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他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4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是刘太太的，他租给了几个黑人作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了，您的生意会更有发展。”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了，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作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静生活了。”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过这种“知足长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起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风尚与美国不同之处。忘了以前上学时听有位老师讲过，说法国人懂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被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恰好韭菜饺子端上桌时，肥仔来了。名不虚传，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