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几乎整整失眠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从噩梦里醒来，稍一定神，便立刻下床，匆忙洗漱。从镜子里，我看出上月染过的头发已然露出了白根。如果不是昨晚收到了那封信，今天既然是星期日，我一定要好好把头发染一染、弄一弄。眼睛底下也该按摩一下了，但这都顾不上。我得赶紧行动。
其实昨天我回来得并不算晚。进了楼，打开信箱取出晚报和几封信，爬上六楼，走进自己的单元，忽然想到厨房里没有酱油了，我疲乏地坐到沙发上，不禁觉得异常孤单。如果我爱人老方还在世，那么厨房里的东西永远也不会匮乏，甚至我刚进单元，便能听见他烧饭的动静。唉，如果还能听到他往热油锅里倾倒青菜的那种声音，我该多么幸福！
我实在懒得再下楼去副食店打酱油，于是决定到邻居贺大妈家要一点酱油。结果她扣留了我的酱油瓶，硬拉我在她家吃饭。我就在他们那儿吃了一碗地道的炸酱面。贺大妈、贺大爷和他们的孙儿、孙女对我热情周到，但是从他们那里回到自己空落落的单元，我心里倍觉凄清。我不喜欢人家把我当寡妇怜悯。
因为心情不好，我拖到很晚——大约十点半钟，关上电视机以后——才去看信。一封是老家来的，用的虽是母亲的口气，但写信的其实是我老哥哥。那中心意思是：老方毕竟已经去世两年多，我是否该考虑考虑“下一步”……这封信我看了一遍便搁到一边，取过另一封来。这第二封信信皮上的笔迹很陌生，信封右下角写着“××医院药房陈缄”字样。那所医院看来是街道一级的小院。我从来没到那儿看过病，也不认识什么姓陈的人。我拆开这封信，信纸是用一张处方笺代替的，只见上面简单地写着：
冉佳卉同志：
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告诉您，您过去的学生郑海波不幸于本月二日逝世。恳盼您能想起他来，并感到内疚。
一个您不认识的青年人、郑海波的生前好友陈矗
1981年7月2日
我刚读完便本能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其震惊程度，不亚于两年半以前从医生口里听到对老方癌症的宣判。我拿着那封信，凑拢落地灯，又看了一遍。确实是“不幸于本月二日逝世”，并且意味深长地敦促我“想起他来，并感到内疚”！
当时我就想下楼往陈矗他们那里打电话，打听郑海波家的地址，立即去问个究竟，并表达我最真挚最痛切的哀悼与慰问……但是时间已经过晚，我只好在痛苦的猜测中，熬过漫长的一夜。
现在总算已是早晨。我得立刻出发，先乘车去那医院，找到陈矗。
2
近半年来，乘公共汽车时开始有年轻人给我让座，那都是我成缕的白头发惹出来的，所以三个月以前我决定染发。每回刚染完头发，自自然然地站在公共汽车的人群里，我就觉得自己无形中恢复了朝气，情绪也就活泼起来。
上车不久，便有个小姑娘给我让座。那一定是我的头发根泄露了“天机”。我谢了她，落了座，两眼茫然地望着车窗外熙攘的车辆和行人，思绪犹如强风吹过秋树，乱飘着无数互相追逐、碰撞的记忆叶片……
“恳盼您能想起他来”，我怎么可能忘记他呢？“并感到内疚”，可我为什么该感到内疚呢？
难道该为那回的“作文事件”内疚吗？不！
……那是一九七七年秋天的事，我正好教郑海波他们班语文，他连续三次都没有交作文，我忍无可忍，把他叫到教研室来谈话。我记得很清楚，他那天穿着一身酱紫色的运动衣，脑门上挂着一串串亮晶晶的汗珠，他那结实得仿佛能当鼓敲的脸蛋绯红绯红的——但那显然并不是紧张和害臊所致，而只不过是因为他刚在操场打过篮球。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交作文？”
他彬彬有礼地反问：“您问的是哪一次作文？”
我恼火了：“哪一次？你一次也没交过！你为什么不交作文？”
他若无其事地微笑着说：“您最好一次一次地问我。”
我忍住火气，板着脸问：“第一次你为什么不交？”
他坦然地说：“我不喜欢《我的家庭》这个题目。”
我张开嘴却又闭上了。我猛地想到，有一天他们班的班主任张老师曾在食堂提起过，郑海波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沉默了几秒钟，我接着问：“第二次你为什么不交呢？也是不喜欢题目吗？”
“恰恰相反，”他告诉我说，“喜欢极了，所以我一连写了三篇，每篇各用一种人称。”
“那你为什么不交上来呢？”
“我都不满意。改来改去改不好，都撕了。”
“那么最近这一次呢？也是写好了不满意，撕掉了吗？”
“不。是还没有写完。”
于是我教训了他一番，告诉他再过十个月便要参加高考，如果不培养出一种定时完成作文的习惯，纵使能细水长流地写好文章，到了考场上也准得丢分。
“没关系，到时候我准能交卷。”他满不在乎地宣布，“我下星期把作文改好交给您。”
到了下个星期一，他果然把作文交来了，翻开一看，我吓了一跳。整本作文簿写满了，足有一万字左右，是篇完整的短篇小说，而且抄写得工工整整，显然凡有疑问的字、词他都查过字典和词典，一些改过的字句，是用纸条粘补上去的。看完这篇作文我踌躇着不知该怎么评分，于是我再把他找来，这回他穿着一身显得略小的工作服，我猜是工厂里发给他妈妈的，他那茁壮发育的身躯把工作服撑得紧紧绷绷。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父母已经离婚，并且他是随在印刷厂当工人的母亲过。我很和气地问他：“你写这篇作文，没参考过什么杂志上现成的小说吧？”
他干脆地说：“我不看杂志上的那些小说。”
我有些怀疑：“那么，你是怎么学会写小说的呢？”
他笑了，露出两只尖尖的、雪白的虎牙：“我没故意学。我借印成书的小说看，只看名著，看完琢磨。正好我知道那样的人那样的事，又正切您出的题目，就这么写了一篇。”
我夸奖他说：“如果你这真是自己创作的，那简直可以给杂志投稿，说不定能刊登出来……作为中学生的作文，我简直不好给分了，你知道我还从来没给谁的作文打过一百分呢！”
他坦然地说：“如果您觉得值，那就给我这篇打一百分吧！”
我没给他打一百分，因为我终于找出了两个别字，给他打了个九十九分。
他呢，后来果真把那篇作文寄给了一家有名的文学杂志，那杂志的编辑按稿后所附通讯处找到学校里来，发现作者不过是一位才十七岁的中学生，大吃一惊。不过最后他们没有刊登郑海波的小说，可能是他们觉得那篇东西还不足以使他们下这样的决心：为文坛推出一位十七岁的新人。
我曾热心地建议郑海波或把那篇东西压缩，或另写新的作品，寄给《少年文艺》一类的杂志，但他对写小说的兴趣不知怎么的很快便衰退了，他向我宣布：“我爱上了物理学。”
典型的“五分钟热气”！到了高二下学期，我当他们班的班主任，真是要多古怪有多古怪，爱上了物理学的学生竟突然宣布不再上物理课！
教物理的戴老师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对此大为光火，喘吁吁地跑来找我告状，一边用手绢擦着谢了顶的脑壳，一边激动得双下巴直颤悠。
我立即把郑海波叫来，当着戴老师的面，质问他怎么可以放弃学习物理。
“不是放弃，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物理，”他心平气和地回答，“戴老师讲课总是讲得太满，我听着别扭。我想以后上物理课的时候我就到阅览室去，自己看课本和参考书……”
戴老师觉得这是对他的污辱，他教了三十年物理还是头一回遇上这号学生，他气得满脸青紫地抗议说：“你懂得什么？竟敢这么评价我的教学？可以召开个座谈会嘛，让别的同学们说说，我教得怎么样……”
郑海波把脸转向他，一副诚恳然而坚定的神情：“按说您这么教挺好的，别的同学们大概都满意，我过去也能接受，可我现在受不了啦，我觉得您的教法妨碍我独立思考，我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我决定自己看书学习。做实验嘛，反正实验室课后向高中生开放，我自己去做就是，有了疑难问题，我会主动找您请教的……”
“你既然不听我的课，我也不回答你的问题！”戴老师一气之下转身走了，他是去找校长，他觉得绝不能开这样一个先例！
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当校长把我找去询问这件事时，我试图为郑海波做一点辩护，但是校长挺直腰板，庄重地说：“我们不是大学，不能允许学生这样。你要做工作让郑海波同大家一起上物理课，否则，以旷课论处！”
可我拿他又有什么办法！旷课论处就旷课论处，他旷了四次物理课以后，我不得不找他家长。然而他跟着妈妈离开爸爸另过后，一直没把新搬的地址告诉我，我问他，他咬着嘴唇，保持沉默。好在我知道她妈妈所在的工厂，我打电话给他妈妈，那电话在传达室，他妈妈过了好久才来接。传达室里一定有人在聊天，嘻嘻哈哈的声音很响，结果我讲话他妈妈听不清，我不得不提高嗓门：“郑海波有旷课行为，我得跟您见见面，共同想个办法，说服他纠正这种行为！”“是吗？！”我听到一个母亲吃惊而痛苦的声音，可我顾不上安慰她——问题还没解决呢！我们约定了会面的时间：第二天傍晚她来学校。
可是第二天傍晚她没有来成。她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了。郑海波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眼睛里毫不隐讳地流露出对我的怨恨……
难道，我就该为这件事感到内疚？
汽车到站了，我艰难地挤到门边，刚迈下车，车门就在这身后“砰”地关上了。我知道这是售票员在警告我：今后要提前做好下车准备！可是走在人行道上，我思想仍然不能集中。也不知是人家总故意碰撞我，还是我总无意碰撞了旁人，反正我朝那街道医院走去的一路上，就仿佛在一片被大风掀动的树林中穿行。
……后来郑海波终于恢复上物理课，不过他严肃地向我宣布：“是为我妈妈上。”班干部反映他上物理课时用两团棉花球堵住耳朵眼，照旧自己看书……
他的古怪和执拗还不止于此。
毕业前夕，学校大抓高考复习的阶段，他忽然一整天没来上复习课，可到了傍晚学校里人散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拎着提包刚走出教研室，他却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推着辆自行车，戴着顶旧草帽。
“我来向您请假……”他开口说。
“你又来稀奇的了，”我忍不住厌烦地说，“还有半个月就进考场，你是不是不想考大学了？”
“恰恰相反——”
又是“恰恰相反”！你所猜测的总是同他的实际想法和动向相反！这个学生！
“——我打算换个地方复习。我估计这样办能复习得更好，进考场就更有把握。”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复习？”我惊讶地问。
“到海边去。”
“海边？什么海边？”我简直目瞪口呆。
他又有一整套的想法：“您看，我的名字叫郑海波，其实我长到这么大还没见过真正的海呢。我生在咱们北京的什刹海边上，什么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湖，我妈因为我生在这样的‘海’边就管我叫海波了，名不副实。所以我想趁这十来天，自己骑自行车去塘沽，看看真海，跟地道的海波亲近亲近……”
不管他有多荒唐，结果你总不知不觉地被他引向一场讨论，想不进行讨论而对他直接下令，那是非常困难的。
“等考完后再去，不行吗？那时候你无事一身轻……”我试图劝说他。
“考完以后，我就去我妈他们厂当临时工。已经都说好了。您知道我妈她供我上高中已经不容易了，我得报答她。”
“你要真想报答她，就得发奋复习，争取考上呀！你这么往海边一逛，能复习好吗？”
“学校里的这种复习呀，简直是乌烟瘴气！我一天也忍受不了呀！我要让海风吹着我，把脑子清醒过来……”
“我们老师下了这么多功夫，为你们好，怎么叫乌烟瘴气？难道你连这以后的‘复习篇子’都不要了吗？”
“复习篇子”指的是我们各科教师为他们编选的八开油印综合练习。说来那是我们这所重点学校的一项骄傲，尽管我们在每篇顶上都特意印了“仅供本校使用，请勿外传”字样，还是有不少学校想方设法搜罗我们的“复习篇子”，还曾出过一桩外校学生家长从我校学生手里高价收买“复习篇子”的事情，校长每提及此事总是一边摇头一边微笑。
“我最讨厌咱们学校的这些‘复习篇子’！”郑海波又来邪劲了，“我一篇也不要！我自己给自己复习！”
就这么着，他骑车去塘沽了。我不得不向校长再次汇报关于这位“个别生”的超级怪事，校长这回虽然照旧吃了一惊，但没有发出什么严厉的指示，他愣了一阵以后，叹口气说：“总不会有人跟着他学吧？就让他去吧；只要他按时回来考试……”
的确，郑海波的这种种举动，从来没有第二个学生效尤。这究竟是因为他比他们低得太多，还是因为他比他们高出太多，我至今难以判断。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同学们对他绝无恶感，甚或还有一种钦佩的情绪，就是那来汇报他用棉花团堵住耳朵上物理课的班干部，用的也是一种类似刘兰芳演播岳飞传的口吻——他为这样的同学出在自己班上而不在外班，流露出强烈的自豪。
……“恳盼您能想起他来”，这样的学生，我怎么能够忘记呢？用不着这个陈矗来恳求我！
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到了那所街道医院门前。
3
我刚推开药房的门，就响起一个尖脆的声音：“到窗口取药！不许进来！”
我迈进去，劈面站着一个古怪的姑娘，说她古怪，不是指她的身材和装束，她身材甚至可以说相当苗条，穿着掐腰的白色工作褂，紫罗兰色的“的确良”衬衫的大尖领翻在外面，整个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感觉。她的古怪在于她的面部，她的脸蛋长得很匀称，眉毛和眼睛也好看，嘴也很秀气，然而她的鼻子上和双眼下面好大一块地方，都厚厚地涂着一种芝麻酱似的药膏，望去就仿佛戴了一个狰狞的假面。
显然，她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被她几乎吓了一跳，忍不住笑了。她一笑，那张脸就更显得可怕，我忙把目光移开。
“我这是治雀斑呢。自己按偏方配的，特别灵。别看我现在跟鬼似的，下星期他们就再不敢叫我‘小麻雀’了！”她一边解释，一边端详我的面部。我也是有雀斑的人，老实说，当老方正热恋着我的时候，我也曾萌生过寻找偏方的念头……我听见她说：“您要想治，我可以让您抄下偏方。”但是她仿佛突然一下又意识到她本是来驱逐我的，于是口气一变，质问说：“您怎么跑里头来了？”
“我不取药，我找人。”我向她解释，“我敲了门，你没应声，所以我就自己进来了……”
“你找谁呀？”她问。
“陈矗。他在吗？”
“啊，他不在。他晚上才来值夜班呢。”我的心正往下一沉，她仿佛偶然想起似的说，“对了，您是出版社的吧？他留了一张条子，说要是您今天白天来了就交给您。”她走到一张桌子前，从一个大药瓶下取出一个折成“又”字的条子，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名字，惊讶地问我，“您姓‘再’？还有姓‘再’的吗？”
我接过条子，告诉她：“不，我姓冉，‘冉’字没有‘再’字上头那一横。”
我迫不及待地当着她展开了那张条子，是用一张废处方笺的背面写的，上头只有一句话：“详情您可到后海北沿鸦儿胡同××号打听。”我想，那里大概就是郑海波的家，他妈妈在家里该是多么悲痛！
“你认识郑海波吗？”我禁不住问面前的姑娘，“你知道他是得什么病死的吗？”
她摇头。虽然罩着那一层药膏，很难看清楚，但我觉得她的表情相当淡漠，我听见她用无所谓的口气说：“天天都有人死，天天也都有人生。我怎么会都知道？”
我道谢，出了药房，心里堵得慌。可能这姑娘确实不认识郑海波，陈矗也没把郑海波的情况跟她讲过，然而我还是不能容忍她那冷酷的口吻。
那街道医院离后海北沿不算太远，我无心再去挤车，决定走着去郑海波家。
……我同郑海波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呢？瞧，我们开头打的那些交道，都还历历在目，可后来的事情，反而模糊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命运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既有巨大的喜悦，也有巨大的悲痛：不等郑海波他们那一届学生高考发榜，我便回到当年因“右倾机会主义”罪名而被调离的出版社，彻底地平了反，恢复了党籍，并很快被任命为副总编辑，可跟着就是老方癌症的发作与确诊，从一九七八年夏天到一九七九年春天，我的一颗心就仿佛又沐浴着阳光又溅落着雨点，直到一九七九年秋天，我才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抑制住失去老方的悲痛……
离开中学，到了出版社，仿佛从什刹海边上来到了塘沽新港，我的接触面大大地扩展了，交往的人、经手的事更多更杂也更难对付，很自然地，我难得见到当年的同事们和教过的学生了。不过偶尔他们当中也还有人来我家看我，记得有一回郑海波同班的那个班干部——就是来反映郑海波用棉花团堵住耳朵眼上物理课的那位，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来到我家，我向他问起郑海波的情况，他把双手一拍说：“他呀！还是那么‘各色’，上星期日我去他家，您猜他在干什么？”
我不禁吃惊地问：“他在家里？我恍惚听说他考上西北工业大学了嘛……”
“是考上了呀。他去报了到，进行体格复查，查出来有风湿性心脏病，结果，人家又把他退回来了……”
我为他抱屈：“高考前的体检，他通过了的呀！我记得他那张表上，心脏一项只写着‘有轻微杂音’，按说不至于妨碍他上大学啊！”
那当年的班干部继续向我报道说：“反正他是让人给退回来了，成了待业青年。他自己跟我说：这下恐怕工作也捞不着了，哪个单位愿意要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呢？……他的情绪相当低落，可他的想法和行为还是那么古怪，您猜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在怎么看电视？”
“躺在床上看？”
“他坐得很端正，可那九英寸电视机您猜他怎么摆？他把它竖着立在桌上，因此屏幕上的画面是歪着的……”
“啊呀，他的神经怕是不大正常吧？”
“恰恰相反——”当年的班干部模拟着郑海波的口吻，“他的神经很正常。他告诉我，他实在忍受不了那又假又俗的节目，那样的节目，只配那么歪着出现……”
“节目不好可以不看嘛！”
“他说：‘我还偏要看看这个屁是怎么放完的。’那节目完了，他才把电视机正过来。”
“他的性格真是一点也没有变。”
“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先治病，把身体锻炼好；这段时间先自己在家看点东西。’”
“他在家看些什么书呢？”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床头撂着一厚本杂志合订本，原先我以为那是什么文学杂志，要么就是《科学大众》或者《中国青年》……”
“是什么？”
“是《中国妇女》！他说是专门借来看的，为的是填补他常识上的一个空白——他想了解一下关于妇女运动方面的问题！”
这种消息使郑海波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更显得怪诞和乖戾。
然而他已经不是我的学生，我不可能用很多心思去关注他。我得承认我一度几乎把他忘记了。
啊，对了，那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着他。一九七九年冬天，是个飘雪的日子，我正在办公室终审一部书稿，忽然有人打来电话，起初我以为是部里的钟司长，我们约好那天要通一次话的，拿起话筒我本能地问：“老钟吗？你去美国考察的日子定下没有？”
电话里却传来这样的回答：“恰恰相反，我是根本不可能去美国考察的小郑！”
“哪个小郑？”我有点发懵“你是哪儿？”
“我这儿是公用电话。冉老师，我是郑海波啊，您真的把我忘啦？”
真的把他忘了？不可能，我只是在有些时候把他忘记，即“假把他忘了”，我又惊又喜地嗔怪他说：“你怎么回事儿？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去我家看我，你知道我还住在老地方嘛，是你把我这个冉老师忘啦！”
“忘了我能给您打电话？我现在有急事要找您。”
瞧，他一出现，准给我出难题。
我便告诉他：“我正上班呢，现在在审稿子，等一会儿要开党委会，晚上定好要去看一位老同志……”我目光扫视着台历上标出的日程，几乎是恳求地说，“明天和后天也是全天有事，你大后天晚上到我家去吧……”
“不。您既然在，又没开会，我这就去您那儿。我顶多只占您半个钟头时间。我一会儿就到。”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上了。
有什么办法，过了一阵他果真来了，我只得推开书稿接待他。令我吃惊的是他没有穿棉衣，而是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绒衣绒裤，脚上是一双沾满泥浆的球鞋。他肩上有正在融化着的雪花，头发上冒着缕缕蒸汽，一双眼睛还是那么坦诚无畏，不过他显然“抽条儿”了，站在我面前，有着一种十足的男子汉的气概。
我让他坐下，他便落座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沙发椅上，我看他双颊仍旧红红的，不禁问：“你的病好了吗？怎么大冷天的不穿棉衣就来了？”
他笑着，嘴唇里露出那一对白生生的虎牙尖，告诉我说：“医生说我还没好，我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我天天坚持十公里快慢交替走，这比吃药的效果强多了。”
我问他：“你妈妈好吗？”
他简单地说：“好。现在她的工资加上奖金，比以往多出三十多块，我们的生活不困难了。”
我问：“你现在还在坚持自学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他说：“我自己眼下倒还不需要您帮助，可您得帮助帮助他们——”说着他就把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封套搁到我的办公桌上，我立即认出那封套上用红字印着另一家出版社的名称。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谁？”我纳闷地问。
于是他告诉我：这一年多里他和附近街道的待业青年，无形中构成了一个交往的圈子，他们这里头有三个人自学英语进步很快，合作翻译了一部书稿，是有关微电子技术的，他们给一家出版社寄去了，先是石沉大海，后来经过一再催问，退回来了，可连封手写的退稿信也没有附，只夹了一张油印的退稿条。他想起来我所在的这个出版社也是技术科学性质的，便决定来为他的“哥们儿”“走后门”。
他把那部译稿往我眼前一推，直截了当地说：“你帮他们出版吧！”
我把那部译稿和附带的外文书从封套里拿出来翻了一下，便对郑海波说：“我们这儿倒有个编译室，不过我们三年以内的出版计划已经都拟定了，该翻译的书都约好对口单位的专业人员去翻译了……”
“计划应当灵活。专业人员的水平未必就高。”他还是一贯的思想和做派，咄咄逼人地盯着我说，“在稿子面前，应当人人平等。”
我没有话说，答应把那部译稿交编译室的同志们去审阅，他见我答应了，脸上绽出一个开朗的笑容，立即站起来说：“那上头写着他们的通讯地址。好，没事了，我不耽搁您工夫了，我走啦！”
我忽然觉得他并不怪诞乖戾，而且相当可爱。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他那笑容里所包含的力量和美？仔细回想，他以前也这样对我笑过……
我看看表，他仅仅同我谈了不过一刻钟，我挽留他，希望他多坐一会儿，再谈谈他自己的情况，他却坚决告辞，走了。临出门的时候，他对我说：“您别忘了我就好。该找您的时候我还会再来的，谁也拦不住。”
……是的，那也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他为什么没再来找我？是让谁给拦住了？他是个拦不住的人啊……
……大约在他到办公室找我的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在食堂排队打饭时，正好同编译室副主任站在一起，我顺便问他：“上回我转给你们的那部待业青年的译稿，究竟怎么样？”
“不能用，退回去了。”
“编辑亲自写退稿信了吗？就是不能用，也该鼓励他们一番啊！”
“写了信了吧。”
我也没有再问。实在我也是太忙，过问待出版的书已经力不胜任，又怎可能仔细过问每一部退稿？
难道这也属于我应“感到内疚”的事情？
……的确，除了我家里因失去了老方而不如往昔热闹，我的工作和社交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我在国内出差，我到国外考察，我出席茶话会，我应邀到副部长家里做客……到一九八〇年春天，我被任命为社长，我不仅用不着再审那些令人头痛的书稿，而且就是一般的来往书信，也有秘书专门负责处理。外面给我打来的电话，总机先要问清缘由，然后再有所选择地给我接过来。正如人们所说，我得“集中精力处理方针大计”。
对了，得交代这样一个事实：我有一个女儿，她一九七七年考进了安徽合肥的科技大学，每到寒暑假将近，我的心就总不免浮动起来，我盼她回北京来团聚。她一回到家里，我就觉得家里不是多了一个人，而多了两个人——老方和她仿佛一齐温暖着我的心。每当她假期结束要回合肥的时候，我的心就一阵阵发紧，我的秘书很敏感，在那一类日子里，他总是尽可能报喜不报忧，或者大幅度地把交我亲自处理的东西加以缩减。
……记得是去年暑假将尽的时候，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女儿告诉我说：“有一个小伙子来找过您，他说姓郑。”我心不在焉，只想着该怎样和女儿度过这最后的几个夜晚，以及该给她带些什么东西，我在厨房里给女儿炒她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忽然听见她笑着走过来说：“……那小伙子真有意思，我问他：‘你是找我妈妈的吗？’他回答我说：‘恰恰相反，你妈妈应当主动找我！’哈哈哈……他是怎么回事，妈妈？”
我这才把郑海波的形象从脑子里久不开启的柜门里释放出来，可同时感到纳闷：“我应当主动找他，为什么？”
“我也是这么问他的呀，”女儿对我说，“他的表情好严肃，他没跟我解释理由，只是让我一定告诉您这么一句话——”
“一句话？什么话？”
“是这么句话——我耐心等待一年，只等一年。”
“等一年？等什么？为什么要等一年？”
可是刚谈到这儿，我女儿的朋友们就敲门找她来了，我请她们几个姑娘吃鱼香肉丝和麻婆豆腐，大家还都多少喝了一点丁香葡萄酒，于是郑海波的形象，又重新缩进了我脑子里的某个柜子里。
……算来差不多恰好是一年了，郑海波肯定是没有等到他所等的东西，便一病而逝了。昨晚得到他的噩耗以后，我苦思冥想了好久，究竟他等待的是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
啊，“恳盼您能想起他来，并感到内疚。”这话究竟还是有道理的。近一年来我的确把他忘记得差不多了，或者说，不是忘记，而是把储存他形象的那扇柜门关得太死了……如果我能早一点开启这扇柜门，也许，还能及时给他和他妈妈一些帮助，不至于酿成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走拢地安门附近了，再往北走一段路，从后门桥沿什刹海前海东沿往北，便能找到鸦儿胡同了。真的，我为什么没能早一点打听到他家的地址，抽时间去看看呢？
4
刚走到后门桥桥头，忽然迎面遇上了杭季熟。
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想见的人你总没机会见上，而不想见的人却偏偏迎面而来。
杭季熟是解放初我在华北革命大学时的同学，后来我分配到出版社工作，他却一直在行政机关当干部，我因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下放到中学的时候，他恰恰在他那个局里被提升为副处长，从那以后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只记得曾在西单商场偶然遇上过，双方淡淡地点一下头，泛泛地说上几句话，也便各自走开。一九八〇年秋天，我们凑巧出席了一次共同的会议，他才知道我的境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也才知道他已经是办公室副主任了。本来我和他没有多少话好说，但是有一个巧合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共同语言：老方死于癌症，他的妻子也死于癌症。于是会议期间，在休息的时候，在餐桌上，每逢凑巧坐在一起，我们就谈一个题目：癌。
后来就发生了可想而知的情况，一些好心的朋友，开始给我们撮合。在他们眼里，我们俩真是现成的一对。可我忘不了老方，也不喜欢他。这件事本来就像开过花的竹子似的，不可能抽出什么新笋。但是上个月去北戴河休养，偏偏他也在那儿，我们都不游泳，于是他便常常在饭后主动邀我散步，有时我婉谢，有时我也同他走走。
我们总在离海比较远但又能看见海的地方，闻着海水的腥味，听着松树上阵阵的蝉鸣，边走边谈。其实主要是他说、我听，我只是偶尔反问一下，或者简短地陈述一下我的看法。
在这种谈话中，他总是不断地骂文艺界，骂作家，骂电影导演，骂歌唱家，骂画家……当然啰，文艺界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骂一骂也是可以的，谁让他们那么出名呢？你出了名，就得付出被人点着名字批评、指责乃至于痛骂的代价。我有时候也会骂一骂他们。奇怪的是杭季熟对他们何以那样地痛心疾首？
开头，我以为这是因为他把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估计得过分严重，也就是说，仅仅是出于看问题片面；或许，他可能是头脑中“左”的框框多了一点，有些教条主义，要不就是他期之过切故求之过苛……
后来我渐渐摸透了他的心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有一天傍晚散步的时候，他忽然激动地用手敲着我的胳膊肘，让我朝海滩那边看，我抬眼望过去，只见一群泳装的青年正围着一个肩上披着浴巾的中年人，叽叽嘎嘎地不知正说些什么。那个中年人头颅很大，剃的又是平头，因此模样显得很特殊。看样子他是在微笑地向那些围随的青年人说着什么，青年们却不等他说完便热烈地争论起来。
“你看，那不是褚亦峰吗？不知又在向青年们灌输些什么！”杭季熟愤愤地说。
“他的作品我也读过几篇，”我对杭季熟说，“是我女儿拿来让我读的——我跟她都喜欢。青年人喜欢他是必然的嘛！”
“你知道有的老同志怎么看他吗？”杭季熟面带几分诡秘地说。
我并不想打探“有的老同志”对褚亦峰的看法，我问：“你自己怎么看呢？比如说，他那篇《听涛》，觉得好还是不好呢？”
“我没看。”他坦然地说，“可我知道，有些老同志认为《听涛》简直是污蔑党的传统！”
“你还是看了再加褒贬吧，”我劝他说，“我觉得不错。而且，我知道有一些老同志还是很肯定他这几年的创作的。”
“那些肯定他的老同志大概不知道其人的底细吧。”杭季熟竟激动起来，他冷笑着朝褚亦峰那边望去，毫不留情地说，“沉渣的泛起！”
我觉得这话很刺耳，便停住脚，质问他说：“此话怎讲？是不是因为他当年有‘右派’的问题？不是已经彻底平反了吗？而且，你别忘了我当年还是‘右机’呢！那么说我现在也是沉渣的泛起啰？”
他来挽我的胳膊，我闪避了一下，他满脸歉意的微笑，安抚我说：“我怎么会把你跟他等量齐观呢？再说，谁没挨过整啊！啊呀，你可不知道，‘三反’‘五反’的时候，他们把我整得好苦！……”
这时候海边的褚亦峰和青年们已经欢笑着迎向海浪走去了，杭季熟望着他们的背影，强调地对我说：“我指的是褚亦峰参加过《穿云岭》的创作，这样的人，现在却又这么红！”
《穿云岭》是“***”时期的一出戏，内容是写“同走资派斗争”的。可我知道，那是当时主持文化工作的人指定褚亦峰参加创作班子的，主要是让他给润色唱词。我很奇怪，杭季熟为什么忘记了他自己的账，我记得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是他们那个“口”的“革命大批判组”的主要笔杆子之一，他不是起草过一系列署名“洪萱斌”的文章吗？那些文章搜集起来足可印成一本比《穿云岭》厚几倍的书，然而他却理直气壮地在这里说人家是“沉渣的泛起”！
从那天起我觉得很难再跟他在一起散步，于是我就或者提前约好几个女伴一起散步，或者躲在屋子里读书。然而我回北京的那天，他非要送我到火车站不可。
下了汽车，等火车的工夫里，他主动要过我那简单的行囊，帮我提着，这回他没有骂文艺界，没有提及“沉渣”，而是蔼然可亲地问及我的身体状况，提醒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注意有劳有逸……最后，他仿佛偶然想起似的问：“我觉得跟你相处很愉快。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我回答说：“我对你还谈不上了解……”
我只能这么说。难道我能说出真心话来吗？我觉得他这人的特点是随时要维系这样一种心理平衡：他的所作所为总是对的。因为他“三反”“五反”的时候挨过整，所以他提及那些整过他的人便愤愤然，凡涉及“三反”“五反”时政策有过“左”之处的文件、文章，包括文学作品，他一律欢迎；然而因为他“反右”的时候整过人，所以他对一切涉及“反右”扩大化的文件、文章，当然还有文学作品，一律反感。他讨厌一大批揭露“文化大革命”伤痕的作品。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担心这类作品会有损于人们投身于“四化”的信心和热情，更不是因为他对那场“革命”真有什么感情和信仰，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品总提醒着他曾有过“洪萱斌”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想到褚亦峰曾参与过《穿云岭》的创作，便激动得发抖的原因。他并不是痛恨褚亦峰的不纯洁，在内心深处，他对褚亦峰有一种视为叛徒的仇恨，然而你也不要以为他就欢迎“***”卷土重来，他很珍视近几年里他所获得的实惠，他丝毫没有“耻食周粟”的感情，他心安理得地起草或圈定着否定“***”的材料和文件，名正言顺地搬进了宽敞舒适的新居，他所要维护的，仅仅是一个“一贯正确”的自己。
跟他在北戴河分手以后，火车还没开到昌黎，我就把他撂到脑后去了。我的生活里不需要他。
不幸我竟在今天，在后门桥这么个地方，和他狭路相逢。
他依然穿得笔挺，头发梳得光光的，手里拿着一把足有一尺多长的折扇，他肯定是一眼就望见了我那露出白根的头发，并且注意到我衣衫不够平贴，他大概还看出我心神不定，因此他头一句话便是：“出了什么事吗？你怎么到了这儿？”
我本能地伸手理一理头发，勉强地对他微笑了一下，告诉他说：“没有什么。我是到后海那边去看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
“看一个学生？”他不胜惊异。在北戴河的相处，使我能窥透他的心思。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缅怀那段当中学教师的生活，为什么在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社交圈子以后，还要主动去同一个相对来说要低几档的社交圈子接触。
我不必向他撒谎，于是我告诉他：“一个以前教过的学生死了，我心里很难过，想到他家里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安慰安慰他的母亲。”
他既然遇上了我，便不能轻易放过我，他笑着，双眼里射出逼人的光，质问我：“从北戴河回来以后，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总机老是说你不在，是真的不在吗？”
当然不是。我嘱咐过总机，他来的电话不必接过来。但是我不忍心把这一点直说出来，因为这毕竟不礼貌。于是我便含混地说：“最近一段我常在外头跑……”
他也便不再追究，而是微微俯下身子，关切地问：“你要去的，是后海什么地方？”
我顺口而出：“鸦儿胡同××号。”
没有想到，他把折扇往另一只手上一拍，笑吟吟地说：“啊，我猜出来了，你的那学生，是姓郑吧？他叫郑什么？”
这回轮到我吃惊了，我急切地说：“他叫郑海波，你认识？”
“对了，郑海波，好像是这个名字。”他脸上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微微地摇着头说，“这号青年呀……”
我很难想象，他同郑海波能有什么关系。我不禁更加急切地问：“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潇洒地甩开折扇，在胸前摇着。那折扇上画着折枝墨梅，还题着诗，盖着印，像是什么名家的真迹。我心里飘过这样的思绪：尽管他曾大骂画家脱离工农兵生活，但是他却并不手持一把画着高炉出铁或练兵场上的折扇，总之他的批评和爱好都是对的……他无视我的急切，松弛地微笑着，伸腕看看手表，建议说：“哎呀，都十点多了！你怕是一早就跑出来，都没顾得上吃东西吧？这样吧，我们先到那边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坐下来，慢慢谈。”
“不——”我本能地拒绝着。我不喜欢跟他坐到一起，除了打听关于郑海波的事，我跟他实在也没有多少话好说。
“你不是想知道那个——是叫郑海波吧——他的事吗？我们边吃边谈嘛！”
说实在的，奔波了两个多钟头，我也确实饿了，腿也有点酸，坐一坐，吃一点东西，也好。于是我顺从了他。
后门桥边上就有一家饭馆，刚开始营业，人不算多。我们找了一张靠墙角的桌子坐下。我坚持要各自买自己的饭，他拗不过，只好依了我。但他去买来了啤酒和酒菜，如果我连这个也不吃他的，未免过于拂他的面子，再加上我感到口渴，有一点啤酒喝也好，就接过了他斟满的啤酒杯。
这家饭馆上菜很慢，我心里却很急。我希望能快点打听出郑海波的消息，快一点到他家去。
杭季熟却不慌不忙地夹着酒菜，品着啤酒，且不正面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而是骂上了青年人。
文艺界、青年人，在杭季熟的口中，这仿佛是社会的两块病灶，据说是文艺界带坏了青年人，使他们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而青年人却又是文艺界坏作品的拥护者，因而又宠坏了文艺界。他这样泛泛地骂的时候，我沉默着没有搭茬。我抓紧时间喝啤酒解渴。我知道人这样骂无非是要显示自己的正确。说到待业青年，杭季熟更是连连摇头，他在喝掉一杯啤酒的工夫里，就浅笑着讲述了五六个关于这类青年的小故事：整天跑来跑去看电线杆子上贴的各种告白，跟人家打算对换工作的人恶作剧啦；聚在后海小花园里打扑克赌小钱啦；从百货公司套购热门货易地抛售啦；好高骛远、想入非非，到处投稿、写信、告状啦……
我实在听不下去，就打断他说：“如果你的儿女当中也有待业的，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他姿态优雅地摇着大折扇说：“你我的儿女就是待业，也不至于像他们那样荒唐；我的一个侄女两年都没考上音乐学院，我兄弟给她买了一架钢琴，我帮她请了名家指点，一个月上一次课，学习作曲，她就懂得上进……”
“可是，千千万万普通职工的待业子女，没有这样的条件啊！我们不应该在一旁嘲笑他们，而应当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我争辩说，“更何况就是家庭条件很差的待业青年，也有不少很知道上进的。郑海波就曾经找过我，介绍三个待业青年翻译的书稿。那三个青年的家庭也只不过是一般的职工家庭，住房拥挤，经济上也不宽裕，可他们很刻苦，自学了五年英语、两年电子计算机知识，他们联合翻译出了一部关于微电子技术的书……”
“你们社给出版啦？”
“没有。这部译稿离出版看来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强调说，“只要他们继续努力，我相信他们是能够成事的。”
他用筷子轻轻夹起一粒煮花生，灵巧地投进嘴里，咀嚼着，脸上浮出一个讽刺的微笑，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调说：“待业青年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年年成片地滋生出来，可怎么得了啊！”
望着他那居高临下、心满意足的神态，我真恨不能啐他一口。这个人既蔑视蘑菇般渺小的待业青年，又对现在的“云雨”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而沉浸在一种唯独他正确无误的乐趣中，这是怎样的一个灵魂！当然，他没有贪赃枉法，没有投机倒把，没有刑事犯罪，甚至连交通规则也没有违反——他过马路大约总顺着人行横道线，但是我以为他玷污和背叛的是我心目当中最神圣的东西——共产党员的称号。
我不想再多跟他空谈，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到底认识不认识郑海波？你知道些关于他的什么情况？如果你根本不认识、不知道，你就不该把我骗进来吃饭！”
他喝干一杯啤酒，把杯子往桌上一顿，掏出一方折得平平整整的手绢，轻轻印干嘴角上的酒痕，这才摇着折扇，告诉我说：“我并不认识这个郑海波。不过这个青年从去年起就不断来我们局里无理取闹。开头是接待组的人跟他周旋，后来情况反映到了办公室，我过问了一次。他异想天开地搞了一份什么计划书，有半寸厚的样子，里头又有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又有表格、地图……他那个东西跟我们局的业务沾不上边嘛，可他非说我们应该给他答复……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你们后来怎么处理的？”
“当然是不再理他。那份计划书一度入了群众来信档，接待组的人中午午睡用一叠档案袋当枕头，头一份就是他的计划书，上头写着他的通讯处：鸦儿胡同××号郑××，我见过几次，所以有印象……那样的档案我们一年清理一次，他那份莫名其妙的计划书，大概跟别的没用的东西一块儿送造纸厂化纸浆了吧！”
我的心仿佛被重锤击了一下。从我意识深处忽然飘来女儿的声音，那声音恍若在一个空旷的大厅中回响：“……那小伙子真有意思，我问他：‘你是找我妈妈的吗？’他回答说：‘恰恰相反，你妈妈应当主动找我！……我耐心等待一年，只等一年。’……”
“你怎么了？那就是你教过的学生吗？……”另一个声音把我从冥想中拉了回来，我面前还是杭季熟那张颧骨红红的、油光滑润的脸，我发现他正凝视着我，用一种充满好意的声调说，“……你何必为他的死这么操心呢？这样的‘蘑菇’已经是太多了，少一个国家也少份负担！你快吃饭吧，你的菜已经来了……”
我本能地低头一看，菜果然已经搁到了桌上：一盘冒着热气的蘑菇菜心！
“不，我不能吃蘑菇！”
我只记得我嚷了这么一声，而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出那家饭馆的了。
5
尽管我处在极度的冲动中，有一阵我眼里没有了成形的街道和行人，只有相互晕染的团团色斑，可待我稍微冷静了一点，眼前的团团色斑恢复成焦点清晰的画面时，我发现我已置身在什刹海前海东沿的一处自由市场中。这么说，我并没有走错路，我的下意识还是在把我引向往鸦儿胡同去的方向。
许多经常出差北京的外地人，他们自以为已经熟悉了北京，可是当我向他们问及什刹海的时候，他们总不免茫然：“什么什刹海？”至于那些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尽管旅行社给他们安排了一大串的游览点，他们回去以后可以拿着一大沓彩色照片津津有味地回忆“北京之旅”，却几乎没有人知道北京城里还隐蔽着一处极富特色和情趣的风景区——什刹海。
什刹海位于北京城的西北部，除了前海南部靠近地安门西大街，其余部分几乎都不挨着主要街道，而被七歪八斜的小街和胡同所荫蔽。严格地说，什刹海是由三个互相连接的湖面组成的。从西北往东南数去，头一个是积水潭；积水潭的水是从西郊玉泉山那边的泉眼涌出，经昆明湖、高粱河、护城河而来的，然后流过德胜门内大街的德胜桥，注入第二个湖面，这便是后海。什刹海的风景，主要集中在后海，它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狭的瓶形湖，环岸有着高大粗壮的垂柳和白杨，南侧还有一个小公园，后海的湖面在接近前海时逐渐收缩，然后流过一座桥，注入前海，这座桥便是银锭桥。据说它过去的形状很像一个银锭，然而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几经修整，现在它已经看不出银锭的模样了。尽管如此，相比于北京城内现存的诸桥而言，它倒还颇有点古朴的味道。什刹海前呈圆叶状，湖水最后往南经过暗沟流入北海，北海和与它相连的中海及南海名声大震，恐怕就不用介绍了。
什刹海前海原来也是相当美丽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湖里曾遍植荷花，夏日湖边柳荫下有各种京味小吃摊子，以及唱大鼓书、拉洋片、表演摔跤和中幡的种种圈子，湖北还有茶楼酒肆。到了三十年代末这里便衰败荒芜了，以至于到解放的时候，湖面已经成了臭气熏人的污黑泥塘。北京市人民政府所从事的首批市政建设项目，就有疏浚什刹海的工程。人民解放军战士和民工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从积水潭到前海三块湖面清理得水碧如眼、岸齐如眉，后来又砌了水泥岸基、安装了墨绿铁栏，并且环湖栽植了垂柳和白杨。挖湖时取出的淤泥，最后在前海湖心堆出了一个圆岛，在上面栽了一簇垂柳，如今这些垂柳已经粗壮高大，柳丝飘拂，树顶上有几个喜鹊，花尾喜鹊时时穿柳飞翔、喳喳欢叫。
不过近些年来，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前海的西岸被一个单位拦进去成了他们的属地；东岸和北岸紧挨湖水也盖了些丑陋的房屋，并且用高高的砖墙拦住了人们的视线；这后门桥迤北的一段，铁栏已然破败无人修复，却又辟为一个杂乱的自由市场，确确实实给人一种煞风景感觉。如果说有的事我们国家一时还无力做到因而不必呼叫，那么像维护什刹海的风景，也就是维护北京西北城的自然生态和原有的古典美、民族美这一并非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出呼喊，要求尽快采取措施呢？
当然，我从后门桥那家饭馆里跑出来，置身在前海东岸的自由市场上时，占据我当时意识中枢的，还不是这类关于什刹海的思绪，我只觉得我应当快一点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我必须先把这个电话打了，才能前往鸦儿胡同。
我朝前走了一段，终于发现一处院门旁有个公用电话的黄牌，于是赶忙走了进去。
安装公用电话的那间屋子很小，看得出是近年来北京杂院居民们自盖的小房子之一。公用电话前正站着一个胖姑娘，她一头浓黑的披肩发散在肩膀两侧，穿着一身扎眼的玫瑰红连衣裙。显然她是在打青年人惯有的那种马拉松电话，一边倾听着对方的逗趣话，一边放肆地“咯咯咯”乐着，而两只穿银色高跟凉鞋的脚不断交替地别到一侧去。
真不耐烦等她打完，然而我又只好在一边等待。因为不得不等待，我才环视了一番这间小小的屋子。靠里边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伙子正坐在床上不紧不慢地做一件事：往一根超过一米长的竹签子上穿山里红。那小伙子头发留得很长，并且蓄着小胡子，上身只穿着件圆领衫。令我感到新奇的是他那圆领衫上印着鼓楼的图像。位于这什刹海东北部的钟楼和鼓楼，是在前海和后海岸边散步时重要的“借景”，犹如在昆明湖边散步时，可以把并不位于颐和园内的玉泉山当作周围风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一种“借景”似的。不过我们的颐和园在发展旅游业务上，也还没有细致到发售印有玉泉山图像的圆领衫这一步。这个小伙子身上所穿的印有鼓楼图像的圆领衫，是哪家工厂印制出来的呢？难道是附近的地安门百货商场特意定做并推销的一种货品吗？
显然，那小伙子也是个待业青年，他坐在那张床铺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只大笸箩，里头不知是从哪儿搞来的已经有点发蔫的头年的山里红，他是在一边看电话一边穿糖葫芦。那是一种现在北京城里已经很难见到，甚至我以为已经绝迹的糖葫芦，它穿好竟有一米多长，上头的山里红由大变小，顶端颤颤悠悠，而且，它上头蘸的似乎不是小糖葫芦上的那种冰糖，而是麦芽糖熬化的糖稀。这种糖葫芦过去每逢春节在南城和平门外琉璃厂往东的厂甸里大量发售，但这二十年连那里也已经看不到了，只是在我们的某些为外国人印制的画报上，还经常印出欢乐的北京人举着这种糖葫芦的照片——是不断把二十几年前拍下的照片加以翻印——以取悦于形形色色的“外宾”。记得今年春节时我参加一次宴请某国出版商活动时，他那位戴着两个中国玉石耳环的夫人就拿着我们印有那种照片的画报，缠着我询问：“什么地方能买到这有趣的食物？”当时我答不出来，而现在眼前却有个小伙子在穿这样的糖葫芦！我注意到，他已经穿好了两串，都插在了靠窗的一个木架子上，只不过还没有蘸过热糖稀。
那位胖姑娘居然还没有打完她的电话，我心里真是起急。有什么办法，只好再等一等。也许是我的烦躁已被那小伙子觉察，他抬眼望了我一下，我的目光跟他有一个短暂的交流。于是我近乎本能地问他一句：“你这糖葫芦是打算拿去卖的吗？”
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做出来再说。没准我们哥儿们先自己‘开’了它。”“开”就是吃掉的意思。近十年来北京青年——特别是胡同里的市民子弟，所谓的“胡同串子”——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语汇，比如“震了”“盖了”“没治”都意味着“真好”“没得说”表示拥护和够朋友，等等。亏得我当过十多年中学教师，所以完全听得懂他们的意思。
我一边跟他漫不经心地说着话，一边焦急地注视着打电话的胖姑娘，同时心里飘过了这样的思绪：多么古怪！我要去一个死去的青年家里表示慰悼，却不得不面对着扎眼的玫瑰红和印着鼓楼图像的圆领衫，世界上的风、马、牛是经常汇拢在一起、搅成一团的啊……
“你这有鼓楼花样的圆领衫，是在商场里买的吗？”我问完关于山里红、糖稀的事，又随口这么发问。
“恰恰相反，”他也随口回答我说，“我们正想往商场里卖这号圆领衫……”
“恰恰相反！”这不是郑海波的口吻吗？我不禁一震。难道……我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小伙子，嗯，除了性别和年龄，他实在没有多少和郑海波相同的地方，郑海波的额头不像他这么窄，而鼻梁又不像他这么高……可是，“恰恰相反”这不可能已经成了北京青年们的通行语汇啊！怎么他也有着这样的口吻？
正当我疑惑万分的时候，胖姑娘终于打完了她的电话，她朝小伙子一扬下巴：“嘿，你给我垫四分‘钢镚儿’吧！”便穿过假珠子串成的门帘，一路响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飘然而去。小伙子头也不抬，冲着她的背影来了一嗓子：“没得说！”手里继续着他那穿糖葫芦的工作。
我赶紧迈步上去打电话。
一下子就拨通了，我们社的总编室里值班的小田在问我：“你哪儿？”
我告诉了她，她显然有点吃惊，毕竟我很少在星期天往社里打电话。
我跟她说：“小田呀，麻烦你了，你能不能打开档案柜查一下，有没有一份从鸦儿胡同寄到咱们社的计划书，寄出的人名字叫郑海波，什刹海的海，波浪的波，对，是自发来件，寄给我的……”
小田大概有点发慌，她或许以为我正在参加一个什么重要会议，需要紧急查阅一项什么重要资料，等她听明白我要查的不过是所谓群众自发来稿、来函当中的一份待业青年的“计划书”时，她的口气就松弛了下来，她告诉我说：“……上星期刚处理了一批积存的东西，都是自留底稿不用退还的废稿，还有没有保留价值的来函来件……当然是送给废品回收公司，他们大概已经化了纸浆吧……”
我有点生气地问：“为什么你们处理得这么急？事前都不给我打个招呼？”
小田争辩地说：“不是你们社领导规定的吗？废稿和没有保留价值的函件，每一年处理一次……你要查的是去年夏天寄来的东西，当然都一块儿处理掉了嘛！”
我仍然抑制不住气恼：“可那东西肯定写着是寄给我的呀……”
小田的口气万般委屈：“是您交代给我们，别把写着您名字的东西全都堆到您办公桌上去呀，那份什么计划书准是跟咱们社业务搭不上钩的东西嘛，谁知道您隔了这么久又偏要看呢？！”
她完全占理，我只能生自己的气，唉，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出版社的社长，可我就为自己立下了这么威严的规矩，什么自发性来函来件别都往我办公桌上送呀，什么来电话先要问清是否重要的、亲密的人物方能给我接过来呀……等，其结果是我至少害死了一个名叫郑海波的活生生的青年！
我用发凉的手挂上了听筒，愣在电话机前没有动弹。我内心里充塞着铭心刻骨的内疚和悔恨。郑海波他等待了整整一年，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等到！也许他压根儿就没盼望能从杭季熟那种干部把持的部门得到支持，可他一定曾寄希望于我这个毕竟对他有着一定了解的昔日的老师，他本以为我地位变化之后能够竭尽全力地给予他帮助，可是我却用官僚主义的冰水把他淹死了！刚才我在杭季熟面前还自以为灵魂比他高尚呢，可就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青年这一点来说，就官僚主义这一条来说，我究竟又比他高出多少？！
我怎么去见郑海波的母亲？她难道需要我空泛的不起作用的慰悼？倘若她问我：“你那里还有我儿子寄给你的计划书吗？请你交给我！”我怎么回答她？我能这么说吗：“那份计划书我们送出去化成纸浆了，您手里该还有他留下的原稿吧？”倘若她听完这话，泪如泉涌地捶着床铺说：“这孩子临去世的时候把他那份原稿烧掉了……”我该如何自处？难道我能用杭季熟那样的逻辑安慰自己并安慰他的亲友：郑海波不过是一只雨后的“蘑菇”，这样的“蘑菇”现在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少一个是一个，这样国家还少一份负担；而且他的那个什么想入非非的谁也不需要的计划书消失了也好，省去多少机关多少干部的多少麻烦！……
可我不能这么想。且不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我把自己降低到一个最最普通的中国人的地位，我只要真爱自己这个民族，我就该为青年一代着想。我究竟都为他们——民族未来——贡献了什么？我究竟对不对得起他们？
我脑子里倏地飘过了北戴河海滩上的那一幕；一群青年围着作家褚亦峰。有趣的是一张报纸上印着褚亦峰的照片，旁边的说明写道：“青年作家褚亦峰……”其实他仅仅比我小五岁！那些在海滩围住他的青年人，看去也都二三十岁了，连褚亦峰这么老的“青年”稍微拔了一点尖儿，尚且有人在一旁气不忿儿，甚而咒他为“沉渣的泛起”，那些围随他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又有多少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机会呢？我脑子里又流过了舞台与银幕上的场面：一个生活中已经抱了孙子的喘吁吁的“四凤”，还在《雷雨》中摆出窈窕少女的身姿而不愿让台；另一个早已有人叫他外公的男演员，则宁愿用二十几根小绳子把脸上的皱纹拉到脑后绷平，挣扎着在蒙纱的摄影镜头前装出小伙子的憨态……为什么不能给真正的青年人以出头的机会？这还说的是那些已经有了工作的青年人，像郑海波那样的待业的青年，在某些中年和老年人心目当中就更排不上号了。当然，国家有困难，暂时确实提供不了那样多的就业机会，但起码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对他们的种种要求、愿望、设想、计划，绝不能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某些中年和老年人”，我干吗要把自己除外？我有什么资格把自己除外？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陈矗在信中“恳盼”我能想起郑海波来并感到内疚，他是太客气太宽容了，我是应当用不着人家“恳盼”便自己醒悟的！
另一位打电话的同志进了屋，这才把我从愣神中惊回到现实里。我匆匆放下四分硬币——也就是那位玫瑰红姑娘所说的“钢镚儿”，走了出去。
6
再往前走，就该到银锭桥了。我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味，那是烤羊肉的香味。在银锭桥北岸东侧，有一家有名的清真饭馆，叫“烤肉季”。它以烤羊肉这一营业项目而闻名。西城宣武门内还有一家“烤肉宛”，与它齐名。这种烤肉并不是新疆的那种烤羊肉串，也不是把肉放到烤箱里烤。这家饭馆里有一只特制的烤盆，底下燃着炭火，上头是一只巨大的宛如倒扣着的陶盆，上面布满星星般的漏孔。烤肉的方法，是用特制的近半米长的大筷子，把切好的嫩羊肉片蘸满事先调好的佐料，连同切好的葱段，夹到那上头去，不断翻动，于是在一阵“滋滋滋”的响声中，羊肉中的脂肪便流淌开来，而瘦肉便被烤熟了，并吸进了佐料的美味。这种烤羊肉究竟好不好吃，品家们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吃它同用火锅吃涮羊肉一样，似乎其味道是否可口倒在其次，主要是追求自烤自吃的那么一种乐趣。不过近十年来这“烤肉季”的烤肉装置设在二楼之上，而通向二楼的楼梯口赫然写着“请勿擅上，供应外宾”。普通中国人可以在楼下买已经烤好的现成盘肉，当然，还要视楼上的烤肉装置（据说有两套）是否得闲而定。
虽是盛夏，“烤肉季”门口依然停着大使馆的小轿车，二楼上传来一群阿拉伯人的哗笑声，可见他们并不怕烤盆的热气，一定吃得津津有味。我尽管肚子很饿，可闻见那飘来的烤肉气味，却并没有产生食欲，不知为什么，我反倒更觉悲痛与抑郁。我想到郑海波就居住在这“烤肉季”附近，他大约经常要从这家饭馆门前走过，并且经常要到隔壁的粮店买切面，可他很可能就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烤肉，而他等不到这家饭馆进一步发展，等不到楼梯口那块“请勿擅上，供应外宾”的牌子摘下，等不到这种烤肉不仅物美而且价廉的时候到来，便永远地消失了！
走过“烤肉季”门口不远，便是银锭桥。我已经是在桥的北岸，鸦儿胡同的东口便在北岸不远处，本不用上桥，但我还是忍不住走到了银锭桥上。这小小的平桥两边既不是石栏也不是铁栏，而是砖砌的墙栏，厚厚的，显得笨重而质朴。
我倚着西侧的墙栏，朝后海望去。后海就仿佛一只平躺的宝瓶，“瓶口”在这桥下，瓶身逐渐开阔，而终于又在远处收缩为“瓶底”。夹岸古柳垂着缕缕丈余长的绿丝，在微风中摇来摆去，湖面上漾着节奏谐和的微波，使人顿觉远离市嚣，别是一种境界。
最令人惊奇的，是站在银锭桥上朝西望去，在湖面终止的远处，在一抹灰绿色的市区轮廓线上，清晰地、优美地呈现着西山那青黛色的山影。那山影仿佛可以伸手触摸，并在你心里唤起一种特殊的感觉。
据说过去有所谓“燕京十六景”的说法，除了“太液清波”“琼岛春荫”一类贵族味甚浓的景色外，也包括三四种平民味十足的景色，“银锭观山”即为其一。“燕京十六景”中的许多景色早在时代变迁中荡然无存，平民味的风景点更难得到尊重和保护，例如那本应能在德胜门外找到的“蓟门烟树”，恐怕就很难寻觅到一点残踪剩迹了吧。
这银锭观山的景色却依然屹存。尽管那杂乱的自由市场几乎已快蔓延到这里，尽管那城市西部的建筑轮廓线有使由此西望的景色遭到破坏的可能，但至少目前这里仍是不折不扣的一处优美风景——银锭观山。
老方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你这个人呀，就是太爱动感情！”他这话里既有赞赏更有批评。是的，或许我不必这么善感多思。一九五九年春节我回老家看望母亲，仅仅住了二十多天，那些我所看到的人和事，本可一上火车便撂到脑后，然而我在卧铺席上却辗转反侧不已；回到家里，老方做了那么一桌子好吃的东西给我“接风”，我本可坦然地边吃边同他聊些别的，可我却吃不下去，任凭那些热菜在眼前变冷，我激动地把所见所闻以及归途上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儿向他倾诉了出来。我宣布说：“我得写成材料，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反映！”后来我果真这么做了，一年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做的报应——单位里开完开除我党籍的会议，我没有回家，我在路上走呀走呀，开头是在大街上，后来是在胡同里，最后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座桥上。记得那是冬末的黄昏，湖面上冻着冰，但接近桥头的部分还是淡蓝色的湖水，里面浮着一些枯枝碎纸；两岸的垂柳没有落尽它们的枯叶，风吹来，柳丝痛苦地扭动着，仿佛在竭力摆脱不可解的苦恼……我也是站在这个位置，也是这么朝西方望去，啊，银锭观山！西山的影像是那般清晰，那般莹洁，就仿佛整个是玉石雕成的工艺品，山上飞动着秋林般的晚霞，已经沉下去的夕阳，正把它最后的几束光柱奋力地投向上面，于是那秋林般的晚霞被穿透了，云片如风中枯叶般瑟缩着、飘落着……
正当我那么呆呆地站在这个地方，痴痴地望着远处的西山时，老方来到了我的身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每当我处于挫折和危难中时，他总是奇迹般地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他久久地同我并肩站着，一起“银锭观山”。他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同我站在一起，这就够了。
后来我被下放到中学教书。开始不许教政治和语文，只许教历史和地理。报到以后，回到家里我对他说：“我觉得自己仿佛从楼上降到了楼外。”他这时候才对我说：“你记得银锭观山吗？并不是只有站在楼上才能看得远，站在平地上，有时不但可以看得更远，而且还能有特殊的收获。你就‘银锭观山’吧！”
我就“银锭观山”！在中学这块小小的“平地”上，我结识并且理解了许多最普通的人，特别是许多来自胡同杂院里的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子女——当代青年。他们叫我懂得了许多以前至少是没有真懂的东西。
可惜老方不可能跟我一块站在这银锭桥上西望了，否则，我可以问他：“我值得为郑海波的事这么动感情吗？我现在应当怎么做？”
他会怎么回答我呢？他也许还会说：“你这个人呀，就是太爱动感情！”可语气里一定充满了鼓励与支持，然后，他将给我出些什么主意呢？……当然，他一定同我想的一样：首先要找到郑海波的那份“计划书”。
7
那会是怎样的一份“计划书”呢？
老实说，我得做好思想准备，那也许又是一个乍看见得吓上一跳的“计划书”。
我领教过的。
记得是一九七七年年底，我给郑海波他们班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们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分组进行一项内容单纯的社会调查，然后每组写出一份调查报告，算是一次作文。我给他们举了一连串例子：到附近的纸盒厂调查生产情况；到街那面托儿所调查阿姨们的辛勤工作；到百货商店调查销售额的增长；到邮局调查报纸杂志的发行状况……我要求各组在出发调查以前，组长要来向我汇报一下他们的调查计划。
几乎所有小组的组长都来汇报过了，基本上都在我预计的范围之内，我给他们开了学校的介绍信，分别嘱咐了他们一些注意事项。唯独郑海波他们那五个男生结成的小组迟迟不来汇报。
正当我要去找郑海波的时候，他自己到办公室来了。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显然对他们的计划非常得意。
我问：“你们打算去哪调查呢？”
他坦然地微笑着，嘴唇嘻开，露出那两颗可爱的白生生的小虎牙，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
那小本子是用烟盒纸订成的，大约有十页的样子，封面上画着花边，正当中用美术体隶书写着：“对部分来京上访人员的调查计划”。
我不禁一惊。我对他说：“这怎么行呢？你们怎么能去进行这种调查呢？”
他只是指指那烟盒纸订成的小本，催促我说：“您看呀！”
我翻过封面，露出一个目录，字体和格式都像印刷出来似的，目录上开列着：一、调查的动机；二、调查的目的；三、调查的方法；四、调查中应注意的事项；五、调查过程登记表；六、调查报告写作分工；七、调查后的打算。
一切他们都已经想好并设计好了！
我设法劝阻他们去进行这项社会调查。我告诉郑海波，他们年纪太轻，太缺乏社会经验，而那些跑到北京来“上访”的人员情况特别复杂，中央也从不鼓励外地的人来京“上访”，这里头牵扯到许多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而我所布置的不过是一次作文练习，他们还有别的那么多课程，离毕业和高考的时间已经很近，因此他们最好放弃这样一项不恰当的计划，而改为调查别的，例如调查中山公园唐花坞的花卉陈列情况……
郑海波只是静静地微笑着，耐心地听我把劝阻的话讲完，然后朝办公室窗外偏偏头，通知我说：“我们一会儿就去陶然亭联合接待站。”
我朝窗外一望，他那小组的四个忠实的组员，齐扑扑地站在那里等着他出去带队。
我真怕他们惹出什么事来。然而他们什么乱子也没惹，他们连着去了三天，分头同三十个不同的“上访”者进行了交谈，为其中十七个人代写或帮助修改了他们的“上访材料”，对其中二十四个人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物质援助，并且把其中一个他们认定确凿是诈骗犯的坏蛋扭送到了派出所。他们的调查报告贴在了教室门外的走廊上，不仅在我们班，而且几乎在整个高年级中引起了轰动。那调查报告不是由一页一页的稿纸构成的，而是写在整开的一张大纸上，并且附有他们为每位调查对象画的速写头像，以及概括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幸遭遇的统计图表。我记得那图表上以“遭受‘***’残余势力压制”一格的标志线最高。
事后我给他们小组记了个满分。郑海波走来对我说：“冉老师，恰恰是因为我们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所以才需要进行这种调查呀！”
我能说什么呢？
像郑海波这样的青年，你要他们完全按照我们中年、老年人划定的框框去做、去想，那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劝阻乃至制止他们去做某些事，但你无法劝阻乃至制止他们去想某些事。我们已经想过并想好的道理，他们绝不满足于仅仅是听取和照办，他们往往还要再想一遍。
郑海波绝不会因为大学把他退回来了，他就不把自己当作大学生般地自尊。他也绝不会因为你不给他分配一个职业，他就认定自己不能对我们国家的各行各业行使主人翁的权利——他要思考、分析、褒贬、建议，乃至于提出他的“计划书”。
在褚亦峰那样的过了四十五岁的老“青年”还没完全站住脚跟的情况下，在三四十岁的等待多年并且已经做出了一定成绩的科研人员、演员、干部还不能获得研究员的职称、“四凤”那样的角色、发号施令的权利的情况下，二十来岁的郑海波型的青年却并不以为他们应当缩进角落里安分守己地等待、等待、再等待。
他们往往是想好了便行动。
一九七七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各班都要举行新年晚会。那时候郑海波他们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已经病倒住院，我开始接任他们班的班主任。郑海波是班委中的生活委员，因此也就是新年晚会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在头一天中午，他忽然跑来跟我说：“冉老师，咱们班的新年晚会换个教室举行吧！”
那个时候我对他的性格已经相当熟悉，因此这样一个建议并不令我吃惊。我问他：“换到哪儿去呢？换到阶梯教室去，对吗？”
他很满意我立刻猜中了他的心思。
“您跟校长去把阶梯教室借到手吧，别的，您就不用管了。”
他们已经是高二的学生，新年晚会这类事我何必细管。我去跟校长说我们班要借阶梯教室，校长问：“为什么要搬到那儿搞活动？你们班请了很多外面的人来吗？”
我说：“是的。”
校长也就答应了。可是我到底不清楚郑海波他们都请了谁来。可能请了一些同学的家长，也可能是请到《枫叶红了的时候》那出戏的演员，班上一位女同学的舅舅恰好是那出戏的主角，我记得她曾说过：“我要把舅舅他们拉来跟咱们联欢！”那当然是很有趣的事。
新年晚会开始了。阶梯教室被布置得花团锦簇，班上那位女同学不是吹牛，她的舅舅和两位女演员确实莅临了我们这小小的班级。但是大家正欢笑着，门一开，郑海波领进来几个带小孩的男男女女，他们是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而且显得很脏，小孩流着清鼻涕，没有戴手套的双手像胡萝卜一样，长满了冻疮。这完全不是过新年的模样。这不可能是哪位同学的家长和弟妹。
“同学们！”郑海波站在他们面前，向大家宣布说，“我们请来了几位外地的同志，还有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联欢！”
班上的同学们立即噼噼啪啪地鼓起了掌来。他们无比信赖郑海波。他请来的人必定是应当热烈欢迎的。我现在应当愧疚，因为我当时不仅没有鼓掌，而且还有点气恼：他请来的是些什么人？！
很快便搞清楚了：那是郑海波从“上访”人员中挑选来的客人，后来他告诉我挑选的标准是两条：一、确实有冤情的；二、拖儿带女的。
当同学们以少男少女的纯真态度，把点心、糖果和玩具往那些“上访”人员及他们幼小的儿女手里塞去时，一位跟我年龄相访的女同志失声地哭了。后来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县城里的中学教员，她的遭遇确实令人无比愤懑和深深同情。当新年晚会结束，一些同学纷纷邀请她带着那仅仅三岁的女儿到他们家里过夜时，她一面谢绝着，一面把那张有着曲曲弯弯泪痕的消瘦的脸正对着我，问我说：“您是怎么教出这么好的学生来的？”
我的灵魂惭愧得发抖。
第三天照常上课的时候，校长来追问我这件事，他说传达室反映，我们班的新年晚会似乎带进来一些可疑的人物。
我把情况向他讲了一遍，告诉他说：“没有什么好怀疑的。都是好人，值得同情的人，需要温暖的人。”
校长不想再进行追查，他只是说：“可是你应当告诉郑海波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是不可能统统给予他们帮助的。还得依靠组织，依靠国家。学生还是应当把心思搁在好好学习上，为人民把学习搞好了，客观上也就是帮助了他们。”
校长的“客观说”也许的确是对的，然而此刻想起那个新年晚会的情景，我仍激动得不能自制。要知道当时向弱者无私地提供温暖与慰藉的那些青年人，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是弱者——一场要么上大学要么在家待业的生死搏斗在前面等着他们。像郑海波那样的后来没能上成大学的中学毕业生，杭季熟说他们是“蘑菇”，可是“蘑菇”们的那种正义感、同情心和牺牲精神，我以为要比杭季熟辈的无原则、嫉妒心和自私性不知高出多少倍！
……离开了银锭桥，我不知不觉地沿着后海北沿的湖边朝前走去。我心底里翻涌出一幕又一幕的回忆。我简直不敢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郑海波他已经死了！
……为什么有的人总也死不了，而有的人轻轻易易地就死去了呢？
8
“佳卉同志！”
我身后传来我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
一扭头，是杭季熟急匆匆地朝我走来。
他走拢我身前，一手轻轻提起雪白的“特利宁”衬衣中缝，一手打开折扇大幅度地扇着，忍住气喘，满脸诚恳而热情的表情，不容我打断地说：“误会！纯粹是误会！佳卉同志，刚才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其实我是很理解你的心情的（这个字放在句尾他一律发di的音）。关于那个小郑死亡的消息，我听到心情也是很沉痛的。现在的青年人当中有一种轻生的思想倾向，我们老同志是必须重视的。前不久看到过一个关于青年人自杀的材料，我们北京市数目不少哩！……”
我仿佛被马蜂蜇了一下，不能不厉声打断他的话：“什么？自杀？你的意思是郑海波他不是病死的，是自杀的！”
尽管我的大脑皮层已经为郑海波之死发出了大量的信息，有回忆，有猜测，有推理，有悬想；然而，直到听到杭季熟这些怪话以前，我连半秒钟的这种闪念——郑海波是自杀而死的——也没有过。这根本不可能，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前后的事理。
“当然，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杭季熟若无其事地说，“就是自杀，青年人嘛，也可以谅解。我们老同志工作做得不够嘛！你看这什刹海，水很深呀！他家离这里又很近，一时想不开，心理障碍排除不了，跑到这里来往下一跳……都是可能的。你去他家了解清楚也好，解剖一只麻雀嘛，把问题反映上去，看他们上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好办法……”
他说得多么轻松，“跑到这里来往下一跳”，那可是活鲜鲜的一条年轻的生命啊！“看他们上头……”现在的“上头”对他来说是“他们”，那么，他的“我们”是谁？
我没有再听他往下说的忍耐性，我干脆地对他说：“郑海波根本不可能自杀。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是大多数，他们可能不满、苦闷、愤慨、过激……可是他们向往、追求、试验、奋斗，除非得了不可治愈的疾病，他们会很顽强很执着地生活下去！你不要再来妨碍我了，我不要听你的议论，你要去哪儿就去哪儿吧，我们赶快分手！”
杭季熟不但没有转身走开，反而潇洒地倚在铁栏上。他微笑着，那是一种显示出成熟者面对着不成熟者的微笑。他语调变得格外和蔼温柔地对我说：“佳卉同志，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感情用事。不看到你平静下来，我不能离开你。我有义务关心你的健康和情绪。”
他有义务！谁赋予了他这种义务？难道我需要他来尽这种义务？
“你走吧，”我毫不掩饰对他的鄙夷与厌烦，向他宣布说，“你不走，我走。”说完便转开身，径自朝前走去。
他竟在我身后发出一种貌似爽朗的笑声。这个小人，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正确者、胜利者。我听见他把折扇使劲地一合，并且往另一只手上拍了一下，用一种不但海涵而且十分亲昵的口吻对着我的背影说：“我就住在后海南沿×××胡同××号，你走累了到我那里坐坐，清茶总是有得你喝的。”
我感到恶心。
我没有回头，一径朝前走。他的声音消失了，估计他确实转身过桥，回家去了。但我痛苦地意识到，他将还要来纠缠我，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对我这个人本身真有什么感情，想尽什么义务，而是因为那些附着在我身上的种种因素，举个例说——我同领导他们那个局的某个副部长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对他就很有吸引力。生活就是这样，哪怕你仅仅是一根草，蜘蛛也可能把网结到你这里来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再来纠缠就想办法再给他碰点钉子。问题是现在必须彻底地排除他。他滚开了，好，我又可以沉浸在原有的思路中了，我刚才正想到些什么、正为什么而激动不已？
……对了，我回忆起了那一年的新年晚会。有着那样一颗火热的心的人，他怎么会仅仅因为一份“计划书”屡寄不应，便投湖自尽呢？一定是他那风湿性心脏病恶化了，而又救治不及，所以才发生了目前的悲剧。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临终时也一定死不瞑目……我毕竟还是来晚了，我不能原谅自己……
……我就那么边想边往前走。忽然，我发现前面有两个青年人，靠着铁栏杆，面对面坐在自带的小凳上，他们当中是一张炕桌，上头摆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他们似乎早就注意到我了，特别是脸朝着我的那个姑娘。她长得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是个美人，她的头发看得出并不是烫成那样的，而是天然起鬈儿，她的额头很宽很白，饱满的双颊却犹如月季花瓣那么娇艳，她的眉毛和眼睛表情都很丰富。我望着她时，她也恰好望着我，她眉毛耸动着，似乎是表示惊异或好奇，然后她把眼光投向坐在她对面的小伙子。那小伙子肩膀很厚实，本来背对着我，经她眼光一传递消息，便也扭过头来看我，那小伙子脸上的线条颇粗犷，除了嘴显得过大，整个形象应当说还是英俊的，他们的年龄，估计和郑海波不相上下。
唉，倘若郑海波还活着，此刻正坐在他们旁边，那该多好呀！
我本想从他们身边绕过去，可是，当我走过那小伙子身边时，我忽然发现，他所穿的那件圆领衫上，也印着鼓楼的图像，和看公用电话那个小伙子穿的一样。这个小小的发现使我不禁刹住了脚步。这么一停步，就免不了更仔细地观察他们，我这才看清楚他们正在干什么——那小炕桌上摆着些铅丝、木片、糨糊瓶、染好颜色的纱布、金银纸剪出的图案、小蜡烛……原来他们是在制作一种莲花形的小灯笼，已经有两个做好的，摆在了一边。
我既然停住了脚步，那姑娘也便仰起头来，看着我，微笑着，于是问她：“你们是做来玩的吗？”
她笑了，站起来，这一站，我才发现她原来是个瘸子——她拾起躺放在地上的木拐，夹到腋下，挨拢铁栏边，朝湖里指着，对我说：“是这么玩的……这叫湖灯，晚上点着了蜡烛，水里映着倒影儿，才叫好看哩！”
我靠拢铁栏杆，朝湖水里望去，果然已经有三个湖灯漂在岸边，我能设想出来，倘若夜里燃上蜡烛，该是多么美丽。我不禁夸赞说：“做得真巧！以前读清朝人写的笔记，大概是《燕京岁时记》吧，里头好像写到过这玩意儿，我以为早就失传了，原来你们还在做！”
那小伙子见我们俩这么说话，挺着急的样子，可只是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来，于是姑娘便飞快地给他打上了手势，原来那小伙子是个聋哑人。我见他俩都是残废青年，想到他俩很可能分配不到正式工作，心里头不禁一酸，可是看到他俩劳作的成果如此优美，而相互间又这么友爱坦诚，心里头又不禁一喜。
“您是路过这儿的吗？”那姑娘问我。
“我是要到鸦儿胡同去找一家人。”我告诉她。
“您走过梭了。”姑娘指点我说：“您得退回去一段，进烟袋斜街，稍微往北一点，那才是鸦儿胡同。”
“我其实知道，”我对她解释说，“因为想心事，下了银锭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来了。”
那小伙子望望我，似乎是很激动地用手语问着那姑娘什么，姑娘只对他微笑着摆手，仿佛是怕我能看懂他那手语。这又何必呢？
我朝他们点点头，便转身往鸦儿胡同而去。当我快走拢烟袋斜街的时候，看见那个看公用电话的小伙子，骑辆自行车，从东边飞快地闪进了烟袋斜街里面。他那自行车车把上，插着三串高高的、颤悠悠的糖葫芦，他是给谁送去呢？
9
走进鸦儿胡同以后，我看看手表，十二点五十，这是个很不妙的时间，郑海波的妈妈这时候可能正在吃午饭，她一定会奇怪，我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间去看望她？可是我顾不得这个了，我想，只要我好好地向她解释，把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我心里想到的一切统统讲给她听，她是会理解我的，她一定会允许我同她分担做母亲的哀痛……
我找了好一阵才找到我要去的号数。刚迈进那古旧的院门，劈面便遇上了看电话的那个小伙子，我怀疑他是故意在那里等着我，因此本能地产生了一种不快。他见了我便招呼说：“您来啦？”
我朝他点点头，问他：“你不是在那边看公用电话吗？”
他坦然地说：“是呀。那间小屋归我。可我们家住这个院里。我三顿饭都回来吃。”
这么一解释，当然我也就明白了。我问他：“郑海波他们家在这院里吧？”
他拿眼睛上下审视着我，问我：“您是他们家什么人？”
我告诉他：“我教过郑海波，当过他的班主任。”
他瞪着我，毫不留情地问：“你怎么人都死了才来？”
我只好低声下气地向他解释：“我昨晚上刚知道……我心里头确实很难过……”
“他去年给你寄了个计划，等你给回音，足足等了一年，你都不理！”我注意到他不再用“您”而用“你”字来称呼我，我低下头，默默地忍受着。
“他妈本来也有病，这下更重了。你们害的不是一个人，是人家一家！”小伙子继续训斥着我。
我只恳求他：“把我带到他家去吧，我要向他妈妈道歉，我要尽一切努力帮助她……”
“好，那跟我走吧。”小伙子转过身去，在前头引路，我默默地在他身后跟随着。
原来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杂院。不知道当年是一个庙宇还是一个贝勒府之类的地方。什刹海之所以叫什刹海，就是因为当年湖边有许许多多的庙宇，有的是独立的庙宇，有的是圈在王府、贝勒府当中的庙宇。这个杂院当中少数一些房舍还依稀保持着当年的面貌。回廊已经砌上墙，也成为住室了。月涧门残破不全，垂花门油漆剥落，穿过一进又一进，绕过这家添盖的小房子，小心不要碰翻那家的花盆，老人在咳嗽，小孩在嬉戏，某一家在烧糖醋带鱼，另一家的录音机正播放着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这里的葡萄架上已经缀上了串串葡萄，那里的大丽花还没有绽开花盘，往上登几步梯子，往下过一个斜坡，怎么又是一个套院……我跟在那小伙子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杂院深处走去，心中感慨万千，虽然郑海波死去了，但院里其他的人们却照旧在过着琐细的日常生活，也许人们也曾为他悲伤、叹息，然而除了最亲近的人，大概人们也在逐渐把他忘却，毕竟他只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待业青年，“雨后的蘑菇”……
终于，领路的小伙子把脚步放慢了，我跟着他走进了一个小小的偏院。那偏院只有两间西屋和一间南屋，北屋的位置是隔壁院子南屋的后墙。偏院中有一株高而秀挺的椿树。我们走进那偏院时院里空无一人，然而一眼望过去，那西屋门上贴着一行字，猛地迸进我眼里，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们要你的脑袋！
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地看着领路的小伙子，他不动声色，只是指指西屋的门，对我说：“请进！”
我得承认，在那几秒钟里，我心里涌上来一种惊诧、恐怖、委屈、抗议相交织的复杂情绪，我万万没有想到会陷于这样一种处境！
不过既然事已至此，我只能镇静。我迈步上前，拉开了西屋的门，一进去，我才恍然大悟。
那外间屋，分明是一间理发室。墙上挂着大镜子，镜子前是土法制作的铁木结合的理发椅，当然还有其他种种理发的用具。
我一进屋，就有一个胖姑娘迎了上来，身上穿着玫瑰色的连衣裙，脚上是银色的高跟凉鞋，原来她就是我在公用电话那儿遇见过的姑娘。她不等我吱声，就一本正经地问我：“您染发吗？”
所谓“我们要你的脑袋”，其实不过是“我们要给你理发”的一种幽默化的说法。这些青年人，亏他们想得出来！
我对她摇头，同时问那个小伙子：“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我要到郑海波家去啊！”
小伙子隔窗指指南屋说：“他们家就住那儿。你瞧，他那爸爸有多缺德，把他妈甩了，他妈带着他就在这么间小屋里住了三年，多进去两个人就转不开身了……”我默默地顺他所指，凝望着那小小的南屋，那南屋的门虽然没有锁着，但一侧小小的厨房里没有什么声息，窗里似乎合拢着窗帘，想是郑海波妈妈已经吃完午饭，躺到床上休息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明白了——为什么当年郑海波不愿意把这个地址告诉我，不愿意我来进行家访，谁也有个自尊心啊！
我站在那西屋里，犹豫着。我是否应当干脆让玫瑰红姑娘给我染完头发，等郑海波的妈妈休息够了，再去访问她呢！
“你去吧，”小伙子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用近于命令的口气说，“没关系。郑海波他妈睡不着觉。您一进去，她就会坐起来。”我注意到他最后恢复了用“您”来称呼我。
于是我便出了西屋，奔南屋而去。
10
南屋的门不但没锁，而且也没有关严，我用手指弯轻轻地敲着门上的玻璃，敲了好多下，里头才传出郑海波妈妈心力交瘁的声音：“谁——呀？……进来吧。”
听见这声音，我心里一阵酸楚。除了那回为郑海波罢物理课的事，同她通过一次电话以外，我还始终没有见过她。固然学校里后来也开过几次家长会，但像郑海波那样的学生，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不对双方的会晤抱浓厚兴趣——他实际上已经完全以成年人自居，你要想解决他的问题，必须直接同他本人面谈，所以他妈妈不来出席家长会，我也并不为怪。我想到这个大体上与我同龄的印刷厂女工，饮下个人生活上的苦酒不足四年，又强吞下了丧失爱子的悲痛，她肯定是五内俱伤，我该怎样把全灵魂中的温情与力量凝聚在一起，奉献给她？……
我拉开门，迈进了屋，那是一间狭长的屋子，因为几扇窗子都拉上了墨绿的窗帘，屋子里光线非常幽暗，我模模糊糊地看出来，在大立柜的这一面，有一张单人铺，空着；在那一面，紧里边，也有一张单人铺，郑海波的妈妈肯定是躺在那里，她似乎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身上盖着一床毛巾被……她是不是病了？我下意识地深呼吸了一下，想闻闻屋里有没有药味。
她难道没看见我吗？没感觉到我已经快走拢她的床边了吗？我轻声地招呼着她：“郑妈妈，我是冉老师，我教过郑海波，我来看您来了……”她竟不回答我，这是为什么？难道她在极度悲痛中已陷于抑郁和麻木？
当我走拢她床前的一瞬，突然我觉得身后有谁的脚步声，紧跟着，不知是谁“唰”地一下子拉开了所有的窗帘，院里的日光立刻扑进了屋内，我觉得自己仿佛猛地坠入了梦境之中，脚跟仿佛钉在了地上，再不能动弹一寸，而双眼不禁猛地一阵痉挛性的眨动——我看见躺在床上的那人随着窗帘拉开、阳光扑进，一下子坐了起来，面孔清清楚楚地正对我，并且字字用力地发话说：“非得这样，您才来吗？！”
那坐起来的并不是郑海波的妈妈，并且根本不是一个女人，而确确凿凿是郑海波本人！
我发出了一声呼叫。事后他们常常模仿我那一声呼叫，但没有谁再能准确地将那一声呼叫还原——包括我自己，因为那短暂的一声呼叫里包含着无限丰富的感情：惊恐、愤慨、醒悟、庆幸、埋怨、疑惑、询问、惭愧、谅解、狂喜……
然后，据他们事后报道，我竟扑上去，用两只拳头捶着郑海波的肩膀，一边笑着骂他，一边任热泪喷涌而出……而我自己反记不清楚了，我能记清楚的，则是大家已经挤满了一屋的情形——对，大家，就是说不仅有已经和我并排坐在一起的郑海波，还有那看公用电话的小伙子、穿玫瑰红连衣裙的胖姑娘、那架拐的漂亮姑娘和那强壮的聋哑青年，以及另外几个我头一回见到的待业青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我在街道医院的药房里见过她，此刻她已经洗去了脸上所涂的药膏，其实她那些淡淡的雀斑对她的容貌有什么妨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雀斑就好比是从花心里飞散到花瓣上的花粉，衬托得花瓣更富生气——她是他们当中唯一的非待业青年，她半年前分到了那个工作，但她仍与他们为伍，她的真名字是俞婉珍，不过她化名“陈矗”给我写的信真看不出是少女的笔迹——那个子虚乌有的“陈矗”能把我招来，当然也决定于她上午在药房里的那场表演，并且刚才她在屋里模拟郑海波妈妈的声音，以及神不知鬼不觉地恰得其时地拉开了窗帘，也都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怪不得大家都说应该把她推荐给电影导演，去主演一部比如说是反映待业青年生活的片子……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这一幕发生以后，郑海波带头向我道歉：“冉老师，您别生气，我们让您受惊了……”老实说，我不可能一点不生气，郑海波这回的“死亡行动”未免搞得太过分了！他把我的感情激荡得那么厉害，我的心灵付出了多么厚重的代价……可是，这件事过去得越久，我便越转而感激郑海波和他的伙伴，他们给我上了多么生动、深刻的一课！他们是看得起我，估准了我一定会去，才下决心那么干的……
稍微冷静一点以后，我就问郑海波：“你那个计划书呢？给我看看吧！我大老远地跑来，担惊受怕，不就为的是看到它吗？”
郑海波笑吟吟地站起来，露出两颗我非常熟悉的小虎牙，在同伴们一阵活泼的喧闹声中对我说：“走，您到西屋看去吧！”
我跟着他们重到西屋。原来那西屋外间是理发室，里间是——算什么呢？展览室？活动室？琳琅满目，全是新鲜东西。
这群小青年！他们的预谋全盘兑现——包括他们准确地估计出我会急得顾不上吃饭或吃不好饭——在屋当中，他们早已拼好了两张方桌，上头摆满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东西，他们是要同我聚餐。
我被他们推搡着坐到了正当中，我笑着说：“这算干什么？有这么看计划书的吗？”
郑海波得意地对我说：“这是活的计划书，立体的、直观的、有色香味的计划书！”
俞婉珍把一碗黄中带红、红中带黄的东西往我眼前一放，笑着让我拈一点吃。我仔细一看，那不是海棠果吗？是蜜饯海棠吧？拈起一个放嘴里一品，咦，味道好奇特，有一股浓洌的酒气，我不禁问：“这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个味道？”
他们闹嚷嚷地让我表态：“好吃吗？”“香吗？”“不觉得怪吗？”
我坦率地说：“也许有的人喜欢，我可不习惯！”
他们都笑了。他们乐意听我说实话。
郑海波告诉我说：“这叫醉海棠。您以前光知道有醉枣吧？这醉海棠的做法是胡同里的娄大爷教给我们的，它跟做醉枣不一样的地方，是还要加糖、兑茶……”
我不禁耸耸肩膀：“这醉海棠也算你那计划书里的一项吗？你是想开个食品厂呀？”
郑海波这才向我讲解说：“不是那么个简单的想法。我们是想把这什刹海，逐步开辟成一个富有特色的风景区，不仅要恢复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好东西，还要加添上我们新创造出来的好东西……我们要在这什刹海周围，加栽一批果树，特别是要栽海棠树，您知道有名的西府海棠吧？西府不就是当年的摄政王住的宅子吗？就在我们鸦儿胡同西边那块，那里头现在还有好些棵特大特棒的海棠树……”
“这一带的院子里除了枣树，就数海棠树多，结出的海棠盖了帽儿了！”看电话的小伙子一边吃着醉海棠一边抢着说。“盖了帽儿了”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意思，有时候他们说成“官盖了”，也是这个意思。
穿玫瑰红连衣裙的胖姑娘接上去说：“除了海棠，咱们这儿还应当多种柿子树，还有香椿，香椿虽说不结果子，可春天用香椿芽儿摊鸡蛋别提有多香了……”
那腿有毛病的漂亮姑娘又插上去说：“还有榆树呢？榆钱儿采下来和在面里一炸，老榆树皮的嫩里子刮下来磨成面儿，和上新棒子面捏成小窝窝头一蒸，唉，那新鲜劲儿不都赛过鸡鸭鱼肉吗？”
我笑着说：“嗬，你们是想把‘仿膳’给顶了呀！”
郑海波用我非常熟悉的口吻继续解说：“恰恰相反，凡是‘仿膳’拿手的，我们都要避开。‘仿膳’那是‘清宫风味’，贵族化的东西，当然现在劳动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也可以去领略一下，外国人感兴趣，也是必然的。那种风味跟北海公园的风景也是和谐的，雕梁画栋配山珍海味嘛！可我们这什刹海呀，要开辟成一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风景区，除了前海的‘大观园’那类的地方以外，整个海边上应当形成一种平民化的气氛，不要在这里盖高层建筑，不要把钟鼓楼挡住，不要盖那种大红大绿的仿琉璃瓦顶的翘角的亭子，不要种牡丹、芍药、玉兰，就靠朴朴素素的垂柳湖波动人的心，添栽树木就栽海棠、丁香、珍珠梅、柿子树、香椿树、榆树这一类比较大众化的品种，依我们的意思要搞花坛就栽土茉莉、指甲花、蝴蝶花……或者干脆弄点瓜棚豆架，配一点平顶的宽敞的凉棚，保持原木的色调，里头就卖大碗茶，再附带卖一点醉枣、醉海棠、大串子糖葫芦……”
说到这儿，那看电话的小伙子笑着向屋角一指，我望过去，他穿好的三串大糖葫芦正插在那里，原来那是为实施他们这宏伟计划所进行的小小实验之一……
“……而且，我们建议把那杂乱的农贸自由市场从这海边迁走，这里将来要开辟一个游乐场，完全是平民风味的，要恢复拉洋片儿，当然，内容得全部革新，比如说，洋片儿上要画鲁迅小说里的故事……还要表演中国武术，表演摔跤和中幡——就是用手指头和脑袋舞弄两三丈长的大竹竿，这是我们什刹海地区长辈们的特技之一，我们要继承……要有新型的大鼓书、快书、评书表演，还可以变传统魔术，不要那种穿‘天鹅湖’里小洋裙子的打扮，得是地道的中国人打扮……还卖风筝、空竹、风车、泥人、面人……”
那聋哑青年一个劲地打手势，天然鬈发的漂亮姑娘代他补充说：“还有挂起来的、提在手上的、夜里漂到水里点上蜡烛的各种灯笼……”
这几种灯笼的样品都已经挂在、搁在了屋里，我不及细细鉴赏，且听郑海波继续讲下去：“不是我们不喜欢洋式的娱乐，现在好多公园安装了登月火箭、宇宙飞船一类的大型电动游乐机，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机，我们也挺爱玩；再比如魔方，我们都想有一个，现在还很不好买……可我们觉得那些东西虽好，各个风景点却不必搞得千篇一律，我们什刹海这儿，就要搞出民族的特点，并且不是宫廷、贵族风味，而是北京普通市民的大众化风味……当然，我们也不是复古，我们还要增添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打算买进大量素白的圆领衫，加工印制上鼓楼、钟楼、银锭观山……的图像，在这个风景点里出售。我们相信，这个计划如果实现了，北京的市民肯定会高兴，外地来北京的同志肯定会欣赏，外国旅游者也肯定会欢迎……如果能得到支持，真的实施起来，什刹海地区现在的待业青年，还有今后几年不上大学的中学毕业生，都不用国家分配工作，都能在这个风景区的事业中自己养活自己……”
我忍不住兴奋地接上去说：“还能富裕起来，并且能为国家增添一大笔财富！”
聪敏的俞婉珍又补充说：“还保护了北京西北城的生态，将来天鹅、大雁会愿意来这儿休息，各种鸟儿会愿意到这里来搭窝，这里的空气会特别特别新鲜，像一个特大号的氧气瓶，往全城输送新鲜氧气……而且起码这一带居民的精神生活先会变得丰富多彩、高尚愉快……”
穿玫瑰红连衣裙的胖姑娘打趣她说：“你还能到这儿来拍你主演的电影片子，咱们这儿的风景还能陪着你这个大明星满世界出名！”
俞婉珍伸出小拳头使劲砸了她肩膀一下，可胖姑娘一点也不觉得疼，她“咯咯咯”畅快地乐着。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不断递我这样、递我那样，我不知不觉地已经吃了不少他们自制的小食品，基本上已经饱了，郑海波却宣布说：“咱们正式开吃吧！”
我拍着胸部说：“怎么，这还不算正式呀？我连食管都快塞满啦！”
他们全笑了。不管我还吃不吃得下，他们开始张罗起来——我大吃了一惊：他们从外面搬进了一套自制的烤肉装置，炭火业已点燃，一盘盘的羊肉相继传递到了桌上，并且端来了搁葱段和佐料的盘碗……以及一大笸箩芝麻烧饼。
郑海波把一双半米长的筷子递到我手里，笑眯眯地故意对我说：“请勿擅上，供应外宾！”
我的食欲不知怎么的，一下子被他们提上来了。他们敞开了全部门窗，为的是不至于感到太热，我就在那西屋里，和这群可爱的小伙子大姑娘饱餐了一顿烤羊肉。一边吃着，他们一边补充介绍着他们那闪烁着七彩光芒的计划：他们将来还要打破“烤肉季”的垄断，开起专供普通市民享用的“大众烤肉馆”；到了冬天，他们在后海冰面上不是开辟一般化的溜冰场，而是将出租他们特制的传统“冰床”，专供年轻的父母带着幼小的孩子在冰上嬉戏；他们还将在这里办起专门收集和出借北京地方史料、民俗资料、以北京为背景的文艺作品……的“观山图书馆”；甚至他们还要研究这一地区流传多年的偏方，比如说用五种原料配制成的消除雀斑的药膏，如果经过他们亲自试用确有效果，他们想提请有关部门给予鉴定，并给予他们制作和发售的权利……
啊，郑海波他们的计划，究竟是想入非非的胡闹，还是一座可望开发的富矿？
当然，他们的计划上下左右牵涉到一系列政策性的问题，他们不了解北京市市政建设和各行业发展的总计划这一前提，他们的计划里确有主观、天真、幼稚、外行……的成分，接受和帮助他们实施这一计划不是一个部门单独能够决定和负责的，谁给他们提供资金？谁来指导和监督他们？捅了娄子谁兜着？赔了钱谁补贴？……总之，这计划听起来确实非常美丽、非常动人，犹如在银锭桥上所望见的西山晚霞，然而要从桥上走拢那黛色的西山，需要一步又一步地走许久、许久……难怪他们碰了一个又一个的钉子。
当烤肉吃完、炭火撤走、大家喝着他们自制的酸梅汤的时候，牢骚就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了。他们一个个都很激动，抢着话茬告诉我人家是怎么跟他们板面孔、瞪眼睛、给他们吃闭门羹、朝他们甩挖苦的话语……或者仅仅给他们一些廉价的微笑和不着边际的回答，最可气的有一回某“衙门”的保卫科竟怀疑他们是小流氓，把他们拘在屋里“审”了半天！……
“还有我这样的，”我补充进去说，“尽管当年是海波的老师，给他的印象本来还是不错的，让他和你们觉着是能多少帮你们一点忙——至少可以帮你们把计划书转到关键的地方，却也居然整整一年不给海波一个回音……”
“可您今天不是来了吗？”郑海波在伙伴们发牢骚的时候基本上沉默着，这时突然扬起声音说：“也还是有不少人关心我们、支持我们啊！没有街道和大院的支持，这两间西屋能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吗？没有娄大爷他们十好几个退休老工人、街道老大妈的指点，咱们能试着做出这些醉海棠、大糖葫芦、湖灯……吗？……当然，我们心里确实憋闷，我们不满足啊，我们希望咱们国家的事情，包括我们的这档子事情，能快点、再快点，有个眉目，有个发展！”
“眉目，现在应该说是有了，”我对他们说，“我要尽最大努力，为你们奔走呼号！”
尾声
我在他们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中午又一个下午。当我手里拿着郑海波执笔的那份厚厚的“计划书”，被他们簇拥着送到银锭桥头时，夕阳已经西垂。我提议说：“分手以前，咱们一块儿‘银锭观山’吧！”他们欢笑着同意了。于是我们一齐站到了桥上，倚着墙栏，朝西边望去。
湖波微漾，闪动着夕阳撒下的万斛金珠。清风拂面而来，夹岸的垂柳把长长的枝条飘向我们，仿佛在向我们传递着绵厚的情意。远方的山影这天显得格外凝重静穆，那耸起的几弯青黛仿佛积蓄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正同飘荡在上方的彩链般的晚霞相呼应，召唤着人们更充分地释放出心中对故土的爱，以及与这种爱相倚相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心里奔腾着无限丰富的情思。我站在平地上，却望见了远山。我站在北京城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市民子弟——一群待业青年中间，却看到了心爱的城市那无比美好的未来……
啊，银锭观山！
1982年2月20日改毕于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