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电影文学剧本《山道弯弯》

肖云儒

这几年，描写爱情生活的影片门庭若市，而表现爱情之外的伦理道德片则门可罗雀。其实，在社会主义精神已经深深渗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并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美德交融一体的今天，捕捉父子、叔侄、兄弟、妯娌等等各种人伦关系中美的闪光，文艺是大有可为的。社会主义的家庭伦理片是一个博大的舞台，眼前的银幕仅只挑开了这个舞台小小的一角。仅此一角，观众已经倾心不已了。国产片《喜盈门》一战成功，使数以亿计农村和城市的观众，心海不能平静；翻译片《父子情深》和《英俊少年》，又牵动了多少渴望精神美滋养的青少年观众的心。这些例子启示我们：广大观众是有着正确的审美趣味的，他们希望我们的银幕能够传达出生活中的真善美来。在这个领域，电影做的事实在少了些，可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发表在《电影新时代》一九八一年第五期上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道弯弯》，便是这个领域中悄然开放的一朵山花。片头弯弯的石板山道，一级一级将你引进山乡深处。这朵山花出现在山道旁边。她天然去雕饰，每个花瓣上都滚动着晶莹的露珠，春日的阳光在露珠中跃动，清冽的泥土香味扑鼻而来。这里有美的环境，有无言矗立的山峦，清澈见底的小溪，终年碧绿的竹林，引人入胜的山道。这里有美的精神传统，田螺姑娘的故事已经根植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传世的道德信条。这里有美的人，勤劳质朴的哥哥，同样勤劳质朴的弟弟，更有纯净、贤慧、柔韧、勇毅的嫂嫂。这里，主要人物内心流动的是先人之忧而忧，后人之乐而乐的感情；是以爱别人，对别人、对国家尽责任为荣耀的操守；人与人之间显现的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所构造的崭新的关系。这里有爱情，作者于其中展示的却不是异性的吸引和挑逗，而是在感情和道义的天秤上两颗金子做的沉甸甸的心。这里有污染，但污浊的空气象夕阳西下时的炊烟，终于被山中的晚岚所消溶，人们心头亮起的仍是如珠的灯焰。我们领略的，实在是一幅真的图画，美的图画，善的图画。恰似久居闹市的人，从飞舞着各种尘埃的空气中乍然解脱出来，一下便陶醉在这无比清冽、却又久违的新时代的乡风之中。但仔细一想，这哪一桩哪一件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实际存在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只是，近年来文艺作品较少将这些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美开掘出来，奉献于读者罢了，以致《山道弯弯》使人感到如此新鲜和满足。我们好象通过作品的凸镜，重新发现了被凝聚、集中起来的生活美。

剧本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来揭示生活美的。塑造人物又主要是通过四个“两”来完成的。这便是，两个人物（金竹与凤月）和两条情节线（金竹、凤月与二猛的平行关系）的对比，情节在发展中的两度转折（妻子不去顶替丈夫而由弟弟顶替哥哥——第一次转折；接着二猛在救灾中遽尔致残——第二次转折），人物在这个转折中的两度易位（始为金竹与二猛易位，使二猛代替金竹成为煤矿工人；继为金竹与凤月易位，使金竹代替凤月成为二猛的爱人）。不要小看了这四个“两”。正是在这两人、两线的两度转折和两度易位中，作品较好地解决了一部家庭伦理电影需要解决好的关键问题。这便是家庭伦理关系与新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一致性问题；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问题。

主人公金竹在生活中第一次主动与弟弟二猛易位，放弃劳保规定给予她的权利，坚决不去矿上顶替工伤致死的丈夫，而要弟弟二猛去当矿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成全弟弟的婚事，因为凤月通过秃二叔已经表明，要结婚，非要二猛有个工作，不再当“农蠢子”；二是替国家、替社会主义建设着想，金竹说，“矿上的事，更需要男的，二猛去比我合适，苏矿长，你说是不是？”如果说第一个原因的主要精神内容，还是出于叔嫂之间的感情，表现的主要是家庭内部美好的伦理关系（特别在上无父母、哥哥又夭折的情况下，作为长嫂，对二猛婚事的责任就更重了），正确地处理这种伦理关系，主要是由“田螺姑娘”一类美好的传统道德在起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所包含的精神内容，便主要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了，是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人与人关系的表现。金竹决定和二猛在生活中调换位置这个举动，实际上是美好的家庭伦理传统和美好的现实社会道德的完美结合。

金竹在生活中的第二次易位——由诚心诚意促进二猛和凤月的婚事，到冲破种种精神禁锢，终于勇敢地爱上二猛，大体上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整个情节的发展，二猛和凤月的结合越来越没有基础，而和金竹的感情却越来越深挚，终至表白；另一方面，凤月玩忽职守酿成火灾，二猛救火受伤致残，势利的姑娘竟因此抛弃二猛，另攀高枝；情节发展的又一次转折，使金竹对凤月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认识到他们两人不可能生活在一起，在一起也没有幸福可言，同时，在二猛受伤、凤月变心的关口，她对二猛今后的生活道路不能不迅即作出抉择。情节的转折促使金竹心中蕴藏已久的爱情，冲决了传统伦理观念的堤岸，终于勇敢地接受二猛的爱情，带着象征他们爱情信物的田螺壳，在弯弯的山道上向残废的二猛走去。这里，金竹行动的精神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是洋溢着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对美与丑的大爱大憎的鲜明感情。其中虽有对我国劳动人民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真善美因素的继承发扬，更主要的则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落后、守旧因素的大胆突破和扬弃，达到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新的境界。因为，仅仅靠两人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建立的深厚爱情，要越过原有的叔嫂关系横亘在他们之中的鸿沟，是很难办到的。历史上，多少这样的先例只能导致悲剧的结局。而在他俩萌动爱情之初，不也因为这种爱情触动了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伦理纲常而感觉到内疚并自视异端吗！后来，二猛所以能够有勇气表白这种“异端”的爱，金竹又所以能够有勇气接受这“异端”的爱，乃是因为他们内心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通过生活对人的考验和双方在生活实践中的接触，通过与凤月所代表的人生观、婚姻观的对比，他们认识到，这种“异端”的爱情实际是真挚的、正确的、美好的爱，是心的相印，情的交流，反映着社会主义时代新的人与人关系和伦理道德标准。如果有所背叛和违拗的话，背叛和违拗的只是历史加于婚姻的因袭的桎梏。这种爱情，应该大胆地去追求。而凤月的爱情，表面上虽然符合既定的法律和伦常，实际上追求的是物质和金钱，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这是旧的剥削阶级婚姻观的反映。因而，金竹跨出的这关键的一步，既是真正爱的喷发，又是和传统观念的决裂。是爱情的伦理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

金竹的形象在这两次易位中得到了升华，剧本主题也因此有了更深的掘进。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仅是凝聚着我国劳动人民传统精神美的现代“田螺姑娘”，而是一个放射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豪光的新人形象。影片也就不只是一曲无私的爱的夜曲，而成为颂扬新道德向旧伦理宣战的凯歌了。

与着力表现中国劳动妇女的精神美相适应，剧本在艺术表现的民族化上作了探索，这在当前电影创作中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从内容上看，这是个“伦理片”，那么从艺术上看，则可以说是“诗情片”。鲜明的民族风格，已如上述，首先是由剧作反映的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高尚品德的完美结合的内容决定的。同时还表现在，从人物的活动内容、言行方式以及环境、细节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浓烈的乡土气息；从单纯、精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双线平行而不是多线头交织），干净、清晰的文学结构和蒙太奇组接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对我国民族欣赏习惯和传统艺术手法的尊重和熟悉；着重以美丑对比而不是面对面的斗争来展开思想性格冲突，因而能够腾出笔墨来显示主人公内心的感情和心理活动，将两颗玛瑙般晶莹的心奉献于读者眼前。全剧主要不是以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来说明主题，说服观众，而是以作品总的感情倾向和人物美好的内心世界来吸引、打动、感染观众；加上作者有意运用一些象征性细节（如田螺、螃蟹）的多次重复来贯穿这种内在感情，便收到了中国古代诗画那种循回复沓、意境深远的艺术效果。艺术表现上这些民族化的追求，和纯然是民族的、乡土的人物形象、生活环境，取得了较好的协调，这种协调给人以含蓄之美，和谐之美。

不过，在搬上银幕的过程中，如果导演、演员、摄影、音乐各个环节，对诗情片从内容到形式的这种特色理解不深、把握不准，比如，对主人公内在的精神美表现不足，吝惜笔墨或用笔不当；对环境的诗情画意渲染不够，或虽有渲染，却和人物内心的色调、节奏不能默契，做到情景交融，而以一般情节片的办法对待它，就很可能使影片显得平淡、单调，甚至搞成浅露的好人好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情节单纯，容易显得过分“干净”，缺乏生活应有的复杂性和丰富色彩；层次清晰，又容易搞得少有跌宕，观众如果“顺理”便能“成章”，势必影响观众在欣赏过程中再创造的活力。点题的“田螺”，一、二次出现较为合理，第三次在灵堂又突然出现在金竹手中，是否显得牵强？凤月处理得稍显简单，最后仓促远嫁，带着某种闹剧的色彩，如何使之和整个影片的格调一致，也可以再考虑。

剧本相当不错，影片将会更好——这是我的感觉，也是希望。

1981.11.

〔附记〕在这篇小文收进集子里的时候，影片已经完成，前后不到半年时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效率，很有点新时期精神。

影片纯净、朴素，导演、演员似乎不很愿意过多地运嗣技巧来煽起观众的感情，而更愿意尽量忠实地将生活画面和人物心灵中含蕴的真善美再现出来，让观众在步入影片创造的艺术天地之后，自然而然地生出美善的感情。这种追求和作者的追求是一致的，维不能说已经很完美。

如果有遗憾，遗憾恐怕在于，在突出诗意和情境时，导演还不够果敢大胆，还有些吝惜笔墨，而年轻的演员在表边这种内在的诗情时，又常常显出可以理解的浅露和拘谨。有时，情节和情绪发展的惯性，使我希望看到下面有更细腻的镜头来铺展，却常常遇见“急刹车”和“急转弯”。另一方面，那些交待性的情节和对话，却又不够俭省，不够生活化。

金竹和二猛叔嫂之间的爱情，要被受传统观念熏陶历久的农民群众接受，是不是那么容易？这曾是笔者读剧本时担心的一点。现在看来有点过虑。影片表现的两位主人公感情的萌发、转移和结合，水到渠成，不但具有感染力，也具有说服力。这恐怕和影片对叔嫂二人心灵的美好、笃诚、厚道展示得较为充分有关，尤其和影片将他俩感情的转移放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放在共同的人生态度中来描绘分不开。构成他俩爱情基础的品德，勤劳、厚道、笃爱、忘我，即根植在劳动人民的传统精神土壤之中，又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彩。我想，即便是比较“正统”的农民观众，也容易与之共鸣，从而，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真善美的力量，去克服对叔嫂结合这一爱情形式的某种传统偏见，也就不是不可能。这对于当前一些探索精神领域新问题的作品，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到社会主义化、民族化，恐怕不无启迪作用。

观后直感，信笔写来，聊作补白。对影片的全面评价，自有有识者为之。

198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