声音和节奏特质；现代主义的这些特点被认为是构成了颠覆性的他者女性审美的基础，这种审美与无意识的冲动相互关联。【41】
这两种立场从不同角度假设现代主义作品与非语言的现实具有一种特权式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现代主义作品所具备的颠覆潜能的基础。通过言说被压制的真理，这种破碎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挑战、削弱或者至少是质疑了资产阶级/父权秩序的神话生成话语。现代主义文本于是成为现代性真实矛盾的终极表达。但如我所言，关于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并非像这些理论以为的那样不证自明。比如，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倾向于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驱动逻辑，其他作者却指出文化实践并不一定直接表现出与经济发展协调一致。如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就指出，在19世纪的巴黎，宗教、风俗和传统的血亲及姻亲关系网就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社会生活剧烈转型的说法通常是言过其实。【42】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对历史阶段划分的总体性模型的批判，那么就很难再说某个单一类型的文本——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品——以独有的典型方式，体现了现代主义时代精神的真实面貌。事实上，但凡想将一部作品指认为整个文化问题（现代性、女性）的权威性索引，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在文学文本与现实之间搭建同构关系，它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问题。事实上，关于现代的观念分裂成了一系列相互矛盾但又有所关联的思想分支，它们不仅是被简单地反映出来，而且有一部分是在特定时代的各种话语中被建构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是一个极不稳定、不断变化的时代，这本身至少部分归因于我们所习惯接受的那种20世纪文化史，它将那些反偶像的现代派艺术作品放到了突出位置；读一读其他类型的文本，就有可能对现代时期稳定和变化的关系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
那种追寻现代性本质的做法，具有根深蒂固的认识论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现代主义的文本政治直接相关。我们其实不应该将形式实验的颠覆性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论，而是应该更注重在语境中具体分析特定话语与不同权力轴心的关系。例如，世纪之交的很多先锋派艺术都站在边缘艺术家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憎恨。先锋派通过在艺术形式的层面上表达这种异化，支持了一种批判性和对抗性的美学，以此来瓦解资产阶级观念中对确定性的自以为是。然而，女性主义解读往往揭示出主流话语与美学上的反主流话语之间惊人的一致性，如两者都鼓吹俄狄浦斯式的竞争型男性气质，都公然鄙视情绪（emotion）、情感（sentiment）和感受（feeling）这些“女性化”领域。因此，一旦引入性别政治，那么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言的资产阶级理性与激进艺术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就经不起推敲了，从而让现存的权力谱系被瓦解和重构。【43】在一种政治视角下看似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作品，在另一种政治语境下解读就可能被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接者。在这一语境下看，近年来文学和文化理论急切追求真正具备越轨性的文本，这其实是徒劳而无趣的做法。
以上观点反之又对女性主义如何选择自己的方法论具有很大的意义，它说明通过精读一两本示范性的经典作品就来概括女性现代性的本质，这种做法本质上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伍尔夫或斯泰因的作品，也许更能让我们了解19世纪20年代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和左岸（left bank）文化圈里那种贵族-波希米亚式的女性亚文化，而没有揭示出太多某种受压抑的典型原初女性气质（ur-femininity）。这样的作品以一种优雅而又反讽的方式，探索了语言和性别规范的脆弱性，表达了一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深受弗洛伊德主义、女性主义、语言哲学和艺术宣言的影响。然而，这类作品更少涉及的，是影响了其他类型女性生活的现代性，如百货商店和工厂的现代性、通俗罗曼司（romances）和妇女杂志的现代性、大规模政治运动，以及科层制所建构的女性气质的现代性。当然，现代主义并不是完全回避了这些问题，但是它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往往隔着一层反讽、陌生化和蒙太奇的美学透镜，这种透镜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精英——虽然他们不一定是政治精英——所特有的。这种美学与塑造了其他女性阶层及群体的现代性话语、图像和再现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不证自明的。如马丁·庞弗里（martin pumphrey）所言：“要想充分理解现代……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构建现代性的问题上，关于女性公共自由、时尚和女性气质、化妆品和家庭保洁这些议题的争论，是和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或未来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碎片化形式或意识流叙事一样至关重要的。”【44】
如果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代主义作品在认识论上的真理性，那么这类作品在政治上的意义也需要重估。像格特鲁德·斯泰因这类作家，女性主义批评家常常青睐有加，因为她们的作品蔑视语言和社会的规范，对女性气质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毫无疑问，开辟女性先锋派传统，为富有启发性的重要女艺术家搭建万神殿，这是女性主义者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举措。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又固化了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将形式上的实验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实践，其结果就是把再现性的作品污名化，让大众文学中那些不够前卫的、充满感伤的文本打入另册。我想说，这种朝向未来、笃信进步主义的修辞，无法以一种足够精细的方式来处理文化文本的性别政治，而这种性别政治其实处于现代性参差不齐的历史中。因此，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是日常生活和世俗性，让那些通常被贬低为琐碎细小或无足轻重的女性生活重新获得重视。在这种语境下，将现代性等同于现代主义，将实验艺术预设为性别政治的更优文化载体，也就忽略了女性主义批判在方法和分析对象上的潜在影响。
此处，女性主义学术与符号学理论达成一种有益联系，后者证明了整个文化领域充满了符号，从而打破了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壁垒。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世界是文本性的，这并非否认它的政治现实、制度现实和权力所决定的现实，而是要认识到，这些现实是通过在符号学上极为复杂的各种物件或活动才得以具象化。这种对文化文本更为广义的理解，打破了激进的先锋主义（它往往被编码为男性气质）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传统分野（后者常被描述为感伤化的、女性气质的、退行性的），从而为现代性理论的重构带来极大裨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一些关于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论著，为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现代性做出了有益探索。在新的认识框架下，我们可以研究实验艺术的政治特征，并超越对现代主义文本的狭隘理解。【45】这种基于文化的现代性阐释，可以在社会学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领域，补充和重述目前已有的关于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僵化话语。
方法的政治
在对性别和现代性的研究中，我所选取的文本非常多样，涵盖了非虚构和虚构，兼顾了高雅和通俗。接下来各章所研究的作品，涉及相当广泛的文类，包括社会学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通俗的情节剧、政治短文和演讲，以及早期现代主义作品。所有这些形式的文本都以不同方式，关注和回应了关于现代的争论，该争论与这些文本中女性气质的再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将这些往往分离的作品关联起来，我希望能够细察社会学和政治写作中的隐喻性和叙事性，同时又将早期现代派实验中自觉的文学性放入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如果说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兴起是在帮助我们进行这种跨文类的阅读，那么文化研究也对我的论点颇具启发，因为它坚定地质疑了“高雅”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前者被认为具有内在的含混性和自我批判性，而后者被认为只会附和单一化的意识形态立场。有一点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所有文本的意义都生成于复杂的互文性关系网中，就连最无足轻重、明显属于独白性的文本，也会体现出杂音、含混和矛盾，而不只是简单的趋同一致。
然而，破除对立并不意味着等同视之。虽然识别文本中迁徙的形象和思想这一点很重要，但细究那些特定话语和文本类型中具有影响力的惯例与逻辑也很必要，同样必要的还有考察这些惯例与逻辑所运作的具体语境。用卢德米拉·约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的话说，我希望“让人们关注我们文化传统中那些核心思想的复杂变迁和多义性”，探查概念和形象在特定的写作形式和文类中被使用和具体化的多种途径。【46】当我们开始追踪“女性特质”这个修辞时，这些“复杂变迁”立刻就很明显了，因为当我们在不同话语和再现传统中穿行时，就会发现这个概念模糊多变，有时候这种变化是戏剧性的，有时则难以觉察。如约尔丹诺娃所言，性别含有多层意义积淀；它是一种合成物，边界不稳定，始终处于变化中，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和语境下，它也体现了重要的连续性。
除了一两个例外，我的文本库均出自1880年至1914年间。在世纪末，各种关于现代的对立观点都粉墨登场，人们一边高谈颓废和病态，一边又阔论着进步话语和新时代的诞生。当然，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颇为相似。世纪末也见证了话语域的进一步分化：艺术的自我意识日益加强，意识到自身作为艺术的状态，而与此同时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这些学科都在努力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对现实做出科学的描述。结果，正是在19世纪末，很多关于现代的百家争鸣第一次获得了系统的表达。一方面，19世纪的进化论和历史主义范式仍然强势，另一方面，新出现的语言和主体性危机即将形塑20世纪的实验性艺术；世纪之交恰好夹在这两者之间，所以能为我们研究现代的含混性提供丰富的文本域。
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细读现代性性别的再现，这些再现在世纪末男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我首先指出，普遍的观点仍然认为女人并没有参与现代进程。我考察了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它们将现代性等同于理性化和生产的男性气质领域，从而让这种观点获得了表达和合法性。在下一章，我分析了一种似乎截然相反的观点，它将现代性与非理性、美学与过剩的力比多联系起来，其代表就是贪婪的女性消费者形象。我要质问的是，为什么对现代性的再现会愈发女性化和妖魔化？在消费文化兴起的时代，资本主义逻辑和父权制逻辑之间有何种关联？最后，我研究了女性气质这个修辞如何从女性身体迁移到先锋派美学中，并考察了文学现代性这个仍有影响的概念如何与（男作家的）女性化书写联系到一起。在以上三个观念聚类里，女性作为一种隐喻既经历了剧烈的突变，又保持了重要的延续性。
本书第二部分则主要研究女性作家自己对现代性和女性气质之间关系的再现，这不仅体现在她们创作的内容中，还体现在风格和技巧上。我的问题是：女性如何定位自己和时间性逻辑的关系，如何定位自己和与现代相关的社会、政治及美学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我首先讨论了通俗罗曼司，这一文学体裁通常被认为是倒退和落后于时代的，我却想证明，这类作品对不确定的“别处”的怀旧式渴望，是现代性最根本的修辞。接下来，我将对第一波女性主义者的历史哲学做一番挖掘，这种哲学体现在她们的演讲和政治短文中。我集中考察的是她们如何以进化论和革命为隐喻，来标识一种历史意识和时间感的独特经验。最后，我将这种关于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与法国颓废派作家拉希尔德（[rachilde]又名玛格丽特·埃梅里[marguerite eymery]）的文学现代性进行对比。拉希尔德以独有的方式探索性变态与身份美学化之间的联系，神奇地预示了当代文化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我将三种不同的文类——感伤爱情小说、政治修辞和先锋美学——进行对比，目的就是强调世纪末女作家对现代的多元化想象和回应。
正如所有的论证一样，我对这些差异性观点的分析都在一定意义上指向了具有概括性的结论。然而，我在做这些概括时，并不认为单一文本可以将社会总体性的各种特征全盘托出，不认为凭着一部作品就能表达出父权制逻各斯压迫下的女性化他者，甚至也不认为它能归纳出现代阶段的那个主流意识形态。相反，我的目标是找到并分析那些出现得最多、流传得最广的有关女性和现代性的再现，它们在文化边界和话语域之内或之间重复出现，其足迹早已超越了19世纪，一直延伸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比较的方法，不仅把特定文化传统中关于现代的不同概念凸显出来，并去认识那些跨越了民族边界的联系。我尽量选取那些能够特别清晰地表现此类重复主题的文本，尽管我当前所选择的并非一定必需，也不代表唯一选项。分析其他材料也极可能得出相似结论，只是侧重点会有不同罢了。
尽管我的研究方法明显受到了新的文化史研究和较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的启发，但我也明确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切，致力于在话语思想与权力体系之间建立关联。我一直坚信，设定广义的系统逻辑是具有分析性价值的（因此，我一直在使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样的术语，并不觉得尴尬不妥），但我同样也认为，现代性包含了多种逻辑，它们可能彼此冲突，但又互相勾连。我发现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权力轴心”（axes of power）概念非常好用；它的优势在于强调了不同权力等级之间的互动和潜在矛盾，避免了对社会做出整体性和功能主义的模型阐释，同时又没有彻底消解和驱散权力的概念。【47】这种轴心模型反过来还会推动我们对文本政治的理解；个体文本不再是要么位于中心，要么位于边缘，而是可以与特定的权力轴心发生关系，有着差异化而且矛盾的意义。换句话说，我的论证假设了特殊的话语、形象和再现聚类的政治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它们出现的条件和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我接下来的讨论也会尽量避免二元认识论，这种二元论认为男性书写一定会扭曲女性经验，而女性写作就会对它予以真实的再现。相反，我认为所有的女性（或男性）经验知识——无论看似多么私密——都受到了主体间意义的框架和体系的影响，但这些框架又各不相同，它们互相冲突，并不统一。这些话语与作家性别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既复杂又多变的关系，而非恒定不变的；我们无法从作家的性别就推测出一个特定文本是否具有潜在的真值（truth value）。例如，在《娜娜》和《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中，作者对女性气质的再现与新近女性主义者讨论的表演、欲望和消费主义颇有关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讨论现代性的性政治时借用了这些小说。然而，这些小说的其他层面又具有厌女症等问题，招致了女性主义读者的批判而不是认同。换言之，我感兴趣的是特定文本的局部阐释（partial illumination），而不是根据作者的性别，就给作品贴上真假标签；相应地，这些局部阐释源自女性主义理论所开启的批评视角和19世纪作品中运作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各种呼应和关联。
这种在阐释和批判之间的摆动，必然会影响我对于女性和男性作家的阅读；纵观历史和文化，女人从未有过一个统一、连贯的社群身份。从当下的视角看，19世纪的女性书写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因此她们是跨过历史差异的鸿沟在对我们发声。不仅像言情小说家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这样自认为保守派的人是如此，就连世纪末那些女性主义作家和活动家也是这样，后者对社会变革的热情投入如今看起来也是过时的，往往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色彩。女性主义者渴望恢复女性书写的地位，就应该从政治出发去发掘被湮没的女性声音，而不应站在认识论的立场上强调这些声音必然的真理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讨论区分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不是因为女人的现代观总是比男人的现代观更准确，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女性主义批评致力于给予这两种现代观同样的重视，并且充分注意女性写作的具体特征。应该强调的是，不应认为这种具体性仅仅是文本的内在产物；相反，当女作家的话语进入公共领域时，它们会不断被赋予特定的含义，产生特定的效应，这个过程让文本的具体性得以形成。作家的性别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影响了文本意义的传播和接受。
作为总结，我只需简单地说明我是如何介入这个课题的，以及这种介入的方法论意义。我无意保持中立立场，对19世纪晚期各种话语做完全考古式的记录；相反，我的分析是有意识形态立场的，那就是试图在过去的文本和当下的女性主义政治之间建立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这既是文化理论研究，也是文化史研究；如果“历史”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事件的特殊性，那么“理论”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能够在分离的特殊性中找到有意义的关联。从这个立场出发，阐释的选择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历史进程只有和特定的视角与关注放在一起，才能构成有意义的分析对象。因此，我相信任何写作的行动都必然带有阐释的维度，我们也必须从当下视角来建构历史。然而，与此同时，我还要尽量避免将今日的真理贸然投射到过去的文本中，以寻找过去的缺漏，这样做可能导致时代错位。相反，我的研究目的是保持对某个历史时刻可能存在的话语可能性的意识，并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对女性和现代性的特殊再现的政治内涵。我要在共情和批评之间的历史钢丝上行走，想平衡好这两者绝非易事：需要由读者来判断我的这种平衡是否成功。
【1】meaghan morris, “things to do with shopping centres,”in grafts: feminist cultural criticism, ed. susan sheridan (london: verso, 1988), p. 202.
【2】bryan s. turner,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body: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discipline,” max weber: 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ed. sam whimster and scott lash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p. 223.
【3】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 4.
【4】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1.
【5】susan j. hekman, gender and knowledge: elements of a postmodern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188.
【6】modernism,1890-1930,ed. 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 41.
【7】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83), p. 14.
【8】参见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以及 habermas and modernity, ed. richard j. bernstei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9】vincent descombes, “le beau moderne,” modern language notes, 104, 4 (1989): 787-803.
【10】lawrence e. cahoone,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philosophy, culture, and anti-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 1.
【11】我此处的讨论借鉴了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有用的阐释，“in pursuit of the postmodern,”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 2/3 (1988): 195-215.
【12】参见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和 mike featherstone，“postmodernism and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modernity and identity, ed. scott lash and jonathan friedm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13】参见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pp. 23-35.
【15】有关西方历史观和现代观与帝国主义遗产共谋的讨论，请参见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1990).
【16】joan b.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04.
【17】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a post-modern cultur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
【18】参见 carole pateman, the disorder of women: democrac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ed. mary lyndon stanley and carole pate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r. a. sydie, natural women, cultured 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sociological theor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t. r. kandal, the woman question i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人群之人”（the man of the crowd）是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关于一个无名叙述者跟随一个男人穿过拥挤的伦敦的短篇小说。它于1840年首次出版。——译注
【20】susan buck-morss, “the flâneur, the sandwichman, and the whore: the politics of loitering,” new german critique, 39 (1986): 119。“游荡者”已经成为近来女性主义者诠释现代性时的重要人物，尽管对于是否存在“女游荡者”还未达成共识。参见janet wolff，“the invisible flâneuse: wome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ity，”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1985): 37-46; griselda pollock，“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见其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deborah epstein nord, “the urban peripatetic: spectator, streetwalker, woman writer，”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46, 3 (1991): 351-375; 以及 elizabeth wilson，“the invisible flâneur，”new left review, 191 (1992): 90-110.
【21】juliet flower maccannell, the regime of the brother: after the patriarchy (london: routledge, 1991). 关于父权，请参见carole pateman，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以及 pollock, “modernity and the spaces of femininity”.
【23】参见iris marion young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inda nichol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4】elaine ，sexual anarchy: 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 de siècl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0)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1: the war of the wor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与 no man's land, vol. 2: sexchang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lizabeth 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以及the sphinx in the city: urban life, the control of disorder, and women (london: virago, 1991); 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la raison baroque: de baudelaire à benjamin (paris: editions galilée, 1984); rachel bowlby, just looking: consumer culture in dreiser, gissing, and zola (methuen: new york, 1985);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reas huyssen,“mass culture as woman: modernism's other”与“the vamp and the machine: fritz lang's metropolis”, after the great divide: modernism, mass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atr petro，joyless streets: women and melodramatic representation in weimar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5】mary poovey,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8.
【26】christine buci-glucksmann, “catastrophic utopia: the feminine as allegory of the modern,” representations, 14 (1986): 222.
【27】最近对“妓女作为现代性象征”的讨论深受本雅明的影响，这些论著包括 buck-morss, “the flâneur, the sandwichman, and the whore”,以及angelika rauch, “the trauerspiel of the prostituted body or woman as allegory of modernity”，cultural critique, 10 (1989): 77-88 。参见 t. j. clark,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 2; charles bernheimer, figures of ill-repute: representing prostit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lain corbin, women for hire: 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france after 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lynda nead, myths of sexuality: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victorian britai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以及 judith walkowitz,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 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和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8】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4), p. 36.
【29】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phillipe 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 adam）是一位法国象征主义的作家、诗人与剧作家。其作品经常有神秘与恐怖的元素，并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代表作有《未来的夏娃》等，“android”一词即出自该小说。——译注
【30】philippe 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 adam, tomorrow's eve, trans. robert martin adam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参见以下书目，如, mary ann doane, “technophilia: technology,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eminine,” in body/politics: women and the discourse of science, ed. mary jacobus, evelyn fox keller, and sally shuttleworth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annette michelson, “on the eve of the future: the reasonable facsimile and the philosophical toy,” in october: the first decade, 1976-1986, ed. annette michelson et al.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rodolphe gasché, “the stelliferous fold: on villiers de l'isle-adam's l'eve future,” studies in romanticism, 22 (1983): 293-327; peter gendolla, die lebenden maschinen: zur geschichte der maschinen-menschen bei jean paul, e. t. a. hoffmann, und villiers de l'isle adam (marburg: guttandin und hoppe, 1980).
【31】我对机械女性（mechanical woman）的讨论得益于许森的《荡妇与机器》（“the vamp and the machine”）。关于赛博格的部分, 参见 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32】thais e. morgan, “male lesbian bo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e masculinities in courbet, baudelaire, and swinburne,” genders, 15 (1992): 41.另请参见 w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pp. 89-93, 以及lillian faderman,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romantic friendships and love between wome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london: junction books, 1981), pp. 254-276.
【33】teresa de lauretis, technologies of gen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34】eugene lunn, marxism and modernism (london: verso, 1985), pp. 33-37.
【35】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 “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 in bradbury and mcfarlane, modernism, p. 27.
【36】marianne dekoven, rich and strange: gender, history, moder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
【37】suzette henke, james joyce and the politics of desire (london: routledge, 1990).
【38】参见，如 shari benstock, women of the left bank: paris, 1900-194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gillian hanscombe and virginia l. smyers, writing for their lives: the modernist women, 1910-1940 (london: women's press, 1987); 以及the gender of modernism: a critical anthology, ed. bonnie kime scot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39】celeste schenk, “charlotte mew,” in the gender of modernism, p. 320, note 1.
【40】laura marcus, “feminist aesthetics and the new realism,” in new feminist discourses, ed. isobel armstrong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4.有关模仿论的详细论述在诸多现代美学理论中都有所体现, 参见astradur eysteinsson, the concept of moder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41】dekoven, rich and strange, p. 8.
【42】alain corbin, “backstage,” in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 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ed. michelle perro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03.
【43】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p. 43.
【44】martin pumphrey, “the flapper, the housewife, and the
of modernity,” cultural studies, 1, 2 (1987): 181.
【45】此时萦绕在我脑海的，不只是上文提及的佩特罗、许森和威尔逊的文字, 还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如tania modleski, 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ass-produced fantasies for women (new york: methuen, 1984); ien ang, watching dallas (new york: methuen, 1985); 以及 jan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46】ludmilla jordanova, sexual visions: images of gender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between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p. 2.
【47】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