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以拉希尔德来为本书画上句号再合适不过了。近年来，女性主义者对她的作品愈发关注，这恰恰折射出了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变幻不定，反映了学界继续从当下的欲求和视角出发，去重新解读和重新定义现代性的文化传统。若是在十年前，拉希尔德不可能成为批评的焦点；因而，该书的结论恰好证明了女性主义话语本身的不断嬗变，证明了女性主义话语在不断地改写女性史和性别关系史。随着新范式与新意识形态的日益明晰，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渐渐归于“争论—修改”这一永不停息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尼采最早指出的那样，历史从未忠实地记录过事实，而总是以不同形式的修辞和作品服务于不同的心理和社会目的。

人们常如此解读尼采那篇论历史之有用及滥用的文章，认为它讽刺了历史知识实为“虚”却自称为“实”。然而，这一观点无疑将复杂的问题过度简化了：历史总是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的。尽管尼采对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懦弱的尚古主义嗤之以鼻，但他也始终坚信我们无法逃脱历史意识的负累。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超越”历史，而在于要认识到，建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这个行为本身就带有利益和偏见（预判），而不是在创造纯粹的科学。这样一来，在尼采眼中，历史便不再具有绝对明确的价值，而是与人的自身需求息息相关。【1】

尼采不合时宜的反思却在这样一个质疑大写的历史、小写的历史不断堆叠的时代变得恰逢其时。历史也许不再是形而上之真相的可靠保证了（历史又何曾保证过？），但是同一批人在大谈特谈历史即将消亡的同时，又要不停地提及各种文化和文类的历史、传统与过去。在这种断裂中，我们还可窥见另一种非同时性（nonsynchronicity），它经常体现在对后现代性的讨论中，一边是那些知识分子哀悼或庆贺元叙事的死亡，另一边则是一些无权势的群体从不同视角出发，这里的两派显然存在颇多龃龉。这些少数派群体利用（但同时又质疑）正统的历史编纂和历史小说，开始在为时间性和过去的历史创设新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重建历史这一浩大工程中的环节之一，仍然是解读和书写矛盾重重的现代性。当代理论界重新聚集到“现代”的概念上，其原因就是白人男性被从“历史主体”的宝座上赶了下来，新的问题被开启了，关于“现代性对女性等属民群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旧扑朔迷离。如果说近年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就是要回归历史，在单一线性的时代划分受到挑战之后，历史还可能代表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看待文本的时间，才能正确地看待性别政治问题？通过解开现代历史不可忽视的复杂问题——既然这些问题也是当代女性主义关系的问题——我的分析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我认为想要书写现代性，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都会被卷入性别差异的等级制度中，但同时我也认为，现代的历史本身就具有质疑和挑战主流性别规范的深远传统。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论证现代性的复杂性本身并不新鲜。卡尔·肖斯克关于世纪末维也纳的经典论著中，有这样几句话：“现如今，尤其是在面对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千万不可预先设置一个抽象的通用概念，如黑格尔口中的‘时代精神’和密尔所说的‘时代特点’。以前这些同一性的直觉洞察是有用的，但现在我们必须愿意在经验上追求多元性，这才是我们发现文化整体模式的先决条件。”【2】当然，正如休斯克和我所指出的那样，个人追求多元化的能力及其接受历史时代不同特性的能力明显是有限的。尽管如此，我仍旧试图颠覆一些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往往被简单定义的历史分期范畴，以此来探索女性作为现代主体在他人和自我眼中的不同形象。在这一研究中，我一直秉持这样的理念：不同的言说方式可以将同一时期的同一文化描述成各种各样的故事，正如卡罗尔·克洛弗（carol clover）在别处所言；一种写法可能会凸显女性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另一种写法则是为了掩盖这些方面。【3】尽管如此，我仍无法涉及性别/现代性的方方面面。读者可以把这部分缺失归因于我自己在社会历史学和专业训练上的盲点；毫无疑问，会有读者这么批评我。与此同时，这些盲点也提醒人们，任何一种理论工作都必然有局限性，不能妄言某种理论囊括了整个现代的全部意义。

此外，多元化与异质性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并非每个特定的时代所讲的故事都同样有说服力，同样地令人相信。事实上，文本的选择与解读的过程，以及将某些作品认定为比其他作品更值得讨论，这些做法都预设了对现实或现实某些方面的建构，正如这些文本本身可能陷入无休止的阐释螺旋而在阅读中被修改。此外，任何受政治影响的（即批判性的）阅读，都有必要去深入研究（哪怕只是暂时的）影响性、决定性和因果性三者之间的互动，正是这三种因素将特定文本和更为广泛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在当前背景下，我将研究重心置于一些关键问题之上，这些问题对女性和现代性的文化表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包括：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私人/公共领域的区别、女性性爱、先锋派美学政治和大众文化政治、历史叙事的组织力量，以及政治、宗教、科学术语的差别及交融。我对许多母题的讨论出现在不止一章中，力求能够超越单个的文本分析，而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找到文本间的相似性。因此，我的论证假定社会话语的关系是散漫而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既有家族相似性、连接点、相同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有断裂和冲突的时刻。

我目前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识别和辨析（哪怕只是部分地）描述性和规范性之间令人疑窦丛生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正是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特色所在。将某人或某物指认为“现代”的，这势必传达了对该人或该物的价值判断。我在导论中曾提到，现代性表征一再将女性置于历史之外，最大限度地弱化她们的能动性、当代性与人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是对该观点的批判性回应，并试图论证女性对现代性历史的重要意义。我试图让人们看到，女性对顽固的现代性体制做出了显著贡献，也试图重构现代文化中经常被忽视的某些方面。这并不是说女人自主创造了她们独特的历史，而是要弄清楚决定论和主动性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女性（和男性）对他们所在世界的反应。在所难免的是，这一研究不仅仅是将女性重新定义为现代性主体，而且还对定义现代的各种范畴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再言说。

通过女性来重读现代，最令人震惊的——也是令我始料未及的——发现之一，就是在19世纪文化中存在过如此令人瞩目的文化表达，它们诉说着渴望、不满和不安。我所研究的文本试图穿越时间或空间，在别处寻找意义——上至伊甸园时代的远古，下达想象的未来，抑或深入文化他者性的区域中，而非重申一种自信的想法，即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才是优越的。当然，对渴望的各种表达不一定与现代文化对立的——恰恰相反，我试图说明它们是如何盘根错节地与消费主义逻辑、殖民主义政治及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然而，它们凸显了与现代观念相纠缠的根本矛盾。文化对抗不只限于20世纪的先锋派，许多19世纪的作品表达了矛盾和不确定性，这些作品揭示了人们对现代进程所带来的冲突与危机有着深刻认识。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来说，女性形象与女性气质都已经成为表达这种不确定性的关键领域。

然而，我关于女性现代性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全盘捍卫和认可现代性的所有方面。恰恰相反，我想通过呈现多维度的、矛盾的现代性，质疑将现代要么视为解放、要么视为压迫的普遍观点。正如彼得·斯塔利布拉斯所言：“‘现代’根本无法定义，因为它包罗万象。相反，人们应当研究这一术语曾引发和支撑的概念划分和实践体制。”【4】从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实践与体制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我自己的论述在梳理女性气质与现代性的历史时，总是或公开、或隐秘地诉诸规范与价值判断。我赞同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最近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规范性和价值等级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代理论界这一点尤其如此，即便体现得不那么明显。【5】然而，关键之处在于，这些判断紧密依靠于我们如何评价现代性特殊维度的性别政治的变化；它们不是源于一种全球化的历史想象，在这种视角下女性被固定在与牢不可破的时间逻辑一成不变的关系中。

在该研究的最后阶段，随着我越来越了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相关讨论，我惊讶地发现，后殖民理论的许多观点与我所关注的问题紧密相关。两者的主要共性在于，它们都明显在知识和政治方面打破了传统/现代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也在真实与异化、自然与文化、永恒与历史等诸多二元关系中有所体现。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路径时，这种两极分化十分常见，它们一直影响着女性主义者对现代性的回应。然而，在霍米·巴巴（homi bhabha）、郑明河（trinh minh-ha）和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理论家的著作中，学者们不再将真实的、自然的他者理想化为现代性与殖民主义进程之外的存在物，而是认为混杂（hybridity）、传染（contamination）和混合（intermixture）是文化身份构成的基本。【6】尤其要说的是，这一类后殖民研究试图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概念（比如西方本地论者对永恒和谐的种族身份的怀念），并坚持认为非西方社会也运作着复杂的时间性和不连贯的文化逻辑。

然而，这一批评又将会给我们理解现代本身的历史和种族机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一问题并未得到系统的探讨。在这一背景下，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最近出版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对当前的现代性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修正。吉尔罗伊对文化批评中的大众化趋势（volkish trend）持批判态度，这一趋势力求构建独立自主的黑人历史，并将黑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一种理想化的种族真实性之上。他指出，这些反现代主义立场受惠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理论，尽管影响通常是无意识的，而民族主义又继承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遗产。与这些观念不同，吉尔罗伊构建了另一种跨文化、跨国族的黑色大西洋思想，将黑色大西洋视作混杂流散的身份之网，也是非洲和欧洲的哲学及文化体系与观念的复杂混合体。他并不否认现代性导致了诸如奴隶制、种族主义等可怕的遗产，而是着眼于黑人个体如何选择性地使用现代传统，既对其有所肯定，又保持了批判。因此，对于吉尔罗伊来说，黑人文化是“现代性的反文化”，尽管承认种族在现代的核心位置，我们将需要重新认识历史分期和理论范畴——而正是通过这些范畴，人们才得以理解“现代”的含义。吉尔罗伊认为，黑色大西洋的流散是“非传统的传统，是一个极端现代的、不同圆心的、不稳定的、不对称的文化群体，故无法用二元编码的摩尼教逻辑来理解它”【7】。

我不想夸大吉尔罗伊的论点和我之间的相似之处；这将让人们忽视两种论点完全不同的政治目的。我也不想挪用他的文章来为自己的作品正名，因为本书的成败理应取决于自身的优劣。然而，吉尔罗伊缜密的观点使我更加坚信一点，即人们应当从各种属下的（subn）身份来看待现代性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些属下的身份，让现代性的历史得以形成。现代主体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为了拓展对这种多元性的理解，本书主要涉及了对现有时间体系和历史阶段划分的解构和重塑。因为不同社会群体存在迥然不同的（而且不同步的）现代性，所以那些关于现代性美学和政治学的传统看法将不断地受到冲击和修正。现在就说现代性的历史已经结束还为时尚早；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尚未被书写出来。

【1】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 in his untimely medi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对本文的讨论，另请参见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 9.

【2】carl e. schorske,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xxii.

【3】carol j. clover, men, women, and chain-saws: gender in the modern horror fil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9.

【4】peter stalleybrass, “modern”, 未发表手稿。

【5】steven connor, theory and cultural valu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6】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trinh t. minh-ha,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以及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1987).

【7】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