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像一本珍贵的宋版书，有一两页被虫吃鼠咬、水浸烟熏、残破污损了。虽然令人痛心，好在究竟是一两页。即使在这一两页中，透过蚀痕水迹，也不难发现美句华章。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是总结教训，把续集写好。
今年去日本，见闻不少。久久萦回于心者，莫过于朋友们的赤诚相待。访问活动中许多美好篇章，暂且不谈，只就事务局的几个同事身上取材，怕也非一篇短文所能写尽。事务局，就是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的工作班子。所以称“同事”不称“朋友”，因为我兼任代表团秘书，日日夜夜和他们共事，早已模糊了主客内外的界线，变作共同工作的伙伴了。
从北京刚到成田机场，就发现个小纰漏：巴金同志的衣箱不见了。和机场日本朋友商量；与中国民航工作人员联系；打电话往北京询问；弄明白那箱子擅离职守，自己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时，已过去了四五十分钟。这时外边在下雨，一见到许多朋友远道自东京来迎接，一直在外边等候，我们都很不安，等候的人里就有西园寺公一先生。先生腿脚欠佳，一直拄着手杖在那里站着。巴金、冰心、林林等同志赶过去表示歉意，他却抢先问：“怎么样，行李能找到吗？不会影响使用吗？”我们说：“对不起，叫您久等了。”他说：“我等你们来又不是自今天才开始。”
这以后我就总见他深夜还在和事务局的朋友商量我们的活动日程和生活安排。事务局的工作很繁忙，大至首相接见，小至替我们发一封信、送一盒防晕车的药，无不仔细安排。西公拄着手杖、拖着病腿，忙忙碌碌而乐在其中，有空还参加“小字辈”的说笑。我们几个较年轻的人，在一起混熟了，无话不谈。有一天大家开玩笑，为了一件现代化设施的事，你说我是北京土包子，我说你是东京土包子，有人指着一晃（即西园寺公一先生的儿子西园寺一晃）说：“他是国际土包子！”西公在旁听见，哈哈大笑说：“我也是土包子，老土包子！”
我们临回国前，西公从东京赶到长崎为我们送行，一直送到机场，飞机起飞了还不肯离开窗口。登机前我跟他告别说：“你大概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北京人最熟的老朋友了。只要电视上一见到您，连小孩子也喊西园寺先生！”他幽默地说：“那是他们认得这副眼镜吧？”我说：“您为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有几个人不知道呢，希望您保重身体，希望在北京再见到您！”他说：“北京我要去，内蒙古我还没去过，也要去。可是我太老了，我计划再活两年就去找***呢！我总在想念他。”我说：“总理在天上也会祝您健康长寿的。”
说到事务局，我不能忘记清水正夫先生和秋冈家荣先生。
清水先生高雅大度，秋冈先生老成持重，事务局的担子大部压在他们二人身上。代表团的人早已入睡了，他们还一分钟一分钟，一件事一件事在安排下一天或下一站的活动日程，常常工作到早晨一两点钟，我就没见过他们什么时候有疲倦和松懈的状态。特别是清水先生，你在什么时候见到他，领带总那么紧，腰板总那么直，从哪里也找不出年满花甲的迹象。我工作经验少，总有些事情要和先生商量，其中包括一些不那么顺畅好办的事情。每逢这时刻，清水先生总是替我着想，一连提出几个方案叫我选择，秋冈先生则协助出谋划策，而最后又总是他们把困难揽下来使我的担子轻一点。那种体贴入微、通达权变的情形，使人觉得这不是在外国与外国朋友共事，倒像和两位老大哥相处，在他们的体谅与关照下学习作事作人。我有在外事岗位上工作的朋友，听说过他们有时碰到的情况，所以对日本朋友那种重友情、顾全面的作风就格外体会得深刻。在对我个人的关心上，就更难使我忘怀了。清水先生到北京商量事情时，就曾向公木同志打听过：“听说邓友梅先生少年时代在日本劳动过，是这样吗？”到日本后，事务局要大家提一下谁想见什么人？谁有什么个人要求？我怕增加麻烦，没有吭声。可是临去广岛前，清水先生和秋冈先生在吃饭时就关切地问：“你不想到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去看看吗？我们安排一下好不好？”秋冈先生还自告奋勇地说：“我陪你一起去！”
秋冈先生是有名的记者和为日中友好多年奋斗的社会活动家。今年是他退休的年头，他把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作为他在职期间的最后一个任务。我们4月17日回国，他18日办理退休手续。他是前辈，竟亲自照料我去单独访问，为我作翻译，使得我这次重访故地，顺利满足，永远难忘。但一想起他这么大年纪，还陪我奔波劳累，对我细心照顾，心中总是不安。
事务局里还有两位女士，在从成田到东京的路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五十多岁，穿一件中国蜡染的对襟小褂，安详和善，不时地向大家点头微笑，看上去是个标准的华北农村老大姐。另一位典型的日本衣饰和发式，却是一口地地道道北京话：“瞧您身子骨多硬朗，坐飞机没头晕什么的吧？”
年轻的姓高桥，这是夫姓。在东京工作的中国同志和北京的老熟人全亲切地喊她“小八木！”“小八木！”“唉！”答应得别提多脆崩。她父亲八木宽曾和我们并肩作战，解放后又在广播事业局任专家多年。她是在中国长大的，北京大学的学生。我说：“你得算我们北京姑娘。”她说：“不，我是中日友好的化身。”可就是这位“化身”，也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前途担过心，流过泪。“***”疯狂时把个张铁生派到日本去“现身说法”，宣传“知识无用论”。小八木被派来翻译。那些人的狂妄粗野，她只能咽在肚子里，为了维护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再气恼也不愿说出去，可她的心无时不被撕裂着。日本儿童用天真纯洁的小手诚心诚意作了些手工作业，请他们带给中国的孩子们，这位白卷英雄伪善地答应着收下来，一进旅馆当着小八木面就撕成碎片，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小八木受着双重折磨：作为日本青年，她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侮辱；作为：“中国姑娘”，她觉得丢人现眼。她气得浑身发抖又不便于发作，只好躲到无人处一人痛哭。打倒“***”的消息一传来，她真是欣喜若狂，那种第二次得解放的心情是不亚于我们住在中国的人们。她来到中国作家代表团，像是回了老家，一天到晚笑嘻嘻地忙个不停。当然，她的工作也并非挑不出毛病来，比如，尽管中国话那么地道，在公开场合一称呼“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总是有些别扭，没有喊叔叔阿姨来得自然！
穿印花布的大姐是著名的女作家丰田正子，已故作家江马修先生的夫人。她从小当工人，靠自学闯上文学道路的。有一天她陪我们去日光城，在五十多层的楼顶上，她满怀深情地告诉我这座高层建筑物所矗立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巢鸭监狱。许多革命志士，包括小林多喜二，都在这里被拘禁过，甚至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时间。谈到这些时，她眼里含着泪光。她问及我少年时在日本做工的情形。说起那时的苦难生活，在座的几个青年朋友，都很惊诧，他们大多没赶上，可能也很少听说。只有丰田女士沉默地点着头，不断地说：“是这样，那种生活我也经历过，不会忘记的。”
巴金同志要在《朝日新闻》社礼堂演讲，小八木把稿子译出后，认为自己修养差，怕不能把演讲的深厚感情传达出来，要找个有修养的人替她念，丰田女士自告奋勇把朗诵译稿的任务要了下来。她怕对高桥的笔迹不熟悉，影响朗诵，亲手把已经誊清的稿子又抄了一遍，然后一边读一边流泪，整整准备了一夜。第二天演讲时，她读得那么感情充沛，动人肺腑，不仅在场的人听了流泪，演讲过后，日本各地来信来电话，要求电台把丰田女士的朗诵再播一遍。
事务局的朋友，每个人都以他们的热情和辛勤在我心内加上了一把薪柴，使得友谊之火越烧越旺。不是我被勉强列入“小字辈”就要为小字辈说话，我确实觉得因为有了几位年轻人，这火才烧得更加有声有色些。
一晃先生，我不说他。因为从一见面我们就没拿他当新交，他也没自居为外人。有不少事我都找他当参谋作顾问。他不仅替我出主意，有时还干脆夺权：“你信得过我吗？那就交给我去办，好吧？”调皮鬼y叫他“国际土包子”，我就与他并肩反击，给他起个日本名叫“哲腾土包子！”
我想谈一谈立野和菱沼透。
也还是到东京的那一天，坐在汽车上，为了空气不致太拘束，我贸然用三十多年没说过、本来也说不好的日语交谈起来。对面窗口一位穿红连衣裙的女青年就笑着用中文说：“你会说日语呀！”我听了连忙笑着回答：“你会说中国话呀！”赶快把自己那洋泾浜日语收了起来，这就是立野女士。后来熟了，才知道她不仅学过中文，而且是中国研究所的成员，在上中学时就到中国访问过。她的一家都是信仰社会主义学说的。她对中国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向关心和景仰。我没弄清她在事务局分工管什么，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都管。为我们作翻译是不用说了。出门作向导，在家管杂务，参加茶道当教师，另外她心里仿佛还有一本帐，谁爱晕车，哪个怕冷，什么人失眠……于是上飞机前一盒抗晕机药片放在你手里，游览途中把一袋取暖药让你揣在胸前。刚要熄灯，电鸣器响了，一只白皙的手从门缝关缝送进几袋安眠粉来。有一次我吃了她的安眠药，第二天道谢说：“效果太好了。”临离东京时她就给我送了整整一条十二包来，我开玩笑说：“你简直有魔法，这种东西一次能买这么多么？”她悄悄说，这是从一个亲戚那儿要来的，那亲戚开药房。我的女儿命令我给她买一本书，在东京我无暇去逛书店，转托一个日本朋友。那朋友说这是二十年前出版时，怕不好买。可能说这话时立野在场，第二天她就把自己保存了多年的一本送来了。我不忍她割爱，就说，“我相信旧书店里是能找到的，我找不到再要这本不行吗？”她爽快地说：“旧书比新书贵得多呢！”我还要推托，她掀开了封面，原来扉页上早写好我女儿的名字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她问我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和文艺情况。从她提问得那么具体而细微，我看出她对当前中国现状很关心，也很了解。我坦率地说，我们中国有些青年人对一些事情的关心恐怕还赶不上她。她颇为感慨地说：“我在对中国的认识上是走过弯路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作为学生代表团成员去访问中国，一下子就被红卫兵运动吸引住了，我跟他们串连，走了许多城市，认为看到了革命的唯一正确途径，反修防修，横扫牛鬼蛇神，革命是暴动……回来后，我向许多人宣传，跟许多人辩论，恨不能立刻‘世界一片红’。那时不论谁说‘文化大革命’有差错，我都一律嗤之以鼻，认为是反动阶级的反动言论。以后，‘***’被打倒了，我又去中国，一看墙上也没有***语录了，也碰不上成帮成伙‘除四旧’的队伍了，我有点伤心，几乎有点茫然，这是不是不革命了呢？回国后我被种种狐疑折磨得很苦。为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放过任何一件来自中国的消息。经过一年多的比较、思考，才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的中央领导是正确的，‘***’那一套害了中国。承认这些对我是个苦事，这等于让思想上对许多人认输，等于对自己的一次否定……”
立野的外貌和风度，是典型日本女性式的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她说曾信服“***”那套极左的野蛮的行为，我有些惊异，不得不佩服“***”那套蛊惑人心的妖术。对“***”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的同志，很可以从这位国际朋友身上得到点启示。而且我觉得，作为中国的革命者，我们对于被“***”毒害过的外国朋友是有一份道义的责任的。
立野终究还是温良恭俭让的。在东京我们分别时，她和李小林两人隔着机场的玻璃门对哭起来。我们到京都时，她又赶到京都和我们相聚，分手时她又和李小林对哭。我平时不欣赏爱哭的人，可是这一次却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有点发涩，才相信还是古人的话在理：“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朋友离别虽说不上伤心，可实在是个值得掉泪的场合。
尽管如此，我们和菱沼分手时谁也没哭。
菱沼是接替小八木来作翻译的。他也是中国研究所的成员，在南开大学教过四年日本文，正赶上唐山地震。在北京躲过好一阵地震，老实厚道，有些书呆子气，一高兴就说两句天津话：“嘛呀！”老实人有时也调皮一下，一调皮就更暴露出老实本性。“小字辈”里有个小丫，热情能干，什么艰苦活都抢着干，就是嘴不饶人。菱沼却有时候试图“造反”，偏捅马蜂窝，瞅冷子向她攻击一句。可等小丫一反击，他又除去憨笑再也没有还手之力，结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有一天要办一件事，菱沼叫我去办，我说我怕办不好。菱沼说：“你去叫小丫干，就说非她干不行。”我说：“最好你去说，我有点怕她！”菱沼听了，眼镜后边的两只眼和鼻子下边那张忠厚的嘴顿时张成三个圆圈，半天才压低声说：“跟你说实话，我也怕她！找你来就是想说服你去找她，免得我去碰钉子！”他这点小“阴谋”，全破产了！
可这个老实人在学术问题上却是坚定有力的。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很有研究，有他独到的看法。有些看法我和他一致。谈起浮世绘和桶口一叶的作品，我们俩也有共同语言，于是我们就成了知己。有一天夜里，在秋冈先生屋内开完工作碰头会，已经十二点了，我们和乙先生谈起文学问题来。乙先生说，打倒“***”后，中国短篇小说很活跃，可是至今没见以揭露“***”罪恶为题材的好的长篇小说。他觉得很遗憾，并且问我：“你为什么不写长篇？是不是短篇收效快，写起来省力些？”我说：“我不会写长篇，而且我认为长篇写作的面既广且深，必须和现实生活拉开一段距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它。”乙先生反驳说：“不对，托尔斯泰的长篇都写的是他当时的生活。”我说：“托尔斯泰时期，俄国的生活变化迟缓，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期。中国近年来，每过几年就有较大的转折，现在的历史进程比托尔斯泰时期快多了，不拉开点距离能把握准确吗？”
菱沼在一边拍着手：“对了，对了，我就是这个看法！”然后他就站在我一边与乙先生争论起来。我们由这个问题争论起，然后转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而又谈到怎样在文学中塑造领袖人物。乙先生是个厚道人，对中国感情很深，文学理论水平很高，争论中笑嘻嘻地从不激动，可是要他接受我们俩某些看法可比移山还难。我和菱沼说得满头大汗，直到听见秋冈先生发出鼾声，意识到已是清晨了，这才不得已收场。走出门去菱沼还说：“不行，我以后要写文章和他争论！”我说写文章要先写咱们这种百家争鸣的空气，学问就是在这样争论中发展的。
4月17日，从长崎上飞机回国那天，菱沼从早上起来就沉默不语，那种惜别的心情完全形之于色了。我想说几句告别的话，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所以去机场的汽车上，和我们到东京那次相反，竟然一片寂静，也许是空气太沉重了吧，丰田正子女士拿起麦克风说：“我讲一个故事来告别。这故事是坐在后边的那位长崎的朋友讲的。他小的时候，随着祖父到田里去耕作，他祖父指着田里的一块小石碑说，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坟墓，和咱家是朋友，死后我把他葬在这里的。以后我死了，也要葬在这里，你们给我上坟时，不要忘了在中国爷爷坟前烧上一炷香。现在这位先生也快到他祖父说这话的年龄了，至今每年祭祖时，都把那位中国前辈的灵位一齐供在台上当作自己家庭的一成员。我们中国、日本两个国家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是血肉相连的，我们大家有责任把这根深蒂固的友情继承下来，发扬下去，传给后代的人们，以至永久。”
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互相望着，觉得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话了。友谊不只是颂扬的讲话，热情的于杯。更重要的是赤诚相见，以心比心，互相学习，互相体谅。事务局的朋友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应当怎样交朋友？