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6月间，四十多年前和我在日本同一个工厂劳动的浜田miz子女士到了北京。她今年五十七岁，刚退休。退休后头一个志愿就是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为此，四十年前的老同事们为她开了个送别会，题目叫“为与邓友梅先生见面而壮行”。会上，大家喊出两句口号，“为日中友好努力到底！”“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我从日本的报纸和朋友来信中知道了这件事，心中激动不已。对远在濑户内海边上的朋友们充满谢意，并引起许多联想。
世界上许多事，其结果常常与发起人初衷相反，四十多年前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发动的那场战争，曾将中日两个民族推到敌对位置上。一方的人民被蒙蔽蛊惑、驱赶到别人的国土上烧杀抢掠（不少人以为这是爱国），另一方的人民奋起、抗击、救亡、保卫自己的国家。两边兵戎相见。结果是侵略者遭了灭顶之灾；被侵略者取得了民族的解放。这个结局决非发动者始料所及的。战争也给普通日本人带来沉重的灾难，使大多数日本人觉悟起来。回过头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立志“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中日两国人民由此结成好友，同心同德保卫共同的利益，这更是当年要用火与血来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人所未曾料到的。
日本的一份报纸在谈到我和老朋友的相会时，说道：“仅仅十三岁就成了‘征用工’的邓友梅君，常以痛苦的心情回忆起在日本的那一段饥饿和沉重劳动的日月。老朋友们的相见，使他得到安慰……”
这两句话很友好，也很真实。我这“痛苦的心情”并非仅仅出于对个人遭遇的回忆。四十多年前的事我很少谈，不谈不等于忘记，有些事是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今天的中国青年和日本青年都不大知道那时的实际情形。那次战争中，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受到的灾害，大家都有印象。而在日本的华工遭遇，说出来青年们怕都很难相信。1942年，东条内阁通过了一个“向日本迁入华人劳动者”的法案。自此，在华日军和各类机关，便用各种方法“狩猎华人”：扫荡时在农村抓老百姓；城市里突然宣布戒严，把正在街上走的男人装上卡车武装押走；有的在街头挥旗招工，说“在中国某地工厂干活，一天三顿大米饭、馒头，管穿管住”。招来即装上货船押往日本。我在运华工的船上见到一个老人，本是邮差，他正在执勤送信，就被抓来当劳工。他一生给人送信，到头来却无法给自己家写封信说清自己的下落。我是在天津被招工的招到“山东”去当“学徒”的，结果却以“赴日见习”的名义送到日本当了“征用工”。
我刚十三岁就被迫从事奴隶劳动。“文革”中“***”的打手们却据此给了我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卖国投敌”的罪名！记住，我们也有这样的“同胞”！
这些各类名义的“华人劳动者”所受待遇如何？我说几个数字就可想出个大概。从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送到日本的华工共有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九名。运行途中因为锁在货舱里，挤在矿石上，空气恶劣，不供饮水，就死去五百八十四名（我就是和矾土矿石关在一个船中，由不满两千吨的“千岛丸”送到日本的）。从在下关上岸，在送往劳动地点的途中，又死了二百三十名。还没干活，山口县警察局特高课便抓走一批，从此没有下落。这样，到日本投降前夕，共死去八千八百七十八人，占华工总数的22.8%，就是说四个半人就有一个死在日本了。秋田县有个花岗矿区，有九百七十九名华工。最老的六十七岁，最小的十六岁。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每天伙食只给两个馒头，还是一半粮食一半菜叶混合蒸的。有位华工饿得受不了，拔了宿舍前一把野草塞在嘴里，被日本管理人员看见，就把全体华工集合起来，用烧红的铁条烙他！草都不许吃，劳动强度却丝毫不能减。监工手执木棒盯着，手脚一慢就拳打脚踢，累晕倒地，监工泼桶冷水浇醒后，接着还得干，稍有反抗，说杀就杀！华工们实在忍受不住了，有一部分在八路军战俘领导下举行暴动。日本兵把暴动镇压下去后，把所有华工全押到俱乐部门口集体受刑。整整三天三夜，不给一口水喝，不给一口饭吃。用铁针往指甲里钉！把华工捆倒在板凳上，捂住鼻子，一桶一桶地往嘴里灌凉水，然后用力踹他的腹部，血和水从耳、鼻、口中箭一样地喷射出来。这样一次就折磨死八十多人，不到两年，九百多名华工剩下不到一半了。秋田事件后，各地更加强了对华工的迫害。我所在的地方，警察几次半夜搜捕，让全体华工整夜罚站：晕倒了就用绳子捆起来吊在双层床的柱头上！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所回忆的，决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整个民族苦难的过去！而且那心情也远远不止是“痛苦”！有的朋友、包括日本几位作家，都劝我写写这方面的东西，揭露法西斯分子的真相。我迟疑之后没有写，我在一些日本朋友身上看到了真诚的负疚忏悔。中日友好是千秋大业，大家向前看，就不想再提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何况我也看到了战争给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所带来的灾难！
当然，在日本，为那场罪恶的战争辩护的人是有的；要为***招魂的人也是有的。但究竟是极少数。并且也没有多大市场！我去年在东京，看到一辆黑色的汽车，上边写满复仇主义的标语，通过扬声器大喊四十年前喊过的口号。车一边开一边喊，街头行人竟没有谁注视它一眼，那阵势既可怜又可笑。有这么几个人干这个也许比没有好。可以提醒人们别太大意。现在我说起上边那些情况，仍然不是要翻旧帐，只不过讲讲我以“痛苦的心情”都想到了些什么！
日本报纸说我和当年的伙伴们的相会，“得到了安慰”，这也是实情。
相信日本人中也有好人，是我到日本以后的事。因为在国内我只接触过“扫荡”中的日本军人，横行在市街上的醉酒浪人。到了日本才和一些普通的日本工人、学生、职员接触。那时的日本工厂中，多半是妇女、老人和有残疾的男子。此外，因为战争，学校停课了，学生们全来“勤劳俸仕”。他们食物也很少，而且顿顿是“大根”就一小盒米饭，穿的劳动服甚至比我的还破。因为我从中国穿去的衣服究竟只穿过一年，还是棉布的。他们却是穿了好几年的代用品。年轻的女孩子有一身干净整齐衣服，一进厂门赶紧到澡堂换下来锁上，然后穿上满身是补丁和破绽的衣服，以致于下雨天共同推一辆轱辘马时我都不好意思看她们。有一位老大娘和我一个车间，每天上班她头一件事是找两个水泥纸袋裹在腿上、用绳子绑紧，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冷啊！冷啊！”我病了，发着高烧干活，她悄悄把一个桔子塞给我，悄声说：“不要对人讲。”可她又说：她的儿子正在中国打仗，她对我好，中国人也会对她的儿子好。佛爷有眼，暗中对人是公平的。在勤劳部（军方派驻的监视我们的机构）的日本工头和宿舍里的“教官”打我们、侮辱我们时，却有另一部分日本人为此感到羞愧和不安。宿舍管理员中元幸广，那年他也不过十七八岁，一看到别的日本人打我们，他先躲起来。再见到我们时，他就红着脸低头走过，甚至于小声说，“原谅我，我没办法保护你！”一位在试验室“勤劳俸仕”的女学生，不管别人如何歧视、虐待中国人，她碰见我们时总是深深鞠一躬，笑嘻嘻地说：“先生你好。”有一次别人打了我，事后她却来道歉，好像是她打了我似的，两眼含着泪说：“真对不起，真不好意思……”
后来，日本军阀把战火引到自己的国土上来了。美军的空袭日夜不断，伤员堆满了医院，连车站都变成了包扎所，倒霉的仍是这些老百姓。为了疏散，日本警察强制拆掉整条街、整条街的房子，日本房子多是竹木结构，柱子上拴根绳子，组织几个壮汉口喊“一、二、三！”哗啦一声，一家几口就立刻失去了栖息之所。老人、孩子、妇女，背着包，拉着车成队成行地在瓦砾堆中一边哭泣一边往四处流散。而电台里还在广播“圣战到底，决心玉碎！”“少吃一口饭吧，省一粒米就是为国家省一粒子弹！”当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看到发动战争的国家受到惩罚，我解恨，我痛快；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这惩罚不要落在那位老大娘身上，不要落在那位女学生身上，不要落在这些拿我当兄弟待的日本人身上！
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下离开日本的。我们在拂晓前离开德山，天还黑着，几位尚未撤走的邻居，老太太，背着小孩的小姑娘，穿件奇怪西装的种菜老头，起来在路边给我们送行。“再见，这下好了，平安回去了，你们亲人该高兴了！一路顺风吧！”
过了三十五年，我又到日本。这次是以中国作家的身份去的。承蒙清水正夫先生和秋岗家荣先生关照，让我回德山看了看。江山依旧、世事已非，德山变了样子，工厂变了样子。熟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厂方只为我找到两位当时在厂中做工，现在仍然在厂中做工的老工人。一位就是浜田女士。当年我们不在一个车间，我不记得她。我问她，当年她是否住在“爱国寮”女工宿舍？她把眼睁得大大的说：“爱国寮？在一次大轰炸中全炸光了！许多朋友全死在里边了！连爱国寮三个字也多年没有人提它了！”说着她擦起了眼泪，一边擦泪一边同我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这些事现在厂里的青年全不知道！应该叫他们知道的！”
德山曹达工场现在负责人一再说：“当年你们在这儿吃了苦了，真对不起！”他又说：“这个工厂因为战争中的行为，终战后封闭了八年！老的领导人撤下去了。现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正有一艘往中国去的船停在码头上装化肥呢！”“我们厂要成立邓友梅文学研究小组……”
那天，会社的朋友，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的朋友（日本称广岛一带叫中国），给了我很热情的接待。几位新朋友对我很好。我眼里总含着一泡热泪，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我感谢我们的党！同一个中国人，当年在“征用工”名册上和今天在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名单上是相同的“邓友梅”三个字，其境遇何以有此天壤之别呢？根本原因是我的祖国变了，由半殖民地的衰弱的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国家。这个变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造成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可我们的国格很高。“看父敬子”，我才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当然日本也变了。旧的日本变成新的日本，使它东方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扬。我为此高兴，我感谢我们的党领导人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感谢日本人民对我的友好情义。
我这次到德山见到的老朋友太少，是带着遗憾的心情回东京的，从东京又去了奈良，刚到奈良，意外地接到来自光市的一个电话，竟是那个试验室的中学生西村打来的！她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但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奈良的旅馆里。她说本来要来看我，可女儿在生孩子，作外祖母的不便离开。她告诉我，全家人在战争中几乎全死了，战后她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现在儿女都已大学毕业、结婚生子了，生活安定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回国以后，我又接到了中元幸广通过东方书店转来的信。信中说：“我以满怀歉意的心情问候你。你还肯与我通信吗？那个时期日本人作了不少对不起你的事，可我自信绝没有的××先生们那样欺侮中国朋友的。”是的，我记得他，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元对我们说不上有恩，但在那种时候、那种空气下仍然平等待我，就很难能可贵了。我立刻给他回信，从此续上了友谊。他热心日中友好事业，六十岁的人了，还跟着中国的电台教学学汉语。他拿到毕业证书后高兴得写信告诉我：“这回我为日中友好工作，又多了一样本领了。”
去年，我去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中元和西村两位在报上看到消息，分别从光市和美称先乘火车，到广岛又换飞机，千里迢迢赶到东京来看我。我整天开会，日程紧张，几乎抽不出时间来陪他们，中元特意在我住的旅馆附近另找一个住处，为的是抓紧我会议的空隙时间来谈天。有记者来采访我，就问他和我怎么相识的。他坦率地说：“邓先生在德山劳动的时候，我做过他们宿舍的管理员，他们受到许多残暴的待遇，我没有保护，觉得欠他一笔帐，我怀着抱歉的心情来看他！”我赶紧声明，中元是我的朋友，是我记得的很少几个不打中国人、不骂中国人的管理员之一！西村来的晚了一点，头天晚上十点来看我，第二天我就去京都了，我很为她远路而来不能长谈而抱憾。谁知我去京都几天，回到东京乘飞机回国时，她和妹妹竟然在成田机场出现了。我问她怎么还在东京，她说专等着为我送行。这几天她住在少年时朋友福本女士家中。福本女士也是当年在德山“勤劳奉仕”过的，和西村一样，家人全在战争中遇难了，所以两人多年来情同姐妹。战后困难时期一起谋生。日本经济好转后，两个人的丈夫在事业上都有了发展，她俩经济富裕了，又有余钱，便结伙旅行，漫游了大半个地球。一回忆起那场战争，两个人都谈虎色变地说：“真可怕。那时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这种生活，再不要有战争，再不能叫孩子们走入那个人间地狱了！”福井女士讲，她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她和女儿有一次去华盛顿的“阵亡将士墓地”参观，福井看到那么多二次大战中牺牲的军人墓碑，流下了眼泪。女儿问：“妈！这里死的是美国兵，你为他们掉什么泪！”福井对我说：“孩子们不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没法和她说清楚。战争一起来，交战双方的老百姓都要受害。可日本是战争发起国，想到美国母亲丧失儿女的痛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世界各国的母亲们，我们要永远反对战争！”
浜田女士拿出了“壮行会”的照片。我看到上边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一位山本大娘和一位女士，她们原是在我们住地当伙夫和伺候日本教官的侍者。当年年长的也不过二三十岁，像西村、浜田、福井等人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他们以亲身经历悟透了“和为贵”和“日本必须友好”的大道理，身体力行、为促进我们的友谊而热心奔走。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我知道，“邓友梅”三个字只是个代名词。他们借此表达对我们国家，我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朋友们的这次小聚会，是一次最好的纪念方式，我想把他们在会场上发出的呼声写下来，也作为我的行动方针：“为中日友好努力工作！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